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在兰州

王劲

　　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赤山新湾镇老屋村人，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生前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早年在湖南长沙文艺、雅礼、兑泽等中学任教。后相继在国立师范学院、民国大学、兰州大学、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等大学任教。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博涉四部，长于校勘、版本、目录、声韵、文字、训诂之学，留下大量论著。有生之年先后出版书籍二十余部（含著作五十余种），著述总字数逾千万。 当代思想史家蔡尚思先生曾在一篇专论近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文章中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能够称得上国学大师的人，似乎也只有柳诒徽、钱穆和张舜徽等少数人了。（《纪念老一辈国学大师张舜徽》）。但就是先生这样一位思想深邃明远、学术博通兼达的国学大师，其生前身后的名声，似乎过于淡默。就如同一条兀自横在深山危谷中的野渡，地僻人稀，无人唤问。比如，先生曾在解放前任教于兰州大学三年，但提起兰州大学的名人，师生们言必称顾颉刚，张舜徽先生这样一位学兼四部的一代通儒，已被人们深深的遗忘。

一、自学成材，而立之年受聘兰州大学。

　　先生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出生地沅江赤山，是洞庭湖中的一个长30公里的内陆岛，有我国最大的内陆岛之称。岛上丘岗林立，古木参天。张舜徽的老家老屋村，旧有杨阁老古镇，因明末重臣杨嗣昌葬于此处而得名。赤山岛四面为洞庭湖环抱，南端是沅水入洞庭的归宿处，从这里溯流而上，可以过常德通湘西云贵，入莽莽群山；顺流而下，经长沙岳阳可达长江，归洋洋江海，在水路交通鼎盛的古时候，岛上遍布码头、驿站、街市。

张氏家族虽是赤山岛上的普通农家，但家境殷实，世代以耕读为业。其祖父张闻锦字素如，号琴岩，于同治九年乡试中举，同治十三年以殿试二甲授进士，成为乡中名人，曾在山西、福建、安徽、山东等地任职；湘中名士王闿运、晚清重臣瞿鸿禨，以及后来京师大学堂首任校长张百熙等人都和他过从甚密。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廷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率师御敌于山海关。刘坤一深知张闻锦廉静干练，奏请同行；张激于大义，慨然从行，后以积劳卒于榆关。张舜徽的父亲张淮玉，字小岩，自幼聪明过人，有过目成诵之能，但对科举应试没有兴趣，唯以治学授课为业，张舜徽自发蒙读书，就由其父亲自授业，从小到大，未尝到学校上过一天学，走的是自学成材之路。

民国十八年，张舜徽先生的父亲去世。时年17岁的张舜徽即负笈游学，寻师访友。后到北京从学于任教辅仁大学的姑父，著名的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并通过姑父得以问学于经学家吴承仕，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钱玄同，史学家陈垣、邓之诚，金石学家马衡等京城名流学者，年轻的张舜徽凭其严谨的治学方法、扎实的学术功底，得到这些学界前辈的褒奖提携，逐渐开始受到学术界的注意。1941年，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聘请他为中文系讲师。1944年，李肖聃以年岁高迈辞去民国大学中文系讲席，力主校方以教授聘请张舜徽代任，才30出头的张舜徽出任民国大学中文系教授，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1946年秋，张舜徽受时任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之聘，任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二、潜心治学，任教兰州期间学问日益精进

　　1946年至1949年，在兰州大学任教三年期间，张舜徽先生兼授文史两科，讲授《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程。在兰州大学的三年，是其学术作品或形成或孕育的三年。先生后来的重要代表作《清儒学记》，就是在兰州大学执教时撰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基础上历经四十年的时间修改完成的。先生的这部巨著，直追梁启超、钱穆二人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两部煌煌巨著，堪称研究清代学术的双壁。

作为一位学者，先生自少时便倍加珍惜光阴，一生笃守早起之益。“每日凌晨三时辄醒，醒则披衣即起，不稍沾恋。而后伏案观书。其时万籁俱寂，神智清澈，自然事半功倍。……每值寒冬夜起，雨雪打窗，孤灯独坐，酷冷沁人肌骨，四顾惘惘，仍疾学不已。及天晓日出，众庶咸兴，而余已阅读写作数小时矣。一生述造不少，大半成于未明之时。”

先生读书治学之勤，在兰州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九四六年冬天，兰州大学图书馆以重金购得明刻《皇明经世文编》，藏于珍室，概不外借。先生早年在湖南时，就曾读过清儒编的《经世文编》，认为“非特有裨致用，亦可用以考史”。先生利用一个暑假伏案苦读，终于读完全书。读完后，择取其中重要之文三百余篇，分门别类抄录为《经世文编选目》，这是至今读该书的门径要旨。先生这段兰大苦读的经历至今被一些老先生传为佳话，先生对这段教学兰州的经历也难以忘怀，晚年回忆道，一生中有两度最快乐的读书时光，一在湘中，一在兰州。

学贵有恒，学贵有师。先生虽然终生没有在学校里读过一天书，但是他一生孜孜于学，转益多师，学问日渐精进。除了父亲张淮玉，在张舜徽的学术生涯中，有三个人对他有尤其深刻的影响，早岁以姑父余嘉锡为最，自北平南归直到中岁，以杨树达为最，晚岁以顾颉刚为最。

顾颉刚先生年长张舜徽十八岁，两人虽曾同在兰州大学任教，但由于顾先生只在兰州大学任教半年，两人在兰州并没有特别交集。但由于两人在学术上互为倾仰，加之顾先生奖掖后进的君子之风，几乎张舜徽先生每出版一本学术著作，顾颉刚先生都会写信表示祝贺。1962年，张舜徽出版《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顾颉刚飞书盛赞：“纲举目张，显微索隐，为初学引导正路，谆谆以教，苦口婆心，俾其于摸索之中，得见明灯，欢喜赞叹，当不止刚一人也。”翌年《扬州学记》的修订本《广校雠略》于中华书局出版时，顾颉刚又来信祝贺，称“信条理中国学术，惟先生为当行也”。同年11月，张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又在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读后不胜欣喜，释卷之后，当即提笔修书云：“先生所著诸书，示学者以途径。启牖之功，实在张香涛《輏轩语》、《书目答问》之上。然彼二书，对我辈之效用已极巨。先生别白是非，指明优劣。上绍向、歆之业，下则藐视纪昀之书，其发生影响之大，固不待言也。”正是在顾颉刚的敦劝下，张舜徽又写作了《清人笔记条辨》。1979年夏天，张舜徽因事进京，专程到三里河南沙沟寓所拜访了顾颉刚，当时顾颉刚正在病中，听说张舜徽来访，立刻披衣出迎。这虽然是两人的第一次会面，但相谈非常欢洽。

三、探访古迹，毕生致力于整理国故

　　曾读先生的《爱晚庐随笔》，其中有多条记载讲学兰州大学时，偈从当地耆儒，敦煌古迹访古探奇的往事。

说是在敦煌古迹访古探奇，可先生实欲求得敦煌旧写本以匡正旧籍，却终不可得，只因“为嗜古者搜罗尽矣”。于敦煌故地访古不得，本为憾事。先生的友人，陇右耆儒慕少堂却又偏说，曾于数年前除夕夜得遇一寒士，以杨贵妃为玄宗写经祈福的手卷见示。“展览之下，叹其书法秀丽，知出女中名手”。及览至末行有云：“大唐某年月日，玉环为三郎写经”。唐人写经祈福成风，甚为平常，但能得见杨贵妃手迹，且是为其三郎，大唐传奇君王玄宗写经的手迹，却是殊为难得。

记中写到友人慕少堂披卷得知是杨贵妃手迹，“为之伸舌太息，舌久不能收”，读之让人粲然。只可惜寒士偏遇贫儒，慕翁面对银圆百版的索值，终因处境亦窘，未与议价而还之。寒士于除夕出让敦煌遗宝，其境遇甚是恓惶。寒士走后，慕翁为之“长吁累日”。先生的遗憾，并不减于慕翁，他在兰州亦曾为之遍访周咨，访之不得，还在记中怏怏曰：“盖历时已久，早为有力者所得而秘藏之，或为外国人攫去矣！”

这样的憾事，对于先生这样毕生致力于整理国故的通儒，并不为少，《赵宽碑》条中，记到青海乐都县于1942年4月修治公路时，掘得汉碑一方，为汉三老掾赵宽之碑，较之陇右出土的汉碑石，保存更为完好，“实为艺林瑰宝”。只可惜在运送途中车倾石断，“中断处有二三字剥落”。这本为不幸中的万幸。但又是友人语之：“此石初出土时，有童蒙师过而爱之，尝榻取数本……”先生得知后，遍求陇上及青海而不得，殊怅惋也！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本无得失之心，但独于古籍文物不能忘怀，得之欣然，失之怅惋，这，又是何苦来哉！

写异域兰州讲学游历，先生不厌其多。《爱晚庐随笔》且专门有《西瓜》一条，写到敦煌本以产瓜驰名，本地所产一种乡人谓“醉瓜”者，先生兰州度夏时，“日必啖之数瓜以解暑热”。可以想见先生之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