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

余风

慈父

先考纪略

（2017．12．9）

先考讳平仁，1936年5月3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2017年8月5日9：05因突发心梗，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二岁。

1940年，因先祖讳绍俊病重，举家归国。先祖治病未果辞世。先父兄妹三人仰先祖母（林氏讳月英）艰难度日。后入村塾任杂工，半工半读。

1949年12月与工友相邀参军，参与龙岩剿匪战事。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因未满十八岁，未能走上朝鲜前线，即退伍，入龙岩师范就读。

1958年师范毕业，至东兴小学任教，后转县教师进修学校小教处仼职，旋往溪连小学兼任教导。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与筹办农中。1964年参加社教（上杭白沙，南安等地）。社教结束先后在苏坂、白沙工作。1972至1978年在适中中学任教导主任，1978年至1981年仼白沙中学副校长主持工作，1981至1983年调任红坊中学副校长主持工作，1983年至96年在西陂中学工作至退休，任西陂中学（今龙岩八中）副校长、调研员，1996年退休。

先父一生，光明磊落，克己奉公，长期坚守农村中学教育第一线，凡所仼职之所，无不身先士卒，所任学科，以语文为主，其余诸如数学、政治、历史、美术等，均曾因教师奇缺而自任。担任学校领导，从未脱离一线，一贯重视教育教学质量，团结全体教师，群策群力，凡新到一处，皆深入调研，抓准落后之因，制定补正之策，一扭颓局，一振校风，为农村中学的发展进步贡献良多，广受赞誉。

先父从教，敬业创新。困难年代，自行油印试卷、练习乃常态，刻笔、钢板、油印刷子乃常备，先父刻字极为端庄工整，亦以有限之条件，创新而作。曾编撰油印文言文注译笔记，黑蓝红色交注，大中小字编排，精致美观实用，备受珍爱。仼职白沙中学，时电化教育方兴，先父孜孜钻研，利用全校仅有之幻灯机，创制了动画播映，此举荣膺省厅表彰之＂电化教育先进个人＂。先父性格宽和，言多诙谐，曾代课数学，以牛辕喻根号（√￣），深入浅出，极其形象，深受学生欢迎；参加社教，与乡民谈国事，以浅喻深，以俚俗言大道，同事赞曰"仙巧"（龙岩方言，幽默之意）。

先父从教，师德懿范。视学生如子，非但教之文化，且关心生活，关注道德教化。以故多有学生，亦视之如父。师兄郑流健、陈业开、罗炳坤、邓益敏等，与余兄弟情如手足。先父于适中中学仼职，因学校条件差，多有学生患疥疮，先父亲为土方治疗。学生大多贫困，先父多予以资助。郑流健之父乃老革命，"文革"期间受冤惨故，"文革"后，先父于时力助，俾成才而已；陈业开，高考时逢农村改革，家中缺劳力，弟、妹多，几难与考，先父乃前往说服其双亲，亦得有成；邓益敏，余初中同学，酷爱美术，跟从父亲承启，自白沙中学而至红坊中学，终成正果。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先父极重文化养护。1988年前后，曾主持本乡西陂乡之民间文学集编纂，搜集、撰稿、油印，一力完成。时余弱冠，略可襄助，先父之严谨行事，历历在目，耿耿于心，至今难忘。本村乡里之春联，亦多由先父为之。因先父乃＂先生＂，邻里之新儿取名、钉碗书筐、协议契约，往往请教先父。凡红白之事，先父亦乐于相助。所精制之"龙凤双喜"，更多为亲友乡邻借用，视若大吉至宝。后本氏重修族谱、祠堂，先父为十理事之长者，乐费时日，数载乃成。

先父极重家教，然因多任教乡镇，吾兄弟之幼年，多依家母与先祖母。彼时最乐者，父归也。父归即有＂手信＂（龙岩方言，见面礼），书籍之外，更有＂美食＂如＂耳朵饼＂者，可一饱肌肠也。＂要读书＂，先父予吾兄弟之朴实家风也。余兄弟三人，往往"抢书读"，如《林海雪原》《水浒传》《三国》等，以半时辰为约，轮流而读。故均学有所成，非无由也。此念亦广惠乡邻亲友，功德在斯。

先父大慧。幼时，天资聪颖，然因早孤，家境贫寒，无力求学，仅于村塾偷学知识，即已达高小毕业学力。入伍后，多为战友代写家书，教授文化。就读师范，不仅语文、数学精通，美术课亦多受业师褒奖，字画可观。尤其美术字可称翘楚，与印刷体相较，几可乱真。且精习二胡，长期为各类演出担任伴奏。退休后还参加宝泰老年乐队。余多得先父遗传，思之悲喜交织也。先父心灵手巧，承先祖母缝纫之技，善为服装设计及裁剪制作，阖家之衣裳，多为先父之作。最喜过年，必可得新衣。余兄弟均爱军装也。

先父大善，与人交，宁吃亏，不多占。时杉木为造屋制物之上选，虽国家管控甚严，蝇营狗苟者亦有他途可得。先父长期任教于农村，却无半尺入门——余老宅已历百年，破陋沧桑。先父慈爱，余兄弟绝少受惩；成年以后，多受惠泽，且泽及后辈。二弟、余之新屋，装修繁杂之事，均由父母鼎力而成。余之女昕仪为长孙女，二弟之子灏聪，自幼与祖父祖母相随，实乃大福也。

（2017．

祖母林月英。祖父去世后，凭一己孤弱之力拉扯大非亲生的二男一女，慈爱无边。

奶  奶

奶奶住在饭厅隔壁的一间屋子。屋子南窗对着小天井，但光线还是很暗淡。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因为爷爷患糖尿病，想要回国治疗，便举家从马来亚迁回。当时，父亲五岁，伯父七岁，姑姑才三岁。回国两年后，爷爷终于不治，撒手而去，丢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爷爷治病，花光了所有的钱，只有一架缝纫机，没有变卖。奶奶便靠这架缝纫机，为大户人家缝纫衣服，维持生计。家里还有几亩良田和山田，种菜种稻。良田有名，曰李子园；山田亦有名，曰"牛路溪"。

奶奶与父亲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们都十分敬重她。因奶奶没有生育，爷爷又娶一房，生下父亲兄妹三人。这个奶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因车祸亡故。

奶奶一个人，便支撑起整个家庭的担子。

父亲说，以前，每逢过年，孩子们回外婆家做客，那些亲戚的孩子便会囔囔着：小洋（家乡村名）乞丐来啦，小洋乞丐来啦！

奶奶性情敦厚，十分善良，所以，在解放前，常常被邻里欺侮。

但即使如此，奶奶对孩子的管教还是十分严格的。有一回，快过年了，为了爱漂亮，父亲和伯父瞒着奶奶，用挑煤炭赚来的工钱，去剃了一个洋头（学生头），很时髦，很光鲜；没曾想，奶奶看到了，还是拿起剃刀，又把哥俩的头给刮光了！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去理发店剃洋头了。

最不容易的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奶奶竟然培养出了两个中专生。

1949，父亲才读了初小，但因为家穷，没钱交"学米"，就辍学，在本村小学堂打杂工，负责煮饭、卫生等杂事。学堂的工友们年长，就邀父亲一起去参军。父亲参军的时候，才十四岁，但个子高挑，也就入伍了，叫"自动入伍"。三年后，剿匪任务基本结束，进入土改。转业时，因年龄不满十八岁，不能保送到陆军学校读书，就到龙岩师范学校读书，读初师。读了三年，升入普师，又读三年。

父亲去读书的时候，伯父还在为人帮工。父亲不在家，家里所有的体力活当然都由伯父承担下来，劳累之余，便对奶奶发牢骚。有一回，奶奶叫伯父挑肥到山田去浇番薯，也许因为太累了，伯父竟然故意把担子扔进山下的溪水里。奶奶就说，想不累，你也就像老二一样去读书嘛！于是，伯父就以十八岁的年龄，进入村小学读书，做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孩子王。经过一年努力，获得小学毕业证书，考入龙岩一中。为了考中专，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做数学，废寝"不"食，纸张用完了，就把瓦片揭下来继续演算。最后终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省机电学校。当时，全地区只有两个学生考上这个学校。

我考上大学，对奶奶来说，是最高兴的事情。按照乡间传统，有喜事都要跟同大队（人民公社时期的称呼，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的邻里分花生糖果。奶奶就在饭厅，和母亲一起，把花生糖果分作一小包一小包，给大家送去。

奶奶是在1992年去世的。奶奶在世的最后几年，母亲为了方便照顾她的生活起居，特地搬回老家住，而我们兄弟则和父亲一起，住在学校刚分配的一套房子里。

奶奶老了，总是坐在饭厅门外，看着大门。

我在想，奶奶最大的遗憾，就是伯父。伯父从毕业分配到外省工作之后，一直没有回家。直到奶奶七十大寿的时候回来一次。那时，堂哥也被伯父寄在龙岩读初三。

（2010．2．27）

1941年全家福。祖父、祖母和父亲三兄妹合影，前排左一是父亲，时年5岁。

1959年全家福。后排左起为父亲平仁、伯父平仙，前排左起为姑母雪梅和祖母。

与战友合影。前右为父亲

父亲留影。

全家福。前排左起：飏、凯、飙、祖母、梅姑母、张红晶。后排左起：张彦、父亲、姑父张云骏、雪梅姑母、母亲苏群荣、张晶晶。

祖母七十一大寿合家留念。

二排左起：彩珠姑母、外婆玉兰、祖母、张嬷（彩珠姑母的婆婆）、西桥表叔母、梅姑母、伯母。

三排左起：雪梅姑母、莲表姐、母亲、翁琦敏义姐、伯父、父亲、姑父张云骏、西桥表叔、张彦表哥、建昆堂哥、飙。

前排左起：凯、苏晓斌、飏、建华堂弟、红晶、张淑莹、张淑红姐妹。

父母亲结婚照。

父母亲在厦门。

父母亲与飏。

连城湿地公园（2013.10.6）

在二中教学楼下（2014.4.12）

我的回忆录

（根据父亲口述记录）

我们家原住在大洋徐字楼，后大楼因失火被毁（详见《徐氏族谱》），搬到小洋（地名传说：大池、小池有条鲤鱼在那里修炼，成精后去跳龙门，出大海到大洋、小洋）。祖父徐贵（桂）林生了三男（长子绍家、字子耕；次子绍俊，字子才；三子绍渠，字子成）、二女（四口井姑姑，无后；大条围团仔姑姑，孙郭欣祥从上海亲戚过继过来）；西桥妗婆生了二女：林月英、林柏村（二哉），因她们双亲早殁，由其伯母收养。其伯母之孙林仁和（表兄）、林志茂等三个表侄跟我有来往。父亲娶表妹林月英（大姑）为妻，她因患妇科病不育。伯父在"传宗接代"思想指导下，劝父亲纳妾，于是娶北门翁祖荣之养女翁秀琼为妾。（翁秀琼之生母后改嫁西山羊古墩林荆伍）。翁秀琼生了二男（平仙、平仁）一女（雪梅）。

父亲因患糖尿病久治不愈（当时胰岛素还没有发明），病情越发严重，伯父看到这种情况，力劝我们全家回国。回国的第二年，一九四一年，父亲逝世！当时他才42岁。当时正值日寇侵占亚洲各国，我们与伯父断了通信往来，更谈不上资助我们。生母平时为乡人制衣，农忙时全家忙干农活，生活十分艰难。

生母当时才28岁，入赘国民党驻小洋部队的排长肖振山（河南人），望能协助维持家庭生活，当时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因部队调防，生母跟肖振山带孩子往福州方向去，不幸在龙岩吊钟岩翻车，全家无一幸存。

当工友

龙岩解放前夕，初级农校（初农）设在小洋洋头阿赞、三哉厝。林成寿当校长，其弟林景当庶务长，他经常下乡买菜，跟养母较熟悉，于是养母托他为我找"工作"，我就被介绍到该校敲钟。因当时我年纪还小，经常睡过头，不能准时去敲钟，就改为帮食堂洗碗、扫地，来换得三餐饭。大哥到黄竹坑珠仔兜当长工。

为了让学生准时用餐，我在家里住，早上天蒙蒙亮就得起床赶到食堂，是全村最早起床的一个。离家不远，只见过水窄田沟里有一条粗大的黑家伙躺在那里，起初我以为是蛇，不敢直直走过去。于是就绕到它背后观察，看到它身上有"人"字纹，嘴又不吐舌，再走近些仔细一看，原来是鳗鱼！我三步并作两步，飞快跑回家叫醒家人。大哥一听，飞快跑到那里：不错，是大鳗鱼！于是我们拿来耘田耙、锄头、"铁扎"，养母和妹妹拿来箩筐。我们看过鳗鱼，但没抓过。因它很大条，身子又很滑，很难抓到路上装筐。我和哥哥拿工具拼命打它，妈妈拿来草纸铺在它身上，然后三四个人一起动手，把它弄到路上装进大箩筐里。这时天亮了，早起的乡人围观着，纷纷说："大姑仔这下发财了！"

的确！一个鳗鱼头就卖了五块银元！若没有把它打死，是活的，就可以卖更多钱！三十多斤（十八两老称）卖了好多钱。我们还了一部分债，添了新衣，买了一些米，真是高兴极了！

参军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龙岩解放了！

解放后，首先要进行土地改革。因土匪恶霸存在，土改难以进行。于是成立了县大队、区中队扩充地方武装。初农的工友纷纷自动报名参军。由于当时接收兵源不受年龄、文化程度限制，只要是男的，又自愿参加，就可以了。我当时虚龄才十四岁，怕不肯收；接收的人看到我个头高，就接收了我。

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剿匪反霸、宣传土改政策，划分阶级成分，进行土地分配。我们白天习武训练，晚上演戏（自编自演）。得到匪情后，晚上到路上打伏击。有一天，教导队（文化教员组成）的三个人经过我们驻地，没交代何时要经过这里。伏击地点没有掩体，只有在路上等土匪。站在前面的吴礼林（江山铜钵人）口令一出，对方立即射击，吴应声倒地牺牲。

我们的战士大部分是文盲，我读过小学，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文化程度，会看简谱，抄歌、教歌就成了我的任务。我还帮文盲战士写家书。演戏化装很简单，身穿军装，头扎白毛巾，用红粉往脸上一抹就可以上台演戏了。白天练武，主要是队列训练、瞄准射击等。当时的生活待遇是供给制，每月发三个白银，以供理发、抽烟。每当我把三元白银交给母亲时，她就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老二会赚钱了！"

刚入伍时是穿从国民党军队缴来的黄军装，三个月后才穿上列宁装。我穿上既长又大的军装，误了大事：发饷时，我把三个白银连同衣服塞进裤袋里，一走路，衣服连同白银从裤袋掉出来，我哭了好久。

剿灭卢契海

又一次，过年的时候，适中仁和村的土匪头卢契海下山与姘头幽会。得到情报，我们就开始行动。

我们包围了方形土楼。卢契海只好将大门关起来，跑到楼上（该楼只有二层）。当时，我们把大楼团团围住，门窗都布置了火力点。楼内群众吓得不敢探头。于是我们向楼内喊话："楼内所有人，举双手出来！"大楼内除了卢契海和姘头外，全部撤出了大楼。之后，我和洪仁柳、"迈二狗"三人负责向大楼二楼的窗户打"排枪"（即三人一枪接一枪地射击）。由于我们三个人年纪比较小，只把实弹射击当做过年放鞭炮，高兴极了，并没有考虑安全与否。区中队长发现后，命令我们到楼对面厕所，枪架在矮土墙上打排枪。是的，如果当时土匪从楼窗上丢一个手榴弹下来，我们三个人肯定就非死即伤。半夜过后，土匪的姘头在连接大楼的平房上吊自杀。

天快亮了，我们三个小鬼撤出厕所，到大楼边的小山坡上负责监视。总攻开始了：我们攻楼的战士向每个房间丢手榴弹，机枪向房内扫射。不到半个小时，战斗结束。清理房间时，只见卢契海打赤膊、穿短内裤坐在半楼顶棚，用驳壳枪向房外开枪还击，但无济于事，身上被打得鲜血淋漓，留下弹孔不计其数。由于情报不实，以为楼内有很多土匪，所以付出的代价是大的。好在我们没人负伤，更没有人牺牲，说来也值得。"树倒猢狲散"，此后，很多土匪纷纷下山投降，为土改铺平了道路。

叔叔过番

电视剧《闯关东》、《走西口》和《过南洋》是旧社会人们为了求生存、谋出路的历史写照。我父亲三兄弟过番就是个例子。

伯父先在厦门大同路做生意，由于生活不景气，生意做不下去，就到马来西亚槟城经营小商铺。长兄为父，伯父先带我父亲过番，后来听说叔叔在家参加了红军，当了村苏维埃主席，遭到魏厝"鸟不宿"的迫害，要杀他。于是叫父亲写信回小洋，假称"大哥病危"，叫他过番看看大哥。叔叔在姨父徐荣周护送下去过番。走到永福垅车，被红军游击队拦住，说是国民党侦探。后来姨父说明是送亲戚"过番"，游击队的人说回去找保释人，否则会再抓你。于是姨父找当时地下党的徐秀环写信送去垅车，才免于被抓。在当时复杂的社会变革背景下，姨父也过了番，到1952年回国，又生了二男（洪贵、洪金）和二女。

到中学任教

1959年因我在东兴小学任教，该校设在东新村后山坪，所以我对东新、社兴两村很熟悉。后来要在东新村筹办"龙岩八中"，于是让我协助选校址。八中办起来了，我就被调到该校任教。1960年，该校因"困难时期"停办了。我被调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小教组工作。那时各单位要派"四清工作队"下乡，我被调去上杭、南安当"工作队"。

"文革"开始了，我随工作队会龙岩接待"红卫兵"。后来回本单位参加"文革"，成立"教育兵"战斗队。当时龙岩分两派：新字派（以烈属后代、拥护老区干部的人为主）、红字派（以风动厂工人、当地驻军为主）。两派进行"武斗"，死了一些人。红字派在驻军的参加下，因为有武器，"胜利"了；新字派的人被抓、被打、被关、被斗，派性大发作，直至"大联合"了，一些出身贫下中农的人被"联合"了，强迫他们继续反"走资派"。到了"四人帮"被揪出来后，老干部才先后一一"解放"。红卫兵毕竟是一批"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中学生和其他青年小伙子，他们生活阅历欠缺，火气旺，好冲动。他们曾被搞过"肃反""政审"的老干部"作弄"过：这些老干部说手头有很多"材料"，可供反走资派，于是他们暂时获得"自由"。红卫兵们为外调，可坐火车、飞机、轮船到处玩，何乐不为？他们一次一次"外调"，一次一次空手而归。直到"四人帮"被打倒，"走资派"陆续"解放"，也被重新安排了工作。有的还官复原职。

1972年2月至1978年1月，我被调任适中中学教导主任。陈恒任校长。那时没有教材，把《毛主席语录》当教材。师生都要学《毛泽东选集（1-4卷）》，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吃饭前，右手拿着《毛主席语录》，念完几段后才吃饭，以表达对毛泽东的"忠"；课余时间要跳"忠字舞"……简直把他当神来供奉，谁敢反对，就"砸烂你的狗头"！学校要组织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节目到各个大队演出。直到打倒"四人帮"才又有了教材，恢复高考制度，停了三年学习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才纷纷复习功课参加高考。学生陈业开很用功读书，我鼓励他参加高考。那时我下乡中心大队，住在队部，房让他住，复习资料让他看，结果他考上中专，工作至今。

1978年2月至1981年8月，我被调到白沙中学任教，任副校长兼副书记主持工作。

我在白沙中学时开展"幻灯教学"，结合教材内容，自编自绘幻灯片，还到省教育厅"表演"，得到省厅颁发的奖状。因开展幻灯教学很费电，又不是每个教师都会自制幻灯片，所以以后也失败了。地区教育局领导区旦说开展幻灯教学只是方向，实际办不到，我虽得到省级奖励，但地区教育局不表扬我。因条件不具备，幻灯教学流产了。

1981年9月至1983年1月，我调任红坊中学副校长。期间还有一件事情：如何对待"落后"教师与积极教师？

英语教师张蔚宁听人说我是"小学校长"，没学过英语，要"考"我。有一次，叫我听他的英语课，我欣然答应。课后叫我提评课意见。我说："你这堂英语课是失败的课！"他问为什么。我说："你没备课，是失败的课。因为一句英语没讲完就突然宣布下课！""你没学过英语，怎么知道英语没讲完？"他反驳道。我说："虽然我没学过英语，但懂得语言规律：一句话没讲完，突然停下，我是听得出来的，何况你还没布置课后作业，少了一个教学环节！"他只好连连点头，接收我的评课意见。以后对人说，校长毕竟是老教师，厉害！之后，他再也不敢作弄我了。

　　还有一位教数学的傅老师，是个负责任、希望学生成材的好老师。他教毕业班，布置作业太多，加重了学生负担。这样的老师怎能批评呢？于是我把他布置的舞蹈平面几何题工工整整地做了：不但字写得工整，图形也画的详细、标准。我不正面评论他的课，就拿"作业"给他看。他说，你字写得工整图形画的标准，用了多少时间？"足足半天！"我答道。他说了声"再见"，马上赶到班里，减少了三道作业题。这无声的评课，效果甚佳。从此以后，老师们对我更尊重了。

　　我对工作较讲原则，讲实事求是。当时省厅职教办的领导到我校要求办"职教办"。我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困难：一无师资，二无设备，三无经费，不具备办职教班的条件。我说了三次办职教班的例子。大跃进时，办职业教育失败了，派学生学理发、学缝纫、学烹饪，等等，都失败了；第二次，要初中校办职业教育，附设"缝衣班""电工班"……后来因不具备办班条件而以失败告终。后在西陂中学办"职高"同样失败了——这是后话。省教育厅的领导很不满意，差一点要撤我的职。红坊中学总务处主任陈益伟是本地人，他多次向我提出，有人要租校办工厂厂址。我说如果要复办校办工厂，那就没有地方了，不同意把校办工厂厂址租借给别人，而保留了厂址。

1983年2月，我被调到西陂中学任教。祁宗恩任校长，我任副校长。这期间，历史教师凌XX，其父亲在永福租地种花，花卖不出去，出租土地的人要收回地，于是他要学校买下这批花，我反对，得罪了他。在评职称时，他伙同章XX（物理教师）在评议会小组里把我评为"中学一级"，后众人不依，但最终还是认定为"中教一级"。地理教师陈X，是其中考试的学科主考，试卷都在他手上，他迟到了半个小时才到校。监考老师纷纷向我反映，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他对我很有意见。后来去了澳大利亚，至今未归。

在工作中，我较讲原则。对教学不负责任，体罚学生等，我都敢于批评。例如沈XX儿子沈XX，在我校当音乐老师，天天教一首歌，学生厌倦了，课堂纪律很乱，他用黑板擦砸向那个不认真的学生，刚好丢到眼睛上，结果经医治，视力下降到0.2，家长意见很大，反映到我这里，沈XX被我大批评了一顿。

学校要建"六角形"教授，承包给西陂建筑队，主管建筑队的人说分管后勤的林XX副校长精通业务，行贿很难。于是祁宗恩把分管教学的我与林XX对调，并且不让我参加建教室的会议，不让我看合同，工程结束也不让我参加结算会，到底有关人员特别是章XX（物理教师，郭XX的同学，停课专职协助建教室）等人有没有违反纪律，不得而知。

张XX的弟弟张XX争取入党，为了表现他的语文教学成果，评比时把学生考试成绩个个加上10分，冠年段第一。结果大受我批评，一时入不了党。后离开学校，从政去了。

1991年8月，因年龄到了，我从西陂中学副校长的位置上退二线，担任西陂中学副科级调研员。

1996年8月，我退休了。

关于病

我一辈子患了不少病。

五岁以前在南洋，患上烂脚病。据母亲说，我小时候烂脚，要买整打整打的小袜子叫医院浸药水穿，指导回国时才完全治好。父亲病逝后，要下水田帮妈妈干农活，由于水田中蚂蝗多，脚又被咬烂了。参军前生疥疮。参军后，部队里帮我治好这两种皮肤病。现在，右脚还留有明显的伤疤。解放前，家里穷，只好到农科所帮助拔草，又发现手脚肿痛，诊断为"日晒皮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根治。且遗传给长子徐飙，长孙女昕仪。

在西陂中学任教时，发现患糖尿病，久治不愈，现在还在吃药治疗。

我一辈子，生过三次比较大的病。

第一次发生在解放前。旧社会卫生条件差，很多人患疥疮。我由此也患此病。养母听说硫磺能治病，就买来硫磺粉，包在糍粑里让我吞服。因她不慎，把硫磺粉与猪药（一种黄色的药粉，内含断肠草，可为猪除虫长膘的药）混在一起放，无意中让我吃下猪药，使我昏迷不醒。她把我背到西门肖宏汉处就医。经化验得知吃错了药，输氧急救后脱险。

第二次，在西陂中学。当时，养母年迈多病，妻子苏群荣陪她住在小洋老家，照顾她；我则和三个孩子住在西陂中学的教工宿舍，每天为孩子们煮饭，打理生活。有一天，天快亮时，我起床看看炉火（那时烧煤）旺不旺，一打开火炉盖子，被硫磺煤气（一氧化碳）熏倒，昏迷不醒。老大发现我没叫他们起床，到我卧室一看，我横倒在床，口吐白沫，呼唤不醒，急忙叫来刘信芝、陈贵生等老师，把我送到县医院抢救，老兰姨母看到老大徐飙在医院，问明情况，立即到西安小学吧我爱人苏群荣叫来。此时，我已经苏醒没事了。第三次，在2013年春节前后。因脑供血不足，头晕、呕吐，经多次反复住院，才痊愈。现在还留下后遗症，耳背，眼花，不大会走。

妻 子

1966年1月17日结婚。生有三个儿子：飙、飏、颽。

妻子是个贤妻良母。我的养母是农业户，土地承包后，要耕一份田，一年又要交一头猪。农活、养猪、料理家务，管教三个"和尚"（龙岩人对儿子的戏称），因我长期在农村中学任教，这些事情都要靠妻子一双手。妻子在西安小学任教，担任段长、班主任，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很忙；孩子还小，我又在外，养母的一口农田，没有劳力，忙不过来，就要跟同生产队的邻里换工。农忙时节，妻子跟他们换工，晒得跟芋仔杆一样黑，又瘦，真让人心疼！

那时，我们除了要赡养老人、养育孩子之外，还要照顾岳父岳母。每个月的工资就七八十块，入不敷出。我大哥平仙自从读省商校以后，就没有回来，长期不在家，家族的、亲戚朋友的红白喜事，都要靠我们承担，真的是十分困窘。为了贴补家用，妻子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起早贪黑，出汗出力，贴补家用。分田到户后，养母的一口田，还有一些自留地，都要种菜、种番薯；不仅如此，我们在山上开荒中番薯、木薯，在河边开辟地块种植蔬菜，种植绿竹，这些活儿都是以她为主。除了这些农活之外，我们还自己养鸡鸭，养兔子。我只有等到星期天回家或放假时，才有空帮一点忙。要中蔬菜，还要围篱笆。没有篱笆，妻子就随邻里一起上山砍。一担篱笆，少说也要一两百斤重。

三个孩子逐渐长大，才帮他们的母亲分担一点担子。三个孩子也不错，都很愿意帮助大人分忧。所以，虽然是城市户口，不是农业户，但他们对农活并不陌生，比如挖地、整菜畦、挑粪尿、插秧割稻什么的，都不陌生，都会来一手。

做煤炭也是一件苦差事。以前我们都烧煤。没从哪里来？买。买来的是原煤，托朋友张淑霞的老公买。他是开"日本（卡）车"的，给公家运煤时，帮我们捎带一点。煤炭从车上卸下来，就要用人力板车拉到老家，妻子就和三个孩子一起去拉。原煤不是碳粉，就要用锄头把大块的敲碎，再用筛子筛过；还要从山上挖些黄土来调和。这些活，都是重体力活！之后，就是用煤模子"印"煤炭，印成蜂窝煤。然后还要晒，晒干了还要搬进储藏间存放。一批煤炭从拉货到加工完毕，都要好几天时间。

所以，乡里邻居都说，群荣是最像农民的"先生"，也是最像"先生"的农民！

妻子是小学老师，三个孩子的成长，她功不可没。除了老大徐飙初一初二两年跟我在白沙中学读书，其他都是由她一个人管教、培养。我也只有在调回西陂中学之后，才在孩子们的学习上多花些时间和精力。人家向公家买地盖房子，我们没有，因为没有闲钱，因为我们把钱用在孩子的读书上了。现在，最让我们夫妻欣慰的是，三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事业有成，不用我们操心！

除了自己的孩子，妻子还尽力帮助邻居解决孩子读书问题。那时，小洋小学的教学质量远远不如西安小学，于是很多邻居就托妻子把孩子寄到西安小学就读。同队的邻里对她都十分感激，每当看到群荣带着一群孩子去西安小学上学，就打趣地说："群荣老师又带着一群小鸡去上学了！"

妻子最让我感动的是对待老人的孝敬上。我的生母过世得早，我基本上可以说是养母林月英养大的，所以我对养母有很深的感情，心里面就是把她当做亲妈。养母很不容易，自从父亲过世后，养母和生母两个寡妇一起担起养育三个年幼孩子的重担。后来，生母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养育三个孩子，又改嫁；不久又因车祸过世。从此，我兄妹三人的生活，以及后来的读书，都是由养母一个妇道人家承担起来。正因如此，妻子对这个婆母特别孝敬，无微不至，在我们小洋传为佳话。1993年过世，养母以83岁高龄过世，此前的几年，年老体衰，生活起居，都是由妻子一人相伴照顾；她过世时，也是由妻子料理。她在世时最后看到的人，就是妻子群荣！记得养母75岁以后，牙齿掉了很多，咬不动水果，群荣就用汤匙把苹果刮下来给她吃，一口一口地喂。

我生病住院，也多亏了有群荣这样的贤妻良母。特别是患糖尿病以后，她对我的生活起居照顾的特别好，很注意饮食方面的调理。最近这次的住院，全部由她照顾；为了方便照顾，她也一起去住院，入院体检，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她的毛病其实比我还多！

儿子们

三个儿子，让我们两老感到自豪。

"文革"时，我跑到红坊避难，群荣则住在岳母家待产。1968年1月16日，农历十二月十七，长子徐飙出生了，出生地是社兴卫生院。妻舅振旺跑到红坊报喜，并叫我为孩子取名。当时崇拜毛泽东，我就取毛主席诗词中"狂飙为我从天落"中的"飙"字为长子的名字。

老二出生于1971年4月23 日，也是出生在社兴卫生院。也是取毛主席诗词中字，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中的"飏"字。

老三出生，是比较凶险的一件事。1974年大年初一，老三出生在小洋老家。当时群荣已经 33岁，是高龄产妇，难产，大出血，差点危及性命！而我的养母没有生育，对生孩子之事很不懂，又怕又紧张，全没有主张。好在处理算是及时，有惊无险。老三取名"颽"，也是取风字旁的字。

过去为子女取名，一般都有排辈的做法。如我的父亲是"绍"字辈，叫绍俊，我的伯父叫绍家，我的叔父叫绍渠；而我的爷爷是"桂"字辈，叫贵林（桂林）。也有的人是以偏旁为排辈的做法。

尾声

我在八中时，1960年12月，由进修学校校长林振开和八中校长林作永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12年国庆苏坂乡故地重游（2012.10.3）

连城兰博园小憩。

连城小坐。

父 亲

我的父亲很帅气

1米73的个头，在那个年代的南方

就像一棵高高的苦楝树。

．

我们家乡的苦楝树、朴树什么的，都很平凡

他们大都站在四等小站的铁道旁，站成孩子们的风景

小时候没有玩具，父亲没那个闲钱，父亲们都没有

我们就发明了自己的快乐

．

苦楝树的果子像枣子，却太苦

苦楝树的叶子很稀疏，不遮阳

我们喜欢它的理由，就是可以练爬功

朴树深得我们的热爱，因为它的果子正好可以

做我们的子弹。我们自制的玩具枪装满了战斗片的梦想

．

父亲一点儿也不阔气

那时他是乡村中学的教导主任

每个月42块钱，日子就像冬天的太阳紧巴巴

却温暖。最喜欢父亲回家的周末

兄弟仨可以吃到父亲带回来的"手信"耳朵饼

耳朵饼一块7分钱，一人一块，我们嚼出了幸福的味道

．

父亲是个文弱书生

却让我们引以为豪

父亲教语文，也教数学，还教地理，还教政治

父亲会写最棒的美术字

父亲会拉最棒的二胡琴

父亲会用木头为我们做手枪

父亲还会给寄宿生治疗疥疮

父亲的很多学生都叫他爸爸

父亲的很多学生，现在还常常来看他

．

父亲就是一棵树

不只是苦楝树，还是老桑树

家乡老屋的那棵老桑树

红红的桑葚果，绿绿的柔桑叶

白胖胖的蚕宝宝，黄灿灿的蚕茧子

春夏秋冬，老桑树总在用这些色彩

编织我们的梦

．

父亲出生在南洋

父亲三岁的时候，爷爷迫于疾病，拖家带口

漂洋过海回到故乡。五岁的父亲失去了父亲

孤儿寡母像那没有营养的苦楝树，在风雨中飘摇

．

十四岁的父亲据说很高，十四岁的父亲为了填饱肚子

和村小的工友报名参军，个子却还没有步枪高

剿匪之后是抗美援朝，年龄未满十八的父亲退伍进了师范学校

．

我终于理解了父亲的信条，知道父亲为什么总是念叨

为什么一辈子做"游击队"，还是无怨无悔

为什么关注祖国的进步，家乡的富饶

为什么对那些贪官污吏，切齿也不饶

为什么把每个字都写正，印刷般的线条

．

父亲很老了，古稀已过的父亲

把孙女的奖状看了又看

把孙子的红花贴了又贴

父亲很老了，身板不再硬挺的父亲

吃剩的饭菜总是不舍得倒掉

拒绝助听器为了耳根清净谁骂了也不知道

可是父亲真的不老，手巧的父亲

看到帮孙子做的手工画贴在幼儿园

也会乐得合不拢嘴

父亲真的好年青，为了和孙子争看电视

会把胡子翘得老高

．

父亲就是一棵老树

一棵苦楝树，一棵柿子树，一棵老桑树

反正都是一棵棵最美的树

站成了父亲的最美的身高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我的父亲，让我们自豪的何止是身高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我们的父亲，让我们羡慕的何止是才华

他们的岁月，他们的青春

在我们的眼里

永远都是山一样巍巍而立

永远都是水一样滚滚滔滔

．

2011-06-19

冠豸山下。

小洋老家大门口。

饭厅。

岩 圳

（根据父亲回忆整理）

岩圳，是龙岩小洋挖山洞，凿岩石，开隧道，做水圳得到的一个未编入字典的方言口语。

我的家乡小洋是一片干旱之地，要从别处引水进村，方可插秧种稻和种植蔬菜。因为这水，引发了不少故事：

为了水，不怕鬼

小洋先人为了水，从村的洋头山开一条渠，引牛路溪水进村灌溉。溪水本不大，流到洋尾，就更小了！为了平均分水，乡里人用花岗岩做了一个"分格水槽"安在圳里，水就定量流入各家的田。这个分水槽边有一个棺寮，里面安放做好的棺材，俗称"生柩"，遗体放进去，择日待葬。到夜晚谁也不敢到这个鬼地方来。但是，村里却有两个大胆的人为了水就三更半夜到这里，把均分的水槽堵起，专流进自己的田里。先到的人完成堵水后，心安理得地躺进生柩里休息。过了一会，他听到有脚步声传来，接着又听到挖泥堵水声。心想：也有不怕鬼的人到此跟我争水！后来者堵完水，走进棺寮，棕衣铺地，头枕锄柄睡在生柩下。睡在生柩的人，等了片刻，便把身体一动，生柩晃动起来，睡在生柩下的人有点怕了，但他强忍住自己恐慌的心情，不理他；又过一会，生柩内那人又晃动生柩。睡在下面那人就说："生柩里的神明啊，请不要作弄我，我明天买香、纸、粿肉来拜你。"

时下，安静了许久。柩下睡的人两眼朦胧刚要入睡，生柩又晃动起来！这时，睡在下面的人就说："我好言相告你不听，生柩内到底是人是鬼？你再捣乱，我就用锄头柄把整个生柩翻掉！"生柩里面睡的那个人怕棺被翻而受伤，说："是我是我，我下来，有事好商量，你千万别翻！"于是两人商量好，水由两个人平分。

接龙骨

到了枯水期，牛路溪水干涸了，迷信的人说，引水不成反而把山脊龙骨斩断了！怎么办？地理先生建议每个人口捐一个碗把龙骨接起来！每家每户虽捐了碗，但龙王爷还是不吐水！甭说种水稻，连蔬菜都种不起！

种"文莱"

年轻的朋友们，你懂什么是"文莱"吗？文莱，是东南亚的一个国名。旧社会，生活没有出路，北方人"走西口"、"闯关东"，南方人"下南洋"。我父亲三兄弟就是"下南洋"过番的。我们龙岩有一个过番到文莱国，那里盛产旱作物番薯。他回国探亲，引进它到龙岩。有人问："这叫什么？""叫文莱！"他是"番客"，由番邦引进的作物，人们又管它叫"番薯"。因它是土底下的块茎，人们又称它"地瓜"。

一唱雄鸡天下白，龙岩解放了。人民政府了解到小洋村干旱的历史，就决定在谢洋山开隧道，从龙门塔深潭引水到小洋。当时开隧道的工程由苏联专家指导，从苏联运来水泥，群策群力，终于在1950年打通了隧道，小洋的旱地终于成了水田，改变了长年干旱的历史。当年因做岩圳的村干部王兴隆有功，被评上全国劳模，由吴潮芳县长带队到北京开会，后参加了赴苏访问的中国农民代表团。到了莫斯科苏方用西餐宴请他们，王兴隆载誉回乡后向我们讲了一个笑话：我把刀叉一捅，烧鸡溜到盆外，要用手捧又怕出洋相，不捧太可惜了，真尴尬。怪哉！苏联的鸡死了还会跑！在场的人被逗得捧腹大笑！

小洋人感谢党和人民政府，感谢苏联老大哥！

上房，昕和灏。

老屋老事之"叔公、姨丈公过番"

（根据父亲回忆整理）

龙岩是革命老区，大革命失败后，龙岩这个偏僻的山城也受到了影响。因为有宗亲参加红军，我们宗族的祖屋被烧毁。我们部分宗亲才搬到现在的老屋。

民国十八年（1929年），叔公徐绍渠在小洋村当苏维埃主席，因斗争形势复杂而且严峻，魏厝的"杀社党"，绰号"鸟不宿"的地痞密谋杀害叔公。伯公在马来西亚槟城得知此情，就叫祖父徐绍俊发电报给叔公，假称伯公病危，叫叔公火速"过番"（旧时，龙岩人对到海外谋生的说法，华侨称为"番客"），见伯公一面，以此来保护。因为他知道，如果实话实说，叔公肯定是不会过番避难的。

得到电报，叔公把公事交代清楚，马上在姨丈公徐荣周的护送下，徒步前往漳平永福方向。到了"陇车"，他们被山上红军截住。因为当时的斗争形势极为复杂，交通、通信闭塞，他们被误解为国民党的探子。姨丈公矢口否认，并解释说自己是徐秀环（本地著名拳师，西陂乡条围村地下党员、老红军）的亲房，才得以保释。山上红军同意让他们走，但要求徐秀环三天内来信说明原因。于是，姨丈公必须回去找徐秀环，只能跟叔公分手。姨丈公回到条围村后，徐秀环给山上红军捎了信，一场误会总算是解除了。叔公只身一人去"过番"，但详情不得而知，总之后来就被伯公留在了槟城。

姨丈公送走叔公后，形势更加不妙。从党内分出去另立的所谓"社会民主党"，其残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事件也越来越频繁。姨丈公又是共产党员徐秀环保释过的人，因此很怕被"杀社党"所害，就决定"过番"避难与谋生。于是他也"过番"去了。 到了马来西亚槟城，就住在我祖父经营的"陶华店"，帮祖父做生意。直到有了能力，才自己另开小店，经营小生意，直至解放后（约1950年）才返乡务农。

解放后，徐秀环曾任龙岩县副县长。他与第一任福建省长魏金水是同乡。

在石锣石鼓湿地公园

在石锣石鼓湿地公园

在宝泰家楼顶

灏给爷爷敬酒

祖孙福

咱哥仨

昕灏萱

昕和萱

父亲七十一大寿全家福。

父亲八十一大寿全家福。

行将消逝的老屋

   （2013．11．9）

    老屋步入老年，以至于行将消逝，真的是一种遗憾，一种失落。

    老屋不是我们祖上建的，而是买的。

    上世纪二十年代，我们徐氏一族聚居大洋村，族人有参加红军的，因被围困祖屋，白军为逼降，放火烧房。红军战士被烧死，祖屋也烧毁。为解决居住问题，族人凑钱买下了现在的这座老屋。那时，一同搬到这所老屋的，共有四户二十来口族人。

    老屋原是一座富人的私塾，形制与普通民居略有不同，共三进，每进六间共18间房。中有天井、水斗坪，还有三个大厅。另有厢房、廊道等。房间大都偏小，是仅供学子读书的。现在，中厅的西墙上，还有一块黑板。东墙上，原有一个燕窝，每逢春天到来，就有新燕啄春泥，穿梭在田野和老屋的上空，那乳燕脆脆的鸣叫，声声入耳。

    因为是学堂，所以，老屋的大门也与众不同。大门面朝南，取坐北朝南之意。门框是大青石，高达2米以上。门坎也是大青石，约有一尺多高。两扇木门，厚达两寸，门面上，右边题有两个黑漆大字"加冠"，左边则题"进禄"，应是以读书谋取功名利禄之意。很有特色的，还有门环，铁制的门环，镂空取八卦造型，别有意味。

    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端着饭碗，在大门口吃。特别是夏天，南风送爽，连极为粗淡的饭菜，吃起来都感觉特别香甜。坐在青石门槛上吃饭，那时，简直就是享受。那时候，老屋四围基本上是农田，一到收获季节，大门口就特别热闹。大门口是一块晒谷坪，我们小孩子就负责看守，还可以顺便捕鸟。捕鸟工具最简便，一块筛子加一截木棍，还有一根长绳。我们埋伏在大门门槛边，一见小鸟进到"伏击圈"内，低头啄食，一拉绳子，就大获全胜！有的小鸟，特别是老麻雀，都很警惕，往往不马上啄食稻谷，而是先左右张望，待到确定没有危险才会"动嘴"。

    既是学堂，老屋最不一般的，就是墙面、门额上的一幅幅手绘山水、花鸟丹青。我读初二时，为了改善读书条件，父母亲就对紧靠大门右侧的一间房进行"装修"，扩大窗户。这间房靠天井的老窗旁，有一幅水墨菊花图，我爱不释手，不忍废弃，就小心翼翼地把那一块前面揭下来，想加以保护。没成想，第二天一早，就大惊失色那揭下来的画墙，已然化为齑粉了！

    走廊的门额上，都有手绘山水，古韵犹存，植入心底。

    我家做餐厅的一间房，在我读高二以后，就归我住，兼做餐厅。这间房的窗边，原来也有一幅画，是一只苍鹰雄踞大树之上，威风凛凛，俯视人间。因为我的数学成绩不好，父亲很着急，就用毛笔把高中阶段的所有数学公式，工工整整地抄在两大张白纸上，贴在我的床铺上方的天花板上，让我每天睡前睡后背。此后的整整一年多时间，我晚上必是伴着数学公式入梦，清早必是一睁眼就看到数学公式。到了高中毕业考，我的数学从不及格变成满分，父亲的这一招功不可没！

　　大概是八十年代初，我们兄弟几个渐渐长大，都上了中学，读书条件又需要改善些，才够用。父母又咬咬牙，买下了东厅小房间。这个房间，后来主要是三弟专用。

    大清早，阳光流泻下来，这老屋氤氲着古旧却温馨的气息。在这样的老屋里，我们兄弟读书上进，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曾记得，在三弟住的这个东厅小间，我还用毛笔抄录了一首古诗：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在大门边的那间书房，重新修葺后，最先是我和堂哥同住，后来又和二弟同住。堂哥学习不好，伯父就把他从昆明发配回老家，交给我父亲管教，复读初三。那时，我读初二，特别喜欢练习书法，就在房间南窗两边贴上自己写的一副联以自勉，就是诸葛亮句子：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后来，上大学之后，放假回家，我都住这间屋。

    老屋的天井，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天井很大，大概有三个房间模样。每逢下雨天，年幼的我们，都会在天井放纸船。后来，嫌纸船不会动，就自制小木船。说是木船，其实也就是一小片的木片，在木片的尾部，黏上一小块肥皂，肥皂分解，就成了小船前进的动力。过去的建筑，看起来很土，其实很科学的。我们这座老屋，从来就不积水，因为，那出水暗道设计十分合理，虽说曲折，却很畅通。

    天井的上方，是上、中两个厅和东西两个厢房廊道的屋顶。我很小时，就注意到我们的屋顶瓦片和别家不同，特别是那瓦当，竟然是浮雕，是鹿的造型。每过三五年，到旱季时，就要"松瓦片"，把那些被猫儿老鼠蹬乱的瓦片，收拾清楚，或补充完整。到了冬天，我们会把一碗"糖精水"放到屋顶去，第二天一早，就有自制的冰棒吃了虽然大冬天的，吃起来也是滋滋有味，还带热气呢！

    老屋大门外右边，是我们的水井。原先也是青石井沿，后来损毁了。1990年初，就重新清理、打深，用水泥重砌井沿，父亲用宋体字刻下了年份。这口井，也曾是我们年少时的最爱。龙津河上游建了造纸厂后，河水污染，我们游泳爱好受到了威胁，但还是禁不住要去游泳。一上岸，马上就直奔水井，打上水来，全身冲个干净，煞是痛快！

    老屋很老了。我们兄弟外出求学之后，就渐渐离开。后来，我工作了，和父亲、弟弟一起住在父亲单位的房子，只有到了周末，才回老屋看望奶奶和妈妈。奶奶快八十岁的时候，生了一场重病。父母接她到单位房子住，才一天，奶奶就闹着要回老屋住，因为不习惯，没伴。母亲就决定和奶奶一起搬回老屋。直到奶奶去世，都是母亲守在她老人家身边。

    奶奶去世后，因为怕老屋没人住容易倒，就便宜租出去。偶尔有空回去，会站在大门口看看。仿佛，童年的印象犹然清晰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