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堂街“七十二家房客”之“金华老跷”

海沙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兄妹数人曾随外婆在雅堂街生活过十多年。</p><p class="ql-block">  雅堂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城中老街,西起后街,东至法院街(现解放路)。与法院街交叉路口有人民浴室和专做早点的利群饮食店。雅堂街古名夏塘街,因有夏塘井而得名。金华方言"夏""画""雅"谐音,故后人又名之曰"画塘街"、"雅堂街"。文革中曾改称"红旗街",文革后恢复旧称。</p><p class="ql-block">  这条最宽处不过十一二米、长不足三百米的老街,仿若金华江北老城区的一条静脉,夹在解放东路和中山东路两条大动脉之间,为缓解老城区东西向的交通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雅堂街西端街口紧邻后街有一城中古刹西华寺。原名三元庵,始建于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p><p class="ql-block">  西华寺对面有一条小巷,叫"避圣里"。关于"避圣里"的来历,坊间有二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此里(古代街坊,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乃史上金华籍南宋名相王淮(1126至1189),字 季海的诞生与成长地。另有一说是,王淮住后街南端的四世一品(在金华历史上曾经名声显赫的王氏家族中的王淮、王本、王登、王师德均官居一品,"四世一品"由此得名。),从后街进入雅堂街学堂,恐惊动西华寺老佛爷,遂改道从此小巷行走,后人根据王淮的这个故事,将小巷称作"避圣里"。如果仅从"避圣"二字来理解,则第二种说法较为靠谱。</p><p class="ql-block">  有"老金华"回忆,文革前,巷口有一牌楼,牌楼上的一块砖雕上,还刻有鎏金的避圣巷字样。民国时期,巷内曾居住过一些较有名望的达官贵人的家眷。</p><p class="ql-block">  1960年代,雅堂街南北两侧的建筑物,大都是年代久远的旧式民居,有普通民宅,也有大户人家的豪宅和庭院。豪宅均有石库门和高门槛、高台阶,庭院深深。从后街走进雅堂街,由西往东,街北是城中寺院西华寺,寺院东边紧挨着后街小学,小学围墙东面是一座豪宅,靠近街面有一口井,不知这是否就是前面提到的"夏塘井"。再往东百米左右,有一个二十来米长的斜坡,斜坡之上,有一幢建于1960年的三层结构的楼房。</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h1> <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雅堂街 "七十二家房客"</span></h1><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60年代,上海人民滑稽剧团曾上演过一出蜚声海内外、反映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某弄堂一幢石库门房子里一群底层市民艰苦生活的滑稽剧《七十二家房客》。沪上杨华生、笑嘻嘻等著名滑稽演员联袂主演,于嬉笑怒骂间,将住在石库门同一幢房子里的摆大饼摊的老山东、做裁缝的老苏州、开洗衣作坊的小宁波、卖香烟的杨老头、舞女韩师母、卖梨膏糖的小热昏杜福林、以及金医生等各式平头百姓刻画得栩栩如生。</p><p class="ql-block"> 雅堂街的这栋楼房,上下三层,因每层有24个房间,共72间房,被人戏称为雅堂街上的"七十二家房客"楼。</p><p class="ql-block"> 楼房外墙为砖混结构,而里面所有的隔墙,则是竹篱笆、稻草和黄泥的混合物,就是在房与房之间,先竖上几根木柱,用竹编篱笆隔开,然后在竹篱笆两边糊上一二公分厚的稻草拌黄泥巴,再抹上一层纸精灰,最后用白石灰漂白,便成了隔墙。楼层之间的地面和天花板,也不像现在的楼房那样,采用水泥预制板或钢筋水泥现浇,而是用横梁和夹层木板隔开,上夹层上面的木板就是楼上的木地板,下面的木板就成了楼下的天花板。</p><p class="ql-block"> 那时,在金华市区,很少看到有比三层楼更高的房子。二层楼以上的楼房,就可算作"洋房"了。除了政府机关、驻金部队和铁路等央企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能够住上"洋房"的市民,可谓凤毛麟角,屈指可数。</p><p class="ql-block"> 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里,除了卖大饼的老山东、裁缝老苏州、开洗衣作坊的小宁波,以及金医生等十多个有名有姓的典型人物,剧中没有交代那房子里究竟住了多少房客。"七十二家房客"只是形容居住者众而已,并非真住有七十二户人家。所谓"七十二",古以为天地阴阳五行之成数。亦用以表示数量多。与滑稽戏里的"七十二家房客"一样,雅堂街的"七十二家房客"也不是说那房子里有七十二户人家,而是那幢三层楼的房子,正好有七十二间房。</p><p class="ql-block"> 七十二间房,大小完全一样,使用面积都在十五、六平米左右。整幢楼没有自来水、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甚至没有公共厕所。好在楼房南面连接雅堂街的那个斜坡东面,有一个环卫处的集便池。</p><p class="ql-block"> 楼房里,按家庭算,大概不到四十户,按大大小小的人头算,却有一百多口,每层三四十人。我外婆住在二楼过道的东头。过道东头有十二间房,南北各六间,一共住着八户人家:我外婆、布厂老贾、电影院老苏、邮电局小林、教师老周、森工站站长老张、牙医老王、金福先生。十二间房,从东往西,分别是:牙医老王在走廊最东头的南北两间。森工站站长老张的两间紧挨着牙医老王北面那一间,然后是电影院老苏、我外婆,然后又是电影院老苏。紧邻牙医老王南面房间的是我外婆,外婆边上是邮电小林,小林左边是金福先生,金福先生左边是周老师,周老师左边是老贾。这样,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除了牙医老王两间房是面对面,森工站老张都在北边的两间是房挨房,其余几家要么只有一间,要么是两个房间被别的住户隔开,像电影院老苏,中间隔着我外婆。要么两个房间一间在走廊的东南边,另一间在走廊西北边,像我外婆,从一间房到另一间房去,就得横跨东西南北。过道西面,住着服装厂戴师傅,百货公司顾师傅等几大家子。</p><p class="ql-block"> 那个年代,人们对住房的要求不高,只要有个栖身之处就行,在满城皆是旧式老宅、平房甚至棚户区的情况下,能够住进"洋房",就很知足了,根本不会去考虑房间是否向阳、采光好不好,通风怎么样这些最基本的条件。而房管部门,在审批居民租房申请的时候,不分三六九等,不讲高低贵贱,只讲先来后到,根据申请人的实际需求和房管所可支配房源的情况进行安排,完全符合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七十二家房客"楼里,几乎每个房间靠走廊一面的窗户底下,都堆满了煤球炉、煤球筐、大水缸等乱七八糟的杂物,使得本就不宽的走廊变得更加狭窄,住户们在走廊上行走,免不了会磕磕碰碰,不是人碰人,就是人碰物。没有厨房,住户们生煤炉、炒菜做饭,只能在各自房间门口进行,一到饭点,三个楼层的走廊上,立时浓烟翻滚,生煤炉、炒菜时产生的煤烟、油烟、辣椒味,呛得人睁不开眼,透不过气来,但邻里间却从来没有因此发生过摩擦。或者有人从一百多米远的雅塘街上的公共自来水龙头里挑了一担水,小心翼翼地上得楼来,在黑咕隆咚的走廊上被各种烟雾熏得张不开眼睛,一不留神,水桶或扁担撞到了住户正在炒菜的炉子上,炉子打翻了,自来水晃了一地板,有时还会漏到楼下的饭锅里,即便如此,也没有人大呼小叫,相互指责,当事者只是向对方含笑致歉,然后各自收拾停当,从头再来,生炉子的生炉子,挑水的挑水,做饭的做饭,一切归于平静。</p><p class="ql-block"> "七十二家房客"们来自各个不同阶层,无论是地专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领导、大学教授,医生护士,还是幼儿园老师、厂矿员工、摆地摊的普通市民,在楼道里、走廊上,进进出出见面时,相互之间都会微笑着打个招呼,点个头,遇到难事,也总有人会主动伸与援手,帮你排忧解难。</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这栋楼最特别的地方,是楼房二楼的过道,南北贯通。从南面一楼楼梯上去,径直走,你可以看到二楼的北面有一扇过道门,与过道门齐平的是一块大约长三米、宽二米、厚度为二十五公分的水泥渡板。水泥渡板一头与二楼通道门相连接,一头搭在楼房北面的空基上,渡板东西两侧有1.5米高、碗口粗的木制护栏。跨过水泥渡板,在空基上往左拐,走过三十多米长的青石板小路,进入一个年代久远的廊式住宅大院,穿过大院走廊,向右,是一条长約六七十米,只能供两个人并排行走的细细的小巷道由弄。出了道由弄,便到了法院街(解放东路)上的"醋坊岭"(又名"初芳岭"。宋时,醋库设此,故名)。道由弄巷口隔马路正对面,是当年颇有名气的人民照相馆。从雅堂街到"醋坊岭",或者从"醋坊岭"到雅堂街,均可以通过"七十二家房客"楼二楼过道和那条小巷,达到抄近路的目的。因此,这里是"七十二家房客"和附近居民们到"醋坊龄"(解放东路)和雅塘街的"捷径",也是孩子们捉迷藏,玩"官兵捉强盗"的最佳去处。开始的时候,只有住在周围的人知道,这里隐藏着一条贯通南北的"胡志明小道",久而久之,走的人多起来,"胡志明小道"便成了大众通道。文革期间,曾有一些"走资派"、"牛鬼蛇神"在解放路上被造反派追赶,慌不择路,一头钻进小巷,在廊式住宅大院和"七十二家房客"楼房里好心的人们指引下,从二楼通道跑下去,便可消失在雅堂街上的巷子和弄堂里,躲过一劫。同样,如果在雅堂街上遭遇追赶,也可以通过二楼通道和小巷,跑到醋坊岭上再见机行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西华寺,文革中曾经是原后街小学校门和教室</p> <p class="ql-block">  外婆和我及我的表兄姐妹,是这栋楼房的最早的房客。</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h1> <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金华老跷"</span></h1><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金华老跷"一家也是我们这栋楼的首批房客。</p><p class="ql-block">  "老跷"是金华人对腿有残疾,行走不便者的蔑称。金华城里腿部有残疾的人很多,一般情况下,出于应有的礼貌,人们不会当面称呼腿有残疾之人为"老跷",只在背地里才会用"老跷"来指代,说明多少还懂得一点尊重对方人格的道理。</p><p class="ql-block">  但对于雅堂街上的"金华老跷",人们就不那么顾忌了,除了他的家人和近邻,几乎整个金华的人都叫他"老跷"。一开始,人们只叫他"老跷",后来叫他"雅堂街老跷",再后来,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几乎全金华城的人都知道雅堂街上有个"老跷"。</p><p class="ql-block"> 这个时候,他便成了"金华老跷"。人们只要一说起"金华老跷",大抵指的就是他了。</p><p class="ql-block"> "金华老跷"和他母亲及两个姐姐在"七十二家房客"楼里和我们楼上楼下做了多年邻居。我们随外婆住在二楼靠东边的屋子里,"老跷"一家人住在一楼楼梯口靠右边走廊北面的两间屋子里。由于两间屋子都在阴暗的走廊北面,终日见不到一丝阳光,所以,"老跷"一家人大多数时间都走出房间,在楼房南面的空基上活动。</p><p class="ql-block"> "老跷"大名楼基渊,我随外婆从螺蛳巷搬到"七十二家房客"时,他大概是十一二岁左右,常和我们这帮刚上小学的半大不小的孩子一起玩儿,作为终日耳鬓厮磨的玩伴,他的年龄又比我们要大,平时我们从不叫他"老跷",而是像他家里人一样,叫他"小狗"。偶尔在和他玩耍的时候,他如果耍赖,我们才会骂上几句"老跷拐"。</p><p class="ql-block"> "老跷"的母亲在蔬果公司上班,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叫大毛,一个叫小毛。他的父亲,据说在解放初期便以"历史反革命"的身份,被发配到内蒙古劳改,文革后期刑满释放回到金华,其时我已经离开"七十二家房客"楼,离开外婆家,随父母住到后街去了。但我见过他父亲,瘦瘦高高的个子,驼着背。大概是内蒙古大草原经年牢狱生活的缘故,他的肤色也像牧民一般黝黑,且沉默寡言。"老跷"长得像父亲,方脸膛,轮廓线条分明,成人后,虎背熊腰,身体健硕。如果不是腿有残疾,应是一条顶天立地的高个大汉。</p><p class="ql-block"> 按现在的阶层划分来衡量,"老跷"一家应是属于最底层的一类平民百姓家庭。"老跷"的母亲,背负着"历史反革命"家属的沉重包袱,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居住在没有阳光的房子里,唯一的儿子却因小儿麻痹症导致一条腿残疾,成为了"老跷"。</p><p class="ql-block"> 虽说“老跷”平日多粗言糙语,喜欢恶作剧,但平心而论,"老跷"并不是金华人传说中蛮横无理寻衅滋事的街头泼皮、称霸一方的混世魔王,甚至不是那种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顽童。</p><p class="ql-block"> 印象中,从小到大,"老跷"对街坊邻居都是友善的,与小伙伴们相处得也很融洽,许多时候,他还是我们的守护神。与他为邻,其他街道的小混混就不敢来欺负我们。记得他唯一的恶作剧,就是有时,见我们几个邻家男孩背着书包放学回来,他会骑坐在他自己亲手制作的,在我们看来极为拉风的"备轮车"上,从楼前的平地,沿着二三十米的陡坡,利用身体重量产生的惯性,突然朝正走到雅堂街和陡坡交叉口的我们滑来,然后用他的一只健全的脚当刹车,踩在地上,将"备轮车"稳稳地停在我们面前,当我们惊愕地一边往两旁躲避,一边骂道,格死老跷!死老跷!他会露出一脸坏笑地逗我们,怎么样,想不想坐"备轮车?"正值贪玩年纪的我们哪里禁得起这样的引诱,当然说想啊。并且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几个人拉着备轮车上一根长长的麻绳,像纤夫一样,使出吃奶的力气,把已经十五六岁块大体重的他拉到楼房前的平地上,然后轮流坐在"备轮车"的前面,他则坐在我们身后,抓住我们的手臂,把残腿搁在车上,好腿踮在地上,朝坡下滑去……如此循环往复,直到人人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才结束。"备轮车",是我们所处的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男孩子们的专用玩具。金华人把轴承叫做"备轮",找四个啤酒瓶底大小的轴承和两根硬柴棒,将轴承套在硬柴棒两头,当成连轴车轮,再在硬柴棒上架一块木板,用铁钉和铅丝固定好,头里系一根麻绳,一辆"备轮车"就做好了。</p><p class="ql-block"> "老跷"也不是那种好吃懒做,只会整天给家人惹麻烦的"讨债驹"(金华话"鬼"念"ju")。当他渐渐长大,知道父亲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服刑,全靠母亲一人用微薄的工资,艰难地支撑着四口之家后,他会用他的"备轮车"拉着甘蔗或棒冰到街上去卖,以补贴家用。有时我们也会借用他的"备轮车"到离雅堂街最近的煤球店去买煤饼,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同意。</p><p class="ql-block"> “老跷”对年长者很有礼貌,譬如有时他正在玩"备轮车",见到从婺江里挎着一大篮子衣服回来的我外婆,他会从外婆手臂里接过篮子,放在他的"座驾"上,然后拉着车上的麻绳,一拐一拐的往陡坡上走,走到平地后,他把篮子拎到楼梯口,和迈着小脚跟上来的外婆打个招呼,又顾自玩他的"备轮车"去了。</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长大后的老跷以卖棒冰和甘蔗为生。</p><p class="ql-block"> 夏天卖棒冰,三分钱一支的白糖棒冰和五分钱一支的奶油棒冰,是老跷那只庞大的木制棒冰箱里的标配。冬天至乍暖还寒的来年春季,则是老跷大显身手卖甘蔗的时节。</p><p class="ql-block"> 五十多年前的金华,还是一座满城垃圾,遍地牛粪的农村城市。金华的青皮甘蔗汁多、甜脆,是那个年代最为本地人喜爱的水果,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竖成一排的青皮甘蔗,人们逛街路时,花几分钱,就可以买到一支一人高的青皮甘蔗,让卖主用甘蔗刨刨去了皮,截成几段,一家人或几个朋友,人手一段,一边啃着、嚼着,走几步就随地吐出一口嚼烂了的渣渣,每天晚上,当逛街的人们逐渐散去,环卫处工人拉着两轮垃圾车来清扫马路时,各个影剧院、百货公司门口,人民广场的台阶上,甘蔗渣和未被人拿走喂牛的甘蔗表头,已经堆积如山,而勤劳朴实的环卫工人则毫无怨言地一簸箕一簸箕地将甘蔗渣倒进垃圾车,送到垃圾场去。</p><p class="ql-block"> 满街的牛粪则来自市区中山西路"六号门"搬运公司(现市联运公司的前身)的黄牛运输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市区有多家搬运公司,靠人力双轮车替人运送货物,"六号门"搬运公司作为市区最大的运输企业,除了有人力双轮车,还有数十辆由黄牛牵引的大板车。这种大板车车身比人力车要短,没有扶手,像火车一样,几辆或十几辆串联在一起,套在牛脖子上,由一个或两个人驱使着,走街串巷,替市区各单位运货。有时黄牛走在街上,会突然停下来,拉下一堆热气腾腾的粪便,解决了内急,喘上一口气,然后继续往前走。牛粪的清扫比较及时,有城郊的菜农会来收集拉回去作肥料。</p><p class="ql-block"> "老跷"很有商业头脑,卖甘蔗和棒冰,他会把摊点设在后街和雅堂街交叉口的西华寺旁边,或者在新华街人民电影院高台阶下和广场东入口处高大的语录墙边。</p><p class="ql-block"> 卖棒冰时,"老跷"会将里面垫着厚厚的保温棉垫的棒冰箱,放在一张用帆布皮带连接、可以随时打开、收拢的X形的木架子上,把那条残疾的腿往上一搁,手上拿一块类似于"惊堂木"的小木块,啪啪啪地敲打着木头棒冰箱,嘴里不停地吆喝着,买棒冰了,买棒冰了,白糖棒冰,牛奶棒冰!年轻"老跷"中气十足,嗓门洪亮,吆喝声响彻一条街,加上会嬉皮笑脸地和人调侃,因此,他的棒冰总比别人要卖得快。</p><p class="ql-block"> 他卖甘蔗,更是与众不同。他的甘蔗摊前,总是聚集着一大帮人,男女老少都有,大都是来看热闹的。1960年代,人们除了看电影,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于是,一年一度的甘蔗季,金华街头便有了一种叫做"劈甘蔗"的活动,严格意义上来说,"劈甘蔗"是一种变相的"小赌赌"的赌博。来"劈甘蔗"的人,到甘蔗摊上取一根长得比较直的甘蔗,讲好价钱,先不付钱,剁掉表头,将扁扁长长的西瓜刀(有时没有西瓜刀,就直接用宽扁的菜刀)刀背压住甘蔗头部,屏住呼吸,等甘蔗站稳了,突然眼疾手快地翻转刀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力从甘蔗头部往下压去……劈蔗高手,刀功深厚,手起刀落,势如破竹,一刀直达根部,将一人高的甘蔗一劈为二,这表示劈蔗者为胜,无须付钱,就可以把已经劈成两半的甘蔗据为己有,洋洋得意地站在摊前大快朵颐;而水平差者,要么是刚劈到一半,甘蔗就折断了,要么是提刀太高,剑走偏锋,刀刃扑空,还没碰到甘蔗头,甘蔗就倒下了,甘蔗倒地后未折断,可以再补上一刀,如果还是扑空或者断开,就算赌输了,拿上那根甘蔗,付钱走人。有的时候,是前来挑战者挑一根歪歪扭扭颜值不高的甘蔗,交由摊主来劈,如果摊主输了,甘蔗就无偿地归挑战者所有。"老跷"何许人也!其劈蔗技术早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般人根本不是其对手。由是,老跷的甘蔗生意特别好,其摊位上的甘蔗总比别的摊位走得快,几捆甘蔗一下子就变成了一摊蔗渣。有人曾开玩笑说,人民广场新华街和文化街一带的甘蔗皮和渣,大半是死老跷制造的。</p><p class="ql-block"> 而"老跷"真正让人佩服,让他名声在外的,是他非比寻常的骑脚踏车(自行车)的技术。</p><p class="ql-block"> 网友"舞爷"和《四牌楼的记忆》的作者颜世亮等微信朋友记忆犹新,虽说"老跷"跛了一条腿,但其骑脚踏车(自行车)的技术却特别牛X,令一般人望尘莫及、佩服得五体投地。人民广場东侧入口两边有两溜台階,中间是为推拉人力车而划成一道道防滑棱长大斜坡,斜坡和台阶分割处是宽度约为十几公分的低矮水泥挡墙。常有好事者"轻骨头" "称好佬" "骗疯",骑着脚踏車试着从挡墙往下骑,但往往一半挡墙还没骑过,车轮便滑出挡墙,从台阶上咯噔咯噔地冲下去。水平臭的,干脆就连人带車被摔出去。"老跷"往往不声不响站在一旁,看够了,才说:我来!看我的。他接过脚踏车,骗腿上車,骑到台阶中间一道约1米见方的平台上,将前轮对准下面的挡墙,十分干脆地就从从挡墙上一骑到底,稳稳落地。</p><p class="ql-block"> "老跷"骑车另有一绝,即人在车上,脚不着地,通过控制车把手,巧用刹车,保持平衡,纹丝不动,原地停车。最"结棍"的是,他可以骑在車上慢慢吃下一碗面,让旁观者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p><p class="ql-block"> "老跷"体魄强健,车技牛X,为了赚钱,甚至在骄阳似火的六月天,骑一辆28寸的载重自行车,驮着满满一箱棒冰,到几十里地外的双龙洞去卖,棒冰卖完了,回城路上,他会和同伴拼车技,从曲曲弯弯的盘山公路上,一路不停地"双放手"(双手脱开自行车把手),吹着口哨,呼啸而下……</p><p class="ql-block"> "老跷"的名气随着他的劈蔗术和车技,随着他推着那辆28寸的载重自行车,穿街走巷叫卖棒冰的吆喝声,而日渐响亮,名头也越来越大,从"雅堂街老跷"变成了弹丸之地的金华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金华老跷"。然而谁会想到,一个"金华老跷"的名头,一个普普通通的绰号,一种非他所愿的不入流的社会名气,日后竟将他送上了断头台!</p><p class="ql-block"><br></p> <h3> 雅堂街与明月街交叉口</h3> <h3>  原后街小学大门。现已成为社区卫生服务站大门</h3> <h3>  原后街小学围墙,现墙内已为金师附小幼儿园所用。</h3> <h3>  金师附小幼儿园, 后街小学旧址</h3> <h3> 当年人民广场东入口的语录墙</h3> <h3>  人民广场及司令台</h3> <p class="ql-block">  1983年8月,一场疾风暴雨式的"严打"运动席卷全国。金华城里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的"金华老跷",首当其冲地成为第一批"严打"对象,且是重中之重首中之首的流氓要犯。</p><p class="ql-block"> 乍一听说"老跷"竟成"严打""要犯",我有点懵,以我从小对他的了解,以及"严打"前他在金华城里的知名度,我根本不相信他会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的流氓犯。然而很快又传来一个更惊人的消息:"老跷"可能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容留妇女卖淫。这是"文革"结束后,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出现的新罪名,但在金华,因此罪名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例并不多见。将信将疑间,时间已来到1984年年初,记不清具体是什么时候了,头一天,大街小巷贴满了法院通告,说第二天上午将在市区人民广场举行公判大会,将对"老跷"等几十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的罪犯进行公开宣判。"老跷"的名字赫然位列榜首,看来前段时间社会上流传的"老跷"要枪毙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当天晚上,我在单位上夜班,早上八点才下班,等我骑着自行车来到人民广场的西大门的时候,里面已经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广场周围则停满了自行车。人民广场东边一级级的高台阶是看台,西边有一个"司令台"也即通常所说的主席台,看台和"司令台"之间是田径场,"文革"期间,广场上偶尔也举行一些体育和文娱活动,但大都用来举行群众集会,比如庆祝最新的"最高指示"发表,比如某一派"造反派"举行誓师大会,比如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又比如执掌"革委会"大权的"造反派"从北京捧回来几个刚果人民敬献给领袖,领袖又转送给人民的芒果,也要在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广场的另一个重要用途是召开公判大会。在广场上进行的公判大会,要么是案情严重,影响很大的案件,要么是犯罪人数比较多,集中审判,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震慑作用。</p><p class="ql-block"> "老跷"被公判的这一天,领刑的人并不多,却是金华有史以来,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最多的一天。因此来参加公判大会的人也非常多。</p><p class="ql-block">  广场里人满为患,东边的看台上,田径场和西边的大门口都站满了人,推着自行车很难进去,但又不能将自行车停放掉,否则,会来不及追赶行刑车队,看不到枪决人犯的场面。每次召开公判大会,基本上都有一二个立即执行的死囚在公判大会一结束就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一般情况下,会有内部消息提前走漏出来,刑场设在什么地方。因为当时有三个常用的刑场,一个是"义乌门大操场",说是"大操场",其实并不大,枪毙一二个死刑犯时一般都放在那里。一个是飞机场,那是被执行死刑的人比较多的时候用的。大多时候,刑场会设在祝丰亭,因为那里离火葬场近。每逢公判,人们会根据押上广场司令台脖子上挂有打着红叉叉的罪犯的多少,预判当天的刑场可能在哪个地方,有自行车的人,会在公判大会结束,犯人被游街示众时,再骑车去刑场,没有自行车的,则会早早提前去等候。</p><p class="ql-block">  正当我考虑是找个地方停好自行车,挤进人群到广场里面去,还是就在广场大门外等候行刑大卡车出来时,大门里面的人群突然朝两边分散开去,几辆开道的边三轮摩托车缓缓地驶将出来,原先站在广场大门外八一北街上的人们纷纷向后退。我本就扶着自行车站在大门正对面的人行道上,站位比较高,不用像被裹挟在马路中间的人那样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朝大门张望。</p><p class="ql-block"> 不一会儿,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出来了,出来了!""看见了,看见了!"</p><p class="ql-block">  "老跷,是老跷!"</p><p class="ql-block">  如此看来,今天参加公判大会的人之所以特别多,与大名鼎鼎的 "老跷"不无关系,许多人是奔 "老跷"而来。</p><p class="ql-block"> 只见剃光了头,胸前挂着一块名字上打了红叉叉的纸牌的"老跷"面朝前方、仰着脖子紧贴栏杆站在第一辆卡车驾驶室后面的车斗上。被五花大绑的“老跷”,脖子上垂挂着一根拇指粗细的麻绳,据说这是当犯人突然叫喊时,勒脖子用的。"老跷"身边,左右各站着一位全副武装的戴着口罩和手套的武警战士,一人抓住"老跷"的一只手臂。</p><p class="ql-block"> 与以往每次公判大会结束后一样,卡车前面是开道的边三轮警用摩托车,接着是吉普车,吉普车上装有扩音喇叭,向围观群众宣传"严打"的胜利成果、揭露被判刑人犯的罪行,吉普车之后,是标有阿拉伯数字,临时用作囚车的大卡车,一辆、二辆、三辆……</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但凡单独站在车斗上的犯人,都是即将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死囚。远远望去,这种只站着一个犯人的卡车不下十几辆。</p><p class="ql-block"> 开道的边三轮摩托出了广场西大门后,开始右拐,向兰溪门方向驶去。"祝丰亭!祝丰亭!"一些推着自行车等候在八一北街马路两边的人,嘴里嚷嚷着,跨上自己的两轮"座驾",紧紧尾随摩托车而去。</p><p class="ql-block"> 在人头攒动的八一北街上,行刑车队会走得比较慢,一旦过了铁路八一道口,就会加快速度驶向祝丰亭刑场,自行车是没办法跟得上的。就在我跨上自行车,准备追赶摩托车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我的小名!</p><p class="ql-block"> 是"老跷"!是那个从小和我一起玩备轮车的"老跷"!是那个和我一起住在雅堂街"七十二家房客"楼里的"老跷"在喊我。久违了的声音,长大成人后的"老跷"的声音!多年不见,声音却还是熟悉的。</p><p class="ql-block"> 在此之前,在我不顾刚下夜班的疲劳,"凑涅瓮"(凑热闹),赶来看公判大会,并准备去刑场看枪毙人犯时,尽管知道今天的死囚里有几个我熟悉的人,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p><p class="ql-block"> 而"老跷"的这一声只有我能听懂的喊叫,一下子便将我的思绪带到了十几年前在雅堂街上的那些"少年不知愁滋味"时光里。</p><p class="ql-block"> 我双脚踮地,从自行车上转过身来,茫然地朝"老跷"看去。大概是因为他大声喊我,原先耷拉在他脖子前的麻绳已经勒在了他的喉结上。他对着我的目光,微微一笑,点了点下巴,然后挺了挺胸,不停地转动着他那颗硕大的光头,用两眼在人群中搜寻着什么,我猜想,他是在寻找他的家人,他的母亲、姐姐和父亲,以及他的妻女。</p><p class="ql-block">  载着“老跷”的卡车缓缓地从我面前开过去了,我却不再准备跟随去刑场。我下了车,站在原地,默默地望着"老跷"逐渐离去的背影: 隆冬时节,阳光很好,但寒风凌洌,"老跷"穿着一件厚厚的棉袄,单腿站立,那只残疾的腿弯曲着抵在驾驶室后面的栏杆上,双手被紧紧反绑在身后……</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毕竟,去看一个非常熟悉的人,一个儿时的玩伴被执行枪决,是需要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勇气的,我没有这样的心理承受能力,不用说,"老跷"的家人一定也不会有。但我猜想,他的家人,他的父母、妻女,还有他的两个姐姐,一定在某个角落里远远地看着他,与他诀别。</p><p class="ql-block">  后来听说,那天的刑场不是在祝丰亭,而是在飞机场,因为枪毙的人太多了。</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沧海桑田,白驹过隙。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雅堂街还在,但昔日街景已无踪影,只有修缮一新的西华寺和后街小学的那道高高的围墙还在原址上。西华寺旺盛的香火向前来烧香求签的善男信女们证明着古老的雅堂街的存在,而后街小学高高的围墙,则向过往行人们诉说着我的母校的历史。</p><p class="ql-block">  每当我行走在雅堂街上,"七十二家房客"楼的旧址以及与临刑前的"老跷"在人民广场西大门"最后一面"的情景,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继而幻化出"老跷"在斜坡上乐此不疲地玩"备轮车",在广场上敲击棒冰箱、成竹在胸势在必得劈甘蔗的样子,还有他炫酷的脚踏车技…… 若干年后,侧面问了几个儿时的伙伴、83年"严打"运动的办案人员,方才得知一点至今仍为他们讳莫如深的内部消息:即便以现时的刑法来看,"老跷"也的确是有罪的,"容留妇女卖淫",但罪不至死。</p><p class="ql-block">  因而,"老跷"是至死不服的,且在刑场上并非一枪毙命。</p><p class="ql-block">  "老跷本来不会死,严打前曾准备送劳教,因为腿有残疾,劳教农场不收。等到83年严打运动来了,因为名气实在太大,上面又有任务指标,便按照从重从快,一网打尽,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的精神,以及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的原则判了死刑,实际罪不当死。"有知情人士说。</p><p class="ql-block">  "老跷可谓一代金华人的记忆。老跷的命运引人深思。"</p><p class="ql-block">  关于1983年"严打"的利弊得失,坊间和司法界一直有争论,是非功过将有后人评说。我一直也想知道置"老跷"于死地的原因。</p><p class="ql-block">  "活该他倒霉。运动中,风头上,名气大,这些正好都被他赶上了!"</p><p class="ql-block">  这种说法显然是牵强的。赶上了运动和风头固然是他的晦气,但如果他不是出生在那样一个卑微贫寒的家庭,如果不是因为身体残疾,连劳教的资格都没有,如果有机会念书,哪怕是小学毕业, 如果成人后能有一份像样的工作,如果不是当时所谓的从重从快……他会走到这一步吗 ?</p><p class="ql-block"> 唉,"老跷"!</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