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别尘离岸，怮切。
周有光、钱谷融、余光中、屠岸，四位与常州密切相关的文化老人，今年相续仙去。
梅花坠落也呈姿。清幽疏影，不会匿于风流翰海沙。
以下是几年前的一则旧文，以追旧忆，以奠故人。 北京的三月，尚有料峭寒意。树丫间，一些些绿，吃力却执着地冒出来。
书屋里，阳光从窗户洒在书桌的一蓬鲜花上。屠岸说，正是有如初春。
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生的那批文化老人正渐行渐远。但以《萱荫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译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莎士比亚历史剧《约翰王》、《济慈诗选》等为读者和知识界熟知的屠岸虽年近九旬，却老枝吐新蕾，仍笔耕不辍。
那天，他陪我聊了一上午。离别时，诗人又动情地吟唱起王维思乡诗句：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乡音暖人。
他说，天暖和了，就带孩子们回家看看。
常州屠家，书香门第：屠老的大舅公屠寄，史学家、诗人，辛亥后曾任常州民政长；屠老的大舅屠元博早年留日，回国后兴办教育，是省常中的创始人；母亲屠时，常州女师首期毕业生，曾在多地执教。母亲善吟诗作画，也会作曲。她对屠岸说，作曲太难，就作诗吧。
母亲书房有幅对联，“春酒熟时留客醉，夜灯红处课儿书”，后来屠岸就把“夜灯红处课儿诗”作为自己诗集名。母亲的书斋是“萱荫阁”，他就把自己另一部旧体诗词集题名为《萱荫阁诗抄》，以铭感慈母恩泽。1975年，母亲临终前对他说：不用奏哀乐。哀乐，在我心里…
2012年春，屠岸如愿率从未到过家乡的晚辈们归乡寻根：去母校觅渡桥小学、省常中寻访儿时踪迹，回忆师恩；驻足老宅旧址低头思念；青果巷里抚摩老友旧居的门扉；带孩子们去品尝“双桂坊”的常州早点，糯米汤团银丝面，江南春茶小笼包，酒娘元宵米糊汤…每尝一种，哪怕一点点，都是满口家乡滋味。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教我如何不想她”，运河夜色中，望着对岸的篦梁灯火，89岁的老人用常州方言轻哼着《教我如何不想她》。诗人告诉儿女们，“这也算是我们常州的小夜曲了，这么美……”诗人心里，故乡永远在童年的那头。
“诗是我的宗教，或者说艺术是我的宗教。” 屠岸说，不敢自诩诗人，只是个诗爱者、诗作者和诗译者。
许多周末或节假日，他都与儿女、一对孪生外孙女举行“晨笛家庭诗会”，晨笛，是外孙的名字，全家人一起朗诵、背诵、吟诵佳作。
屠岸最早翻译的，是斯蒂文森的《安魂诗》，在先生1940年11月20日的日记里记下了这篇译作。那时中学课本里的课文，有许多英国文学精品，莎士比亚、狄更斯、兰姆的作品，引起了他对英国文学的浓厚兴趣。
1948年冬，屠岸第一本翻译诗集《鼓声》自费出版。惠特曼支持北方的林肯解放奴隶，反对南方奴隶制。先生试图以此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将“南方”比作南京国民党政权，用“北方”暗示延安和西柏坡，预示北方红色政权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早在此前的1946年2月，屠老就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海解放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工作。工作之余，他仍没放弃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并得到了胡风的鼓励，这也让他五年后险些成了“胡风分子”。1953年春，屠岸从华东区文化部调至北京，在中华戏剧工作者协会工作。1956年，被任命为《戏剧报》编辑部主任。期间及至此后的“文革”，跌宕的政治运动让他饱受磨难。说起那个时代，先生说他至今仍会做恶梦，醒后大汗淋漓。梦境总是那么的相似，总是落入无底的黑洞之中，总是被人给圈了起来，以至于两度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尽管“胡风事件”、“反右”都是有惊无险，但数不清的检查、反省和文革的牛棚生活、干校生活却深深地伤害了诗人那颗敏感的心。
好在有诗歌作为精神寄托。
1979年初，真理标准的讨论才刚刚落幕，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成员之一的屠岸，就开始和同事讨论文学创作要思想解放的课题。
1983年，屠岸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曾任“人文社”副总编的何启治评价屠老这位“以儒雅著称的谦谦君子”的学识和品德，“在我认识的领导人中，是独一无二的，因而也是特别令人感动和敬佩的。”
就在我拜访屠老前不久，首都文化界专门为他的《生正逢时——屠岸自述》召开了研讨会。这本书，是他在耄耋之年对过往岁月的潜心回顾。
大家认为，该书记录文坛重要事件并折射历史变迁，其中还包括屠岸的一些独家材料，如果他不说出来，可能就失传了。
书名得自其常州老乡、戏剧作家吴祖光先生。屠老在书中说：“在我的头上，有阳光，也有阴霾。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想起吴祖光写的四个字。有人说吴祖光一生坎坷，生不逢时。吴祖光拿起笔来写下‘生正逢时’。”
在屠岸看来，一个人能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历次政治运动、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生活经历如此丰富，岂不是生正逢时？评论家雷达表示，屠老这一代人经历了高密度、匪夷所思的历史，他们的经历后人已不大可能重复，因此他的回忆本身就是具有较大的历史容量、思想深度和人文内涵的一部活历史。屠老觉得，“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一个大时代”。他试图忠实记录下这一代人的历史。屠岸对那些亲历、亲见的文人们在运动风浪里的遭际记忆犹新：
干校时为了与儿女短暂的团聚，他与妻子徒步几十里赶往车站的身影；挨斗时，田汉扑通一跪时依然挺立的胸脯；艾青发出的“写作品比较麻烦，打棍子比较容易上去”的愤懑之语；第四次文代会上，丁玲吐出了“给我们稍微地，留一条路”的卑微恳求。而与夏衍、巴金、冰心等人的交往细节，则让人们看到这些文坛前辈更加真实的一面…
“我仍在路上”。如今，虽已年近九旬，但屠老仍每天工作数小时，他把自己的时间分为四块：早上起床写日记；上午翻译。或者写作；下午也是写作、翻译或读书读报刊；晚上写信。他有个习惯来信必复；每天晚上大约十一点半左右熄灯，躺在床上，心中默念古诗，或者默诵英文诗，在默诵中沉入睡乡。
鲁迅晚年有“赶快做”的想法，屠老称自己“并没有暮年颓唐的心绪，每天做的就是赶快做、赶快写。”
他对我说，常州话中有“老小”的说法，只要心中有天真烂漫，就不会感觉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