梅桑榆：《西大三年》之听课与逃课

梅桑榆

《西大三年》之五：

听课、逃课与考试

作为一名学生，在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听课与考试。只是我们这些“杂牌军”，并不受严格的纪律约束。
第一次坐进教室的感觉，是觉得自己忽然变年轻了（尽管讲课的老师有的比我大不了与几岁，甚至比我年轻）。手里拿着课本，混在年轻的大学生队伍里前往教学楼，进入大学生们进过的教室，一本正经地坐在课桌前，仰而听，俯而记，那是我二十多年前读中学时的感受啊，怎能不有时光倒流，陡生返回少年时代之感！
我们上课，老师并不点名，来听则听，不来听也不管不问，大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之慨。尽管如此，同学们开始还是到得很齐。花了巨额的学费，又付了房租费，岂能躲在屋里睡大觉。
我们所学的课程，有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文学理论等，甚至还有英语。前几门课，对于读过一些书，且付诸实践的同学，似乎不难，唯英语课让大家头疼，不但要认真听讲，而且要努力记诵。不认真跟着老师朗读，就无法记住那些洋文的发音；不努力记诵，那些狗尾巴圈儿就不往脑子里钻，离开课堂就还给了老师。以前学过英语的年轻同学，离校不久，还能记得一些单词和语法，我在中学时代虽然学过两年英语，但离校已二十余载，除了26个字母和“你好”“谢谢”“早晨好”“下午好”之类短句，余皆忘到九宵云外。学起来非常吃力。按照老师的吩咐，同学都买了录音机，以训练听力增强记忆。我也花了百余元，买了一台，是外带两个小音箱的那种，在当时还算高档。但录音机救不了笨学生，好在那玩艺可以听音乐，也不算白费。
我听了一段时间的课，便生了轻敌之心。除英语之外，其余几门课的课本，我以前都曾读过，只是没有记诵而已。而如中外文学史，对我而言，以前曾起过导读的作用，即按图索骥，选读书中介绍的名著，了解其作者。文学理论，也大多是纸上谈兵，许多作家写出的佳作，并非受文学理论指导的结果。这些书到临考试时拿过来看看即可，没必要天天坐在教室里听课。有了这种想法，我便开始逃课。
有一次上文学理论课，讲课的是个年轻人，可能患了感冒，带了一卷卫生纸，将其放在讲台上，讲课时鼻子唏唏溜溜，不时撕下一块纸擤鼻涕。擦过鼻涕的纸就放在讲台上，半堂课下来，讲台上就盛开出一大堆“白花”。对这位老师而言，是带病工作，精神可佳，但学生的感受却并不怎么佳。讲台上盛开纸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是这位老师反复强调，评论家的眼光就如跳高架上的横竿，作家的作品能跳过这根横竿，得到评论家很高的评价，才有可能产生影响。并举例说某某、某某，都是靠评论家捧红的。没有评论家捧，他们的作品就会被淹没。这也许是大实话，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文坛，确有一些作家是靠宣传炒作走红的，而宣传炒作，自然离不开评论家。但对许多同学而言，无异于一记闷锤。不少同学来自基层，根本无法接触到评论家，好不容易发表个作品，即使写得很好，也很难被评论家发现，岂不是永远默默无闻？而把作家说成完全依附于评论家，靠评论家吹捧走红，也未免过于贬低了作家。没有作家写出作品，评论家即使是个顶级的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自那以后，我对文学理论课更加不感兴趣。
我逃课并不是为了外出游花看景，或在住处睡大觉，而是要抓紧时间爬格子。我从未背过这么多的债，尽管借的是父母和岳父母的钱，但此债必需还。因为我已人到中年，成家立业，再无啃老刮老的理由。而唯一的指望，便是靠挣稿费还债。
我至今记得，我在西安的第一个住所半间房里，开始学起了吸烟。同学中烟民不少，大家相聚闲聊时，免不了吞云吐雾，小白棍乱飞。我偶尔也会接过一支别人递来的烟，但吸起来只觉得呛人辣嘴。后来我不禁对吸烟感到好奇，想体验一下吸烟上瘾是什么感觉。于是花七角钱买了一包金丝猴香烟吸之。一包没上瘾，再来一包，几包一吸，便吸出了烟的香味，算是入门。而一旦入门，便进步长足。以前别人递烟给我，我多半谢绝。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不带烟火，老是吸别人的烟，那是擦人家的油，而且失礼。现在我身上随时携带烟火，可以与其他烟民“礼尚往来”。于是与同学相聚，便来者不拒，大吸特吸。我的烟瘾随之渐大，终于进入了合格烟民的行列。
既然加入了烟民的行列，便渐渐发现了吸烟的诸多好处。我身处异乡，又常常自囚于陋室，苦思冥想地爬格子，有时难免感到孤独。当孤独感袭来之时，点燃一支香烟，悠然吸之，看那淡蓝色的烟雾袅袅升腾，在房中散开，便觉得房间不再空寂；于黑暗中点一支烟，看烟火殷红，时明时暗，便觉得身边有了个伴。有作家把香烟称作“助文思”，我原不以为然，文思何用烟助？我不吸烟，不也照样写作。吸上了烟后，才觉得该作家言之不虚。展纸构思之际，文思不逮之时，点烟吸之，确有助力；起承转合怎样安排，语言文字怎样组织，点烟吸之，真有神来。吸烟既已成瘾，或曰成了习惯，写作过程中每遇难题，就要点上一支烟。而那放在左手边的烟盒，更像一个形影不离，难舍难分的好伙伴。
我起初吸烟只为“体验生活”，哪里知道，吸烟一旦成瘾，戒之甚难。幽默大师马克·吐温曾言“戒烟很容易，我已经戒了几十次了”，我虽无如此骄人的战绩，二十多年来，却也戒了好几次。但戒而复吸，吸而复戒，戒来戒去，终于失去了与香烟断绝关系的决心。
逃课者非我一人，不少同学也不去听课。我班五十多人，每堂课能有三十多人，稀稀拉拉占据大半个教室，已经不错，因为有这么多人听课，已可以免得让老师尴尬。
同学们听课虽然松松垮垮，吊儿郎当，但逢上考试，还是要全力以赴的。
我不知大学生们一学期要考几次试，我们作家班似乎并无期中考试之类，只是在学期终了考上一次。考试之前，老师照例提前为我们划出每门考试的范围。这时候，同学们便进入了攻坚状态，先是按照老师划出的范围，翻阅那被冷落一旁的课本，或搞出答案，互通有无，相互抄写，然后认真背诵之。大家虽不至于“头悬梁，锥刺股”，但也都牺牲写作或玩乐的时间，晨诵夜读，手不释卷，以求考试能够过关。
考试是在大教室进行的。大教室前低后高，可以容纳一两百人，为学生们上大课之用。监考老师无论是站在讲台前还是站在教室的最后排，都可以总览全室，明察秋毫，作弊者很难逃过他那双鹰一般的眼睛。但监考老师对我们并不作虎视眈眈状，有时还面对窗外，似乎要给同学放心作弊的机会，大概是不想为难我们这帮杂牌军吧。记不清考哪门课时，一位监考老师竟说：“人家都挣钱发财去了，你们还在这里读书搞文凭，有什用啊？”这句话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时代精神”，当时有权者靠官倒发财，有知识者下海经商，文革期间的“读书无用论”又成了社会共识。不过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那张大学文凭，后来对一些人来说等同费纸（对我来说即是如此），但对不少人来说，却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
其它几门课因为早有基础，考试均不觉难，唯英语考试让我头疼。其它课可以“临时抱佛脚”，英语却不行。由于“平时不烧香”，这尊“佛”也就不买我的账。靠短时间里去背那一堆单词、语法，就像被人逼着一顿饭吃下一个猪头，除了犯腻，就是犯愁。于是我便效仿机灵的同学，把答案抄在几张小纸片上，携入考场，以备作弊之用。好在监考老师宽大为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才得以蒙混过关。

此碑为民国二十五年，西北大学校长张学良所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