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成大林老师指出,长城及长城文化目前无明确定义,《长城保护条例》中无明确保护对象,都是举例说明。《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手册》中规定长城作业要素为长城主体沿线两侧各1公里的带状范围。<h3> 长城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长城文化源于军事,逐渐牵扯民族、宗教、艺术、文俗、政治等方面。各界、各民族对长城文化有不同的界定,国外学者则认为早期长城就是国界。他认为,长城文化应具有其独特的特征和范围,对《丛书》应起到纲领性作用。</h3></h3>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 "><b><font color="#ff8a00">图片提供刘宏德,编排刘海</font></b></h1> <h3>神木摄影家协会、民间摄影家协会刘宏德同中国文物学会长城研究委员会会长成大林合影</h3> <h3>蔡向升同中国文物学会长城研究委员会会长成大林合影</h3> <h3> 中华民族是个近代词,古代没有“中华民族”的概念。他提出,长城是民族、宗教、政党间分裂与融合的历史见证者、承载者。如今形成统一、团结、和谐的局面是用血与汗换来的,来之不易,需要珍惜。民族融合要强调相互融合,而不是哪一个民族融合其他民族。<h3> 讲民族文化要杜绝大汉主义和民族歧视,观点要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否则,只从民族问题上去解读长城,容易出现偏差。现代国家与“古代是两个概念,民族主义已与血统无关,演化成为一种文化现象。</h3><h3><br></h3></h3> <h3> 成大林老师强调,本工作既要为现今政治服务,也要保持观点的客观中立,避免宣传口径。针对长城的现实价值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h3> 一是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长城在世界文化当中的价值也是近些年的事。最早是由英国的探险家,考古学家马尔克·奥利尔·斯坦因等人于1900年至1908年间,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发掘出大量汉简后才逐渐引起中国的重视。后又因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过程中看到了长城,并和包括莫里哀在内的一些国外记者对长城进行了一系列的拍摄,才得以让长城被世界所认识。另外,在1979年,成大林老师参与的一次烽火台发掘,出土了1300多只汉简,3000多件文物。这些文物中无论是孩子的玩具、当时人们生活用的日用品,还是穿着的服饰,从形制、样式和材质等方面看,都深受西方文化影响。</h3><h3> 二是长城对农耕民族的生产条件起保护稳定作用。通过对长城的疆域划定,一些游牧民族改变了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固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农耕作业,同时保护了农耕民族的基本生活方式。</h3><h3> 三是长城关隘起到规范贸易,减少因生存资源抢夺引发战争的作用。</h3><h3> 当然,对于长城的评价众说纷纭。国外媒体认为长城的建造导致了很多建造者的死亡,没有实质性功能,最终也没有发挥统治阶级想要发挥的作用,称其为“愚蠢的伟大产物”。</h3></h3> <h3> 长城的保护和利用存在矛盾。东西方文物保护理念和方式存在差异,西方以最小干预为主,东方以续期修缮为主。西方历史遗存多为石筑材料,不去干预、不去重修可以长时间保存,而东方多为砖、石、木质结构,基本上古建筑的保护都是重修。<h3></h3><h3> 要根据长城的建材,结合东、西方的保护方式,进行可逆性修葺。尽量最小干预,运用新技术、新手段修缮,可以有一部分自生自灭。例如,山东省曾有一段长城遗址,因保存不善和建造时间过于久远,现距离地表高度已不足5公分,而且早已被当作路基使用。如果保护起来,不但耗费成本极高,而且将影响人民百姓的通行、占地等实际利益。像这种情况就建议其自生自灭,不能全部保护起来。</h3><h3></h3><h3> 长城的保护不仅要保护墙体,还要对长城内外保护区内的景观进行保护。金山岭长城的保护是个正面的例子,由于百姓土地被征用,多数百姓沿街贩卖画册,影响了景区的整体环境。后来成大林老师建议搞农家院旅游景点,并将沿街叫卖的百姓统一规范到新建店铺中,既解决了百姓与长城管理处的矛盾,又有效地处理了文物保护和当地百姓的利益关系。但开发旅游景点也要建立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之上,要将客流量、交通条件等各种要素综合考虑。</h3></h3> <h3>另外,东西方审美不同不利于文物保护。西方审美往往倾向于呈现文物原始的、自然的风貌,而东方审美更加注重建筑恢宏大气、富丽堂皇的风格。由于审美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东西方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差异,保护难度较大。</h3> <h3>刘宏德摄影编辑</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