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淌纹成丝 ——文丝回忆录

钟山

这篇回忆录是我母亲在她75岁左右的时候自己写的，主要叙述从1946年至1991年的45年间发生在她自已身上的事情，基本按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写，偶尔有倒叙、插叙；文中许多人物关系交待不清，不熟悉的人可能会有小的理解障碍；她是湖南醴陵人，文中很多语句用的是醴陵方言，这点也会给非醴陵籍阅读者带来小小的困扰；她没有受过写作方面的专业指导，只是用最简单的白描方式记录下她人生中的一路见闻。所有这些不足也好，特色也罢，都不妨碍它的催泪效果，请准备好纸巾。

原文有18万多字，我在整理过程中，对明显的错别字进行了修改，对部分啰嗦、重复的片断进行了删除，对新邵二中文革运动中造反派的姓名、或其他涉及隐私的人的姓名进行了隐蔽处理，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著的风貌。

2018年4月16日（农历三月初一）是我母亲90岁的生日，如果她还在世的话，一定会有特别隆重的庆祝活动，可是她离开我们已经5个年头了。发表这个回忆录，主要是帮她实现“希望有人看到我的作品”的愿望，各位朋友看完后，如果受到感动的话，拜托帮忙转发一下，谢谢了。一是希望有过千人的浏览量，好在她生日的那天向她汇报“你的作品有很多人看”，这个比烧纸好；二是希望通过转发能让文中出现的众多人物看到，特别希望有长春四中的老师看到，长春四中是我妈妈心中幸福的殿堂。还希望柳祥光老师或他的后人看到，当年他那盏发出绿豆大光线的灯，一直在我妈妈心中亮着，点燃它的是善良。

编者：钟山

2017年12月22日

前言

我本早就想将我的一生主要经历写出来，1993年在美国，没有什么事，很想写，但总也提不起笔。这次读同学黄政海的一本书，书名为《陆拾个零》，从他小时候到现在各个阶段的事写出来。他是教语文的，词汇很丰富。我词汇贫乏白眼字多，不敢写。写出来也没有什么用，但还是为黄政海所感提起笔来，自己感到哪段最深刻就先写哪段。

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1946年上半年，家里接到福哥（二哥）从昆明寄来的信，信中嘱咐父母要已经辍学在家的满妹妹我去升学，并承诺学费由他承担。当时母亲要我在何仙坡文岗山家里学织布，大姐说你不要织布了，你去宁福学校去复习一期，准备去考中学。我去宁福学校去交涉，正走到大坡里就碰见伐强哥，他是宁福学校的校长。我把我的要求告诉他，他满口答应，非常欢迎。那时学校开学已好几周了，我背着书包，提着饭篓，经过鲁塘、石羊湾，到达阔别两年的高小，又来重上。六年二期这个班连我也只有十个人，三个女生：我、江纯、文剑驰。江纯是兰家湾里的，每天上学要走我家门口路过，所以我们两人每天同去同回，感情特别好。当时教我们的数学是苏雨年老师，教语文是钱仁民老师，伐哥是校长，也兼点其他的课。我第一次交作业，苏老师就在课堂上表扬，说作业清洁、整齐、正确。文瓜绵有点不服气，她一来就受表扬，我们在这里那么久了，没有受表扬。苏雨年老师教学很认真，学生易懂。特别是快毕业了，我们都准备考中学，他为我们复习很全面。有一天他在黑板上讲一道平时未讲的题：就是工程问题中完成此工程的日期是分数，如1/2天完成，我觉得此题特别新颖。他说不管它是几分之几，你们都把它看作一个整数。设全工程为1，则每天完成几分之一（1/？）。我懂了，记住了。高小毕业时，全班来了一个改名风，大多数同学改为单名。我也请钱老师改一个名，钱老师事先没有告诉我，为我改什么名字。直到他替我们填写毕业证时，写个“文丝”。江纯就问文丝这个名是什么意思？钱老师说“丝是白的，显得纯洁；丝是韧的，坚韧有力，能克服困难；织好的丝是一绞一绞的，适用于女孩子身上。”后来就一直使用这个名字，但家里人还是习惯叫我原来的名字“美春”。各个中学的考试日期不同，我首先去考兰谊中学，是在兰谊小学考。考前我随别人到兰小一个女教师房里去玩玩。考生是随便坐的，而且没有桌子，是一条长木板，可以坐好几个人，那女教师交待我们不要着急交卷。她的妹妹叫凌麦芳，她要凌麦芳靠我坐，考场是她监考。考数学时凌麦芳全抄我，但有一道题我也不会做，她把先交卷的人的正确答案抄给凌麦芳，所以我在这题也占了一点便宜。考试完毕每人还发一张餐票，可以下馆子吃一碗米粉，我是第一次下馆子。录取出榜我是录取第四名。在兰谊中学读一期书，学费、伙食费共要十一担谷。家中是没有那么多谷，只是福哥答应了出学费。但不知什么原因，最后福哥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而父亲也没有因此让我再次辍学。醴陵简易师范学校，简称醴师，每学期包括吃饭也只要两担谷和少量的书籍费，要读四年，没有英语。毕业后不能升高中，只能教小学。我在醴师也报了名，醴师招考的日子到了，我先一天独自从家步行到醴陵城去，有50里路远。那晚是住在贤才旅社，里面已住好几个考生了。我认识赵家塅其中的一个考生，她就要我和她们住一室，隔壁还有从西乡来的好几个考生，她们半夜还有讨论题目，我们是早已经入睡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同路从西门过渡船。醴师是在西山上，过了河要爬坡。快到校了，还有很多石阶。校外有苍天古树，校前坪中有一条用红砖铺好的路，路的两旁有整齐的白杨树。地上还有路边兰，正开着白花。校门是紧紧的闭着，考生都在学校操坪中站着。熟人互相讲话，还有一个卖米豆腐的，我吃了一碗米豆腐。我一看校园内黑鸦鸦的一大片人，只有一个大人（可能是送考的）。我想那么多人考，还有取到我名下来？到时间了，校门一开，所有的人都被吞噬在醴师校园内，考生各自找自已的考场，我是编在第一考场。醴师考试很严格，试卷是密封的，每场考试有老师到座位上来对像片。第一场考试是考语文，只要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志愿”。我写的内容大概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是在古老的祠堂上课，教我们的老师都是头上戴一顶碗帽，身穿一件蓝色的长袍。每天教我们读书写字、做算术，从未上过音乐、体育、美术课，我们都说是老师。后来从城里回来几个小朋友，我们会写的字、会做的算术她们都会做，她们还会唱歌跳舞，我很羡慕她们。从那时起，我想我长大了，要多读点书，要把家乡的小朋友教得很活泼……第二场是考数学，我做得很顺手。正好有一道工程题中有分数，我就按照苏老师教的方法去做。下课了，都在教室的外面的走廊上休息等待第三场考试。同考室的考生都在议论那道工程题应该怎样做，我讲述了我的做法。旁边一女的，她把手一拍，“对了！是一个繁分数！那你考取了！你考取了！你是哪所学校的？”“我是宁福学校的”“宁福学校？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入校后才知道她叫陈园溪。醴师与别的学校不同之点是多一个口试，口试场是醴师的小礼堂。有一个讲台，放着一张桌子，两个老师很严肃地坐在上面。讲台旁边站着一工友，喊考生的考号。从讲台到周围划了一条线，所有的考生都站在线外等待呼唤。当呼唤到我的号码时，我加紧往内挤，也挤不进，他再叫一声8号，我大声答“有！”这些人就让开一条路。我端端正正站在规定的地点时，老师问：你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我就将钱老师的解释答出来。我退下来之后，很多考生来问，他问你什么问题？我说他问我为什么叫这样的名字。旁边一女生说，如果问我这们的题，我就说我出世时我的父母就替我取了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入校后才知道她叫胡麦秋。后来她成了我的好朋友，但她只读一年就结婚了。在1951年，她又考入了长沙银干班。我去看了她一次，以后就失去了联系。口试以后，我决定在醴陵城再住一晚，明天看榜。文瓜绵他们当天就回家了，托我看榜。我当天是住在姜湾富陶瓷店内的癸舅婆家。第二天吃了早饭才慢吞吞地去看榜。一看我取了第四名，高兴得转身就走。走了一段路后才记起文瓜绵等好几个同学托我看榜，又回头去看一下没有他们，再到癸舅婆家里去收拾东西往家走。走出了姜湾口，碰上文剑驰，问我看见她没有？呀！我不记得看。她要求我同她到醴师再去看榜，这样一往返至少有十里路，因为我高兴，还是同她去了。她没有考取。再从醴师回家，又没有吃中饭，一天可能走了七十多里。到家天快黑了，恰好梁叔和二婶（文瓜绵的父母）和我怀姐都在对面三沙坪中，见我就喊“美春！怎么样？”怀姐说快点不要问了，你看她走路都一点劲也没有了，一定没考取。我回家就要吃饭，怀姐回来再问我“考取没有？不要扯白，你这个样子像考取了？”“是真的！”爹爹很相信，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全家人都为我高兴。

醴师的生活

我收拾了行李，请两个劳力，用土车子推两担谷，高高兴兴读书去。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现在一个人去寄宿，有些心慌。醴师是在醴陵的西山上，渌江边。站在西山上，可以鸟瞰全城。西山风景很好，到学校要爬坡，快到校门口了，还有几十级的石阶，土车子推不上去，前面一个人用绳子拉，后面的人用力推。醴师的校门原是渌江书院的门，现在还保存完整。进校门两边各有一株夹竹桃，常开着鲜艳的花。再上几个石阶就是小礼堂，实际是间厅屋。小礼堂的南面是教学楼，只有两层的红砖房。教学楼的南面还有栋楼房，上面是教师宿舍兼办公室，楼下是男生宿舍。小礼堂的北面还有一些平房，有的是教师宿舍，还有工人宿舍和老师厨房。再往东有一栋青砖瓦房，楼板全是木质的，做女生宿舍。低年级住楼下，高年级住楼上。还有两个女教师：解尧卿教我们一年级的语文兼整个女生部的女生辅导员，还有一个是王珏老师，她们两个都有一个小男孩，在醴师附小读书。醴师有男女分班的，如我们这年级十一班是男生，十二班是女生。也有男女合班的，在教室男生坐一边，女生坐一边，男女很少讲话。伙食也是分男部、女部食堂和厨房，并且是自办伙食。管理伙食的由学生组成，名字叫食事会，有会长一人，煤米股长、财务股长、监察股长、采买股长各一人。每晚采买股长到财务股长那里去领取钱，到各班去派两个女生做采买。清早同一个工人过河去买菜，领钱时同时报先一天的账。监察股长每晚去各派两个监察监厨，同时也不准同学进入厨房。开学时每人交两担谷，由煤米股长收入仓库，然后每天由煤米股长开仓，请一个工人每天挑几担谷出来用推子推成糙米，大家也只可能这样生活。食事会也搞得井井有条，每期选任三届，每届接交时财物移交要清楚，每届食事会长有权决定厨房工友。醴师的校服是规定士林布（蓝色）的短上衣，一年四季都要穿青色的裙子。穿裙子只能配穿短裤，严寒的冬天这种穿着是很冷的。吃完饭后，有时我们就站在灶上烤烤火，可以暂时不冷。有次是张振逸做会长，她请来一个老人，他看见我们站在灶上烤火，他就用一个很长的通钩，用力把煤火捅几下，于是黄色的炭灰就形成一个灰柱，飞到楼高。我们站在灶旁的学生，头发上、衣服上全是灰，只得快快走开。有时火不需要捅，他就用一瓢冷水，往灶下灰洞里一泼，灰同样成柱形上升。张振逸这届食事会到期后，第二届食事会长接任首先就把这个工友辞退。教课的老师，有的水平很高，如陈铭良老师是交大数学系毕业的，教我们的数学，要求很严。我的代数、几何都学得可以。黄鹤贞老师的物理教得好，文元珏老师的语文讲得很生动，汤博老师教生物，当时管生物叫博物。我们背着汤老师的面不说他汤老师，而叫他汤博物。罗克特老师教我们的美术和工艺。我在小学从来没有画过画，而罗老师在讲台上摆一个杯子，要从不同的角度画出来，还每人发一把锉子要我们在筷子粗的一头雕刻一个狮头。他在课堂上示范一下就雕出来了。我一雕不是伤了手就是筷头早缺了。每人还发一根粗铁丝，要我们把它捶成铁片，铸成锯齿，做成一把小锯子。每天下午小礼堂的石级上男女同学都在锤，只听得叮叮当当一片响。天呀！铁条要捶成铁片好难。我想了一个办法：把它带回家请铁匠捶一下，再请木匠铸成锯齿，做成了锯子。交给老师打分，在班上只有我的锯子能锯木，结果我还得了一个瓷器的漱口杯的奖品。1946年是光复后的第二年，醴陵城内还有很多废墟，姜湾也用田增建很多小瓷店，城内战争的痕迹是满目凄凉。听说醴师女生寝室也是日本鬼子关马用的，所以大家都打摆子（疟疾）。我入醴师不久就打摆子。打摆子这种病，首先是发冷，骨头内都是冷的，不管盖几床被子也不保温，冷得牙齿碰牙齿，只听得啦啦的响声与叫声。冷后就发烧，烧到40度，吃奎宁丸可以治，治好也易复发。我反反复复打了两年摆子。我班（12班）50个女生只有两人未得摆子病，还有两个死于摆子病。全校三百名学生，有一次同时有46人打摆子，老师也打摆子。老师在课堂上讲课，讲着讲着，突然发抖了，“同学们，我不能讲了，发摆子了！”同学坐着上课，有时也站起来说一声“老师，我发摆子了”而离开教室去寝室。因为摆子病很普遍，有时也有假摆子病的。如有个同学没有按时到校，要记过的，我们在校的同学就替她补一张请假条，说她在家发摆子了。另一种传染病就是疥疮。因为共木盆洗澡，容易传染。李碧清生了疥疮，手指叉里长了很多水疱。上体育课她坐在操坪旁边的树荫下用指甲两手互相挤，挤一个水疱出来一点黄水。于是我忙去帮她挤，这样一来我也得了疥疮，手脚都化脓。一直生了三年的疥疮，最后还是用草药治好的。

母亲去世

醴师学习期是四年，听起来是多么漫长，但不知不觉也读完了三年一期，那是1948年冬天了。1949年春节，妈妈要我去卢家冲怀姐家拜年。怀姐家很穷，我在她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是正月十五。我自已也不知道是怎么走的，走到木瓜冲左家老屋门口，正遇上左纪干表弟。他说美姐你来了，快进屋！时间是正月，本应去向二舅婆拜年。今天走她家门口过身，表弟又看见了，出于礼貌也应进去，我就大大方方地进去，向二舅婆拜年。但进屋一看，很多客人，几个舅公舅婆、表哥表姐。原来是左纪武表哥从靖县回来了，今天请春饭。正上席的时候，剑飞舅公就大声说烦动各位亲戚替左纪武表哥找个好婆娘。话音才落，剑飞舅婆就接腔说，你们怎么还要到外面去找，这个外甥女就再好不过了，高高挂挂，雪白玉净，书也读了不少，两个眼睛好灵活，一看就是个聪明样，要得啦！就是这一个。二舅婆就说美春你不得到我家来，旁边可英表姐笑得发滚。全桌人的目光都注视在我的脸上，我却处之泰然，一句话也未说，桌上好吃的菜继续吃下去。当晚武哥和我天南地北谈到深夜，第二天他送我回家说他来向姑父母拜年，在我家住了一晚就走了。我把席上听来的话全部告诉了妈妈，妈妈问我是怎样表态的？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大姐在旁边，已经作了结论性的发言：那怎么要得？左纪武既无学识、也无技术。过了两天我就开学去了。

过了一个多月，接到武哥的来信，要我速去癸舅婆家，癸舅婆有要事商量。我心有成竹，还是去了癸舅婆家。癸舅婆想显示出她自已的能耐，对武哥的夸奖，对我极力劝言，这是好机会。尽管我以各种借口来推脱，也摆不开癸舅婆的缠绕。后来还是左纪源表姐几句话解决问题：妈妈你不要讲了，美春她不得找，你看她的表情，丝毫未动！我说武哥一定要找一个醴师的学生，我替他介绍一个我的同学。“可以可以！”癸舅婆连声答应。

邓逸珉才毁除婚约，她感到难过。武哥看见我同着邓逸珉来了，也请我们下馆子。他对我说，买两碗面，你与她共吃一碗。快坐桌子了，他又说还是买三碗，两人吃一碗面怎么吃！邓逸珉没有听见。我想武哥在亲戚中放势吹嘘：他在靖县积累了很多钱。现在买一碗面也为难了，可见他的经济实力。见面以后双方都不愿意，这是我第一次替人作介绍，以后在我一生中，很多人托我作介绍，我没做成一对。

不久接大姐来信说母亲病重要我回家，我赶紧回去了。大姐告诉我，在我去学校以后，一天二舅婆家突然来了两抬轿子，说左纪武结婚，要爹妈去吃喜酒。妈妈听见自已娘家的侄儿结婚，她也很高兴，赶紧找人卖掉两担谷，高高兴兴去吃喜酒。一进门，家里是冷冷清清的，办酒席的场面一点也没有。母亲问：纪武结婚，亲是找的什么地方的人？二舅婆哈哈大笑，说主要是接你们二老来走一走。于是就摆起了麻将，要我父亲打牌。在牌桌上，牌友和我父亲谈，要他为女儿的婚姻作主，一天不答应就两天，两天不答应就三天，反正牌可以一直打下去。我的父母虽然很年老，但思想还开通，说现在的婚姻不是父母说了算，而是要儿女自已作主。难怪武哥又到城里来找我。当时可姐结婚是招郎的，丈夫回家去了，我母亲是睡在可姐的床上，新被窝，很暖和。后来可姐的丈夫回来了，我妈妈也没有答应这门婚事，就把我妈妈睡到另外一张铺上。几十年的老被窝很硬很硬，妈妈盖着那样的被子就得了重感冒，加之家中近年来连遭不幸：1944年我满哥文彬21岁，在外学开汽车，得了病回家六天就死了；1947年我大哥文贤才唯一的一个男孩文庭坚13岁，在鲁塘洗澡淹死了；1948年我三哥文良是黄埔总校第十七期毕业，部队里的营长，28岁，得肺病死了。妈妈长期悲伤，身体本来很弱了，这一感冒，引起多发性的疾病。

我从学校回来，看见母亲病重，但又想到几天不得好，学校快要第二次月考了，我想去参加月考。妈妈舍不得我走，语气深重地说：美及，你不参加月考会怎样呀？你在家招呼我，免得今后你后悔。我只知道母亲要我招呼她，我就听母亲的话，并不晓得今后后悔这句话的分量。我招呼妈妈已一个月了，妈妈的病并未好转，我还是去学校上课。那时学校正闹学潮，同学、老师、街道居民谈论的也是如何应变，我在学校参加了期考。

放暑假了，我回家见妈妈只有皮包骨了。她睡在床上说热，要用两条凳子搭一块门板给她睡。从床上到门板上也要我将她抱来抱去。她非常喜欢我服侍她,说我高大有力。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父母虽已都六十多岁了，但还只做了一副棺材。做的时候就是说给爸爸做的,现在看来妈妈走头。妈妈再三说她不要这副棺材，但爸爸与大哥都没表示同意她的意见。妈说：“美春，我死了不会说话，你的哥哥会把我往这副棺材里塞，你要拖着，死死地拖着不肯他放。因为我不是他一个人的娘，你也有份。”我说 “好！好！”我把话告诉大姐与爸爸，大姐说她既然那样坚决，应快点到外面去寻找棺材。大哥也马上出动，向苏桂中家借了一副已经漆好的棺材。我将此事告诉了妈妈，妈妈以后再也不念棺材的事了，但又交待我，以后你爸爸死了不要和我合坟。母亲的病日渐加重，大姐问她：“你要家福、志兰回来吧？”“不要，太远了，路费太多了。”（福哥在台湾，志姐在江苏），到了古历六月十三，病危急了，她讲胡话了，但语句还清楚：“美春，你快点去包好两个纸包子。”（即包好糖果） “包好做什么？”“等一会，会有客人来。”到了上午十点多钟，她的呼吸更微弱了。爸爸走来轻轻地拍拍她的胸脯说：你先走，我就来。

母亲的呼吸停止了，她走完了63岁的生命里程。这时醴陵已解放了，家庭的经济必然会发生变化，所以决定母亲的丧事一切从简，三天归山，葬在老志木井的后山上。孝子就是大哥一个，他要守在山上筑坟，要我挽灵回来。我将灵挽回来以后，还是痛哭不止。爸爸很严厉地说：“不要哭了！”我也不敢哭了。家中少了一个人，感觉很凄凉，父亲的脸上也没有笑容。醴陵的风俗，在当年七月半以前去世的人，在七月半要烧新衣（即扎纸屋、做寿衣、纸钱、金银山等等），因为没有钱所以决定不烧。大姐说家中太凄凉了，她到何仙坡春姐那里去宿，和她谈谈心。爸爸还是睡在母亲去世的房屋内，我独自睡在内屋（原祖母房）。到了半夜，我发出了怪叫声。爸爸走到我的床前，大喊：“美春子！美春子呀，你怎么啦？”我醒来后，边哭边说：“妈妈来了，我从这张门走出去，躲在虎公公家房中，从虎公公家房中开门出来，妈妈又跟着我来了。她用两手挽着我的双臂，一脑头发雪白稀乱，两腿发抖。”爸爸问：“她说什么了吗？”她说：“你们哪里这样恶！只有我就没有衣服穿！”爸爸长叹了一口气！唉！应该烧新衣。于是就请人扎屋、做衣…七月十四烧新衣。经过几十年了，这个梦还记得很清楚。

醴陵真的解放了，有解放军到我们塘边上来买瓜菜，爸爸不准女孩子出去看解放军。我家的长工宋花香替解放军挑了一担瓜菜等送到他们营房，宋花香回来，我问他：“解放军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黄色！”“什么样的帽花？”“我没有注意看。”并且接到通知要送军米，以前送军米都是送糙米，这次大哥与宋花香各用土车子推一车米去交。解放军一看是糙米，生大气，说罚你一万斤米！大哥一听急得很，回来的路上，看见熟人就讲此事。有的人一听了之，其中一个人就说：“你以为送一万斤米就了事了吗？不！等你送到快满一万斤米的时候他又说你的米有什么毛病，再罚你两个万斤，你永远也送不完。”大哥说 “那怎么办？只有莫送！”大哥回来把这一些话讲了，爸爸与大哥都急懵了。因为估计租谷一定收不到手，自已家的作田谷全部推了也没有一万斤米。此时我说：“不送是不行的，只有赶快推谷。”我家有个牛碾子，用牛碾子把米碾熟送去，解释说昨天接通知后马上送来，我们来不及碾熟米来了。大姐说有理，爸爸和大哥接受了这个意见，迅速推谷、碾米，把最熟最白的米送给解放军。解放军一看白米，很高兴，拿此米作样品，要求大家都要送那样的白米，一万斤米也就不要罚了。

解放后的第一个学期

醴师上期是正月十六开学，下期是七月十六开学，到了开学日期我和往期一样，请人推稻谷和挑行李入学。

到校后一看，校长、教导主任统统不见了，换来新的。一是年轻，二是党员和团员，就是陈铭良老师也不见了，文元珏老师与刘启鸿老师还是教原来的课。学生就大流动，出路多。邓逸珉、殷xx首先参军去了，接着有去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建设学院，一批批地走了。我也坐不住了，最后一批上建设学院，我、江翰屏、陈园溪、李文辉等六人去考建设学院，不要考，只要口试。快要到口试这间房屋了，江翰屏说：家庭财产就不要报多了，她主张穷。不知她们报了多少财产，我就报了六亩田。谁耕种？是我爸爸和哥哥耕。她就问里面一个男同志大概是主考官，这个行吗？她重述了我的情况，那人说行！我就考取了。其实我家有五十多亩田。我想最好同江纯去，江纯在兰谊中学只读一年，现在醴陵公立医院当护士。我去喊她，她同意我的看法，才出公立医院的门就看见一个穿黄衣服的大肚子来了，她说今天不行了，这是生孩子的解放军，明天我独自去。第二天她考取了。其实军大、革大、建设学院都是参军。快要走了，我还是要回去问问爸爸和大姐，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姐说：你在醴师不到一年就要毕业了，还是拿着醴师这张文凭为好。爸爸没有发表意见。回到学校后，我就专心读书，哪里也不去了，真正走的也只有江翰屏一个人。同学们去送她，看见江纯，江纯对她们说，是文丝要我来考的，文丝是个学生，她不去了，回学校同样到教室上课，而我是一个社会的工作人员，只是我出来考试一下，就再也没有排我的工作了，我一个人也不能不去了。我听了这些话很后悔、内疚。但江纯参军，对她后来的发展还是很有好处。

十一班、十二班共招收学生100人，二年一期合班，管11、12班，共72人，坐在楼上一间教室，木板楼也压弯了，很明显地看出中间低。文元珏老师讲课，72贤人加一个孔夫子。到四年级了，只有27人，恰好是个倒数。加上几届复学来的三个女生共30人。10男生，20个女生，照常上课。

父亲去世

中秋节到了，同学们都纷纷回去过中秋。我也想回去，同时有伴，余若乾、余月仙她们也回去。已经是下午了，明知要走夜路，不怕，有月光。到我家时已是深夜了，她们还要走近20里，到赵家塅。我走到父亲的窗下喊 “爹爹！爹爹！”在房中答应的却是志姐的声音,她回来了。志姐把门打开，说美春你回得好，爹爹有病了。我走到爹爹的床前，喊爹爹，他答话的声音很小。第二天已是八月十五了，我家接来郎中为父亲开药方，要我拿着单子去篾织街去买药。药店里的桌上已摆满丰盛的八个菜，过中秋，也留我过中秋。我几乎要流泪了，说我父亲的病很重，等着这药吃，谢谢你们！回来后大姐很快煎好药。爹爹还能坐起把药喝掉，吃药不到一个小时，大姐走到父亲的床边，一看父亲的肉色不对，就大声呼唤“爹爹！爹爹！”大哥正在牛栏前加牛草，大姐大喊哥哥快来呀！哥哥说怎么的？三脚两步赶到父亲的床前，用力拍着床庭，大声喊“爹爹！贤才还没有崽呀！爹爹！贤才还没有崽呀！”哥哥大姐志姐和我一齐哭着喊爹爹！爹爹的嘴唇还在动，想说什么，说不出了。因为我们的哭喊，那头屋里的仁慈嫂嫂、内屋里的三伯母等等来了很多人，父亲停止了呼吸！真的是母亲快断气之时，父亲拍拍她的胸脯“你先走！我就来！”这句话在起作用？

母亲安葬以后，家中的客人还没有走，父亲就请了我的大舅舅，新志木井的鹤泉叔、金元哥和我大哥开了一个会。父亲把几件大事交待了一下：大姐的丈夫死于战场，大姐不再嫁，分给她一份家产，即六亩田，一份山岭，下厅屋左边那三间屋；还有美春未出嫁，也分六亩田，给她制嫁妆。大哥同意了父亲的意见。

这回父亲起病后，自已开了一张单子服了两付药未生效，父亲自知自已的病严重。志姐回来了，她有四个儿子。父亲启发她，想她答应把一个儿子过继给大哥，可志姐推托了。父亲把大姐大哥叫到床前，有气无力地重述了母亲去世后会议的内容，还说家福的婆娘不会纺花织麻的，这两床夏布蚊帐是你娘亲手织成的，就留给家福的婆娘。家福他们将来要回来住的，她是没有嫁妆，你的婆娘有，你娘这一套嫁妆（家俱）也留给家福的婆娘，你莫拿，要家福给一个儿子给你。父亲讲完这些话还只过两天就去世了，他的意见并没有与福哥见面落实，所以大哥嚎啕大哭：爹爹！贤才还没有崽呀！

父亲去世的消息传开了，山塘即伯父家的润哥、南哥、叼哥都来了，外婆家的舅舅、老表也都来了，新志木井的鹤叔、金哥…都来了。决定父亲的丧事更是从简，三天归山，葬在母亲的上方。此时大哥非常感激母亲，说妈妈帮了他的忙，如果妈妈把这副棺材睡走了，今日要他去借棺材，他就没父亲面子大，不好借了。此时家中只有一副棺材料木，很好。就将这副棺材料木还给苏桂中家，木匠工、漆匠工等钱由我家出，以后给他。

过完了中秋，余若乾、余月仙又来喊我去学校，可是我父亲还没有安葬，不能去。只是向他们哭了一场，她们先走了。一个父亲，一个母亲，我总是觉得母亲比父亲亲热，从校回家多数时间是坐在母亲身边，和她谈谈我在外所见所闻。母亲去世了，觉得父亲比母亲更亲热。我在醴师四年了，这是第一次回来过中秋，却是回来为父亲送终送葬。

回到学校中，和同学们在一起，也忘记了一切悲伤。不觉已放寒假了，教室中空无一人，我就伏在教室外的栏杆上，望着那暗暗的西山独自哭泣，不想回到那冰冷的家中。独自哭，越哭就越伤心，越伤心就越哭。不知是谁看见了，告诉了李瑚君，李瑚君急急忙忙跑来拉着我去玩。但我必定还是要回家，回家一看，大姐与大哥已分家了。因为土改的风声越来越紧，大姐要了妈妈那套家俱，住在下厅屋左边的三间屋内。我有时在大姐家吃饭，有时在大哥那里吃饭，都随我自已。一天由东山湾来了十多个人，不全是佃户朱招财家里的人。朱招财佃这庄田，也是他祖父遗给他的。我家将这庄田出佃时，我父亲也还是小孩子。今天来问大哥要退押。大哥自小当农民，那里能拿出这笔钱来？这些人进屋就说要吃饭，嫂嫂就煮饭。冬天也没有什么菜，那些人一看我们厨房的楼上放着一只烂谷箩，把它拿下来，原来是由柴灰伴着二、三十个小芋头，留着做种的。这不是菜吗！把它煮着吃呀！等他们走后，嫂嫂只叹一声气：我也有几个小孩子，明年我们芋头都没有吃了。这是我在家第一次看到的“革命行动”。

第一次过国庆

1949年下期开学不久，老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于十月一日为国庆节。醴陵各个中学要出节目，要搞火炬游行，要到街坊扭秧歌。秧歌舞是北方的文娱节目，南方从来没有见过。从解放军中请一位女战士来教秧歌舞，我们站在旁边看，但是不动手动脚来学，只是好笑。后来肖特源老师带头，她说先学脚怎么动，再与手配合。其实很简单，一下子基本动作就学会了。白天化妆排队在街上扭，余若乾个子不高，扮个老婆婆，穿了老婆婆的衣服，特别是戴一顶黑色板绒帽。秧歌队伍过后我们在后面走，听到街上两边铺里有人在笑、有人在骂，说这个婆婆即，也不怕丑，她也出来扭，是我我不得来。后来一搞宣传活动就有扭秧歌的，次数多了，骂的人也少了。

晚上各个学校都要上街搞提灯晚会，还要在大街上表演节目。有灯笼，有提纸扎的鱼，五颜六色，形式多样。还买来纤夫的竹滕索，在那个队伍中我只拿着一节竹滕索，点燃一个火把，以照明。那时街上没有路灯，回醴师的路上更是乌黑。

文元珏老师、刘启鸿老师扮演地主，戴着高帽子，周围有六个男同学，打着赤膊，拿着梭镖边唱边做，消灭他！消-灭-他！走一段路，大家就站着，他们表演。最后的评论是醴师搞得不错。

去长沙实习

我自进醴师以来，看见每届毕业班都去长沙实习。她们到长沙回来后，十分神气，买点小商品，如花夹子送给低年级班的同学，有的还学一两句长沙话，回来显摆，我想这一天也会轮到我们班来。到了1950年上期，我们是最高班级了，也该去长沙了，等待哪天去长沙的消息下来。经常去打听，可是得到的回音是：不去了！大失所望。大家讨论起来，我因为没有去过长沙，想同集体去过一次，以后我个人有事可以独自去。所以在讨论的时候，我是坚决要去的一个。想去长沙还有另一个原因是我福哥的妻子（吴翔鸾）的姐姐吴鹤云在湖大教书，福哥托她带回十元银洋，父亲要我回她的信，我与她一直有书信来往，我想去看看她。

要去长沙都想去，但身上又没有钱。王启仁就想出一个办法说从醴陵到株洲90里，不搭火车，走路，把这段路的车票钱省下来。先天在醴师吃了晚饭走30里，到他姑母家歇一晚，第二天再走。有钱的就从醴师搭车去株洲。大家赞成这个办法，我也参加了走路的行列。一走到王启仁的姑母家，啊！原来她就是我们文满公家的媳妇，她是新志木井文金元哥的儿子文自强的妻子。他们结婚时我还去吃了喜酒。她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她是个小学教师。听说在这个队伍中有个我，她到睡的床边来喊我美姑妈，要我到她的房中去睡，我已和同学挤着睡下了，不去。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起步行到姚家坝吃早饭。我们有几个人先吃完就先走。走了一段路后看见来了一列货车火车，我们站在铁路旁让路，抬头一看，有李瑚君、张安如等好几个人坐在货车的煤炭上。我们气极了，她们太阴心了，可以联系到火车也不告诉我们。但我们有什么办法，只有沿着铁路，数着枕木一步一步前进，终于到达了株洲火车站。从出站口出站，收票员就问我们要票，这一下子就急得该死，没有钱，只好走路，累得要死，现在还要出车票钱。我大声说：我们是走路来的！那位收票员看了一下我们的脚和鞋和小腿上全是泥和灰，他就要我们从另外的小门出站。

找到候车室见到张安如她们，开口就骂她们太阴心了，有火车坐也不告诉我们。她们解释说：在姚家坝车站吃饭，火车的货车司机也在那里吃饭，看见她们是学生模样，就主动问她们的情况，要她们坐他的货车，你们已走远了，喊不应了。到了株洲火车站，司机把她们拉出火车站很远，告诉她们怎么走。

在候车室三方人马都到齐了，就由刘启鸿老师统一代买票去长沙。从株洲火车站上车，火车一开动，火车两旁的景物都往火车后面移动。从株洲到长沙只有90里，小站就有好几个，如田心、易家湾、大托铺、猴子石、还有长沙南站。火车站两旁的房屋壁上都写着很大字的宣传广告，如何济公。火车过南站以后全在街上走，两边的房子就靠近铁路，有同学喊：火车上街了！火车上街了！到了长沙东站（即现在长沙老站），我们都下车，出站口是挤得一塌糊涂。出站后到处都摆着小餐桌，每张餐桌上摆的菜大致相同。小孩大人都在叫喊：到这里来吃饭！一片叫喊声。我和文汉光、汤泰清坐下在同一桌吃饭，女老板和我们拉话了，你们是学生，来长沙参观了，前几天也有你们那样的学生来长沙参观也是在我们这里吃饭。桌上的菜你们可以大量的吃，不再加钱。桌上有五六个大碟子，碟子中间的菜堆得高高的，简直不能再堆了，以表示她的菜量足。我们坐下吃饭，首先是小小的夹菜，辣椒炒香干，夹了两三下，她碗中就原形毕露了，一个大碟子中覆着一个碗，把炒的香干子都堆在覆着的碗上。

在长沙参观了几所有名的小学，如一师附小、幼幼小学等，晚餐之后可以自由活动，我请假去湖大找吴鹤云。那时长沙没公共汽车，我步行也找到了湘江的渡，要过两次河。到了湖大找到教学斋，吴鹤云没有在屋子里，她们是两人住一间房。同屋的张国强老师很热情，她说吴老师散步去了，我带你去找。在湖大的马路上找到了吴鹤云，我叫她一声鹤云姐！别人问她这是你的谁？她很热情，很高兴，笑嘻嘻地说：这是我的妹妹。当晚我就在她房里住下，她很热情地和我谈了一些家常。第二天一早我就要过河，赶着去参观实习，她给我十元钱。回到暂住地点，把此消息告诉了同学。啊！大家都为我高兴，一夜之间，我就成了班上的大富翁！

全班同学都到了长沙。长沙照相的技术要高明一点，想照一张毕业相，有的同学想加洗一张，都是在我这里借的钱。在长沙参观了小学的教学、文娱活动，老师处理偶发事件等等，收获不小。还到妙高峰中学，因为妙高峰中学的潘校长是醴陵人，曾在醴师教过书。他在一间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并请我们吃一餐饭。

这次去长沙收获不小，知道长沙小学教学的质量和教学方法。对我来说，熟悉了长沙的几条街道，下次我要单独来胆量就大多了，更有吴鹤云给了我十元钱。我是带着丰收、胜利的喜悦回到醴师的。

醴师毕业

从1946年下期开始，到1950年上期，整整四年的时间，在西山度过。读书这件事，不像农民种田，看见收获一担担的谷子；也不像工人织布，可以看见一匹匹的布；读书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从外面来看好像空空洞洞，其实读书在一个人心灵的深处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知识，使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在醴师的四年，基础知识学得很牢固。在那漫长的四年，我终于稳步走过来了。在校照了毕业照，举行了毕业典礼，发了《领凭证》，要服务三年后才有正式文凭发。一切都搞好了，我们要离校了。张联芳说，我们集体离校，先到教室集合，然后到每个老师房子里向老师告别辞行。先到校长房中向校长立正敬礼，再到每个老师房中。后来文元珏老师（班主任）等好几个老师，将我们送到校门口。老师们很有感慨地说：11、12班的学生，平时在校很淘气，真正离校了，很懂礼貌。

出了校门是各自一方。李瑚君的哥哥自已有一部货车，从醴陵城运木材回家乡去，回家顺路的同学都可以坐他的车回家。李瑚君还说：欢迎其他的同学到她家去玩，不要走路，可以坐她哥哥的汽车。于是就去了东乡、西乡、南乡、北乡的同学，如张安如、文汉光、我、汪锡发等十多个。坐在货车的木材上，同学们一路谈、笑、喊，很欢乐。我是第一次坐汽车，也不晕车。到李瑚君家，她还有一个公公（爷爷），全家人对我们很热情。吃饭时，就是我们同学也有满满一桌，只有她公公同我们吃饭来陪我们。我们吃菜都很秀气，她公公可能是看到我们吃菜很受拘束，所以他很快吃完起身走了。等他老人家起身后，一碗焙洋鸭肉，很香，味道很好，我们一下子就把它吃个精光。后来还到了李碧清、刘月君、李又仙、李x生几个同学家吃饭。玩了几天，晚上他们还欢迎我们唱歌。同窗四年，朝夕相处，青年的感情纯朴。现在要分别了，难分难舍，但各自对自已的前途无忧无虑。有人说：醴师毕业出来的，当个小学教师，是个正牌子，正如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出来当个军官一样，所以自由自在地玩。玩了几天以后，我、文汉光、汪锡发，我们三人提出要先走，她们还要玩。去是坐汽车去的，回来只有步行。70多里路，沿着土马路走到醴陵城内，天快要黑了，当晚就在陈园溪家里歇宿。

汪锡发是南乡人，我与文汉光都是北乡人，次日再同路。到了夏坪桥才分路各自回家。我回到家中，大姐一见我就严肃地说： “父母不在了，放假了你也不回家，到处走，像个什么样子？”面对大姐的指责，我并不伤心，也不害怕，只感到是到同学家玩，玩得正派，玩得开心,尤其是感到我在醴陵毕业了,自已可以大大方方找工作了,一切的忧愁都化为乌有了。

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母亲最早拍摄的照片，拍摄于五十年代初期醴师毕业时，欢送同学参军留念。照片是他们的同学何隆生叔叔得知我母亲去世的消息后，深表怀念，给我发来这张珍贵的照片。

后排左起：文丝，李人涛，朱世良；前排左起：何隆生，陈扬铭。

第一次走向生活

醴师毕业了，可以找工作了，但门路在哪里？醴师的同学无形中有一条线。有两个醴师比我高班次毕业的同学，我并不认识他，在一个熟人的家里，偶尔谈起，他们便主动地为我介绍工作，介绍了两处，都是需要唱游老师。我既不会唱，也不会游，这两处工作，我不能胜任，没有成功。我听见文汉光同她的姐姐文宝清都参加土改工作队去了，文宝清本是一个好小学教师，我并不了解土改工作队是做什么的，石羊乡也经常通知在校的中学生和刚毕业的学生开会。在开会时总是有一个干部向我们讲几句话，听说他可以介绍人去参加土改工作队。我是在家里想起此事，就往石羊湾走，到了乡政府，土改干部并没有在那里，说是到篾织街去了。我又赶到篾织街，问了几家，终于在一家农民的堂屋里找到了他。他什么事也没有，在和农民闲谈，我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要求，要他介绍我去参加土改工作。他说：“从多次的开会，了解你这个人是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但是你是地主家庭出身，那项工作不要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尽管我坚决要求，他还是拒绝推荐。

东奔西跑工作还是没有着落，这个暑假怎么比以往的暑假要长得多。我还是要步行到醴陵城内李人涛家去看看，看她找到工作没有？两人一见面，哪里这么多的话讲，她既会唱，也会游，但也没有找到单位。她说只有等待分配，当晚就在李人涛家里住宿。到了半夜有人敲大门，隔壁的钟老板娘子急忙来报信，派出所来查户口了！李人涛的祖母心急如焚：人涛你留着文丝歇，你又不去报户口，那你明天去当乌龟，明天去当乌龟！“当乌龟”就是留着客人歇宿未报户口，派出所查出来了，就罚主人的劳动，把醴陵街上的阴沟（下水道）中的污泥疏通，把污泥捞出来。李人涛说文丝快起来，把门打开，几个派出所的人开始盘问。李人涛说：“这是我同班同学，我们今晚在姜湾夜校上课，上到很晚才回来，没有来报户口。”派出所的人一看我们的确是两个年轻的女学生，也就算了。李祖母这时就高兴了，人涛的话真答的好。

东奔西跑，到处求人，也是徒劳无功。到文伐强哥那里打听，说只要等待分配，这时我也只有等待分配了。听说我分配在小溪一所单级小学校里，后来宣布我又是分配在夏坪桥笃允完小，我真心满意足了。请人帮我挑着行李，自已步行，到夏坪桥笃允完小教书去！笃允完小实际上是陈氏宗祠所办的陈氏高小，陈氏宗祠比文氏宗祠要小，门口有一对侧柏树，进大门一间厅屋，再进去一个大天井，天井那边是陈氏祖宗的神位，神位前有厅屋，有时作礼堂用。向东西两侧发展两边各是一间横厅屋，各有两个小天井，横厅屋两边各有一间住房，从东边横屋再往东出去，才是新建的笃允完小。楼下有三间教室，一间小礼堂。楼上同样有四间，因为隔音不好，不能作为教室用，只能做老师的住房和办公室。

校长是陈雁塔，总务主任陈xx（名字想不起来了），教导主任是黎树乾，教师文丝、柳祥光、丁陵生，后来又加骋了文剑驰。开始只有我一个女教师，放学后很不好玩。志姐说把元伢子放在我处读书（8岁），我也答应带，因为放学后有个伴。这所学校有六个年级，四个班。一二年级只有十多个学生，复式。我教一二年级的语文和数学，兼班主任；三四年级也是复式，二十多个学生，我教三四年级的常识；五年一期有20多个人，我教五年一期的数学；六年级只有十多个人，我教六年级的历史。最使我吃力的是历史课，我在校历史未学好，本校又没有参考书，课本上的内容又不多，但要讲一个钟头。柳祥光是醴师九班的，美术搞的好，他教全校的美术课。他在醴师时，在西山赌宝，被开除了，今天来做教师还是很负责。丁陵生是湘东中学初中毕业生，在本校是义务教员，只有饭吃，没有工资。他教全校的音乐与体育，实际上他连课间操也不会做。有一天轮到我领课间操，我就把我们在醴师的那套课间操教给学生，以后学生的课间操就做我教的那套体操。

我在笃允完小教了几个星期的课，在学生中的威信，已经建立起来。一天，陈校长在我桌子上一排树立的书中找来找去，他一句话也不说，不知道他在找什么。他走后，我看见书与书之间斜斜地伸出一片纸，我抽来一看，上面简单写着几行字，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意是他爱我，愿意和我建立恋爱关系。当时我独自考虑了很久，我分来笃允可能与他的要求有关系。答应吧，我不愿意；拒绝吧，我目前在他手下工作。我还是回了他一封信，谢谢他的关心，可以在这段时间内互相了解。其原话也不记得了，只要我回了他的信，他就安心了。他没有父亲了，母亲与他叔父未分家。他教书赚的钱也是交给叔父掌握，看来他的婚姻大事大部份掌握在叔父母手中。陈雁塔的住房与我的住房是隔壁，互不相通。他从东头出入，我从西头出入。一天，他同着一个人，在他窗下谈得很自然，预备铃响了，我拿着教案等去上课。经过他的窗前，他热情地喊一声：“文老师，这是我的叔父。”我点了点头，“啊！叔叔，我上课去了。”我已意识到他为他的个人问题，在请父辈来看妹子。过了几天又用同样的方法向我介绍他的婶母。那时学生的宣传任务很重，如婚姻法，或才下来的政策，都要学生演戏，向群众宣传。有一天晚上，学生演戏，我带领学生刚到达指定的地点，就有一个以前见过一两次面的女孩子，对我说：“文老师，今晚有人来看你。”“嘿！我有什么好看的？他们主要是来看戏。”话音才落，她就挽着一位老婆婆站在我面前说：“文老师，这位是陈雁塔老师的娘！”

“啊！陈伯母！你今天晚上来看戏呀，同着有伴吗？”

“有！”

“带着有光吗”

“有”

“路是不好走的，回去的时候要小心，别摔倒了。”

我带的是小学生，不能离开老师，我很快到学生中去了。

每星期一，笃允完小全体老师要到左剑飞家中堂屋里，还有当地小学老师文新湘也来，八人共学一篇文件。学完后，黎树乾老师要我慢点走，其他的老师都走了。黎老师说：“今天我们两人到陈校长家去吃早饭！”“不，不，我不去。”黎老师说：“我们两人去吃餐早饭有什么关系，去吧，去吧！”我在黎老师的陪同下，就答应去他家。我与黎老师一进门，他家高兴万分，他母亲很少说话，只坐在柴火灶前烧火。他婶娘又准备菜，话又特多，说我看得多，年轻时胖胖桩桩，耳朵珠子很大，都是有福分的人。黎老师把我带着房前屋后到处看。到了晚上，黎老师说：“今天我要你去陈校长家，主要是要你看看陈校长的屋宇，在这样的屋宇之下是能安得住了。”

我把上述的事都告诉了我的姨父母，因为陈雁塔的姑母，就是我姨父的弟妻，他姑母与我姨母是几十年的叔伯母。我姨母说：“美春，那就要不得！他婶婶娘家的侄儿子，没有一个有用的，都是能力很弱。”我姨父从来没有和我谈过什么事，他也走到我的面前说：“美春，莫着急，日后自有好的来。”我把姨父母的话深深地刻在心坎上，并且在生活和工作中进行观察，姨母是否说得对？黎老师提出每星期一，我们七个人走到左剑飞家中去学文件，主要是迁就文新湘。他是个小学老师，我们是完小，他走，只有一个人走，他应该来我们完小学习，至少应该轮流走。我们都认为黎老师的意见正确。可是没有改，估计他不敢向文新湘提出更改意见。

笃允完小的夜校是办在李明灏的家中，他家离笃允完小至少有五里路。有时我和陈雁塔两人一同去上课，一同回校。天没有下雨，但路很泥泞。我们都穿着套鞋，他打着手电，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这黑暗的路上。只有我们两人，我想他是向我写过谈恋爱的纸条的，今天他一定会向我讲出很多甜言蜜语的，就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也好，对学校工作征求我的意见也好，我都会感到是幸福的。可是我等着等着，两人默默无声地走完了五里路，这时已感觉到他的谈吐能力很低。

夏坪桥附近的农民，要求在笃允完小内开设一个语文夜校班，就在我住房的外屋。一张方桌、一盏煤油灯，几个农民团团围坐。陈雁塔校长在讲课，既不用黑板，也不用粉笔。这样的上课形式，我走近去看看，又看到这屋角落里有一张门，只是立着一块门板，从这张门出去又是哪里？好奇心驱使我掰开门板看看。啊！那边是厨房，门板很重，我松手再也放不稳了。我用力顶着，一个农民学员见势不妙，起身替我放好一下。这时陈雁塔开口了：“不关你的事，你也要去动手，倒下来就好了，真是寻死呀！”啊！他的脾气还真大。

土改的风暴越刮越大，越刮越紧。一天早上，志姐（二姐）穿着一件旧棉袄，絮着一条旧围裙，挺着一个大肚子，哭哭啼啼向我说：你的刘姐夫被区政府抓住了，问他要枪，我们的枪已在江苏吴江县就交了，并且打了收条，如今我们拿着收条给他看，他们把收条没收了，再问我们要枪。我说公鸡不下蛋，怎么霸蛮能要它下蛋呢？他们就要打我，我也找过文伐强，他说最有发言权的是当地的群众，要我回去找群众。我想请你找你们的校长和老师保保你姐夫。同时把一根钢笔挂子那样大小、长短的金条放在我那里。我以前听见有些案子，只要有人保，是保得住的。我所了解的姐夫，是参加抗战八年，才弄到一个营长职务，光复后就被裁军了。几个被裁的军官在江苏吴江开了一个京剧院，赚了点钱，但票子不断跌水，就买了一点金器。我在醴师读书的时候，零用钱多半是志姐寄的，今天姐夫有难，只要我能做到的，我就会去做。听完志姐的讲述之后，我随即到了陈校长的房子里说明情况，提出要求。所得到的回复是：现在对父母也不能下保，何况是姐夫，何况他以前又有过枪呢！你知道他有没有枪？这也来保！我的鼻子碰得扁扁的了。志姐在我那里吃了早饭，我把校长的回答告诉了她。

就在当天，区政府通知全区的小学教师，到区政府集合开会。我从厕所出来，经过刘姐夫的身边，他全身被绑，只有头能动，他一边点头，一边低声地喊：美春！美春！美春呀！我对他说：你的事情志姐回去找群众去了，我不能搭白。谁知这两句话就成了诀别语。

楼下屋柱上绑着两个男人，楼上是全区女教师住宿，铺着很厚的稻草，上下有天井相通，楼上天井旁还装有栏杆。区政府的房子，就是一个大地主的房子。我和文剑驰、文汉章（文汉光的姐姐）睡在一起。睡到半夜只听得区长用电话通知各乡，刘侣松等逃走了，要他们到处设立关卡，我心中很不平静。

第二天下午，另一个人就被抓回区政府了，跪在那里受审。他说：他有一只手没有绑紧，自已缩出来了，把自已解开，同时也替刘侣松解开了，两人走厕所窗子里逃走的，并到了区政府对面一家人家，不敢喊门，只用手拍拍他们的大门，未开。两人就分别走了，并且相约，三天之后在板杉铺火车站见面搭车。其实这个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不过是爱吹嘘，爱夸张，爱炫耀自已，把一块红布扎在自已的裤带上，从衣边还露出一角红布，自已用手拍拍髋关节部说：我有枪！实际上他摸也未摸过枪，只是弄假成真了。他吃了亏，弄清楚了，还是把他放了。而刘侣松走到哪里去了呢？

一天下午，学生放了学，教师吃了晚饭，陈校长刚从区政府回来，对我说：何区长找你谈话，今天就要去。明天去行吗？不行！唉！十二月的天，日子很短，出门就要黑，从夏坪桥到新阳有七华里路，又是羊肠小道。我在新阳又没有一个熟人，怎么回来？我害怕！我害怕！我站在横屋中间，就要哭了。而陈雁塔，他若无其事，好像他传达了就完成了任务，大摇大摆地回到自已的房中去了。我也不好去喊别人送我，谁都怕牵累。这时柳祥光站出来说:“文老师，我送你去！”听了这句话，心中一块千斤重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到了区政府，天完全黑了。区长找我谈话的内容，就是问我的姐夫到哪里去了？现在一般朋友家不能去，要去就是住在亲戚家里，你知道就应该讲出来。我不知道！他三番五次反复地问，所得到的还是我不知道。何区长中途因事出去了一会，他的公章、私章、办公用纸都摆在桌子上，柳祥光随即就盖两张空白纸条装进口袋。在区政府坐了很久，也没有什么结果，区长恩示：你们回去吧！

农村里的房子，都是有个阶基，因为是伸手不见五指，我出门就摔倒在阶基下。柳祥光说那要弄一个光，你在此等着，我去弄。不一会，他端一盏农村中叫做节油灯的灯具来了，下面是一个墨水瓶子，中间有个金属套子，上面罩着一个鸡蛋大的玻璃小罩子，这灯火只有绿豆大，端着它只能看见脚下一步路。此时天上没有一颗星，地上见不到一盏灯，在这羊肠小道上走着一对男女青年，他们真像亲兄妹，这是同学间最纯朴的感情。快要到校了，还要过一座由三根小枞树镶拢来的做一搭桥。此桥共有五搭，桥下水流很急，桥面风大。这时柳祥光说：让我走头。上了桥，他蹲下来，两腿交替往后退，这盏灯光靠着桥面慢慢地移动。我看清楚了桥面，一寸一寸地移过这桥，不知花了多久的时间，回到学校已是深更半夜了。在写这篇回忆录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柳祥光黑夜里在桥上端着灯、呈蹲姿后退着为我引路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一直温暖着我的内心。

志姐有四子，大的才十三岁，小的八岁，在我这里读书。还有一个两岁多的女儿，肚子里还有一个即将出生。目前七口之家，一切生活来源都已断绝。在吴江县买了几个金戒子与一两根金条，想日后把它换点钱买点米，就做两双小孩子的鞋底，把少量的金器放在鞋底中，要刘依成将鞋底送到大姨家，因为大姨是中农。这一举动对家人是未保密，大嫂也知道此事，她的女婿是苏雨年，是我在宁福学校的老师，后来苏雨年与大哥的大女儿庭梅结婚了。苏雨年想入党，图个积极，他就把此事向石羊湾乡政府报一下。石羊乡政府的人，随即就到老志木井大姐家里拿走了全部金子，并把大姐带到了乡政府，再行审问说没有全部交出，把她吊半边猪（即将一个人一只手一只脚分别扎住，悬空吊起）大姐痛苦得难受，一边哭，一边喊： “没有了！没有了！”她是苏桂中的接命女，苏桂中在旁边看得难受，就说：“再珍呀！志兰的金子没有了，你自已还有吗？”大姐受到启发，说：我自已还有一个小小的。随即把她放下来，并且马上同她回家去取。取到最后一个金戒子后，还把大姐带到乡政府关押了几天才释放。志姐知道她的金子没有了，很着急，对她的侄儿子刘日男说：“我还有一根金条，在他满姨娘那里，你替我去看看还有吗？”刘日男来到笃允完小，我到区政府开会去了。刘日男回去直接到仙霞乡政府走一下，把此事报出来。乡政府一个干部带两个农民连夜就来笃允完小，先到校长、教导主任房中，说明情况，还说看她坦不坦白，如果不坦白就要把她带走。黎老师把我的房门敲开，干部说明来意。我说：“是呀。”随即从箱子中拿出此金条交给他。他叫民兵打个收条，又没有称，怎么计量？我叫他将金条放在纸上，用钢笔在金条的四周画下来，说明金条的长度与宽度，再用金条在墨盘里点一下，在纸上画出厚度。干部很满意，说你还是坦白，今后你还是照样教书。事后黎树乾老师说，你为什么不说是刘元宵交学费的？他花了你六担谷。我没有想到。接连两件事发生在我身上，这是不祥之兆。

寒假一天天的临近，黎树乾老师热情地把我请到他的房子中，笑嘻嘻地说：文老师，在寒假中与陈校长就办好结婚手续吧！我知道这是陈雁塔委托黎老师来讲的。我听了这句话引起千万思绪，我来到笃允完小仅仅收到他不到50个字的纸条，仅此而已，别无其他。今天他要结婚了，就记得有个文丝。那天晚上要不是柳祥光送我一下，我在路上吓死了，在那桥上摔死了，他也一样会和谁结婚，文丝的事与他无关！我恨不得一口气讲出很多来，但是不能讲。我只说：黎老师，我现在没有结婚的条件，我妈为我准备的帐布，也拿着退押去了，什么脚盆、桶子、凳子都没有。我现在是百无一有，怎么谈得上结婚呢？这个回答给黎老师、给陈雁塔都是个意外。黎老师想通过他的劝解，我会改变主意。所以他一直和我谈了三个晚上，我并没有改变口气，他们就知道没有希望了。

以前每次区里小学教师开会，那些我并不认识的青年人，都拿我与陈雁塔来开玩笑。他是乐呵呵的，笃允学校附近的农民也在说寒假中，雁塔老师会与文老师结婚。他家里也把猪和鸡喂好了，说寒假中只要杀一头猪，办几桌酒席，媳妇就进了屋。现在此事成了泡影，他陈雁塔，共产党员、堂堂皇皇的校长，已经下了通知，他要调入湘谭地委组织部工作。他的面子往哪里搁？我没有考虑这些。可是只过了两三天，一个晚上，陈校长把我叫到他的房子中，他坐着，我站着。他说：接到上级通知，寒假中我们都到石羊完小去学习，而文丝不要来！此时他极力注视着我的表情，可能是估计我听到这个消息，会请他去向上级求情。而我当时只是坚决地回答了他：不去就不去，我升学去！他说：升学是有希望的，但是现在却有着严格的组织。言下之意，就算你考上了，不一定走得了。

我离开了他的房间，独自在想，九月份我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来到笃允完小教书，这是我走向生活的第一步。我带着希望、带着抱负、带着信心，我一定要把工作搞好，我一定能把工作搞好。四个月过去了，回首这期的工作，都搞得很不错。文丝为什么不要来？陈校长未讲清楚，留着我自已去想吧！短短的一期，仅仅一个学期，我现在又带着失望、带着痛苦、带着对前途渺茫的心理离开笃允完小。

失业与流浪

放寒假后，到石羊完小去学习并未及时开始，教师都要休息一段时间。丁陵生是家住长沙，他有哥哥、妹妹和一个三岁的弟弟。长沙开始造册登记户口的时候，他爸爸怕征兵，就没有把丁陵生的户口登上去。现在他要回长沙，没有户口是不行的。柳祥光就用他盖章的空白纸条证明丁陵生户口是在笃允完小，丁陵生带回去就落了户口。

柳祥光与丁陵生约定，寒假中，柳与我要到长沙丁陵生家里去玩，他满口答应了。等我与柳祥光搭火车到长少，找到他原来住的地方时，他们已搬了家，谁也不知道他们搬到哪里去了。天慢慢地黑了，今晚的住宿怎么办？想起醴师有个赖衍浩老师，已到长郡中学来工作了。长郡中学校门卡得紧，不易进去。我就填了一张会客单，传达同志替我送了进去，赖老师出来了。我们解释说到长沙来找一个人，他们搬家了，找不到，今晚要请他帮忙解决住宿问题。他把我们两人带进去，有个老师回家了，我就安排在那个老师房中。第二天，柳祥光说他是睡在赖老师房中的地板上。

第二天我们过河去左家垅一师去看看，找到了龙利凡、余月仙、欧阳丽惠。她们很热情，半年不见面了，有说不完的话。柳祥光说：你们这些谈话如果用信来说，要写多少页纸。他们一致主张我来一师读书。下午到湖大吴鹤云那里去，我这次去吴鹤云处，与上次完全两样，她非常冷淡。但我在她房中住了一晚，柳祥光就和她弟弟吴祖德到男生寝室去睡。

第三天，我们一路去了新疆招聘站，在那里应聘的全是女生，考试的方法就是唱一支歌，或是读一篇文章，再是身体检查。只收未婚的女生。有一个女生，挂着一个一师的证章，她问另一个女生，你到新疆去做什么？学纺纱。我想学纺纱还要到新疆去学，这里还没有学纺纱的地方吗？她是一师的学生，也主张去新疆，难道我就考不取一师？我考完一师以后再说吧！下午柳祥光邀我一起到他表妹妹家去，我在他表妹家坐着，他就外出玩。在路上，柳祥光偶然遇上了丁陵生！我们两人又到丁陵生家住了两晚。原来丁陵生的父亲是个大军官，陈铭仁是起义军，陈铭仁当师长时，他就是军长。现在在长沙改了名，以家庭小型的针织厂谋生与掩护，为避开很多的客人而频繁地搬家。我向他请求，我来考一师，到他家来住几天行不行？到底是大军官，风度很不同，满口接受了我的要求。

在长沙实际是流浪了几天，回到醴陵，在板杉铺火车站下车，直奔畴哥家，很晚了把表嫂嫂的门喊开。表嫂嫂又要为我们搞饭吃，又要小孩子为我们让铺，我们也没有半分钱的人情。第二天柳祥光就回夏坪桥去了，我就到姨母家住了几天。这时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姨母的家。

不知道要流浪多久，我毕竟还是要回到老志木井那个家去。回去后，大哥对我说，家中没有饭吃，我还指望你赚点钱来买米，谁知你的饭碗也被志姐捅下来了。真的是为了她寄存的金子吗？干部不是说过你很坦白，今后你还是照常教书！为什么一下子就变了。如果答应和陈雁塔结婚，今天也可能两人亲亲热热一路来石羊完小学习，也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是文丝不要来。什么也不要去分析了，什么也不要去想。可是吃饭了，佑云端给我四个禾格草粑粑，没有糖，没有菜。哥哥嫂嫂还有最小的侄女，只有两岁，也是吃这种饭。此时我流下了眼泪，尝到了失业的痛苦。

脚踏两边船

石羊完小的学习班已经开学了，黎树乾、柳祥光在晚餐之后来我家看我。柳祥光原来到过我家，现在我只有忧愁，没有笑容。他们要走，我送他们到了井对面山下，忍不住嚎啕大哭。他们两人停住了脚步，默默地看着我，他们的双眼发出无限同情、无可奈何的目光。一会黎树乾打破了沉默，说：我要去提意见！

第二天，柳祥光高高兴兴来我家说黎老师提了意见，还有一条出路：醴陵城里还有一个学习班，为你争取了一个名额，在学习班表现好，回来还可以分配工作，你快去。

我要考一师，要复习功课。这个学习班也要去参加，如果一师未考取，回来还可以分配工作。我把数理化教科书带去，背着被窝又到姨母家，姨父替我把被子背到了遵道中学。当我来到学习班时，女教师是睡在楼板上，那间屋里再也没有一张铺的位置了。幸好有个女孩子一个人睡，我就和她睡下。学习班时间安排得很紧，晚上也要讨论或唱歌。在小组讨论会上我积极发言，大家唱歌我出来指挥，只有晚餐后可以自由支配，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复习功课。有一天我正复习物理，被一个在学习班才认识的女老师看见了，她大声叫喊：你发癫了吧！你们看，她这个时候在复习物理！站在那里的几个女教师都过来看。我说我还打算升学。“你今年多大了？”“十九岁。”“那也还可以。”

学习班结束的晚上，号召大家到台上去自由发言，谈自已对事情的看法、自已的检讨、事情的交待、检举揭发等等。很多人发言，我也上台检讨自已做过地主阶级的防空洞。回到坐位上，有个同组学习的男老师说：你这次学习表现得非常好，你为什么要上去讲这件事，这对你会有很大的影响。他这句话对我有非常重要的警醒作用，在以后的一生中都指导着我谨慎发言、办事。

投考一师

醴陵县教师寒假学习班已结束了，我又回到了姨母家，还是坚决去考一师。刚刚上火车，就看见李人涛，她也是去考一师。一会李文辉也来了，还同着一个男人。她向李人涛介绍了一下，这是xxx。李人涛说，你为什么不早说。我们三人谈得很亲热。在株洲转车，站在站台上，李人涛说：看她找一个老家伙，我们把她也拉去考一师。在站台上李人涛向她做了简短的动员，她还是同那个男人走了。

李人涛问我在长沙住在哪里？我说住在我同事丁陵生家中。他家还可以多住一个人吗？我只知道我与李人涛相好，也没有问丁伯母是否同意，随便答应：可以吧！我与李人涛同去了丁伯父家，丁伯父母全家都很热情。一师从报名、考试、看榜，只有三天，都在一师附小进行。我从三场考试完毕后，心中就有把握了。第三天去看榜，我不但榜上有名，而且是第五名，这时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下我有落脚点了，我有栖身之所了，我有家了，我又有新的起点了。

李人涛来考一师，没有告诉她奶奶，李奶奶在家里哭，说李人涛参军去了。李人涛考试看榜后未及时回家，在余庆平家里玩。后来她家接到一份一师录取通知单，还有文丝的名字，她们两人都升学去了，李奶奶才露出了笑容。

走，到一师读书去！

我把考取一师的消息，告诉了姨娘，他们全家人都为我高兴。我要准备入学了，还得去老志木井家中去拿点行李。志姐给我一双旧皮鞋，已经穿了一年多了，底也断了，我还得带去，它是我唯一的雨鞋。一床小被子，一个枕头，一双旧皮鞋，三件东西捆在一起不过六斤，我背得起。告别了哥嫂、佑云、寒冰和猫即（小侄女的小名）。大姐不知道为什么要送我，一路叮嘱：李人涛也去了，你们互相照顾，有个老同学要好些。走到鲁塘，看到靠山搭了一个茅棚子，我站在旁边往里面看，有两个人，一个是文凤鸣，她是我高小的同学，她的母亲是我嫂嫂娘家姑母，两家原来彼此来往也密切。我亲切地叫了一声“凤鸣！”她也笑了。另一个是起义军人文卫雄团长太太，我也叫了一声卫雄婶婶。我们都笑了。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检查，你这个包就要检查。”

“好吧！检查吧！你们是革命行动，我也是革命成员。”

打开背包来检查，凤鸣很不好意思，用脸一直望着后在面的山上。卫雄婶婶完成检查手续后说：“这是上级要我们这样做的，其实我们都是自已人，哪个还不晓得！”

“不要紧！你的文冠湘到哪里去了？”

“他到东北去了。”

“他到东北去了？我与文冠湘是同学。”

卫雄婶婶交待我还要去钧武祠去接受检查。我一到钧武祠就大大方方地说，我带了一点行李，读书去，请你们来检查一下。几个农民看了看我，真是学生模样，他们不敢动手。干部大骂，地主家中出来的人，你们还不敢检查，你们还检查哪个？他们勇气油然而生。把被子打开来，用手将被子两面全部慢慢地摸到了，枕头内旧皮鞋内搜到了，用脚一撩，走开了。我再慢慢地整理捆好。走吧！一切手续完成了，大姐同我出了钧祠，再走一段路，大姐不能再送了，要回老志木井。她叫声美春，今后你就自已管好自已，小心去做，认真读书。我也站住了，四目相对，彼此在挂念，她挂念我，读书三年，零用钱从何而来？我挂念她才三十多岁，虽然领养了一个崽，难道真的在老志木井孤守一辈子吗？我走了几步一回头，她仍旧站在那里，再走几步再回头，我招招手说：姐姐回去吧！她开始起步，两人各走几步，互相回头看看对方。今天我背着简单又寒酸的行李，到长沙去读书，也许会远离家乡。此时还是踏着家乡的土地，离开老志木井不到五里路，今后的路在哪里？不知道，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我又到了姨娘家，行李全部收拾好了，到了畴哥家从板杉铺上火车。与李人涛、杨大才相会。火车只坐到长沙火车南站，在南站附近过河，只要过一道河，又可以省一点钱。三人都有一口小箱子、一个被包，三人就乘一叶扁舟。那天正好有七级左右的大风，河面上的波浪很大，扁舟随波起伏。当扁舟落入波谷时，看到前面的波峰。比我们还要高得多，好像一垛厚厚的绿墙，墙面光滑，颜色像是墟场上卖的凉粉。船离这浪不到一尺，要是这浪泼向船中，我们都葬于湘江。我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不觉一手握着杨大才的手臂。他说：唉哟！你抓着我做什么？我也很怕！船一高一低，飘呀飘，终于飘到河对岸的堤下。我们把行李搬到堤上，这长长的堤，只有我们三人，都有那么多的行李，彼此帮不上忙。我只好箱子、被包交替往前送。虽然已经看到一师那栋高高的黑房子矗立于半山腰，我们要向她走去，比从醴陵步行到株洲还难走呀！搬呀搬，终于到了一师的校门口。那里有迎新的同学，他们替我们把行李接过去，送到我们寝室。啊！多么亲热，多么温暖。我空手走段路，多么轻松！我到家了！

温暖的一师

新生到校，按照规矩，只有一宿两餐就要交费注册，要交六元钱。天呀！我的六元钱从何而来？第二天从荣湾镇过河，龙利凡的叔叔在银行工作，他也是我文家的姑爷。我到了他办公的银行外面，叫了一声姑爷，他认识我，我开口向他借了两元钱。龙姑爷有很重的家庭负担，一分钱也不能乱用，现在要借两元钱，也是一个大数字，碍于面子，还是借给我两元钱。

上次丁陵生带着我与柳祥光到东站路税务所他的一个同学那里去玩，我认识了他。他是醴陵人，在税务所工作。我去向他借两元钱，真的只有一面之交，仅仅见过一次面，今天要问他去借钱，怎么开口？不去吧，学校要交钱。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当时我还是知道他的姓名，我说：我的姐姐在湖大会计系教书，现在参加土改去了，我交学费差两元钱，向你借两元。他反问了一声，你姐姐在湖大教书？是！他马上借给我两元钱。

听说我伯父的孙子文庭环在锑品厂工作，而锑品厂又在哪里？左打听，右寻问，说是在下六步街。到下六步街又怎么走？人是活的，还是找到了文庭环的家，向他借了两元钱。

交了费，注了册，放心了，我已是一师正式的学生了。此时已是1951年2月份，那时是春秋两季招生。那时一师是在左家垅，有一栋高高矗立于半山腰的黑房子，因为抗日战争，怕飞机发现而把它的外墙涂成黑色。校本部就在这楼内，此楼有三层，一楼正中有梯形的小礼堂，两头有教室、办公室、生物实验室、化学实验室；二层有教室、老师宿舍；三层很矮，用手可以摸得到瓦，为全体男生宿舍。东侧下石级有一栋二层的青砖教室。东侧通过一口小塘，塘边有过亭，通向食堂、厨房。还有三间大教室，作为女生宿舍用。宿舍里床铺摆得很密，如果两人对面过，必定要有一人坐在床铺上，给另一人让路。晚上每间寝室有一盏几瓦光的灯泡通夜亮着，相比我们在醴师，晚上由刘公拿一个纸捻子醮点油，点燃几分钟就熄没了，这里简直是天堂。吃起饭来，用箩筐端着，两行桌子中间就摆着几箩筐雪白的饭，每个学生要吃多少就吃多少；桌上的菜，经常有油豆腐，每星期杀头猪。我每每端着白米饭时，就想到我已到了天府之国，我家中的哥哥嫂嫂和三个侄女，他们还在吃禾格草粑粑吗？我是多么想端一碗白米饭给我的小侄女（猫即）吃。

第一学期要自已买书，我没有买一本。一是向高班同学借用旧书，二是上课时与同学共用书。要考试了，别人看数学我就看地理，总是那么错开来复习。平时我只有一支钢笔，做作业没有墨水，胡详照同学说你没有墨水就到我这来打，经常来打，不要紧，真的不要紧呀！他的话多么诚恳，但我想到他也是一个学生，我怎么能要他负担我的学习用品呢？实在不好意思，同桌坐的张晚吾，他没有多话讲，他也很热情：“墨水你用就是！”

可能是在杨思明老师的床下，我看见一本废书，只是单面有字，我向杨老师讲一声，要他给我，他答应了。我把它翻过来，做笔记用。

女孩子最难克服的困难是来月经，我的月经期每次有十天，前三天的量最多，毫无别的办法来克服，只好向李人涛、余庆平借纸用。有一次肖淑嫦也向余庆平借纸，肖走后，李蔓卿对余庆平说她向你借纸？余庆平说：“借一回两回都没关系，只怕长期要我供应。”余庆平不是讲我，但我在旁边无意中听到了这句话，很不是滋味。此种情况单传英女生辅导员知道了，她向学校建议：每月每个女生发一刀黄草纸，男生就理发。此举彻底解决了我的困窘，第一次感受到一师的温暖。

一师的老师，教学水平很高。每个老师对他所教的专业都有货真价实的拿手戏。如生物老师张骏武老师，是北师大毕业，他第一次教我们做双子叶植物茎，徒手切片，自已在显微镜下观察。我第一次切片，偶尔切得很好，自已调节显微镜观察到茎的各层，每个细胞的构造，简直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大家都觉得新奇。龚鹏飞说：“将来我赚了钱，首先就要买一部显微镜，观察周围细小的物体。”后来还解剖青蛙、鸭子、狗。我对生物越学越有兴趣，为我后来学生物专业、教几十年的生物课打下了基础。

李老师的美术课上得好。他规定每人每天画一张速写。首先我对速写根本不会动笔，画熟悉了，觉得几笔把一个人的姿势画出来也很有意思。后来为我上生物课很快在黑板上勾勒出某种生物的外形图，很有帮助。

醴师罗克特老师，一师宾兵老师的工艺课都搞得好。我们当教师，当班主任或搞些手工艺品展览，我心中有数，指导学生制作许多工艺品展览而获奖。

周仁济老师的语文课，不管哪种内容、哪种形式的课文都得有声有色。以后我没有教语文，但周老师的教学方法，我是在潜移默化过程中受到了他的熏陶。

杨思明老师的心理学讲得好，各种实例，结合得很好，自然。后来对我担任班主任，处理一些偶发事件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六中教书时，有个学生在公社财会室偷了二十多元钱，公社、区里的干部把他审了几天，没有结果，交给来班主任做工作。我个别和他谈话，我记得最打动他心理的几句话是：

“伢子，你毕业后，参加工作，每月就有几十块钱，何必为了二十几元钱把自已的前途都毁掉了。”

“文老师，现在应该怎么办？”

“看你把钱用掉了吗？用掉多少，到我这里拿多少补在里面，然后找机会把钱甩到他房子中去，不要甩到外面，这东西有人捡。”

他离开了我的房子，吃了中饭以后，那个丢了钱的人又来找我，问有没有结果，他实在赔不起那笔款。

“不会丢吧，你到你自已的房子中去找找！”

“文老师，我房中已找遍了，连床铺上的稻草中我也找过了。”

“唉！你是那天找的，今天还是去找找看。”

不一会，区里干部与失主几个人笑呵呵地来了，说：文老师，你的心理学学得那么好，效果怎么那样快，那么好！你怎么和他谈的？他是怎么回答的？我说你们是丢失了钱，是在找钱，现在找到了钱，问题就解决了，其余的我都不知道。这事在区政府所在的小镇上就传开了，公社财务室丢失的现金出来了。文老师的心理学学得好，但是坏人是由文老师包庇了。只过了几年，那个学生真的做了乡干部。我的心理学学得好、用得好并多次被人肯定，这与杨思明老师生动的教学分不开。

徐钰礼老师数学底子厚，某条定理在哪本书第几页也记得牢。上课不管有什么人来听课，他只管他对数学原理的讲述，学生能理解，什么新形式的教学法他都不在乎。说起来也是对的，教数学就是学生能理解数学。他有一个年轻的老婆，住在一师后面靠山那小屋里，我们有时去他家玩，他家很卫生，有时我们也议论。徐老师那么大年纪了，也需要有一个人照顾。

有两个体育老师，男的姓刘，教打球和军训；女老师教集体舞。我在醴师四年，很少打篮球，体育老师也只专门培训几个体育球队的人。在一师我们班只有九个女生，而杨文杰最爱打球，我的个子较高，她必定要我出场。打的次数多了，也慢慢地学会了，兴趣也浓了。在篮球场上横冲直撞，都很猛烈。有时在一秒之内要完成几个动作，训练人的机智灵活。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非常危险，如单车撞、汽车撞来、高桥上被牛撞，我都是用篮球场上的动作，保护了自已不至于受更大的伤害。女老师教集体舞，每天晚餐之后在食堂里跳集体舞。开始觉得太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了，没有好好学；后来抓得紧、逼着学，我也学会了多种步伐。以后在工作中，特别是担任班主任，这些技能可有用了。

我的噪子生天来只会说话，不能唱歌，但在钟维国老师的辅导下，我的乐理、指挥、弹风琴都得到提高。

我入一师第一学期被选为学生会中的女生部部长，出席过多次长沙市各中学女生干部会议，也当选过长沙市第一届学代会的代表，在那个大会上第一次见到各个学校竞选长沙市学代会常委的场面，十分火热。

那时的青年团多么红！青年团员多么光荣！在开班会，站在讲台上的主持人开口就称同志们，同学们！我多么想入团！多次申请，随时注意培养自已，希望有一天共青团员的称号会落到自已身上来。什么艰苦的事情都去帮，如李蔓卿拉痢疾，睡在医务室的隔离室，晚上我用两条长凳子镶拢来陪她睡，替她倒痢疾盂。潘汉宵看见了，关心地说：“文丝你要注意，别自已传染上了。”当时我想潘汉宵是青年团的干部，连青年团的干部都不做的事我也在做，这也是为入团创造条件吧，以后申请入团可能有希望。但由于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长期被拒于门外。

人要亲生

我在一师生活得好，精神上也愉快。每天唱“我们生长在毛泽东的家乡，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母校，我们要努力学习，我们要•••”但内心里还是想着家里的亲人。大姐呢？大哥大嫂及小侄女呢？刘姐夫还活着吗？这些事情我都关心，都无能为力去管。写一封信给大姐，并写一页给苏桂中。我劝大姐再嫁，请苏桂中帮我劝大姐再嫁，也把我的意见告诉姨父母。劝的人多，大姐还是改变了主意，听说由姨母做介绍，大姐再嫁于姨母家附近的冯家。后来又生有一男孩，取名叫冯长久，家庭的位置、生活都很好。

刘姐夫呢？听说从区政府逃走的那天晚上，就走到了我家。我家的人是有文化、有见识的，考虑这里不是藏身之地，马上就把他送到苏桂中家住了一晚，再送到卢家冲住一晚，再送到姨母家，躲在姨母家的天花板内。躲了一个多月，因为姨母的儿子肖思明要结婚，客人多，才由刘依成把他父亲带走，送到长沙他伯父的朋友家，他伯父叫刘润龙，是抗日时的国军团长，现在两兄弟躲在一起。

因为那个号称自已有枪的农民是在他岳母家里捉到的，那么刘侣松也一定会躲到岳母家去。于是就去了二十来个人，到我家来搜查，楼上、地下，哪间屋、哪个角落都搜查遍了，我哥哥嫂嫂也审查到了，没有得到结果。姨娘家那么多的人，没有走露风声。他们在分析，刘侣松的大儿子十二岁了，他一定知道他父亲在哪里，把他一动刑他就会讲出来的，这已成了农民协会的计划。抓住依伢子！好心人是有的，给刘侣松送个信，你的依伢子要站开一下。

依伢子站开一下，又往哪里站？还只有一个外婆家。到老志木井去！提心吊胆地走，走到快到外婆家附近的丁家屋场，恰好遇到要抓依伢子的那些人，是再次在我家搜查出来，在丁家屋场喝点酒。依伢子见到那些人拨腿就跑，这时是要逃命了！十二岁，小孩子，轻快，在校又是爱好体育运动的，跑得快，跑到江家冲后个山里蹲着。天黑了怎么办？还只有对着外婆家那个方向走去，走过一个山还是山，过一条垅又要上山，终于看见外婆家的后山了。从这里上山吧，在那些荆棘丛生、茅草长满的山上，没有路，没有光，向着那个方向爬呀爬，爬到了山顶。记得小时候同满姨走过这地方，有一条路。蹲下来，用手掰开长长的茅草，慢慢地滑下去，再从梭叶旁的一条路，到了大姨的房边，隔着三外婆的厨房，从窗子里小声地喊：大姨！大姨！再敲敲窗子。大姨终于听见了，开后门让依伢子进去。大姨眼泪也出来了，“依伢子，这个时候，你是从这山上下来的呀！幸好没有被蛇咬，你现在不能在我这里睡。”大姨马上送依伢子到八外婆家去住了一晚。由于对刘依成这个小孩布下了天罗地网，最终还是被抓到了。关在莫家咀南公祠内一间又黑又潮湿的房子内，同时关的还有新志木井的x外公。每天晚上拖出来用一根很粗的木棒在他腿上打，问他的父亲哪里去了？白天没有人送饭，恰好有人放了一禾桶稻谷在这房中，他每天用手剥谷子，将谷子剥成米，以生米度日，每夜挨打，没有说出他父亲的下落。

而刘日男是刘润龙的养子。刘润龙是抗日战争时的团长，在接收日本鬼子投降时，看见日本鬼子捉了一些小孩子做细菌实验用，这些小孩子也不知自已的父母。刘润龙就领养一男孩和一女孩，男孩取名叫刘日男，女孩叫刘珊珊，一直送他们读书，直至初中毕业。可是解放了，刘日男说自已不是刘家的人，刘润龙、刘侣松躲在长沙什么地方，他带捉。

1951年的一天，突然将刘依成从“牢房”放出来，原来是要他们父子在刑场上相见。要志姐带着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和刘润龙之妻儿一齐跪着，听枪响，看刘润龙、刘侣松倒地。啪！啪！两声枪响，一个抗日时的团长、当时只有38岁，一个是抗日时的营长、当天还只有36岁。高高的个子，魁梧的体魄，猛然倒在血泊中。志姐大叫一声，唉！身体立即受到一脚踏来。刘老母一天失去两个儿子，但不敢哭出声来。

抗日时期，刘姐夫从前方写回来的信和照片，说被日本鬼子围攻了七日八夜。突围出来的照片，在脸上只看见两个大大的眼睛，其作部分都是瘦得干干的了。他们抗战八年，没有死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今日却死在自已人手中，这应怎样评说？

1986年刘依成访问了父亲生前的好友，省政协委员（多个），他们一致证明：刘润龙、刘侣松不但没有参加内战，反而是湖南的地下党组织---湘江支队的重要成员。啊！杀错了，真的杀错了！平反！平反！每人赔了八百元钱。两条年轻的生命啊！

三十五年了，刘依成得到的是什么？只是自由地、放声地补哭声爸爸！

刘姗姗由于有文化，在衡阳某妇幼保健站工作。

刘日男在新疆某单位做个会计，自已的儿子也大学毕业了，分配在武汉。

刘日男到了武汉，仰望江南，也想念哺育他多年的“老家”---醴陵。可是无面见江东，只有仰天长叹！唉！我一生只做错这一件事。

这一件事啊，却是亲手将养育他多年的父亲送上刑场！

苏雨年呢？大姐宁可自已受吊半边猪的罪，没有将志姐寄存的金子报出来，苏雨年仅仅是听说，不报没有人追查他知情不报的罪，反而报了。得到口头表扬，仅仅如此。到了1955年，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儿女都在单亲哺育下。1957年，自已又受批斗，尝到受委屈难受滋味，上吊自杀了。

志姐肚子里的孩子呢？生出来以后，由刘依成抱着又嫩又胖的弟弟送给别人。现在母亲去世了，父亲平反了，弟弟应该有三十多岁了。刘依成又去那家人家去问问，唉！他长到十岁，夭折了。

帮助小依成

我在一师，受到了正规化的教育，心安理得了。一师是有威望的学校，我要努力学习，做个名符其实的一师毕业学生。

而十三岁的刘依成，父亲死后，他就流浪到长沙。白天看见长沙街上拉板车的车夫，实在拉不动了，他就上前问问，叔叔我帮你推好吗？可以！刘依成就用尽全力推呀推！那人的确感到有个人在后推是走得快些，货物运到目的地，那人收到了钱，分一角或二角给刘依成，这也是刘依成一天的生活费。晚上就睡在火车站的候车室的长凳子上，但经常有铁路警察来驱赶。久而久之，结识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就住在市郊的小山上，他的房子只有一间屋，还是土砖的。刘依成就叫公公，晚上去他那去睡，倒睡得很安静。后来又发现有人在搞建筑，建筑要挑砖，这事他可以做，独自去联系，别人一看这孩子做事踏实，就吸收他做个小工。这下刘依成白天有事做，有饭吃，晚上能睡到工棚里，生活安定了。但必竟他还只有十三岁，多么想读书。一天偶尔看到一张业余初中夜校招生广告，这是个好机会。他已经读完了初中一年一期，去联系读初中一年二期。学校答复可以，但要一张转学证。到曾经就读的醴陵兰谊中学去开转学证明，又因成份不好，不给开转学证明。他在长沙唯一的亲人，满姨在一师读书，看看她有没有什么办法。走路来到一师，请求帮忙。天呀，我在长沙只是一个学生，在社会上哪有熟人？只是一想，由醴师来的文元珏老师在大陆中学教书，看他有熟人没有？我同刘依成过河，找到了文元珏老师，恰好文元珏老师与刘依成的爸爸是同学，文老师与那校的校长也是同学，一封信去，解决了问题。以后不管刮风还是下雪，他总是按时去上课。有段时间在河西挖自来水井，晚上不能过河学习，化学考试未及格。我替他请了我们班上学习好、又会讲的闵应骅为他补课，考试过关，拿到了初中毕业证书。后来他学电工，在初中物理中所学的电学知识可有用。

当时刘依成的家里，田地、房屋、家俱都没有了。由三十多岁的母亲，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搬到一间小小的茅屋里去了，叫做扫地出门。父亲被枪毙了，这一切应该算是了结了。由十三岁的刘依成在长沙做小工，可以收到三角钱一天，他一分也不用掉，攒到一定时候，从邮局寄回去十元钱。农民协会的人发现了，没收！在当时农民对地主阶级可以不讲理，更没有任何法律保护。没收只能没收解放前的财产，解放后十三岁的小孩在卖苦力所得，有什么理由来没收？但志姐他们只能忍受。这回刘依成又积累有十八元钱，要寄回去。他来问我怎么办？我替他寄出，由一师文丝寄出，寄到醴陵仙霞乡长冲文志兰收。因为农民只知道她是刘侣松老婆，而刘梦行他们一见文姓的人就知道是自已。收到一笔巨款，娘崽可以吃一顿饱饭了，买点煤油，晚上可以见到点光明了。而我的做法，如果在班上讲给别人听，一定会受到批评指责，想起以前在醴陵学习班上那个男老师对我的规劝，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为亲人出力与农会斡旋的事。

去湖大玩

初入一师，李人涛、余庆平、文丝三人都是醴陵人，又是醴师同学,以前就熟悉，语言相通，自然地就走得近些。别的同学有的来自湘乡、宁乡•••，首先在语言上就没有那样方便，那时在学习上，号召德智体三位一体，而我们三个人形影不离，别的女生有插手不进的感觉,暗地里叫我们三位一体。余庆平的哥哥余志宏是湖大的秘书长，他的家就住在湖大。一到星期天，余庆平就要去哥哥家，她把李人涛和我都喊去玩。到了她家，我们实在没有什么事，每次一定吃一餐午饭，到学校里来吃晚饭。在余庆平哥家这段时间很长，他家离吴鹤云的房子不远，有时我邀她们与我同去吴鹤云那里去玩，有时我也独自去。我们三人去的有余庆平，吴鹤云的话还多一点。我独自去的，她并不那么高兴，我真的是与她有那么亲切吗？不，我内心中有个私念，想她给点钱给我。有一次她真的给了我五角钱，我赶快买了一块肥皂，将久别肥皂气味的衣服洗个干净。

大姐给了我一件旗袍，那时不时兴穿旗袍了，我自已动手把它剪剪缝缝，改成一件短衣穿着去吴鹤云那里，她一眼就看出来了，我的上衣是旗袍改的，仔细一看觉得改得好。她说：我还有两件旗袍。我多么希望听到她下句：给你去改着穿吧！可是她不是那么说，她说我也要像你一样改成短衣去穿。

当时的合作社是要入股，才能到店里去买便宜的货物。她在合作社里买了两双长筒子的棉纱袜，两双是一样的颜色，她拿给我看，说要去换一双别的颜色。这个合作社正好是在回一师的马路旁，她带好社员证，我同她一路去了合作社，选好袜子才回一师。当时我是赤着脚的，多么想她替我买一双袜子。我只是经常去玩，从没有开口向她借钱要物。

1950年，我们去长沙实习，我到吴鹤云那里，她很大方，拿给我十元钱。后来她说要两双布鞋，还是肖思明的婆娘陈碧云自告奋勇地替我帮她做了两双布鞋，手艺很好。除此之外，我们家对吴鹤云没有半分钱的人情，因为拿不出。当时与福哥他们也不能通信，失去联系了。

最后一次去教学斋找吴鹤云，房中的主人已换了，说因为院系调整，她们会计系已与武汉大学合并了。她走了，走之前并没有通知我，我有点失落。

地主是不劳动，大哥从春到冬都在干活。父亲把家庭经济管得死死的，大哥没有当家。父亲是1949年中秋日去世了，1950年开始土改，大哥当家也不到一年，当然不是地主分子，充其量是个地主子弟，如果不把他划成地主分子，别人就不可能夺去我家的全部财产。以后的日子，地方分子—地主子弟—地主孙子•••人不断繁衍下去，受歧视的日子，也是春花秋月何时了。

家庭的兴衰、姨母的关心、人间的沧桑都已又一次体味到。现在看来，三个姐姐、一个哥哥、我，兄妹五人中，还只有我生活得最自由，有饭吃，有书读，同学老师对我都好。我回到了一师，享受着大家庭的快乐。

毕业了

十一国庆节快到了，学校里开运动会，每班要有一个团体节目，我班决定作军事操表演。罗副隆的口号喊得好，我们表演的是列队、齐步走、跑马步、跑步立正、跪下、卧倒、匍匐前进•••等。赤着脚在操坪中跑步等动作，已感觉不到操坪的砂石硌脚了，但他一声令下：跪下！我穿着裙子，露着膝盖，这一跪，地上的砂石直刺皮肉。起来后也不准去摸，因为是军事训练，后来就有经验了，要穿长裤去练。

国庆节来临，军事操表演正式出演，表演后受到请来的军代表的赞扬说：想不到学校中能练出那样高水平的军事操。我们听着乐滋滋的，学生生活非常有意义。

我们是1951年春季始业的。这是最后一届春季始业学生。1954年元月份，我们在一师三年修业期满，考试合格，准允毕业。但是政府没有春季分配的指标，我们106/107两班学生只有在校读个三年三期，哪里要人随时可以调走。听说吉林省向湖南省要100个中师毕业生，到吉林去教中学。此消息是真是假，引起很大的议论，后来证实消息是真的。吉林省只需要语数两方面的人，于是又是一番猜测：某某一定会去！我想我在语数这两方面都不突出，不会分配我去。但开大会一发布，一师106班有龚鹏飞、刘铁夫、闵应骅、李人涛、邱克森、张意如、易哲之、朱世良、张晓吾、叶纲维、文丝、黄和君、黄政海；107班有杨大才、丁有豫、胡天彪、张善训、能干平、陶先淮、苏轴•••共23名，恰恰有我的名字，我当然高兴，这是选优。去外省教中学，也有些胆怯，必竟是那么远，气候、生活习惯是否适应？听说东北很冷，我既无棉衣也无棉被，想要做点准备，但身无分文。我的情况班上李云锦他们是知道的，把我的情况汇报给学校，学校决定发给我一床新棉絮，要我到店子里去选。我说我要买最大、最重的棉絮，老板说最重的也只有六斤重。我提着又白又软、崭新的棉絮，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感激，自我懂事以来，我还没有盖过新棉絮。

真的要北上了，106班开个热情洋溢的班会，大家都以诗的形式表决心，最后周仁济作诗为班会的结束语。

我没有任何的顾虑，只有热情，只感到幸福。我在一师读三年书没有白读，我作为一师的小鸟，真的要高飞了，要练练自已的翅膀了。由于身上没钱，想到肖思明表弟在汩罗火车站工作，写封信给他，想向他借点钱，约好北上的火车在汩罗停车时，请他到车站来会我。一切我都准备好了，走吧，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晚上在长沙东站准备上火车，忽然听到一片欢呼声，原来是教导主任王果老师来送我们了。他代表学校致欢送辞，真像小鸟要出窝了，母亲还站在窝边对孩子叮嘱。火车启动了，我注意着列车时刻表，到汩罗车站是什么时候，利用坐车的时间，纳了一双袜底，到东北要穿。但做了一会儿就头痛要呕吐，送我们北上的陈代伟老师说，我们还订了几张卧铺票，要我去睡一睡。我不敢去，怕火车过了汩罗站我也不知道。从列车广播员传来的消息下站是汩罗站，我早早起身，站在车厢门口等着。汩罗站到了，列车员把门打开，我往车外一看，我的位置是列车的尾部了。车外连站台都没有，我不敢下车，在车门口喊：肖思明！肖思明！最终没有见着。后来听说是肖思明的妻子陈碧云在站台前部找我，我俩没有相遇。汩罗车站也过了，人也没有会到，回到座位上晕车的感觉更厉害了。陈代伟老师要我到卧铺去睡一睡。睡了一会，晕车的感觉真的消失了，我想那么多的人，别人晕车可能比我更厉害，应该让给别人也睡一下，我就回到座位上。他们说你怎么起来了？我说别人也可能要睡一下子。等到我再度晕车，再想去睡的时候，再也没有机会了。

武昌车站终于到了，已是早上八点多钟了。武昌车站卖食品的店子，全是卖面食，并且没有辣椒，我是什么也吃不下。然后坐轮船过长江，当轮船开到长江中间时，只见由轮船掀起层层的白浪，船很平稳，想起1951年坐小船过湘江时，浪比船高。

过了长江就是汉口，领导为我们在一家旅社里租了几间房子，让我们休息。她们都去汉口街上观光，我是睡在旅社里不吃也不动，等待晕车现象消失。

晚上从汉口上火车，还是一列慢车，所不同的是把我们100个学生集中在一个车厢里。我看见火车来了，要上车了就害怕，害怕晕车，但过了两三天，晕车的现象消失了。只有陶先淮可怜，一直晕下去，睡在火车厢门口，呕吐物与自已睡的地方很近。每天每人发两元钱的伙食费，也够吃了。我的长凳子这边，共有六个人，凳子上睡两个、地板上睡四个，只能侧着睡，彼此的呼吸都对别人产生有规律的压力。因为是慢车，每个小站都停，每列货车、每列快车都让，所以从汉口到北京坐了五天五夜。

从汉口上车，睡一个晚上起来，说过了武胜关，已进入河南，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望无边。我们湖南的麦子已拨节了，河南的麦子才出土。在地里干活的农民，穿着家织布，鸭屎兰的长袍，腰上絮着一块长布。长袍的下半节就押在长布缝中，脚上穿一双胶鞋，扶着犁，跟在马后面犁地，这是湖南看不到的。有时也有当地的乘客爬到我们这节车厢来，上来的乘客，头上身上都是很厚的灰，可见河南的气候比湖南干燥。

火车快要过黄河了，同学们在喊：“窑洞！窑洞！”，还帖着红对联。不久又听一片欢呼声：“过黄河了！过黄河了！”大家都争着把头伸到窗外看黄河铁桥和黄河水。黄河很宽，火车在铁桥上开了很久，还只见黄河边边上的泥沙。黄河铁桥不高，从窗子中看到好像火车靠着水在开动。黄河水滚滚向东流，河水像泥浆一样，名副其实的黄河！火车过了黄河铁桥就进入郑洲，郑洲是南北东西铁路的交会点，火车站铁路像蜘蛛网。火车继续往北行，到了石家庄，我们嗽口水吐在火车门口，很快就结成冰。经过了五天五夜的火车生活，终于正点到达北京。

第一次到北京

北京是祖国的首都，历代王朝建都于此。1952年余庆平在湖大工作的哥哥，受命出差到北京去，他家里的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他岳母说：早日进京是件大喜事！可见北京在人们心中多么神圣。今天我一个穷女孩子，能踏入北京，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住在高教部招待所里，更觉得自已身份高。高教部的招待所是北京老式的四合院，平房，大门是漆得红红的。陶先淮说：北京凡是漆朱门都是中央单位。集体参观故宫，在天安门前陈代伟老师和我一师106/107去东北的同学合影。这一张相片很珍贵，我保存了好多年，后来不知怎样丢失了，非常遗憾。

走进故宫，不知有多宽多深，只是随队伍走。看见民间向皇帝进贡的象牙雕刻，一块象牙上雕刻了多个人物：环境好像是傍晚，在竹林下，有吹笛的、有端茶的；女人头上有梳巴巴头的、有梳长辫的，头发乌黑，一根一根的头发都刻出来了；吹笛的姿势真是活灵活现，只差没有听到笛声了；多个人物，多种相貌，多种表情，惟妙惟肖。

皇帝结婚的床，既高又宽，帐子上绣了多条龙。床前一对花烛是铜做的，很大。在当时可能是把油加在铜烛内再点燃。

有一个神庙，有很多菩萨。每逢初一、十五皇帝就祭祀。

在客厅里，有水晶学士椅，我们可以坐一坐。

有九龙壁，壁上九条龙。在九龙壁的空院中有几株老松树，只有平房那么高，可能长出屋顶大风就把枝吹断了，树上结着成千上万的松球果。

有东宫，高级的、贵重的物品多在东宫。西宫比较冷落。过了黄河就没有见过竹子，在西宫见到一丛竹子。

下午参观北海公园，又是三月份，北京的春意还不很浓，大家都觉得应多留些时间欣赏故宫内的一切，看完故宫，还在回味无穷。

继续北上

因为是路过北京，参观了一天，就算组织上的照顾。从北京到长春，是坐快车，小站不停，又是复线。两列火车对开，不要让路，坐在这样的火车上才舒服。我们只想看山海关，首先向列车员打听此列火车经过山海关是什么时候，列车员说是深夜，请他叫我们一声，说是深夜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火车到山海关了，我们硬是要开窗向外看，只有一片漆黑。第二天天亮了，我们向窗外一看，北国风光，地势平坦，一眼望不到边，没有看到一根青苗，地里全是高梁蔸子。快车开很久也见不到一户人家，有人就是一个大院子，房子全是矮矮的，房顶上全是用泥糊平的，一切与南方都不同。火车到沈阳站了，我们下车看看沈阳站，铁路很多。沈阳车站过了，长春车站即将到来，真有点坐不住的感觉，但沈阳到长春毕竟还是另一个省。

到达长春

终于听到广播员说长春车站到了，我们这个车厢立即沸腾起来。啊，到家了，到家了！车站的站台上也奏响了优美的音乐，原来是长春一中的学生乐队，他们是来接老师的。我们一下车就有学生替我们接简单的行李，称我们是老师。出站后又有大客车在等着。那天是1954年3月27日，天气晴朗，像南方十二月的好天气一样，并不冷。汽车将我们送到长春市第五中学，由湖南和河南来的女生住一间寝室，是木坑。窗子是双层玻璃，有暖气，有室内厕所。五中的教学大楼很大，有四层高的楼房，有暖气，窗子也是双层玻璃。外界环境很美，有很高大的榆树，杨树，春天还有杏花开，操场也很大。南方还没有看见过有这样好的中学，我们一切都感到新鲜，一切都感到满意。

宿舍下面是地下室，作食堂用。放着很多条桌，每张条桌两边各钉着几个钉子，钉子上就挂着一个小白布袋，袋子里装着一个菜碗、一个饭碗、一双筷子。每人一袋。桌上摆着一个柳条编织的筛子，筛子里装着一筛三层糕，上面一层是黑的，是高梁面粉；中间一层是白的，是小麦面粉；下面一层是黄的，是玉米面粉。吃起来很酸，桌子上还放着一个白色铝桶，装着一桶菜汤，每人一碗两碗随便，不是土豆汤就是白菜汤。厨房老工人，六十多岁。他还下到食堂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味道如何？大家苦笑着说：好吃，好吃。

晚上睡觉有暖气，尤其是我盖着由一师发给我的那床新棉絮，暖烘烘的，睡着连脚也是热呼呼的，真是感谢党。3月28日早上起来，往天一看又是一个晴天，往地上一看，地面履盖着厚厚的一层可能有五六寸深的雪。于是就有人问东北人：你们这里是不是每天白天出太阳，晚上就下雪呀？东北人哈哈大笑。

长春市的欢迎晚会在五中礼堂举行，有市领导讲话，有一师去的陈代伟老师讲话，他带有浓重的衡山口音，勉励我们，我们在下面做笔记。东北人在旁边说：他们能记笔记，咱们一句也听不懂。还要学生出节目，我们湖南同学搞一个100人的大合唱，几首歌都是在一师流行的歌。例如第一首歌：“我们生活在一师毛泽东的时代，生活在毛泽东的母校”就改歌词为生活在毛泽东的国家•••••，第二首歌也是一师钟维国老师将一首流行的曲子改了词：广大的人民在召唤着我们，千万个儿童在鼓舞着我们，修改为千万个青年在鼓舞着我们。第三首是湖南歌正月打春的调子。我只记得最末一句是汗水滴成河，浸死战争•••弹钢琴的是闵应骅，指挥的是李人涛。

河南同学只有两人上台，一人拉胡琴，一人唱。通过这次欢迎会上节目表演，人们的评论是湖南学生比河南学生质量要好些。而我们自已觉得一切都是一师学生在主持，所以在开学典礼上，不管他是否安排了学生讲话，我们也以一师同学为自豪，写出一份表决书交上去。在开学典礼上，主持人郭主任也宣读了湖南一师同学的决心书。接着分班：湖南人，数学班50人，语文班50人，河南人，生物班50人。我与一个湖南衡阳人喜欢生物，要求分到生物班。于是数学语文班各少一个人。

湖南一师106班赴长春学生在北京合影留念，照片由李人涛阿姨提供。

前排左起：易哲知，张意如，邱克森，李人涛，文丝，朱世良，张晚吾；

后排左起：龚鹏飞，黄政海，谢静函，刘铁夫，闵应骅，叶钢维，黄和君，陈代伟（领队老师）。

生活在师训班

1954年4月1日，分班正式上课。生物班的班主任是由吉林市调来的，他个子高高的，待人很好，教我们达尔文主义课。教植物的是李老师，也是来自吉林市，个子不高，课讲的不生动。教动物的是姚荣老师，从哈尔滨调来的，他高个子，戴了一副眼镜，课讲得很好。四个月要讲完四本动物教程，没有教材，全靠刻油印，他板书很详细，还有板画。我听课时，将他的板书记下来，课后把板画画下来，便于记忆，特别是板画对记忆有很大的帮助。晚自习、星期天多在教室学习，生物班50个河南人，只有两个湖南人，河南人不爱学习，经常说生活太差，他们要吃馍馍。师训班每人每月发二元钱作零用。他们说太少了，要我去提意见，我说有二元钱比不发就好多了。老师了解我的情况，发给我一张衬衫票，要我自已到商店去选，我从来没有买过衣服，不会选，选来选去选了一件男式的衬衫，我也很满意。不管大大小小的考试，我都是五分，那时东北实行五分制，最好是五分。

我们湖南的女孩，如果说当天未洗澡，也得洗洗小澡和洗脚。但东北就没有这种习惯，晚上不供应热水。我们100个湖南人中有23个女生，选我做生活委员，向老师提意见要热水。最后是晚自习后，无人用开水了，我们用提桶去打一桶热水回寝室，每人发一嗽口杯热水。

生物班的河南人自已不爱学习，也嫉妒我们两个湖南人努力学习。特别是对我，不该我经常在下课时问姚荣老师的问题。有一次使用显微镜，有几台显微镜，姚老师正在准备将它们一一调试好。我见状，主动上去说：“姚老师，我帮你忙！”“你不要把它弄坏了！”“不会的，我们学校两人一部显微镜，经常做实验。”“那是什么学校，像大学一样？”“是湖南一师，毛主席的母校。”“哦，那你试试吧！”河南人在旁边看见又眼红了，下课后就用河南话骂我，我装个不懂，不理她们。她们就说她不懂，要用她的家乡话来骂她！所以她对我显得很亲热：

“文丝，你们的家乡骂不正派的女人，是怎么骂的？”

“我们的家乡没有不正派的女人，所以没有那么一句话。你们的家乡有不正派的女人，那可丑啊！”

我不管外界环境怎样，坚持学习生物专业知识。有时教室中只有我一个人，河南同学经常讽刺我。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要随大流，要坚持做好自己。在训师班我学到的知识不少，而且较牢固，为以后的生物教学工作打了坚实的基础。

师训班四个月的学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像小鸟长齐了羽毛，在试飞之前要刷刷羽毛，我们在正式走工作岗位之前需要到长春几所中学去实习一段时间。我们是在长春三中实习，我的实习教材是蜘蛛。在上讲台之前，不但要请姚老师，也要请原任课老师裴老师来听课。裴老师说他明天还有一节课，同样的教材，他自已也要备课。我说你那节课，你就别上了，你辅导我备课，明天我就多上一节。他同意了。我讲完了三节之后，听课的老师同学一起评论，裴老师说：

“像蜘蛛这样教材很难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并且结合很自然，你自已知道吗？”

“我长过疥疮。”

姚老师说，“蚧癣虫在此节教材中是次要地位。在我的讲课中，我记得我是未讲过它，你把这一小点讲得很深刻、很生动。你是从哪里学来的材料？”

“我在街上卫生宣传栏上看到的。”

“不错！不错！在卫生宣传栏上看到的材料能在讲课中起那么好的作用”。

裴老师又说，“我总是觉得文老师不是一个新老师，你以前是不是教过书？”

这时我很佩服他的观察力，笑着说：“我以前实习过。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我不是一个新老师？”

“你有很多的讲台经验，例如利用写板书的时候就看表，你用的是自制的活动挂图，一边讲课，手一边准备下一张图。讲到关键时刻，图表就出现在黑板上。”

第二次走向生活

师训班四个月的学习期已满，七月三十一号一定分配工作。河南的同学早就提出，看他把俺分配在哪里，分到不好的地方俺不去！是，俺们不去！七月三十一号早饭以后，领导在数学、语文、生物班各喊几个人到办公室谈话，有分配在长春市的、郊区的、外县的，而且分配以后，那里就有人来接，马上就收拾行李出发，我们没有公布名字的就去送他们。送走了第三批，还没有我的名字，几个河南的同学就问：“文丝分到哪里去？她为什么还没有走？”郭主任答：“文丝分到外县，接她的人还未来！”等分到外县的人全部走了，留下的人在教室集合，郭主任说，我们留下的人，都是分配在长春市，由他宣布那些人分配的学校。文丝、张如意、杨大才、汤履纯、田茂杰、宋一长等八人分在长春四中，八人中有四个是一师的。汤履纯的丈夫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

东北的冬天是冰天雪地。每个人穿上棉衣、棉裤、棉鞋，棉帽要把耳朵罩住，还要戴一个口罩，呼出来的气就在眉毛睫毛上结成冰，所以每一根眉毛、睫毛就是一根冰棒的柄。手要戴棉手套，棉手套戴不稳，要用一根通过挂在脖子上的带子系着。冬天下的雪很干，再加上一冻，地面变得很硬、很滑，在街上走也容易摔跤。学生冬天的体育课就是滑冰，冰场是事先将操场的一块平地作好围子，其它四周都打紧、弄平。用自来水浇灌，表面还要用热水浇，这样的冰场很平、很光。冰鞋有两种：一种是冰刀，另一种是滑子。鞋面都是皮的，冰刀接触的面积很小，滑得快。初学滑冰的人，只能滑滑子。滑子与冰接触的面积要宽一点。前面还有几个锯齿。初学者很容易跌倒，跌倒了还站不起来。因为冰鞋接触冰的面积很小，我只学会在冰上用滑子冰鞋缓慢地滑动，没学会太多的花式。因为滑冰时外界温度很低，穿少了易得关节炎，穿了棉衣棉裤去滑，又会将内衣汗透，湿的衣服贴在身上很不舒服，真是左右为难。

在长春四中，虽然工资不高，气候很冷，伙食费也比南方贵，但在长春这样的城市里房子很好，觉得比起在醴陵夏坪桥笃允完小来，不知高级多少倍，自然就产生一种优越感，忍不住想要表达。除了向家里的哥哥姐姐写信外，还向一师的同班同学写信，也想起吴鹤云姐，虽然我在一师的时候她瞧不起我，但以前毕竟对我还是有过帮助的。只听说她们合并到武汉大学去了，我试探着写一封信寄到武汉大学工会，请他们代转，不久收到吴鹤云的回信，她是在武汉财经学院。由她告诉我，她在长沙时就结婚了，在武汉生有一男孩。在我与云姐通信之时，很突然地接到她弟弟吴祖德从内蒙古包头市的来信，我隐隐猜到吴祖德来信的目的。

长春四中迁校

由于原长春四中的校址要给长春十一高中，长春四中就迁往由火车站到二道沟中间一块空旷地上，已建好一栋三层楼的教学楼。此地之前叫三不管地区，因为长春在解放前，有中国人住的地主，房子是中国古老形式；有日本人聚居的街道，房子是按日本国内的形式建造的；也有俄国人聚居的地方，房子多为教堂式样。而长春四中新建的这栋教学楼，除马路对面有一个农具厂外，其余没有任何邻居，学生全部是通学。有的买了火车月票，火车按时接送。长春市的教师全部是通学，一到晚上只有几个外地人住校：文丝、闵应骅、张意如、田茂杰、宋一长五个湖南人，陈积贞四川人，刘羽、余方杰、张香庭三个东北人，还有一个姓李的老头打庚。四周都是乌黑，东北人还告诉我们晚上不要出去，怕狼。每到夜晚，我站在生物教研室，望着长春火车站灯火辉煌，独自在教研室备课、看作业、自修课程，闵应骅、张意如也同样如此。因为只有十来个人，伙食就不好搞，听说二道沟正在修建一个火车头制造厂，有一个大食堂，有很多大米饭吃。这个食堂规定，进食堂门交门票，交了票后，到食堂菜饭吃多少不限，可是不准带出来，所以每天每人得往返三次，一次单程约有三里路。开始是秋天，年轻人走一下也问题不大，特别是一个沈阳的张老师，每次吃完饭回来就说：“饭后百步走，胜过吃补药”。后来天气冷了，他又说：“每天跑六趟，专门是为了喂脑袋”。

元旦工会要出节目，我是工会小组长。每次都要我投稿，这回我改为画一张漫画：

1.几个人低着头在狂风中艰难地走着（吃饭每天去六趟）；

2.下班了，公共汽车来了，很多人排队上汽车，其中有一个人戴着眼镜，提着皮包（今天天气真冷，-31。C）;

3.一个人坐在办公桌旁，两手交叉搭在办公桌上，旁边有一个大的暖气包，壁上贴着一张坚决反对官僚主义;

4. 工会工作计划，关于职工的生活。

将此漫画交上去，大家都笑，画得好。去吃饭的，这个是刘羽、这个是陈积贞，坐在办公室的是徐守信。真是这样子。要上汽车的是刘校长，真像！真像。后来漫画是未出，接着就反右运动，这张漫画几乎成了划右派的罪状。

错误的抉择

1954年冬季在长春四中接到吴祖德的来信，我以礼貌的态度给他回信。信件一来一往，比较密切，他的最终目的是提出向我求婚。对于吴祖德这个人，在长沙吴鹤云的房子里见过几次面，也谈过几句话，但对他的个性、作风、工作能力一点也不了解，只觉得他两个姐姐都是大学生，他也是湖大毕业，没有家庭负担。他父母和弟弟妹妹都在台湾，只是个子太矮了，年龄比我大两岁。在个子方面我实在不满意，转念又觉得只有这一点缺陷，人也难得选，就肯定了与他的恋爱关系。

1955年暑假快到了，他来信要我暑假去包头与他结婚。但学校里传达上级命令，暑假里吉林全省的中学教师在长春市集合，参加政治学习，谁也不准请假。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他给我回了一封很激烈的信，信我还未收到，又收到他打来的电报“文丝速来包头”，张意如接到电报交给我时说：“文丝凶多吉少”。我还是决定先去包头看看，再回来参加政治学习。打定主意后，请闵应骅帮我去买火车票，我自已就去办其它的事。闵应骅把票交给我时，大发脾气：文丝你罚我半个月的劳动吧，这买票实在是个苦差事！李人涛知道消息后从八中赶来送我，从火车站步行到四中，在途中被一个男人盯住了。她就快走到四中，那人就不敢进来了。李人涛一打听，文丝已走了。她马上出来往火车站方向走，结果那个男人还在外面等着，李人涛快走，他也快走。走了一段路，快到水门洞了，李人涛看到前面有一个人，她惊慌地喊一声：同志！那人站住了，“你怎么呢？”“那人跟着我走！”“有老子在，他敢来？老子对他不客气！”。李人涛到火车站找到我时，吓着讲话上气不接下气，不但两脸是红的，连耳朵也是红的。事后想来，这三个人的话和事情都是对我去包头的不祥预兆，但当时我并未往心里多加思考。

火车到了北京，到签字的窗口签了字，一看要在北京等候一天多，我也没有钱去住旅社，独自到颐和园去看一下。一进颐和园的门，有几株醴陵叫几角豆的植物长得很旺盛，结的几角豆特别多。再走进去有很多的铁树，有好几株正开了花，旅游的人在说这是共和国兴旺的象征。走到慈禧太后坐朝执政的那间屋，她坐的地方，有高高的台，前面摆着她用过的一些瓷器，台后隔着有花的木板，后面有一间小屋，摆着两个比南方农村中的大脚盆还大的瓷盆。讲解员说慈禧太后每天要用这两个盆子装两盆满满的水果，她并不吃，她只闻水果的香味。还看了长廊，和很大的湖。那是一个晴天，湖边有一些人在玩，他们介绍，说这湖多少年来没有清底，积的污泥很厚，去年冬天，北京的解放军、学生等把湖底污泥清除掉了。

参观后，仍旧回到火车站候车室的长凳上坐着，旅客逐渐走了，长凳空起来了，我倒下就入睡了。这时来一个清洁工，破口大骂：要休息就去住旅社，在这里睡下，我要把你的两只臭胶鞋扫走！我坐起来，看见对面两个女旅客在笑，我心中很不是滋味。她不过是个清洁工，我还是个中学教师，穷人总是被人瞧不起的。“两只臭胶鞋”这还是我有生以来，自已买的高档球鞋。

开往包头的火车启动了，一路观看，一切都陌生。火车经过居庸关，看见用石头砌的城墙，非常完整、非常雄伟。这么大的石头，多少人抬到这山上来的？从哪里抬来的？一切都好奇。火车快要到居庸关了，熟悉这里情况的旅客就主动介绍说居庸关这条铁路，满清政府请德国人来修，德国人说要五年才能完成，而中国的詹天佑他提出，由他来主修，只需一年多的时间就修成了。在居庸关这地方打一个隧道，从两头打来，到中间相遇，一点也不差。现在我们坐的这列火车，正在上山。真的，从火车往山脚下看，火车离山脚越来越高，我的耳朵也嗡嗡地响，听说人讲话，好像在很远讲话一样。他说这列火车是前头一个火车头拉，后面一个火车头在推，火车就慢慢地在爬山。过了一个黑洞子，就是詹天佑设计的隧道，到了居庸关的火车站。大家都下车观光。火车站很小，两边都是石头山，火车站是靠石头山砌的平房。火车站那边，有一个詹天佑的铜像，很黑。他个子很魁梧，他站在一个大石头上，离地面不到一米高。我用手摸摸铜像，很光滑。那时没有照像的，能照一个像是很有意义的。火车过了居庸关就掉头了，车头变成车尾，再往西走，能看见远远的山上有石头砌的城墙。

到了张家口，在我的记忆中，张家口的火车站是城市的最高点，可以俯瞰全城。那时的房子都不很高，再往西走到了大同，同样如此，站在火车站可以俯瞰大同城市的全貌。我们学地理时，大同是产煤，在电影中看到大同的煤，可以用于雕刻，在语文课中还读过大同石窟，现在只记得课本上对石窟的描述，没有时间和心情去观赏它。到了内蒙古，很少看到树木，突然有人在说：“看，那是海！”我说内蒙古这地方哪里会有海，那是湖，是湖！不过当地人把它称为海，内陆海。“你看，那边还有土灶在熬盐”他又说，“那是城墙。”城墙怎么是土垒的？怎么是这个样子，关外的城墙都是土的！墙体被雨水洗刷后成了废虚。

呼和浩特到了。呼和浩特是内蒙古的首府，它的城外是严实的城墙，火车从它的城外经过，看不到城里的面貌。呼和浩特过了，火车的终点站，我的目的地即将到来。我伏在车窗上望远近的风景，只有一片荒凉。看见有一群羊，还有那么多的马，其他旅客哈哈大笑，说这不是马，是骡！经过几天的长途旅行，包头火车站终于到了。旅客们纷纷出站，包头车站很小，不过是醴陵姚家坝火车站那么大。现在火车站坪中只留下我一个人，我挂个电话给吴祖德，要他来接我。但接电话的是别人，他答应转告。我等了一会儿，吴祖德步行来了，他远远看见我，他那种高兴，三步并作两步，恨不得一下飞到我身边。但我看见他飞也似的快步走的姿势，心里却产生了很大的疙瘩，他的腿太短了，这回也就来看一下算了，不结婚，个子太不相称了。

他接到我以后，把我送到包头市财神庙街三道巷五号、缝纫工人王悦英的女儿的房子里，她女儿回婆家去了，租借几天。内蒙古的房子也和东北一样，四周是高高的墙，房顶上盖的都是泥，室内是土坑。我们租借的这间房子，可能只有几个平方，除了一个土坑以外，通道很窄，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吴鹤云对这场婚事也很赞成。她从武汉寄来缎子被面和一对缎子枕头，一件床毯。在长沙时我看见她床上用过，也是她结婚时用过的。在这小房子里，吴祖德说，你的时间很紧，在这里只能住六天，我们明天就结婚，你带了单位的介绍信吗？我犹豫了很久，他的个子太不理想了，不结婚吧，他的舆论也造出去了，对他刺激太大了。在长春我去内蒙古结婚的舆论也造成了，不结婚的话人家会对我有什么样的看法？他催促说“带了没有？”“带了”“快拿来，明天去登记。”

1955年7月21号晚上，吴祖德来喊我去他们单位的会议室举行婚礼。当我走进这个婚礼室，看见那里坐着十多个或二十来个人，整个婚礼过程既简单、又冷淡、更呆板。内蒙古是西边，夏天晚上十点半天还未黑。回到房子里，我问他今天婚礼的局面为什么这样呆板？他说：他们都是工人，他们结婚闹得很野，他们对我们知识分子，闹野了怕我们不高兴，闹文明的，又不会，所以是这种情况。

他替我买了一块140元的瑞士路西牌手表，一双皮鞋。他最亲密的朋友送了他一个能装四磅水的热水瓶，这是最贵重的礼物。还有两个人，送了他一张画，画上是一个胖娃娃。这就是全部的礼物。

结婚的第二天，1955年7月22号中午，他脚踩在地上，身子靠着炕坐着，对我说：“我总是不明白罗智莲为什么不答应和我结婚，这回我和你结婚，去开介绍信，那人事干事对我说，在你的档案上有人说你还有个妻子，那是你个人问题，介绍信还是开了算了。你看是哪个在害我，早知道她的问题在这里，要我二姐出面证明一下，不就解决了！”他两手一摊，面部表现出万分的后悔。接着又说“昨晚我挂电话要罗智莲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她说，不来，不来！”

“你看这是她写给我的信，我两封信给你看看，她写得多好。她写给我的信，我都留着；你写给我的信，我一封也没有留。”

我听到这些，如五雷轰顶！早知如此，何必来包头？他在过往的通信联系中一句都没有透露过这些，看来仅靠通信恋爱是不能完全了解一个人的。

7月23号是星期天，他说今天早上去吃烧麦。我同他到了馆子里，两人在桌子角的两边坐下，他对我一句话也不说，这时又来了一对夫妇，男的要我为他让一个座位，我给他让了，坐在吴祖德的对面。端烧麦的人端来两碗烧麦，一碗放在吴祖德面前，一看原来我坐的位置换人了，他用惊奇的眼光，目扫全桌，另一碗恭恭敬敬放在我面前，这时那男人很尴尬地站起来，“对不起！对不起！还是你坐这里来吧！”我们都表示没关系。一对新人坐在一起，人家都没看出来，就是两个熟人坐在一起也有话讲。

我说包头这个地方很荒凉，没有看到一处风景。有呀，转龙站就是一个风景区，晚餐之后我带你去看看。到了转龙站，有一个不高的山丘，山顶上建了新房，是工人疗养所。这边用铁丝围住了，山上有几棵榆树，仅仅是几棵榆树，山下看来是一条干涸了的河流，有几个当地的老太太在乘凉。吴祖德把我带到了转龙站，自已站在榆树下，既不动、也不讲话。包头夏天的晚上，天黑得晚，又不热，我同他一路散步，他说罗智连莲就住在这屋里，进去看看吧？我不去！

六天的时间飞快地过去了，我要按时回长春。在那间小屋里，他交给我一张车票（坐票）和几十元钱，说这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他替我提着既小又寒酸的行李包，两人步行到包头火车站。上车后，他将小小的行李包往行李架一抛，说声“东西在这里”，立即下车，连 “路上小心，一路平安”这样最平常的客套话都没有。我以为他会站在站台上等火车开走，我随即跟着他出来，站在车厢门口看着，只看见他连头也不回地匆匆出站。我目送着他那冰冷的背景，自我安慰道：他工作很认真，要尽量减少迟到的时间。

回到长春四中，老师都到齐了，大家都向我祝贺，开玩笑。不久大家都把被包搬到第一高中宿舍，全省中学教师在那开始政治学习、肃反。我第一次参加严肃的政治斗争，看到有的肃反对象，拿一条凳子，要他坐在中间，其余的围着他坐着，要他交待他在过去做的反动事实。四中陈积贞在日记中写道：“革命啊，革命！把人都革死了！”被人发现后，要她交待反动的思想，白天斗争，晚上没有问题的人要放哨，每班两人，两小时一班。

正在火热的政治斗争中，收到吴祖德的信，这是我回长春后收到他的第一封信。信中说：他和我作通信恋爱时，他单位有几位相好的同志和他开玩笑，这是你们的情书，我们要当着你的面将此信拆开看看。拆开一看，信中有我问他是否是青年团员，现在是否争取入党的事情。拆信的人说我欺骗了你，我是没有欺骗你的，你快点替我打个证明来，要单位盖章。

我正在日夜放哨阶段，大家向有问题的人提意见，检举揭发，多是政治方面的，个人生活问题不是个主要问题。同时在包头六天和他接触下来，感觉他也有点自卑。他说：“以前人家都羡慕我有个好环境，父亲、哥哥、姐姐都有工作，现在可不同了，人家都瞧不起我（因为是从台湾过来的）。我姐姐说：‘祖德弟弟，你这次去是危险的，可能会失去联络，你要多带点钱。’她说完就从手上取下两个金戒子给我。”他的这些谈吐，很明显是从台湾来大陆的。这些话是否向别人讲过，是否还有其他人知道，要是被揭发出来可难受了。我从关心他的角度，回信中有这样的话语：我俩之间，不存在着欺骗，别人向你提意见，你要正确对待，看你在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有，就坦诚向党交待。

他很快地回信了，说：别人怀疑我，你也怀疑我，我们离婚吧！

我们离婚吧！这句话，使我把在包头的所见所都联系起来想，一个电话要罗智莲来参加婚礼，回答是：不来，不来！在知道被罗智莲误解后，吴祖德的思想立即变了，他的感情全部在罗智莲身上，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现在他是想找借口迅速和我离婚。我的心裂开了。包头之行，是完全彻底的错误道路。当时黄维裕还和我联系一起去长白山实习，东北师大也替我买好了去长白山的车票，我为何不去长白山，而要去包头？包头六天的婚姻生活，断送了文丝的一生。我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哭，哭得那么伤心，那么痛苦。四中的女老师来劝我，说文丝你还是放哨的，肃反肯定你是没有问题的，你哭什么？我只有哭声。后来四中新来的党支部书记，女的，姓李。她来问我，我拿出吴祖德的信给她看，她说：才结婚，怎么会离婚？是他和你开玩笑的。

肃反学习政治报告很多，我坐在梯形礼堂中听报告，东北的夏天不热，穿了一件汗衫外面再穿一件衬衫，我低头一看自已的胸脯，可以看到衬衫随着心脏的跳动而一起一伏，我知道我虽没有了哭声，泪还在流，心还在痛。我在静卧时，自已能听到自已心脏跳动的响声，我想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得病死了，正是吴祖德的目的。我在一师读书三年，虽然很苦，但读书吃饭不要钱，现在我有一个中学教师的地位，有自力更生的能力，为何要为那个不值得我爱的人而损害自已的身体？离婚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何况我文丝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我要为党好好工作，我要把希望寄托在出色的工作上，并且在醴陵的哥哥姐姐还要我支援他们，我不必为这个人失去生命，我要振作起来，这样一想，人立即轻松了。可是过了半个小时，我又会想，我为什么要去包头，我上当了，受骗了，又着急又气愤，如此反复，人逐渐消瘦。

政治学习结束后，只有个别有问题的人留下继续学习，其余的都回单位。李人涛，苗颖都没有参加政治学习，在偶然的机会苗颖看见我，顿时觉得我消瘦了不少，肤色很难看，和结婚前完全是两样。她将此感觉告诉李人涛，要李人涛来看我一下，是不是怀孕了。李人涛闻讯速来四中看我，我对李人涛是泪水相迎、哭声相告。李人涛知此也懵了，久久地站着，两只眼睛笔直地望着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一会她清醒过来，这是真的，就一直安慰我，劝告我。

以工作为重，苦恼的事全给它丢开。能吗？痛苦地度过了一个学期，在这个学期中吴多次的来信，没有一封信离开了离婚二字。在痛苦中，1956年春节即将来到，寒假来到了，我带着由一师发给我的那床被子去包头去探亲。几千里还要自已带着被子去探亲，可见这个家庭的“富裕”程度。火车到包头的时候，是夜深了，他没有来接，我喊了一部用手拉着走的黄包车，拉到他原来住的地方，把门叫开，出来一个我所熟悉的人，他说老吴没在此住，早已搬到联社去住了。那车夫很负责，是好人。他要拉我去联社，我不知联社在哪里，我要他拉到旅社就行，他说不行，此时旅社已客满，住不下的。车夫拉着我就走，经过一个旅社真的立着客满的牌子。拉到联社，是高高的围墙有一张大门，他把门叫开，吴祖德起来了。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此办公室是又矮又小的土平房，有两张办公桌，两条凳子，还有两条长凳子，他把两条长凳子镶拢，把他自已的被窝拿出来，要我睡在长凳上。这间小小的房子，没有暖气，炉子早就熄灭了。我脱下棉衣棉裤，还穿着绒衣绒裤睡觉，长途旅行也疲倦了，躺下就睡着了。包头的冬天，八点钟上班也得开电灯，要到九点多钟才天亮，他在六点多就端来一大盆洗脸水，说要我洗完脸后到外面去走走。其实他是怕天亮后，我认识他们单位的人，他要离婚，他要保持秘密，不让他们单位的人知道，怕我讲出来。两人在大街上走，只有两人的脚步声，走到财神庙街，他指着铁业社的门市部说，我在这门市部后面借了一间屋，他还把我往小黑胡同带，我对他已有警惕性了，说小胡同我不去。

天亮后到了那间小屋，有土坑、有炉子、有简单的炊具。他借用了，他也是第一次在小家庭中过年，买回来猪肉、牛肉、鸡蛋、还有蔬菜。我要他不要买那么多，他说过年啦！两人见了面他从不提离婚的事，我也决不去找起个鬼敲门。

第二天晚上，我的生理期到了。他厌恶地说“太埋汰了！你盖你的被子，我盖我的被子。”他用被子紧紧裹住了自已。此时是严寒的冬天，零下30度的低温，房子是单层玻璃的窗子，室内没有暖气，没有烧火坑，只有炕边一个小炉子。我立即起来穿上卫生衣裤、棉衣、棉裤，他说：“你到哪里去？” “我怕冻死”。我用自己的被窝盖着脚，坐在炕上。此时我想到很多:包头的冬天和长春一样的冷，此时外面是冰天雪地，零下30℃的低温，室内也是冷酷无情，是亲非亲，我是孑身一人在包头，除了他真是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我也不知道旅社在哪里，要是在长春，我步行也要走到李人涛那里去。我为什么要来包头？为什么不同黄维裕去长白山实习？看来这场婚姻很难挽救。我今年才26岁，和他离了不找是不行的，找吧？比来包头之前条件差多了。条件好的决不愿意找个离婚的，找结过婚的吧？要我当后妈实在不愿意。我在长春未必找不到一个对象？要来包头找到这个没良心的。我初到包头见到他产生的想法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怕别人难受，人家今天却不怕我死！婚姻绝不能送人情，不能因为鹤云姐对我好过，我就相信她和他。四中的徐行很年轻离婚了，我就听见有人在她背后议论：徐行的样子，走路的姿态，一看就是一个寡妇的样子。难道文丝的后面也要遭人这样的辱骂？1955年夏天，我来包头这步棋完全动错了，上当了，受骗了。人在上当受骗之后清醒过来都会着急、后悔，着急的程度，就看上当事情的大小。婚姻事件，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我后悔、气愤、着急、泪如滂下，开始抽泣到嚎啕大哭，这时他把被子打开了，让你睡。我因为是生理期，情绪更容易激动，而且面对这样的大事，自己手足无措，所以哭声不止。他厉声说道：你哭什么，有谁同情你！获得人家同情来的婚姻，并不是好婚姻，我文丝在婚姻方面哪一点要人同情才能解决婚姻问题呢？哭了一个通宵。看表已是早上七点多钟了，还未天亮，我立即起来，走向财神庙街三道巷5号王悦英家，因为在暑假结婚时住在她家，和她打过六天交道，这是在包头唯一的熟人。她是包头本地人，又是缝纫工人，对我们的事起不了半点作用，不过是找个人倾诉一下而已。我敲开王悦英家的门，她家一个大炕，祖孙四代都睡在一个炕上，房子里很暖和，她家看见我来了，全家都起来了，叠被子。在她家坐了一会，她们上班去了，我就向公园走去。公园的植物还未培植好，不收票，温室的灯是亮着的，门也是开的，我在温室坐了一会，很暖和。因为一夜未睡觉了，顿时觉得很疲倦，我又回到原来的屋子在炕上睡觉了。

中午他回来，看见我睡在炕上，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晚上便坐下来和我谈：今天早上你起来时，眼睛是肿的，脸色是铁青的，一早就向外走。离婚你受不了，这十多天就不和你谈了，等你回长春时再写信和你谈，离婚是肯定了的，你一时受不了，我就等一等，如果把你逼疯了，我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你的哥哥（他是我福哥的妻弟）。

我明知他说的“别人怀疑我，你也怀疑我”是在为离婚找借口，我以此借口认账，向他赔理，两口人之间，作个弱门也无妨。所得到的回答是不行，不行！一个这么大的事，几句话就原谅你了，不行！

大年初一，没有看见吴祖德去领导家、相好的同事家去拜年，也没有看见别人到我们家来拜年，院子里的居民也没有看见相互拜年的欢乐情景。只有吴祖德坐在我面前谈离婚的事，我说：“今天是大年初一，你谈点好事，不要谈离婚的事。”“哈哈！我要在大年初一和你谈离婚才谈得灵啦！”

大概是大年初四的晚上，他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人，由他的介绍，这个就是罗智连，我上前和她握握手，说：“罗智连你来了！听说你是长沙人。”他说我们还没有吃饭，临时的家庭最好的食品，也不过是一碗肉丝面。他们在谈着，我来煮面条，吃面时两人坐在一起，有讲有笑，十分亲热。一会罗智连要走，他去送，很久才回来。这次回来好像他一下子长高了三尺，明天不是皇帝也是臣相，神气十足。拍拍我的肩膀说：“这一回你可看见了吧，我与她是多好的，天然的一对。我与她在街上走，是肩并肩，靠着靠着走，我与你在街上走是隔着老远老远的，谁要你长得那么高。有一天我与她同路回到湖南大学举行结婚典礼，把那些教授们都请来参加，我要气死你。”

“果真有这一天吗？恐怕你们两个只能像耗子似的藏起来，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们两个很好，要你插来干什么？”

“是我插来的吗？电报是谁打的？你一个近三十来岁的人了，考虑婚姻问题怎么那样简单？”

“你是教师会说，我不会讲。告诉你，我---要---离---婚。”

第二天，正月初五，早餐之后，罗智连又独自来了。我仍是高兴地接待了她，她说她已调到呼和浩特去了，今天下午两点半钟的火车就走，她买了一段呢子，请吴祖德介绍一个师傅做条裤子，她已接到了，并把深兰色的呢子裤子摆在炕上，给我看看。我说裤子做得真不错，等他中午回来了，我一定告诉他，要他来为你送行。罗智连要走，我送她到大街上。

中午吴祖德回来了，我没有讲此事。晚上他坐下来后，我问：“你今天去送了罗智连吗？”

“啊，她到哪里去了？”

我把她调动的消息和呢子裤子接到了的事告诉他。

他说：“她一个人不会来的，昨天晚上，我要她来，她不肯来，怕你不理她。我说人家也是知识分子，也是在外面走的人，你怎么把她估计那么低呢？她才来，到了这里之后，她又说你好，她说人长相也可以，又很大方，要得啦，不要离了。呢子裤的事是你不知道的，好像她又来过。”

“你打个电话去问问！”

“不行，不行！别人会说，她走也未通知你，你还在找她。”

十多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用同上次一样的方式送走了我。

回到长春，天气还是很冷，没有解冻。再次包头之行，我的家庭关系也是没有解冻。长春的天气，从春到夏自然会解冻的，但家庭关系的解冻，恐怕只有彻底解散才是最后的结局。此时我看过一部苏联电影（电影名称与主角我不记得她的名字）讲的是一对夫妇，生了一个女孩，男的要去升大学，女的用自己的工资供丈夫读书，可是丈夫爱上了别的女孩，要与她离婚，她也很气，很着急，工作又累，去挑水晕倒在池边。后来她自己振作起来，研究甜菜，成为农业学家。而男的两头失败，又回头来找她，说：“我们还有一个女儿。”“你是没有女儿的。”这部电影是在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我对这场婚姻的好转是不抱任何希望了，吴祖德对我的催残，比陈雁塔对我的伤害要大得多。不管别人对我是怎样的看法，我文丝的生活作风是光明正大的，我是个受害者。我心在痛，泪在流，但工作要认真干好，进修学习要重视。世界上像吴祖德那样的本事的人多的是，文丝的生活不是寄托在男人身上。如果我再低三下四的迁就他，在那样的家庭里，我没有半点地位与权力，我得到什么？只不过是维持了不嫁二嫁的名声，今后会受一辈子的气。是的，和他解决，可能还痛快些。可是不过几个小时又回到我不该去包头的思路上，脑海里全是“我受害了，”“我吃亏了。”的念头，内心无法平静。

1956年4月，收到吴鹤云、吴祖德的来信，都说他们的六叔吴承章在长春市二道沟修建火车头制造工厂，要我去看他。噢，这么巧，我们正是在二道沟铁道食堂吃饭。我买了一点小礼物去见叔叔，到处打听，那个人问我他是你的谁？叔叔！他是不是耳朵有点聋？我一点也不知道，只说：是，是！找到六叔住的地方，他们是在工地生活，将战争毁坏的房子，稍修理一下。几十张床，摆在一间很大的房子里，几个工程师的床摆在一处。我和六叔谈话时旁边有一个殷工程师，他是醴陵殷家冲的人，他说“你是醴陵人，你知道何仙坡吗？”“知道，我是老志木井的，离何仙坡很近，我们与何仙坡的人都是一个公公的子孙。”“你认识文卓如吗？”“他是我叔叔，还有文寿恒、文寿松。他们是三兄弟，都是我叔叔。” “文寿恒的妻是我们殷家里的人””是的，三婶婶是姓殷。看你喊三婶婶是喊姐姐还是喊姑妈？”“是姐姐。”“那我要喊你舅公啦！”“哈哈！”六叔说你们还是亲戚啦。六叔又问，“你姓文，你认识文磊励吗？”“他是我亲哥哥！”“呀，磊励还有这么小的妹妹，你们有几姊妹？”“八个，我是（伸出小指）最小的，我比福哥小十五周岁。”我和他们亲切地谈了一会，后来听说我走后殷工程师得了脑溢血进医院就去世了，真可惜。

我又苦苦地熬过一个学期，到1956年暑假，我决定对包头作最后一次旅行，走之前我到了六叔那里，说：“我明天要去包头了，您有什么事吗？”他用慈祥的眼光看着，用关切的语气说：“我没有什么事，你去吧，你去！你去！”

火车到包头车站时是上午，我在手工业联全社的办分点找到了吴祖德，他立刻把我带到XX街，柳条编织社的后屋，那屋里只有个土坑，说我们就住这里。

这次他在家里既不开火，也不准我到他食堂去吃饭，说他吃完后替我带一碗回来。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你太不漂亮了，不要使别人看见。我在他的眼光里，我是多么丑陋！我真的是如此丑陋吗，师范生最注重仪表，为什么我两度师范都顺利地录取，我每天出入在几百学生中，也没听到评头品足。我不漂亮，但也没有跛脚瞎眼，他要离婚，又要保守秘密，怕我到食堂里去吃饭认识他们单位的人，而讲他要离婚之事。

那年正是包头市一个民族的联欢大会，他没有告诉我，别人告诉了我。我早点到达比赛的地点，站在前面看得很清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蒙古族的马上运动和马球，两个人各骑一匹马，抬一根单杆，马快跑，另一个人比马还跑得快，抓住单杆，在单杆上作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马不停的快跑，他在单杆上做各种动作，非常平稳。打马球是用一个打门球那样的锤子，柄很长，骑着马快跑，而要用那锤子准确地砸着那小小的球，两边比赛分出胜负。至今我也只在那里看过一回这样的马术。

包头要建一座包头钢铁厂，从炼铁到出钢是连续生产的工厂，先建的是职工住宅，称包头新街，他们联社每天上午有一个人去送些包子之类的食品去卖，我就同他们一路去看看新街，因为今后我再也我来了。新街全是平房，在一个十字路口有四个商店，他们联社分到了一个街道，马路都未铺水泥，地面本来的面目，全是沙子。房子大多数是关着门的，有少数住了人，只要从门向室内一看，看他们被子折叠的形式就知道这家的主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一天只有一次汽车往返，所以到下午我才回老街。

吴祖德知道我在外看联欢节目，看新街，他对我说：“你这次来，情绪比上次平稳多了。离婚的条件成熟了你就是不答应我离婚，你是不是有嫁鸡跟鸡飞、嫁狗跟狗走的思想？”

我点点头。

“那我就不得了！我又不是党员，又不是领导，有什么值得可爱的呢？你思想上已经准备与我离婚，就是不开口，要搞我一笔钱，最毒妇人心。你看我的箱子都锁起，就是怕你把我的东西偷走。我在单位上有讲有笑，回来看见你我就苦恼，你还有一张相片在这里，我看见就难过，李人涛也不好看，一个狮子鼻子（是我和李人涛的合影）。你拿去吧！”

我在这间小屋子住着，既没有热水也没有冷水，用那个小小的热水瓶打一瓶开水来，也不过两杯，多打了两次，那个烧开水的人就说，这个瓶子今天来了三次了。同时打开水的地还比较远，要用冷水吧，我拿一个脸盆，到街上卖水的地方，去买一盆冷水。包头的夏天不热，但也可以穿单衣，十多天来我也没有洗澡，醴陵有一句话，形容叫化子的是：河里洗澡庙里歇。现在在包头，河在哪里？我在此的生活能与谁相比？

他从食堂里带饭给我吃，有时带了，有时没有带，说今天的饭菜不好吃，你到馆子里去吃吧！我在长春工作时间不长，微薄的工资，高价的生活，家里的哥哥姐姐还指望我寄点钱给他（她）们，所以我从来没有进过馆子，不知道什么菜便宜，买一碗蛋炒饭就着一碗开水吃下去。次数多了，我也想买一个菜，菜谱上只有菜名，没有价格，菜谱上没有的菜他们不做。我想蔬菜会是最便宜，就点了一个烧茄子，谁知内蒙古的烧茄子比烧牛肉还贵，时间长了，我的袋子也空了，人的感情也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1956年的暑假是教师休息的真正的暑假，没有政治学习，暑假有一个多月，还有十多天才能开学，我提出我要回长春。

他说：“你回去吧，你自己去买票。”

我说：“我要调来包头。”

“你调来包头也离婚，不调来也离婚。你在长春还有同学，能进修，调来这里什么都没有。”

“那把你调到长春去。”

“哼，你有什么资格能调动我？内蒙古的干部只有调进，没有调出。你回去，你自己去买票。”

这时我向一个综合门市部的人打听，联社的主任姓什么,在哪里办公？他很热情的告诉我。我找到社联焦主任的办公室，只有焦主任一个人在，我做了自我介绍，说明了来意，并把老吴要离婚的前前后后都讲了。中午吴祖德回来，说：“你到了我们的领导那里，他要我替你买一张票，票在这里，今天下午两点半。”他把票甩在炕上，马上出门走了。我含着眼泪收拾自已既简单又寒酸的行李，走出这间小小的平房。几个柳条编织工人，眼睛直盯着我，十多天来，我出入这间小屋，都要经过他们面前，所以他们也就成了我的熟人，我向他们打个招呼，“师傅们，我走了！”

“哟，你走了！老吴送也不送你？”

“他要离婚啦！”

“离婚！他今年多大啦？”

“二十九岁！”

“还只有二十九岁吗？看来老裂了。十多天来你从这里出出进进，我们也会看人的，看你也不是一个狡猾人，十多天不也没有听见你们吵架，就离婚啦，他还要找个什么样的媳妇？”

“找一个漂亮的！”

“漂亮的，漂亮的！他是和你开个玩笑，你这次回去，过年时再来吧！”

“我再也不来了！”

“人不辞路，虎不辞山，你怎么那样讲？”

“别地方的路我不敢辞，包头的路我敢于辞了！”

我出了柳条编织社，提着那小小的行李，独自在包头街上走着，一步一呜咽，我的福哥啊，要是事前能和你商量，你的满妹妹决不会有今天的事。

回到了长春四中，学校还是冷冷清清的，只有我们五个湖南的年轻人，田茂杰说：“你怎么就回来了？开学还有十多天。”我回到长春，把六叔请到田野上，独自哭着，把吴祖德对我的情况告诉他。他说，你去前，祖德就来信告诉了，说他要与你离婚，要我阻止你不要去包头，我没有向你说这件事，现在我还是去信劝他，批评他。不久六叔就拿了吴祖德的回信给我看，信中说，六叔你不要信文一面之词，我即使终身不娶我也不和文做伴侣。六叔说，他讲了这样的话，你就算了。我点点头。

我去信，同意与他离婚，去这信之前和李人涛仔细商量过，但李人涛毕竟是个没有结婚的人，生活经验不足。我还找生物组的关世清商量，关世清说，找对象哪是那容易找，那女的不得和他结婚了，你也和他离了，到时候他要拍大腿的，肯定要拍大腿的。

戴耀仁虽然不是党员，可是也是四中的政治权威，他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坐下来和我谈：“你的爱人是解放前夕从台湾来大陆的，是否带有特殊的任务，想通过结婚来拉拢你？谁知你就拉不拢，还动员他坦白交待。那哪是交待得的事？一交待有多少人头颅要落地，所以他只有迅速离婚。这个人多大的出息是没有的，离不离婚由你自己决定。”

“是那么一回事吗？我没有那样看，我认为主要是由于罗智莲的干扰。”

我去信同意与他离婚，他回信说，既然你同意离婚，那你就去申请办理离婚手续。

是你要离婚还是我要离婚？这手段实在太阴毒了，不理他。

1956年11月中旬，我终于接到长春市宽城区法院转来吴祖德申请离婚的通知，要我写出答辩书，要用复写纸写，一式两份。学校给了我三天假，我写好了答辩书，要李人涛看一下后，利用去铁路食堂吃饭的机会将答辩书给六叔看一下。六叔一边看，一边叹气。我将答辩书交到法院，不久就开庭，区法官坐在审判台上，我坐在被告席上，那边是空着的。我按照答辩书来讲述，边讲边哭，哭得很厉害，法官宣布休庭，并用电话向四中党支部书记汇报，怕我自杀。我也挂电话给李人涛，要她快来。李人涛很快就来了，我说我在法院还未签字。

李人涛说：你为什么还不签字呢？所谓当事者愚旁观者清。你现在就是当事者，你还不签字，你还拖着只有给你带来更多的痛苦。如果你想问他要钱，他不给，你还是离不了，不要他的钱，离了你就解脱了痛苦，走吧！我同你去法院。到了法院，签字吧！文丝你签字。我签字，内心还是痛苦的。

谁知吴祖德看了答辩，火冒三丈，又无处可诉说，只好写信给李人涛，说我的答辩书说的过火了。

李人涛本来就恨死了他，答辩书她是第一个过目的，回给他一封信，给他臭骂一顿。火上加油，他就来信问我要一块手表，一个枕头，快点替他寄回包头。

星期天，李人涛来四中玩，六叔也来看我，我一见六叔就泪如雨下。六叔问李人涛，问题不是解决了吗？她为什么还哭呢？李人涛指指自己的手腕，画个圆圈，六波马上反应出来了。

“你大大方方。因为自己在工作，没有问他要生活费，要是别人，看问他要多少多少生活费。现在在哪个手中的东西，就是哪个的，你不要理他。看来，今后你会比他好。”

看来，今后你会比他好！这是老人的预言。

1956年暑假，我在包头街上走，一位女士惊奇地对我说：“哟，你是老吴的爱人啦！去年我参加你们的婚礼，你又白又胖，只过一年，又没有生孩子，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只有苦笑一下，回答了她。

我去包头之时是114斤的体重，当我拿到离婚证时体重只有70斤了。114斤-70斤=44斤，如果买44斤肉放在案板上，目睹一下会是多大的一块呀！而我身上44斤肉就变成了泪水，如果把它引用去灌溉抗旱，也有几大盆，没人到我这里引它去抗旱，只有吴祖德有意引用它去灌溉自己理想的家园。谁知泪水中含有盐分，不利于庄稼的生长，不会结出好的果实。

他拿到离婚证后，可能大胆地去和罗智连商量一切，不料又彻底碰壁，并不像他自己所料想的。如果早知道她怀疑我有一个妻子，要我二姐出来证明一下不就解决了吗？有一天，我与她同路回到湖南大学举行结婚典礼，把那些教授们都请来参加，气死你。他美好的梦想变成了泡影。

离婚后大概是七个多月，就收到他的信。首先收到他的信是暑假中，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开学以后，每个星期三，我上完课回到办公室，桌上就摆着一封来自内蒙古字迹非常熟悉的信。次数多了，刘致君老师笑着对那玉田老师说，那老师你看包头那小子后悔了吧。那老师说：是的，我看是他后悔了，可是现在已经晚了，晚了！

他写的信内容简单又重复，次数多了，我打算回他一封信，他的信总结起来不外乎是这几句：

对不起，我一时之气，作了错误的决定，现在我找不到了。请你帮我介绍一个,刘羽（因为刘羽请他买过毛线）如何？李人涛怎样？如果没有工作人员，你是教师，介绍一个你的学生给我也行。不要忘记寄一张你的相片给我。

我的回信是：多次的来信和相片均已收到，相片今天一并寄来，请你多作自我欣赏。来信谈及到的人和事，一一相告：刘羽去年（1957年）国庆节之后已做了妈妈，李人涛现在在长春某大学数学系读书，与原一师的同班同学很好，每逢星期天，便成双成对到我家来玩。我在今年（1958年）五一节前后也要抱上一个娃娃。至于学生呢，年纪都很小，世界上的蠢人，蠢到文丝面前止步了，再没有一个蠢人会像文丝一样，隔着几千里来谈恋爱。你要我出面做介绍，人家首先就会问那人与你是什么关系呢？你教我怎样回答？至于相片呢，我比以前更老更丑了，为了不使你看了就难过，所以没有寄的必要。

从此他再不来信了。到1962年，我已调到新邵二中两年了，因为我身上穿着一件由内蒙古土法纺制的毛线衣，那时物资非常匮乏，大家都问是哪里买的，现在还有卖吗？我便写一封信去问他，把钱寄去，他替我为老师们买来很多毛线。

他并且来信说，1958年，由别人介绍，他与一个离婚的、姓乔的女人结了婚，乔既无文化也无职业。婚后介绍她去缝纫社上班，上了三天的班不去了。又介绍到鞋业社、理发社，都同样如此。他一个月的工资70多元都交给她，到了月末买小菜的钱都没有了。不给她就拿着吴的呢子大衣去卖，只好申请离婚。不离，他作了二十七次申请离婚，家庭中全部用具，完全给女方，还找给她多少多少钱，在1961年才获得第二次离婚。

1963年由他来信告诉我，他去资兴县与文家林结婚。噢，文家林，是五十年代与吴鹤云在湖大同住一间房的那矮个子。婚后不育，两人去医院检查，无情的结论是两人患同一病症----不育症，只好领养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2002年元月，我在广东大儿子小北家，接到三三打来的电话，说巧屏的舅舅，从内蒙古来信，问文义在安徽的工厂的通信处。我从广东向内蒙古寄了一封信，他随即向小北家挂了电话,我问他家庭电话号码是多少，方便的时候联系一下。他告诉我说家里还没有电话，这是在外面的公用电话亭。又问他:你的孩子们工作生活都好啦? 他们，一般一般,很一般,下岗了,收入很少,还要我拿钱补贴他们的生活费。这次联系可能是想到文义的厂里去打工。

2002年8月接侄子文义的来信说他妻子蔡秀兰从美国到了台湾，又准备从台湾到安徽的工厂去。过了一段时间，我估计秀兰已到了安徽，就向她厂里打个电话,说找蔡秀兰。那边接电话的是个男人，他说蔡秀兰下车间去了。问你是哪里？找她有什么事？你是她的什么人？等她出来我就告诉她。我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只是想了解一下她办厂的情况,我是文义的姑妈，我在湘潭。那边很快答道:你是文丝!我是吴祖德,我是8月28日来到这里的,我与文家林送我们的女婿来文义厂里打工。秀兰要他磨豆腐，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工资低。我们在这里还玩几天就去合肥大学,去一个同学那里去玩,再去北京去看一下就回到包头。

电话中的巧遇,昔日伤感的一段又浮现在眼前,不禁对比一下双方目前各自的生活：自已中学高级教师退休，儿女双全并且都有出息；他呢，家里电话都装不起，还要倒贴养子养女。六叔的预言“看来今后你会比他好”，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得到了验证。

人在生命的旅途中,不可能不遇到挫折。人的感情一旦出轨,不是通过我们温馨的语言、关心体贴的态度、别人的劝解,就能挽救回来的。只有及时止损，自己救自己。

我感谢所有关心过我的人。

我感谢李人涛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为我撑腰，为我的事情不辞劳苦地奔波。

2002年10月30日下午，写到这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有起立,向一切关心过我的人们致敬!

重振

路走错了,可以回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只要有岸,就有落脚点。人们都在关心我,生物组宋慎德老师,他是生物组年纪最大的,五十多岁了。他同时拿来三张相片,一个是某工厂的会计,一个是某商店的负责人,一个是某校的教师。三个都是东北人,我以我想回南方为由而拒绝了。音乐老师张香庭，她来介绍两个,一个是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另一个是长春第二高中的校长、有一个十九岁的儿子了。我摇摇头,谢谢她。高毅的爱人是部队的,他非常关心，热情地介绍一个山西人。李人涛也托人找来一个,后男方说,离婚的他不要。这一点我早已有思想准备,所以以后凡是来介绍的,我首先说明,我是离婚的,如果对这一点有所计较,免谈。李人涛又托人在部队里又介绍了一个,湖南新化人、未婚、34岁了,是部队里的文化教员。我和他接近,他再三表示对于我的遭遇他不会计较,不要以为在情感方面有一次失败,就认为世界上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人。他很主动,也很诚恳，每星期天都来学校邀我去玩,有时我说有事我不能去玩,你走吧！他也不生气。李人涛是极力主张,闵应华不怎么支持,张意如持反对的态度。后来才知道，钟瑞光的家离张意如的家不到三里路,那里的情况他都了解。我的年龄虽比她(他)们都大,但自己的确没有主张,认为他是湖南人,生活习惯大致相同,有一门职业能教书,没有结过婚,我不要当后妈。但是个子不高、学历不高、反应不快,由于他的诚恳，我也肯定与他的恋爱关系。人在极度伤感之时,有人出来大力安慰、诚恳地交往,很容易受感动。

恋爱时间不长,部队里的人很热情,旁边人的促进力量很大，在1957年5月中旬就举行了结婚典礼。这个婚礼很热闹,一师的同班同学几乎都来了,龚鹏飞、邱克森在长春郊区的学校，要乘火车往返，也赶来参加了婚礼。李人涛的妈妈正住在李人涛那里，她老人家也来参加了，多一份乡情。生物组的全体老师都参加，部队里的人更多。婚礼司仪的是高文闲教员，很滑稽生动。婚礼中有一项男方家长讲话，钟瑞光在长春哪有家长？司仪说，钟教员有个远房的舅舅请出来讲话，站出来的就是钟瑞光的同乡、同事刘积贞，引起全场大笑。钟瑞光唱了一支歌《十五的月亮》（当时没有这首歌，应该是《敖包相会》。编者注）。婚礼生动、热闹、文明，摆的糖果也很丰盛。

钟瑞光的单位是空军第三航校，在长春市同光路。我的单位是长春四中，在长春市二道沟，每天上班要换两路汽车，还要步行一段路。

我的胃对食物的选择很顽固，只适宜吃大米饭，其它食品不能当饭吃，否则就闹胃病。他们部队里大米多，每天晚上，钟瑞光替我买好大米饭和菜，用脸盆盛着开水，把饭菜温在那里面等我回去吃，那还是有着家庭的温暖。

反右

1955年暑假搞了大的肃反运动，1957年下期才开学，又一边工作，一边搞运动。先是动员报告，再每个人向党交心，必须要写，教研组长来收。然后是口头鸣放，教研组内鸣放，教师组织学生鸣放，最后是贴大字报鸣放。若是发现了目标，大家就用大字报集中批判。长春四中首先找到一个是语文组的、东北人，划成了右派，第二个却是数学组的、湖南人，张意如。张意如的父亲张干是毛主席在一师求学时的校长，他有如此强大的背景却和所有学生一样普通，他到长春时只有十九岁。他喜欢写日记，东北春天是雨少、风大，风可以把地上的泥土吹起来，一看去满天都是风沙，他描写这样的天气：黄沉沉，黄沉沉，一阵大风，下黄雨，刮黄风……。他写的草体“黄”字，看上去有点像“共”字，所以说他影射大刮共风，是大错误，划成了右派。张意如不知有什么事要与刘铁夫商量，但他不能去，他要我替他去叫刘铁夫来，我到了一中宿舍没看见刘铁夫，给他留下一张纸条就离开了。刘铁夫很快来到四中与张意如见面。后来有人说这是右派分子攻守同盟，追问刘铁夫是谁喊来的，我大胆承认是我喊来的。

在批判张意如的大会上，还有一点罪过就是说张意如说了这样的话：毛主席说了“毛主席现在在学秦始皇”。批判他将人民领袖比作暴君，此时我站出来说：在1952年，我们一师的校长周世钊，到了北京毛主席那里。因为去之前校长在学生中收集意见，去见毛主席时问点什么。有同学说我们都在学毛泽东思想，那毛主席他老人家自己又学什么呢？周校长回来后，在大会上作报告，把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一一回答。毛主席说他现在正在学秦始皇，学秦始皇的高度统一。这不是张意如的话，这是周世钊校长在大会上传达毛主席自己讲的。这样一来，此条罪状就取消了。关于大刮共风，张意如自己又拿出日记本写在其它处的黄字，也是写成共字的样子，所以罪状就愈来愈少了。但是当时的政策是规定某单位要划一定数量的右派分子。

张意如的课教得很好，一开始批判他，就停止了他的教课。请别的老师去教，学生听不懂，他们的班委会就写了一封信给张意如老师，说张老师，你快点认识好自己的错误，改造好自己的思想，早日回到讲台上来，我们欢迎你来教我们的数学。此信交给班主任杨淑兰老师，杨淑兰交给我看一下，问是否可以交给张意如，我说你最好交给戴耀仁看一下。

张意如年轻，好学《资本论》，说他钻到资本沟里出不来，其他错误言论也不多，但已经划定，也只要他劳动一段时间，就有希望的。把他送到二道沟农业社去劳动，但张意如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没有搞过农业劳动，更没有搞过北方的农业劳动。此方的冬天下午四点来点就黑了，他又是高度近视眼，傍晚收工回去看不见走路，有时跌倒了农民骂他是瞎子，他一气之下逃跑回家了。

张如意逃跑了，由李老师去长沙，把他抓回来。“文老师，你有什么东西要附回去吗？”这是吴双云告诉我的，我就去问戴耀仁“李老师哪一天走？”戴老师说“没有此事，你听谁说的？”啊，此事保密，快点不要说了。

过了几天，吴双云告诉我张意如回来了！我很快去他寢室看他。

“张意如，你这次回家路上花了几天时间？”

“我这次回去不单是坐火车，而是从大连坐轮船，一直是走水路，坐轮船在长沙上岸。”

“那花的时间更多了！”

“不要紧，船上的伙食很便宜，饭也很好吃。还可以看海洋、长江、洞庭湖。”

“你要走，你怎么不和我商量？”

“告诉你，我就走不成了。”

“这次是李老师接你回来的吧？”

“什么接我？是押送我回来的！李老师到长沙我家里，对我爸爸说，他与张意如老师是同路来湖南的，两个相约，今天又同路回长春，特意来和他同路。我爸爸不知有诈，告诉李老师说他没有讲，他前天就去北京他姐姐家里去了。李老师又问了我姐姐家的住址。李老师到我姐姐家，随即就跟着两个派出所的人进来。我姐姐就怀疑了，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才把我已划成右派的事告诉了她，姐姐生气了。”

学校里又开全体教师大会讨论对张意如的处理，组织上决定将张意如保留公职、劳动教养两年。也宣读了张意如自己的意见，他自已要求开除公职、回家劳动。大部分的教师只是沉默，表态的也不过是同意组织的决定。只有吴双云站起来，坚决反对这个决定，说张意如的罪行比另一个右派要轻，那个右派还是留校劳动，张意如只能留校劳动，不够劳教的条件。吴双云并且三次起立强调自己的看法，我非常佩服吴双云的胆量，也非常同意他的意见，但不敢做声。

会后到了戴耀仁那里，说最多是组织的处理，不要听个人的意见。

我又一次与张意如交谈，劝他不要任性，保留公职今后有出路，两年的时间也不长，以前你帮助我、关心我，现在你也要听听同学的意见。

“不要紧，我回去可以写文章，在报纸上登出来，就是好多稿费，我有我的想法。”

闵应骅、刘铁夫都来劝他，他一定要固执已见。后来听说回家所受的苦更多。1976年，右派摘帽平反，当时我在新邵六中，考虑到长春四中的老人一定不多了，张意如的事，实属冤案。我向长春四中工会写信，证实他受冤，回信的还是五十年的老同事邓治中。1992年我又回长春四中看看，看到了邓治中，他说张意如已患精神病了，听说后来死于长沙，死后几天才被人发现。

从张意如这个事情看，大事面前也要接受别人的劝告，要从多方面分析后果，不要一意孤行。

第一个孩子降临

1957年11月我与吴祖德离婚已一周年了，六叔又来长春四中看我，看来他老人家很关心我，他是一个有高学历，能力很强，德高望重的老人。我送他到二道沟的半路上，我对他老人家说，明年（1958年）五一节之时，我要生下一个孩子。他说：好呀，那现在已有三个月了。你到包头，每次都打一个转身就走，同时加上他乱来，不然你为他生一个多好。

我点点头，表示尊重他老人家的意见。看来他到底是吴祖德的亲人，处处关心他的侄儿子。后来他老人家还带着三个儿子，吴祖权、吴祖宜、吴祖安到了长春同光路、第三航校我的家，来看我。第二天他们三兄弟要回北京，我赶到火车站去送行，也只打发他们几个皮蛋，从此以后就未见到他们了。

孩子在肚子里一天天地长大，我的脚开始浮肿，小腿浮肿、大腿浮肿。我是班主任，每天既要上课还要带领学生去搞劳动。学生很听话，他们不要我动手，只要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们劳动就行，因为规定每个学生每期要从劳动中收入多少钱，任务要完成。搞劳动的地点离校较远，我的腿肿了，行动不方便，人家告诉我晚上睡觉时，把两只脚垫高些，高于头部。试了一下，早上起来好一点，一走动又是原样。

浮肿越来越厉害，产院预约，每星期检查一次血压，体重……等，我一个星期长了一公斤，脸部也肿了，会阴肿得象两个大鸡蛋，还在坚持正常上课。但自己的感觉实在难受，就往产院跑，护士问你的预约条？我还没有到预约日期。没有到预约日期你就来了，都像你那样，预约的制度还要吗？我听了这几句话，潸然泪下，哭着说：医生，我实在太难受了。医生就开了一张条子，说让她检查一下。

医生检查之后，翻开一本产科书，书上有个图和我的情况完全相同，马上说你现在就住院。“我的洗脸手巾还未拿来，我回单位去拿来。” “你单位在哪里？” “在二道沟。”“哟，还有那么远！你不能走了，打个电话要你单位送来。”护士慌了，问：“她怎么的？”

医生说，她这种情况如果再走动，就会抽风，母子无救。

我听了医生说的，也吓怕了。到住院部，向四中刘家瑞校长打个电话，请病假，请他托人把洗脸巾送来，边讲边流泪，不知自己的病已到了这个地步，昨天还在搞劳动。

住进病房，医生很快来了，又一次检查后，随即就用100毫升的大注射器打针，以一个脸盆大的瓦盆给我盛小便，要我记住小便的次数，吃的就是低盐高蛋白。一天一夜小便14次，小便量就是一大盆，便了三天之后，肿就完全消了。住院十天，出院时称一下体重，护士大吃一惊，你的孩子还没有生，怎么轻了十多斤呀。我消肿了。

出院后，医生证明在家休息十天。我就回到通化路38号、三楼一间房子里，现在这栋房子已是坦克团的家属宿舍了，钟瑞光正好在家，十天之内全是他招呼，做低盐有营养的好菜给我吃。

1958年3月，反右已经结束了，部队大搞转业，钟瑞光也是转业的对象，要他转到北大荒去。他在长春已冻着得关节炎，北大荒冬天更长，更冷，可以冷到零下40℃，他不想去，请求复员。

我在家休息十天，钟瑞光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但还来到预产期，我又回到单位上课。钟瑞光要回湖南，说那边有1600元的复员费，已到期了，如果再不去领，过期作废。他在1958年4月29号下午离开长春，我挺着一个大肚子在长春火车站送他，他握握我手，叮嘱说：你自己好好保重，我走了。

1958年的五一节，取消了学生、部队、工厂……等单位的集会游行，自由组织在街头搞各种文娱活动，很热闹。年轻的老师都上街去观看，有的还邀我同去，我实在走不动了，未去玩。5月2号照常上课，我上午上完了三节课，下午坐在办公室，忽然小便失禁，我上厕所，便出很多黄色的水。莫是破水了吧？肚子也不痛，预产期还差两天。不管它，到寝室提起一个布手袋，早已准备好的洗脸用具，走，上产院去。出了校门恰好汽车就来了，上汽车到了火车站，下车步行一段路，再上1路电车，下电车后再步行半里多路，到了产院，肚子开始痛起。医生问：“你来干什么？”

“我生孩子！”

“什么时间生？”

“现在就生！”

医生说：替她听一下。一个年轻的护士拿起听筒在腹部听一下，“呀，我没有听到胎音！”我想怎么得了？可能是死胎。另一个医生上来，听一下，说140，开全了，赶紧往分娩室推。睡上小推车上坐上电梯，进了分娩室，躺在产床上，一会就听到婴儿哇哇的大哭声。听别人说生下来要看一下是男是女，产院有换包的现象，这时我已筋皮力尽了，还哪有什么力气去看。她们一下子就包好了，送给我看一下，说是生了一个小仔，我抬头看看壁上的时钟是下午两点半了。

这间分娩室有六张产床，每张产床上有一个产妇。她们替我接生后，把一块白布替我盖了肚子，又去为其它产妇接生，真忙。一会医生就说晚饭了，她喂了几口面条给我吃，我实在吃不下。晚上了，护士把我推进病房，慢慢地觉得肚子饿了，看见别的产妇吃饼干，我多么想吃，但与她是陌生的，不好意思开口讨吃，足足地饿了一个通夜。

钟瑞光走后不到三天，孩子就出生了，我为什么不到他单位去求情，请求他留在长春市，他自己也不知道讲一句。那个年代，或许潜意识里都没有为自己、为小家庭考虑的那根弦。

1958年5月3号，医生问了我的情况，我只讲一声请她挂个电话到长春人民大学数学系找李人涛。李人涛接到电话非常高兴，便问是男孩还是女孩，医生说在电话中不讲。李人涛来了，在婴儿室见到了孩子，额上点了一点红，其实医生是标明这个孩子的脐带断了，李人涛问这孩子额上点一点红是不是学印度人？医生大笑。

七天以后，是李人涛来接我出院，把我送到通化路38号三楼一间房子里住下，保姆也来了。

我正式坐月子，买菜、做饭，小孩子的洗澡洗衣，保姆都能做，她也十分亲切。买来的鸡就整只地煮熟端上桌子，鸡的背上还放着几根又嫩又青的波菜，很好看，像饭馆做的菜，但并不十合口味。我与保姆同一桌子吃饭，她不吃鸡，我就挟给她吃，她婉转地告诉我鸡整个地煮出来是表明她没有偷吃。她在外向别人讲，我对她很好，以后的鸡等我都要她切成小块做，入味，不会怀疑她偷吃。钟瑞光为我要度月子，积累了一袋大米、三斤豆油、两斤猪油。满月了，我不能再请保姆了，自己买菜、做饭、带孩子，很累，但看到孩子一天天长大，也尝到了做妈妈的乐趣。但来煮菜，油、米都没有了，保姆的粮食是她带指标来我替她买粮食。

五十七天的产假过后，接着就是暑假了。这些日子都是我们母子度日，有时李人涛来帮帮忙，坦克团里有几个湖南籍的兵，有时他们来玩一下。

1958年下期开学了，四中办了一个托儿所，有余*杰、刘羽和我三个人的小孩。我没有奶喂小孩，小孩子只得吃牛奶，刘羽的奶小孩子吃不完，挤着喷在地上，我要她让我的孩子吃一点，她说一个人的奶只能让一个孩子吃。

我要教课，领学生搞劳动，还要带一个才满三个月的孩子，自己肚子也不饱，更没有奶水喂孩子。劳动了一天，晚上喂孩子的牛奶，奶头放进孩子的口中，自己就睡着了，奶瓶子也滚到一边去了，小孩子没有盖东西，感冒发烧了。这时我想有谁替我带一个晚上的孩子，使我能睡一个好觉也行。写信给钟瑞光不免有些怨言，钟瑞光自己在农业社，搞农业劳动，收入与农民相同。他自己不来，把一个60岁的娘，从衡阳托运到长春来，打了一个电报要我什么时候去接，我按时到长春火车站去接，出站口没有见到她，又发广播，也无反应，等了很久，只好一个人回四中。不久四中传达室的电话响了，说要文丝去长春火车站客运室去接一个老人，我再次去接，一进客运室，一看就知道钟瑞光的长像完全像母亲。

连锁反应

在长春火车客运站见到钟母，这是婆媳首次见面，她已拿出钟瑞光写给我的信在给别人看，表示她在寻找儿媳。我进去对周围的人表示感谢，更感谢列车上的服务员。看看钟瑞光的信，其中有这样一句“母亲来到你的身边，今后你们要尽量搞好关系”，我就想到，可能他的母亲脾气不好，我尽量地恭敬她，礼多人不怪。

住在四中，在四中食堂里吃饭，她来自湖南农村，没有粮票，我一个人的粮食指标27斤、两个人吃，很快就欠下食堂里的粮食账。只好带着老人与小孩回到通化路38号，坦克团那栋房子中。我在那里度过月子以后，完了未退，那里做饭的一切用具都有，可以吃一点粮食代用品，如土豆。

由通化路到二道沟很远，要乘两次汽车，早上五点钟起床，步行一里多路，再等汽车，早上上班的人多，有时车子不停，又怕迟到，中午休息的时间不长，不能回去送奶，奶水由此就完全退了。

1958年下期是全民大炼钢铁，规定每人有多少钢铁指标。炼铁必须烧焦煤，我们生物组负责炼焦。炼焦必定要有炼焦炉，炼焦炉大概是以一米为直径见圆，圆底用红砖铺平、加固，圆周再用红砖砌成一米多高的墙，留一个小小的门。四中有一个广阔的农场，农场内一行行、一排排的炼焦炉，高高的炼铁炉，每个炼焦炉里，装上两吨煤，把它点燃，熊熊的烈火，烧它两天，再把农场的菜土挖松，用水和成泥浆，把它补盖在炼焦炉上和圆周，等它冷却后，打开就是焦煤。过了几天把泥块撬开，准备好工具来挑焦。撬开一看全是烧化了的煤焦。

高高的炼铁炉要开炉了，从外地远远的地方运来了焦煤和铁矿石，化学老师、物理老师把住技术关。按照书本知识，按照各个步骤实行，炼铁炉也是熊熊烈火，炉门前挖一条沟，捶紧捶紧，到时间了开炉，真的是火红的铁水流出来了，老师、校长、同学都高兴得高呼，出铁了！出铁了！等到第二天冷却以后一看全是一些铁渣，炼铁炉内也全是凝固的铁渣，如尖刀，如钟乳石，敲也敲不掉，锤也锤不掉，只好把氧炔吹管拿来，用高温使它融化。

炼焦、炼铁失败，如此反复重来。

后来听说二道沟四中新农场以北，原日本人建了一个大工厂，有地下水道，全是铁管子的，有人挖出来了，我们生物组很快出动。真的埋在一米以下，错综复杂、大小不同，我们挖了三根、直径为三十厘米粗铁管子，两管相接处已经烂了。太好了，这样我们组就完成了交铁的任务。后来政府知道了，下令不准再挖了。

官家可以放火，百姓不准点灯。这句话是谁写的，写了之后是否遭到灭顶之灾，我可不能去考证。而长春四中校园农场多少个炼焦炉和高高的炼铁炉，晚上火烧着红了半边天，是否属于官家放火之类？而百姓呢，因为煤都保证炼焦炼铁了，百姓取暖用的煤就没有了。室内的暖气停止了，家庭生活用煤也买不到了，煤栈里只有“滴道”卖。滴道是采煤时开道的产物，有四分之三是石头，四分之一的煤还烧不燃。我带着一位60岁的老人、一个七个月的婴儿，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去汽车站上班，站在斯大林大街等汽车，大家都上班，汽车装满了，在小站不停，通过，遇到三次通过了，零下二十多度，冷的感觉从脚像一根电线一样牵到心脏，真难受。晚上回到家里已十点了，两头黑，买不到蔬菜。家里的老母只能说新邵话，东北话、，普通话她一律听不懂，通化路38号是在街的十字路口，她出门就不知道回来，问路又没有人能听懂她的话。星期天我去蔬菜社买菜，菜店里是空空的，营业员坐在那里扯谈。其实坪中堆着很多的红萝卜，不卖，要留着做腌菜，最后一缸缸的臭腌菜倒掉。我只有从四中农场里拣一大捆大葱回去，这是主要的蔬菜。

官家可以放火，百姓不准点灯。现在不是不准点灯，而是无灯可点。整个长春市停电，斯大林大街的路灯都没有了。凭户口本每家可以买两支蜡烛，我到了二百货公司，凭户口本买回一斤煤油，但又没有煤油灯。在通化路38号三楼一间小小的屋子里，白天住着一老一小，外面是冰天雪地，室内是四无，既无暖气，又无煤炉，白天无菜吃，晚上无灯光。这个老人带着这个小孩子也够累了。因为温度低，小孩子得了感冒，高烧、哮喘、咳嗽，我晚上十点钟回家，见小孩病情严重，只好用一床小被包着小孩，在那冰天雪地里一个人抱着孩子，借着雪光慢慢地走。走到军医大学，经医生检查，急性肺炎，打一针，发一点药，又抱回来了，小孩子安静了，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不烧了，我仍去上班。晚上回来小孩又是高烧，我很着急地说：唉，怎么又发烧了？钟母，小孩的奶奶，立刻生气的说“是我给了毒给他吃了！”我又像昨晚一样抱着孩子去医院，还没想到白天应请假为孩子治病。反复多次，孩子已病危我还不知道，幸好隔壁坦克团的陈教员，天津人，他说老文你的孩子要住院治疗，你快点到208医院去，我替你挂个电话，电话挂通了，你抱去就行。

他告诉我208医院的地址怎样走，我按照他所讲的找到了208医院，医生问：小孩子的爸爸在哪个单位？在2539。噢，他的医疗关系不属于这里。我马上改口说，他的叔叔在坦克团，刚才坦克团挂了个电话给你们，你们答应收，我才抱来的。

医生立即向坦克团医务室挂电话求证，得到的回答是：下班了。医生没有坚持履行审查手续，收下了我的孩子。住院七天，一天比一天好，小孩子能吃能睡，自由自在地玩床头吊着的小球。我以为孩子好了，要求出院，医生不同意，说小孩体温刚刚才降到37℃，还需要留观一段时间。我脑海里想的却是自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已一个星期未上课了，教材怎么讲完，坚持出院。

回到家里又是一间冰冷的房子，小孩的病便复发了，比以前更严重，我只好抱着他上儿童医院。儿童医院的病床很紧，只有不带妈妈的床，不带妈妈的病床，小孩交给护士管，每天用三角白布提出几个死孩子。我坚持要带妈妈的病床，幸好临时又腾出一张，就住进了儿童医院。医生立即进行滴流（吊针）治疗，小孩已经开始抽搐，危险极了，改输血浆。一瓶血浆，每分钟只能滴13滴，要23小时才能滴完，小孩不吃也不动，医生指导我多喂开水给他喝。208医院，母亲可以与小孩同睡一张床，市儿童医院，只有小孩子的床，高高的，三尺来长，三面用一尺多高的铁栏杆围住。我一面着急，一面哭，疲了就伏在小孩的床边睡一下，很快醒来，看着滴流是否正常滴着。过了几天，李人涛与闵应骅来看我了，我哭着和她商量，孩子如果有万一，是交给医院处理还是自己抱回去掩埋，这样的冻土，又怎么挖得进？他们只是安慰我，孩子进了医院，听从医生的治疗会好的。我要她从我家中拿一床被子来。她替我送来了被子，仍是一师发给我的那床被子，两面都是白色的棉布。因为医院是木地板，晚上小孩睡在床上我就睡在木地板上，比坐着好多了。夜间医生来查病房，看见我一床白被子，以为是他们医院的，左看右看还是我自己的，没事了。

由李人涛告诉我，我走后家中的老人也生病了，不会上医院，没有药吃，病越来越重，还是隔壁的陈教员拿自己的军大衣给钟母穿着，送她上了街道卫生所看病，吃了药好些了。她想再去看一次，可是隔壁的陈教员不在家，她想自己试着去，由家到卫生所不到一百米远，她这次真的找到了卫生所，医生也认识她，替她开了药，可是回来就找不到家。她回到卫生所坐着，想天黑了，她还未回来，陈教员一定会来找她，坐了很久，还未见陈教员来找她，她便着急了。再次出来自己试着找回家，怎么也找不着，逢人就问，通化路38号，但说的坪上口音没有人能听懂。还是遇到了一个好心人，他说他参过军，到过湖南，能听懂湖南话，结果还是听不懂这老人的话。问她你的家离这里有多远？她说：冒好远子！别人还是听不懂，猜着一定是附近的，就带她一栋一栋的房子去找，是这栋房子吗？不是的！是这栋房子吗？又摇摇头，左找右找，是这栋房子吗？哟！就是这栋房子！找到了，找到了，难为你了，难为你了！

我与小孩住在医院，一边着急孩子的病情，一边担心着我的课怎么办。生物组委托宋慎德老师来看望我，说我的课请那玉田老师代教，我真是万分感谢。小孩的病也一天一天好转，决定这回一定要医生叫我出院我才出院。奶奶在家也挂着这个孩子，也请隔壁的陈教员来儿童医院看看小孩，陈教员回去告诉奶奶好多了。其实那时小孩已经很危险了。李人涛和闵应骅每星期天都来看望，工作单位也安排好了，我安心住院40天。出院一结账是199.88元，在当时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天文数字，钟瑞光复员费是1600元，一分钱也没寄来。长春四中给我补助了88元，我深深地感到党的温暖，生物组同事之间的温暖；李人涛、闵应骅同学之间的温暖。

我终于抱着小孩出院了，回到通化路38号，三楼的住户都笑呵呵地来看钟小子回来了。奶奶也很高兴地说：小孩瘦一点不要紧，肉会长起的。长春四中要丁师傅替我在房子中安了一个火炉子。

因为我生了孩子，又有一个老人，我负担一老一小的生活，对工作有了很大的影响，丈夫回湖南也一年了，我也申请调回湖南。钟瑞光要我调到邵阳，我不同意，我想调到长沙，但又没有与长沙方面的同学去联系。我觉得调回醴陵比去新邵要好，便写信与文伐强哥联系，伐哥来信说：醴陵教育局非常欢迎，办理调回来的手续会很顺利。

长春四中生物组的老师，刘致君、那玉田、马国吉、宋慎德、杨淑兰、孙桂贤、吴双云和我共八个人开了一个欢送会，对我的工作、为人、思想品德作了全面的鉴定，鉴定得很好！我就是这样走了，没有给生物组和他（她）们留下任何纪念品，当时我想回到醴陵替他们买点有醴陵特色的瓷器寄给他们，可是回到醴陵瓷器根本买不到。马国吉老师、吴双云老师各送我一张单人照片，我回到醴陵还和他们通过几次信。

调动的手续一切都搞好了，现在要搬家，衣服、被子、书籍，连我几年来的教案，我都装订好了，要一并带回。还有少量的炊具，要托运，要包好，没有半个人来帮忙，全由我自己打包。

火车票坐票可以一直买到长沙，而卧车票只能买到北京，是晚上的车。李人涛、闵应骅，还有生物组的马国吉老师来长春火车站送我。小北捧着玩具汽车走来走去，闵应骅说他们就幸福，那么小就可以玩小汽车，我们那个时候还不知玩什么呢。

我快要离开长春了，心中有万分不舍，非常难过：马国吉老师以后还能见到他吗，李人涛、闵应骅什么时候再相见？更重要的是我这一次南下，对我个人来说，是否是开始走下坡路？李人涛、闵应骅按照常规安慰我，勉励我。

火车开动了，我挥泪告别了他们，告别了长春市。一张卧车票不准坐两个人，列车员来了，问这卧票是老人的还是你的？是老人的，因为小孩子半夜也要喝牛奶，老人在列车开动的时候，她不会调奶粉，请原谅我坐在这里照顾小孩与老人。她便再也没有来赶我走了。

到了北京，车票签字到长沙还要等一天多，我带着老人和小孩到北京王府井大街的百货商店里去看看。琳琅满目的商品，我替小北买了几件衣服，问问老人想买什么东西吗？她说，她只要买几尺士林布，也叫士兰布。这种布到处有买，也不必在北京买。她走了两层楼就坐在商店给顾客休息的凳子上不动了，摸出身上几块钱数一数。

我去买卧车票，只有中铺，没有下铺，我想等一等，结果中铺也没有了，只好买张上铺，用同样的方法进了卧铺车厢，列车员同样要把我赶走，把卧车的车长喊来了。刚好此时小北就拉了一把屎在车上，我用纸擦了以后，再找来湿拖把给它拖干净。列车长一手拉住拖把，不要你拖，由我们的列车员来拖。

“是我的孩子弄的应该由我拖。”

“我‘哇嗒’不要你拖，就是不要你拖。”

他讲的都是普通话，“哇嗒”两字也是普通话发音。可是“哇嗒”是醴陵的方言，我听出这两个字，马上就说：“你是湖南醴陵的吧？”

“是。”

我马上用醴陵口音和他说：“我也是醴陵的。”

“你是醴陵哪里即？”

“我是醴陵东铺冲老志木井。”

“哦，你是枚臣公的孙女吧？”

“是，是，枚臣公是我的叔公公。”

“你家是哪里的？”

“我上文家冲的。”

就凭“哇嗒”这句乡音找到一个家乡人，还是屋门口的人，从此列车员再也不赶我走了。因为穷，加之对调动政策不了解，担心老母亲的车票不能报销，只好买一张卧车票，一家三都蹭在卧铺车箱，感谢家乡老乡没有让我难堪。

1954年我们从汉口坐慢车上北京，坐了五天五夜，今年1959年，从北京到长沙只需23小时。去时是坐轮船过长江，几年以后，回来的时候，火车通过长江大桥，只听到车轮在桥的铁轨上滚动的声音与陆地不同，桥两边的铁栏杆迅速往后退，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祖国的建设真快呀！

在北京我向问事处询问，我坐的那次列车什么时候到达长沙，我按照她告诉的时间，向在长沙的刘依成打了一个电报，结果时间弄错了一天，等我到长沙时并无人接我。看见站台上卸下的行李，包书的毯子已破，书在站台上已经散开了。这是托运的不由我管，我只拿随手携带的行李，抱着小孩，老人跟在后面，出了站，怎么办？

行李、老人暂在长沙老站附近的街上坐着，我向刘依成挂个电话，他到工地去了。慢慢地找到一个小小的旅社，睡二楼，农历的六月天，到夜里一点钟我热醒了，一看小北背上，大腿上全是玉米大一粒粒的汗珠，我抱他到楼下大街上坐着，等候天亮。

第二天再与刘依成联系，刘依成来了，他还是个单身汉，单位分了一间小小的房子给他，我把行李先放在刘依成的房子里，再把老人送回新邵。

从长沙到邵阳只有汽车，开的老式客车，一天只有一趟班车。我买好了票，要老人带着小孩，在候车室等着，我再独自去办一件事。老人在候车室坐着，候车室内邵阳人就多了，她与别人可以谈话了。等我回到候车室，准备上汽车，一个又黑又瘦的汉子，鼓起两只像小学上下课打的铜铃似的眼睛，恶狠狠地说：

“你也来了，这个老母亲等得你万把年了！”

噢，听说过新化蛮子，还没有到邵阳就遇见了。我也顶他两句，关你什么事？老人连连向黑汉子道歉。

汽车到双峰，吃午饭。小北拿一只瓷勺使劲在桌面上敲呀，砸呀，叮铛一声，勺断了，服务员来了，要赔两角钱。

汽车到邵阳时，天快黑了，其他旅客很快消失了，候车室内只留下我们老小三个人，服务员告诉我，她们很快要下班，候车室要锁门。老人和小孩在候车室坐着，小北还发烧，我就去找医院和旅社，看见一个小巷子口挂着XX医院的牌子，我便去打听，他说他们是军医院，不向外营业。沿着邵阳那条街走去，逢旅社就问，都是客满，快到东风桥了，才找到一个三八旅社，再回到汽车站接到老人和小孩，我一手抱着孩子，一手与老人抬着行李袋，不时换手。老人与小孩在三八旅社住下后，我再去找邮电局，挂个电话到新邵铁厂找钟德明和钟香函。钟德明接了电话，我告诉他，我们已到邵阳，请他通知钟瑞光明天在新邵接我们。

邵阳市没有看见一个人力搬运工人，行李、老人、小孩都是我一步一步挪到汽车站，邵阳到新邵一天也只有一趟车，汽车在新邵XX银行前停下，钟瑞光爬上取行李的楼梯上，从窗子中来看他的娘与崽。钟喜菊也来接她的母亲，母女相见有话说不完的话。

1959年8月，新邵县城非常冷清。只见新邵饭店、新邵xx银行还是竹片围着的，还有一个百货公司，远远地还矗立着两个高高的烟囱，那就是新邵铁厂。看见河那边有几栋矮矮的土砖房，那是新邵一中。在铁厂的钟德明请我们吃一餐饭，席上既无肉也无鱼，因为没得买，最高级的菜是一碗青蛙。钟瑞光的七婶娘与她的女儿钟丽芝，佃了农民一间堂屋里住着，一切都很寒酸。

因为我的档案首先是寄到新邵，初步看到新邵这个模样，我坚决不来。档案又从新邵寄回长春，再从长春寄到醴陵。所以我还要去新邵教育局一趟，在一个山上找到了教育局。他们正在室外树底下开会，因为室内太热了。

我在新邵住了几天，现在再要从邵阳坐汽车到衡阳，钟瑞光已回单位去了。由钟喜菊送我到邵阳，从邵阳到衡阳的汽车是晚上开。在汽车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位军人，我伏在他肩膀上就睡着了，两臂的肌肉完全松驰，小孩子几乎滚下去了，他用手搂了一下，我惊醒了。汽车到衡阳汽车站还是半夜，车站有很多挑夫，行李只要汽车站的人拿出来，就有几个人抢，谁先抢着由谁挑。我的行李包拿出来时，三个人抢，汽车负责人问，这包是谁的？“是我的”一个年轻人说： “我替你挑，到哪里去？”“去火车站，多少钱？”“三角钱。”

由衡阳汽车站到衡阳火车站有五六里路，那年轻人替我挑着轻轻的行李，走在前面，我抱着在熟睡中的小北，跟在他的后面，路上只有我们两人走着，那年轻人很好，一边走一边和我交谈。还要过衡阳的湘江大铁桥，此桥的结构与长江大桥相似，只是小些，桥的两头和中间都有站岗的。我们正在桥上走着，下面正是火车经过，在桥上也感到震动。

到了衡阳火车站仍是深夜，我抱着小北，想找到母婴候车室休息一会。母婴候车室也有小小的婴儿床，三面有铁栏杆，但每张小床上都睡着一个大男人。当我走进母婴候车室时，第一眼就看见一个胖胖的大男人，霸蛮把自己的背塞进那小小的床上，两头高高的翘起，还打着如雷的鼾声，我们真正的母婴却坐的地方也没有！也未见一个服务员，因为是夏天，我抱着在熟睡中的小北在车站外的坪中坐下。

从衡阳坐火车到株洲，从株洲坐火车到醴陵的板杉铺，又到畴哥家去住下。十年未见面了，我还是穷得一分钱的人情都没有。表嫂还是一样热情地接待着我，她家也是全家都是吃食堂饭，家里要点热水也为难。

第二天再步行到吴家段大姐家。大姐已搬家了，搬到姨娘她们那大屋里去了。因为吃食堂饭要集中，大姐的一家，住在婶婶原来做厨房的房内，她自己的房子队上做幼儿园了。大姐的儿子久久是幼儿园的学生，我也没有一分钱的人情。只有从长春四中带来一条红领巾送给久久，久久拿着系在脖子上高兴极了。大姐家也是吃大食堂饭，由食堂的分工，大姐是管喂猪的。

我由于从长春寄来的档案未到，暂时不能分配工作，只好在大姐家暂时住下，在他们食堂中寄餐，经过长途跋涉的旅行，可说暂时到家了。

我不敢去见亲人

利用等档案的空隙时间，我去长沙刘依成那里去取行李。书还是带不了，只带了一部分的生物书，其余仍寄在他的房子里。

在长沙时利用粮票买了两个月饼，还买了半斤装一小瓶酒，半斤酒就送给了畴哥。

我还有一个志姐（二姐）和怀姐（三姐），还有一个大嫂嫂，她们都是地主份子，都在苦难中生活。我已经十年未见她们了，也想去看看她们。听听她们的声音，但是我不敢去，为什么？

在1958年反右斗争中，长春四中有个老师的母亲死了，他做孝子，跪跪拜拜送母亲归山。因为母亲是地主份子，是敌人，这老师就是敌我不分，受批斗。有个学生，因为清明节不放假，他要请两天假为外祖父去扫墓，外祖父没有儿子，明确认定他为外祖父的孙子，他坚决要去为外祖父去扫墓。后来了解他外祖父是镇反时枪毙的，这个学生的升学也受到很大影响。看到别人的经历，就要警惕自己的行动。

我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伯母，以前对我也很好，还有叔伯哥哥—润哥，他是中农，住在山塘即。我带了一斤月饼，从东北带来一瓶人参酒送润哥。在山塘即歇了一夜，润哥并不愉快，伯母嘴吧不停地讲着过去几十年的古事。唉，没想到这竟是和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高兴的后面

我的档案材料到了，醴陵教育局一位中年人和我谈了话，把我安排在醴陵一中。我非常高兴，因为醴陵一中是醴陵最高学府，是完全中学，是过去的湘中学与遵导中学合并而成，校址很大。还新建了一些教学楼，校址又在醴陵城内。

我到校报到，校长是易森云，党支部书记是陈xx，都表示很欢迎。交待后勤处安排我的住房，住房是原遵导中学操坪旁边的一栋两层楼房的二楼。我很想把床铺擦一下，但是全身无力，又想呕吐，我以为是由于长期旅行疲倦引起，当天还勉强地走到离城十多里的姐姐家。第二天病情更严重了，走路更无力了，请表妹肖君敏送我，我伏在她的肩膀上三步一歇、五步一蹲，好不容易才移到了醴陵城关镇医院，请好医生看一下，诊断是急性黄胆性肝炎。

君敏到一中去报告有关老师，一中很快派了担架把我抬到醴陵中医院住院。住院全部服中药，七天后症状全消失。医生催我出院，担心反复感染，建议出院后再休息七天。

可是，我满脑子想的是工作，心想一是档案迟到了，导致我来校就迟到了；二是来校未上一天课就因病住院了，病好了还住在学校休息，很过意不去。学校里每天都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右思想的批斗会。我不去参加就不了解情况，决定牺牲休息的时间，申请参加听批斗会，得到批准。谁知批斗会一开就是一个上午，连续四个小时，我才出院身体很虚弱，坐四个小时很难以坚持，但又不能中途退席，只好咬紧牙关坚持着。小组批判会，生物组与语文组合在一起，老同学刘迪燕还关心我，史质杏、柒则鹏是在醴师的同学，她们比我高几班，好象是不认识似的，招呼也不打一个，但在批斗会上发言又火辣辣的。有的语文老师，还向我提意见，说初来不了解情况，可以先听别人的发言，再根据提供的材料进行分析批判，应该发言。有谁知道我坚持坐几个钟头都很艰难。

醴陵一中

当年的醴陵一中，我在那里工作时间不长，却在以下几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959年高考中，语文、数学单科成绩全省第一名，总分第一名，上线总人数居全省第一名。

语文是一个老教师吴老师教的。他是历史反革命，他除了在课堂向同学有条有理的讲课外，其余在开会，在与他同路走，在餐桌上，一切公开的场合中他从不讲一句话。

数学是陈铭良老师教的。十多年前我在醴师读书，就是他教我们的数学。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由于他一直没有离开讲堂，所以他个人成分是自由职业，今天才保留了一份工作。我到了他家，他还认识我，也问了李人涛，但他的妻子前面两个门牙缺了，听说是在农村受斗争被打落的。过年的时候，学校杀了猪，特意给陈铭良老师、化学杨明赞老师、物理杨以进老师各送了一市斤的猪板油，这是极大的恭敬。1960年下期我已调到了醴陵三中来了，陈铭良的女儿也在三中教数学，听她说，陈铭良老师因吃南瓜藤充饥，拉屎不出而胀死了••••••。

回想陈老师在醴师教我们时，有一次他说数学课要调换一下，因为他要去吃酒。曹保民立即说，陈老师你去吃酒，也要穿件好衣服。因为陈老师每天穿着一件鸭屎兰的长袍罩衣，李人涛接着说，陈老师你也只能穿这样的衣服，穿好了怕吃酒滴了油在身上。李人涛是一头天然卷发，男同学喊她洋婆子，这时陈老师向她开玩笑说：女学生不要烫头发呀！李人涛一站起：“你这个老鬼子！”坏了，这句话是侮辱了师长，要记警。如果记了警就不能得奖学金，而我们这一个班，唯一有希望得奖学金的只有李人涛。大家要她去陈老师那里认错，陈老师原谅了她，那时的师生关系真的很融洽。那时没有什么退休制度，陈老师在校省吃俭用，只想攒一点钱，买点田以后养老，谁知却成了罪状。

生物是余贤舜老师教的，他是一个中年人，我听过他的课。他不但生物知识学得好，而且表达能力极好。讲课时，三笔两画在黑板上画一个简图，既说明问题，也便于学生记忆。他不但生物学得好，语文水平也很高，讲一堂公开课以后，他作出来的总结，文章通顺简练，重点突出。但在批判右批的思想时，每次他都要上台挨批。我只记得一次批判他的内容是：一中组织教职员去某农社参观，其中参观了一个养猪场，余老师站在猪栏边，感概地说“难怪没有肉吃，这些猪一头一头都是瘦骨嶙峋。”这句话成了他诬蔑了社会主义的罪证。当时醴陵一中生物组有四位教师，肖楚国、余贤舜、文丝、刘xx。肖楚国是湘乡人，日子也不好过。刘XX出身好，我听过他的课，那堂课的内容主要是讲利用有毒的植物杀死害虫。教科书是全国通用的，书中提到一种北方的有毒的植物叫“打破碗花花”，在东北是到处可见。因为它有毒，开出鲜艳的花朵，大人怕小孩子去摘，就骗小孩子说，如摘了这种花，回去一定打破碗。故取名叫打碗花。此植物的毒性更集中在花里，把它的花扔进厕所，就可以把苍蝇的幼虫杀死。而刘老师没有见过这种植物，也不问别人，在讲课时想当然地说：把瓷碗捶烂，瓷片的口，像刀一样的锋利，把瓷片丢在厕所里，让那些蛆去爬，利用瓷片的锋利性，刺破蛆的腹部而杀死蛆。

有的学生在座位就喊：“打破碗花花”是一种植物。这样的老师在科学知识上闹成那么大的笑话，在其他方面却是一个好教师。

后来打听，肖楚国老师在1961年下放了，余贤舜老师在文革中进了牢房，在监狱中生病，送回来抢救不及时而死亡了。

醴陵一中报刊发行是先进单位。我在长春每月工资54元，说东北的工资比湖南要高，可是107班的刘迪燕与我同级同学，她每月工资是55元。实际上，我这一级套湖南工资级别，就比她低了一级，我每月只有48.5元。每月扣伙食费、房租费•••等要十多元，小北在农村中请人带，保育费、伙食费要17元，每月我手中的钱就不多了。刘迪燕是管理图书，也负责报纸的订购，她动员我订报纸，我不想订，可是这是规定，每人非订不可，我也只好忍痛订了一份中国青年报。

醴陵一中学生公益劳动是先进单位。我是1959年下期入校的，到了农历的九月间，接上级指示，从石矿金修一条小铁路到醴陵城，分配一中完成一段路基，停课一个月。我带一个初中班，专管从小河中捞砂石，中午餐也送来工地吃。学生个子小，河中水深，学生把裤子弄湿了，要到天黑才能回去换，这样沤着会得病的。在当时的气温，我自己感觉早晚要穿两条长裤才能保温，在工地只好我脱下一条长裤给学生穿。

到了1960年的暑假，学生提前期考，假期中师生全部去支农。夏天早稻要收获了，晚稻要插下去，称抢收抢插，简称双抢。学校派我和一个会计（好像是S会计）带一个班初中学生到石亭去支农一个月。S会计的丈夫是在167医院，是个军人。S会计一到石亭就和大队干部在一起，从没有来田里劳动过一天。我是要组织学生劳动，同学生一起割禾，开始是干田，可以穿鞋下去，好割；后来要到水田里去割禾，水不深，太阳一晒，水烫脚。烈日当头，衣裳也汗湿了，腿上有时还粘有蚂蟥，此时想起在长春的劳动就轻松多了。

有时在割禾时，田埂四周的禾都长得可以，可是割到田中间时是要到草中去寻禾，每蔸禾只有几根，每根禾穗上结了几颗谷。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出集体工，有人站着不爱动，就把任务分到人。分到xx负责把这丘田涞好，就是用脚把禾田中的草踩死，他就将禾田周边的草都踩死了，中间却偷工减料，所以草长的很深。这样一来，必定影响产量，但队干部向上级报产量时，一定报着丰收了，亩产千斤，上级就按总产量的百分比来征购粮食，结果农民自己害自己。

早禾收割以后，有的田再犁一下，在这种田里插秧好插。泥巴是软的。有的田只打一下蒲滚，禾蔸和杂草都能看到，在这样的田里插秧，田很硬，手指头上也插起很多倒叉。

早禾收割了，晚禾秧苗插完了，也算双抢完毕了。可是时间还没有到一个月，不能回校，就继续替农民涞田。从1951年到1954年在一师三年多的赤脚，把脚板练得很厚，在长春六年，鞋袜未脱，现在上田岸就要穿鞋才能走路。

这个队还喂了一群鸭，有个专门喂鸭的人。一天有个女学生在涞田过程中捡了个鸭蛋，简值比王花子拾金还要高兴，说要留着回去给她妈妈吃。其余的学生也想遇到这样的好事。

一个月的劳动终于结束了，还要评选出劳动积极分子，学生都表现很好，在学生中评选了一部分，S会计是此次的劳动积极分子，我却榜上无名。

饥肠辘辘

我患肝炎出院后，想吃饭，想吃肉，而我们教师政府每月只供应27市斤大米，平均三两米一餐。厨工师傅，用三两米的筒子量了干米去洗，让水久泡一会，米已浸泡膨胀很大一粒了，再用三两米筒子量着分到每一个钵内蒸熟，吃饭时八人一桌，三个菜放在桌子上。有个物理组的杨老师，他们父子与我同一桌，他的筷子又长又硬，每餐他都会将碗中的菜，大部份夹入他们父子的碗里，我们其余的六人只吃很少量的菜，我的肚子总是在半饥饿状态。

学校里在操坪边上种了红薯，通知今晚餐后全体老师挖红薯。我是喉咙里长出手来了，很想拿一个红薯洗都不要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可是有个规定谁也不准吃，我也不例外。挖好以后送到厨房里，作为补助的粮食，以后有两次在饭钵子里放了一块比鸡蛋略大的薯块。

星期天，我去大姐家看小北。大姐是在食堂里管喂猪的，她借扯猪草的机会，到菜土里搞点菜叶子，煮点菜叶子给我吃，如果没有搞到菜叶子，她就选择很嫩的猪草，用石灰水煮一下，捣烂，再加些米粉混合，做成草粑粑给我吃。

在醴陵街上没有私人饭店，小饭店也是国营的，我想到饭店吃一餐，要收粮票，一天只开餐一次。如果这家饭店有三张桌子，十一点钟开餐，那前去就餐的人必须八点钟以后就要去坐在桌子旁等着，不能走动。一旦走开，这个位置就会被别人坐了，这叫坐桌子，要坐到桌子才能买到饭。我哪有这闲时间去坐桌子，只能挨饿。

听说怀姐的丈夫死了，五个小孩子也先后饿死了，她现在正害着严重的肺病，我利用下乡去看小北的机会，去看看怀姐。翻山越岭走到怀姐家，怀姐一看到我就数长数短地哭得伤心。我大概坐了半个小时，我说，怀姐你不要哭了，看你还有什么事没有？我就要走了，你有病，你自己来一中，我送你去医院看病。她听说有人送她去医院，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喜讯。她家离一中有二十多里。

过了几天她来了，但当天已不能去看病了，就在我房中住下。而一中有个规定：凡教职员工留客，必须到负责保卫工作的老师处去登记。我去登记了，登记的内容很详细，如来者姓名、性别、年龄、家庭成份、与本人关系、来校干什么。第二天，我送她到醴陵医院去看病，照了一下光，医生在两肺的图上打了很多××。我问医生，像她这种情况要恢复需要多长的时间？医生只冷笑了一声，说我开张证明给你，你替她去买点营养品。拿着这个证明，还要走到南门口，找到营养品供应站，买了一市斤生猪油，十五块豆腐，豆腐还不能一次供应完。我把这些营养品交给她时说：怀姐，你今天不能在一中住了。她在街上找到她左家的一家亲戚，在别人讨厌的眼光下度过了一晚。

以后我把她能买的几块豆腐买了，替她送去。我刚到她家门口，就有几个中年妇女来了，说：她的命还是好，有你这样的妹妹，不是你，她哪能吃到这样的好东西。怀姐说那天她在煎猪油，简直是半里路以外都能闻到猪油的香味，大家嗅着香味找来了，围着锅子看着，想吃半点油渣子也是好事。

有一种水浮莲，也叫荷苞草，浮在池塘的水面上，平时是用来喂猪的。它的叶柄膨大成一个泡，怀姐就摘了一些荷苞草的泡，用猪油炒着吃，我尝了两个，味道不好。但她吃得很香，说像春天的新辣椒，好吃！可见她比我还饿。

因为很多人都处于饥饿之中，所谓饥不择食。不管是生的、不清洁的，拿到手就吃，所以各种寄生虫病就多。而医药店医院里各种药也奇缺，就是驱蛔灵这种普通的药，也没有卖。一中有个医务室，批来了两瓶驱蛔灵，有个男学生说，我的肚子不痛，可我的妹妹肚子经常痛，这几粒药留着我妹妹吃。他把药带回去，他的爸爸已病得卧床不起，听说儿子带了药回来，就说：我病了这么久，没有吃过一次药，你带来的药，即使是毒药也好，给我吃下，我死了也能瞑目，因为我在病中吃过药。于是将六粒驱蛔灵一次吃下去，当晚就睡了一晚好觉。第二天早上，他要大便，他已不能上厕所了，农村的办法，拿出一只簸箕，垫上一些灰，用一条长凳两人扶着在床边大便，结果拉出了一簸箕的蛔虫。他那又鼓又硬的腹部软了。

农民是吃大食堂饭，居民也是吃大食堂饭。一天傍晚我从一条小巷子回一中去，看见大约六岁的小孩子，双手捧着一钵饭，大概是端回家去吃。这时从后面来了一个男子汉，将小孩的饭抢到手，用手三抓两扒就把这钵饭塞进了口中，小孩大哭。家长走来，将那人打了两拳头。

小北入园

从东北回来，小北一直放在大姐家带着，小北的嘴很甜，听见他久哥哥喊姆妈，他就叫姆妈，久久喊爹爹，他就叫爹爹。冯姐夫也很喜欢他，每天抱起来一次就说一次，这伢子不胖，但很重，这是筋骨重的人，将来有出息。

在北京替小北买了两件衣服，好看，又合身。晚上开社员大会，全队的小孩子在一起玩，大家都注意着小北，问是哪家的小孩，这伢子，走路、坐姿都与众不同，这小孩子有出息。虽然是农民的夸奖，但我听起来也高兴。

冯姐夫是大姐的第二任丈夫，他是个文盲，木匠，因为他的父亲是木匠，把自己山中的树木砍下来，做成家具出售，赚了点钱，买了油茶树等，划了个中农。1958年搞大集体，谁都要入社，冯姐夫舍不得放弃家产，不愿意入社。有人把冯立维与大姐喊到大队部，是一个大祠堂，开斗争会。其他的社员都把冯姐夫拳打脚踢，被打得动弹不得，奄奄一息。再把大姐喊出来，又是拳打脚踢，想把两夫妇同时打成重伤。当时在场主持会议的有个表弟，肖建昆。他见势不妙，就站出来斗争大姐：“你不入社，你不热爱集体，你不认识毛主席，我就不认识你是我的表姐。”大家一听这女人是肖建昆的表姐，不再动手了，大姐免除了一大灾难。冯姐夫是抬回去的，也只吃了几付草药。

1960年都吃大食堂，谁也不准私人种菜，冯姐夫个子高大，粮食不够，旧伤复发，不幸去世。

冯姐夫去世后，他小儿子冯长久还只有五岁多，这是大姐生的，小北才满两岁。大姐仍在食堂喂猪，她怎能带两个小孩。大姐要我把小北带走，我把小北寄在一中附近的一个居民家里带。小北又叫那保姆叫姆妈，那保姆也很喜欢他。

醴陵城里有所机关幼儿园，幼儿园的主任是我在醴师的同班同学陈月明。我多次与她交涉没有成功，可能是她没有权力私自接受一个幼儿。这次要我去石亭劳动一个月，我就提出小孩要入机关幼儿园，一中开了一张介绍信，本来入园的小孩要满三周岁，可是小北当时只有两岁零三个月，也入园了，全托。这样我就安心在石亭劳动了一个月。

内查外调

我在一中时，有外面来的人调查江汉屏在醴师的表现，要我写证明，我只证明她在校是个好学生。我也顺便打听一下江汉屏的情况，来者说，你只要证明她在醴师的情况，其余的你不要问。

一中有人对我说，醴师出了一本同学录，是三青团员的就在他的名字上方打一个圈，文丝的名字上面有一个圈，要我交待三青团的活动。我说，在1946年下期，我才入醴师不久，一天晚自习时，另一个班的男同学，到我们班来，每人发一张表，要我们填表，我也不知是什么事，学校里要我填的，我就填了一张表，仅此而已，以后什么活动也没有。

在2001年5月我再次到柳祥光家去看望他的时候，聊到过往历史时，告诉他1959年到1960年，我是在醴陵一中教书。他接着说当年有人到他那里去调查，1950年下期文丝在夏坪桥笃允完小的活动，他只证明“那时她还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没有什么活动。”哦，原来组织上早就在调查我的历史了。

走下坡路

小北入了机关幼儿园，离一中很近，我要去看他很容易。钟瑞光也调来了醴陵，我即将有个完整的家。

1960年下期开学了，老师们都领到教科书和教案本，忙于备课，唯独我什么都没有，这是我从长春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现象。长春四中刘致君老师非常信任我，总是把最艰巨的工作交给我。在醴陵一中一年来我的工作怎样？理、化、生是一个教研组，年末评先进时，全校各大教研组长开会，理、化、生教研组长在会上发言：生物组我们只赞成文丝老师，除了她就没有了。举例来说，去年的蓖麻子文老师领着学生把它收起来，落在地上的蓖麻子，文老师亲手把它一粒一粒地捡起来，几十斤的蓖麻子交总务处。

但是先进谱上没有文丝的名字。我做的事情，大家都看见了，我心中也愉快。这次没有分配我的工作，心里什么也没想，满怀信心走到教导处问：我教哪个年级，为什么还没有发教案书给我？教导处的人说：陈书记会找你谈话。我想，既然陈书记会找我谈话，不如我自己去陈书记那里去一趟。陈书记见了我就说：文老师，你来了，正好我要找你谈话。我校的生物老师有多，别校又没有，你已调往醴陵三中了。

在长春火车站的站台上与李人涛告别时，我就担心地说了一句：这次南下可能是走下坡路了。李人涛、闵应骅勉励我、鼓励我！一年了啊，一年了！我由醴陵一中调往醴陵三中，这是走下坡路的第一步。

醴陵三中

我与钟瑞光商量，小北放在机关幼儿园不动，我们快点收拾行李，去三中报到。乘火车在姚家坝下车，恰好还有两个青年老师，才分配三中来的。下了火车站四人同路走到三中，到三中时已经是晚上了，出来接待我们的是校长彭自农。

醴陵三中原是刘氏兰谊中学，刘氏出了一个刘建绪当了福建省的省长，他主持办个兰谊初中，刘氏的子弟读到初中都不收学费。后来刘氏出来工作的人很多，以前征兵也难以征到刘氏的人。兰谊中学建校、设计、施工、装修都是从长沙请来的师傅，教室内的黑板也是和长春四中新教室的黑板一样，是深绿色的毛玻璃板。说句实话，在解放前要到兰谊中学来当个教师是非常不容易的。可是今天呢，由于成立一个株洲县，把醴陵西部的大片土地，如姚家坝、白关铺等片的区域都划给株洲县了，现在醴陵三中教室北面的屋檐水都滴在株洲的土地上，醴陵的区域缩小了很多，学生的来源又只能招收醴陵这方向的学生，学校声望远不如从前了。教师看来张青山和何振源老师两夫妇及陈铭良老师的女儿陈老师三个老初中教师外，其余的都由小学选拔而来。校长彭自农作报告，开教师大会在会上讲话，还像个知识分子，而书记钟乔生有点像土改干部。

1960年上期三中失窃，被学生偷了一些米。这些粮食账要还，要从老师的口粮中扣除，我27斤米一月，只能吃23斤，老钟的脸和腿已经开始发肿了。我问：1960年上期，我还没有来三中，我就欠了你们的米？你们失窃为什么要我们来还？意见归意见，口粮照样扣除。我恰恰在这个时候怀了孩子，更想吃。等别人把白菜砍了，我与老钟到白菜地里把白菜的蔸子挖出来，剥了外面的肉皮，去了里面的木质的心，把白菜蔸的肉皮，切成米粒那么大小，煮熟加盐充饥，没有什么坏作用，只是大便的量特多。

三中的伙食比一中便宜，烧的全是农民送来的树蔸子。站在三中教室外的楼上，从窗子里往外一看，两边的山都已成黄土山坡。运煤火车只能将煤卸在板杉铺火车站，要靠三中全体师生去把它挑回来。三中的劳动没有一中那样集中，但量也不少，除了挑煤以外，还要到枞容渡河里去运树，因为楼房的老教室作其他用了，还要建四间平房教室，只建成两间，其余两间还只建了一半。缺砖和树，要师生搞来，我因有孕在身，只能空手去空手回来。学生不了解，说风凉话莫把两条胳膊甩断了。

亲人相继离世

我来到三中，离我的老家更近了，十几里、最远也不过二十里。有住在我老家的房子的学生在跑通学，每天往返要走近四十里的路，离我的几个姐姐家也不远，怀姐的病还是很严重，我还是要去看她一下。这回她煮了一个三斤来重的南瓜给我吃，我一下子把它吃光了，肚子是鼓胀胀的，但感觉还是没有吃饱，因为到处都吃不到一滴油。回校的路上肚子撑的确实是负担，如果在这时摔了一跤，肚子一定会摔爆的。

过了几天，一个女学生替我带来怀姐的信，信中说“你快来，你要的东西，东西又没有脚。”我琢磨了好久，哦，她还有一房家俱，我一件家俱也没有，我原先对她说了，要她给一件家俱给我，她这是要我去拿，家俱不能自动地走来。我因事不能去，就请这个学生替我带一棵黄芽白给她吃。第二天那学生又把白菜带回了，说：文老师，你姐姐昨天下午已埋葬了。唉，她七口之家就此了事了。悲痛悲痛！

志姐的小女儿刘丽华已十二岁了，每天跑通学来兰谊小学读书。由丽华告诉我：“满姨，舅婆在湘潭病得会死。今天回来，寒冰姐姐请了人到姚家坝去抬，中午会经过你这里。”我马上就要去枞容渡搬树，不能缺席。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嫂嫂就嫁到了我家来了，几十年相处，她待人很好，我何尝不想去与她作最后一次相见？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曾经有个同事送了他亲生母亲（地主）上山，而受严厉的批判，敌我不分。嫂嫂，我想来看你，但我不能来看你呀！

几天之后，丽华又来了，说舅婆已安葬了，还欠食堂里十五元钱。十五元钱啊，要寒冰来还，恐怕三年也还不清呀！这个数字应当由我来负担。我想这次回去为食堂送钱，他们一定很高兴，不会对我有不良反应吧。

阔别了十多年的老志木井，我又回来看看。对门冲长岭冲姓东的、姓朱的、姓李的•••••都搬来老志木井吃食堂饭，昔日我家的屏坊厅屋已成了大餐厅。嫂嫂的新房，她在这间房里生下十一胎儿女，今天已是保管室，仁慈嫂嫂是保管员，我将十五元钱交给她。寒冰还没有回来，十多年未见面了，她长成一个什么样子了？往窗外一看，回来了一个女人，那是寒冰吗？不是，不是，那是苏梅生的婆娘。

寒冰回来了，她长得很清秀。她把我带到她的住房里，她就住在吉公公原先的耳子厢房里。大约有四个平方，室内有一张铺，一张抽屉桌，一只洋皮铁打的灶，她的厕所就是一只木桶。1949年我父母双双去世，我还有哥哥姐姐及三个侄女，从醴师回去，我还有一个家。今日的寒冰的的确确是一个孤儿了！听说她上小学，下雪也是赤脚走出，下雨也要去锄山岸，斗笠也没有一只。她还很讲义气，用一个酒杯，端一酒杯的茶油给我。我的亲人呀，你自己要吃，我岂能接受你的大礼。

大姐替寒冰做个介绍，介绍到江西萍乡湘东镇的一个农民家里，男女双方都很满意，订婚了。我对寒冰还是挂念，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看看，正好寒冰接到一封她未婚夫段启庚的来信，信中说，很多人看见寒冰到了段启庚家附近的火车站，但没有进段启庚家的门，可见寒冰变心了，会与段启庚分手。

我说，寒冰你快点去一趟，路费我给，你今晚就去请假。当时的队长是文先阶，是外面分来的。是启字辈，寒冰应叫他公公。我同寒冰一路去文先阶家中请假，因为是晚上了，文先阶已睡了。寒冰站在文先阶的窗下喊：阶公即！阶公即•••喊了十多声，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亲切，但里面没有回答。我低声地对寒冰说，你只说你请假。

寒冰说：阶公即，我接到一封信，说我家娘有病，要我去一趟，我要请三天假。

此时房子内厉声地说：你的信是从队上来的，哪个还没看见！你的家娘有鬼病了，你要到外面去走，你的粮食我不得发给你！

当时食堂已下放，别人家的粮食一月发一次，而寒冰是地主子女，受管制对象，粮食是一天发一次。寒冰说得好，哪怕是一餐发一次，他也得发给我，我麻烦他也麻烦。

唉，如果我在家不也是如此！我问寒冰只听说茶油16元一斤，不知哪里有买？我落月，想买一斤茶油。

寒冰说：寄叔叔在油榨里榨油，只有他能买到。“他现在住哪里”“他住在新志木井，华婆子家里。”

我走到新志木井，找了寄哥，说明来意。里面一个女人笑呵呵地出来迎接，我叫她一声华嫂嫂，她更起劲了，便热情地留我歇。我买到了茶油，还要保密。 东铺冲的人认识我的也多，都知道我没有正式的娘家了，有些人很想做我的娘家。东山湾文庭尧的妻子，别人都喊长婆子，她有一个儿子叫文接先，在三中读书，她借着来看儿子的机会，热情地和我打交道。她送我三根莴笋，并且再三邀请我去她家，她是庭字辈，要喊我为姑妈，我照小孩子的口气叫她长嫂嫂。她大女儿在小学时是我的同学，我去了庭尧家歇了一夜，谈得很亲切，走的时候她打发我一升米。回到三中，我看着这升米，感慨万分，米是救命的肚子药，目前我已成了半个乞丐。

1960年，大姐失去了丈夫，怀姐被埋葬了,嫂嫂死了。一年的时间，我失去了三个亲人，年龄最大的五十三岁，小的四十二岁。

闲聊巧遇

1960年我姨娘住在长沙她二儿子肖思明那里。一天她替肖思明去买供应豆腐，要排队，排我姨娘后面的也是一位醴陵老太太，在说醴陵话，我姨娘问：“你是替哪个买豆腐？”

“我是替我女儿买豆腐”

“你女儿是哪个？”

“我女儿是李人涛”

“啊，你是李人涛的妈妈！”

“呀，你认识李人涛？”

“我不认识，我是文丝的姨娘”

两位互不相识的老人，因为晚辈之间的亲密关系，就这样聊到了一起，并开始互访。

李人涛回长沙来生孩子，孩子已几个月了，我应该去看看。一般去看看毛毛，是要为孩子买帽子、衣服、或送鸡蛋。一个家庭没有饭吃了就什么也没有了，我空手去看李人涛。孩子长得很好，很像闵应骅。他吃完奶，放进摇篮内立刻就睡着了。我没有拿一点东西送给李人涛吃，反而从她那里带回大约有四两麻油。我也在长沙买了个冬瓜，用旅行袋装着，我与李人涛各抓一个旅行袋的提手，她一直将我送上火车。

初起芥蒂

期末了，三中也得做个总结，彭自农校长在总结中提到，各班一致反映只有文丝老师上课纪律好，大家喜欢听她的课。钟乔生书记也想利用教学上来找点岔子，说：有一次我在教室门口过身，只听得有的老师利用课堂散布战争的恐怖性。如：战争如此之多，战争如此之残酷，这明明是散布战争的恐怖性。钟瑞光说还有下文呢？何振源老师也是教语文的，她说这是突出花木兰的勇敢。

醴陵的风俗是坐月子要吃黑腌菜戒口，才不会得病，黑腌菜由芥菜经过晒、切、蒸制而成的。一天有个农民挑一担芥菜也只有二十多斤，要两角钱一斤，厨房不要，他正打算挑回去。钟瑞光听说我度月子需要，贵一点也买了。钟乔生发动学生贴大字报：钟瑞光抬高市价，与食堂里抢购蔬菜。又是何振源老师出来说：钟老师也只买一次二十多斤芥菜，是为文老师坐月子而准备做黑腌菜的。钟瑞光从来没有看见过如何制作黑腌菜，花了很大的气力，晒出来的黑腌菜既不黑，也不好吃。

我们不知是什么想法，请刘依成在长沙花了很大的力气买回一部凤凰牌自行车，全校唯一的一部自行车，老师出门都来借，都借着了。唯独钟书记来借，钟瑞光说单车轮没有气了，不借给他，两人的积怨更深了。

我怀第一个孩子七个月才开始水肿，住院输葡萄糖液才消除。怀第二个孩子五个月就开始水肿，而且医院没有葡萄糖，我腿肿得一天比一天大，行动困难。 学校喂了一窝蜜蜂，取了几斤蜜，每人分了二两，钟瑞光舍不得吃，留给我吃。我吃了两回蜜糖以后，小便的次数开始增多、量也多，胎儿在肚子里也不动了，我赶紧到妇幼保健站去检查，医生说胎音很好。想想今天吃了什么，只有蜂蜜，原来蜂蜜还可以消除妊娠水肿，意外的收获。

第二个孩子降生

1961年5月9号，醴陵全县的老师到一中集合，政治学习一星期。学习结束后5月15日搭火车回三中，钟瑞光住院了。因我挺着大肚子，火车站的服务员准我先进站上车，车上也有人给我让座。在姚家坝下火车后，天已经黑了，三中的老师没有看见一个，我独自一人慢慢地走着，手电突然不亮了，我一脚踏空，滚到了水圳里，幸好水圳是干的，又幸好是滚下去的，没有什么反应，爬起来又慢慢地走回三中，这一晚睡得很好。5月16号早上我有生孩子的感觉，预产期还差十多天，我把楼上一位男老师叫醒，他很不在乎地说，等一会我替你把女老师叫来。现象不明显，我又去吃早餐，在餐桌上肚子剧痛了两次，我对何振源老师说，早餐后请你来我房子中。她很快吃完早餐，随即我回房间，三中的女老师很团结，都来帮忙，接生员也请来了，很快就听到娃娃响亮的哭声。

毛毛也还胖，大概五斤左右，只是头发很少，只有后脑勺上有点头发。小孩生出来了，但既没有母乳，也买不到牛奶。不记得从哪里买回了半斤糖粒子，我把大米熬成粥，用布包着挤出汁，这叫饭浆，加半粒糖粒子，用奶瓶装着喂小孩。因为是在醴陵清安铺生的，取名叫钟醴安。因为第一个叫小北，第二个别人顺便叫小礼，叫顺了以后名字就叫钟小礼。

五十七天的产假，度月子时受到照顾，允许在自己房中做饭，没有要求我到食堂里去吃饭，但国家按人头供应的每月四两植物油也充公了，钟书记也不准分出来。度月子，既没有一两猪肉，也看不到一条鱼，鸡与蛋早已不见了，为了补充蛋白质，只好去买农民从田中抓来的泥鳅，那时价很高，二元钱一斤，放几点茶油煮一锅泥鳅。钟瑞光只要我吃得下，他就买，一个月吃了几十斤泥鳅，身体恢复还算可以，从那以后就再也不愿意吃泥鳅了。

生孩子已过去四十多天了，我利用产假期间，抱着孩子去看看志姐。听说她家离三中不远，只买了半斤装的补脑汁一瓶，其余什么也没有。走到她原先的房子，打听她在哪里，原来她已搬离老屋有好几里路了。找到了她，她住的是两间瓦屋，房里有张床。梦行、元霄、丽华看见我来了，虽没有带点什么，他们也很高兴。梦行、元霄赶紧用磨子将谷碾成米，蒸了一大碗饭给我吃。志姐的病很重，讲话气力不足，但在久别重逢的姐妹谈话中，也讲了几件事。“你还记得在我家做长工的老简吗？”

老简在我家做长工时，我还很小，不记得他了。只是后来妈妈经常念老简，说只有请了老简做长工就最好了，他不但会种田，也会种菜，一年四季的蔬菜都吃不完；并且说老简做事有自己的主张，不合他的意他还会顶嘴。如一次，我家缸子里装着糙米，他又碾了熟米来了，妈妈说先要把糙米倒出来，因为糙米和熟米混在一起不好煮。老简说，如果你去讨米，你还带一个糙米袋和一个熟米袋吗，说得大家都笑了。志姐告诉我，老简倒是个好人呢，我同他一起劳动的时候，他问：“你娘家是在什么地方？”

“我娘家是在东铺冲老志木井”

“你是老志木井哪个的女儿”

“我的父亲叫文贵高”

“啊，你是高公的女儿，我在你家做了十多年的长工。我叫老简，你还记得吧。”

讲起就知道，老简，人称简脉头！（简脉头是种田的能手，作田掌本的人称脉头）

志姐接着说：“后来我关进了‘牢房’，梦行每天为我去讨米，给我送饭，脚也走跛，还讨不到几碗饭。而老简天天来给我送饭，别人批评他没有觉悟，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在她家做了十多年的长工，她家对我很好，我现在的家，就是靠着在她家做长工的收入而支撑起来的。你们现在把她关着不给饭她吃，是要饿死她吗？”志姐还说：“我出了牢房，老简在夜里偷偷地给我送来三斤米。”志姐又说：“你刘姐夫被枪毙以后，食堂里要我喂猪，我拿了两个红薯，在煮潲的锅里煮熟给丽华吃被发现了，晚上要我跪在禾刷子上，用牛背犁那草绳子，先用水浸湿，向我全身抽来，丽华只站在旁边大哭。”当时丽华在旁边听着就哭了。

过了几天，丽华来三中，说她妈妈说的，要我替她做双寿鞋。我右手的食指长个肿毒，不能拿针，我马上写一封信给刘依成，要他在长沙替他母亲买双寿鞋。刘依成接信后赶快回来了。先到三中来看我，我也随即去看志姐，正好梦行扶着她坐在盂桶大便。丽华两手扶着她母亲的膝盖，抬头望着母亲，口中不停地叫着姆妈姆妈•••多么想她母亲回答一声，可是志姐已无力答应了。

第二天我又抱着孩子去看她，志姐已睡到棺材中去了，享年46岁，我送她上山，埋在仙霞岭上。

从1960年到61年上半年，一年半的时间，我失去了四个亲人。唉，我自己能保住吗？

五十七天的产假满了，暑假到了，钟瑞光回新邵去了。我独带着一个才出生两个月的孩子，没有奶吃，我得为他熬稀饭喂饭浆、洗便片，自己也没有时间休息。钟书记要我去支农参加双抢，我实在有难处。三中的女老师很团结，陈老师说：我们在田里发狠多割几蔸禾，任务也完成得了，你就莫来了。可是钟书记点名，总是缺少文丝这个坨坨，非常生气。

开学了，我那才百日的小孩，必定要请保姆。保姆请来了，钟书记规定不准保姆到学校里来寄餐，说保姆带虽然自带了粮食，但还有蔬菜、油盐、柴火是难买到的，一定要我把孩子送到附近的农民家去带。我说我没有奶，孩子全靠吃米粑粑，现在粮食很紧张，我担心喂小孩的米粑粑会被农民的孩子吃掉。因为未听他的意见，所以文丝、钟瑞光成了钟乔生的眼中钉。

钟瑞光从新邵来到醴陵，说他与新邵教育局联系了，把我与他一同调往新邵，新邵接收。醴陵也肯放，问我同意走吗？

“你要回去就你一个人回去，我不去新邵！”他也没法，只是愁眉苦脸。

我想两个孩子，大的才满三周岁，小的才过百天，我一个人48.5元一个月，能养活两个孩子吗？冷静一想，家里已经饿死好几个了，为了孩子能活命，我也只能跟他走。

初到新邵

这回办理调动手续，跑来跑去全是钟瑞光出力，家里东西的清理，绝大多数由他负责。行李由姚家坝托运，只能运到娄底，因为火车只通到娄底。

从娄底再用汽车运到邵阳，到了邵阳还不知哪一天有汽车开往新邵。看看时间还早，我建议采取人货分离的办法，将行李办好托运手续，我抱着小礼，他背着小北，两人慢慢地步行去新邵。他接受了我的意见，他带路走小路要近些，其实是走山路。爬过了一个山又一个山，在路上看着两旁，就显示出新邵蛮子，一个个的山头挖成梯土种上红薯，大树一棵也没有了。三十多里路也在我们的脚下走完了，到了新邵天已黑了，这是他的家乡，住宿由他安排。

在新邵来和我们交谈，我只记得一个谢家楠，由钟瑞光介绍，他与谢家楠的关系，正如我与李人涛。他与谢家楠在商量去新邵那所学校为好，我主张去新邵一中，他们说一中是新办不到几年，从酿溪往一中一看，在资江边上，只有几栋矮矮塌塌的土砖房，校园一点也不美；新邵三中伙食最好，不过也是暂时的；新邵二中有58年的历史了，又靠近金竹山，烧炭很方便，将来铁路会走金竹山过身，搭火车外出很方便，尤其是靠近钟瑞光的老家，有事好互相照顾。他决定去新邵二中。

从酿溪到二中没有汽车，汽车只开到张家冲，离二中还有二十多里路，拖家带口的很不方便。在酿溪等了几天行李才到，决定雇一条木船，从资江边的酿溪到筱溪，由筱溪到二中只有十多里，要近一些。

妹妹钟喜菊的缝纫社已下放了，喜菊在酿溪附近找了一个对象，已成家。母亲住妹妹那里已不行了，要同我们一路回家。喜菊请我吃了一餐饭。

钟母听说要坐船，赶紧买了一个青南瓜，和几个辣椒，说在船上要自已搞饭吃。哟，天呀！这船要坐多长的时间啦！但是没办法，现在我只有嫁狗随狗走了。

我们一家五口，还有两个复员军人同路。船开动了，摇桨的用力摇桨，撑篙的不断地从船这头走到那头。在小学学湖南地理时，老师说：湖南有湘、资、沅、澧四条水流入洞庭湖，湘江最大，资江最长，沅江最险，澧江最短。现在我坐在资江中的船，好好地欣赏资江两岸的风景，又是顺水流舟，可能一切顺利。可是水往河的下方流，六七级的大风往河的上方刮，走逆水的船把风篷挂起，轻飘飘地上去了，而走顺水的，划呀！撑呀！船也难以移动。半天了，船还只到小米头。船停了，说此处盛产枣子，要买枣子的上岸去买。老人走得很快，与钟瑞光上岸买枣去了，一会买来一袋枣子，我吃了几颗也还甜，就不断地吃下去，老人不乐意了，说买回去送人的。船到了栗滩，我没去过三峡，只读过有关三峡的书，看来栗滩像三峡之一，两边的高山直入云霄，从船上看到在山腰中行走的人，好像木偶戏中的菩萨。山上的树、竹子密密麻麻，资江的水很清，浅绿色。钟瑞光大概是带着胜利的喜悦，今天带着妻子儿女，凯旋回到家乡的中学教书。他站在船头，对着那窄窄的河道，高高的青山，发自内心的放声歌唱。我却暗暗地在哭泣，我已经跟狗走到这个地方来了，未死先埋。他大概想在二中落脚扎根了，我想的是三年以后等我的礼礼能入幼儿园了，我就调走。各怀着各的心事，眼望前方，希望船快快冲出栗滩。此时“嘣”的一响，船底被撞了一个很大的洞，河水滚滚向内涌。两个复员军人加紧往外舀水，两个船老板加紧撑篙划桨，两边岸上的人大声喊快靠岸。幸好不远处有个小沙滩，船靠在了小沙滩上，我先跳上沙滩，把手中的小礼放下，再把小北抱下来，然后是上船抢救东西，船老板说不要紧了，船已搁浅在沙滩了。

回头再看看小北，他的小腿上全是乌黑的小鸡屎蚊子，我帮他打蚊子，再用一件衣服替他把小腿盖上，左手抱着小礼，右手拿一件衣服在两个小孩身边不停地摆动，以驱走蚊子。船老板宣布今天这条船不能走了，什么时候走？修好再走。什么时候修好？不知道，要把修船的人叫来。

现在怎么办，上不占天，下已落在小沙滩上。蚊子伸手就可抓一把。眼前只有窄窄的资江，正处于险滩下，水流很急，两边山上一户人家也没有，怎么办？船应把我们送到目的地，现在未送到，就应退一部份钱，他说他们修好船会把我们送到目的地，钱没有退。栗滩船出事了，也传开了，从河的下方，慢慢地飘来了一叶扁舟，钟瑞光和他来谈生意，此刻要价很高，没有办法，只能坐上这个扁舟。唱歌的时候“小桨轻轻的摇”，好像坐在小小的扁舟之上也很舒服，实际上坐上这小船中，桨轻轻地摇，船身向左一则，向右一摆，好像坐汽车的颠簸，直要呕吐，幸好离筱溪不远了。小船在筱溪靠了岸，他母亲拿着自己的衣服，和几斤枣子飞快地往回家的方向走了。

钟瑞光请人挑了被子等，把其他的行李寄存以后，我们各抱一个孩子，步行12里去新邵二中。我想十二里路不远，我从家到醴陵城有五十来里路，每年要走几次，也很快走完。谁知这个地方的路，不是沙路，也不是泥路，而是用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石头镶拢在路上，穿着皮鞋，每走一步都没有平的感觉.走十二里路，像上冰山，上刀山，把脚心与脚趾都顶痛了。一路还要爬坡，爬到坡顶看见二中了，钟瑞光热情地在介绍，那栋高楼是二中的教室、那栋是图书馆、田中间那栋是合作社•••我真不愿听。

到二中天快黑了，安排我们住新宿舍。二中的范围较大，带着我们左一转、右一拐，从二中后门出去，围墙外有一栋房子，看来还是新款式的宿营，一栋房子共有10间，每间是十多个平方，地是水泥铺平了，墙壁粉得雪白。窗户按玻璃窗设计制作的，但目前还未安玻璃，用纸糊着。没有电灯，要是糊窗子的纸破了，风吹得煤油灯都点不亮。有门出入，但从窗子中进出也很方便，毫无障碍。好，开铺吧，我跟狗走，现在已经完全走到狗窝里了。

新邵二中

新邵二中的前身叫大同中学，至1961年已有58年的历史了。老教室全是青砖的，建造形式是学北方的，是内走廊。教室、宿舍、厨房、礼堂、办公室、图书馆、每栋房子相隔的距离较远，但都有矮小的瓦过亭相连,下雨不要打伞和穿雨鞋。教师队伍绝大多数是本科生，还有一个近60岁的老北大生，叫刘蔚吾，开会不管坐多久，他总是直着背，两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也不动，认真的听着。他教英语。

学生的学习风气很好，纪律也可以，对老师也尊敬。因在解放前这里办了一所中学，所以坪上区在外面参加工作的人非常多,比新邵其他任何一个区都多。听说才光复时，台北市的市长也是坪上人。后来据新邵政协统计,新邵去台湾的人，列为全国第三名，醴陵是第七名。

我与钟瑞光同路到校长办公室去报到，接待我们的是校长张人发。因为我当时是烫了发，又穿着花衣服，穿了皮鞋，学生把我当洋人看，给校长的第一个印象是：这女人也能教书啦？

当时已开学两周了，初三的化学课还是个空白。他问我是否可以教化学，我想初三的化学从元素符号、分子式学起，我可以教。初三只有三个班，九节化学课，不够一个教师的工作量，于是另将初中一、二年级的生物课给我，共20多节课。三个年级、两种教材、是全校课最多的老师，我没有推卸。校长对我的第一个印象略有改变。

一年过去了，初中考高中，理化是同一张卷子，学生肖吉芝理化考了100分，七所初中考高中，二中的理化平均成绩列为第一名。张人发是中专毕业，很年轻，因为在五中抓教学质量很有一套，才把他调到二中来。他刚来一年，又有一科列为全县第一名，为他脸上增了光。

唐仕立是后勤主任，党员。一天可能是有意来我家闲谈，说你初来时，我们认为你是外地人，在此讲课不一定适应；对钟瑞光老师却估计很高，他是谢家楠的同班同学，又是复员军人，要他教高中。一年了，我们对你的看法是错误的，你很负责任，表现很好，王子慧老师常在张校长那里说你的教学方法值得推广。

因为我的课多，星期三，全校第七节课都是自习课，只有我一个人还在王子慧班上上生物课。他很负责任，每次都站在教室后面的窗外观察学生的纪律，每次纪律都很好。他对我说：文老师，你上的生物课学生认为不重要，而且又是第七节课，为什么学生听得如此认真，如此感兴趣？我和他开玩笑说：“我用的方法是打，哪个学生不听话我就给他一棒子。”“没有，没有！从来没有一个学生说你打人，我也从未见你生气。你只是轻松愉快地讲课，学生热情地听，你那里有个奥妙。”奥妙应该是我对生物发自内心的喜爱，将自已喜爱的东西介绍给学生听，希望他们也喜爱。

做小媳妇

我们来到二中的第二天，钟母带着瑞光的弟弟育光来二中，在我们的另一间房子的地上挖眼打灶，真是靠家近方便。灶打得没有一尺高，上面搁一张炕桌，桌面的板子是活动的，能拿起来，灶上煮了菜端起来就放在桌上，冬天一边吃饭脚就踩在灶上烤火，倒也方便。

钟母还没有到二中时，就在考虑在二中应怎样为家中儿子谋利益。因为钟瑞光伯父的儿子钟德明，原在大同中学当校医，她说钟德明原在大同设有一个私人厕所，其实是做样子的，目的是要他家人到同大来挑大粪，我们都来挑过。所以她也要在我们房子后面安置一个茅桶。真的安置好了，我住房前只隔一丘田，就是二中的大厕所，她一看学校厕所门开了，就会拿一个小盂桶，到公家厕所中去舀大粪，然后将大粪与煤灰搅拌，攒多了就叫家中的儿子媳妇挑回去，放在自留地里。因为那时搞集体生产，家里的粪便也是集体财产，自留地不能使用自家厕所的粪便。

本来是请她来带小北和小礼两兄弟的，她身体很好，经常要去挖土，小礼还不到五个月，没有奶吃，吃米粑粑，她喂完米粑粑后，立即就把孩子背到背上，就去挖土。因为二中没有卖菜的场所，学校四周的土都分给了教研组用来给食堂种菜，她等教研组刚把菜收完，就抢着把教研组的土挖掉，种上自己的菜。她以为教研没意见，其实人家是把意见提在钟瑞光的身上。我上课后回来抱着小礼，小礼嘴的四周、鼻子上、脸上粘满了用体温蒸得干硬硬的米粑粑块块，我用水把孩子的脸打湿后轻轻地替他洗掉。

她的菜种得很好，我们吃不完，拿回去给农村中的儿子家吃，或给在二中附近的亲戚吃。

她喂了两只鸡，二中没有机器碾米，用老办法推子推米，她等学生推完米了，把小礼背在背上，到推子底下，去扫地面上去的米屑，用来喂鸡。我从她背上抱下小礼的时候，小礼的衣服上、头发上满是米灰。我说：你这样带小孩，小孩会得矽肺病的。

鸡婆生了蛋，小礼没有奶吃，我真想打一个蛋给小礼吃，可是我不能去拿，她都记着数，说要留着孵小鸡。

二中寄宿学生很多，红薯也是主粮，学生不想吃了就丢，满地都是。她捡了晒干，说她要买一头猪来喂，钟瑞光也答应她，真的买来了一头小猪。

寄宿的学生每星期回去一次，把下星期要吃的粮食带来，老师、领导也走了，钟母也与学生相约同路。我的课多，有时我还未回家她就走，有时钟瑞光也走了，星期天，我不但要做饭，带孩子，还要喂猪。星期一的第一节课是化学课，有时是做实验，我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进实验室去准备实验。

我对钟瑞光说，星期天，你们都去走，我不能备课，还要喂猪。所得到的回答是：猪食已煮好了，只要你调着喂一下也为难吗，还要我在家陪着你。

其实他们去走都是在显摆，钟瑞光到他田里钟家去走，不过是表示他是国家工作人员了，他母亲是几十年都未走过的亲戚家也去走一下，告诉别人她的儿子媳妇都在二中当老师了。还把一些亲戚邀请来二中，来的都是头一次来，要我打发一条洗脸毛巾和一双袜子，东西不多也不贵，但都要布票，我就没有那么多的布票，很为难。有的客人还是山冲冲里来的，没有看过火车和铁路，要我带到金竹山去看看火车、铁路，下馆子买碗面条招待。这次她满足了，下次又来了，还是要我如此招待，我没有那么多的闲时间，有时没有满足她的要求，等客人走了她就会骂人。

他们母子间脾气性格也对不上路，三句话不对头她就回去了。在长春她生气跑到别人家去了，我去把她请回来，那是在同一栋楼房里，很近，现在回去了，有十几里路远，要我去接。其实她并不想回去，但天天喊要回去，不干了。一天早上，我已经起床了，钟瑞光还在被子里，我对钟瑞光说：“妈妈要回去，小礼是请保姆带还是送给农民去带？”钟瑞光说：“她怎么会回去，这里这么亮堂的房子，回去一间乌黑的屋，她同我们一起吃，吃也吃得好些。”就在当天她对着我骂：“你们那样的好房子我也不能住了，你们吃得好，我回去也不会饿死。”我对钟瑞光说：“今天早上我们的谈话，也没有别人在旁边，是谁学舌给妈听的？”他说：“没有人学舌，是她清早站在窗外偷听的。”

星期天她走了，鸡婆生了一个蛋，我赶紧打了和在小礼的米粑粑里，她回来后寻找这个蛋，对我进行盘问，我总是说不知道，她也没法了。

开始只有她一人在家吃饭，我们按学校的规定要到食堂里去吃，我是能吃辣椒的，但那个食堂的菜辣得不能开口，当然也不会因为我一个人而改变菜的做法。后来随着农村食堂的下放，学校里也准我们有人做饭的回家吃，当然要妈煮饭，她说她的粮食是从农村直接拿来的，质量要好，数量要多，所以她用一口铁锅煮她自已的饭，另一个铁锅煮我们的饭。我们用的是从粮购站供应的菜油，不知她从哪里弄来斤把猪油，用个钵子装着放在碗柜内，是她做菜，菜快要出锅了，她用筷子蘸一点猪油，在锅的一角用筷子搅几下，此处的菜用另一只碗装着，这是她老人家吃的菜，我们不能伸筷子。

学校里偶尔来了一个卖牛肉的，我买了两斤牛肉送到母亲手中，她做了萝卜炖牛肉，刚好钟瑞光他们四兄弟在当天聚齐了，四兄弟都喜欢喝点酒，就着牛肉喝点小酒，多美。我的课多，生物课多在第四节课，待我下课后到家，她把菜端到桌上 “你的菜在这里。”我肚子饿的不行了，只管吃。钟瑞光拿一双筷子在在菜碗里翻了几下，才引起我的注意。噢，我的菜碗中全是萝卜，小不点牛肉也没有。

一天母亲对我说，钟德明的父亲骂媳妇“我养了崽把你享福，你享得我也享得。”我想钟德明的爱人是个家庭妇女，她的话我没有往心里去。她看见我未领会到她的意思，干脆讲直的：瑞光是我的崽，我养了崽把你享福，你享得我也享得。我把此事告诉钟瑞光，他对他母亲说，我只有32.5元一月，要养活五口之家，打汤也不够用。文丝48.5元一月，比我还多，我们还享了她的福呢。从此以后，老人再也没有说我享她的崽福。

钟瑞光看来在婆媳之间起了缓冲的作用，实际上他的脾气也不好。他的哥哥弟弟，以致他们院子里的男人，对妻子要骂就骂，要打就打；对孩子，我生得你了就打得你死。钟瑞光回到了新邵，受新邵土壤的培养、气候的熏陶，原形毕露了。他对我要打就打，对小孩子用脚踢，打了小北还要在小北的大腿上咬一口。我文丝来到新邵，没有任何亲人，娘家里一是远，二是只有一个大姐，她也讲话不起。在这里一个同学也没有，现在我是肩负着工作的繁忙、儿子的牵累、婆婆的辱骂、丈夫的殴打，我文丝真的是个小媳妇吗？我在新邵二中是个独立户口，这个家庭有我贡献的力量，一年多来，我一味的迁就、忍耐，看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以为我是懦弱可欺，现在只能自己救自己，我要勒转缰绳，以牙还牙，以暴制暴！

钟母随我在长春时，她要做衣服，我和李人涛把她带到商店，她自己要哪种布，我就买哪种布。替她做的棉裤穿了三年了，她又不穿罩裤当然破了，她要讲一句要我再替她做条裤子，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她有话不好好讲，用手捏着裤子破烂部分，崩紧脸上的肌肉，说：“看，看，看你替我做的裤子！”“你有四个媳妇嘛，她们替你做的好的，你拿给我看看。”一听，不吭声了。

七个月的小礼，因为缺奶、缺营养，长得又小又软。那天我正蹲着在洗衣服，她来替小礼把尿：“哼，我是三十多岁做奶奶，你今年也三十多岁了，你的崽还是这个样。”端着小礼在我眼前颤几下。

“我三十多岁没有做奶奶，六十多岁会有做。我不是生不出，我读书去了。我读了书，现在有几十元钱一个月，你做了奶奶，你的孙子每月给多少钱给你？”

年末她把猪杀了，只有六十多斤肉，她计划农村的儿子这个多少，那个多少，唯独我们家是最少的，只有几斤肉。钟瑞光说她不应该那么分，母子就吵起来了，我上前把钟瑞光拉走，说随她怎么分。正好外面有几个砌匠在修理房子，前前后后都看见了，说：“老人家，你有个好媳妇，你的儿子是个书呆子。”她听了很高兴。过了几天，她看见隔壁教化学的周玉凡老师对母亲很好，在早上等钟瑞光辅导晨课去了，她站在阶基上大骂：“周老师对周奶奶怎么那么好呀，瑞光对我怎么那么差！全是你戳起的！你也在养崽，屋漏水滴现眼。”

我因为要备课，没搭理她，但她越骂越起劲。我从房子里站出来说：“你自己看，周奶奶每个星期都出去走吗，周奶奶家每天都有客吗，周老师是周奶奶教得好，瑞光是你教出来的，像了你，今天还害了我。屋漏水是滴现眼，屋漏水现在正在滴，滴在你身上。”

钟瑞光回来了，她就不骂了，我也不告诉他，她一连骂了四个早上。

钟瑞光也真像他母亲，如他的袜子未找到，不会好好地问一声，却是瞪着眼睛，放大嗓门，恶声地说：“我的袜子哪去了！”

“你的袜子我替你洗了，替你保管，怕还要我替你穿上？”

现在我也有经验了，看样子他要打我的时候，身边有什么东西就拿什么来反抗。一天我正在切菜，他要来打我，我就握着菜刀做砍人状，他瞪着眼睛、偏着脑袋、硬起脖子，一步一步向我逼近：你砍！你砍！邻居们都来了，我用刀背在他的左上臂上用力砸了一下，立马看见手臂青肿起来。

在这个小家庭里不是婆媳高声大骂就是夫妻武斗，引起了二中工会的关注。工会出面调查调解，通过走访邻居，以及附近的农民，大家都替我说话，批评钟瑞光。钟瑞光气得痛哭了。从此文丝在这个家里才有点人气。

保姆

在文革开始前，阶级观念越来越强，上级规定凡是父母是地主分子的一律不准住校，要回去接受农民的管制，钟母当然不例外，回去了。这个时候我肚子里又怀上孩子了，母亲回去，必定要请个保姆。

保姆来了，称她为颜奶奶，六十来岁，身体还好，长得清秀，家中只有一个孙子，已参军去了。我预产期快到了，代课老师也来校了，我想带他几天，因为他是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学生。白天我还上了四节课，晚上快天黑了，生了一女孩。

母亲听到我生了毛毛，很快替我送来了甜酒与鸡蛋给我坐月子用，我还是感受到母亲的温暖。她回去是四属户，要我们向农业社投资，我每月也拿几元钱给她零用。

请保姆的行情是：自带10斤米，其余部份由主家补助，每月工资10元。保姆在我家干了几个月，攒了一点钱，买了黑市价的布票（七角钱一尺），买来士兰布做上衣、青布做裤子，全身新。她在我家做饭，炊具从不洗，乌黑。星期天，我就烧锅热水把炊具统统洗得干干净净。过了一段时间又是黑的了，邻居的保姆对她说：颜奶奶，锅盖子你也应该洗一洗。“嘿嘿，星期天文老师要来洗的。”

过年了，她穿着新衣新裤，袋子里还有几块钱，回去显摆。农民一看她出来也不久，穿得那么好，人的肉色也好看了，都羡慕她，夸奖她，她也心中乐滋滋的，过年后按时来了，正常工作。

一天钟老师说：我娘炒的菜苤淡苤淡，你炒的菜苦咸苦咸，少放一点盐吧。她当时就生气了，不该钟老师拿她与他母亲来比，钟母是地主分子、是敌人，她是贫农，那是侮辱了她。她张嘴大骂，并且马上就要走。我想三三还只有四个多月，保姆走了，我怎么工作，同时这也不是一件大事，我向她解释，加紧挽留她。这让产生她一个错觉：对钟老师恶点不要紧，文老师一定会留她的。

学校接到上级通知，中学教师都要去一中政治学习十天，我想趁机给三三断奶。走之前我对生活做了安排，把钱交到合作社，嘱咐保姆隔一天去拿一次肉。我去新邵一中，刚上汽车就开始呕吐，到酿溪下车，在马路旁地上蹲着，还在呕吐，地上呕了一大片的血。其他老师都吓坏了，说要快点送医院，把我送进了县中医院。医院本来就没有生意，现在有人送货上门了，又是公费医疗，他一张证明开出是“肝炎复发，宜住院治疗”。我没有去参加学习，他们散会了，医生还不肯我走，要我住半个月。

钟老师先行回去了，与颜奶奶也和睦相处。二中没有菜买，只能自己种菜，钟老师早上用粪水淋了苋菜，早餐之后，颜奶奶就摘来吃。中午钟老师回家吃饭，一见做的是苋菜，就说：“苋菜我早上才淋过，你去摘菜也闻不到臭气吗，这怎么能吃？锅子也弄脏了，快倒掉。”我估计可能说话的语气是重了一点，颜奶奶当时就生气了，大骂出口：“过去受你们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今天还要做你的奴隶•••”钟瑞光平常与他母亲吵嘴还可以和她斗几句，今天对保姆，他只能快些躲开，走开了颜奶奶还在骂。他挂电话给我，说颜奶奶要回去。我随即在新邵买好一条毛巾，两包糖果，准备打发她走。

我回去才踏上那栋宿舍的阶基，邻居的保姆，其他的老师都小声地对我说：文老师，颜奶奶你不能留了，她骂钟老师骂得太凶了。

晚上我与颜奶奶交谈，你与钟老师已大吵过两次，在学校印象不好，不能保证你们以后不吵，你不愿意在我家里，我也不挽留。

第二天我打发她之前准备的小礼物，结清工钱之外再多给她两元钱，请人替她挑行李，把她送回家。这个保姆就暂告一段落。

有人又替我介绍一个保姆，张奶奶。五十多岁，家里只有13岁的女儿，叫张和平。张奶奶很勤劳，从不到外面瞎逛，对钟老师百依百顺，对小孩子也带得好，有时间还替小孩子做棉鞋。我说这些东西有多，给你自己也做一双吧。有了这句话，她真喜上眉头，很快替自已做了一双。以后她只有在走亲戚时才穿那双新鞋，回来还要看看鞋底磨了多少，然后再小心收起来。

由于文化大革命进行半年了，钟瑞光被揪斗，把我调往三中，我不能带她去，她对别的保姆说，你们的运气怎么那样好，老板不要调动，我的老板为什么要调走呢？后来又说文革中调动的不算数，我又回到二中，她闻讯即来了，说要借十元钱，我也给了她十元钱。

1992年我在娄底一所私立高考复习班任教，学校出招生广告，说他请了名牌教师任教，上面有我的名字。张和平看见我的名字，随即同她的丈夫来校看我，她的母亲已经过世很多年了，以前常在她跟前念叨我的好。人心换人心，张奶奶一家都是善良人，几十年过去了，张和平还记得来看我，很感动。

四清

1965年到1966年农村里搞四清，学校里的党员也调到农村帮忙，接着学校也要搞四清。二中的生物老师赵清许到农村搞四清去了，学校通知我将生物教具、标本模型逐件登记好，特别是化学药品，连瓶子有多重都要登记，哪年某日某人登记，每次实验用了多少，用一次要登记一次。

文化大革命开始

首先是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再写小字报，师生人人要写。二中的老礼堂贴满了，后来大字报、漫画，各方面的内容都有，如熊利曾在星期天同一个男老师去钓了一回鱼，便被学生用文字配漫画“水中之影”。

钟瑞光的大字报不少，多数是关于生活与脾气方面的内容，我的大字报数量不多。

后来第一批工宣队入校，语文老师任课的班级学生作文本一律要查。当时的文风是领导作报告、报纸上刊登的文章，都以呼口号为结束语。学生写作文，几乎所有人的文章结尾都是：我们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钟瑞光写下批语“千篇一律的结尾形式要设法摆脱。”这还了得，地主出身，明摆着是要摆脱党的领导。其他的人各有不同的罪名。

黑鬼名单公开

第一批工宣队入校没几天，就揪出大批黑鬼，召开大会，一个一个宣布。原校党支部书记谢家楠、校长张人发、教导主任谢旭贤，其余是教师和职员钟瑞光、石岑、罗升榜、何仁刚、彭宝芝、谢振贤、钟鸣岗、谢国谦、周玉凡、谢树棠、苏聂光、邬湘如、李育时、康朝响、刘章阶、曾辛夫、谢拂尘等都是黑鬼。

对他们这些人多是肉体上的惩罚，如钟瑞光，用绳子将他两臂勒紧，手已勒到背上靠头了，跪在被烈日晒得已烫脚的水泥地上，上面日头再晒他的全身，跪着头要靠地，看上去就是一个球形了，他头上的汗如潮水般往下滴，落在滚烫的水泥地上。本来落到地面马上就蒸发干了，可是因为他落得太快太多，这块水泥地就像泼了一桶水似的。

宣传队将黑鬼分到各个班，晚餐之后，黑鬼用报纸为自己做一顶高帽子，戴着高帽子，手拿一个自己的脸盆和一根木棒，用木棒将脸盆重重敲几下，然后自己喊自己的名字“黑鬼xxx罪恶滔天”，边喊边在教室课桌行中，一行一行来回走动。从晚上七点多钟开始直到十一点多钟才能回去，回来后比什么劳动都累，倒在床上就像半死了一样，第二天还要搞集体劳动。

宣传队的领导站在台上，宣布一个黑鬼名字，这个黑鬼就从教师的队伍中出来，面向学生，站在台下，马上发一块大约重五斤的木牌子，上在写着黑鬼XXX，牌子上钻了两个孔，絮了一根绳子，将牌子立即挂在脖子上。每个黑鬼后面都跟着两个学生，对黑鬼监视，我们睡觉了，房门口坐着两个学生，他们不断地谈话，到了十一二点，他们也疲倦了，又换来另两个学生，继续谈下去，不得安宁。

黑鬼搞劳动，学生会坐在旁边监视。如挖土，牌子也要挂在脖子上，人举起锄头，再挖下去，那块牌子就随着人的动作前后摆动，不断地向黑鬼的胸脯和腹部撞击。黑鬼请求将牌子摘下放在土边，收工时再挂着，不行！请求挂在肩上，牌子偏右，不行！每天挖土，哪有那么多的土可挖，不用挖土的日子，就帮食堂到金竹山挑煤炭，，挑着一担沉重的煤炭，脖子上也得挂着那块牌子。

每天领着黑鬼搞劳动的是工友钟友祥，他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当着看守黑鬼的学生，对黑鬼斥责“你们这些家伙，挂着牌子好偷懒，影响挖土的质量。你们快点给我取下来，放在这里，好好挖土呀！”。是钟师傅命令黑鬼摘的牌子，学生没有办法。

去挑煤炭，学生没有同去，他就准许黑鬼将牌子放在簸箕里同煤炭一起挑着，快要进校门了，叫黑鬼再把牌子挂上。

曾辛夫白天劳动，被锄头挖了脚背，挖了一个较大的洞，当时就不能行走，是钟友祥把他背到房子中去的。但到了房里并没有休息，马上来了两个女学生要他写交待，当晚是集体斗争黑鬼，曾辛夫一跛一跛地站在黑鬼行列，弯着腰。有个女学生抓一把盐放进曾辛夫被锄头挖破的洞中，再用一根木棒在洞里捅几下。谢树棠也弯着腰，看见一个女学生在地上抓了一把沙子，他赶紧闭上眼睛，果然抓沙子的手在他的眼睛处擦来擦去。

自由民

当学生时，历史老师讲社会发展史，说人类首先是守猎生活，再发展为奴隶社会，在那种社会里，只有三种人，奴隶主、奴隶和自由民，自由民是极少数。以后再发展为封建社会•••今天在这个山区，一所小小中学，却重演着历史发展中的某个阶段，我清楚地看到了三种人。

我每天同黑鬼一起劳动，但不要戴黑牌子，不要受斗争。二中有九个女教师，只有我一个人同黑鬼劳动，我从来没有这样想我是黑鬼边缘人物，我只觉得我是自由民。黑鬼康朝响说： “文老师，我没米了，借几斤米给我。” “好！中午替你送来。”曾辛夫说： “文老师，天气冷了，我的被子还没订，请你帮我订一下。” “行！中午你拿来。”我在他们中间还起点联系作用。

可能打算对钟瑞光加重处理，把我调往新邵三中，我们合计，保姆不请了，由8岁的钟小北停学，当小保姆，带三岁的妹妹。收拾了行李，走吧！钟瑞光蹲在宿舍阶基的当头，望着我的背景，望着望着，快要看不到背影了，他大叫一声： “文丝呀！”传来他嚎啕大哭的声音。我停住了脚步，回头对他说一声： “钟瑞光，你好好改造。”

新邵三中

由新邵二中去新邵三中，没有直通的汽车，还要绕道邵阳市，过资江还要用轮渡。新邵三中是所初中，地址在新邵新田铺，是区政府所在地，它的校貌是最前面是操坪，第一栋两层的房子下面是办公室，楼上是女生宿舍等。第二栋两层楼的房子全是教室，中间有老师住房。第三栋是礼堂，第四栋是男生宿舍、厨房，食堂在另侧。

师资力量还可以，本科生、专科生都有。由二中到三中要换一个口味，有很多的制度与习惯不一样，我仍教生物。本来原有一个本科生教生物，但他要去学政治，我要担任二十多节课还有一个班主任，一个女生辅导，我还有一个8岁、一个3岁的孩子，教学与生活负担很重。但当班主任，我初来并不知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学生每星期交一次粮食，每星期可以变动一次吃菜情况，食堂有水菜与干菜两样，有的学生只吃水菜，干菜从自己家中带来了，有的说我只吃干菜不吃水菜。每个学生变动一次都要班主任打证明条子，所以条子多。我初去和学生见了面，就有一个小男学生要向我借五角钱，我借了，没有登记名字，到班上并记不清是哪个，一会又有一男生要借一元，我又借了，情况同上，一直没有看到他们来还钱。特别是发工资那几天，每天有几个学生来借，有了教训，谁也不借。我去三中以前的三中，女教师、女工友、女学生、乱搞男女关系的很多，关于此方面的议论也多。

在教室旁有个简易厕所，一只青蛙跳入厕所中淹死了，有个老师打死一只死老鼠丢入厕所中，老鼠的皮浸烂了，翻过来里面是白的。挑粪的农民把这两只动物放在一起，学生一看说这是个娃娃。晚上我去查女生寝室，女生就喊：“文老师，厕所里有个孩子。”我说：”不是，是只老鼠，还有一条尾巴。”“不是尾巴，是脐带子。”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说是初三女学生生的，初三女生说是女老师生的，而全校只有两个女老师。

我找女生干部谈话，女生干部也肯定是女老师生的。我说：“我与XXX老师，都是有夫之妇，我的孩子小北、三三，还有她的孩子，那么小一个都带在这里，这个孩子为什么要丢在厕所里，那我舍不得，我会带着。”“文老师，不是讲你。”“那你是在讲谁？”她用手指向XXX老师房中，因为XXX曾经犯过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看来讲不清，我叫她去把每个女生寝室的寝室长叫来，我拿一把大铁火钳从厕所中夹出这两只小动物，摆在厕所旁的土地上，大家看清楚了，谣言止住了。

三中没有工宣队，造反派与黑鬼阵营没有形成，原领导也不大胆，工作既多又杂，学生班干部宣布这节课不上课，我们班上要斗争XX老师，老师必定站在教室内接受学生的批判，后来教育局知道了，制止了。

我到了三中，听说钟瑞光受批斗，有人把保姆颜奶奶也叫来了，钟瑞光跪在台子上，保姆在旁边发言，发言的时间很长，内容还是把她与钟母来比，吃饭时好菜放在桌子上，从不放到她坐的位置那边，并且当场逼钟瑞光给十元钱给她。

听说二中的工宣队撤走了，揪出的黑鬼要平反，在这个时候调动的人员作废，我可以回二去。我想回二中对钟瑞光多少可以照顾，三中虽然非常需要我这样的女老师，我还是决定回二中去。

重返新邵二中

我离二中已有一期了，时间不长，回到二中时已是晚上了，一切都很熟悉，但是没有人接待我，找不到一个住宿的地方，周XX学习是个造反派，是革委会成员之一，是个单身汉。我把他喊醒，想让小北同他睡，他在房中应了，说他的爱人来了。只好把钟瑞光喊醒，黑鬼的集体宿舍，小北与他爸爸睡，我再找其他女教师借宿。

二中的工宣队撤走了，老的领导班子没有宣布复职，革委会人员也不敢大胆负责，黑鬼仍旧搞劳动；大部份学生出外串连去了，在校的学生各自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自编自演节目，到农村各个大队出演；大队看见是学生宣传队，也热情接待，搭好演戏的台子，动员社员们来看，有的大队还招待一餐饭，也表扬他们演得好。

校内有人提出学生课桌分散在各教室不便保管，决定每层楼的课桌分别集中在三间教室内。

白天，教师在礼堂开平反会，黑鬼自己申诉，哪些过火了，哪些地方该平反，各复原职。教师并不能上课，学生大部分出外串连，学校一片瘫痪的样子。学生演戏多在晚上，演完戏回来已是深夜了，天冷，既无开水，也无热水，想烧点火烤，又没有柴。有人出主意，找来一口大铁锅，在二楼一间堆满了课桌课凳的教室里，将椅子放在大铁锅中，淋点煤油，点燃课凳烧起熊熊大火，烤热一身。凳子桌子烧了几条，铁锅烧红了，里面还有残余的木头在燃着，学生们并没有将火熄灭就把教室门关上，睡觉去了。

寝室就在教室旁边，他们睡后不久，有个学生起来小便，打开寝室门，只见走廊上浓烟，楼板像放鞭炮一样啪啪作响，他大喊：“起火啦！起火啦！”

学生们赶紧起来，边喊起火了，边快走。住在教室旁边的刘老师迅速从被窝里爬起来，提一个热水瓶来浇水，一看自己房门口的楼板已浓烟滚滚，啪啪作响，一看情况不妙就赶快跑了，在校内大喊“救火！救火！”校内的工友教师学生都起床了，站着，看着，束手无策。

深夜校内的嘈杂声惊醒了校外的老师，我起来一看，只见教学楼的屋顶上连瓦也没有了，屋顶的行楼树，一根一根熊熊燃烧。怎么办？我能起什么作用？迅速把衣服穿好，跑到塘下生产队的后山上，用尽力气对着这个生产队喊： “二中起火了，请你们去打火！二中起火了，请你们去打火！”我边喊边哭，他们并听不懂我的口音，但听得清楚有人在哭，起来问这个时候谁在此哭？是文老师！文老师你为什么哭？我用手指向二中，他们看见了，二中着火了！三溪桥每个生产队的劳动力都来了，隔十五里路远的坪上部队一直跑步过来救火，两个战士爬上屋顶跌了下来，听说是一死一伤。

教师、学生、农民都是拿着脸盆、提桶来提水灭火，无济于事，农民说断火路，把没有生火的房屋拆断，这样解决了问题。拆了平面是四间，立体是十二间。

公安人员

二中的火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新邵公安局高度重视，公安人员进入二中，观察现场，照相，然后召集当晚在校的师生员工开会，各人说说当时自已所看到的情况。八个学生如实地反应了他们烧火取暖的情况，厨房两个工友说：他们听见喊起火了，他们两个先到教室前的操坪里，看见二楼大烟大火，一楼教室很多桌椅，看得清清楚楚，安然无事，要是从窗子爬进去，还是可以救出一些桌椅出来，但是没有人敢爬，慢慢地二楼楼板烧穿了，火落下来一楼也着火了。轮到我发言：我看见时，火已升到房顶，我去塘下生产队喊人来打火。刘老师很伤感地说，他从被窝里出来，拿个热水瓶来浇火，见房前楼板已冒烟了，他再也进不去，他的衣服、被子眼看着烧光。只有周XX，既气愤又肯定地大声说：不是失火，是阶级敌人放火。不是二楼起火，而是一楼起火！刘XX随声附和。

当时我们感到压力很大，将来火案子落在谁的身上，谁也受不了。

公安人员开口了：不是放火，而是失火。不是一楼起火，而是二楼起火。有人说失火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吗？有的失火只有几秒钟就烧掉一房家俱。现在大家同我到现场看看。

他指着昨晚才被烧掉的房子说：二楼起火，三楼和一楼都有楼板封住，门也关上了，烟只能从窗子里冒出去，所以二楼窗子两边的语录熏黑了，三楼一楼着火时，烟可以向上冒，所以三楼一楼窗外的语录看得清楚。他们走了。

我们非常佩服公安人员不怕威胁，主持正义，重事实，重证据。但周XX坚持自己的意见，大骂公安人员是修正主义分子。

沙塘湾传奇

沙塘湾属于新化县，是资江河边的一个老小镇，它那里有邮电所，合作社较大，有银行代办所，还有很出名名的砂锅，离新邵二中有十来里远，有时我们几个女教师，相约到沙塘湾去玩，把它当作城镇。

有时也看到一些传单，说湖南的道县，农民把地主分子、地主子弟、甚至地主的亲戚，统统杀光，尸体抛入河中，河水既红又臭。

现在听说资江的上游有个邵阳县，农民也开始了这种行动，尸体流到新邵县，流到新化县沙塘湾来了。政府为了制止这种行动，已派了很多解放军进驻邵阳县，从资江河中捞起一具尸体十元钱，埋葬一个十元钱，由政府出资。

李剑玄老师说真有那么一回事呢，到沙塘湾去看看。哟！沙塘湾河岸上站了很多人，都注视着河中的动静，那些人手中拿着锄头、竹杆，还有划船在河中来回寻找，看到有捞起的尸体，是个年轻的男的被捆在门板上，有的一家五口被捆在一起，惨不忍睹。李剑玄说，但愿新邵莫发生这种事。

第二次工宣队入校

第一次工宣队成员还有县委里的人，如黄诗达。第二次工宣队成员由工农组成，人数比第一次要多，他们坐汽车，只到达张家冲，要自己背行李步行过来，所以校革委会要我们去五里路外的时荣桥去接，我们还只到达东方红园艺场，他们就来了。

第一次工宣队，揪出一些黑鬼，挂上黑牌子。邻居谢树棠、周玉凡挂着黑牌子先到家，钟小礼（五岁）看到后转身一看他爸爸也挂了黑牌子正往家走，笑呵呵地说：嘿，我爸爸也挂了一块黑牌子。马上拉住爸爸的手边走边笑边跳，爸爸拉着孩子的手走到屋里，低沉着对孩子说：礼礼呀，这不是奖状，这不是好事，今后你爸爸会受斗争。他似乎有点明白了，后来真的看见爸爸被捆绑、跪地等，他也很害怕。这次工宣队才入校，小礼就在校门口的蜡树下，抬起头来望着我问：妈妈，这个工宣队好些吧，不会抓你吧。我自己也不知道，你们小孩子不要问。

第二次工宣队入校的第二天下午，全校教职员工在老礼堂集合，李XX站在台子上，喊一个名字，上去一个，立即跪在地上。已跪了二十来个人了，还在不断地喊，我心里默念着：千万别喊文丝，千万别喊文丝。哟，接着喊的就是文丝。我也不例外，跪在黑鬼的队伍里。当时李XX指着我的头说：这是老虎屁股。我脑海中一片漆黑。上次揪斗的黑鬼，除谢家楠出身好的未揪，其余的一个不少，什么平反？说是黑鬼翻案。上次说打击面太宽，20个，这次23个，全校55个教职员就有23个人反对毛主席。平常领导作的报告，唱的歌词，广大的人民群众都热爱毛主席，在第二次工宣队的眼里，这些做教育工作的人就将近有一半左右反对毛主席。真是那么一回事吗，现在在事实面前，两夫妇都被揪。三个孩子怎么办，怎么办？

我立即拟好一个电报稿，要在醴陵的大姐快来帮我把孩子带走，把电报稿交给了传达室的谢为谣。估计大姐今晚九点钟会到金竹山火车站，我请谢家楠替我去接大姐，他很为难，推卸了；我又到李XX那里去请假，反而受到盘问：你的电报是怎么发出去的，不能去接。

大姐接到电报就知道情况不妙，立马赶了过来。现在金竹山火车站的旅客都走光了，四处寻找也不见妹妹的身影，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出什么事了，忧心忡忡。天很快要黑了，又不识路，只好在火车站受冻挨到天明。

狂风

姐姐之前到过二中，从金竹山火车站到二中的路线略知一点，问路别人不懂她的口音，好在她念过几年书，她找来纸和笔，写上“到新邵二中怎么走”，好心人给她指点了方向。

来到新邵二中，见到我还在家里走来走去，她的愁容就扫除了一半，在家中就和张奶奶搭腔讲话了。钟小礼听说姨要带她走，和姨很亲热，这一天都很平静。

姐姐到我家的第二天，天还没有亮，也未敲起床铃，只听得外面有人在喊：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起床到前操坪集合！快！快！快！

我与钟瑞光及三个小孩和姐姐，很快地到了前操坪。工宣队、造反派、学生、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农民黑黑糊糊，满满一操坪人。前天揪出的23个人一律在老教室的阶基上跪下，农民用绳子把23个人一个一个地捆起来，小北看见农民在捆我，他就大哭大喊：妈妈！妈妈呀！小礼、三三也跟着一齐大哭大喊，农民给小北两个耳光，他姨就把他们带走。造反派把我姐姐及小孩叫到办公室盘问，幸好姐姐带了大队的证明。证明家庭成份是中农，没有把她怎么样。我们就跪着听着宣传队队长训话。这时天已亮了，宣传队队长训完了话，黑鬼各自回自己的住房，后面就跟着三四个工宣队员，到黑鬼家里中去抄家。

我到了房门口，他们替我松了绑，松开绑，我的两臂不由自主地颤抖。他们要我拿钥匙，我只能点点头示意：锁匙在口袋里，请他们拿一下，我的双手动弹不得。两臂颤抖后就是麻木，麻木后才有痛觉，有了痛觉后十指才能伸弯。工宣队的人进了我的房子，开始抄家，首先点被子，1、2、3、4、5、6、7、8床，要收吗？站在门口的干部模样的人问我：你家几口人？五口人。2×3=6，只多两床，不要收。

我家五口人，真正御寒的只有一床大棉絮，因为每人每年只发半斤棉花票，想买多的也买不了。这八床棉絮中，有一床只有二斤重，是在东北生孩子时包小孩子用的；有一床是一师发给我的，有一床是汤履纯调动时她不要了给我的，都是三四十年的老絮，还有一床是钟瑞光拿供给制时发的军被。

哟，她有那么多的肥皂！一点数，共4条。要收吗？干部模样的人还是说不要收。

抄家的人不满意了：那不什么东西都没收到？但他们还是空着手走了。

当年土改开始时，大家还有一点道德观念，别人的东西不敢拿，但有些积极分子，把地主家该没收的、不该没收的全都占为己有，以后也没有什么追究，之前没敢拿地主家东西的人觉得亏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好像是第二次土改，胆大的人就多了，想趁机发点横财。但党还是有政策规定，最主要的是有干部执行政策，所以我家财产没什么损失。

早餐之后，黑鬼每人戴一顶高帽子、一块纸做的黑牌子在前操坪集合，去游垅。当我站在前操坪时，有几个不认识的妇女，站在我旁边骂：这个阿嫂，家中被子有八床，肥皂很多，毛绳子一袋子，这应该没收。我们这些人，说是翻了身，每天累得要死，什么都没有。

游垅的路线是从二中出发，经过时荣桥、百宁再到东岑，然后回二中，大概是二十多里路。一路上只是喊口号，没有人打。

到了晚上，我回想道县和邵阳杀地主的事，应该是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及时制止了，不然今天早上，可能包括我的姐姐在内都会被捆绑丢入资江河里去了。过了三十六年，今天回想当时，仍是毛骨悚然。

去卢滩水库劳动

在自然界中，暴风雨过后，总有一个停息，或有晴暖的天气。昨天二中掀起了狂风，今天似乎平静下来了，我请假送大姐带小礼和三三回醴陵，万一我这边有什么意外，还留着有两个孩子。五岁的钟小礼很听话，高高兴兴地跟着姨走，三三抱在手里。我出校门还戴着黑袖套，走了一段路我把它摘下来了。我把送大姐与孩子上了火车，目送着火车开走，不知母子是否还有见面的机会。

二中二十三个黑鬼，是一批好劳动力。经决定分为四处下农村劳动改造，文丝、李剑玄、张人发、谢志贤…分配去卢滩水库。已是下午了，我急忙收拾了行李，被子一担挑着，虽然不重，但感到难挑。八岁的小北紧紧跟着我走，经过田里钟家，也未见钟瑞光家中一个人。我与李剑玄挑着行李，越挑越重，三步一歇，五步一放，好不容易走到了目的地，天已黑了。

卢滩水库是坪上区的一个劳动点，除了我们二中来的几个人外，还有来自坪上区各个单位的黑鬼，有三十多个人，其中有四个女的。分配我与李剑玄住农民家的楼上，楼虽然不高，可是楼梯很窄，楼门又小，幸好先住了两个女的，她们很热情，替我们接被子，扯着我的手，使我的脚能踩到楼板。

四人同住一间小楼里，都是同一区的职工，因为不是同一单位，所以我们互相并不认识。见了面除了问姓名单位以外，更重要的会问：你犯了什么错误？那两个女的，一个是合作社的营业员，一个是小学教师。她说她拿一张报纸剪个鞋样子，这张报纸上有个大姆指指甲大的毛主席像，她没有注意，把主席像给剪坏了，这就是大罪名。后来听说被判了四年徒刑，当然最后是彻底平反了。

这是六十年代拍的第一张家庭合影，母亲抱着出生一百天的我和两个哥哥在新邵二中居住的宿舍前留影。由于父亲缺席，不能称之为全家福。

第二天是坪上区开大批判会，我们这个点的人，用几根绳子接起来，在每个人的右手上挽一下，几十个人絮成一串，挽得很轻，可以自由走路。到了坪上区里，都解了，让我们上厕所。我来到二中六年了，到坪上来开会也若干次，没有人来看我们，这回因为挂了一块黑牌子，看我的人，是前呼后拥，团团围住，生怕少看了一眼，尤其是女孩子，我们到厕所还要跟到厕所里，还问李剑玄的家庭成分是什么，贫农！你是贫农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好的人？

黑鬼一排站在主席台下，我听到后面低声而亲切地在喊：文老师，你也来了！我转身一看原来她是时荣完小的名牌教师曾资范，我只默默地对她点点头。批判会后，全区参加批判大会的黑鬼，各自戴着黑牌子还合了一个影，以后一直没有看见那张相片，如果当时每人发一张，保存到今天也是很重要的文物。

回卢滩水库时，也像去时一样，絮成一串，路的两旁很多人看奇事。在卢滩水库管教我们的是XXX，他在训话时，小北偎依在我身旁。他说你还在带孩子,你可不是江姐！

天气已冷了，小北没有寒衣，我带去了一块由一条破棉裤的裤腿做成的棉片，缝上带子将它挂在小北的胸脯上防寒。我把小北送上路，告诉他就是那天来的时候，我们所走的那条路，你一直走，走到田里钟家，你就去找奶奶，以后我会来接你。小北很听话，独自迈着胆怯的脚步慢慢地向前走，我望着孩子的背景，孩子的妈妈不是江姐，也不是一个享有正常权利的人。好在孩子没有走丢。

在那间楼上睡了两晚，又要我与李剑玄搬到另一户农民家的灶屋楼上去睡，在楼板上铺了一些稻草，睡起来很平，也不冷。可是旁边有一堆秕谷，跳蚤吃饱了以后，在我的背上、腿上轻轻地慢慢地爬，用手一摸什么也抓不着。我晚上要起来解手，知道农村里没有电灯，也不会为我们提供煤油，就用自己的马灯，加满油带去。赶上房东晚上杀猪，要借用我的马灯，猪杀了，一切都处理好了，马灯内的油也燃尽了，马灯送回了，不能有半点怨言。

在卢滩水库这个劳动点有三十多个黑鬼，开了一个伙食团，搞炊事的人自称在部队炊事班受过嘉奖的，他的菜的确炒得好。因为修水库占用了一些田，现在要将低矮的山丘开成田，我们挖土挑土，但没有规定每人每天挑多少担，每担要挑多重，只要各人尽自己的力量来做，中午不休息，上午下午在劳动中各休息半个小时。休息时，我坐在土地上，两脚并拢，两手放在膝盖上，额头就伏在两手上，立即睡着了，真正地睡着，只要睡一分钟，疲劳就消失很多。

在这群黑鬼里有一对父子，都是铁匠，儿子还只有二十多岁，很有干劲，挖几锄头就是一大堆土，够我们挑一会了。我问那年轻的铁匠：你犯了什么错误？他说：我们队里布置每户要做一个忠字，我们家没有纸，看见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我把它翻过来是一张又白又光的纸，在其上做个忠字，结果就犯错误了。

晚上天气冷，就在男黑鬼宿舍开批判、检讨会，看来铁匠家还算富裕，他带来一床新棉絮，被套也是新布，用土法染成深蓝色的，被窝既新又厚，大家用它盖着脚取暖。

这个劳动点就在张人发家的院子中，他父亲是个老实忠厚的农民，每天来看儿子一次，每天都流着泪走回去。还有一个区法院的法官，我们叫他黎法官，他很沮丧地对我说：我的岳母就在这个院子里，我搞成这个样子，你看糟糕不糟糕。在这个劳动的队伍中，没有歌声与笑语，干活倒也不怎么特别辛苦，都是各尽其力。

突然接到二中的通知，二中的黑鬼立即回校。在回校的路上，李剑玄对我说： “文丝，你回去比来时走得快得多，一可能是你经过这半个月的劳动锻炼；二是你想回去要比在外好。”但他们估计，回去在校的日子可能会更难受。

暴雨

回校是回来接受学生的批判，批判会是设在晚上，分班进行。每班一个或几个黑鬼。各班组织批判黑鬼的材料，由黑鬼自己准备绳子，接受革命小将的捆绑。一阵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来了！来了！每个黑鬼只能在天黑时，在自己的宿舍里，等待这种声音的到来。

李剑玄被绑走了！谢树棠、谢国谦一个个都被绑走了！我拿着绳子，等待着绑我的人到来。此时我很想像鸟一样的飞走，不能。这时用胆战心惊、毛骨悚然、不寒而栗都不足以形容我的恐惧。

脚步声又响了，捆我的人来了！吆喝一声：文丝出来！走！我走了几步，到了宿舍旁的小塘的塘基上跪下。动手来捆我的是我当班主任那班的生活委员刘XX。他是用他最大的力来捆，但他没有农民那样大的劲，虽然很痛，比农民捆的还是轻点。由他们三人押送，将我押到我当班主任那班教室的讲台上跪下。

讲台上已经跪了两个，一个是谢国谦，他从宿舍出来的时候是穿着一件卫生衣，此刻卫生衣服被脱下了。衬衣的袖子卷到肩膀上了。从肩膀到手腕全是密密麻麻的绳子缠绕着，紧紧地缠绕着。他的堂叔叔去台湾了，他原先随堂叔叔在南京读过一年书。他不是当地人，自己不讲别人也不知道，却在平时不经意间讲给别人听了。现在要他讲述他与堂叔叔的来往，谢国谦也很诚恳地从头讲述他与堂叔叔的来往过程。但他开口讲述不到十句话，第一个冲上讲台来的是我班平素也不怎么守纪律的钟XX，他向谢国谦劈头盖脑地的耳光、拳头打过去，并且将他踢倒在讲台下，其他学生蜂拥而至，一起殴打着谢国谦。

当时负责会堂的宣传队队员是孙家桥区厚里大队的妇联主任伍吉英。她是五十来岁了，眼睛又不方便，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妇女。学生每打一下谢国谦，她就用手挡一下，说声“嘿！”根本压不住堂，她见势不妙，赶紧去把宣传队的刘队长找来，刘队长一进教室，见势危急，把哨子一吹，学生们都住手了。刘队长教育谢国谦说：谢国谦，这是革命小将对你的革命行动，现在你只有彻底交待你的罪恶，你起来到讲台上去跪下。

谢国谦很艰难地说：我的脑袋的确晕了，不能讲述。

那现在就进行第二个的批判。

这时，我班的学习委员徐春霞上来发言，批判文丝的罪行。她那篇发言稿，还是费了一些工夫，找了一些革命理论，对我本人没有捏造事实。

因为我们的教室是一楼，窗子外边有很多的农民在围观，这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跪在那里的女人是谁？”

“是文丝”

“为什么要揪斗她，她不应该揪斗。”

听出来是三溪桥大队很有威望的理发师徐师傅。徐师傅还从窗下来到教室门口，可能是与工宣队交涉，一个工宣队员站在我身边，我向他提出，请他替我解松一点，我的手已绑痛了。他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替我解松。

过了一会那个工宣队员叫学生送我回宿舍，走到老礼堂时，后面有个学生在喊：站住！赶上来的是邓XX，他拿一把竹枝在我头上乱抽一顿。

回到宿舍一看，我是走得最迟，回得最早的一个。他们此刻又在受着什么样的煎熬？

邓XX为什么要打我？只是三天前他的母亲要我管住邓XX，不让他下河去洗澡，当时我把我的处境告诉了她，要她自己去向邓XX去讲。

今天晚上的斗争场面，我的心脏破裂了吗，我的胆还完整吗，我的魂魄还在身吗。彭宝芝的哥哥在台湾，彭宝芝已自杀了，谢国谦的堂叔叔在台湾，谢国谦被打成这个样子。我的亲哥哥在台湾，自我来新邵后，我从未在任何场合中透露过半点消息，那年醴陵学习班上那位男老师的提醒，我牢牢记着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不要主动说。新邵没人知道这个情况，这也许是我今天免遭更严酷的斗争的原因吧。

一个人身份的变化也真快，由一个教师，只要宣布一下就是黑鬼，教师的一切权利丧失无余。昨天还是我传授知识的讲台，今天就是我受审的刑台；昨天还在接受我辅导和教诲的学生，今天就是审判我的法官。

老师打学生是犯法的，可以起诉；而今天的学生打昨天的老师是革命行动；昨天的老师，今天挂上了黑牌子，是敌我矛盾。但是他还拿着教师的工资，明天他摘下黑牌子，重新走上讲台，学生还是学生，此时的老师应把昨天忘记，这就叫不了了之。

抗日战争时我还小，看见游击队捉了活的日本鬼子，押到游击队的营部里，游击队队员还剥了个柚子给他吃，从没打他，因为他们受不虐待俘虏的纪律的保护。今天挂上黑牌子的教师，并没有享受战俘的待遇。

激烈的斗争，农民都看在眼里。第二天，天刚刚亮，就有黄队长之妻、石会计之妻背个背篓装做扯猪草的样子，在我房子后面的窗子外，低声地说：“文老师，现在是政策来了，过了这一段就会好的，你要想开点。”还有塘下生产队的易老母，她对我说：“我的儿子是二中宣传队队员之一，我对他讲了，文老师是个瘦弱的人，千万不要把她怎么的！他说你是三青团员，我说如今要表现好才能入团，在那时她一定是个好学生才会入团。文老师你放心，不会把你怎样。”

农民朴实的情感，热情的关照，传递给我极大的温暖，让我有活下去的勇气。

重翻火案

二中失火，烧掉了十二间房子，几百套课桌课凳。公安人员已现场观察，拍照，作了结论是失火。但是二中的造反派与工宣队联合，说公安局的结论不对，是阶级敌人放火。

在那一夜暴风雨之后，二中的黑鬼都留校劳动，只有语文教员石岑、物理教员谢树棠、化学教员周玉凡，三人都是1.8米的个子，是各科的骨干教师，没有要他们三人出来搞劳动，分别关着，日夜审问。周玉凡是关在厕所旁边一间小屋里，那小屋是从来没有人住的，不知是谁堆了一些煤灰，准备私人种菜用的，男人小便就不上厕所，把小便便在这煤灰上。现在就放一块席子、一床小被子，周玉凡就在这竹席子上蜷缩着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造反派与工宣队已设计好了一个方案，要他们三人承认做案。石岑对化学一点也不懂，要他讲什么，他就按照着造反派的意思讲，图个不挨打。审问石岑时，要谢树棠站在门外，隔着只糊着一层纸的窗外听着。谢树棠是个聪明人，要他站在窗外听审，他就明白造反派的意图了。谢树棠听到石岑说：是周玉凡用化学物品制成一个易燃的包包，我的任务是打望，看周围是否有动静，谢树棠将包从教室门上的附窗上甩进去。

谢树棠也按石岑回答的内容来回答他们的提问，两人都顺利地通过了。再审主犯周玉凡，周玉凡认为是人命关天，的确没有做过这件事，怎么能胡说八道，他不承认有此事。于是用绳子紧紧地绑住他的右手的大母指和右脚的大姆趾，楼上早就准备好了挂绳子的地方，将周玉凡吊起来，悬挂到一定的高度，就问是不是他制造的？没有！再往上扯，扯到快靠楼顶了，只见周玉凡的手指皮和脚趾皮全部粘在绳子上，人就从三楼落到二楼板上，手指和脚趾就像剥了皮的青蛙一样，并没有大出血，只见雪白的筋。造反派与工宣队还领着喊口号，要撕破地主阶级的花招！

周玉凡此时被迫承认了。他按照制造黑火药的方程式讲述：多少硝酸钾、多少硫磺粉、多少木炭来制成。他一个教高中化学的老师，对于这个简单无机化学的配方是信手拈来，他们一听讲得那么流畅，就信以为真。

“你用的药是哪里的”

“就是二中化学药品室的”

文革前搞过四清，药品有着详细的登记。找到登记本，找到硝酸钾，一过称，一克也不少。再找周玉凡来审问，看他是哪能里买来的。

“我就是三溪桥合作社买来的了”

跑到三溪桥合作社去询问，合作社的主任说：“我们从开商店以来，从未经营过这种商品，我们不认识也没有看过。”

管他三七二十一，暂时向公安局打个电话，报个喜讯。把电话挂通，汇报了审讯的过程和结果：火案子水落石出了，你们只要准备子弹了。

公安局的电话回答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我们已经做了结论。到了你们手里，把事情越搞越复杂，你们快点放人。

第二天，我看见周玉凡大拇指包着厚厚的纱布在搬红砖。

发生在猪栏屋里的事

二中的黑鬼一律留在学校搞劳动，磨豆腐、喂猪、打扫卫生、搞基建•••我也磨了几天的豆腐。有一次豆腐放石膏的量少了，一板豆腐送到厨房还很难用手拿起，但炒菜的Y师傅却非常欣赏地说：这种豆舆腐很难打出来，我把它好好地做出来简直象吃鸡蛋白。我去厨房端饭吃，他会在我的饭碗里多加一点菜。

后来安排我、李剑玄、邬相如、苏聂光四个人喂五头猪，又买来两头。苏聂光很快就调走了，邬相如也调去搞卫生。邬老师五十来岁了，要去扫厕所，有次打扫完厕所刚刚离开，有个女生就把大便拉在板子上，另一个女生看见了，把满头白发的邬相如拖来，指着这堆大便说：“这么大一堆的粪便，你都没有扫掉！”用手按住邬相如的头“要你吃掉！要你吃掉！”一个花季年龄的女孩子，可以如此放肆污辱她的老师。还有一次邬相如正在扫老教室外的走廊，没有扫干净，刘XX来了，立刻勒令邬相如跪在教室旁的阴沟里，阴沟里还有水。虽然是白天，但天气还较冷，邬相如不敢不从，在冰冷的阴沟里跪了两个多小时后，看看周围没人，提心吊胆地爬起来，蹒跚着走回宿舍。那个命令她跪在阴沟里的人，在她刘家祠堂喊她为婶娘，今天却如此绝情。

现在只有我与李剑玄两个喂猪了。一天，李剑玄含着眼泪对我说：“文丝，我活不成了，刘XX通知我，明天要把我带到金竹山火车站，刘XX他们那个队去批斗。刘XX肯定会发动很多人打我，我会被打死的。谢树棠也几天没有回来了，为了火案子也不知斗成什么样子了。我与其被打死，不如自己先死掉。”

“唉，你怎么能这样想，你死了，你的念念还只有三岁，谢树棠不会把她带到前妻那里去的，那念念就可怜啦！你还有年老的父母，他们只有你这个独生女，你上有老，下有小，怎么能去死呢？为了老小你应该挺过去。同时刘XX他们那里是新化县，怎么能到新邵县来带人到那里去批斗？你应该去找宣传队谈谈，请他们把握政策。”

这几句话使李剑玄的脑子开窍了，她去找了宣传队，避免了一场灾难。

李剑玄也调走了，要她去打扫卫生，她说打扫卫生很累，比喂猪累多了，要不停地扫，停下来休息一下，学生就骂，扫把很短，成天要弯着腰扫，腰很痛。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喂猪，饲料很好，有豆腐渣，红薯洗粉的粉渣。我一天给它喂三次，新买来的猪喂一个月就杀，他们计算一天长一斤肉，母猪下了小猪，我提前给它进食，到断奶时都是三十多斤的空嘈。以前一般只有十多斤重一头，所以大家都说猪长快。

一天一个年轻的工宣队员，独自来猪栏屋，对我说：

“你认识钟香函吗”

“认识”

“他是你的哪个？”

“是我的弟弟！”

“他姓钟，你姓文，怎么是你的弟弟？”

“他是我老头子钟瑞光的弟弟！”

“哦。我是钟香函的好朋友，今天要你喂猪，就是对你特殊的照顾，你知道吗？”

“知道了，谢谢！谢谢！”

后来我把此事告诉了钟香函，他说：那天我从小溪上船，他正好下船，他说他要去二中做工宣队，我急忙对他说了两句，二中有钟瑞光、文丝这两个人，请你狠狠地教育他们一番。唉，明明是需要关照的话，都要反着说。

由于多方面的关系，我虽然被揪斗了，但没有受到更大的打击。

一天早餐之后我正在喂猪，突然后面一个人把我紧紧地抱住，他在急促的呼吸中说：我爱你！我会替你讲句好话，使你早日解放。

当时我的体重只有八十多斤，真的瘦弱无力，大声喊吧，四处无人。如果当场撕破他，今后的日子更难受。他此刻紧紧地把我抱住了，我全身的骨头也吓软了，毫无半点反抗的能力，只得任他蹂躏吧！此时我回头向他亲切地一笑，娇声地说：Y师傅，你对我有这种意思，好呀！行，行！不过门也未关，学生时时进来，你去把门关好再来。他笑嘻嘻地去关门。但猪栏屋里有两张门，我从这张门里快走，快走！走到外面的菜土里，在瓜棚，豆角架内蹲起来。我听见他在猪栏屋里大声地说，我把门关好了，怎么又不见人了呢？人呢？他在猪栏屋里东头找到西头，最后自己说算了！算了！我从豆角架缝隙中看见他远远地走了！我才胆战心惊地回到猪栏屋里把两张门都闩好。

我还是个教师吗？还有教师的尊严吗？我还有独立的人格吗？连一个工友也敢于来欺负我。今天幸好用了这个计策，才免除了一场耻辱的灾难。

吃狗肉

二中附近一个农妇，养了一只母狗，生下几只小狗，大概是没食物，母狗带着小狗，走到我们这宿舍前不走了。我们的小孩用饭去喂它，大人也把剩饭和洗米水去喂它，母狗小狗都留下来了。后来那农妇找来了，一见大狗小狗都长得好，就留一只小狗给我们，其余的都弄回去了。

这小狗在宿舍的阶基上也生活得好，它也不到外面去走，晚上有生人来了，它也会叫，慢慢地长大了，长胖了。

文化大革命中宣布了不准喂狗，这只狗等于被判了死刑，几个人合力把它宰了，分成五份。钟瑞光拣了狗的颈连头，他首先烹饪出狗肉来了，尝尝味道不错。为了友好同事，为了显摆他会弄狗肉，就喊隔壁的谢树棠来吃，谢旭贤正好从这里路过，也热情地请谢旭贤吃狗肉。我因为不吃狗肉，只有他们几个人一边吃，一边谈，狗肉的味道好。不知谁看见了，晚上全体黑鬼集合，总结当天的劳动情况时，刘XX说：现在黑鬼暗中活动猖狂，以吃狗肉为名，行反革命为实。参加吃狗肉的首犯是谁？是钟瑞光！钟瑞光出来跪下！参加吃狗肉的还有谁？还有谢树棠。谢树棠出来跪下！跪下。还有谁？不好讲了！你只讲是谁？讲啦！

因为刘XX是代邹美英老师的产假的代课老师转正的，当时谢旭贤是教导主任，在这过程中助了他一臂之力，刘XX因此拜谢旭贤为干爹。

还有谢旭贤。谢旭贤出来！跪下！三人跪一排。

“你们吃狗肉时谈了一些什么？”

“只说还差一点酱油。”

“未必只说这句话，你们是搞反革命组织吗？”

“是。”

“你们反革命组织叫什么名字？”

“叫反共救国军。”

跪在地上的谢旭贤气愤地说：“你讲话要负责任，你讲话不负责是有历史性的！”

此时站在刘XX身边的工宣队员转过背偷笑，因为大家都知道，实质就是吃了几斤狗肉，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组织，更没有取名叫反共救国军，是钟瑞光平时听到社会上的谣传胡编的。钟瑞光只求不挨打，要他讲什么就讲什么。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那样讲，他说：不要紧，党要处理一个人，对每一件事都要落实的，没有的事不会受处理的。看来了解党的政策并活学活用，还是有点作用。

为了不扩大范围，其他黑鬼解散，把钟瑞光一个人带到办公室审问。

钟瑞光半夜才回来，很悲观地说：你也逃不脱，虽然你没有吃狗肉，他们问：你组织一个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为什么不发展文丝参加？我说还没有到时候。

真正是一回吃狗肉的小事，庆幸没有扩大做文章。

重返讲台

我本来没有什么大问题，揪斗、劳动已搞了四个月了，在二十三个黑鬼中，我是首先解放的一个。当我获得解放，和其他老师一样走进办公室开会时，不知别人是否对我另眼相看，自己总觉得比别人低一等。

现在分配我教高一的化学。拿来化学书一看，与我们以前所学的完全不同，教学大纲上规定，教化学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打开化学书就是制造氮肥，对氮铵的制造、尿素的制造、硫酸的制造。天啦，对于这些工业化学，我不但没有学过，就是看也未看过。周玉凡是个优秀化学教师，但不要他上课，安排学生自学，学生自学能看得懂，何必入校。要我这个外行来担任化学老师，高一四个班，十二节课，对于我这个不熟悉教材的人来说，备课花大量的时间，还要改作业，实在够累了，但说还不够一个教师的工作量，还要我担任初中的生物课。

初中高中的生物课已明令取消，改为农业知识课，由各省编教材。现在省编教材还没有出来，实际上生物课就是劳动课。明天要上什么课，还要去问晏忠国老师，他是总务处的职员。

晏老师说搬红砖，由乙地搬到甲地。一班有五十多个学生，每次每人搬一到二个红砖的是好学生，有个男生右手两指夹着一根烟，左手两指捏着一个三分之一的破红砖，偏着头对我说：文丝，我实在没有力了！

晏老师说这节课挖土，每个学生到晏老师那里去领一把锄头。五十多个学生，每人领着的锄头不扛在肩上，而是用手拖着走。在下木板楼梯时，每把锄头都在每一级木板楼梯上砸一下，在教室的走廊上，说笑声、脚步声、拖锄头声响成一片，其他教室要上课，他们可不管那么多。到了工地，有的挖了几锄头，有的还未动手，既不要听下课钟声，也不要宣布下课，只要班干部喊一声“收工啦！“就一哄而散，都把锄头送回晏老师处。晏老师大发雷霆，你们领了锄头不到十分钟，就送回来了，你们搞什么劳动！？

他这一训斥可能起点作用，下一个班领锄头，拖锄头同样如此。可是到了工地，我分配第一组挖哪块土、第二组挖哪块土。我正在讲话，有个男学生站到我身边，对我说：“屁多冒病，话多冒命。你还要讲下去，你会命都没有啦！” “就是死我也得讲。”

按照我分配地点进行劳动，锄头在前面挖松，脚在后面踩紧，挖了一会，有个男同学，用煽动性的口气说：“等一会下课钟声响了，我们都把锄头一放，让文丝把这些锄头带回去，让她带个饱啊！”

“我只带我个人这把锄头，你们在晏老师那里领锄头都签了名的，谁没有送回去，就扣谁的钱。”这样，锄头都乖乖地送回来了。

生物也是一门科学，不是单纯的农业知识，更不是单纯的农业劳动所能代替的。

像我这样的人，戴过高帽子、背过绳子、挂过黑牌子、跪过台子的“四子”人，重上讲台，讲文化知识还好一点，学生坐着他们也愿意学文化，而带着学生出外搞劳动，不知是教师管理学生，还是贫下中农管制地主，在这模糊的观念下，很难开展工作。

学制要缩短，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在这四年之中，有些课无人上，名之曰自学。有些人满脑子的才学，无用武之地，人都会老的，有才学不能发挥，荒芜了，正是就学的年龄不学，脑袋空虚了，这样对国家、民族的兴盛又有何好处？

毛主席像的海洋

本来每间教室，前面黑板的上方都贴有一张毛主席像。大概是1968年初，不知从哪里刮来的风，突然一下，教室四周的墙壁，从天花板起，到墙脚靠地面，楼上靠地楼板，都要贴毛主席的像，像的大小不一，毛主席的姿势不一，总之教室四周看不到白色的墙壁。学生的课桌的正面和四周，讲台的平面和墙的三面，统统贴上毛主席像，像的张数是学生人数的多少倍。这有什么好处？能到处见到毛主席，时时想到毛主席。小张的毛主席像只有几分钱一张，这样贴满，每间教室的布置费要120多元钱。

每天每个人要在毛主席像前做五件事：早请示，晚汇报，三餐饭前在毛主席像前背诵毛主席语录。

早请示要说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这时大家要起立，面向黑板方向的毛主席像。但是学生起立了，有面向黑板方向的，向东、向西、向后的教有。老师说你为什么面向那边？学生答：这边也有毛主席的像啦！反正就是要与老师对着干。

学生桌面的毛主席像弄破了，几个学生开玩笑打架，脚踢到墙壁上，正好踢在毛主席的像上，都是大问题。学生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子弟，犯有这方面的错误，将来参军、升学、招工•••等都有妨碍。后来到韶山参观一下，韶山学校的教室都只贴一张毛主席像，上面对这样满墙张贴的做法也不赞成，又要学生、老师用水去擦掉。

拉练

当时的口号是“全民皆兵，大练民兵。”在新邵二中，要当上一个民兵也是光荣的事，说明政治上没有问题。

当上了民兵，自己要准备一根长五尺、直径大约是二厘米的木棒，比作枪。在烈日照射之下，在操坪中习武.司口令的人喊：向—左—刺！我们就要将木棒从左向右绕一环，然后出左脚，同时用木棒向左下方捅去，口中大喊一声：杀！

拉练也是民兵训练的一个项目，借新邵县通知开会的机会，要我们每一个人，带着红漆的木棒，从新邵二中（三溪桥）步行到新邵县城（酿溪），大概有90多里路远，说走小路要近些，我们就走小路。

从二中出发走了15里到坪上，从坪上进冲，冲口有解放军守着，我们有介绍信，批准通过。

这条冲里，山高入云霄。山与山之间尽有一条小圳，下雨时两山的山基水流下来，它就成了一条急踹的小河.我们路过时正是晴天，圳中没有水，只有一些石头，望望两边的山上，悬崖峭壁上还长有姿势很美的松树。多年后我参观张家界，就感到新邵那条冲只是树木砍伐太厉害，不然比张家界还美。

冲里有一栋栋的军火仓库，每栋仓库是平房，房顶上堆有厚厚的土，上面长有很深的蕨类植物，每栋仓库前有解放军站岗。我对陈桃英说：这些青年抱着很高的热情来参军，服役的几年就在这山沟里度过，既没有学文化，也没有学技术，今后国家对这种人应多多关心。

在这山沟中走着很凉爽，往前后看不到五米，往左右看不到两米。走出这山冲，陈桃英说：看啦，前面有个好大石洞。真是，等一会我们要走那里，它叫雷公洞。我们慢慢走近它。啊，它不是洞而是个峡谷，两边是悬崖峭壁，有三四层楼那么高，真像墙壁，没有一点斜坡。在峭壁上长有青苔，青苔中长有虎耳草，虎耳草正生出长长的、红包的匍匐茎，向下垂着，看上去很像一束胡须；虎耳草正中长出直立的茎，开出白色鲜艳的花，这种自然美比人工种植的要美得多。这个峡谷的宽度好像横握一根扁担，向前用力一推，扁担的两端就要撞在峭壁上而折断似的。

雷公洞的下面是条河，农民用木架支起用树镶拢的桥，桥下水流很慢，清澈见底。从桥上慢慢地向前走，看见在一边的峭壁下，还有个小洞，洞口有景点叫仙人下棋。真像两个僧人，穿着僧服，矮矮的桌面上摆着稀稀落落的几粒象棋子，好像这盘棋快要分胜负似的。走到这里真想久留一会，但后面的老师在催快走，快走！前面的路还远着啦！

出了这个峡谷，外面各种各样的兰草花正在盛开。看见一种奇怪的植物，它只有一片大大的叶子，它的叶子像芋头叶，但没有芋头叶的尖嘴，像荷叶但没有荷叶上那明显的叶脉，它的叶柄很短，几乎是靠贴在地面生长。心里想着如有机会，我一定要好好地把它移植到学校，作为观赏植物培养。

为什么叫雷公洞？传说是这山阻断了水，不能流通，公道雷神，劈了几个雷，将这石头山打开了。

过了这个峡谷还要爬山，爬到山顶上，说这就叫分水岭，原先这边是新化，那边是邵阳，现在都划归新邵了。从这里下山是一条直冲，出去就到了严塘，可是那山顶上站了两个人，说不准从这里下山，山下在开石放炮，怕伤人，要我们走山上。依山去转，进去出来，再进去再出来，在山上走了很久，在山脚下不过几步。在山上走了那么久，并未听到山下放炮的响声，这样一来多了走十多里山路。下了山就到了七中校门口，到新邵城里至少还有15里路。脚已迈不开步了，后面校工宣队员杨X在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到酿溪时天已黑了，人也筋疲力尽了。在新邵开了几天会，回来时还是坐汽车回校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拉练，非常辛苦，但这并非是最后一次。

还有一个口号是农业学大寨，湖南农业是学洛塔，学邵东的野鸡坪。

学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需要派工农干部进来管理，比作土壤太粘，要掺沙子。肖炳求是作为沙子掺入二中当书记的，他自己诉苦说：他做过两年长工，小时候在秋收季节，他跟着别人打禾的后面去拾禾穗。提起拾禾穗，我们小时候，也提着篮子跟在自家打禾桶的后面，把落失的禾穗拾回来，拾得不多，只是拾回来喂鸡而已。而肖炳求拾禾穗把它当作一项秋收，在拾得不多的情况下，去摘人家还没收割的禾穗，被地主打了两个耳光。其实这也是农村人保护自己财产的惯用手法，抓了小偷就是一顿打。肖炳求小时受了那些气，好像今天要在所有地主出身的老师身上发泄，特别是在钟瑞光身上，全部发泄还不足以解恨，如果能吃人，他一定会把钟瑞光吃掉。

黄豆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每个吃国家粮的人，每月可供应半斤，肖炳求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指标，他独自买到了十多斤黄豆。

由肖炳求提出教师应到野鸡坪去参观学习，得到了通过，这次去的人比上次参加拉练的不同，凡是解放了的黑鬼一定要去，宣传队员都要去。从学校出发时，肖炳求就托一个年轻的宣传队员，替他背上这十多斤黄豆，要背过几个县，送到野鸡坪肖炳求的家中。在路上有人在议论：肖炳求的黄豆哪里来的指标，那么多，要人背过几个县，他这就不是剥削别人的劳力吗？

从新邵出发到邵东这段路的细节记不清了，只记得到了邵东在田垅里步行。邵东比新邵平坦，我们先要在某镇住一宿，第二天再步行到野鸡坪，因为野鸡坪参观接待的办公室说，野鸡坪只接待参观，不能解决食宿问题。他们自己吃的全是从平地挑上去的，也不要送任何礼物，如毛主席像已经无处可挂了。

带队的是宣传队的杨某，他自己未去过野鸡坪，他打听了一条道路，领我们走，到了邵东农村某地有人又继续打听，到某某镇应该怎样走；当地的农民说从这里分路，往东一走，一条笔直的路，很快就到了。这时就有一部分人听信了农民，从大队伍中分出来走近路。而姓杨的不相信，坚持要我们跟他走没错，如果把问路这一点到某某镇比作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话，勾三、股四、玄五。农民指的就是勾三了，而姓杨的带着我们走过股四，通过玄五，天黑了，他们早已休息了，我们还在路上爬行。当天我们就在这古老的小镇上住宿。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要出发，在早餐时，杨某说要吃饱些，野鸡坪不供应中餐，不知什么时候才有中餐吃。我便用漱口杯装点饭菜，以备万一。走到快十一点钟了，我们脚下踩的路，都是由于雨水的冲刷，走的人多了，自然形成高低不平而光滑的石头山路。李剑玄说恐怕快到了，这里到处都是石头山。真的快到十二点钟就到了野鸡坪。

野鸡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出来迎接我们。我们走进他们的办公室，看来是新建的房子，办公室里只有一张办公桌和一条凳子，我们再疲倦的屁股也无处搁，墙壁上挂满了带有镜框的毛主席像，楼上还未嵌楼板，随便搁几块长短不一的板子，仅仅能放下一张床，从门到床之间，还隔山吊水地摆着几块板子，这就是工作人员去睡觉和起床必经的路程。我想走路不小心，一脚踏空，或睡觉不老实滚到床下，都要从楼上落到地下,不摔死也要摔伤，这就是他们光荣的工作岗位。

工作人员说：先参观后听介绍。女讲解员拿着话筒走在前面，首先参观的是一口塘，面积不到一亩，我们站在高高的塘基上，讲解员说这塘基是用80公分高、100公分长的大石块垒起来的，外面能看到的有23层，地下还有8层，用来储备雨水。可是目前塘底储积的水不到两尺深。

接着领我们去看的，是本来地势比较平坦，可能是农民自发性砌成了一丘面积不到0.4亩的田，上面种有水稻，生长健壮，叫娘婆丘，以后开的田好比是它下的崽。在它的旁边，还垒了一丘面积要大一点的田，水稻生长正常，叫献礼丘•••最后带给我们看的一丘田，面积较大，有一亩多，也是用多层石头垒起来的，从外面挑来黄土做成田，种上水稻，看来用了不少的化肥，禾苗只长着毛茸茸的叶，秋收时可能是秕谷多壮谷少。野鸡坪开田费力不小，一共也只开了四五丘田。现场参观完了。

回到住处，坐在一棵古老的板栗树下的石头上听介绍。我把小袋子也放在我坐的旁边的石头上，他介绍的内容其实很简单：一是用石头砌成田，二是在山上种板栗树。但介绍人把话拉得很长，听完了报告，我提起小袋子，嗬，千千万万的小蚂蚁。我为蚂蚁准备了一个丰盛的午餐。

下了山，几个年轻的教师与宣传队员，很轻快地走了，我和李剑玄、罗升榜在后面慢慢地走着，口渴得很想喝水。果然看到一口很清的泉水井，我们来喝点井水吧！罗升榜说此井水不能喝，这上面是一片坟山，尸水就渗透到井里来了。我们只好等待着第二口井的到来。

为什么不尊重科学，只相信锄头、扁担、簸箕加肩膀。此时我们在路上走着的这些人，都有一定的文化，可为培养科学人员打下基础，为什么成年累月不能上讲台，却要用两腿迈过几个县，来看几丘用石头垒成的田？什么叫做劳民伤财，现在的确有切身的体会。

流放

刘君慧早就得到的消息，偷偷地告诉我：文丝，你已调走了。啊？！

过了一天，宣传队的杨某找我谈话说，将我调往新邵六中，给我两天的准备时间。当即我提出由新邵县城转车，我有严重的晕车毛病，到了新邵县城，不能当天坐汽车往六中去，需要在县城休息一晚，请组织上照顾，要钟瑞光送我到六中。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

两天的时间飞快地过去了，我的行李也收拾好了，我去杨某那里去取介绍信，此时老杨却以敬佩的眼光看着我说：昨天晚上，三溪桥大队的全体委员，再加三个生产队队长，到这里向我提出请求，说别的老师调走，我们不要紧，文丝老师调走，今天我们全体大队委员加三个生产队队长，向你们提请求，请求把她留在二中，她是我们大队的农业顾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我们初种双季稻“农恳58”的禾苗，我站在田里，禾苗的高度齐踝关节，睡在田里，禾苗就齐耳朵；而文丝老师引进来的种，我们没花多大的力，一丘田却多收了一担多谷子。

2.我们的黄豆都是种在山上，每年交了任务以后，自己家里就没有多少了；文老师引来的种，种在田岸上，田岸都被利用起来了，这两年正月十五，我们家家户户都能吃到豆腐。

3.我们用24D当作农药去撒，撒在豆角苗上，豆角苗全死光，撒在种子红薯苗上，不但长出的苗死了，以后也不再长了，吃大亏；文老师向我们指出：这不是杀虫的农药。

4.我们一山梨子树，年年开花，但不结果；文老师说，用大水桶装满一桶水，再用24D像钢笔墨水一样，滴三粒到水桶里，再去撒在开花的梨子树上，那年我们的梨子大丰收。

5.我们插了红薯苗，就有很多小黑色硬壳虫吃红薯苗，红薯苗被吃过，秋天挖出来的红薯就是麻麻点点；我们把此事讲给文老师听，她又没有去现场看，说这是小金龟子，把它打落在地上，它就不动了，叫做假死。你是割完麦子插红薯，本来在麦子上就有了，不过麦子多而老，你们未发觉。现在怎么办？一是现在还未挖的麦子土，先撒上六六粉，再挖土。二是已插上红薯苗的，也用六六粉去撒。因为这种虫下的蛋，出的幼虫，专吃红薯的根，所以红薯才会麻麻点点。

6.我是植保员，同一天，同一丘田，这头撒化学农药，杀卷叶稻包虫，另一头撒文老师制造的土农药5406，过了24小时，我去检查，撒化学农药的摘几个卷叶稻包一撕开，里面的虫向前走，向后退，很活泼。再摘几个撒土农药的稻包一撕开，每条虫都是扁扁的死在稻包里。

所以我们坚决请求把她留在二中，别调走了，有利于我们三溪桥农业的发展。

老杨又说：我们不知道你在农业社做了那么多有益的事，在农民中的威望那么高！希望你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发扬。

我想，你们怎么能看到我所做的事，你只看到我是钟瑞光的老婆。

由老杨转告农民的一席话，使我回想1965年新邵县大办农业中学的事。在坪上公社以东方红园艺场为校址，办了一个农业中学班，有50多个学生，农中聘请我每星期二的下午替他们去上两节生物课。离二中大约有三里路远，到时候不管刮风下雨，我准时为他们去上课，如果要做实验，显微镜很重一台，也是我自己提去提回，义务性的上课。

一年后，在新邵县委大礼堂，在办农中学总结报告中，县委书记大大表杨了二中文丝老师，风雨无阻，按时为农业中学学生上课，二中的谢慎笃老师参加了会议，回来向校领导传达，向我报喜。

同在1965年，我设想用棉花与蜀葵进行杂交做实验，因为都是锦葵科的，在同科之间进行杂交，希望培育出的棉花杆长成像蜀葵那样高的枝杆，棉花果也像蜀葵花那样紧贴着枝杆开花结果，这样适合密植，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蜀葵的根在冬天不死，幼苗是秋播，能过湖南的冬天，端午节就开花，棉花提前成熟，可以减少病虫害。我在办公室后面种有一小块棉花做实验，每天清早起来就去做人工授粉，傍晚时分再把雄花去掉。

正是1965年教育局长下到各个中学，检查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情况，二中以我的实验做典型向教育局长汇报，领着教育局长，观看我的实验基地，教育局长在教师大会上，充分肯定我走的路子与方向是对头了。但是后来斗争进行得太残酷了，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将实验继续进行下去，我的杂交棉花梦也就不了了之。

1965年末选先进分子，二中有女教师、女职员、女工友共十个人，选出七个先进分子，我是落选的三分之一，其余那两人一个是犯有男女关系的错误，一个是产假超过一个月，我的身份则是黑鬼的老婆。

现在回想起来，县委书记在全县农中教育工作者大会上的表扬也好，在校全体教师大会上的肯定也好，农民干部的恳求也好，只说明我作了工作，墙内不香墙外香。墙外香对我又有什么作用？人家夫妻都是调拢，我却要离开二中，我被调走，意味着钟瑞光即将大祸临头。

而今天我必须启程，带着幼小的孩子，踏上被流放的道路。

钟瑞光的生活

自1966年，第一批宣传队入校以后，工宣队员都威风凛凛召集出身好的老师开会检举揭发，检查老师平日写的诗和日记，更是组织大批的人力，检查语文老师批改的学生作文。钟瑞光担任着两个班的语文课，像前面提到的，他因为批改学生作文，不慎踩到了“地雷”。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不管有没有踩“地雷”他都会是批斗对象，出身不好，脾气性格还不好，被人抓住了辫子，还不往死里整？

当彭宝芝自杀以后，我悄悄对钟瑞光说：不管人家怎么斗，就算被打死，你也让他们打死，你自己绝对不能自杀。如果你出了问题，三个孩子由我抚养大，你放心。他含着泪水说：没有了我，三个孩子还小，怎么能大？

以后的日子，我们虽然同在一个单位，但他接受管制，不能回家居住，一家人很难团聚。

钟瑞光被安排在男生寝室下面、一间放旧建筑材料的房子里，从中清理出一小块空地，让他开一张铺，单独睡在里面，有人看守，不能离开那间屋子。不准他回家吃饭，不准他到教师食堂去吃饭，只能去学生食堂就餐。

时间长了，我想为他改善一下伙食，在家就用萝卜干炒腊肉，再加上一些红辣椒，色香味俱全。我对小孩说：这菜要送点给你爸爸吃。最小的三三，抢着说“我去送！”。因为她与爸爸感情好，人小也不被别人注意。钟瑞光接到这一钵菜舍不得一餐吃完，被肖炳求发现了。在教师大会上，严厉地批评：我们要钟瑞光改造，我们教师中却有人送萝卜皮炒腊肉给他吃，还要一钵钵的送。

家里买了水果，每个小孩子分一个，三三就会积极提出，我给爸爸送一个去。这就必定要多带几个，因为她爸爸还要打发她一个。

校内基建已开始了，要钟瑞光和石灰，钟瑞光就穿了一双套鞋去干活。因为砌工多了，他一个人和石灰供应不上来，影响工程进度，学校从上劳动课的班级中派来几个学生帮忙，学生没有套鞋，穿着胶鞋或布鞋，舍不得弄脏了，就赤着脚来和灰，和了二十多分钟就走了。穿套鞋本来是劳动保护措施，肖炳求却说：钟瑞光，看你有半点改造思想的决心吗？还穿着套鞋，学生都打着赤脚，你把套鞋脱掉！钟瑞光没有听他的。

白天沉重的劳动，晚上还要他睡在柑子树园中去守柑子。三溪桥的农民好几个，翻过墙来摘桔子，被钟瑞光发现了，边喊边赶，农民很快跳墙而走，有一个跳的慢一点的人，一看是钟瑞光在守桔子，便大胆地说：原来是你！我们还不知道是谁，真的稀屎都吓出来了。知道是你，我们不得走，要吃几个桔子。钟瑞光耐心把最后一个也劝走了。

前面提过当上黑鬼，一定要接受批斗，如戴高帽，挂黑牌，被捆绑，跪台子，敲脸盆，这些项目钟瑞光样样都搞齐了。在狂风暴雨之后，便是沉重的劳动。学校里过五一节，国庆节，都会开个轰轰烈烈的庆祝会，其中必有一项是向阶级敌人开火，把钟瑞光等人当作活靶子，进行批斗，反复多次。

一次新邵县把全县的教师集合在酿溪，搞政治学习，我去新邵县城好几天了，各校的黑鬼都在校劳动，没有参加的资格，但是这次的会安排了一天的批斗会，二中是通知钟瑞光去接受批斗。

钟瑞光到张家冲去搭汽车，在张家冲汽车站就遇见一个他中学时代的同学肖俊，肖俊是孙家桥中学的一个老师，也是被通知去新邵县城接受批斗的对象，钟不知肖的情况，肖可早就听说钟瑞光被揪斗。

肖老师对钟瑞光说：钟瑞光听说你已被斗争得不得了啦！你为什么没有自杀呢？要是我处于你这个地步，我早已自杀了。

钟瑞光说：等待处理嘛，今后处理总会有一个政策。

汽车来了，钟瑞光上汽车，肖老师就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走到白马水库时，用石头捆在自己的身上，往水库里一跳，没了。

在酿溪镇小学的操坪里，全县的教师分区而整齐地坐着，参加批斗会。当把钟瑞光押上台来的时候，前面的老师都转过头来，左右的老师在指指点点，众目睽睽地看着我，我强作镇定，面无表情地坐着。

开会回来后才听说肖俊出事了，我说：钟瑞光，你怎么当时不劝劝他。钟瑞光说：他说这些话时，半点悲观消极的情绪都没有，好像是和我开玩笑似的。

后来我调到六中，在孙家桥见到了肖老师的遗孀，她姓龙，长得高大健康漂亮，是个小学老师。现在丈夫畏罪自杀了，对她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的压力都很大。她想找个避风的港湾，又与一个三十多岁的单身农民结了婚，这样一来，她每周六必须回家。小学教师本来工资低，又要负担两个女孩，但为了搞好家庭关系，她每次回家或买一瓶酒，或桂圆荔枝什么的去孝敬丈夫。

一天晚上不知为了什么事，她丈夫把她打晕后，想杀人灭口不留痕迹，计划把她扔入水库。可是水库离家较远，她个子又高又大，丈夫背起来有点吃力，背一段路，歇一会。两个外出打工的青年，趁夜间凉爽赶路，一个青年说前面要过一座山，我有点害怕。是，我也害怕。另一个附声道。在淡淡的月光下，看见前面有个人，于是放开嗓子，大喊一声“老伙计同路啦！”她丈夫一听后面有人喊，把昏迷的妻子一甩，溜之跑也。两个青年走近了龙老师的身边，一看是一个穿着整齐，面貌端正，四十来岁的女人，身体还热，鼻孔有气，只是不省人事，独自躺在这里，是什么原因？一个青年提出：我们抬她一下吧。行！于是两人把她抬过这座山，过了山有一栋小屋，他们把门叫开，说你们认识这女人吗？她为什么半夜里独自躺在大路上？

哟，这个是龙老师！她的家就在那边，某某伢子，你快起来，去把某某伯伯叫来，说龙老师有病了。十多岁的青年飞快地跑去叫某某伯伯，龙的丈夫是大队的民兵营长，闻讯也来了。他到了这小屋，见了那两个年青人，并没有说声谢谢，只是把哨子一吹：民兵集合！等民兵到齐了，他说：这两个家伙把我的爱人打成这个样子。不明真相的民兵将这两个小伙子一顿乱打，此时龙老师已苏醒过来，大喊不要打！不要打！他们两个是我的救命恩人。同时从袋子里掏出30元钱交给那两个青年，打伤了你们由我治。民兵看着莫明其妙，龙老师死死地拉着那两个青年人，不让他们人离开她。天亮了，三人同入医院。龙老师要求公社干部来过问此事，公社干部来了，龙老师才吐出事情的真相。公社判决离婚。

新邵二中自开展文化革命以来，彭宝芝—湖南师院中文系本科生毕业，28岁，自杀了。

曾辛夫,语文老师，与彭宝芝合编了一本农村杂志而被逼疯了，喊了反动口号，被判了八年徒刑。现在未解放的只有钟瑞光一个人了。肖炳求自己不会动手整钟瑞光的材料，要李正辅整。李正辅根据领导的要求，尽量将材料内容上岗上线，但还保留了事实的本来面目。肖炳求要李正辅补上这样一句话：钟瑞光的材料绝不止那么多，有很多已丢失了。李正辅说：没有，全部的材料都在这里。在那个年代，像李正铺这样简单维护基本事实的行为，真是难得的正义。

肖炳求把钟瑞光的罪恶材料报到公安局，想让钟瑞光遭到逮捕。在肖炳求看来，被处分的人数越多、，处分越重，他肖炳求的功劳就越大，升官就会越快，官职就会越来越高。殊不知自己一个文盲，在特殊的路线指导下，爬上了高中学校的书记宝座还不满足，还要借人家的脑袋作阶梯，想自己也脑袋上捆一条白毛巾，爬到副总理的宝座上，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公安局审查了材料，批示：钟瑞光是批改学生作文，不是批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够逮捕条件。

肖炳求在公安局进攻不成，就在县委宣传部放言：新邵二中钟瑞光不开除，我在新邵二中的书记也不做了。

此事由谢家楠告诉了我，并且建议我去肖炳求那里去一趟。我接受了他的意见，从六中步行到二中有五十多里路，我步行到了二中，在肖炳求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我叫声肖主任。

肖炳求一看是我，很冷淡地说：哎！你来了，坐吧！我有事。他再也不理我了。

在肖炳求那里碰了一鼻子灰，琢磨着再该去找谁呢，只能去找比他官大的才行，县里最大的官是县委书记，我想我应该直接去找县委书记丰源厚，向他申诉。但又想起我一个普通的教师，平日从未与官员打过交道，肖炳求都不理我，县委书记会理我吗？以前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现在我正是处于这种情况，县委的门我能进吗？

此时我想起了孟姜女，她一定没有我这么高的文化，她没有钱，又没有伴，交通也不便利，她还要边哭边走，踏遍了荒山野岭，步行到长城，把长城都哭倒了。我这个事应该没有孟姜女的难度大，所以我斗胆地走进了丰源厚书记的家。

丰书记正在客厅里，同几个干部在商量工作，看见一个妇女大胆地走进了他的家，他便把正在进行的工作停下来，问我的来意，我把钟瑞光的材料和我的理由简单扼要地叙述了。

丰书记说你讲的是理由，但我批的文件是宣传部报上来的材料，我不能根据你的叙述来批文件，你要去找宣传部，宣传部重新把材料提交上来，我根据材料重批。

官大架子小。我又走到宣传部长刘任的家里，说明我的理由，要求他收回那份报告，重新考虑。刘任听了我的讲叙，无法驳倒我的理由，只是说：文老师，对小孩子一点影响也没有，真的没有！

我知道钟瑞光还没有被开除，已经对我的影响就够大了，难道被开除了，反而对我没有影响？他的话只是催促我快点出门。

他是官，我不能顶他，只说了一句：刘部长，如果钟瑞光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今天我带着孩子，饿着肚子在地上舔灰，我也不会来找组织上的麻烦。今天他是工作上的问题被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我接受不了。说完就走了。

后来刘任自己也因工作上的问题，被作为政治问题在新邵一中师生大会上批斗，在酿溪群众大会上批斗，这时他自己深深地体会到被冤难受而自杀了。

1970年10月被开除的通知，终于送到了钟瑞光的手中，这是早就预料到了的，但这一天终于来了的时候，心情仍是十分难受。收拾了简单而寒酸的行李，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开学校，回到老家去。走到了传达室，肖炳求追上来一步，对钟瑞光恶狠狠地说：

“钟瑞光，这下你和石灰还穿套鞋吗？”

“肖主任，和石灰我会穿套鞋，我一定要穿套鞋”

钟瑞光挑着行李，迈着那沉重的脚步，在新邵二中校门口的石级上，一步一低、一步一低，心情也一步比一步难受。回想十年前带着妻子儿女来二中，想好好为家乡子弟服务，今天却变成了一无所有，只有浩气尚存。

我钟瑞光十年军龄，拿了八年的供给制，却抵不得肖炳求长工两年。

在朝鲜战场上，天上是飞机的扫射，地上是枪林弹雨，生命随时都有危险，却抵不得肖炳求摘别人的禾穗挨了两个耳光。

在朝鲜防空洞里，一口炒米一口雪，却抵不得肖炳求吃田螺过多而呕吐。

在1951年，你肖炳求也是适龄青年，为何不去参军，贪生怕死，今天一个文盲，披上干部的外衣来迫害一个刚脱下军装的教师。

钟瑞光拖着沉重的脚步，移到了田里钟家。

钟瑞光落魄

被开除了，每月几十元的工资没有了，完完全全当农民了。但四十多岁了，体力不如一个普通的农民，吃不消。小孩最大的也只有十二岁，后半生怎样度过？特别是目前脸上无光，最怕见到熟人。但脚步刚刚踏进田里钟家的村院内，第一个见到的是三婶的儿子、叔伯弟弟钟XX，他偏着脑袋、用鄙视的眼光、冷笑的态度、讽刺的口气发出“嘿•••”

虽然只有一个字，却包含着多层意思，这个字深深地刻在钟瑞光的心坎上。

回到家中没有房子，母亲住着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黑屋子，只好在母亲房内再挤上一张铺，同母亲吃住在一起。他一心扑在农业上，好好出工，但母亲煮饭从不洗饭锅，一餐饭煮烧了，下餐接着煮，所以雪白的米煮出乌黑的饭。他说了一句，饭锅子要洗干净，乌黑的饭怎么好吃？母亲在新邵二中的脾气又露出来了。 “过去替你做奴隶，今天还要替你做奴隶啦！”

四弟香函住房中有一间几平方米的杂屋，堆满了灰和其他东西。他把它清理好，摆了一张床，还剩下两尺宽，地上挖个洞建灶开火，自己独自来生活。

快过年了，三弟家杀了一头肥猪。在农村里一般是杀猪那天，要请亲朋好友来家吃一顿饭，可是三弟可没有请这个被开除回家的二哥来吃饭。三弟媳知道二哥做饭没有油，割了一块猪板油和一块肥肉，装了满满一大碗放在一边，钟瑞光等他杀猪的场面一切都收拾好了，再走进三弟的厨房中去看看，此时三弟进房去了，三弟媳赶快端出这碗肥肉来，交给二哥，眼睛还眨几下，意思是要二哥快点拿走，不要让三弟知道了。

钟瑞光此时就想起很多：我在外面，为你寄钱，即使来二中以后，我的负担重了，收入少了，你没有饭吃，土豆我也替你买一担，给你充饥。今天我背时了，吃你这一点肉，还要弟媳来做人情。他接过这只碗，将碗在桌子上用力一放，走了。

四弟的大儿子和别人打架，本来就是理亏的一方，他以伯父的身份去教育侄儿，侄儿已经怄着气，看见伯父来管他，马上把气撒向伯父，他见势不妙，快走回家。侄儿追到家里，用竹扁担向他头上劈去，头劈开了，鲜血直流，在医院缝了四针。可是四弟与四弟媳却不教育儿子（也可能是不敢），也未向哥哥道歉。

钟瑞光被开除了，政府还打发他一百多块钱，知道消息的生产队的干部、大队干部的妻子都来向他借钱。他想着我把钱借给她们，是不是今后在排工时能照顾一下，干点轻活。钱借空了，排工并没有照顾，农历十二月，她们杀了猪，那时猪肉有议价与牌价两种价钱，借的钱都按议价折算后还肉给他，而且肉由主人砍到哪里就是哪里。肉是过年送来给孩子们吃了，比起肉来，更缺的是钱，用他尊严换来的钱，就这样折腾没了。

现在就只剩下一个妻子文丝还杳无音讯，村子的人，只要有三五成群，都会议论：钟瑞光的婆娘一定会跟他离婚的，肯定的，看离婚申请书哪一天到来，看吧！钟瑞光自己也在默默等着离婚申请的到来。

而在六中这里，人们都在侧耳倾听，低声细语。文丝的爱人被开除了，很快就传遍六中，传遍了孙家桥各个单位、附近的农村、及三个小孩的学校，政治压力也从多方面施来。有好心肠的人也来劝我，你与他脱离夫妻关系，不就摆脱了政治压力嘛。

我分析总结一下自己看到的那些因政治原因而脱离夫妻关系的人和事：

曾资范老师，丈夫被划为右派，被开除，她立即离婚；十年后，我站在黑鬼的行列中，她不是站在我的后面，喊了我一声“文老师你也来了”吗，并没有因为离了婚而改变她的政治命运。

龙老师不是嫁给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吧？几乎丧了命。

我的妯娌罗秉坤老师，丈夫去世，自己被开除，无处安身，嫁给一个姓陈的农民，安居乐业有半年之后，她自己复职了，在孙家桥一所山上的小学教书，她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星期六翻山越岭回家感到困难，就没有每周个周末都回去，在学校住宿，还养了两只鸡。丈夫来了，进门就把两只鸡打死。后来她的儿女工作了，她只得随儿女居住在酿溪，才避开了陈家的麻烦。

这些苦难的女同胞，可说是前车之覆吧，对我后车就要有所鉴，世界上没有避风的港湾，只有自己救自己。

钟瑞光这是第二次当农民，第一次是在1958年，小北还没有出生，他不去黑龙江省，申请复员回家当农民.我思想上有些波动，闵应骅说：自己有工作，自己的爱人就一定要是有工作的吗？当农民就不行吗？农民也是一种职业啦！十二年了，闵应骅这句话又在我耳边响起了。

我并不认为“千篇一律的结尾形式要设法摆脱”这句批语有什么错误，退一万步讲，即使有错，也不致于是犯了灭顶之灾。内有冤枉，我要为他伸冤。

我把他的材料整理好，寄往天津轻工业学院李人涛那里，请她替我转北京，找个中央委员看看此事。天无绝人之路，李人涛收到信没多长时间，国家教育部部长到天津轻工业局来视察，李人涛托人将此信交给了部长亲自过目，部长说：这不是个别的问题，将来全国要统一解决。我吃了一颗定心丸。

钟瑞光在家里，等待着文丝要求离婚的申请书到来，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还未看见有什么离婚申请书，他也想念自己的亲生骨肉，特别是小女孩三三。他就试探性来六中看看，在路上慢慢地走，挨到天黑，从六中的后门进，沿着没有人走的围墙脚下偷偷地走进我的房间内。我没有对他两样，他在我那里住了几天，除了上厕所，从不出房门。一天，有一辆外来的货车，从六中开往坪上，司机只准六中的家属坐，钟瑞光站在车上，整个一副非常畏惧的样子。司机一看，这个人不认识，一定要把他拉下车。车旁边站着好几个六中的老师，没有一个人开口说他是六中的，看到司机坚持要把他拉下来，我才理直气壮地说一句，他怎么不是六中的？他是我爱人。司机带着奇怪的眼光看看车上那个人，又看看车下说话的那个人，他是我的爱人，此话一定不会假。

如果我不说这句话，让司机把他拖下来，他没有面子，我的面子又在何方？什么是患难夫妻？他现在正处于患难之中，他是被开除后，带着胆怯的心情来六中的，如果我的态度反常，他又作什么想法？如果他自杀了，对我、对孩们又有什么好处？现在我就与他同患难，对孩子们也是一种教育。

为曾辛夫平反写证明

我虽然在李人涛那里得到了教育部长的一句话“这不是个别的问题，将来全国要统一解决。”，但我不能坐着等待，隔段时间我又去酿溪一趟，主要是到教育局和县委，替钟瑞光喊冤。

有一天，我刚踏进县委的门，传达室的钟友祥，他原来是二中老师食堂的炊事员，后来是管理黑鬼的队长。他热情地说：好呀，这里来了一个，快进来！我走进传达室，里面坐着几个陌生人，钟友祥介绍说：她是文老师，她对曾辛夫的事情非常清楚。

那几个人说：“要为曾辛夫平反，你知道他的情况，就请你替他写个证明吧。”

“你们是湖南日报的吧？”

“我们是新邵公安局的”

“曾辛夫的事情我知道很多，但是我不得写。今后曾辛夫的反没有平得，我还搭上一个为曾辛夫翻案的罪名，一个牛枷放在岭上，我何必拿着背在颈上。”

“我们是公安局的，要你写材料，就是对你负责，对你不会有任何影响。”

“你们负责，恐怕只有一句话，真正有问题，你们早已远远地站开了。二中李XX出身好，王广运的字写得好，李XX要王广运抄一张大字报，王广运说我出身不好，此大字报我不能抄。李XX说，如果有问题由我负责，一律与你无关。后来王广运就因为抄了这张大字报，被划为反革命，戴上帽子，开除回农村，此时李XX没有看见出来为王广运说半句话。”

“那是你们单位，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是公安局。”

“还不是一样”

此时有个商业局的负责人，禹正芳在旁边说：老文行行好吧，为曾辛夫写个证明吧。

证明

一、曾辛夫的罪状

在教学大纲、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下，曾辛夫与彭宝芝合写了一本农村杂志，其主要内容是正月立春、雨水、二月惊蛰春风•••等二十四节气，根据当地农村生产的习俗，每个节气就做什么农活。作为一本书前面必定有序言（我没有看到过这本书，只听得讲是那样），序言中写道：贯彻毛泽东思想，反帝反修•••，这本书本来是横排版，但造反派要将它竖着读，斜着读，在这样的情况下，硬是被他们读出了反毛泽东思想的语句，那这本农村杂志就不是一本农村杂志了，而是一本反革命的纲领。

二、我所看到曾辛夫的一天情况

1966年9月初的某日，曾辛夫在车轮战术之下已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

他早上起来到合作社买了一些绳子，每个黑鬼送一根，说他快要入党了，他在做好事。

上午钟友祥带队，所有的黑鬼在操坪旁整土，他的劳动正常。下午大家都在教室与男生寝室之间那块土中挖土，中间休息时，我、谢家楠、曾辛夫三个人坐在学生食堂与地下室之间的空地上休息。曾辛夫坐在谢家楠的左边，偏着头对谢家楠说：谢书记，我的入党申请什么时候能批。谢家楠啼笑皆非地说，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提入党的事？现在我们都是黑鬼，都在接受改造。我听得讲黑鬼也能入党啦！唉，曾辛夫你要放清白一点。因为我们坐的地方很低，后面高处站着学生，学生向我们甩石子，我们就走开了。

再开工不久，只听到嘣的一声响，曾辛夫就蹲在地上，唉哟！我锄头挖了脚。钟友祥走近去看，曾辛夫左脚的脚背被挖了很大一个洞，可能骨头也挖断了。钟友祥把他背到阶基上坐着，并派康朝响把曾辛夫背到他房子中去，康朝响说：看你要我背他合适吗？钟友祥自己把曾辛夫背起，把他送到房子里。

曾辛夫回到房子里，并没有得到休息，马上就来了几个学生要他写交待。

曾辛夫说他脑袋中有一个机器，所以此时写的交待内容是：1。机器机器我来问你，和一下、喝一口；2。朝打铁，晚打铁，打把刀子送姐姐。

晚餐之后，曾辛夫手拿着脸盆和小木棒，脚是一跛一跛的去接受斗争，听说在斗争时，有个女同学抓一把盐，放在他脚背被锄头挖破的那个洞里，并将一根小竹子折断，用不平的小竹子去捅、去绞他那已放进盐的洞。但曾辛夫从未叫声“唉哟！”

深夜了，我看见他带着极度疲倦的神情回到宿舍，但是并得不到休息，又是学生实行车轮战术，要他写交待。

直到次日清晨四点钟，我听见曾辛夫说：我已经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了，请你们等我休息一会再写。

一个女同学说：我有你睡啦，坐也没有你坐！把他拖出来。

劈啦的一声响，曾辛夫把一盏煤油灯打破了。这时我起床了，点燃一盏煤油灯送去。看见曾辛夫在阶基上，靠着墙，一晃一晃地站着，突然他大声喊叫：捉特务，捉特务！对面山上有特务，一男一女！接着又喊：捉乌龟！捉住，走了，走到那边去了，抓住！喊得非常逼真，真好像有几个人在捉乌龟一样。

此时一个高个子女同学，给曾辛夫几个耳光，说：你把我们比做乌龟啦！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

曾辛夫接着就喊“打倒毛主席！打倒毛主席”的反动口号！喊一声被打几下。天已白亮了，我起来去看曾辛夫，穿着一件背心，一条单裤，他的四肢分别被绑在床四角的柱子上。他仰卧着，歇斯底里地在喊，我只看到他腹部一起一伏地在呼吸，活像一只钉在解剖盘上的青蛙。

天亮了，彭克富来了，把曾辛夫带进校内，他在由宿舍往校内走时，一步一跛，一步一声在喊，他的声音已嘶哑了，还在喊。

听说把他带到办公室，两臂反扣起在窗子上，脚没有落地，他自己的小便全是他自己吃掉了。第二天早上，我在校门口看见他，他的眼睛已经陷进山冲冲里了，两臂从肘关节起到腕关节全是缠绕着绳子，两手靠拢，端着一只脸盆和一条毛巾，两脚从膝关节以下到踝关节，也全是绳子，两脚也靠拢绑着，每步可以移动两寸左右。由几个学生押送到河里洗脸。从此以后我就没有见到曾辛夫了。

直到1978年，曾辛夫才真正平反，恢复了教师职务。听说为他平反，调查了三十多人，对他平反决定性作用的，最有力的材料，是文丝的证明和一个叫何伯薰的学生的证明。

新邵六中

我是1970年9月初调入六中的，六中在新邵孙家桥区政府所在地，高山峻岭，路无三里平。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平一点，区属的机关单位都集中在此，六中是县属单位。当时的六中，有一栋八间教室的平房，离寝室较远，寝室有40间房的两层楼，教师也住在这里。有礼堂，有大厨房和小厨房，房子比较分散，有意在离寝室较近的位置再新建一栋教室楼。刚到的时候，正在准备基建材料，寝室走廊本来比较窄，两边再把红砖坯子一放，中间只能过一个人。教室前面，因为取土做砖，挖得很深的一个一个的坑。

教师队伍，由于当时的形势，年轻的本科生比较多，火药气味比二中淡多了。书记是石XX，篾匠出身，也是掺沙子进来的。校长石宁庚，他夫妻两在这个学校，为人正直。因为正搞建校，劳动也多，如装红砖窑，暑假里也不休息。在装窑过程中，一个上午都没有休息，十二点钟了，应该吃午饭了，也是说吃不耽误工，边吃边干。伙食也不够好，但饭还是吃饱了。有时候是半夜吃完饭，全体师生去二三十里外的龙山去搬树回来，劳动很辛苦，但师生很团结，在劳动中有欢言笑语。

学校只有六个高中班，两个初中班，我教了八个班的生物，还担任一个初中班的班主任。以后就没有初中班了，只有九个高中班。当时把生物课改为农业知识课，在师生的心目中都认为这门课是可有可无，我上了六个班的生物以外，还要上三个班的化学课。

每天都有一班学生搞劳动。学生在劳动中，锄头挖了脚，锈钉子钉了脚，学校里最基本的医疗都没有，连红药水都没有，晚上学生在寝室里痛得哭，我听得心中难受，起来提着马灯，找来草药，在我自己的家中用刀把在菜碗中将草药捣烂，找块旧布，替学生敷好、包好。果然很灵，学生不痛了，睡着了。诊好一个学生，其他学生有毛病也来找我，回去还把事情告诉家长，一传十，十传百，六中是新邵、涟源、邵东县交界的地方，于是我成了六中的义务校医，三县部分公社农民的义务赤脚医生，给前来求医的学生、农民治疗各种疾病，如果没有用到学校买的药品、纱布等，就不收一分钱，草是在野外找的，也没花钱。因为是义务工作，也没有进行登记，已经记不清治好了多少病人，只是有几个病例印象比较深刻：

一个姓黄的农民，五十多岁了，住在涟源白马水库旁，他的右手，慢慢地肿大，不痛，已肿得有三斤重的团鱼那么大了，无钱进医院。他妻子要他坐在白马水库的渡船上，展示自己的手，看是否有好心肠的人介绍医生。他真的照妻子所说的办，很快有人介绍他来新邵六中找文老师。

他一进门举着手给我看，我以为来了一个卖团鱼的，原来还是来求医的。我随即替他用了一付普通的草药，第二天他来了，说这付草药一点效果也没有，今天还请你再寻一付草药，如果再不见效，我明天不来了。

我想你明天不来了，谢天谢地，我那么多的课，三个小孩，还要做饭。可是第三天他又来了，说昨天那付草药有效，肿消了很多，接连又用了几付草药，他的手就能照常劳动了。他是一个老实的农民，治好手后，特地走来对我说：文老师，我的手谢谢你替我诊好了，明年我喂了鸡，我会送一只鸡给你吃。后来鸡是没吃着，但治好了病，也很有成就感。

爽溪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对我说：我的崽在月毛毛时耳朵就流脓，今年十四岁了，一直是流脓。现在听力减退了，影响小孩未来。我替她找了草药，告诉她回去怎样用法。用了几付草药以后，我交待她，我不要什么东西，只要你是好了还是没好，告诉我一声就行了。最后她还是来了，说耳朵全好了，并给我送了十个鸡蛋。

我退休十年后，又回到孙家桥，把所有的家俱分别送给钟家兄弟。当我回到孙家桥时，有个女职员满脸笑意地来了，说文老师你回来了，我是六中高一班毕业的学生，我的孩子在四岁的时候患骨结核，结在背部肋骨上，在湘雅医院开过两次刀，后来又复发了，请你用草药来治。你当时是这样说：骨结核呀，我不会诊断，湘雅医院诊断的一定不会错，我就下治结核的药。敷了我这药，要出来一块黄豆大的脓疙瘩，所以背上会现一个又深又红的孔，你不要害怕。后来果真如此，现在我的孩子背上有三个疤，两个是开刀的，一个是敷你的草药后留下的，敷草药好了再也没有复发了。今天你来了，我接你到我家去吃一餐饭。

受伤

有天下午放学以后，我来做晚饭，没有水，要小北快点去河里挑水来。他去很久也不见回来，我就去催一下。因为久旱不雨，六中旁边那条一年四季不断流的小流，已干涸无水，只有一些泥浆，很多小孩子在泥浆中找泥鳅，小北他们兄弟俩也在其中。我站在桥上喊要他们快点去挑水，他们玩得正起劲，怎么听得进？我就站在桥上继续催告们。此时有个农民小孩子牵一头大黄牛从桥上过，牛肚子挤我一下，我以为是人，想转身看一下是谁，紧接着又来一次更大的力量，此时我的脚踩在桥上，身体已倾斜到河中，双手想抓点什么，却什么也没有。站不住了，让身体自然落跌下去，我的内脏一定要摔个稀烂，情急之下，只好向河中一跳。

河里没有水，没有沙子，是石头底子，又是个斜面，只有右脚落地，站不住，屁股往后一蹬，腰椎受伤，伤势较重，我大声喊一声 “唉哟！”小北小礼此时泥鳅也不捉了，走过来向着我哭。是张人发把我背到厨房工友床上躺着，我看见自己的右脚脚背骨往下凹。平时学生上体育课或其他意外，脱臼、骨折都是我替他们接好，现在我指导他们怎么替我掰一下，他们都不敢动手，我痛了一个通宵。

次日我要求去新邵治疗，学校把我送到汽车上，要14岁的小北送我去。在汽车上遇到一个学生，到新邵汽车站下车，小北与那个学生一个人扶一只手，因为腰痛，很难以移动。学生的个子大，旁边的旅客在喊，大崽背着娘走。由他们两人把我扶到候车室的长凳上躺着。

我叫小北到喜菊姑姑家里去把姑姑叫来，小北独自去了，路程较远。这个候车室只有我一个人躺在那里，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问我为什么一个人躺在这里，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说一个中学教师受了伤，独自躺在这里，你们的教育局是干什么的？

于是他马上拿起车站的电话筒，接通了教育局的电话，他说：你们一个女教师受伤了，独自躺在候车室无人过问，你们是这样关心教师的吗？你们要马上派人把她送到医院。

教育局接到电话也不知是谁打的，也不知是谁受伤，刘锡清来看了一下，弄一部担架把我送到疗养院，担架放在疗养院的坪里，有唐仕彬正在疗养院住院，他替我交涉了一些事，但疗养院还是拒收，要送中医院。

由疗养院转到中医院有很远，那时没有任何人力车，由喜菊与刘桂英两个人来抬我，我平常自己走路，觉得自己很瘦，风也能把我吹起，今天要她们两人来抬，好像真是千斤重。

好不容易到了中医院，中医院答应收，但住院部没有床。小北有一个姑父叫唐仕柏，在水利局做局长，水利局就在中医院的后面，蒋华跑到水利局去借床，唐仕柏不在局里也借到了。

一切都办好了，我就在中医院住院，外科医生是孙广生，技术很好，骨脱臼接好，脚与腰都敷上药就止痛。小北在那里照顾了两天，他要回去上学，家里还有老弟与妹妹，他还要回去当家长。

小北回去上学，钟瑞光来了，他在中医院照顾我一个月，直到我砸着凳子能上厕所了他才回去。住在医院每天要吃药，慢慢地也好转，医生要我买两只猪脚请厨工加工，吃了会好得快些。托人去买，没有人可托，我拄着拐棍，慢慢地移到食品站，不长的距离却好像走了一千里。由于没有熟人，好话讲尽也没有买到两只猪脚。

我在住院期间，听说小北他们晚上三人同时哭，把邻居的老师都哭醒，起来问他们为什么哭？首先都不做声，后来小北说，先是妹妹大哭，问她为什么哭，她不做声，我们也急了。老师很温和地问三三为什么哭？三三才说，她起来小便，把尿便在水桶里了，说出来怕哥哥打，不说出来又怕哥哥去吃那桶水。

我已住院七十七天了，虽然履步艰难，但拄着拐棍还是能走了，我坚持出院。

回到学校拄着拐棍走向讲台，下课回宿舍遇见石XX，我说：“石书记，我昨天到你房里，你不在。”

“文丝你回来了，回得早啦！”

“不早了，七十七天了，耽搁了很多工作。”

“你自己也晓得耽搁了很多工作？你这是不应该去摔的！我是有啥说啥！”

“是的，石主任，我不应该去摔，但是我也不愿意去摔伤，谁愿意成为残废人？”

我住院和出院后，唯一带着东西来看望我的是钟小礼的同学周响华的妈妈，送来三个鸡蛋，真是礼轻情义重，她记得我的好。因为每次钟小礼交学费，一定要我也为周响华交上，不交他就不上学。

不要怕

在1970年，新邵六中有四个女教师，其他三个女教师都是共产党员，只有文丝的丈夫被开除了，连一个普通的教师都不是，所以在有些人眼里文丝及她的小孩子都低人一等，对文丝骂几句，对文丝的小孩打几下是活该的。

但我自己没有把自己禁闭起来，同样都是教师，不是在比丈夫，比的是工作，我该说的要说，该做的要做。我的第二个小孩—小礼很活泼，也很淘气。一天早上陈励老师说：文老师你走过一点，看看那屋上是什么？我以为飞来了一只鸟，按他指的方向走了两步，“没有看到什么！”“再走几步！” 我真的再向前走了几步，往西一看，呀！钟小礼站在厨房屋顶上在手舞足蹈。我记得我母亲讲过，凡是小孩子爬得很高，大人不要惊叫，以免吓着他跌下来。所以我很温和地叫：礼礼，那上面去不得，你快下来。他很听话，马上就下来，原来他是从烟囱孔里有几根树支起来的地方爬上去的，从那根树上比猴子还下得快。我告诉他：煤炭燃烧产生一氧化碳，在房顶上中毒要跌下来的。他以后再也不去爬了。

一天不知他在小厨房淘了什么气，石XX用一把竹枝条，抽了他一顿，我看是用竹枝条打的，也只有那么重，就没吱声。

一个高中学生打了钟小礼，还说：你的娘偷人，偷着我呀！这我就很严肃地向他班主任提出，文丝偷人，偷着他，看他有胆量到我房子里来讲吗？班主任老师说：他是小孩，也是开玩笑的，不过玩笑不应该那么开。

钟小礼借了同班同学的一本连环画丢失了。他对那同学说：我赔钱给你好吗？不要。我买一本新的给你好吗？不要，一定要那本原的。钟小礼说那赔你个屁。两个孩子便打起来了。那小孩的哥哥周XX，是六中高中毕业的，看到两个小孩在打架，就去帮弟弟，小北见势不妙，想过去劝解。周XX顺手从地里拨出一根豆角立子的竹篾片，向小北脑袋上砍去，小北的头被砍破了，鲜血直流。几个区干部站在面前亲眼目睹，都说那两兄弟不对。我想这是我的孩子在这里第一次挨打，我在这里举目无亲，没人为我撑腰，如果不想办法制止他们这种行为，今后我的孩子们没有好日子过。我带着小北在医院缝了三针，然后带着小北走进周XX的家，让小北躺在他们家的床上，讨个说法。六中没有出面，惊动了区政府，由区干部出面调解，周XX的父母赔礼道歉，也没有要他们赔医药费之类的。周家仗着他们家儿子多，在当地出了名的霸道，这次却向文老师低了头。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其他人打我的孩子，我的小孩在孙家桥平安地生活着。

孙家桥这个地方是山多田少，所以山上也要种红薯和麦子，霜降前后就是秋收季节，收晚稻，挖红薯，种麦子，学校要放农忙假。

农忙假结束了，全体老师当晚要开会，一是点名，看是否按时回校，二是布置农忙假后的工作。

石XX说：农忙假后，三天不上课，办个政治学习班，没有大报告，由班主任领导讨论学习。

张弥高出身好，大学才分配来的，想入党，所以石主任讲一件什么事，立即响应，他能把学习班办好。其余的老师态度不明朗，只是领导布置的，照办而已。

我这个不识时务的人就说：农忙假结束了，不等于农忙结束了，学生回校是来上课的，如果不上课，学生走到半路都会打转身。第一天人到不齐，不上课，第二天的人会比第一天更少，第三天更少；同时由班主任一个人顶三天，搞政治的有话讲，我搞自然科学的，我还没有安排那么多的话来讲，我看现在只能上课，学习班安排得不是时候。

石XX手在大腿上一拍，吼叫道：“文丝你给我出去！”

我立即站起来，“好！我是服从党的领导而退出会场的。”

张人发赶紧拉住我的手，硬要我坐下。

第一天还是按石XX布置的办，，学生到的不多，我也在班上辅导学习。因为当时不讲升学率，只讲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他要通过学习班年末好总结汇报。在学习班的第二天，班上的人数不到第一天的三分之一，只好宣布学习班结束，第三天正常上课。

后来听说，为此事党支部内部开了一个民主生活会。

母亲七十年代的证件照

不要怕

六中在礼堂的西面、靠河边建了四间小平房，在建房时我也到基地去看看。石XX也在基地上，他说这四间房子砌好后，很方便，到厨房挑水很近，在阶基上洗衣，晒衣方便极了，文丝你住到这里来，给两间给你。

还方便些我也不来住，你自己怎么不来住呢？

房子很快就建好了，房子外面是否砌一线围墙也来征求我的意见。与我无关，我没有什么意见。

这四间房子虽然是在校内，一到晚上简直就是一个孤岛，我一个妇女住在那里，我怕晚上有人来害我。

大会小会个别谈话动员我去，我说唐老师去我就去，唐老师不去我一个人我害怕，我不去。唐老师是校长婆娘，当然不会要她去。

张人发、张弥高到我房子里和我谈话，是做思想工作与强迫行动相结合。

张人发劝我搬家，我说抗美援朝也没有要妇女打先锋，今日的六中就那样没有人了，要妇女来守边疆？我不去。

张弥高说：你搬不搬？

我不搬！

你不搬，我替你搬！

你敢！宪法的第七条规定，居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你来搬我的家，你就是违反宪法，我就起诉。

后来也因为我跌伤了脚住院，搬家的事不了了之。

在七十年代，初中升高中不要考，实行推荐，推荐原则是：学生是贫下中农子弟，祖宗多少代都未读过书的，要先保证他们的子女有书读。很多的小学，都办了一个戴帽子的初中班，英语是从未开过课，被推荐来的学生，是正规的初中学校的学生还比较好，戴帽子的初中班的学生，英语字母都不认识，老师上高中的英语课，根本就听不懂，还调皮捣蛋，用橡皮筋做成弹弓，等英语老师写黑板时，大家对准英语老师的背一齐射击。英语老师是陈励，眼睛本来有些近视，他看不清是谁干的，转过身来又认真教课。

我去教化学，学生连元素符号也不认识。我先从初中的讲起，如硫酸，先讲分子式，当堂都会写了，过了一夜，第二天再去讲，先一天的知识已如数归还。

这样的学生是理所当然的推荐对象，而我的儿子钟小北却坐在我房子中已两个星期了，他每天只知道说：妈妈，我要读书！

其实我每天都在与推荐委员会交涉，钟小北不能升高中，很明显是由于他爸爸被开除的原因，但是没有一个人肯明确讲出这句话来。我就面对现实，找到推委会问：陆定一的问题不涉及其子女，是对陆定一一个人来讲的，还是一个政策？

当然是政策。

既然是政策，钟瑞光的问题，就不应该涉及钟小北。再退一步来讲，我一个中学教师，与农村里一个木匠师傅相比，可以比得上吧，木匠师傅可以带徒弟，我怎么不能带徒弟？

木匠师傅带徒弟也要批准！

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别人，他是先带自己的崽还是先带别人？

那你把你的儿子在你房子中教一教就行。

不行！我教学生不是在我房子中教的，是在教室教的，我要把我的儿子带入教室。

文老师你要带头执行推荐委员会的决定。

什么推荐委员会，明显是歧视压制我。我回校，与易佰邑老师商量，把小北送入他那班。易老师与六中的其他的老师都很同情我，小北就是那样入高中的。两年以后钟小礼也是同样的遭遇，也是易佰邑老师帮的忙。我非常感谢易老师，感谢其他关心过我的老师，如果没有易老师帮忙，如果我害怕，一切都服从，钟小北也没有今天。他是通过高中、技校，一直学到湖南大学土木系工民建专业本科毕业。现在在广东工作很不错。

在钟瑞光被开除的日子里，在生活中，受歧视的事何止这些。1973年中秋节，钟瑞光也来了，在人民食堂坐了半天，想买个菜回来过节，最后是空手回来，人家不卖给他。别人家有猪肉、牛肉、有的还杀了鸡，而我带着孩子桌上只有一大碗红南瓜。不是我没钱买，而是我买不到，我没有权力享受中国人都能享受的传统节日的欢乐。

小北去当知青

1976年小北高中毕业了，年满17岁了，在家庭里也没有他能干的事。署假中学校在搞零星的基建，我要小北随砌匠做个小工，一块三一天。砌工要小北从河里挑水到操坪中和沙，一天他要从河中挑三十多担水上来，他不偷懒，不喊累。我搞好菜给他吃，小礼看见了，搞劳动的有好菜吃，那我也要去搞劳动。我还替他买回木工用的工具，随当地的木匠学点木工手艺。将来回农村，当个农民，有一门手艺比纯农民要活一点。如果政府要把他下放去农村，学手艺不能由我安排，也安排不到他头上。

孙家桥区没有知青劳动点，在小北他们这届以前，只有两个知青下放了，现在小北他们这届毕业的就有七个。政府把他们安排在爽溪，茶园大队的园艺场，有单独的一栋房子，知青集中住在那里。他们都是六中毕业的同学，虽然都是离开家里有点不习惯，但集中住，比个别分散住到农民家中要好。小北已下放当知青了，按照政府规定，工厂招工知青优先，先下放的先招上来，但有背景的也不一定，有人一天都没有下放，也招工到塑料厂当工人了。小北他们看见有同学走通了这条路，真是羡慕极了。

我们是走不通此路的，只能按照政府的常规办事。什么时候招工，能否招工，都是一个未知数。

人一年一年大了，到结婚的年龄要结婚，结婚了还住在别人的大队就不好了，迟早要回田里钟家。田里钟家房子在哪里？没有房子怎么结婚？钟小礼也可能是这条道路。

钟瑞光说：现在田里钟家有一栋木板房出售，如果买了，将来建房架料是够了，木板还可以为他们做家俱，讲得好处十足。因为当时我积累了有六百余元钱，他要我拿出五百元来，为儿子的将来买下这栋木板，我也听了他的，买下了那房子。

田里钟家前面有条河，从他们这里绕过一座山流到石家桥。有干部出了点子，把这座山凿通，河床拉直，原来那些弯曲的河床就可以开成田，种植面积就增多了。在没有任何机械施工的情况下，来改河道，把新开河的土就填在老河中，新河还没有开通，老河道已堵塞了，大水一来，我们的那栋木板房，被大水推得摇摇欲坠，只好拆。拆来的瓦和椽皮，钟瑞光给卖掉了，钱却没有交给我。其他的木料分别寄在他的兄弟家、侄儿家，说安全可靠，万无一失。

小北还在茶园大队当知青。我家里喂了几只鸭子，鸭子的条件反射很容易建立，早上训练它走围墙脚出去，傍晚又把它从围墙脚赶回来，训练几次后，就知道自已原路返回了。鸭子产蛋率高，小北回来就是带几个鸭蛋去吃。

一天放完学后，有个学生来喊小礼，要小礼带几个同学去茶园将小北背回来，小礼迅速照办了。小北回到家，整个人好像一条软皮带，没有一点力气。问他怎么啦，园艺场摘了梨子，送了一些给知青吃，小北吃多了一点，拉肚子了。其他同学没时间管他，都得出工，收工回来见小北已不能起床了，就带信要小礼去接回来。小北回来一身臭汗，我打盆水在床前想帮他洗个澡，他自己由脚盆到床上去的力气也没有了。我看这样不行，要送去医院治疗，到医院打听，说药水是到了，但不知道价钱，不好划价，所以不能用。天已经黑了，我只好打着手电筒去寻草药，他服了药汤，很快止住了泻。第二天，小北说，快拿饭来，肚子饿极了。

小北在病中，他同场的知青和场长来看望他。在家休息了几天，钟瑞光也来了，钟瑞光说：小北不愿去茶园，你就不要催了！我到你这里来走得飞快，回去硬是迈不开步。

乾坤在转

夜间和往常一样宁静，天上稀稀落落几颗星，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声，其余什么动静也没有，典型农村夜间风味。一阵急促的起床钟声，打破了这夜间的宁静，接着是几百个男生，踏着木板楼梯发出嘈杂而零乱的脚步声，上早操了。

走到操坪，往教室走廊一看，用单块大白纸上写着打倒四人帮，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这是真的？还是反动标语？是真的！江青这个老虎屁股谁敢去摸？是真的。这条标语为什么要晚上贴出来，如果是反动标语，谁又敢用这么大的字明目张胆地贴出来？都带着这样一些疑问，去问校长石宁庚，石宁庚点点头说是真的。是真的，这一下就议论开了。听说二中的党支部书记肖炳求已调到一中当书记了，一中大批“四人帮“，被批的对象，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揪出的黑鬼；二中声势也大，原来在二中当黑鬼的谢树棠已调到七中去了，二中还要把他借回二中，接受批判。六中却平安无事。

接着又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如今回想起来，听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应该放一挂长长的鞭炮。但当时只是内心中高兴，口头还是不敢讲出来，因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不知别的什么革命又兴起。由于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一中二中的激烈斗争也慢慢地停止了。钟瑞光接到通知到六中代课，原二中的同事李剑玄对我说，肖炳求在二中教师大会上宣布，二中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就是开除了钟瑞光。现在钟瑞光又回来上课了，复职是必然的，他肖炳求的成绩不是没有了吗。

真是捷报频传，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宣布恢复，小北也从茶园知青点回校复习，迎接高考。1977年第一次高考，报名不受任何限制，平时在校成绩很差的学生也可以参加高考。后来就要在高考前一个月来一次筛考，没筛选上的不能参加高考。学校也开始重视学业成绩，肖炳求之类的人物，在文教战线上就不吃香了，被调到严塘区当区委书记。

在一次参加筛考阅卷中，八中的生物老师段益群，详细地给我讲了肖炳求的一件事。肖炳求以区委书记的身份坐着小汽车到某地去办事，在路上遇到了一家农民安葬老人，新邵县的习俗是平常与死者生前友好的人，死者的灵柩抬他家门前经过时，一定摆好祭酒，点燃香烛钱纸、鞭炮向死者祭祀。肖炳求正遇到安葬老人的事，他的小车子也不能通过，肖炳求亲自下车来，向着一位跪在地上正在祭祀的妇女，用手端一下她的屁股说：起来！让路。

那妇女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这个流氓！她丈夫在旁听见妻子骂流氓，对他大打出手，其他群众也蜂拥而上，乱打一通。他想利用区委书记的权力，找出凶手，时候不同了，农民也会保护自己。没找到，吃个哑吧亏。段老师讲到这里，其它的老师都只是认真的听着，我却大声喊“打得好！打得好！”好像是农民替我出了一口恶气。后来肖炳求在严塘区也呆不下去了，被调到由新邵县办的龙山锑矿当书记。肖炳求从野鸡坪那石头山里出来，最后到龙山的高山峻岭中得到归宿。

报纸上又登出了几个大字，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钟瑞光看到了“十年浩劫“几个字，非常吃惊，说这一点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你就看到了？你始终说文化大革命错了，把有知识的人都打倒，把国家民族推向挨打的地步，越穷、越文盲越好，这不是国家民族发展的方向。这一点你为什么早就看得那么清楚？不可理解。大道理我也不懂，我只知道，不管什么朝代，都是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来建设，把知识分子都打倒了，谁来告诉他们怎么建设？

又有好消息传来：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知识青年回城安排工作，右派一律摘帽平反，地主一律摘帽。

以前每参加一项工作，进门就要填一张表，表上很重要的一项家庭成分，能够左右一个人的一生。前面在“我也想家”那篇文章中写着：地主分子—地主子弟—地主孙子•••人类不断繁衍，受歧视的日子，春花秋月何时了？现在了啦！了啦！这是谁的胆量？谁的决策？谁

做的好事？使所有中国人都能平等地享受着中国公民的权利，欢呼，跳跃！小平，您好！

（编者注：此处删除3650字，主要是描述孩子上学、工作的事。）

新邵六中教职员工在1982年的合影

六中教职工1984年合影

荣誉

我1954年在长春师训班毕业，被分配在长春四中任教，那时生物组组长刘致君，他对工作很负责，教案应怎样写，规定了一些格式，我都是按要求写。后来四中迁校了，我们几个湖南人住校，其他的东北老师每天要跑很远的路程。我住校除了备课阅卷，就是自修学习。那时不打牌，也没有电视。长春四中每年也评先进人物，但一定是青年团员才有资格评选。在记忆中好像是1956年，从一师同去东北的同学闵应骅入团了，他的工作很突出，不但评了个先进，而且记立功一次。宣布立功的大会是十分庄严，我多么羡慕，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得到这种荣誉。散会后，回到教研室，同组的杨淑兰老师说，组长刘致君老师说你表现得非常不错。

长春市教育局，中教科的王效英老师，她很欣赏我的教课技巧，特别是把高粱生长过程的一节课，移到室外高粱地里去上。她年年来采访我，年年要我写教学方法和体会这方面的材料，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我署名的文章发表。

在长春四中，担任班主任，无论是文艺比赛，或大搞劳动修操坪，我班的进度和质量都是第一。我在长春四中工作六年，年年有评先进这一环，但我从来都没有评上过。听说有一条原则，不能让群众老师的荣誉高于党员、团员。

1959年我来到醴陵一中，理、化、生三个组在一个大教研室，大组长在生物组是陈国梁。在1960年评先进时他从全校各大组碰面回来，在大组会上公开说：全校其他的组一致肯定说生物组除了文丝老师外，没有其他人。最后在光荣榜上，并没有我的名字。

1961年来到新邵二中到1970上调出，整整十年中，我在前面一篇文章中写过，二中十个女教职工中评七个先进分子，其中也没有文丝。

1970年被调到新邵六中，我自觉承担义务校医的工作，每年冬季春季低温都有流感发生，为预防流感，我买来苍为术，用一只烘笼子把苍术烧成烟，一手提着烘笼，一手拿把蒲扇，早晨上第一节课及晚上自习课，在教室门口，把苍术的烟向教室内扇，整个教室充满了苍术的气味。学生就寝前我也同样地在男女寝室用苍术烧烟进行空气消毒。夏季学生中有腹泄的，我用车前草、鱼腥草、石香芋等加甘草，包成一包一包的，每天送一包到厨房，要工友泡成预防茶给学生喝。有一年疥疮病大流行，毕业班的学生有的手指甲中都已化脓，校长老师很着急，担心体检被刷下来。我用草药替学生治疗，一星期后，考生们都顺利地通过了体检。

县卫生局来六中，没有专职校医的学校，检查医疗工作。听取了汇报，肯定了六中的校医工作的成绩。

我去酿溪，遇到八中的生物老师段益群。她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县卫生局局长在县医疗卫生工作的干部会上大大地表扬了你的校医工作。后来六中被评为县卫生防疫工作的先进单位。县里召开表彰大会时，六中指派了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石明老师去参加。那时已开始兴起物资奖励，奖品是个黑色的塑料挎包。石明老师很高兴，得了一件时髦的奖品回来了。

教育局通知六中，要来检查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情况，校长石宁庚把此任务交给了我，要我上一节那样的课。我把一个正在接受草药治疗的患者请进教室，要他来讲述草药治疗的效果，课堂生动，很受学生欢迎。

年末学校工作总结，上述内容多数都写入了总结报告中，但先进工作者的称号还是没有我的份。

回想起来：

1949年，我在醴师初师还末毕业，同年失去双亲。

1950年我初次参加工作，正如一只出笼的小鸟，海阔天空，不知不觉在当年就失去了工作。

1956年我失去了婚姻，泪流成河。

1970年丈夫被开除，丈夫失业，没有收入，五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压在我肩头。我自1963年，工资升到57元一月，以后政府也多次调整工资，但我57元一月，整整伴随了我19个春秋。

多少年来，多少失去、多少痛苦，但我从来没有失去自己。我从来没有失去对事业的责任心。在受捆绑受歧视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更没有失去对学生的爱心和对来求助草药治疗的患者的耐心。

乾坤一转，高考恢复了，学校里明文规定：单科高考平均成绩在全县一、二、三名者有奖，单科高考平均成绩超过县平均成绩有奖。1981年高考恢复考生物，生物我辅导了八年，高考我年年得了奖，工资级别也在调整。1984年县委规定：县教育界五级以上的教师，去县城给县太爷投票，搞民意测验。我到了县城，看见各校来的老师，大家议论纷纷，都说这是我三十年讲台生涯中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民主选举。发来一张表格，上面除了规定要测验的名单外，还有一个空格，你认为谁可以做教育局长的话，你就选谁，谁能领导的话，也随你写。听说测验结果出来，文丝得了八票，后来我就当了县政协委员。

孙家桥管辖区三个乡，受区直接管辖的单位有三十多个。如银行、邮局、粮购站、法院•••要在区级单位选出三个县人民代表，六中把我提出来当一个候选人，选举的结果，我以票数最多当选为县人民代表。我是县人民代表兼县政协委员，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着的荣誉。

当了县人民代表，县政协委员，任务也随之而来，人大、政协各发来三张提案表，要代表人民向政府提出建议。天呀，我平时只管拿粉笔，怎么还会去关心那些大事？荣誉是大家给的，我就走出去，征求各单位有什么意见没有？这样一来，提案就有了。

1.建议修通孙家桥至张家冲的马路。从孙家桥到张家冲那条马路修通已多年了，间或有货车通行，而在孙家区工作的坪上人很多，如果这条马路通客车，坪上人回家、学生上学都方便多了，请由孙家桥区到张家冲这段马路通客车吧！

2.建议修建粮仓。到粮购站去征求意见，他们就反映，武桥乡有一栋粮仓，是1958年建造的，现在已成为危房了。春季收麦子、夏季收水稻，都只得收几天停几天，要把已收到的粮运送到酿溪粮食局后才能接着收，收粮、送粮的都不方便。我提案反映了上述事实，建议如果今年县级单位要建住房或办公楼的话，就请慢一建一个或两年，全县人民共同克服困难，帮助孙家桥区，把武桥的粮仓建好，以解决农民送粮难的问题。

3.建议适当调整口粮田。粮购站还讲述一个实际问题：土地自分配后至少五十年不变是好的，但也有实际问题。例如：分田时，这户人家有五口人，过了几年，姑娘出嫁了，老娘去世了。他家三口人有五口人的田，他应交的公粮，他很快就送来了。但另一种情况，分田时他是一个单身汉，过了几年，娶了妻子，生了孩子，三口之家，还只有一个人的粮田，不但为农民的生活带来困难，更重要的是这份口粮田，应交的公粮他不交。这样我们应收的公粮就收不齐。

我反映了上述情况后，建议政府在土地五十年不变基础上，作小范围内适当调整农民的口粮田，以解决粮购站征集公粮中的困难。

人大会开过很久了，一个在人大工作的干部，我没有问他贵姓大名，在人大干什么工作。他到我家里来对我说：我们人大，每年要统计代表们提了多少条提案，落实了多少，落实的百分比是多少。只有你的三个提案都落实了。一条马路，已经修好了，要通客车，这很不容易。今后像你们不要花钱的提案你多提一些。

六中有时领导人的调整，教育局来征求六中老师的意见，并交待来者一定听取文丝的意见。教育局已任命刘颂丰老师代理六中的教导主任，在正式任命以前可能内部有争论，反映到教育局。教育局又重新派人来六中，将刘颂丰与另一个人做比较，到底要谁当教导主任更好？那人到我的房子里征求我的意见，我发表了我的看法以后，那人说，我已征求连你是四个人的意见了，只有你的意见最全面，到底是人民代表，句句话为工作着想，我不要再征求别人的意见了，你的意见很全面，很周到。

在上述这些工作人员的口碑里，我享受到的也是荣誉。在荣誉面前，我更不能失去昔日的朴素、勤劳、对工作极端负责，对人诚恳、正直的作风。

在政协

1984年我是县人民代表兼县政协委员，到了1987年有规定，政协委员不能兼人民代表，我在第二届政协开会时就只是政协委员了。政协这个组织在全县各界都有权威人士，所称为智能囊，也有人总结得好“县委有权、政府有钱，人大举手、政协发言。”说明政协只有议论的权利，没有决策权。我在政协有九年之久，认识的人不少，虽然我是文教界的人，但编在统战工作组，因为我有一个哥哥在台湾，哥哥虽在1976年在台湾去世，但还有8个侄儿、侄女工作在台湾的军界、政界、商界。统战组的组长是潘监，他原是国民党军中的师长，那种军人的严谨作风，虽然七十多岁了，也在他的言行中表现出来。听说他劳改过，在他劳改时期他的一个儿子在新邵花鼓剧团，受迫害自杀了。这些伤心的事他从来不提，只提他对台亲友的联系。

在政协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尼姑，是新邵县白英岩庙里的住持，别以为宗教界非常清高，她们的势力眼也非常严重。一次政协会，平常同住一间宿舍的四个女政协委员，只我一个人先到，我看对面房间的老尼姑来了，还有一个服侍她的小尼姑，便到她的房间中去看看，和她谈谈话。我在她的床铺上坐一下，她说你不要坐那张床，我再和她谈两句话，她说我们是出家人，晚上就要念阿弥陀佛，不讲话的。正在这时，县宣传部副部长陈XX，是个女的，她来看望已到的政协委员，一看还只到我们两个又在一间房内，她便在尼姑睡的那床上坐着，尼姑和陈部长有说有笑，还讲述她庵子很多事情，要陈部长拔点款给她把庙扩建。哦，她并不是晚上不讲话，只是看人来。

大概是1987年新邵高考失利，考取大学的人数不多，由政协召集小学教学的权威人士开个联席会议，讨论如何提高各级的教育质量。在开会时县委葛汉栋书记作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提出，有所小学教室是没有门，课桌是用几个砖搭起几块长木板，凳子是学生早上带来，晚上带回去，像这样的学校，可以在学生中多收一点学费以改善办学条件……

在各个教师的发言中，好像是小学条件差是引起教育质量低的主要原因，所以提高学生的学费来改善办学条件是应该的，几乎是一致的意见。这时粟绍源副主席，从主席台上起身，走到我的坐位边，小声说“文委员你要发言啦！”我沉思了一会说：教学条件差，不是影响教育质量的主要原因，要提教育质量，主要是师资质量与对教学的负责态度，老师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如果把大部时间放在自留地里，把教学当作一种副业来搞，教学条件还好些，也难以提高教育质量。如果在小学就提高学费，必定造成小孩失学，今天我们开会，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如果在小学提高学费，再过几年，来开这样的会就是如何扫盲，特别是女孩子。学生的学费提高了，这一笔钱，教育局不会去管，学生家长不能去管，如果教师不用这笔钱来改善办学条件，而是今天的书报费、明天的防暑费花掉了，又怎么办？学生的学费提高了，办学条件没有改善，失学率增加了怎么办？葛书记地位不同，是县委书记，讲一句话，就是政策，下面就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学费。我认为要提高教育质量，只有大大抓教师的教学态度。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朝鲜是在小学不收学费了。我这一发言，在主席台就坐的主席与副主席都露出了赞成的微笑，并连连点头。后来由粟副主席告诉我，葛书记对提高学生收费标准这一条未写进会议纪要。

为什么粟副主席启发我发言，事前并没有布置。因为在以前的会议上，我唱过几次反调，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有一次由政协把全县各界重要人物召集起来，商量怎样开展社会办学。大家一听是社会办学，不免就想起把退休老师利用起来，办高考复习班……等等。讨论了一会，我就提出新邵县有八所高中，初中更多，应该抓好这些现在的公立学校。以前像二中的张人发校长，检查老师批改作文，这篇作文有多少个错别字，多少句病句，老师改了多少，眉批、尾批是否适合。如今高中也读三年了，有个学生由高一升到了高三，他在一、二年级时老师布置的作文题他都做了，现在翻开一、二年级的作文本子上面还没有一个阅字，校长不知道，我们教育局，教学辅导站却有同志提出“教师要从批改作业中解放出来”。有的老师上课既未带教案本，也未带教科书，更未带粉笔，有的老师备课认真，作业全批全改，讲课透切，但是到了月末，同样领工资。如果现在又加上一个社会办学，我们几个人组合起来，办个养鱼班，广告出得很响亮，科学养鱼，某某专家讲课，包教包会，发家致富的新门路，学费多少。结果半年过去了，学员脑袋中空空的，办学人员的袋子是鼓鼓的，这样的办学形式起码不应该提倡。

原生态家庭唯一一张全家福，拍于1982年暑假。

三兄妹于1983年春节

1986年寒假，我与父母、二兄嫂，拍摄于六中大操坪

我发言以后，得到很大的反响。教育局长说以前的绅士都是拿钱办学，现在社会办学起码要得到批准；有的教学权威说，现在如果下去检查老师对学生作业的批改，实在是看不上眼；有的说在教育界，要怎样才能打破吃大锅饭的现象。后来达成共识，由怎样兴办社会办学，转向如何抓好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

（编者注：此处删除2456字，描述的是女儿的生活，获评高级职称。）

文义第一次回来

我的母亲生下十胎，成活八个，我是最小的一个。福哥在男儿里排行第二，所以称他是二哥，他比我大十五岁，他怎么读书，怎么外出工作，这一切我都搞不清楚，只是我长大了，读小学了，看见福哥经常从芷江回信，后来又到昆明去了，在昆明，他每个月必定会写一封信回来。1945年醴陵沦陷，音讯不通，光复后我们隔三差五又在邮局收到他一年以前写的信，可见他虽然没有收到家信，还是照样每月寄一封信回来。

光复以后，他来信更多了，1946年春天，我正在学织布，他来信鼓励我去升学，我从织布机上下来，到宁福高小去复习了三个月，考取了醴师，学费很少，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不然今天我也是农民。1947年，福哥从美国学成回国，到了南京，工厂知道他十年没有回家了，批准了他十天的假期，回到醴陵北乡，东铺冲老志木井，来探看父母。他带着妻子、儿子（文明）女儿（巧霞），还有大姐，也从江苏镇江同他一路回来。妈妈要我在柴门外，放爆竹来接，三抬民用轿子相隔不远抬来了，走到对面三沙坪下，第一抬轿子停住了，让第二抬轿子走头，走在前头是嫂嫂，巧霞一岁多，站在她母亲的脚边，我燃放爆竹，大声喊“嫂嫂！”她应了，巧霞哭了，福哥早已下轿步行在后面，母亲叫其他人早在神上点燃了香烛，叫回来的新媳妇、儿子、孙子敬祖宗。

福哥从美国替嘉哥带回七十支葡萄糖酸钙，还带回一个小小的西洋镜，每片有六张美国的风景。那时没有电视，乡下要看的是只有花鼓戏，能看见美国天地之景，那真是很奇特的故事，远远近近的人都来看。家里要我就保管这个西洋镜，招待那些客人，还有一部收音机，拿到山顶也收不到声音。

1947年5月大哥的儿子文庭坚十三岁了，到鲁塘里去洗冷水澡淹死了，全家人都悲痛，大哥大嫂更是悲痛欲绝。福哥带回三岁的文明，我父亲抱着这个孙子好开心，非常喜欢这个孙子，也喜欢这个儿媳妇。一天早上，二嫂嫂端一盆洗脸水去下厅屋洗脸，父亲看着她的背影，拍拍我的肩膀说：“美春子，看来你这个嫂嫂是个有福份的人，走着一条好路。”

十天时间一晃而过，明天福哥就要带着妻子儿女去南京，嘉哥和大姐都来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明天福哥要去南京，你不要哭啦。早餐之后，两抬轿子摆在坪中，全家都来送行，一岁多的巧霞，因为肚子泻，母亲拿出一条兰色印花布抱裙给她围在腹部，走时她妈妈要替她解下来，她一直不乐意，因为她从来没有看过，以为是最好看的衣服，她祖母说让她带走。启程了，嫂嫂坐在轿内，巧霞站在母亲身边，文明独坐一抬轿，福哥在轿前步行，礼节性的要过新志木井，文氏自家门口才能上轿。福哥的一家人走了，我们在柴门口外目送着他们走过黎家弄子，转弯了再也看不见了，母亲回到厢房里，再也忍不住眼泪，哭着说：我这坨肉，我今生今世还能看到他吗？

福哥到了南京有信回，说房子很小，但还是隔开一间摆一张单人床，接父亲或母亲去南京看看，只能去一个。在那时连路费都没有，两个老人都是六十开外的人了，没有出过远门，又没有人送他们，哪里敢走，只好讲一通就算了，两个老人谁也没有去。

不久福哥回信说，他梦见一只老虎冲进我家的大门，他吓着一跳而惊醒，醒来后，嫂嫂就发作生下一男孩，取名叫文虎。父亲接到这封信，喜笑颜开，把这件事告诉老志木井和新志木井的人，人家恭维他几句，他都是乐呵呵的。

文虎才满月，福哥的单位由南京迁往台湾，坐海船，要坐一天一夜，在船上文明、巧霞和嫂嫂都呕吐得厉害，只有福哥和文虎没有反应。福哥到台湾以后回信，说台湾水稻可种三季，现在正在插秧，我们这里正是冬天腊月，我们看了他的信，感觉简直是两个世界。

1949年农历的六月，母亲病危，大姐问：妈妈你要家福回来吗？母亲说：不要，路程太远路费太多。母亲去世后，大姐要我写一封信告诉福哥。福哥回信说他哭了一个星期，人也瘦了。1949年农历的8月中秋节的下午，父亲去世，我托人从香港转了一封信给福哥，以后就音讯不通了。唉！1947年农历的七月，在老志木井的一别，就是母子、父子的永别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是经常思念福哥，直到1979年由巧霞请她在加拿大的同学何玲美向老志木井转来一封信，转到文庭梅收。文庭梅是我大哥的女儿，住在离老志木井不远，她收到这封信，随即告诉我。锋火三十年，我这日夜思念的亲人，有信来了，真高兴，但传来的却是一个噩耗，说福哥在1976年因患肝癌在台北逝世。我接到这封信真的是哭了一星期。1947年在老志木井一别，不但母子、父子永不相见了，就是比他小了十五岁的妹妹也见不到他了。

母亲说福哥14岁在外求学就是寄宿，以后在外工作很少回来，所以1947年他回来，我好像是第一次见到福哥，谁知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以后每年巧霞请何玲美转来一、二封信，间或也寄来100美元，在邮电局只能领取190元人民币，我拿着它分给大姐、庭梅、梦行……等等。以后可以从香港转信，到可以直接通函。

1988年夏天说文义从台湾回大陆来探亲，文义是福哥第四个孩子，是在台湾出生的，我从未见过面。因为他在台湾是经商，所以他可以回来，当时我还在新邵六中，虽然已退休，并没有退下讲台，所以是我志姐的大儿子刘依成，住在长沙，他带着妻子和儿子刘学东去大托铺机场接文义。

我由新邵到达长沙刘依成家时，文义已与刘依成到醴陵去探亲了，并到了老志木井他祖父母的坟上去扫墓。我在长沙等了一两天，等文义回长沙时，我与他见了面，我将文义从头到脚好好地端详了一番，他很像他的父亲，我对文义只有亲切也有惊奇，好像他不是来自台湾，而是来自外星的人一样，有说不完的话，有问不完的情况，文义将文氏的亲戚都探望了一下，花费不少，他送我一台飞利浦的彩电。他是经商的，特别注意考察各类商品，文义说这次回来，我看到了农村城市里的各类商店，多种商品、工厂、公共汽车，如果我再看一所学校，我都看齐了。好呀！我明天带你去湖南师大附中去看看。因为文义的堂姐文宿虬的丈夫江文笔，是师大附中的书记，走到文宿虬家中，江文笔出差去了，由文宿虬带着我们在师大转了一圈。

文义在大陆的时间快满了，他要我对着录音机向他妈妈讲几句话：“嫂嫂，你好！1947年你回老志木井，我在柴门外，放爆竹接你。那时你还不懂醴陵话，有一天早晨，你穿着一件旗袍，端着一盆洗脸水，经过厢房，到下厅屋里去洗脸，父亲拍拍我的肩膀，指着你的背影说：美春子！看来你这个嫂嫂是个有福份的人。走得一条好路，经过了几十年，老年人的预言，已成为现实。你生有五男三女，都长大成人，都大学毕业，你是高公这个家里最大的功臣，我为你感到骄傲。如果有机会，欢迎你回来看看。”

文义说还有点时间，再去大姑妈家看看。那时大姑妈家还未建新房，几间破旧的小屋，文义、我、钟山、刘学东又在醴陵住了一晚，次日从醴陵乘汽车到大托铺机场。我们看着载着文义的飞机，高高地飞去，啊！文义真是来自于外星球，从天上而来，又从天上飞走。

我把彩电带回新邵六中，在孙家桥这个山冲冲里，没差转台，信号很弱，图像不清，雪花点点很多，而我的老伴钟瑞光，却每天晚上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节目，新式的娱乐不出家门就能看到电影似的中央新闻，是十足地享受着时代的幸福。

老伴患病

1958年钟瑞光放弃了七十多元的工资，选择复员是条错误的道路，为什么那么做，可能是相信回家能找到工作，也是对家乡的热爱。回家搞了不久的农业劳动，就吸收为编制内的代课教师。1960年他也调入醴陵作为正式教师，由于阶级不好，我与他都不受重视，他又选择将我与他一同调回新邵，到了新邵又要选择靠他家最近的学校，新邵二中，这里面有一项主要的原因，想尽他的力量去帮助他在农村中的兄弟，也是对家乡的热爱，谁知事与愿违。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自身的罪状是在学生作文本子上写了一个“千篇一律的结尾形式要没法摆脱”的评语，其余打帮锤的人，都来自于他的家乡，最后被开除教师职务。在农村中劳动了七年，受尽了折磨、辱骂、歧视，应该对这些家乡人的本性有所认识，但他在1978年复职后，母亲是十二月二十七日生日，他必定要过了母亲的生日，才来新邵六中过年，一般在大年初二又回老家去了。尽管那里住宿的条件很差，他也不嫌弃，能住几天，听说别人玩龙灯他会去放爆竹，似乎玩的很开心，在那里除了骨肉亲情外，还可能有一种思想，是你瞧不起的钟瑞光又站起来了。

后来由于家里出了一点事，我与他吵了一场，也由于母亲在1988年去世了，回田里钟家的次数就少了。但在1990年正月十五还是要回田里钟家去见他们的兄弟，第二天要回六中，因为汽车从坪上只直通酿溪，钟小北也已调到新邵来了，所以他就一直坐车到酿溪，而自已最近一段时间大便次数增多，也顺便在医院检查一下。

有经验的医生，用手一触立即得出结论。对我儿媳妇说：孙小娟你的家爷是直肠癌。当晚小北打电话到六中，要我第二天去酿溪。我按时到了，由小北告诉我，他爸爸害了直肠癌，真是睛天霹雳！不愿意发生的事发生了，怎么办？

医生、我们全家和他自己坚持要求开刀，越快越好，快去长沙开刀。钱，到教育局批了一千元，我们平时的积累全部拿出来，凑起三千多元去长沙。我、钟小礼来送他去长沙。到了长沙肿瘤医院，无床位，今天又住哪里？只好到文宿虬家去住。她是我伯父的孙女，年龄比我稍大，我们一行三人走到她家，她与江文笔都很客气。第二天我们又去湖南医学院附一医院挂教授号检查，化验，确诊为“高分化腺癌”。不错，的确是癌。本来令人羡慕的家庭，突然被不幸的阴影笼罩着，怎么办？是来长沙开刀的，目前湖南医院附一医院，附二医院，肿瘤医院都住不进。

江文笔在长沙的熟人很多，他到处帮我们找，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他才帮我们找到长沙市一医院。钟瑞光很高兴，想到自己的病有救了。住进院，但这所医院只有一间手术室，每星期三才是腹外科用。1990年3月7日轮到钟瑞光动手术了，听说大手术之后，日夜要人护理，钟瑞光住院，我就借了姨侄刘依成在学工街留下的一间房子。打电报要钟小北也按时赶到，我们全家就住在那间房子里，自己做饭。钟小礼在3月6号几乎是通宵未眠，说他们邵阳市棉纺厂这单位，有几个患肠癌的人，来长沙时公共汽车开动了，他跑上去攀着公共汽车的门、踏过很远才上汽车，看他多有力，但开刀后二十多天亲人就拿着骨灰盒回去了。而他的岳父说是胰腺癌在肿瘤医院，每天吃中药好了。爸爸为什么一定要开刀？

我也不主张开刀，但他自已坚持要开刀，我也只好依他，也寄托开刀能好。在这时访问了三个直肠癌的患者，其一是个女患者，在附二开的刀，好好，好好，能骑自行车了，但复发了，从开刀到死亡只有一年多一点；其二是两个男人，同一个单位，一个开刀，一个没开刀，两人活的时间都差不多，开刀的难得护理得多。

3月7号到了，我们也全家到病房看钟瑞光进手术室，要从鼻孔里插一根管子到胃里，护士使劲往下插，他使劲往上呕吐，这种样子实在不忍心看。他入了手术室，我们在外等着他。手术前，病房医生，主刀医生，都送了红包，每个红包100元，那时我的退休工资180元一月，钟瑞光不到100元一月。为了使他的病好，不惜用钱。只有麻醉医生没有打听他的住址，未送红包。他入手术室不久就有护士来叫我们拿衣服去接他，由于血压太高，不能动手术，只好等待下个星期三。

1988年，文义第一次回大陆

一九八九年暑假，与父母、雁乐、茜乐拍摄取于六中宿舍

一九八九年暑假，父亲开心地抱着孙女

1990年3月，父亲确诊为直肠癌后，在长沙治病期间与母亲合影

1990年大姨80岁生日摄于自家屋前，左起：刘依成，文丝，文再珍，冯长久（大姨之子），杨慎平（刘依成之妻）

我们只有耐心地等待着，星期三又到了，我们盼望他胜利从手术里出来。唉，他吃降血的药太多，血降得太低同样不能动手术。现在小礼请了一个月的假已到期，小北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也到期了，我一个人每天从城北到城南跑，手术之后我负担得了吗？同时我不主张他开刀，好像两次上手术室都未成，正是不宜开刀的预兆，我主张出院，回邵阳用中药治疗。到了邵阳，人家就介绍某某患卵巢癌是哪个医生治好的，我们马上去求医，服过一段时间的药，也不见效；钟小礼又打听了，邵阳市卫校中医治好几个癌症患者了，我马上陪钟瑞光去就诊，走到门诊室，找到了小礼所说的医生，也是失望而归。而钟瑞光在长沙没有开刀，回邵阳情绪十分低落，还是坚持要开刀，钟小礼说要开刀就在邵阳中心医院开刀，邵阳市中心医院同样难住进去，幸好有个六中毕业的学生周六产，他是衡阳医学院本科毕业的，分在邵阳市中心医院，他替我办好了住院手续。钟瑞光住院了，在开刀前几天，既要有营养，也要是流食，医院食堂不能保证供应。

六中的同事刘锡林，在六十年代，他是二中钟瑞光的爱生，八十年代在六中是好同事，好邻居，他很热情地介绍：我的老弟嫂在邵阳市中心医院当护士，住在医院附近，横过马路XX栋XX号，我母亲也在那里，钟老师要煮点什么吃，你到她家去就是。

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钟瑞光要吃的食品，买来的不合口味，我就按照刘锡林告诉我的地方去找他弟嫂的家。要从医院后门出去横过马路，我是从侧门出去横过马路，费了很多时间，还是找到了她家，一进门就看见刘锡林的妈妈，她很热情，向她儿媳介绍这是六中的文老师，我也随便就在她的沙发上坐下，然后做了钟瑞光喜欢吃的东西就走。其他鸡蛋等还放在她家，准备明天再来做。第二天我同样去她家为钟瑞光做食品，刘锡林的弟嫂姓谢，我称她谢医生，谢医生对我说，明天天晴了，我的沙发要拿出去，用酒精等消毒药洗它一下。我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到厨房去做食品，刘锡林的母亲告诉我：文老师，你来了，你坐她的小木凳，别坐她的沙发。她说你坐了一下她的沙发，她要用消毒药洗一下。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做好饭后我知趣地收拾好东西，道谢，再见。

钟瑞光要吃的东西又怎么办？周六产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医生，住在集体宿舍里，有个电炉，到他那里去弄。在钟瑞光整个住院期间，周六产真像我们自己的儿子一样地关心着钟老师、文老师，有这样的学生真是做教师的幸福。

轮到钟瑞光进手术室了，他很高兴自己走进了手术室，我们就在手术室外面等着，钟小礼不时从手术室的门缝里瞧瞧，想看看他爸爸在手术台上的情况，什么也见不到。我还是到病房去等着。过了很久，钟小礼拿来一个纸盒子，我不以为然的接着，很重！地上一落，这是什么？这是爸爸被切下来的病的部份，要送到化验室去。

我把它送到了化验室，化验的结果是“低分化，沿着淋巴广泛扩散 ”。推车把钟瑞光推回了病房，他的鼻子里、伤口里、尿道中、肛门里都插着长长的皮管子，我看着浑身皮肤都起鸡皮疙瘩。他睡在病床上，晚上我拿一条竹睡椅睡在他的病床边，二十四小时需要护理。同房的病友都走了，说等一会麻药醒了那种叫痛声实在难听，可是钟瑞光的毅力很顽强，从未发出一声疼叫声。

因为二十四小时要护理，同时医生发现，钟瑞光刀口已化脓，要把已缝的线拆开，六中派来一个年轻的老师来护理钟老师，他守了一夜，第二天早班医生来换药，要他端着那纱布的医疗盆，医生把钟瑞光腹部捆着的纱布打开，他立马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什么纱布等都撒在地上，医生又要去重新拿来。我赶紧冲一碗牛奶给他喝，我说你还只守了一夜就顶不住了。他说，文老师，我不是饿了，而是看见钟老师的肠子肚子都能看见，吓死了。当天我就要他回六中去了。

小北小礼见我多少晚上都是坐在睡椅上，就替我买来一张小钢丝床，我一躺上去，腿伸直了，清楚地感觉到从大腿到小腿一束一束的肌肉、从上到下逐步松弛，多么舒服。这时我才体会到一个人睡平了，腿伸直了也是一种幸福。

邵阳市中心医院厕所旁有几根水管露在地面上，白天去上厕所小心就是，晚上睡蒙了又是生地方，上厕所就忘记了地上的水管，我一脚踢到一根水管上，身体向前一伏倒下，当时旁边没有一个人，我想这一下肠子可能断了，谁来护理钟瑞光？我在地上睡了很久，没有感觉哪里痛，又回到钟瑞光的病床边。

钟小礼白天要开车，晚上不睡觉是不行的。钟小北的单位也不准假，只好到新邵疗养院去住院，说肺已穿孔，其实就是来帮我护理他爸爸。在此时钟瑞光又发现糖尿病，伤口不能愈合。医生替他用了氯化钾，钾离子过多，呕吐，一个人腹部肌肉已切开，呕吐多伤腹部肌肉。请中医来，开了黄连、紫苏……等四角钱的药，很快解决了问题。经过了四十多天的折磨，钟瑞光终于拆线了，小礼说要他的爸爸到新邵县人民医院住院，我们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就回到新邵来住院了。

小北也想回单位上班，可是新邵疗养院，对钟小北这个病人，仅仅收了一点住院床位费，什么医药费都没有，它没有赚到钱，便将此情况举报到他单位，城建局、质监站的领导到疗养院去看一下。说住院，床铺上只有一床席子，连被窝都没有。这一个多月，做什么去了？要记过，要发通报，要扣发工资和奖金，小北真的吓着了。

我说，小北你不要怕，你这一个多月没有经商，没有赌钱打牌，而是在护理一个得了癌症开刀的爸爸，谁没有父母？我把此事告诉教育局长唐碧峰。唐碧峰夫妇双双去了城建局，向城建局长说明原因才免去了这场处罚。

钟瑞光在新邵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就办了出院手续回六中，钟瑞光以为开刀切除了有病部分一切都好了，他还到平时种的菜土中去看看，还种下几粒大蒜。术后除了排便不方便外，生活基本上可以自理。

在台湾的侄子文明，寄来了美元，说要我把我父母的坟墓作成墓围，因为他的父亲（是我二哥）在台湾去世前交待要将骨灰安葬在父母坟旁。这时钟瑞光在新邵六中独自生活，我去醴陵，为父母修坟墓，时间是1990年古历七月十七开始到中秋节前修成。当我再回六中时，他的身体并未见异常。

这时听说三三怀孕了，她的公公婆婆都未退休，三三住在湘潭师院的南院，她请求分了两间房子，接我与钟瑞光去住，互相关照。

钟瑞光来到湘潭师院南院住下，很满意，可以帮助我到锅炉房子中去打开水，经常到雨湖公园旁边一家下象棋的地方去看下象棋。听说老同事邬相如老师住在湘潭卫校、她女儿刘安安那里，钟瑞光特地去卫校访问邬老师。老同事，同样经过文化大革命有说不完的往事，后来邬老师也来师院的南院回访。钟瑞光在这段时间里，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也不断服药治疗，也常上中心医院检查。我的老同学在杂志上看见宁乡有个草药治疗此病的广告，马上告诉我，钟瑞光看完此广告后，说他要亲自去宁乡。我看他的身体日渐不行了，我说：我替你去宁乡把药买回来就是。从长沙去宁乡，还未到宁乡就下车，再坐拖拉机到某镇，再步行于田岸上才找到这位医生的家，医生不在家，是他儿媳妇在卖药，买了七付药回来，用农村十二月过年煮肉的大鼎罐替他煎药，每天喝三大碗，服用了七付，并未见效。人日渐消瘦，可能也很痛苦，但他未哼一声，只是写好了几份遗书，一份给我，说他要吃安眠药自杀，还有几份是给他在老家的侄儿子。由三三发现了，我们也劝了他，他提出要回新邵，我也同意他回去。三三接近临产就请来渔叔，白天为她买菜做饭，晚上她家娘来南院住宿陪同。大概是1991年3月20号左右，我同他回新邵，在邵阳市下火车他还能步行几步，到了新邵人民医院儿媳孙小娟的房子里，我办好住院手续后，小北将他背他到病房里放在病床上，从此再未站起来过。他在新邵人民医院住了135天，在住院期间，我每天替他擦背洗脚，所以他的皮肤一直没有溃烂。

从新邵来湘谭他很高兴，以为自己的病好了。现在又从湘谭回新邵，他心里很明白，从此他再也不能来湘潭了。平时在生活中，他很关心我，但从不对我讲一句好话，这次我把他从湘潭师院南院、东四栋四楼扶下楼去搭汽车时，他一边走一边说：文丝，你是我的好伴侣，我在极其困难的时候，你没有抛弃我。你的工资长期比我高，你没有歧视我。这次我在病中，你竭尽全力照顾我，我感—谢—你。

他住在新邵人民医院时，他少年时的同学，后来在二中又是领导、又是同事的谢家楠来看望他，他还问及谢家楠在监狱中的儿子谢万青怎样了，当问到此事时，谢家楠痛哭，钟瑞光的生命已是倒计时，还在关心他家庭的事。

当新邵县教育局长唐碧峰来看望他的时候，他说唐局长，你今天来看望我，我住院的心理就踏实得多了。

他的亲妹妹喜菊来看望他时，一见躺在病床上瘦骨嶙峋的哥哥，忍不住痛哭，我看钟瑞光霸蛮忍住了眼泪。都说癌症的晚期是很痛的，他也说痛，要求吃止痛药、打止痛针，但他从未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田里钟家的侄儿，钟祥青、钟水青……等一行好几个，来看望他，他早就准备好了的话，有气无力地说：兄弟之间要团结，不要为小事争吵。

他在病危时，我替他准备了一付棺材，他不肯要，要求要火葬。我思想想不通，和小北小礼商量，他们两兄弟说，一切按爸爸自己的意见办事，我也只好听从他们的意见了。我就把同意他火葬的事告诉他，钟瑞光说：这下子你的思想怎么通了？你要把你的思想告诉小北和小礼，我说：是和他们商量得出的结论。

钟瑞光说：这下子我就放心了。以后他从不提此事了。

钟瑞光在新邵人民医院住院期间，我每天要为六个人的生活操劳，买菜、做饭、洗碗、为钟瑞光煎中药，他在病房要输液也要人来照顾，只好请了三弟钟育光来照顾，晚上也是三弟守在病房中，我每天去看望他的时间只有两次。

刘锡林多次来看他，最后看到钟瑞光真是病危了，他恭恭敬敬向躺在病床上的钟老师行三鞠躬礼，我在旁边看着泪水也流出来了。

在新邵六中就读高中的周应良，是钟瑞光担任班主任时的爱生，周应良几次高考失败，在1991年终于如愿以尝，上了本科线，来向躺在病床上的钟老师报喜。钟老师即问他志愿填在哪所大学，周应良说填的是桂林XX大学，但没有什么熟人在那里，没有把握能录取。钟老师说我有一个妹妹和妹夫都在那里工作，请他们帮忙，录取没问题。钟瑞光当即要我向妹妹钟华庭打电报，并且要我亲自去桂林一次。当时他躺在病床上一时也离不开我，我说，我去桂林你怎么办？他的回答是我自己克服。当时的气温是38℃，我说还是要周应良自己去一趟，周应良自己去了桂林钟华庭的家中，后来果真如愿录取了。钟瑞光在临终前的几天还在关心学生，要我不要管他，惟望学生能录取。今天周应良有出息、有成就，我住在湘潭，他来湘潭看我，我住在东莞，他来东莞看我。

1991年古历七月初六是钟瑞光67岁的生日，家人都来了，他仍躺在病床上，没有和我们一起会餐。饭后我去照相馆，请个摄影师，替他留个67岁的生日影，是在病房摄的，这是他最后一个生日，也是我与他最后的一个合影。

他过了生日，病势日渐严重，于古历七月十七日下午下2点多钟与世长辞了。

他去世后的当天，停在新邵人民医院的院门口一间空车库里，没想到当晚就有谢家楠、覃光裕、梁凯……等多个好友来吊唁。

七月十八日早餐之后由小北小礼……等护送到邵阳市火葬场，同日下午由小礼他们那个单位（邵阳市棉纺厂车队）派了两部汽车，送我们一起赴往新邵六中。新邵六中为钟瑞光布置了灵堂，当晚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由六中党支部书记易佰邑主持，来参加追悼会的亲友、大儿媳、孙小娟的父母、姐姐、姐夫、二儿媳廖丽佳的母亲，钟瑞光的妹妹、弟弟、钟丽芝、钟喜菊、钟育光、我的姨侄刘勋涛、钟小北的单位领导蔡工、钟小礼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小北小礼的多个同学和孙家桥附近的很多农民，追悼会开得很隆重，这说明钟瑞光平时为人还可以。

七月十九日上午由小礼他们单位派车将我们的人，护送钟瑞光的骨灰安葬在坪上田里钟家的祖山上。

办完丧事，小北小礼是疲惫不堪，我们一齐回到新邵六中，小北小礼是倒床就熟睡了。睡了一天多，单位的假期已到，分别回单位去了。三三带着一个两个多月大的小孩子，我想我们三代一起在六中度过一个暑假，但小孩子腹泻要去新邵人民医院治疗。我想独自在六中住下去，可是吃饭了，菜摆在桌上，为什么只有我一个吃，他怎么还没有来？晚上起床解手，经过他睡的那间房，他的床铺为什么是空空的？他为什么还没有睡觉？那种思念之情、孤独之感由然而生，趁三三还在新邵，我想着去新邵与三三同路去湘潭。

1991年5月，母亲当了外婆，虽然父亲重病在身边离不开他人照顾，母亲还是到湘潭来看我。

1991年8月，父亲去世前几天，儿女们都回到了他的身边。摄于新邵县人民医院。

到了湘潭后，换了环境也难以解脱心中的忧伤，新邵六中毕竟是我生活21个春秋的地方，感到那里是我的热窝。因事还要回去看一趟，回到六中接到好几封信，其中有一封是来自娄底师专，陈励老师写的，要我去娄底一所私立中学教高考复习班的生物课。

走出热窝

新邵六中是我工作生活了21个春秋的地方，从1970年到1991年，在现有的生命中，她是我工作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邻居张唯一老师、谢淑仁老师、同事易佰邑老师、马鸣雷老师对我都非常亲热，校外的农民看见我就要拉我到她家里去坐，热窝真感到被窝里还有点余热。

陈励老师也是在六中多年的同事，他有真才实学，教英语，写得一手好墨笔字，在右派平反后，他被调到娄底师专任副校长。1991年9月他邀请我去当生物教师，是否那所学校与他有关？我应该去看看。到了娄底我还是先去了李剑玄与谢树棠老师家里，因为在二中与他们搞得很熟。在李老师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去陈励老师家，当天陈老师就要我随湘中中学的汽车去学校，陈老师也同去了。车上正坐着现在在任生物课的老师，因为她是生物系毕业出来的，但一直在机关单位做事，从未上过生物课，更未辅导过高考，她叫苦连天，要宁校长快些请生物教师。随着汽车开进了学校，学校是借用林业局的房子，在娄底郊区的山上，交通很不方便，全靠校车、双排坐的农用车出入。我看了一下情况，表面上看来还可以，8元钱讲一节课，我答应了，回湘潭把被窝行李带去。

正式工作生活在这林业局，几个教师吃教师食堂，我很不习惯。宁校长准我自己开伙，又要买锅、盆……等，在一楼分了一间房子给我，真像1954年我才参加工作的样子，一个人出进，一个人生活.教学要用的参考资料全未带来，而学生是来自新邵、新化、邵东、双峰，湘乡、涟源、宁乡和娄底8个县中几十个学校的学生，程度不一，他们搞来的习题来自齐齐哈尔、乌鲁木齐、上海、南京、武汉……等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题目。而前任任课老师，只照书本讲述内容，下课就走，讲课既不与习题联系，下课也不替学生解答问题。我接手去教，下课学生就请教这道题那道题，不觉上课钟声又响了。平时在公立中学上课，一天三节课是同一个教案，只是不同的班级，这样的复习班，同一个班，三节课是不同的教材，每节课还要结合讲准备高考的习题，内容很多，感到有点辛苦，提出要求不集中三节课，但教师又不住校，别的教师没有来，学校无法满足我的要求。

钟瑞光是古历七月十七去世的，我在娄底任教时钟瑞光去世不到一个月，中秋节也是在娄底湘中中学过的，八月十七的晚上，我站在室外的楼梯上，看着月亮又由圆到缺了，便感叹地说：今天又是十七了，月亮又由圆到缺了，我的老头子去世也足足地一个月了。

在那里教课很认真，但是很不安心。原来新邵一中的一位女教师，杨XX她已调到娄底来了，间或也在那里上课，她说：文老师，现在有种药叫太阳神，我吃了两盒人好多了，你也去买点来吃。我信了她的，买了一盒，吃下头一支，似乎是提神，有点睡不着，第二天又吃一支，一个通宵不入睡，时时起来小便，一只能装三斤水的小桶子，一个晚上已便满满一桶，我从来没有见过此现象，所以早餐后，我就搭火车到湘谭三三那里去了，随即去湘潭中心医院检查。做心电图，肾脏B超，都说没问题，我在三三的房子里睡着了，睡了两天真感觉没有什么病就又回到娄底了。回去后才知道，学生无人上课，很着急，向校长反映：这个生物老师千万别让她走了，我们复习两届了，也经历了几个好生物老师，没有看见像她一样什么问题都会解，解完的题我们懂而且记得住，像她复习的课文，简直像听新课一样有趣，例如复习眼球的构造，她边讲边画要我们也跟着画，这样一来，无论在眼球哪一方面出题，我想都不会失误了。学生的信任对我也是激励。

借用林科所的房子，不是教室的房子做教室，学生愈来愈多，坐不下了，决定搬到市委党校去上课。党校的教室是一流的，但是学生不守纪律，墙壁上的电灯开关，他不用手去摁，而是用脚踩，不久就踩烂了，邮电局的风扇也有人偷。

党校常住的人不多，没有围墙，党校的宿舍就做学生与老师的宿舍。一天晚上，我听见女生宿舍有男人声音在讲话，我起身去看看，三个二十来岁的男孩，在女生床铺上，这里翻翻，那里坐坐，有两个女生在寝室自习，我问女生，这是你们的同学吗？女生说：不是我们的同学，我们不认识他们。我心想，糟了。我马上从这栋楼下去，上那栋楼到教室里喊几个高大的男生来，把他们赶走，从此以后不准女生单独在寝室自习。我自己独自一间房间，也很害怕。

党校的教室很大一间，生物班人数最多，注册的只有五十多个，但上生物课教室内总是坐着八十多个人，又不认识，座位排好后，他们自已乱换座位，谁是谁都对不上号，只好不管那么多，只顾自己讲课好了。1991年的冬天是湖南最冷的一个冬天，冷到零下8℃，冰雪盖地，很多的汽车出事，校车不能开，老师不能来校上课，食堂里米没有了，只好放假。学生回去，远一点的还是未走。我房子中一个做饭的煤球炉，旁边围坐着六个学生，不久以前女婿李为民替我送来一床狗皮褥子，真是雪中送炭。我把狗皮褥子铺在床上，坐在被窝里取暖，进来两个女学生，直打哆嗦，说：文老师，我到你床铺里坐一坐。可以啦！又进来几个男学生，说：文老师，我把手伸进你的被窝里暖和暖和。可以啦！手暖和了，但脚冷如冰，他们又说：文老师，我们也到你床铺上被子里坐一坐。于是一张不大的床铺，连我在内坐了七个人，教导主任李旺生走进来一看，哈哈一笑说：一只抱鸡婆带着一群鸡崽。几天后，寒潮过去，太阳出来了，这种现象再也不见了。

党校一下子增加那么多人，水不够用，快要放寒假了，决定再次搬回林科所，将林科所实验室中的水槽、实验桌子都敲掉，教室里能坐下五十多个学生。

新邵六中原来也办过专门的高考复习班，复习班的人数多达80多人，但也遵守学校的纪律。在这样的民办的复习班学校情况就不同了，有个男同学，学习很好，考大学很有希望，有个女学生死死地粘住他，坐位给他调开，她又会坐在一起来，吃饭也要饭碗靠饭碗。对于这种现象我实在是看不惯，就写一封信要男学生家长来，家长来了，是个很忠厚的农民，听我讲过情况后，他很痛心地劝儿子努力读书，少分散精力。而女学生的家长，却托付在本校上物理课的老师来向我打听：那个男孩子怎样？如果可以就算了，这个女孩子性格很倔强，怕她自杀。我站过三十多年讲台，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家长的话。我的确很不耐烦，对来访者说：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多考几个大学生，没有见过这样的家长，想在这里选女婿，我不会替他做媒婆。来访者也是娄底一中很有威望的老师，我这几句话把他顶到了墙上，他毫无思想准备，只有唉叹一声：“唉，你怎么这样的？你讲一声那个男同学叫什么名字是可以的啦！”

1992年高考来临，我迅速把期考作个结束，估摸着结算了工资，离开了。因为班主任还要管收费，我把一本收据和我自制的学生注册本交给宁校长，在注册本上注明学生某月某日注册、交费多少、费用是谁收的；并且口头说明那本收据前头多少页是别人收的钱，收据上清楚地落了别人的名字。宁校长说：好！好！你把原始资料留下来。

我没有等到放假，就提前离开了，我真怕出事。一个长期在正规化纪律严明的学校工作的人，突然走到以营利为目的的学校工作，真不适应。由于我是提前离校，没有当面和总务主任结清学费，那个大饭桶拿着我交的那本收据，用算盘从头打到尾，应有多少钱，又不看收条后面的落款，就说我少交给学校八百多元。学校写信到我留的通讯地址湘潭工学院我的亲家那里，亲家李世斌对我说：你那单位说你还欠点钱。我说：可能是工资多领了几元。他说：不是几元钱的问题。陈励老师也写信到小北那里，措辞很不客气。后来不知那陈主任是怎么清楚过来了，来信赔礼道歉。我接到他第二封信后，回了陈励老师一封信，说宁校长请了这样糊涂的人管财务，怎么会不亏本。后来到邵阳棉纺厂钟小礼那里，收到两个学生的来信，告知他考取了哪个大学的生物系，其他的学生就无法打听了。

同学友情

青少年时代，同学的感情是纯洁的，也是牢固的。我与李人涛从1946年9月入醴师，是同班同学，那时她是由醴陵城里的学生，我是从醴陵乡下来的学生，年龄比她大几岁，所以我们接触并不多。随时间的流逝，四年的时间相处在一间教室里，接触不多也多了。特别是1949年醴陵解放初期，大批的学生参军，原来入校时是100人，合班时是72人，由于学生参军这一走，二个班只有30个人了，其中20个女生。由于相处的时间长，并且到同学家去走访，认识了同学的父母与长辈，感情更融洽了。我与李人涛自1946年9月到1950年7月，整整四年的相处，1950年9月到1951年元月分别在醴陵不同的完小教书，1951年两人不约而同的去考一师，在一师两人又是同在一个班，一师的同学来自湖南各个县，起先语言并不相通，我与李人涛同是醴陵人，又是老同学，自然接近更多一些。1954年3月湖南派100个中专生到吉林去教中学，一师分配去了二十三人，只有三个女生（我、李人涛、107班的陶先淮），所以在长春师训班，李人涛是学数学，我是学生物，还是同寝室同食堂，1954年8月1号分配工作，她分配在长春八中，我分配在长春四中，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又同在一所教师进修学院进修。

1959年春节她与闵应骅在长春市中国人民大学结婚，我去送了一点小礼物。1959年暑假我调回湖南。1960年上学期她由大学生身份请假回湖南生崽，由同班同学罗世隆介绍在长沙七中代课，产假期间，由闵应骅来代课。那时我已调到了醴陵三中，没有饭吃，市场上不凭票能买到食品除冰棒外，别无其他，长沙十二月也有冰棒买。

一个人没有饭吃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应买的衣也不得买，家中有的东西也会变卖，用来买食物填饱肚子。李人涛在长沙生了孩子，我去看她理应替她送点吃的，我什么也没有拿，反而她用一个小玻璃瓶盛了四两麻油给我带回醴陵，在那时是多么高贵的礼物，多么深厚的友谊。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已看见李人涛托同学的介绍在长沙中学里找到了工作，我应该顺便也托同学罗世隆等打听一下，是否能帮个忙，把我也调到长沙工作，可能是饿慌了，我没有作任何努力。1961年9月，随钟瑞光的意见，一同调往新邵。李人涛还在长沙代教，我们也通信联系。

1992年暑假，我在娄底教课结束了，钟山也要利用暑假往张家口探亲。我与李人涛分别已有三十三年了，但有书信来往。受李人涛、闵应骅多次的热情邀请，要我到北京他们新搬的家里去玩玩，正好与钟山同路，李为民也到北京来接我们，火车到北京站时已是晚上了。李为民把我带到舅父母家，当晚我挂电话给闵应骅，他告诉我怎样乘坐公共汽车，他在某公共汽车站接我。公共汽车到达某站时，看见街旁站着一个秃顶的男人，三三便问：就是这个人吗？下车正面一瞧，正是闵应骅。此地离他们很近了，他领我们到了他家，李人涛也很热情地接待我们。三十三年不见面了，彼此都有点老态了，但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生疏，还和在一师、在长春时代一样的亲热。

我在李人涛家休息了三天，每天上午参观一个景点，下午休息，颐和园去过几次了，也再去看一下。经过多少年的变化，从前慈喜太后坐殿堂的地方，有讲解员，殿堂后面有间小屋，有两个南方用的脚盆大的瓷盆，装水果用，她并吃不得那么多的水果，只是喜闻水果的香味。现在这栋木板子的房子全锁起来了，只能通过门上的玻璃，看看里面那空荡荡的房间。我也随同其他的参观者爬上了万寿山的顶峰，山上有两座庙，站在那山上可以看见大半个北京城。星期天，李人涛、闵应骅也陪我去参观过紫竹院、香山，公园里的风景都是大同小异，在香山一条路旁的凳子上坐着休息，走过我们面前的游客也很多，有个高而瘦的女孩，穿着一件大红棉布起花的长裙子，从我们面前走过，闵应骅说：文丝，你看这条裙子，像不像农村道士作法时穿的衣服？

闵应骅说，北京有一日五游这个旅游项目，可以一看。我去买了票，坐汽车离北京城很远，参观的地点有的并不好看，全是革命事迹的展览,有的值得一看，如长城。上长城之前，花五元钱买张电影票，只看20分钟，是站在室内看，电影开始放映，这间屋子四周的墙壁都有不同的图像，每一个镜头就是放映长城的一个关。我们学历史说万里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又说春风不过玉门关，五十年代我坐火车经过居庸关，我只知这四个关。其实长城有几十个关，不过关于每一个关的形象，都是反映北方人民的生活情况，表演的人穿着古装，骑着马，看过这部电影好像走过整个长城。从这电影室出来就是上缆车，我是第一次坐缆车，每个缆车盒，只坐四个人。缆车悬挂很高，可以看见车下的山谷，心想此时缆车出事，真是粉身碎骨。胆战心惊地、一身肌肉都紧紧地收缩着。慢慢地缆车也在山上着陆了，再走不远就到了长城。长城墙是大块长方形的石头砌成的，地面有两米多宽，走的人多了，铺在上面的青砖已被踩得很光滑了。我用手扶着钢管慢慢地爬行着。长城的最高处叫做好汉楼，好汉楼并不大，一架小铁梯子，每梯级只能站两个人，一边上，一边下，好汉楼是木板的，站在好汉楼上，可以看到长城很远的地方。哦，此时我才知道这八达岭的那边就是居庸关，五十年代我坐在火车上看见也很敬佩中国的长城。站在好汉楼上看见长城附近所有的山头都没有自然生长的古老的高大的树木，和南方的山很不一样。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今天我到了长城，并且到了好汉楼，我也不是好汉。下来时，也是坐缆车，更是害怕。

还有一个景点是十三陵，说是十三个皇帝的坟墓，现在挖掘出来的，不记得是哪一朝的什么皇帝。以前我在杂志上看到介绍这个皇帝的坟墓说是用来砌暮室的石头，都是磨了边的，所以石头与石头相接处，插不进一片削铅笔的薄刀片。这一回我来了，就要仔细地观看一下。

皇帝的墓当然在地下，经过一些石级下去，是间很大的厅，摆设着皇帝用过的东西，此厅不是参观的重点。此厅的右则有一条用石头砌好了的又长又窄的通道，走过那条通道，又是一个大厅，中间摆着皇帝上朝坐的水晶凳子，两头各摆着皇后坐的水晶凳子，怕游客去摸，用铁栏杆围着。在二厅的当头有一张大门，两扇门页各是大块整石头刻制而成，门页很厚大约有四吨重一扇，门页的正面，有排列很整齐、凸出来的圆形石钉帽，整个门面排满了。门像古时候能开能关的朱门一样，里面一面还有井字形的石门阖。据说挖出来时，此门是阖着的，是请某某专家用一根不粗的铁丝将它弄开的，石门阖也是贴在大石头上刻出来的。从此门进去就是皇帝的墓厅，三付红色的、很大的棺材（仿制品），中间的大棺材是皇帝，右边一付是第一个皇后，旁边有十二个红色、高大的木箱，据说箱子里原来都装满了皇后生前所用过的珍贵衣物；皇帝棺材左边的一付红色的大棺材，是第二皇后，她的旁边有八个红色的大木箱，两个皇后都姓王。我再看看墓室的墙壁，的确是用大块长方石砌成的，每两块石头相接处，没有什么粘合剂，的确这间墓室是比较高，有五米来高，上面是拱起来的。现在加了一层铁丝网，我看了这些，似乎想看的都已看到了，我想这个地方实在太精彩，今后可能不会再来了，决定再转回去重新看一次。等我出来找到我们的旅游车时，他们都在着急地等待我一个人，耽误大家了。

坐在车上，大家都饶有兴趣地议论着：北京附近没有这样的石头，这些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古时候交通那么不便，像石门一扇都有四吨重，怎样运来的？又怎样下到这墓穴里的？怎样竖起来的？有多少人推着关上阖好的？关门的那些人怎样出来的？皇帝皇后三个人不会是同一天死，哪个是最后安葬的？这个墓修了多少年？这些石头是怎么平的？

重上长春

1992年8月，女婿李为民要到沈阳去授课，女儿钟山也同去。闵应骅说：你已到了北京，应该到长春去看看。我自己也有点想去，因为钟山可以陪我去，所以就同李为民、钟山、还有李为民的同事，一同乘火车，李为民他们在沈阳下车了，我与钟山继续北上到长春。在火车上看到窗外农田，一片高梁、玉米，还有很多的水稻，绿油油的，因为是夏天，1954年我坐在火车上往外看，只是一片积雪，那是早春三月。

火车到达了长春是下午，长春车站正在改修。来长春前就与一师的同学龚鹏飞联系好了，他是住在长春东六条街9—9号市教委宿舍一栋六门518号，即长春市一中宿舍院内。从长春火车站去长春市一中那条路是我很熟悉的，走过长江路口，看见一栋高楼，我指着二楼的一个窗户给三三看，1954年我就住在这间房子里。长江路的面貌还和以前一样，穿过了长江路，看见挂着一块牌子的浴池。我告诉三三，在五十年代，每星期天我们来此洗澡。处于长江路末的长春市第三百货公司，今天改名叫长白山商店。长春市一中还在前面，因为一中的新宿舍我还没有去过，只能边走边问，终于找到市教委宿舍一栋六门，往518走，敲门就听得里面在讲，恐怕是她们来了。门开了，一见面正是三十多年前的龚鹏飞及其夫人潘景芬。我与龚鹏飞三十三年未见面了，与潘景芬才是第一次见面，一点也不陌生，有讲有笑。他们住的房子，是北方的房子，墙很厚，保温，他是两室一厅的房子，厅很小，只是一个过亭。在龚鹏飞家住了一晚，次日往吉林九台县卡伦朱世良家。朱世良是醴师一师的同班同学，也是1954年同上长春的。他教数学，分配在九台县四中，后来很快就当上了校长。我来长春时是一无所有，住集体宿舍，现在都有自己的家、有房子了。朱世良的夫人隆贾，他们有儿女四个，当时只有最小的一个没有参加工作，其余的都参加了工作，两个儿子已结婚，有小孩子了。朱世良的房子用围墙围了一个很大的院子，有四间平房，从大门进去，房前种有葡萄苗，正结出小而青的葡萄；葡萄藤旁边打了一口很深的井，用卷曲和绳子到井中去吊水。朱世良说，今天越是原始就越保险，不怕停水。葡萄架的那边是菜园土，种有很多蔬菜，房子的后面是苹果园。卡伦是个典型的北方小镇，朱世良的家里大部份也是北方风格，夏天用高梁杆烧坑。他们家人都很热情，北方的夏天不热，晚上真舒服，在朱世良家住了两晚，又回到龚鹏飞家里。

再度来到长春，想多访几个旧友，于是带着三三去访长春四中的老同事。长春四中是我第二次走向生活的第一站，在那里度过了六个春秋。生物组的老师年年有变化，但刘致君老师年年是教学组长，他对我的工作非常肯定，要求严格，东北师大生物系的实习生来了，他主动向实习生介绍我的课堂教学方法，不是我指导的实习生也来听我讲课，更特别邀请我去听他的讲课，在教学方法上加以指导，对我帮助很大。今天我来到长春，理所当然要去看看刘致君老师。

经过了几十年，长春市发展很快，可以从铁道北乘公共汽车，通过昔日全是菜地的唐山街外，今天都是宽阔街道，而到达二道沟；二道沟更是热闹的市区，昔日从长春四中到二道沟全是空旷旷的庄稼地，马路也是U字形，今天都填平了，两边全是房子，形成整齐的街道。汽车在长春四中站停下来了。我看看长春四中的外貌，一栋三层楼的教学楼还是原来的样子，楼外边的树长到很大一棵了，楼外建了一间简易的收发室，我向她打听刘致君老师，她用手一挥，说在教学楼后面的宿舍里，指着要我从教学楼那头绕过去。我向她自我介绍：我还是这所学校的教学元老呀，1955年的夏天我们是第一批搬进这栋新房子的人。她笑着说：啊！

找到了刘致君老师的房子，敲开门便问刘致君老师的家是在这里吗？是！请进请进。开门的人是个老太太。走进屋里，看见一个满头银发，身体有些虚弱的老人坐在木坑上。

“刘致君老师，你还认识我吗？”他眨了眨眼说：“你是文丝老师吗？” “三十三年了，你怎么还能准确地认出我来？”“你的声音还没有变。我从你的声音中辩别出来是你。”两个老同事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他说，那玉田老师，一天早上他的家人打开他的被子，他就已不能说话了，直打哆嗦，送到医院就没法救了。

1958年，我小孩住院一个多月，我的课全是他代的，我没有给他一点报酬，这次来真想看看他，可惜晚了。

马国吉老师是在文革中，被捆绑在凳子斗上死的，吴世清老师是得癌症死的。

我问：杨淑兰、孙桂贤、刘羽呢？

他们自调出以后，从未见过面。

因为时间不多，还想去看望一个原工会主席邓治中老师。刘老师领我们去，今天老师的住房都不同了，都是有厅有室的套间。邓老师来长春四中时，接我的手当班主任，那班有一个女学生叫边桂芝，她脸有半边长着黑油块似的，黑块粗而厚，上面还长有毛。那时闵应骅也教我班的数学，他眼睛近视，站在讲台上并没有看清楚每个学生的面孔，一天他去辅导，走近边桂芝的身边，一眼看清楚了边桂芝的脸。下课后，他对我说：文丝，今天我在你班看见边桂芝的脸，恰好站她座位旁，突然看见，毫无思想准备，顿时使我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这次见了邓老师，特意打听一下，边桂芝怎样？邓老师说：边桂芝结婚了，生出的姑娘顶漂亮。我与刘致君老师、邓治中老师都合了影。

在长春还参观了新皇宫。五十年代，我同东北老师走过这座皇宫时，他们很自然地介绍这是皇宫，我只看见有高高的围墙，当时已经变成劳改所，不能参观。大概是1956年夏天的某日，那玉田老师说： “我领你去看皇后！”“今天还有什么皇后？”“是真的，是傅仪的第十七个皇后，在长春市图书馆管理图书。”她管图书的借阅，那时她还只有三十多岁，很端庄。在五十年代有一次同着四中的老师，也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由四中的老师介绍，这是傅仪正为第十七皇后备建皇宫，刚刚扎好脚，就解放了。这栋屋脚还保持原样，屋脚的周围都是杂草，从那屋脚的面积看来，那栋皇宫的面积并不大。傅仪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他只有三岁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说是由太后抱着上朝。只做了三年就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推倒，但傅仪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占驻了东北三省，成立了满洲国，新皇宫建在长春，称长春叫新京。1954年，我才到长春四中时，生物组有个陈新老师，年纪与我差不多，她说她读小学的时候，老师都是日本人，学生都读日文，每天早上集合排队，向东方行个礼，说句日本话：我们的祖国好！那时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只知道满洲国和日本。那玉田老师是满族人，知道满洲国时代的很多事，他说：大概是四十年代初（1942年），日本人在东三省农村里选男青年，高大、健康、漂亮，比选飞行员还严格，一般人很难选上，选到这批青年运往日本，以后就没有回来了。我问：选了去日本做什么？他说分配在农村中种庄稼，与日本姑娘结婚，这是日本人有意识地改造日本国的人种，这些故事在历史上是没有写，只是在东北部分地方流传。1988年我在新邵政协，听见讲据统计日本东京与中国上海同年龄的小孩，日本的比中国要高，可见经过几十年，他们的人种改造已见效了。

在长春玩了五天，还访问了一些1954年从湖南其他中师同去长春的同学，留在长春的湖南人都搞得很好，见老同学重返来看看，他们也非常热情。

去看望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

杨佩一是湖南湘乡人，是我钟瑞光的战友，在长春时听到钟瑞光经常念叨他。后来到新邵二中、新邵六中时也间或接到他的来信，他在信中也问及我，我也曾提笔向他写过信。钟瑞光去世之后，我也写信告诉过他，他还来信吊唁。这次在北京李人涛家里，向沈阳杨佩一家里发了一封信，说我会来沈阳看望他。他立即回了信，欢迎我去。

在1992年8月中旬的某日，我与三三从长春乘火车去沈阳，在沈阳火车站出站，李为民就在出站口等着，问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乘这列火车来？”“我打了电话问龚鹏飞”我们随李为民到他们讲课的单位住了一晚，次日就去沈阳市虎石台建22栋7号杨佩一的家，很顺利地找到了。初见面的老朋友，一见如故，非常亲热，杨佩一的夫人叫辉奇，也是湘乡人。她患糖尿病，眼睛视力模糊，但她很热情，每天陪我在虎石台的风景点玩。虎石台离沈阳市区有二十多里，我在他家住了四天，他们有两男一女，都有工作，都已成家，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二儿杨平夫妇随同父母居住。辉奇还要她二儿媳带我去沈阳城买件衣服送我，我走时，辉奇流着泪说：我比你小，但我可能会走在你的前面。

1993年，我去了美国，和平常一样与她保持书信联系。1999年接到佩一的来信，说他在洗澡时突然发现后颈上有个包，去医院检查是肺癌的扩散。2001年夏天接到杨平的来信，说他将他父母的骨灰盒双双送到湘乡老家来安葬。唉，多年的老朋友，第一次见面，却是最后一次告别。

1992年8月，重返长春看望同学龚鹏飞

1992年8月，在长春九台与同学朱世良一家子

1992年8月，看望长春四中老同事刘致君老师（左一）

1992年8月，与长春四中邓治中老师（右一）在一起

1992年8月，看望父亲的老战友杨佩一叔叔，左一是辉奇阿姨。

为父母修坟墓

1990年古历的七月中旬，钟瑞光开刀出院也有一个多月了，生活基本上能够自理。我二哥文家福自1947年冬天带着一家五口人，从南京出发由上海坐海船到台湾。当时回信说，在海船上除了福哥与最小的月毛毛文虎不吐外，其余都呕吐得很厉害。解放以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1987年10月才又重新收到巧霞从加拿大转来的第一封信，说她父亲在1976年7月在台北逝世，并说在逝世前立有遗书说：“将骨灰妥善保存，将来务必迁往湖南醴陵北乡东铺冲老志木井的后山上，葬于父母坟旁，并立碑”。

1990年，文明已把修坟的钱寄来了。钟瑞光的生活也能自理了，我就开始为父母修坟做些准备工作。新邵的石头是很多，了解了几个地方，不是石头质量不好就是要价太高，不合适。再打听新邵小南的石头最好，刻出的碑千古万年字迹也不会被冲刷掉。小南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在前面一篇“初到新邵”的章节里，写到资江有一段像长江三峡，那就是小南。两岸都是高山，山谷就是资江，现在山上修有马路，高山上还树立着高压电线杆，也是人抬上去的。现在这山谷中也通电了，有电灯。汽车停下来，再要步行一段碎石头路，找到了那刻碑的地方，没有房子，只有一个小茅棚，到处都是碑石，山下河边只听到用铁锤锤钉刻石头的声音。和他们谈好，刻一块碑和一块墓碑共计三百多元，往返跑了三趟才把碑石运出来。在这过程中，我很有感慨写下一首打油诗：

眼望千山峻，

耳闻百锤声。

脚踏羊肠路。

身悬万丈崖。

两岸无耕作，

资江独自奔。

为何入此境，

小南碑石佳。

二兄有所嘱，

我为父母碑。

碑石刻好后，由钟小礼开车送往醴陵篾织街刘丽华家屋前的坪地里放着。

接下来我就开始到东铺冲去交涉修坟的事。

我有几十年没有回东铺冲这个娘家了，更没有做过修坟的事。在我的思想上一切按照老规矩来，先走访文满公家那八房人家，商量怎么搞。先到了老志木井六房里的文首春哥哥家，因1961年在醴陵三中教书的时候到过他家，只相隔三十年，首哥还是认识我。他说启渔叔在后面坡里替他守辣椒，他带我去见渔叔。首哥和我一路慢步向后面坡走，一面很有感慨地向我说：美春呀，现在就不是以前那种风气了，分来很多外边人，蔬菜也落不得世，辣椒也要守，白天也偷，晚上也偷。我交待首哥先不要告诉渔叔我是谁，看他还认得我不。到了后面坡里，山上砌了一间小小的屋子，渔叔就独坐在其中，不断摇着地一把老蒲扇。我亲切地叫了一声渔叔叔，首哥便问他：渔叔你认识这个是谁吗？他仔细地打量着，似乎头发也数清楚了似的，还是说不认识，真的不认识！首哥介绍说：这是美春！啊！相隔近五十年了，一点也不像小时候了。接着我又访问了同住老志木井七房里的家彦哥，以后在首哥的陪同下访问了住在何仙坡八房里的监叔、五房里的华弟。因为都是五代以内的亲人，非常亲切，留吃饭。我每家都做了人情，谈起为我父母修坟的事，大家都支持。但我父母安葬时是睡在自己的山上。今天只有坟是我们的，山已是别人的了。

山已经分给何仙坡生产队的文宝清家，文宝清已去世，他儿子我还认识。由首哥领我去他家，他儿子叫文国辉，与他家外面相连的房子都拆了。走进去一看，他家还是原先的老房子，我小时候与他姑妈是同学，常到他家玩，所以很熟了。坐下来和他谈，我要在他的山上修坟。文国辉说是竹山里那四座坟吗？不是，是山上那两座坟。可以，可以！可能要砍掉两棵一尺多围的树，一棵枫树，一棵枞树，请你事先去看一下。用不着看，你要砍，砍就是。看来他的态度很亲切，很诚恳。我对他家做了一点人情后，请了监叔、渔叔、首哥同我一路上山，规划墓围要作多大，福哥与嫂嫂的骨灰盒安葬在墓围内什么位置。监叔建议从他站的位置建，用手画了一个圈，大家都同意他的看法，两个农民便动手挖个记号。我又提出问题，修坟和墓围是用红砖好，还是用石头好？监叔又说：用石头好。因为红砖在年久月深后，受风吹雨打霜冻，它会粉碎，而石头不会，并且石头便宜。去哪里找石头？监叔说，鲁塘边那石头山要多少有多少，而且运输方便，可以运到井的对岸，离这坟山又很近了。

好吧，一切按监叔的意见办。农民替我介绍了拖拉机手和三轮汽车司机，这两种农用车运输量都差不多，每车石头贷价和运输价都只有六元，运到井的对岸，再用人力挑上山要二十元一车，有力气的农民认为是赚钱的好机会，争相来挑。

我每天要注意运来几车石头、沙子、水泥，哪车石头是谁挑的；山上在挖墓围的人，谁着力，谁偷懒也要去检查；水泥运来后都运到家里来了吗，家里的水泥是否都运到山上用，这些也要检查；给干活的人管饭是自己开伙，每天要买多少斤猪肉，蔬菜要多少，都要我操心。当时1990年古历的七月半，我已62岁了，幸好东铺冲老志木井不热。农民都佩服我数目清楚，但很怕加紧替我做了，做完后我走了，他们问谁要钱？所以做了几天，就有人要我支付一点力资钱。很晚了，为我做事的亲戚都走了，汽车司机提出要支付一部分工钱，我说今晚没有钱，明天还没有钱，后天给你一部分钱。于是他就怀疑地去问替我做事的亲戚：你的姨母会不会撒谎？今晚没有钱是真的，明天还没有钱是真的，后天她没有走，她的钱从何而来？亲戚答：她要修坟撒谎还行？不会的。到了后天他真的领到了钱。大家都在猜测：她的钱放在哪里？农民说：那天李某问她要工钱，她从文首春家中的衣厨里拿出一只包，从包中拿钱付给李某。文首春说：我给你一把锁，把柜子锁上。她说：不要锁，包中只有十多元钱。那天一部拖拉机翻倒在田中，她也出来看，有陈某某和匡某某两人拉住她，开玩笑似的说要向她借钱，在她身上袋子中摸（实际上是公开抢钱）也没有钱。她的钱放在哪里？

一天晚上，监叔的儿子文家曾两夫妇来找我，说修坟运石头那条马路是农民集工修的，如果谁家没有出工，今后他家要运煤，不会同意他的煤车通过的。今天你运那么多的石头，请你出点养路费。我立即想到，运石头那条民修马路，不全是何仙坡生产队的，如果对何仙坡生产队出了养路费，这条马路很快就会划为若干个生产队，都会来问我要钱。我说：曾弟，养路费是司机出的，货主只出运费，如果说老志木井和何仙坡两个生产队的人，为我修坟帮了忙，我会知好歹，这两个生产队的人都是有崽有孙的，我将来和我侄儿文明商量对这所小学适当捐助一点，从老志木井到丁家屋堂那段你们也在计划修，那也可以少量资助一点。他听到我的答复也合理，便没有坚持要养路费。

此事渔叔知道了，他对监叔说：由家曾去问美春要钱真不适当。监叔知此事，批评家曾说：这是替高伯伯修坟，高伯伯是我们自己人，你去出面问美春要钱，你对得起人吗？！养路费的事，就由家族内部解决了。但我说了对学校和对修另一段的资助的事已传去出了，大家又静听着那只鸟叫。

修坟的石头运了近一半，一天晚上，司机与挑夫说：石头从山价、运费、挑价一律要加价一倍，否则他们都不干了。

他们不干就算了，坟上有多少石头，我就将那些石头砌完，能修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不再修了，我父母安葬42年了，以前没修也好。渔叔在旁补了一句说：是的，你这不是一栋屋，可以不修完。我接着又说：朱龙位（二侄女的儿子）你明天不要出工，你替我去江西一趟，把寒冰（我三侄女）的两个儿子叫来，要他们把拖拉机带来，石头从山下挑到山上，我就要我伯父家的人来修，搞一家班子，我也要把坟修好。渔叔又补上一句说：正是的，你把这些人喊来，谁也插不上手，谁也没话讲。

他们在旁边听着，我这个方案可行，他们加价会把自己现有的收入搞掉，自己打圆场说：反正石头的量不多了，照原价运算了，算了！

事后朱龙位等人对我说：这股风不小，他们以为你这个教书先生，又是个女的，一定会吓怕了，会答应加价的。没想到你想出要我去把姨妈的儿子叫来帮忙的办法，他们加价的愿望没有实现，事情还是照样干。你老家真的是人不可貌相。

首哥说：你还是要去大队书记文卷生家一趟。在首哥的陪同下，我又去访问文卷生，文卷生先后来坟上观看了几次。

我每天要上山下山很多次，一天我突然发现塘中有几块石头，这明明是为我挑石头的人倒的，再向前走，发现小路旁有几根蕨类植物的叶子背面朝天，我蹲下来翻开看看，原来是有人倒了一担沙子在茅柴中。这一定是昨天挑最后一担沙那组的人倒的，我对那组其中一个成员说：你们这组的人昨天下午挑沙，把沙子倒在茅柴中，今后我不要你们的人挑石头和沙子了。

那人很强硬地说：如果你不要我们挑，你的坟就别想修成。我宁肯不修坟，也不能出了钱让人挑着我的石头沙子乱倒。那组的组长知道了，他来向我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种现象。吃饭时有人问：“我们都在那里过身，都没有看见，你怎么看见了？”“嘿，何况是一担沙子，就是豺狗咬了鸡，我带着狗追去，豺狗把鸡藏起来，我也找得着。”司机在旁边大叫一声：哟，你到底什么时候出去的，家乡什么小事你都知道，为什么家乡那么多的人，连六七十岁的老人都不认识你，也不知道有个你？外面分来老志木井的当然不会认识我。

一波平定另一波又起。山主文国辉说：你在山上修一个这么大的墓围，比起一栋屋还大，我这块山就不能长柴更不能长树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这次墓坟砍了我一百多棵树，你得要补偿我一点！你要补偿多少呢？我还要你足足地补偿我五十元。我想新邵家里还有一个才出院的癌症病人，县政协也快要开会了，坟要快点修好，少与人吵麻烦，他要五十元就给他五十元。我以为就此了事了，但他的想法是：我开口要五十元，她就给了五十元，如果我还多要些，她也要给的。过了几天，他又来了，说：你还要补助二百元。我看这个人的要求是无止境的，没理睬他。他自己写了一张状纸，要我在他的状纸上签字，我想你是原告，我是被告，哪有被告同意原告意见的？我说字不要签，你将状纸送到乡政府，就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他见告状不成，又改用盯人的办法，我到山上他跟着上山，我吃饭，不请他也同我一桌吃饭，又爱喝酒，喝了两杯就醉得七斜八倒，倒在我的床铺上睡着了，大呕吐。幸好文首春的儿媳妇还贤慧，替我把被窝毯子都换掉，他闹到很晚才回去。第二天他的妻子盯我，跟我谈要我补助他的钱。我反正不理睬。

到了古历七月十三，坟已竣工，我想做客气的搞法，凡是在修坟出了力的，全体村干部和我们文满公家中几个自己人，我办几桌酒席请他们吃一餐饭。我把此种想法和文家曾商量，文家曾说请酒席绝对不能办，因为老志木井和何仙坡原有的力量太薄弱了，外来的力量太强，如果你请酒，有一个未请到，当你吃饭的时候他们来几个人，把你的桌子全掀翻。啊，今日的东铺冲还有如此的恶势力。难怪首哥说：如今不是以前了。我听从家曾的意见，不办酒，凡是出了力的每户两瓶酒，两包食品，村干部不管来过和未来过的也每人一份。挑来两担，委托人去送，他们收到了意外的礼品，很高兴，说付了工钱，还有礼品，非常感谢。在竣工的那天，我特别改善了伙食，有鸡鱼肉，所以请了大队书记，生产队长，监叔、渔叔、文国辉等办了两桌，没有人来闹，但有人在外等着。文卷生就席讲话，说文家福叔，有五子三女，有孙子孙女一家很多人，只要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在家，能不分田土山给他吗？饭后还是从外面进来了几个人，说现在坟修好了，还有什么可讲得。首先就应该由生产队承包，怎样做•••发表了一些议论，意思说我整个经济权应交他们。

饭后我向大家宣布，我要回邵阳去取钱，时间需要五天。其实我只到湘谭一转，三天就回来了，我把数算清楚，分步给钱，像文首春家，他家收入一千多元，有的收入几百元；像文家曾，我分配他的轻松工作，他也不来做，文国辉家中有几个劳动力，喊他来挑石头也不来，只坐在牌桌子上，看见人家都得了钱，他们仅仅只有一份人情，心理很不平衡。还有一个妇女是文福秋的大儿媳，走到我跟前说：“婆婆子，你借了我一只铁锤锤石头，经济上要补助我三十元钱。”“我没有借你的铁锤，我的石头已承包了，谁借了你的铁锤你去问谁要钱吧！”

我决定以我父亲的子孙，我伯父的子孙为主，举行一次家宴。宴会设在莫家咀我姨侄女刘丽华家中，时间是古历七月十七日中午，八十岁的大姐也从吴家塅赶来了，伯父的孙辈有的我还是第一次见面。饭后步行去坟上祭祀，分配两三个人用自行车把大姐推去，上山时，祭祀时有摄影，香火、烛光、鞭炮、钱纸，仪式很隆重。

1993年5月，文明首次回来探亲，并去为祖父母扫墓，看到墓围也较满意。并向东铺冲学校捐款1500元，修路500元。文明回台湾后，我特意为东铺冲送去，文卷生等村干部都来了，并打了收条，当时我提出：今后我福哥和嫂嫂的骨灰盒回来时，请村里打起锣鼓迎接。

文卷生等几个村干部都说：这办得到，这完全可以做到。

归来

1998年7月接到文明的来信,信中说：在1998年9月他与文巧霞及毛雪梅护送他父亲的骨灰盒归来。我在8月4号由冯长久送我去东铺冲，找到文卷生和他商量我福哥的骨灰盒即将归来，应怎么办。文卷生说：现在办丧事比以前更有过甚，要做一七道场；在做道场之时，两个生产队每户至少请一个客；席面每餐十个碗，蔬菜不上桌，鱼不要头；要烧纸屋，要通路；通路时路旁有放爆竹的应发一双解放鞋•••等等。

我将文卷生的话写信告诉文明，文明回信说：“我的父亲是信基督教的，葬礼什么都不搞，只要挖一个七十公分见方的坑，把骨灰盒安葬好就行了。”

1998年9月4日我带了钟山、为民去醴陵，9月5日我带着大姐的儿子冯长久，二姐家中的好几个人一起开了几辆摩托车到东铺冲老志木井的后山上，在我父母墓围之内，按照文明的要求去挖坑。坑才挖到三分之一，何仙坡生产队的人，男男女女上来几十人，阻止挖坑。我们就停止挖，下山到老志木井文首春家中坐下来和他们谈判。以我们血统最亲的文满公八房里的监叔的儿子文家曾为首，大声嚷嚷：“你们太看不起人了，你们捐钱修路，只交给老志木井！” 我问：“你们底有什么要求，你们提。”他们有几个人出去商量了一番，提出何仙坡生产队要6000元，老志木井生产队也不例外。我看人太多，火气太旺，就暂时离开了老志木井，又回到了莫家咀刘丽华家，研究对策。本来按照地方风俗，按照《湖南省林木保护法》规定，墓围之内的土地属于墓主所有，墓围之内别人不能葬坟，自己家去葬坟别人无权干涉，可是他们不讲理。

下午我带着钟山夫妇俩再次来到何仙坡生产队队长匡某某家谈判，毫无进展。晚上再派钟山夫妇去东铺冲，两人为完成福舅舅的遗愿，一天三趟去东铺冲与村民谈判，结论是何仙坡老志木井各要4000元。还说从老志木井到丁家屋场那条路，占了丁家屋场生产队四分田，所以他们也要4000元。深夜了，钟山他们回去后，我随即挂电话到长沙刘依成的家里，汇报东铺冲的情况。文明、巧霞已将他父亲的骨灰盒护送到了长沙。

9月6号由刘依成的儿子刘明艺开车，载着文明、毛雪梅、巧霞及刘依成夫妇护送福哥的骨灰盒到了刘丽华家。我见到了福哥哥那小小的骨灰盒，只有放声痛哭。福哥哥！我们从1947年分别以后，今年51年了，你怎么这样回来，我还有好多话要向你讲；你死在千里以外的海岛上，你热爱自己的家乡，要葬到父母坟旁。可是今日的家乡，已不是我们的家乡了。你回到这里离家只有三里路了，你也不能回去啊，我的福哥哥！

文明他们到了刘丽华家才知道东铺冲的详细情况，决定不去东铺冲了。冯长久提出葬到他家的后山上去，巧霞说要得，回到了醴陵就是回到了家乡。当天下午我们去把挖的坑填回，并且礼貌地告诉他们一声，我们不来了。走到东铺冲看见那边起了山火，快烧到老志木井对岸了。何仙坡男男女女都上山打火去了，匡某某在山上听说我们不来了，眼看见一块到口的肥肉丢了，他丢掉山火不打，下来找到我说：我要把你们修的坟炸掉！

刘明艺开车将文明他们及钟山夫妇送到冯长久家，钟山他们就随着刘明艺的车回去了。第二天我赶到大姐家，由冯长久告诉我，昨晚文明与巧霞各拿铁锤和棒子，使劲要将骨灰盒砸烂，说由他们各抓一点骨灰，撒到祖父母的坟墓围之内，父亲的遗愿就完成了。由于冯长久极力阻止，同时骨灰盒也很坚硬，并未砸烂，在9月7日安葬于冯长久家的后山上。

我想福哥自1948年带着妻儿子女去台湾，到1976年在台北去世，近三十年没有与家人通信，去世前多次写下：将骨灰妥善保存，将来务必迁往湖南醴陵北乡东铺冲老志木井的后山上，葬于父母坟旁。他是多么思念家乡、牵挂父母啊，他的儿女文明、巧霞在他去世22年后，将他的骨灰盒从台北护送到醴陵来。现在由于外来的阻力，使他的遗愿不能完成，他的儿女要将骨灰盒砸烂，也要将骨灰撒到老志木井后山上祖父母的墓围之内。他们如此坚决，我这个做妹妹的，就如此无能，屈服于那种歪风邪气？

于是我将上述情况写成报告，复印多份，首先将一份寄往仙霞镇政府，请他们出面解决。信发出一个多月，没有消息；再寄二份给醴陵市政府和市政协，一个月以后，没有消息；再向湖南省政府和省政协寄，还是杳无音讯。我将此材料寄一份给在美国的文义，文义将材料转寄国务院，国务院向湖南省下了一个通知，后来听说醴陵市受了批评。我们得到醴陵市的通知说，骨灰盒随时可以去祖坟上安葬。

在2000年4月，文义以美籍华人身份回中国，由长沙海外交流协会的裴文生先生接待，送到醴陵市政府，由醴陵市政府把东铺冲的村干部找来协商。商议的结果是由文义出资一万元人民币，村上承包骨灰盒安葬仪式。2000年4月20日，文义从冯长久家的后山上把他父亲的骨灰盒取出来。挖开一看，坟井中全是水，福哥的骨灰盒泡在水中。

护送福哥骨灰盒和遗像的汽车开到丁家屋场后停下来，那里锣鼓鞭炮和乐队声响彻云霄，还有一台纸桥子接着福哥的骨灰盒和遗像，一切很隆重，由丁家屋场到老志木井后山上，一路上鞭炮声没有停。福哥的骨灰盒安葬在我父亲的坟的右下角。由村上负责把坟墓好，文义再出钱刻碑立碑。当看到福哥的骨灰盒放入墓穴时，我失声痛哭：福哥哥呀！文义将你送到了老志木井的后山来了，你睡在爹爹的身旁了，福哥哥安息吧！

实现

我有四个哥哥三个姐姐，我是排行老八。小时候看见福哥哥经常来信，信来自于湖南址江、昆明、印度、南京、台湾等地，每到一处要介绍当地的自然条件，人们的生活习惯等等。后来嘉哥也从重庆、昆明、湖南常德、浙江的徐洲等地回信，大姐也从江西的萍乡、湖南的沅陵、南京镇江等地来信，二姐也从江苏的吴江等地回信。当时我想：等我长大了，多读点书，有机会我也要到外地去看看。但是那时是抗日战争时期，我高小毕业以后，各个中学有的停办了，有的搬家了，在校读书的学生，听说有时日本的飞机来了，学生只能在树山里上课。我自己根本没有升学的念头，母亲安排我去学织布。那时织布全是土法，织一机布，起码要有六丈，好几斤纱，一般人家没有那么多纱，所以被请去织布的机会很少。听说姨母家顺贞表姐学织袜，织一双袜只要二两纱，冬天谁都要穿袜子，生意很好。母亲又托人买来一台织袜机，要我去姨母家向顺姐学织袜。姨母家离醴陵城只有十多里路，一天顺姐说带我到醴陵城里去看一下。醴陵有一句话说：乡里伢子上了街，回来讲得嘴巴歪。我从来没有到过醴陵街上，最好不要显出我是个乡里妹子，起码头发要梳好。要是到了城里头发被吹乱了怎么办？悄悄地装一把小梳子放在衣服口袋里，愉快地跟在顺姐后面走着。快要进城了，看见城里那么多房子，路上那么多行人，我的头发乱了吗？趁顺姐没有注意时我赶紧梳一下。看见街上那么多商店，什么都有买，街旁还有炸油货的：油陀子、油圈子、油饺子，好香呀！也只好咽咽口水算了。这可能是我第一次看外面的世界。

织袜的手艺初步学到，回到家里就开业，生意很兴隆。但是过了春节，织袜的生意冷落萧条，我又开始织布，别人都羡慕我学会了两门手艺。但此时已光复一年多，福哥来信要我去升学，学费由他负担。如今想来，如果没有福哥要父亲送我去上学的事，我顶多是个有门手艺的农村妇女。家族里有有见识的人，并且对家族牵挂、关心，会对整个家族起到深刻的影响作用。

我从织布机上下来，又去宁福学校去复习一段时间，准备升学。当时醴陵有湘东中学，它有高中部和初中部；还有遵道、东方、开明、兰谊几所初级中学。醴陵简易师范学校简称醴师，一是要读四年，二是不开英语课，三是出路是乡村小学教师。所以一般人瞧不起师范。有一个星期天，醴师几个男同学，在醴陵的街上，走在我们几个女同学的前面，迎面而来的有几个湘东中学的学生，我们听见他们在说：还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唆饭生，还要挂起牌子。

但一般初中最少的也要十一担稻谷读一期，最多要十六担稻谷读一期，而醴师只收两担稻谷读一期。世上穷人还是多些，投考醴师的人特多，我考取了，我感到很幸运。醴陵城内几条正街，什么巷子我都搞熟了，这几年我起码可以从醴陵城里向家里写信了。

1950年我在醴师毕业了，分配在醴陵夏坪桥笃允完小教书，我很高兴，教一期书有十多担稻谷，比织布、织袜都赚得多。但好景不长，只教了一期就被开除了，被开除的原因在 “第一次走向生活”中叙述过。此时的情况如何？回家吧，没有饭吃；住在姨母家吧，必定是客，不能增加他们的负担；参军吧，有同班同学邓逸珉，解放后就参军，后来部队再经过醴陵时，她回醴师看了一下，我们问她在部队里做些什么，她只说每天从甲地走到乙地，还要自己背行李，行李背得多，走得快，晚上宿营时就记功。她离开我们重返部队时，痛哭不已。这样的部队生活也不是我想要的；去新疆吧，长沙有新疆招骋团，我去看了一下，只招未婚的女孩子，考试很简单，唱支歌，朗读一篇文章，检查身体就行了。而新疆那么远，我去了又干什么，人正处于傍徨之中。

看见有几个同班同学升入一师，我再去升学多读几年书又怎样？后来进入一师，在长沙岳麓山读书，星期天偶尔也过河到长沙城里去走走，什么蔡鄂北路、中山中路、黄兴南路我都走过了，我也可以从长沙写信回家了。

1954年吉林省要从湖南中级师范选一批人去东北读书和教书，一师选了二十三个，我是其中之一。我坐上了火车，渡过了长江、跨越了黄河，到了北京。老师带着我们去故宫博物馆参观。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早日皇帝睡的床，坐的水晶椅子，各个民族向皇帝朝贡的象牙雕刻•••我都看到了。

从北京出发，继续北上，火车经过山海关时是深夜了。我仍是想看看山海关，但窗外是一片漆黑。天亮了，一看关外的田野是一片荒凉，地里只有高粱蔸子。到了长春，火车站好大，有地下通道。长春比长沙漂亮得多，宽阔的街道，斯大林大街两旁有高大的杨树，街道上有多路的公共汽车，还有有轨电车。星期天我们到大街上去看看，商店二楼有各种高级的毛料呢，多好看的花棉布，布鞋、胶鞋、球鞋、皮鞋，我们在里面慢慢走，慢慢看。学生说我们是在点货，我饱尝了眼福，空手进去，空手出来，但我觉得我是幸福的。姐姐她到南京、到镇江都是跟着姐夫去的，而我今天是享受着自己的力量。在湖南我还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都过着贫困的生活，今天我可以从长春向家里写信了。我还有一个福哥家在台湾，今天不能通信，不能讲，但思想上还是想念着他的一家。

风云突变，丈夫钟瑞光在长春九航校，没有与我商量，他选择了复员回家乡湖南的道路。我也只得跟狗走，调到了新邵二中，遇上文革，我又带着三个未成年孩子，被流放到新邵六中，处于高山峻岭中。这时我与同学通信、与家人通信，也只说明我还活着，我还在坚持着培育祖国后一代的任务。

1978年以后，从加拿大转来的一封封台湾亲人的来信。我以前幻想着：有一天，一架直升飞机在新邵六中操坪里降落，很多的学生和老师都围着去看，从飞机里出来的人说：我要找文丝。哟，这是文明、文义、还是文虎？我想着想着眼泪就夺眶而出。

梦想成真了。1993年3月接到文义从美国寄来的邀请书，要我去美国帮他带小孩，我当然抱着好奇的态度接受了他的邀请。去美国要办的手续可不那么简单，经历了复杂的程序后，终于到了去北京美国大使馆签证的环节。他们每天只批24人去美国，但每天在大使馆前排队的人有100多人。李为民在天还未亮就为我去大使馆前排队，排到23号，我到时一看后面有长长的尾巴！进大使馆那间办公室，什么也不准带，我一走进那间大厅，里面已坐了很多人，很肃静。我想我是23号，一定要听见喊21号、22号•••才是我，可是我进大厅没几分钟，就听到叫文丝的名字。那个美国人用华语和我谈话，没谈几句，就发一张黄色的表给我，表示批准去美国。我把这张黄色的纸藏起来，慢慢走出大门，李为民从较远的地方向我走来，此时旁边有人在说：没有批准，没有批准。李为民走到我身边时，我拿出这张黄色的纸说“黄牌警告!”。这时旁边的人又围拢来问：美国人问了你一些什么，怎么那么快就批了？

文义在美国寄来了往返的飞机票。此时我在想：小时候，妈妈回娘家坐人力车，妈妈坐一边，另一边的前头绑上一些礼品，后头留了一小角让我坐；我长大了，我在醴师读书，每次去学校都是步行五十多里路，大姐说要带美春去坐一次火车，从家步行二十多里到姚家坝火车站去搭火车，火车晚点，到天黑才到，从姚家坝乘火车到醴陵羊山石下车，两站路，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看见火车厢内有一排排的座位；1950年在醴师毕业了，同班同学李瑚君的哥哥是开货车的，她说她哥哥明天是开空车回家，她家附近的同学，都可以乘车去她家玩，我也爬上了货车厢，同学们站着、蹲着。有说有笑，有时还集体唱一支歌，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1954年随着湖南同学北上，长江大桥没有修，火车开到了武昌停下了，我们都要坐轮船渡过长江，这是第一次坐轮船渡过那么宽的江面；现在文义寄来了由北京飞往华盛顿的飞机票，我坐飞机的梦想也真能实现了啊！

在北京的候机室，认识了湖南省教委几个去美国纽约考察的工作人员，我们是同机去日本。我在电视中看到首长乘飞机从一架铁梯子上去，我就等着看到那铁梯，结果却是走过一条很长的铺有地毯的通道，过完通道就进到了机仓里面。机仓有两层，服务员把我带到上面一层靠近窗口的一个座位上坐下，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我从窗口向外俯瞰，看到的全是云，鱼鳞云，好像弹松了的棉花一样。两个小时之后，广播里说飞机到了上海的上空，我更想从飞机上看看上海的城市，只看见一条河，邻座说可能是长江。再过两个小时之后，飞机在日本东京降落了。出机场时，仍旧看到那几个长沙人，他们排队在外国人出场的那行列，我也随着排在后面。他们说：我们是集体票，你是个人票，应从另一外出口出。我在机场内转了很久，没有找不到出口处，但不心慌，因为我是旅客，机场的人有责任送我出去。看到厅中一间玻璃房，上面打了一个很大的“？”号，我向那里面的人展示了飞机票，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走去，那里有两个小姐向我讲日语、英语，用笔写出中国的拼音，我都不懂。幸好旁边有个台湾人，他替我当翻译，要求小姐把我送至33路汽车的起点站。我坐33路汽车到达旅馆时，那些长沙人都在那里，他们还很风趣地说：恭喜你坐专车。服务员把我送到四楼的一间小房间内，电视机已开着，电视机下面有个小柜子，我打开一看，有酒、有饮料、有点心，我带着好奇心尝了尝日本点心的味道。房间里有洗漱台、马桶、洗澡间，这是我第一次出国，第一次住上这样高级的宾馆。出国前李为民担心我找不到厕所，替我写了好几张中英文纸条：厕所在哪里，洗脸间在哪里，等等。现在这些纸条统统用不上了。

第二天再登机，是美国的飞机。开餐了，面条有筷子粗那么大一根，像我织布时绞的纱那种式样，还有三个热的小土豆。坐了十七个小时的飞机，我只吃了那几个小土豆，其他的都吃不下。这次飞机没有坐满，相邻的几个座位都是空的，我睡着了。飞机在华盛顿降落，那服务员会讲华语，我的住址等表都是她填的，行李是她替我取的。出了飞机场，文义、秀兰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秀秀在那里接我，文义驾车到把我带到了马里兰洲的家里。啊，我现在已住在美国，可以从美国向家里，向亲朋戚友写信了，这是1993年7月23日。

在美国

文义的家是一栋西班牙式的房子，两层楼的小住宅，房子的前后有几亩宽的草地，天旱了要给草地浇水，草长高了，要用机器去剪。客人来了，进门之前都是欣赏草地的生长情况。

房子从正门进去，右边是一间小客厅，左边看来是间办公用的房子，正面才是大客厅，三间房子都未用墙壁隔开，所有屋子都铺着地毯，正客厅放着大型的电视机。一楼还有一间厨房，很大。灶就在房子中间，抽油烟机在火炉旁，把油烟往地下抽。厨房四周有三边靠壁，有大小不同的木柜子，冰箱很大，左边是冷冻，右边是冷藏，还有洗碗机。整栋房子都是用空调，我是七月份去的，带着丝绸衣服，根本就用不上。还有一间车库，开关门都是自动控制。

文义办了一个豆腐加工厂，工厂离住房大约有五十里路远，每天开车上下班，在他工厂打工的人，也每天都是开着自己的车上班，没有一个人住在厂里。厂里所有设备买了保险，每晚有人巡逻。工厂内的机器和成品豆腐没有丢失。工厂外面，前后都有很高的树木，前面是松树，树下摆有石凳，我在上面坐坐，没有看见有人来坐。抬头看看松树上的松球果，比中国的松球果大而长，结的也不多。工厂后面的多是杂树，突然看见一只很漂亮的鸟，尾羽很长，全身羽毛是浅兰色，文义说是喜鹊。我看跟中国的喜鹊可不一样，不一定是喜鹊。

那时美国只工作五天、休息两天，中国是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我是搞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所以特别关心中小学的教育工作。文义家的附近就有一所小学，每天升国旗，小学生入校后，下课了，没有看见小学生在校外玩耍，学校四周大大小小树木的枝，没有看见被折断。我走进室内去看看，到处铺着地毯，有室内篮球场等。我看的大概是一间低年级教室，中间摆着几张老师的办公桌，两头各是一间教室。两个班的学生是背对背坐着，老师是面对面讲课，声音很低，每个班只有六七个学生。文义的大儿子叫文万豪，已读高中了，学校离家远一点，学校有黄色的汽车按时接送学生。这黄色的汽车在马路上行驶，不管什么车，都要为它让路，高中一个班27个学生。每间教室外面，每个学生有一个小柜子，是给学生入教室前更换衣服和鞋子的。

从入高中起，每次各科考试成绩，都要保留下来，作为升入大学的依据，入大学不要考试。居民的住宅按照面积大小收税，小孩子读书都在本洲内，从小学到大学不收费。

文义住的那区域马路上行人很少，夜里很安静。每家外边都种着一棵苹果树，树上结满了苹果，红红的；树下面的枝都挂有苹果，但没有看见小孩子去摘。这个区域没有公共汽车，每户人家都是开自己的小汽车出入。每户隔住房有十多米的马路旁有一个信箱，信箱上标明这家住户的门牌号码，陌生人不能靠近别人的房屋，不听警告走近他的住宅，里面的人会开枪。听两个在美国的日本留学生，喝醉了酒，找错了房子，被室内的人开枪打死了。在美国，距房子五米以内打死的不承担法律责任。

我只能在星期六或星期天，由文义开车带我出去玩。文义是住在靠华盛顿附近的马利兰洲的哥伦比亚，坐在车内，看见马路旁挂着鹿头标志，文义说：这是告诉汽车司机，这个地方有野生鹿，汽车要注意不要伤害鹿。有时也看见一只雄鹿站在马路旁的槿木丛中看着来往汽车，有时也看见鹿慢慢地、从容地横过马路，汽车为它让路。

文义替我买了一张某中国人的旅游团的旅游票，随旅游团去纽约旅游，上了汽车，内面坐的都是中国人，语言相通。车内的导游不断介绍车外的地点和当地的情况，从马利兰洲到纽约要开四个小时，中途吃了一餐三美元的盒饭。出来看了一个美国宣布独立时所敲的钟，当时我想以前我家族祠堂里祭祀所敲的钟，比你这个钟要大多了。到纽约前途中还参观了两处景点，有的是油画，有的是用塑料造出他们国家的英雄人物，中国的展览室是瓷器。

快到纽约了，导游说：这时汽车正在经过海底遂道。遂道四周不见水，出了遂道，就到了纽约。汽车开到一处四周都是高达四十多层的高房处，周围有十九栋高房，美国人虽然有很高大的个子，但在此房走也显得很小一个。再去参观两栋国际贸易大厦，有一百多层，走到第一栋，不卖票拒绝参观。因为那天下雨刮风，屋顶摇摆很大，只在外面抬头向上看看，只见房子有多层在云雾中。再去参观另一栋，只准到达86层，在86层，坪台外用铁丝网网住，外面全是云雾。有时突然出现一个清晰的洞，可以看见下面的房子很小，不到两秒钟又被云雾遮住了。86层供参观的面积并不大，有一间小小的房子中照像，七美元一张，只有一张，有杂志封面那么大，我未照。

汽车开往去参观纽约海中的自由女神，也因风大不开船，我们就在海边玩。海鸥比家鸡还不怕人，在人群中自由自在地停落和起飞。从街道树上落下来的松鼠，长着灰色、蓬松的毛，尾巴像一把降落伞，全身的毛很干净、光亮；有人用玉米去喂它，它会跳到人的手心中来吃；如果店子的门是向街上开着的，松鼠还可以进去访问一会又出来。美国每条街上都有野鸽飞来飞去，游人有时向它们撒玉米、饼干，会有大批鸽子来吃，没有人打它，它们是受保护的。鸽子很瘦，松鼠大概有三斤重一只，海鸥毛也光光的，大约也有两斤重一只。

导游把我们带到联合国去参观，他说：不管人犯了多大的罪，只要他踏上联合国的土地，谁也不能抓他。

联合国前面有一块很大的坪，坪边升起了各国的国旗，我一面一面的国旗看过去，当看到五星红旗时候倍感亲切。

到了联合国的里面有一个邮电局，邮票只能在联合国内寄出，出门寄就不起作用。我赶快写几句信，发给在长沙学习的三三，希望她保留这张难得的邮票。在联合国坪前照了一张相，回来一看，还有两个外国人在旁边做着可笑的样子。

文义还带着我参观了一个很大的溶洞，里面有钟乳石和石笋。洞仅仅是大，有两层，里面有几里路远，但里面的钟乳石、石笋、各种奇观，都没有湖南冷水江波月洞的好看，所以感到中国的风景还没有开发好。

再参观一所航空博馆，美国人把他第一架上天的飞机、第二架、第三架•••一直到现在的飞机、火箭，逐步改进的材料，配有文字说明，逐步逐步展览出来。参观这所展览馆，有世界各国的人，不收门票。主要是教育基地，本国的青少年不少。看过这所展览馆后，我就想我们中国的名胜古迹无不带有帝王、封建、迷信色彩，科学教育基地极少。

1993年中国国内，我还没有见识过超市。在美国，文义把我带到一个较大的超市，这家超市里，有各种电器、日用化工品，有医药、有服装，一年四季的服装都有。有各种食品，如果疲倦了还可以坐下来休息。有茶馆、有餐馆、有农业生产工具、有建筑用的门窗。因为是超市，每个柜台没有营业员，你要买的货物，选择放在小推车内，出门向收钱台交款，在贵重的衣服内，他还安有报警器，如果不交钱出门，走到超过了他商店管辖的范围，报警器就会发出“唧呀！唧呀！”的尖叫声。我是学简师的，只学了一年英语，只认识英文中的26个字母，当时学了几个单词，现在听美国人讲，还知道是什么意思，如谢谢、请坐、中国。但我还是不会写，出外如果离开了文义他们，我也不会问路，如果留一张纸条在身上，别人告诉我走，我也听不懂。进了超场，所有的商品、商标都是英语，我也不会买任何商品。唉，一个教高中的高级教师，到了另一个国度里，就变成了文盲和哑吧。

1993年美国行

1993年美国行,和文义在一起。

1993年在美国与文义的孩子在一起

我的小礼

1994年元月从美国回到北京，李为民在北京机场接我，在李人涛家里住了两天，就回到了湘潭。我这个人一直是个土包子，现在从美国回来，也算是开了一下洋荤，想带点真正的美国货回来做礼物。美国的东西很贵，大礼物我买不起，想起我在文义家中写信，用的是美国圆珠笔，像中国的钢笔一样好写，觉得这个东西好，回去时买点圆珠笔送人，大人小孩都适合，既是正宗美国货，又不贵。从李人涛家到北京火车站，李为民请了一个他的同事帮我拿行李，他也同路回湖南，在火车上我送他几支圆珠笔，他一看是美国货，写写试试看，好写。看他又高兴又惊讶的表情，我也很开心。

到了湘潭，到了新邵六中和新邵县城一些熟人家里，都以小小的礼物相送，都受到欢迎。那时小北已调到东莞寮步去了，我在新邵六中住了几天，因为我的房子、家俱都在那里，感觉回到那里就是回家，只是家中少了一个钟瑞光，吃饭、睡觉总是觉得还有一个人未回来。虽然是我的家，但是一个人也不能久住，钟小礼特意在他房子旁边借了一间屋要我到他那里去住。住在小礼那里，一切如常，他每天出车，按时回来，常和我聊些家常事，其乐融融。小北去广东是小礼开车送的，他告诉我，小北那里房子宽，并配有简单的家俱，有床、沙发、冰箱、电视机等，我也想去看看。

到了小北那里，一进门，厅屋很大，三间卧室，有厨房、餐厅、两个卫生间，面积有120平米，比他在新邵的房子好了不知多少倍。

钟雁乐在新邵已开蒙，读过一年级，到寮步上学，学生都是当地小孩，老师用当地语言讲课，她完全听不懂。考虑她原来的基础不太好，决定让她重读一年级。老师用当地语言向全班同学讲课后，再用普通话特意为她讲几句，她有点原来的基础，成绩是班上第一名。

我从美国回来，就住在三三那里，湘潭师范学院南院。三三在北院上班，南北两院相距很远，工作日三三带着她小孩李牧远住在孩子奶奶家，平时基本上是我一个人住在南院，我考虑把钟雁乐带到湘潭来读书，我可以辅导她，同时我的生活中也有一个伴，我这种想法得到了小北夫妇的支持。

1994年7月10号，我带着钟雁乐和李为民的叔奶奶与她儿子李朝鹏，一行四人从广州白云机场乘飞机到长沙。小北有两千美元存在邵阳中国银行已到期，托我去取，我考虑到要钟小礼从邵阳到长沙来接我，将件事交给他办最妥当。钟雁乐第一次坐飞机，眼睛紧紧盯着窗子，望着地面的物体渐渐地变小，远离我们，她不断发出很多问题：“奶奶！现在我们比太阳高，还是太阳比我们高？”“太阳比我们高。”“七仙女在哪里？”“那是传说中的故事。”“奶奶看呀！那边有一座大冰山。”“那是一个白云团，不是冰山。”钟雁乐看见飞机上空姐送来饮料和其他食品，高兴得很，坐飞机跟坐火车就是不一样。

飞机到达长沙的上空时，雷雨交加，飞机不能降落，想在南昌降落，南昌也是如此，只好重新飞回白云机场。大约在白云机场停落了近一小时，飞机重新起飞。钟雁乐问“还有吃的东西发吗？”过了一会真的发饮料了，她说：“我知道还会有吃！”飞机终于在长沙黄花机场降落了。此时我已晕机，很艰难地走出机场，见钟小礼、廖丽佳、还有李为民的父亲与叔父在接我们。当晚在李为民的舅父家住宿，他家住在11楼，客厅里装了空调，男人在客厅打地铺，我因为受不了空调，与叔婆婆住一间房。钟雁乐早就睡着了，我热着不能入睡。

当天小礼与廖丽佳接着我后，一起在亲戚家吃完晚饭就回邵阳了，我也忘记了要他们挂电话，他们不知是在外住宿还是乘当晚的火车回邵阳？这次在飞机场看见钟小礼肉色很不好看，不知是不是连续开车疲劳了，还是别的原因？李为民的父亲说：如果不是和廖丽佳在一起，几乎不认识他了。

文丝于2003年

后记

本回忆录写作时间大概在2001年—2003年上半年，母亲当时随我居住在湘潭师院北校区，写至二哥钟小礼1994年7月10日在长沙接机时止。可能是需要时间平复心情，可能是一搁笔再提起来有点难，文章录至此处时没有下文了。1994年8月11日，钟小礼因公殉职，享年33岁，留下一个6岁的闺女。那一年，我的母亲66岁，人生再次跌入谷底。

后来，我母亲基本上和我生活在一起，偶尔也去大哥家小住。她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80岁之前养花，80岁之后养病。

回忆录全文18万多字，A5纸大小的笔记本写了六本，由紫云姐姐的孙女朱金平于2007—2008年录入，朱业平校对，前后耗时一年左右。朱业平、朱金平姐妹俩是我母亲的大哥文贤才的闺女文紫云的孙女，是她的曾孙辈。

母亲的回忆录把我们带回到那些已经流逝的岁月里，我们看到母亲一路走来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和坎坷，如果没有文中记录的那么多善良的亲人、同学、同事、乡亲的相扶相持，她的人生之路会走得更加艰辛。我替母亲谢谢各位！

母亲病倒前一个多月交待我，要我把她委托给文明保管的手稿取回来，争取将该回忆录印刷出版。文明知悉后表示：①待他有机会来北京旅游时将手稿带回来交给我保管，②不合适出版。我表示赞同。

母亲在2013年9月25日病倒至2013年12月10日13:02分去世，一直住在医院，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医治和护理。大哥钟小北曾两次来北京照顾母亲，尤其在2013年11月中旬第二次来北京时，大哥和我每天服待在母亲左右，母亲感到了安宁、舒坦和满足，请关心母亲的各位亲朋好友放心。

在对朱氏姐妹编录的电子文档再次进行整理后，打印了少量册数送给亲友。我想母亲之所以要印刷出版，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看到她的作品，将回忆录送给书中出现过的人读阅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再次感谢朱业平、朱金平姐妹俩，没有她们的辛苦录入，就没有这篇电子文稿。

女儿：钟山 2014.01.23于北京

1999年夏季与三个孙女在师院南院图书馆旁

1995年夏季，在株洲明秀姑姑家。左起：钟德其叔叔，姑父，钟书其叔叔，母亲，钟明秀姑姑，婶婶（德其之妻）。

2004年春节与亲家（女婿的父母）在珠海

2004年4月于湖南科技大学北校区樱花园

2005年4月与女儿的同学在一起。前排左起：钟山，赵媛媛，谢艳芬，文丝，黄西林，钟花云，伍雪梅；后排左起：颜小红，刘征兵，石力常，张桂林，谢再兴，蒋开新。

和老同学在湘潭

2007年6月，在北京。

2007年冬季，由李人涛阿姨的妹妹和儿媳陪同在醴陵

2008年4月，母亲80岁生日摄于大哥家。从左至右：朱金平，龙利凡，文丝，文义，钟山。

母亲刚到东莞居住时，心神不定，龙利凡阿姨专程从湘潭来东莞陪母亲住了一段时间，不是姐妹，亲如姐妹。

生日宴上与家人一起

80岁生日宴上与文家人一起

生日宴上的钟家人

生日宴上与亲密姐妹龙利凡在一起.

与重情重义的学生周梅花合影.

生日宴上,朱业平、朱金平姐妹俩与母亲、文义合影

母亲在七十年代末，为孙家桥村民李颂民治好了病，从那以后，李颂民一直保持和母亲的联系。80岁生日宴上，他的妻子带着儿媳、孙子前来祝贺。

大哥的一帮哥们也来为母亲80岁生日助兴

生日快乐

2009年3月，母亲81岁生日和大哥，于东莞。

2010年8月和母亲在一起，东莞

2011年4月，众美女簇拥着美女头子祝83岁生日快乐。左一钟小礼的女儿茜乐,右一右二是钟小北的大女儿雁乐、小女儿湘乐。

2011年7月，江林知道母亲来到了北京，专程前来看望。

2011年8月，李人涛阿姨来看望母亲。

2012年2月，黄自力来北京出差看望老师。

2012年4月，84岁生日

2012年4月，参加生日聚会的六中师生。前排左起：石娟，李平秀，母亲，周改桂，钟山；后排左起：周专祥，周旭，石芦星，石团庆，肖宇志，伍鹏程。

母亲最后在京居住的两年多时间里，顽固地认定只能服用长沙某药厂生产的降压药，该药北京没有卖的，每次都是石团庆想办法从长沙搞来送给她，只因他在她班上当学生时，有次在长沙参观时犯病了，是母亲叫在长沙工作的侄儿刘依成背着上的医院。

2012年8月，回新邵办理赴台证件时和六中的部分同事、学生在一起。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回到新邵，她热爱的第二故乡。前排左起：唐碧峰，文丝，周克斌，梁凯，覃光裕，李老师；后排左起：周长明，石丁莲，石明星，李承志，周余良，黄超祥，易伯邑，周惟意，伍嫔婷，钟山，覃健健。

在新邵停留的几天时间里，学生石丁莲特意接母亲在她家住宿一晚，亲自为母亲洗澡擦身，以朴实的行动反馈母亲曾经对她的关爱。

2012年8月，和文明在一起，于台湾。

和文明一起

和文庭夫妇一起

和巧屏、文明在一起

和侄女、侄媳一起

前排左起：文庭，巧霞，母亲，文明，雪梅

令母亲倍感骄傲的五个侄儿

2012年10月，与二中老同事刘君慧老师

在刘老师儿子的家里，于清华大学。

2013年4月，和解清姐姐一起陪母亲看玉兰花

2013年4月，母亲85岁生日当天早晨拍摄于卧室。

2013年5月，在中山公园围观群众演出。

2014年春节，看望母亲的同学余庆平阿姨。

相思是一座坟，娘在里头，我在外头。拍摄于2017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