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永远的那些青葱岁月

小许

一. 引子

每当我看到我们这些在学生时期的照片，总有一种好似看见了那青李子未成熟的青涩感觉。

我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我刚刚开始懂事的时候起；我就记得，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必须的粮食，蔬菜，副食，以及布匹，鞋袜，锅碗瓢盆，等等，几乎任何物质都是需要凭票计划供应的。我们吃饭需要粮票，没有粮票，无论如何我们就只有饿肚子。有些经济状况稍好一点的人家，如果想给孩子买上一斤饼干，即使手中有一张饼干票，假如没有粮票，那也只能是痴心妄想。我们穿衣服需要布票，布票的稀缺，让我们几乎任何人都不会嫌弃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如果父母在安排给孩子做上一件新衣服时，那做出来的衣服一定是又长又大。这样，就可以让成长中的孩子能够穿上好几年。俗话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是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在童年时穿衣服最真实的写照。我们穿鞋子，需要鞋票才能买到，因此，很多人一年四季就只有仅仅一双鞋来穿，鞋底和鞋面上打上几个补丁，我们还是照常穿在脚上一点也不奇怪。为了节约鞋子，有很多的孩子在夏天通常都是以打赤脚为主。那些用于购物的票证，有些是人人都有份的，而有些票却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拥有。而更加让人难过的事情并不是因为没有票去购买物资，而是没有钱去把那些珍贵的票能够购买的东西买回来。为了能够尽一切可能让孩子们把肚子填饱，我们的父母往往还会卖掉一部分布票，把因此而获得的那几角钱，去补充一点点食物所需的必要的开支。

在那些苦难的生活进程中的同时，还有各种各样数不清的政治运动伴随在我们的成长路上。

当我们还是那朦朦胧胧，似懂非懂的幼稚年代时，我们又经历了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所产生的那些冲击人类灵魂的暴烈行为，以及他所激发出来的那种全体民众的感慨激昂的心态，在我那幼小的心灵中，从小就懂得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要谨慎言行的真正含义。

因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我们应该读中学的那几年的时间里，所有的学生都不再需要上学。所以，挂名68届初中毕业生的我们，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群小学毕业生而已。

　　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这种令人不安的状况一直持续着。整个社会就像一盘散沙。红五类的人们一个个的都是耀武扬威。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造反派组织。他们谁也不服谁。大家都认为自己才是最革命的造反派，凡是反对自己的就是敌人，就是反革命。这些问题在当时一天天的持续发酵升温。最后甚至逐步形成了打群架的武斗活动。慢慢的武斗的武器也由开始时期的梭镖木棍，逐渐变成后来的枪支弹药。城市的天空几乎天天都可以听见枪声。小孩子们的玩具也开始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子弹壳。这让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根本无所适从。从1966年至1968年，整整两年时间，我们没有书可读，没有事物让我们去学习，更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今后怎么办？

本来应该在1968年夏天就要初中毕业的我们，直到1968年的年底，我们才得到消息说；我们即将得到分配离开学校。同时需要分配的还有66、67这两届毕业生。他们比我们更早一两年就应该初中毕业，却不得不和我们一起滞留至今，这就是当年所谓的"老三届"。

那一天，我们在学校里得知；66和67两届毕业生分别有4个面向；就是面向工厂，面向学校，面向军队，面向农村。而作为1968届初中毕业生的我们则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面向农村"。全部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不需要任何人做我们的动员工作。

社会上到处都在敲锣打鼓的宣传着毛主席的那些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这些激动人心的宣传鼓动下，渴望着快点长大的我们，一个个慷慨激昂的纷纷回家去迁移户口。整理行装。从这时起到我们下放离家的那一天，一共也只有三，四天时间。

1969年1月13日上午，十几辆有蓬的解放牌大货车，拉着我们学校里几百个学生往衡山方向开去。一路上雨雪交加。异常寒冷。懵懵懂懂的我们，拥挤着站在车内。大家都在憧憬着从书本上看到的，那些已经更早去农村和边疆的，下放知青的那些浪漫而豪情万丈的故事。想起我们即将也会像他们那样的火热的生活！大家都忘记了雨雪寒冷，兴奋的一路上都在唱着当时最流行的.激昂的革命歌曲，而对于未知的前途连一点点具体的概念都没有。

从衡阳市到长江公社只有不到100公里地。但那个时候的交通道路设施太差。走完国道，后面还有十多公里泥泞的乡间土路，才能到达长江公社办事处的所在地；一个叫做"石桥铺"的小镇。汽车颠颠簸簸的走的很慢。我们到达石桥铺大约已经是下午1点多钟了。

石桥铺镇上的正街，是一条2米来宽，铺着青石板的，大约有100多米长的大路。路的两边有一些有木板墙的房子。每逢赶集的日子，那些木板墙板便会被取下来，那些房子就变成了一个个铺面。方圆十几公里的老乡都会到这里来赶集买卖自家的农副产品。长江公社办事处就处在这些铺面的中间。在后来的几年里，当我们开会学习，或是想与其他同学见面，或是需要购买生活必需品，我们就会来到这里赶集。而每次一定都会有所获。

所有的同学都很饿了。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到处去溜达溜达。发现公社食堂正在为我们炒菜做饭；有好几大箩筐已经切好的白菜。 只见师傅在那个巨大的锅内放了一调羹油，然后倒下一箩筐白菜。 翻炒几下以后，又倒进一箩筐白菜。 看得我们一个个目瞪口呆。由于一下子我们来了好几百个同学。食堂炒一锅白菜不够，还得继续再炒。但是我们这许多的人却把食堂围得水泄不通。公社干部只好临时把我们叫到礼堂去开会学习毛主席语录。

只见主席台上有人用我们第一次听到的衡山方言大声读到；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

只听得一群饥饿的男同学们在下面一齐大声喊道；"要豆豉蒸肉"。

我们所有的同学都笑的是前俯后仰，现场热闹极了。

当天下午，我们就分别被各个大队派来的人接走了。

我们离开公社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从公社到袁家冲有8里地。天上时不时下点小雨小雪，地上泥泞难行。我们跟随老乡一路跌跌撞撞走去。到达袁家冲已是天黑时分。并且被迅速分到各个生产队。

在老乡家里热腾腾的饭桌上，我们第一次感到了当地老乡的淳朴与热情。

三.我们十六岁

我们班一共五十来个同学，在1969年这一次就有三十好几个随学校一起，下放到衡山县长江公社插队落户。除了少数几个同学跟别的班同学在一起外，其余的我们大部分同学分成了三个大队；有5个男孩分在杨家园大队，分别是；新生.诚友.琰琰.阿志.建军。有十九个分在了袁家冲大队，其中包括我。还有5个女同学分在了观止窑大队，她们是玉华.筠筠.翠翠.阿平.顺妹。16岁时的我们，天真而又单纯。

我们分开以后大约有十多天以后。有一天，我们忽然听见老乡在讲观止窑大队女知青，大家笑得前俯后仰不亦乐乎。我们一打听，居然听到了这样一个，仅仅几天就传遍了全公社方圆二十多里的笑话。

5 个女同学，在下放后的第二天就开始自己开火做饭。生产队热情的帮她们买来了一块猪肉，当时还没到做饭时间，她们就把猪肉挂在墙上。肉的香味引来了几条狗，由于肉挂的比较高，它们够不着，于是，这些狗们便围着挂肉的墙脚转来转去不肯走。

当地的许多老乡一直在女知青的住地看热闹。想看看这些女孩子是怎么做事的。他们都以为；城市里来的学生妹子，在家一定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平时每家每户肯定都有保姆伺候着。看见这情况，有人就跟几个女孩说；"狗想吃你们的肉了"。阿平看了一下，开玩笑说："没关系，它又不会煮"。

这一下，当地的老乡一传十，十传百的争相奔告。几天以后，全公社都流传着一个这样的故事；狗偷走了女知青的猪肉，而女知青却说，"不用追，它不知道煮着吃，没关系"。

四.体验扒火车

我们来到袁家冲的第十天吧，这期间由于雨雪交加异常寒冷，我们还不用出工。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的我们，这段时间所有的同学天天都在一起玩。今天到这个队，明天又一起到那个队，互相走动串联。忽然间，这一群十多岁的男孩女孩竟长大了。从前在学校读书时，我们男女同学是互不讲话的。忽然间一下子大家就十分的亲近起来了。好像是突然身边没有了父母家人，同学就变得像亲人一般。而"家"那个地方，夜夜都在我们的梦中盘旋。

这一天不知是谁说的；"回家去"......! 顷刻之间，所有的同学全部拿起东西就走。

只记得一帮男同学带头打冲锋走在前面，女同学紧随着走在后面。用了不到两个小时，走完了从我们的下放住地到石湾对河的十六里地。对于从没有走过长路的孩子们，是乎一点问题也没有。又在湘江河边等来了渡河的木船，小小的木船在喘急的湘江河中行走，激动的我们根本忘记了第一次乘坐木船的怯意。

在石湾火车站，大家等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终于爬上了一列南下的装货列车。尽管顶着刺骨的寒风，我们这一群十几岁的孩子躲在呼啸的敞篷列车里。这种从来没有过的经历，从来没有过的兴奋。加上寒冷的天气，我只知道自己上下牙床在不断地互相冲击着嘚、嘚的响，我觉得我全身细胞都好像在瑟瑟发抖。看看其他的女孩子们，个个都和我一样差不多的哆嗦着。而那些男孩子们，这时候个个都开始有点像男子汉一样了。他们走前跑后。知道去帮助那些体弱的女孩子们了。

在我们下放农村后来的那些年里，由于我们自己并没有经济收入，所以，几乎所有的知青口袋里都没有几个钱。有些家庭条件稍好一点的同学，父母往往会每月按时寄给三.五块钱的零用钱。零用钱非常有限，而我却是比大多数同学的条件更差。因此那时期，我们每次从家回到衡山，或是从衡山再回家去。为了节约那一块钱的火车票钱，我们基本上都会早早地设法溜进火车站货站里面，等待着从那经过的装货列车。只要发现有货车一停站，我们就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上爬。我们这些下放知青把当时这种回家乘车的方式叫做"爬火车"。那些年里当我们需要时，我们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爬火车"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也不管那火车厢是装了煤块，或者是其他任何物资。不论是恐惧万分的顶着呼啸的狂风站在敞篷的货堆上面，还是瑟瑟发抖的躲在货物的空隙中间。在我们那单纯而幼稚的心底深处，总是怀着一股强烈的思家愿望和期待去"爬火车"。我们顾不得在呼啸着前进的敞篷货车箱里，为了不被摔倒而紧紧地抓住任何可以抓手的物件，也不在乎满身满脸的黑色煤灰，因为，前方目的地有着我们那朦朦胧胧怎么也说不清的希望，和我们天天都在期盼渴望着的温暖。

终于，衡阳站到了。

饥肠辘辘一大天的我们，一下火车就往家里直奔。

我们的家，那时真穷。穷到夜不闭户也不怕贼。因为家里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偷。

我们的家里真富，父母的爱会从家里溢出来。家的温暖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往家里奔去。

妈妈，离家10天的儿女回来了!

五.今夜有冻雨雪

十六岁时的我们，幼稚.懵懂而又燥动。在家里仅仅睡了一晚。第二天清早我们就相约回到衡山去。

上午9点多，大家都到了火车货站。男同学带头，女同学紧跟在后面。开始我们爬上了一列货车，好不容易，那火车在车站内来回调动两次以后，就再也不动了。车站里的工作人员把我们赶了下来。接着，我们又紧跟在一起爬上了另一列货车。一直到中午过后，火车才开始一路走走停停，慢慢地往北边开去。车在衡山车站停了下来。那里的工作人员硬要赶我们下车。他们告诉我们；衡山到石湾车站只有一站，货车不会停。一群孩子只好下车。望着火车往北开去，我们都傻了......。

据说，从衡山车站到我们的下放住地，走小路只有30里地。但是，从没有走过的我们，站在车站的站台上，连东南西北方向都分不清。我们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里，也不知该往什么方向走。

时间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天上开始下起了冻雨，北风呼啸着在撕咬着我们的身体。我们除了清早在家里吃的早饭。到这时肚内空空如也，口袋里没钱，也没有任何东西可吃。瑟瑟发抖的我们一共有17.8个人，就象一群流浪者一样，在衡山火车站站台上发楞。

有人提议；我们沿铁路走到石湾去。大家紧跟在一起就往前走。

沿着望不到头的铁路走去。冻雨，下一阵，又停一阵，时不时又接着再下。冻雨落在我们的身上，最初打湿了我们的衣服。后来就慢慢结成了冰。胸前的衣服硬的敲起来梆梆的响。女孩子们一个个额前的留海都成了一根根的冰柱。北风呼啸着，象刀子一样划向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一群15.6岁的孩子们，就这样跌跌闯闯的往前走。开始，我们还能感觉到脸和手上生疼，慢慢地就麻木了。

突然，一个女同学摔了一跤，我想去扶她，没想到自己也摔下去了。爬起来顺便用手摸了一下脸和耳朵；糟糕，耳朵哪去了？

再仔细摸一摸；耳朵还在，只是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在没有知觉的耳垂上居然还吊着一滴冰珠。

赶紧走吧，跌倒了，爬起来，再走。

走啊，肚子饿呀。

走啊，身上冷呀。

走啊，天越走越黑了。山间田野看不见任何灯光。好在地面有雪，雪光映出了地上的铁轨和前面同学的脚印。一路上，我们没有看见一个人。只有我们这一群十多岁的孩子，顶着冻雨雪在冰冷的铁路上默默地走着。

走啊.走啊！

冷啊.饿啊！

火车从衡山站开到石湾车站，在当时大约需要十七.八分钟左右。而我们那一天足足走了5个小时。

这一天是1969年1月24日。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

终于，前面看见了灯光，那是石湾火车站的灯光。在那个年月，所有的农村都是没有电灯的。只有火车站里昏暗的电灯是通宵亮着。我们象到家一样欢呼着拥进了候车室。

这里没有冻雨雪。这里还有光明。

石湾车站是个小站，那时除了每天有两趟慢车会在这里稍稍停留。和偶尔有一趟货车停在这里以外。车站里面很少有人进出。

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车站旁边所有的房子都是黑黝黝的没有一丝光。除了我们这一群十多岁的孩子，周围静静地没有任何声音。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难受起来；因为那时候，我们所有的同学，谁都没有保暖的鞋子穿。大多数的同学都穿的是那种军用的黄色胶底鞋，不管天晴落雨下雪都是它。只有个别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同学才有雨鞋穿。而我却连那样一双军用的黄色胶底鞋都没有。我的脚下穿的是一双胶底的松紧口跑鞋。这双鞋我已经穿了差不多5.6年了。那是在我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买的。

我在家里排行第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从小到大，我所有的衣服.鞋袜都是接姐姐们的旧的穿。大姐穿过以后二姐穿，二姐基本上还能穿个半旧的。等到二姐不能穿的时候，轮到我已经是需要打补丁了才能穿。在我读5年级那年，突然间我长的就比二姐的身高高了许多。同时脚也长的比二姐的脚长了。于是，二姐的衣服鞋袜我就都穿不了了。那年夏天，我只得每天打赤脚去上学。天气凉爽以后，没有办法打赤脚了，父母只好商量着给我买一双跑鞋，既能当布鞋，又能当雨鞋。父母弄来了一张跑鞋票，让二姐陪我去买鞋，临出门时他们再三叮嘱二姐；"要买长一点，好多穿几年"。从来没有买过新鞋的我，不知道要买多少尺码的鞋。营业员拿一双32码的跑鞋，我试了一下，稍微紧了一点。另外拿一双33码的，正好。二姐说；"再长一点"。试了34码的后，又试35码的。二姐一直说；"再长一点"。最后终于买了一双36码的跑鞋。那时的鞋码比较大。36码的跑鞋穿在12岁的我的脚上，足足长了1寸多。从5年级到6年级，再到我应该读初中的文化大革命那3年，然后又陪我下放农村。夏天，它是我的凉鞋，秋天它是我的布鞋，冬天它是我的棉鞋，春天，它又成了我的雨鞋。在我下放的第二年，那双跑鞋破的实在是不能穿了。但是，它还是比我的脚长了一截。

那天，我穿着这一双破旧的，比我的脚长一截的跑鞋，从衡山车站一直走到石湾车站。那个鞋底原本早就已经被磨得光光的，没有一点齿痕。一路上，我被滑倒过多少次。在路上，也不知是冻雨雪水还是脚汗，我的鞋子从里到外都是湿的。走路的时候倒不觉得，可是一停下来以后，我的脚冻的就象是被刀子在割一样疼。再看看其他同学，个个都和我差不多直喊冻的脚疼。而那个该死破旧的候车室并没有门，但是却有三个张开大嘴的门洞。残酷的寒风从三个门洞里冲进来杀向我们。100多平米的候车室里，只有我们这一群十多岁的孩子。我们无处躲避寒风的杀戮，大家只有不停地用跳动来抵御刺骨的寒冷。

各人的肚子都在不停地咆哮着,好象在威胁我们，但是谁也没有能力去制止。而这天寒地冻的漫漫长夜，还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

还是男同学更有办法，看见一列停在车站里的货车上装满了细小的毛竹，他们从车上拖下来许多小毛竹，我们在候车室里生起了一堆火。大家都往火边挤。身上终于感觉到了一点温暖。慢慢地毛竹烧完了，男同学们就在周围到处去寻找可烧的东西；他们把车站旁边许多老乡的茅房房顶和篱笆，以及只要是能够燃烧的东西，都给我们拆下来烧掉了。在这漫漫的长夜里，这一群饥寒交迫的十多岁的孩子们，为了让火堆能够持续的燃烧。只得不断的，到处去寻找可以燃烧的东西。

这一夜，我们可能毁掉了太多老乡家里一些赖以生存的.有限的资源。

也许是太过寒冷的缘故吧，并没有任何人出来制止我们的破坏行为。

又冷又饿的我们，终于在极度疲乏下，慢慢安静下来。

可没多久，我们又开始燥动起来。

尽管我们大家都在往有火的地方挤，只差没有踩到火堆上面去。火烤的我们脸庞生疼，可后背却感到刺骨的寒风直往我们的身体里面窜。读书时学过的；"火烤胸前热，风吹背上凉"这个词语。在这时我们才算有了最深刻的认识。我们只得不停地转动着身体，把前胸和后背轮换着往火上凑......。

这一夜，除了半夜时从火车上下来两.三个旅客经过候车室门口以外，我们连铁路上工作人员都没有见到一个。

这一夜，我们谁也不敢打瞌睡。因为只要稍微安静一下，饥肠辘辘的我们马上就会被冻得全身发抖。

我们的火堆一直烧到天亮。

冷啊、实在太冷了! 越冷就觉得更加饿了。

饿啊！真是饿极了！越饿就感到越更冷。

终于，在饥寒交迫中天亮了。

一夜未眠的我们赶紧收拾行李，趁着老乡都还没起床。也想着尽早地回到我们应该去的地方，去填充我们那早就已经贴到背上的肠胃。

还好在湘江上划渡船的船家，早早的就开始了他早晨的第一趟船。在那些被破坏了家园的农家们还没有发现的时候，我们这十几个人顺利的逃离了石湾车站。

前一天，我们回家去时，那16里路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就走到了。可是今天，这16里路怎么变得那么漫长。沿着湘江边上的防洪提埂走去。提埂上光光的路面上；昨夜下的冻雨雪，早已被呼啸的北风吹的冻成了冰。我们一步一滑的往前走。远远地看见一个叫路路的男同学，打着一面红旗走在最前面。我和另外一两位女同学走在最后面。稀稀拉拉的17.8个人的队伍，估计前后相差至少有一公里。前面的红旗是我们的导航，我们拼命地追赶着......。

看到了，看到我们的村庄，看到了我们的"家"。那是我今后几年生活的地方，我们加快了脚步，前进！

六.忆苦思甜

记得插队落户最初的日子，我们被安排在全生产队32户老乡家里，每家每户都吃了一天的轮锅饭。这使得我们能够尽快与当地老乡融为一体。

16岁的我们，天天向老乡们问长问短。很想了解过去贫下中农的生活到底有多么的艰苦。可给我上的第一堂课是；有一位老农告诉我们，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原来的日子好多了。听了这些话，像白纸一样单纯的我们，马上把它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我们到处去打听，说话的人家里是什么成分？结果打听来打听去，原来在我们下放的生产队那个小区域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方。那里的人们过去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田有牛，整个生产队里既没有贫农，也没有地主。全生产队三十多户人家全部都划的是中农成分。什么上中农.下中农.富裕中农.宗教职业中农。好像还有我记不下的什么中农。土地改革时期，我们那个地方号称"小台湾"，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生产队既没有依靠的对象"贫农"。也没有斗争的对象"地主"。所有的中农又都只是团结的对象而已。也就是说，我们那个队里没有阶级斗争。以至于土改工作组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元月份下放的我们，很快就要和贫下中农在一起过第一个春节了。

每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上级安排规定；各生产队开忆苦思甜大会，吃忆苦餐的日子。那一年的忆苦餐吓了我一大跳；那些老乡们，欢天喜地的把大米放在碾子里碾碎一下，然后放在一口巨大的铁锅里面熬粥，再把大白菜切碎加进去煮。再买来一斤多猪肉，肥肉煎油后，连同切碎的瘦肉一起汆入粥内。再放点盐。我们与全生产队100多号老老少少的老乡们一起，欢天喜地的放肆抢着吃。那味道，至今想起来都觉得不晓得有多好吃。

接下来是请老农忆苦思甜。生产队的五保户袁爹爹忆苦诉到；"你们这些后生没吃过苦不晓得，我们原来的日子苦透了。远的不说说近的，过苦日子那年，苦起我屋堂客都跟别个走掉了......"。

这些话在当时几乎把我们这些15.6岁的知青们都擂倒了，我们从小就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我们知道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穷苦的老百姓，使老百姓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同时，在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自己，以及所有经历过60年代初期的那3年全民饥饿年代的人的印象中，大家都认为；"过苦日子那年"代表的就是1960年至1962年的那个3年困难时期。虽然当时我们还非常幼稚。但是在亲身经历了多年的各种政治运动以后。我们都已经习惯；有许多话是不能随便乱说的。我怎么也没想明白；虽然是"过苦日子那年"，但是那已经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新社会的年代。怎么敢把它说成为忆苦思源的年代？更加奇怪的是；听见这些话，那个令我们十分尊敬的，身为大队民兵营长，大队团支部书记并兼任我们生产队队长的袁大哥，竟然对着我们笑了起来。

我们从小到长大，绝大多数的同学家里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记忆中，我的父母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是正好80元钱，我们兄弟姐妹6人加上父母一共8个人，人平生活费10元钱一个月。还有就是几乎所有的生活物质都要凭票供应。除了过年过节，我们的饭桌上会有多一些的菜以外，平时每餐饭桌上永远只有一碗菜。白菜就是白菜，萝卜就是萝卜。如果我们谁过生日，母亲就会给他单独煮上一到两个鸡蛋。那每年的生日，往往是我们小时候最期待的日子。

熬粥里面还有猪肉汆进去，这是在我们家里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想起我们在学校读书时，老师教给我们的；旧社会穷苦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多么的痛苦。我们生活在新社会有多么的幸福。想起我们以前在学校里，每年都必须要吃一到两次的，那些根本无法下喉的，用红薯藤和谷糠一起做成的忆苦餐。当时我真的希望；一辈子，天天都有生产队这样的忆苦餐吃，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事情！

七.不准束之高阁

我们刚到袁家冲时，当地的老乡都不愿意腾房子给我们住。当时我们一队有2个男孩和2个女孩，还有九队的2个男孩。他们就把大队部楼上的三间房空出来给我们住。我和丽云2个女孩分到了一间最好的房间；那是因为我们生产队有一户人家要娶媳妇，做了一套全新的家具没有地方放，就把它放在大队部的一个房间里。我们来了，这间房要给我们2个人住。那家具没地方放，主人就索性把它摆好了给我们用。

走进那间房也是真漂亮，全套枣红色油漆的雕花新床，新橱柜，新桌子，新凳子。上面还画满了大红的花.緑叶子和黄鸟。墙壁是雪白的。就好像是农村里娶媳妇的新房一样。我们住在里面看起来是非常的惬意。

尽管住在那全新家具的房间里，有时候我们确实感到很是惬意。可更多的时候，却是那个房子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寒冷。

我们来到袁家冲的时候是元月份。而每年的元月正是我们这个地方落雨下雪最冷的时期。那个房子的房顶是用我们南方特有的那种小青瓦盖的，房顶比较高，外面的北风呼啸着从瓦缝里直往里面钻。我们的的房子里又没有火，房子里面冷的就像冰窖一样。我们每人从家里就带了一床并不太厚的被子，床铺上面我们身下垫的就是一些稻草。冷的我们晚上只好把衣服全部穿起来睡觉。因为我们暂时还在老乡家里吃轮锅饭。家里没有火源。不吃饭的时候，我们只好全部坐在床上，躲在被子里面取暖。

在我们来到袁家冲以后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那天晚上，半夜时期突然觉得有东西打到脸上冰凉的，惊醒以后才发现；原来外面正在下雪豆子。雪豆子从瓦缝里面钻进来，我们的被子和床上.地上到处都落满了雪豆子。雪豆子掉在我们脸上后，马上变成了水。只听得隔壁房间里的男同学们也像我们一样的乱作一团。我们赶紧起床查看房间的每一处角落，但是却发现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我们躲避雪豆子的袭击。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只好找来遮雨的斗篷盖住头部继续睡觉。

大约过了二十来天左右，我们的班主任陈老师顶着大雪到乡下来看望我们。开始老师对什么都还满意。后来他参观了我们的住所，对于男同学的房间他没有任何异议。当他来到我们两个女孩子的房间后，马上不高兴了。他找到了我们大队及生产队的干部，强烈要求把我们从那间房子搬出来。他对队里的干部说；"她们到农村来，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怎么能让她们高高在上，不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呢。一定要让她们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让她们束之高阁"。

于是，生产队和大队的领导经过了反复的研究，两天以后，我们就在那到处白雪皑皑的时候，从大队部楼上搬了下来。

我们搬到了一栋茅草房里。首先我们发现这茅草房没有大队部那瓦房那么冷。

但是，这栋房子的主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单身汉。他常年在大队的林场里工作。一年也难得回家住几天。前几天，我们刚刚亲眼看见他的父亲在这个房子里过世还不到一个星期。他的房子目前暂时无人居住。房子阴森森的单独耸立在半山腰上。隔得最近的邻居离我们大约有 50 米远。房子是农村里那种三进房，中间是堂屋，两边是正房。房子是用土砖砌的。堂屋的正前面中间有两扇大大的大门。堂屋的正中间靠左边墙边有一个大大的柴火灶。堂屋的最里面，有一条后门，厕所在后门外面。通往两边房间的门紧靠着堂屋后墙。房间的前后分别都有大木窗。窗子是用粗大的木方树成一排，就象做栏杆一样做成。冬天的时候，人们就用纸把窗子糊起来以便阻挡寒风的入侵，夏天再把纸撕开，这样房子里面就会凉快一些。右边的房子是房东自己锁在那里。左边的房子以前似乎曾经是做牛栏用的，因为靠近前面的外墙上有一条门，门框两边中下部各有两个放牛栏门闩的洞。我们来了以后，老乡就把这间房一隔为二，前面那一半给男孩住，靠外墙的那一条牛栏门上，安装了一条木门以后，就成了男孩出入的地方。后面一半就给我们两个女孩住，我们就从堂屋的门出入。由于房子年久失修，堂屋漏的非常厉害。又因为是茅草房；只要一下雨，那房顶漏下来的水，黑的就像酱油一样。房东就在那堂屋中间，从后门到堂屋的大门处，斜着挖了一条大约20厘米宽20厘米深的沟，每到下雨天，那沟里的黑水就像一条小河一样，从堂屋的门槛底下流出去。

好在房间里还是不漏。两个男孩只在那里住了几天就搬出去了。他们走后，，我们就把通往前面那半间房的墙打开了一缺口。再把房间侧畔的那一条牛栏门堵住，用石灰水把墙壁刷白了一下。稍微修整以后，前面那半间房就成了我们的卧室，后面的那半间房就成了我们堆放杂物柴火的地方。我们开始生活在那个房子里面。

房子倒还清静，打开后门大约隔一米的地方就是山壙。只是我们两个女孩子住在里面非常害怕。于是我们队上一个叫秋莲的女孩从此就跟我们天天在一起，我们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秋莲除了吃饭，其他的时间她都和我们在一起。

秋莲个子长的高高的，是个非常善良而勤快的女孩。她比我们大两岁，但是她什么事情都会做。而且像个男孩子一样非常有力气。她教我们干农活，教我们种菜，帮我们挑水，带我们上山砍柴。总之，凡是农村里那些我们不会做的事，她都会尽她最大的力量来帮我们。那时期，秋莲就像是我和丽云的靠山，我们三个就跟亲姐妹一样，无话不说，形影不离。

八.接受再教育

我和我的同班同学丽云下放在一个队。那几年，我们两个同吃同住一直在一起。

丽云是个能吃苦的女孩。那时候，城市里家家户户的生活条件都不好，她父母的家也不例外。她家住的地方是个小山；为了改善生活，她家在山坡上还种了一些蔬菜。山坡上缺水，浇菜要从山下挑水到山坡上去。家中兄弟姊妹里她是老大。从她很小的时候起，挑水浇菜的任务就是她的了。挑水上坡是需要体力的。所以她从小就得到了锻炼。她不光是力量比我大，身体也比我强壮的多。来到农村以后，她在处处方面都表现的比我要强很多。在我们到达袁家冲不太久的时间里。她就基本上能够适应农村的生活了。比起她来，我就差的太远了。与我一样大年龄的她，曾经在各方面都给与了我许多的关心和帮助。

1969 年春节过后，大约是3月份，农村开始准备春耕。我第一次挑着一担粪箕随老乡一起去挑草皮放到田里去呕肥。

老乡见我身子那样单薄，便在我的粪箕里一头装了大约一大碗那么多的草皮。我挑着草皮往田里走，左看右看怎么也不好意思；因为农村那些10岁左右的孩子也比我挑的多。挑第二趟草皮时，我再三要求给我多装一点；终于打动了老乡，帮我把两个粪箕里的草皮倒到一个粪箕里。然后我挑起草皮往田里走去。

担子一上肩，我就觉得很难受。扁担不光压得肩膀好痛，而且还总往肩膀下面滑。赤脚走在乡间的大道上，地上的碎石子又埂的我脚底生疼。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那样子实在狼狈极了。

离开大路，进入田间小道，田埂上没有碎石，地上的小草也没有那么伤脚。好不容易来到田边；可是差不多两尺高的田坎，却让我不敢下去。放眼看看田野里，那么多老老少少的乡亲们，个个麻利地跳下去爬上来。而我的两条腿在发抖，半天也不敢往下跳。

这时候，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乡亲都站在离我或远或近的田埂上，大家嘻嘻哈哈的看着我，大声喊着；"跳呀，跳下去" ......！

突然之间，胸中一股豪气直冲上我的脑顶：有什么不行？眼睛一闭，双腿一齐往下就跳，只听得"噗"的一声，我连人带扁担粪箕一起扑倒在田里嘴啃泥。好在田里还没有放水，田里的泥土软软的。一时间田野里一片欢呼雀跃。整整的那一天田野里的笑声都没停过。而且，在后来的几年里，这都是我们生产队出工时的笑料。

从那时起，我开始天天跟老乡一起出工，春天插秧来田，夏天双抢，秋天收割。冬天到冲里修水库。生活繁重而简单。日子过得还是平平常常。

袁家冲不缺粮食，但是却没有柴烧。那时提倡农业学大寨，为了美化田野，每当农闲时，除了落雨下雪以外，天天都会有工出。所出工的任务就是锄草皮，田野里所有的田坎.路边和小山坡都被锄的光溜溜的。号称"三光"。所以，家门口是绝对没有柴火可寻。

大队在山冲里有几座大山的林场。林场里有很多的树和灌木丛。柴火非常丰富。可是林场禁山。禁止一切人上山砍柴。

但饭还是要做的，生米总不能吃。为了做饭，大家都在想方设法的寻找柴火。实在没办法，就只有偷偷地到山上去砍柴。白天去有可能会被人抓住，所以砍柴一般都会选择晚上去。为了吃饭，我们不得已也加入到这些偷柴的队伍之中。

在夏日一些有月亮的晚上。秋莲领着我和丽云，跟随着其他三五几个老乡一起结伴，带上柴刀和两头尖尖的签担，借着月光往山里走去。

从我们的住地到大队林场有三四里地，林场的山顶上，沿山脊有一条小路，路的那一边属于湘潭县的地界，也是一个林场。那边的柴火比我们大队林场的柴火还要多。一般大家都经常会更多的选择到湘潭的林场去砍柴。

要砍柴首先就要上山。

山很高，蜿蜿蜒蜒的山路在月光的照耀下，就像一条带子一样又细又长。沿着山路往山上走去，越走山越陡。月光下，陡坡上的树木和灌木丛黑黝黝的。陡峭的，更加黑黝黝的山坡下面，看起来是那样的深不可测。使人感到不寒而栗。巨大的恐惧笼罩着我。我不知道那些黑黝黝的地方是否会藏着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我紧紧的跟在秋莲的后面，眼睛盯着秋莲的脚下，每一步脚步都紧随着秋莲的脚步，不敢有丝毫的偏移。

山上有比山下大得多的风，呜呜的风声，一阵一阵的。除了守林人的房子，山上没有任何人家。除了风声，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声音。

我们避开守林人的房子，一直走到山顶，越过山脊，到达湘潭的林场开始砍柴。

费了这么大的劲来砍柴，就要砍好柴。秋莲教我们砍小树。她举起柴刀使劲地砍在树上，寂静的山坳里顿时传出了"梆，梆"巨大的回音。吓得我魂飞魄散，几乎要瘫软下去。等到其他老乡都开始砍柴时，我才慢慢定下神来。

我们不会砍柴，头上月光明亮，而所有的树下和灌木丛下面都是黑黝黝的。我们小心翼翼的挪动每一步脚。唯恐脚下会踩到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

大家砍柴的声音，在山坳里引起此起彼伏的巨大的回音。从来没有过的这种经历，让我感到心惊胆战。我总在怀疑；下一分钟会不会有人来抓捕我们。因为所有的地方都在封山育林，禁止砍伐。

在我当时那最单纯而幼稚的心里，违反"禁止"就意味着"违规"，而"违规"和"违法"在我的心中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既然上级明令禁止砍柴，我虽然因为需要吃饭而"违规"砍柴是处于无奈，但是假如被人抓住，我一定会觉得无地自容。但尽管如此，我们没有钱去买煤，而就算有钱也是无处买煤。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去砍柴。

其他的老乡每人很快就砍好了一担扎扎实实的柴火。而我和丽云两个人一共还只有那么一小堆柴火。秋莲马上加快速度帮我们砍柴，并且帮我们把柴火捆好，教我们用签担把柴火穿起来。秋莲的柴火就像两座小山一样。比较起来，我们的柴火却小的可怜。我和丽云两个轮流的，胆战心惊地挑起柴火跟随大家下山回家。

下山的路比上山更难走。山又高，路又陡。月光虽然很亮，但稍远一点的地方看到就是黑黝黝的。心里真正紧张的要命，柴火挑在肩上，两条腿直哆嗦。连重心都掌握不好。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一脚踩空。其他老乡都挑着担子飞快地走到前面去了。我和丽云两个战战兢兢的落在了最后面。心里那个怕呀，根本就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秋莲挑柴每往前走一两百米，就放下担子，倒回来接我们一程。就这样往往返返，等到我们把柴火挑回到家里，已不知是下半夜几点钟了。

一担柴火晒干以后，我们省一点能烧6到8天。在以后夏天晚上有月亮的日子里，十六.七岁的我们都会跟秋莲一起去山上砍柴。以备天冷的时候用。每次都让我觉得心惊肉跳。但每次都必须要去。因为天一冷，就没有办法去砍柴了。而漫长的冬天，却需要更多的柴火才能渡的过去。

我小时候患有严重的胃病，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到1969年元月下放到袁家冲时。已经满了16周岁的我，身高已经达到1.6米。体重却还不到80斤。在家时父母对我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照顾，家里像挑水这样稍微重一点的活都是姐姐和弟弟做。来到袁家冲后的几年的时间，我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到学会了在农村生活所必须的几乎所有本领。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在比较有规律的生活节奏中，我的身体开始逐步强壮起来。从那时以后直到现在，我的胃病竟然再也没有犯过。三年以后，我劳动的能力与生产队的那些妇女劳力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九.谁在吓唬我们

1969年夏天，正值农村双抢时期，我们每天从早到黑都在出工。天不亮就出工，大约九点钟回家吃早餐，下午三点左右吃中餐，再到天黑才收工回家吃晚餐。

这一天，我们在出早工时，突然看见大路上一群人抬着一个人飞快的在跑。一问才知道；大队的碾米厂出事了。出事的是我们一个最近的邻居老袁。

散早工后，我们去了碾米厂。了解到情况是这样的；农村里的碾米机分成两个部分，碾米主机与电动机相距大约有三米远，两者之间用一根很长的扁皮带连起来做动力。扁皮带接连处的搭口约有一尺长。为了连接牢固，搭口两端用螺栓拧紧。我搞不清的是；为什么要用两颗大约有十厘米长的螺杆？而两层扁皮带搭口加起来最多也不会超过两厘米厚。露出来的两根约八厘米长的螺杆就这样支起，跟随着马达飞快的运转。老袁清早就挑起一担新谷去碾米，一边碾，碾米机下面就有一些米糠掉下去。老袁舍不得，就匍在地下，用手把糠刨出来。谁知那马达皮带一下飞了出来，两颗长长的螺杆，一颗打进了老袁的后脑，一颗打进了老袁的背心窝。老袁还没有送到县城就去世了。

中午休息时，我们三个人一起去老袁家。老袁躺在一块门板上，门板放在堂屋中间。老袁脸上盖着一张纸。人们都说；老袁的嘴和眼都是张开的，很吓人。

我从没有见过死人的样子，更没有见过嘴和眼都张开的死人。我很想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子。

丽云和秋莲都不许我去看。拗我不过，她们就跑出去了。

我在老袁身边转来转去，想去揭开老袁脸上的纸看看；又担心农村里有什么忌讳引起不愉快。所以，很久都没看到。后来有几个小孩在旁边转悠，我就指使小孩把纸揭开了。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好怕的。老袁好像睡着了一样，就像有些人睡觉时，眼睛没有完全闭起来，嘴巴有点微微张开。出去以后，我把看到的告诉她们两个，吓得她们赶紧跑回家去了。

那一天晚上，我们象往常一样，天黑收工回家后，赶紧的吃饭洗澡，然后就去了秋莲家里。秋莲家里人多，事情也比较多一些。每天她都会比我们晚一些。等到秋莲吃了饭，洗了澡，三个人再一起回到我们的住所去。

很亮的月光，照着我们三个人的影子泻在地上。从秋莲的家到我们的住所大约有200多米远，我们三个人一路亲密的手牵着手在一起，一边走还一边高高兴兴的把歌声洒在一路。走过一段大道，再转进一条大约30米长的上坡小路，路的尽头就到了我们的住所。

和平时一样，我用锁匙打开了堂屋大门。进门以后，她们俩个带着手电筒打开后门去上厕所，我摸索着栓好了大门再去打开房门。进了房门，借助从后窗照进来的月光，我经过后面的房间进入前面的房间。外面明亮的月光从我们的房顶上面斜照过去，可以清清楚楚看见；房间前面窗子外面的屋檐下我们种的丝瓜棚。那情景就像是皮影戏幕布上的影子一样，再清晰不过了。房内窗台下有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下有一条长板凳斜着放在台前。写字台上有一盏煤油灯，旁边有一盒火柴。一切都看得很清楚。

我低头看路，小心的绕过板凳，一边伸手拿到火柴，人已站在写字台前。就在我抬头准备点灯的一瞬间，只见窗外左边一个黑影就趴在窗台旁。黑影与我之间就是隔着一张写字台，我们最多相距不会超过一米，看的是那样真切。我大叫一声；"哎呀"！窗台旁的黑影往左边一闪就不见了。秋莲和丽云两个慌忙从后面跑进来。一时间，三个人都傻了。我们趴在窗台上，用手电筒往窗外四处照了许久，什么也没看见。

首先就是丽云哭了起来。秋莲说；"我不在这里睡了，我回家去"。丽云马上说；"我跟你走"。我说；"你们不能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于是，三个人一齐往外就走。

房门太窄了，三个人挤了好几下才挤出去。锁完了房门还得锁堂屋大门。三个人背靠背面朝三方站着，等我哆嗦着锁完大门。三个人就拼命地往秋莲家跑去。边哭边跑。在秋莲家里，我们三个人哭的好久好久都说不出话来。

哭声引来了左邻右舍，他们七嘴八舌的议论；有人说，那是老袁的鬼魂没走多远，在附近转悠。有人说，是有人不安好心，想吓唬我们。老乡们起劲的安慰我们，直到我们渐渐平静下来。

是老乡们动了恻隐之心，有一位娭毑让我们俩把床铺开到她的房间里。从此，我们就成了娭毑的家人。

我平生从不相信有鬼。但是，一直到八年后我离开袁家冲，我都没有搞清到底是谁在吓我们。

十.我和我的政治家长

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整个中国社会都掀起了对毛主席的极端崇拜。1969年4月，中共中央九大召开以后修改了党章。并且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林彪为最可靠的接班人。

那时，我们已经下放在了袁家冲。我们和所有的老乡都接到了上面的指示；每家每户都要推选一个政治家长出来。这个政治家长不一定就是家里的父母，但是，必须是思想进步，政治挂帅的人。

政治家长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每家都要把毛主席像挂在堂屋的神龛上，由政治家长每天早晚带领全家向毛主席表忠心。政治家长还要负责监督家庭成员，如果家庭成员有人说了不利于当前政治形势的话，或者是做了不利于当前政治形势的事。政治家长就要对其进行检举揭发和教育帮助。

对毛主席表忠心的做法是；

每天清晨第一件事，政治家长带领全家站在毛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语录高举过头前后晃动，口中高呼；

"敬祝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中国共产党最可靠的接班人，我们最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 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然后带领全家开始高唱"东方红"。唱完"东方红"以后。再带领全家在毛主席像前跳"忠字舞"。

这叫做向毛主席早请示。

每天晚上睡觉前，政治家长同样还是要带领全家站在毛主席像前，向毛主席进行晚汇报。照样是大家手捧毛主席语录高举过头前后晃动，口中高呼；

"敬祝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中国共产党最可靠的接班人，我们最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 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然后带领全家开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完以后，这样才能算完成结束一天的政治任务。

这种早请示，晚汇报的形式，原本是当时召开各种会议的开场与结尾时，大家用来对毛主席表忠心的，必需的革命行动。当要把这个行动贯彻到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中去的时候，就变得有点太困难了。

我们是知识青年，我与丽云两个也算一户吧，丽云被指定为了我们这一户的政治家长。在那个破旧的茅草房里，十六七岁的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用这种方法去自觉向毛主席表忠心。不是我们不想忠于毛主席，而是感到我们两个在实施的时候有点太滑稽。

好在这个政治任务在袁家冲实行了一个星期都不到，就贯彻不下去了。原因一是，在当时，当地的老乡绝大多数都是文盲，他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政治上的豪言壮语。再者当时正值春耕农忙的时候，大家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如何把早稻的秧苗尽快插下去。干部们来检查时，大家就做个样子给干部看。干部不来检查，大家就都只顾自己去出工。

那时的农村与城市里的人们，无论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有一个比较遥远的距离。在我们知青没有下放到袁家冲以前，当地的老乡与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往来。农村里的干部，包括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在内都没有脱产。他们每年只不过是享受大队的一些工分补贴而已。当大队干部的上级领导没有来检查工作时，大队干部就也在队里出工赚工分。外面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袁家冲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大家都在沿着千百年来祖先留下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想方设法多产粮食。在当地老乡的心目中，他们以为外面的世界和袁家冲也是一样的。当听说衡阳市比我们公社所在的石桥铺要大很多的时候，许多人都感到非常的吃惊。

1971年9月的一天，突然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一个惊天的消息；林彪死了，并且死有余辜。

这个消息对我们的震动不小。我们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夜之间，最敬爱的林副统帅会从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突然变成了死有余辜的阶级敌人。

林彪的死，也给一些人带来了灾难。

在城市里,我家原来的隔壁邻居家的一对在兵工厂工作的儿女；18岁的女儿在保卫工厂不受造反派抢武器的战斗中，差一点就失去了性命。

20岁出头的儿子，长的是英俊潇洒。很受领导的器重。他们的兵工厂发明了一种当时在我们国家非常先进的武器。并且曾经在中印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先进的武器被送到中国军事博物馆去展览。英俊帅气，口齿伶俐的邻家男孩，被派到中国军事博物馆去当临时讲解员。当时的国家军委主席林彪，在参观先进武器时，对先进的武器，以及制造先进武器的兵工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还和作为讲解员的邻家男孩合影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被男孩拿到当时的照相馆，放大到当时所能够放大的最大。在那些年代里，这张照片成为了我的邻居全家人最大的骄傲。也成为了我们那一条街的街坊最羡慕的人家。可是，就在林彪出事的第二天，邻家英俊的男孩在工厂宿舍里，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兵工厂将他连人带绳子一起送到了火葬场烧化了以后，才去通知他的父母。告诉他们；"你的儿子是林彪反党集团份子，现在已经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可怜我的那位邻居，他们一家多年以来一贯以自己是"红五类"而极其的骄傲而自居。对于凡是与"黑五类"进行的革命斗争，他们从来都没有心慈手软过。突然间就天崩地裂，不光是痛失了爱子。一夜之间，他们自己由响当当.硬梆梆的革命"红五类"，瞬间就变成了受人吐弃的，反革命的"黑五类"家庭。他们甚至连儿子的骨灰都没有见到。痛切心扉却还不敢让人听见自己的哭声。因为，丧子的哭声也受到了严厉警告；"不准为林彪反党集团哭丧"！！！

当时，我们已经下放农村两年多时间。不管怎样，农村的政治运动气息都没有城市那样浓。我们所知道的消息往往总是在事情发生很长时间以后。

在那一连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队天天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学习贯彻中央这一个重要文件。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文件精神的大致内容；

"林彪一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事情暴露以后，坐三叉戟仓惶逃跑。结果摔死在外蒙的温都尔汗，死有余辜。"

天天开会学习同一个文件。学习的内容基本上老乡都不理解。而群众大会的要求是每家每户都要派一个人参加。于是，大多数的人都把家里的妇女和老人派出来参加开会。开会时，妇女们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带着孩子。老人们一边聊着天。谁也搞不清楚开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意思。

上级领导对这个文件精神的贯彻是非常重视的，他们经常下乡来检查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

有一天，县里面的干部来到我们队里一个老农家中，向他了解对文件精神的理解有多深。

那个老农一拍大腿说；"林彪这个贼牯子，该死，死的好。"

县里来的干部一听大吃一惊；"林彪怎么是贼牯子了。"

那个老农说；"林彪一贯偷了马克思的大衣穿在身上，还把毛主席屋里的三只鸡（三叉戟）给偷吃了。被别个发现了，就从窗子里（仓惶）头逃走了。他不是贼牯子又是嘛果呢？

十一.插队落户的尼姑

1970年，上山下乡运动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5月份，我们队里来了3个尼姑。队里将她们安排在我们以前住过的房子里。

我和丽云去看望她们，经过聊天得知；3个尼姑中，最年轻的那个是徒弟，姓刘，56岁。她的师傅67岁。还有一个76岁是她的师公。师公就是师傅的师傅。原本她的师傅和师公是分到4队去的。最年轻的徒弟到处找人说好话；师傅和师公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等等。终于打动了一些人。于是师傅和师公跟她一起来到了我们这个生产队。

最年轻的那个徒弟来到队里后，几乎天天都在出工。她很少缺工。队里每天给她记3分工分。这相当于农村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利用学校放农忙假在队里出工时所得的工分。

我们队里自古以来是个比较富裕的地方。一般的那些妇女到了40岁以后就很少去出工了。56岁的，最年轻的徒弟力气很小，但是她每天都非常卖力的出工劳作。她还要养活她的师傅和师公。看见她佝偻着身躯费劲的跟老乡一起干活，大家都对她投以同情的目光。在适当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给以她适当的帮助。

她们原来是南岳山上一个庵子里的尼姑。造反派们破四旧.立四新时，把她们的菩萨给毁了。还将她们扫地出门。后来又把她们下放到农村去改造思想。和她们一起到我们公社来的一共有五.六十个尼姑和和尚。他们原来都是南岳山上各寺庙里的师傅，年纪最小的四十多岁，最大的已有八十多岁。在当时的情形下，为了生存，也有两对较年轻的尼姑和尚被迫结成了夫妻。

在我们原来住过的那个房子里，虽然房子破败不堪。但是却被她们收拾的干干净净，几乎是一尘不染。门前那条上坡的小路两边原来都是荒地。她们把那些荒地全都开了荒，种上了许多当地没有见过的蔬菜。没有肥料，她们就用盐水浇地。荒地原本就比较贫瘠。没有肥料的滋养，蔬菜长的一点也不好。但是她们年年都尽可能的多种一些蔬菜。

比较我们常人，她们对蔬菜的需要更求多样化。每逢她们的一些重要日子，她们的饭桌上居然也会出现我们常人喜欢吃的鸡鱼肉等。仔细打听，原来都是她们用各种蔬菜做成的。

她们从来也不会出去串门，只有我们会时不时去看看她们。慢慢的我们知道了她们的一些往事。

76岁的师公；她一生下来，父亲就出家当了和尚。她6岁的时候，母亲便带她一起出家当了尼姑。她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佛祖而出生的。

67岁的师傅；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美人。

她家父母是靠做小买卖为生的。父亲在一个有名的大商号旁边摆了一个小摊，美丽的女孩经常去给父亲送饭。

商号老板有个儿子，长得是一表人才。看见这个美丽女孩以后，便爱上了她。

商号老板看不上穷苦家庭的女孩，拗不过儿子，只得让他们结了婚。

女孩的父母为了让女儿今后日子好过，咬紧牙关凑钱给女儿办了较为丰盛的嫁妆。可是，他们结婚还不到一个月，男孩的父母就把他们赶出了家门。

男孩从未吃过苦，根本就无力养活妻子。

为了生存，男孩告别了妻子，他要外出去赚钱去。男孩对妻子发誓说；等我发了大财以后，才会回来见你。

男孩来到了苗家地界，无意中触犯了苗家的规矩。被土司抓起来要处死。

土司的女儿看上了英俊的男子，她让男子做她的丈夫。男子为了活命，就当上了土司的女婿。

两年后，男人悄悄地离开了苗家地界，回到了妻子身旁。

土司的女儿找到了他的家，才知道了男人家中原来还有发妻。

土司的女儿天天跟在发妻后面，一口一个姐姐的叫。她劝男人和发妻跟她一同到苗寨去；"与其在这里受苦受穷，不如到苗寨去享受皇上一样的待遇"。

男人想起在苗寨风光的日子，也劝妻子同往。

妻子到了苗寨以后，土司的女儿表面对她很好，背地里却几次三番的加害于妻子。在一次被滚烫的米汤烫伤了半边身子，又被土司的女儿用苗药治好后的妻子。伤心地离开了丈夫，回到了娘家。

父母责备女儿，不该自作主张要嫁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夫君。"想必是前世没做好事，今生才会遭此报应。出家去修来世吧"。

男人在不久以后又逃了回来。看见妻子已经剃了光头，心中悲苦，他日夜守在妻子身旁哭泣，悔不当初。

土司的女儿再次追到他家。男人坚决再也不肯跟随土司的女儿回去。土司的女儿威逼他；"除开我亲眼看见你死了"。万般无奈，男人当着土司女儿的面跳进了湘江河。

从此，妻子远离凡尘，晨昏伴随着青灯古佛，一心一意的为自己和丈夫的来生吃斋修行。

最年轻的徒弟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她曾经在女子学校读过书。在她那一代人来说，她要算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家里她排行老大，每次她母亲生下弟弟或者是妹妹，她都要帮忙照顾。可往往生下来几个月或是一两岁，孩子就殁了。她的母亲每次都是伤心欲绝。她母亲一共生育了七个孩子，最后只剩下她和她弟弟两个长大成人。看见母亲如此的痛苦，她觉得这一定是自己前世造的孽，今生才会变成女人来受罪。

十八岁那年，她皈依了佛祖去当尼姑。她要去修来生。

可是，当她虔诚信奉佛祖三十八年以后。佛祖可能是困了，也可能是睡着了。佛祖不再庇护她。年近六旬，她不得不蓄起头发，像个俗人一样；到生产队努力地去赚取那每天3分的工分。在集市上讨价还价，去出卖自己种的蔬菜。以养活自己和师傅师公。

1972年，最年轻的徒弟突然收到了一封家书，那是她在上海美术出版社工作的弟弟寄来的。多年不见的弟弟告诉她，她有两个侄女.一个侄儿。侄儿大学毕业后，在苏州工作。快要当爸爸了。侄儿说；他们只有姑姑这一个亲人。希望能把姑姑接过去，安享晚年。

最年轻的徒弟不想去，她舍不得师傅和师公。她怕她走后，师傅和师公无人照顾。

侄儿的孩子快要生了。侄儿几乎隔一两天就来一封信。最后，侄儿还答应会照顾师傅和师公。侄儿帮她办好了户口迁移手续。在师傅和师公的劝说下，最年轻的徒弟终于依依不舍的离开师傅和师公，到侄儿那里去了。

几个月后，最年轻的徒弟又出现在我们队里。

原来，侄儿和侄媳妇对她都很好。他们觉得姑姑这一辈子过的清苦，他们想方设法买来好吃的给她吃。买来好衣服给她穿。可是最年轻的徒弟只穿自己带去的皂色衣服。除了吃斋，她什么也不吃。她天天思念师傅和师公。她把侄儿给她买的好吃的素食和零花钱，都悄悄地寄给了师傅和师公。

侄儿的孩子出世了。看见孩子，最年轻的徒弟就想起了母亲的苦难。四十年前，她就已经将孩子与自己的今生彻底分开了。她没法帮侄儿带孩子。她的心中只有师傅和师公。她回到了师傅和师公的身边。师公此时已在病中。

善良的乡亲们再次接受了她。她陪伴着师公走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乡亲们帮她把师公埋葬在她屋后的山上。

1976年，我离开了袁家冲，在此之前，我还经常看见；已经62岁的，最年轻的徒弟挑着自己种的蔬菜去赶集。

好几年后，我听说；将近七十岁的最年轻的徒弟，领着即将八十岁的师傅，回到南岳山上去了。

阿弥陀佛，上天保佑，佛祖终于醒来了。来保佑他受苦受难的弟子了！

十二.南岳女孩小英

我所在的袁家冲一队，是袁家冲的大队部所在地。

大队部是一栋两层楼的土砖建筑，楼上那一层，中间是走廊，走廊的南边中间是楼梯，两头一边3间房子，每一间房子大约20平方。北边那一边是一大一小的两大间房。大的那一间大约可以容下200来人，是作为我们大队召开群众大会的礼堂。小一点的那一间是大队干部开会的地方。

在大队部的楼下，有一块地方是我们生产队的粮仓。另外还设有一个碾米厂。和一个小小的供销社，里面出售一些煤油.火柴.肥皂等日用百货，以及食盐.糖和邮票等等老百姓所必需要的一些生活物资。供销社还有一个小小的邮箱，供当地老乡寄信用。邮递员每星期来一次，将当地那些需要邮寄出去的信件，从供销社带走。再将外面邮寄来的信件放在供销社。以方便各个大队的老乡到供销社来购物时，顺便把信件带走。大队部旁边有一个肉铺；每隔几天就会杀一头猪来卖肉。还有一个药铺可以供当地老乡看看病。在当时各方面都不够发达的年代里，周围几个大队的老乡平时购物.看病.碾米.买肉，都会到我们队里来。那里曾经是当时周围几个大队共同的信息经济中心。

1970年冬天，生产队帮我和丽云在大队部对面建起了房子。我们的房子与其他老乡的住所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房子一建好，我们就搬了进去。

从我们住进这个房子开始，我们的住所就变的非常的热闹起来；我们本大队的知青以及周围几个大队的知青，在需要购物.碾米，或是要看病.寄信时，经过了这里都会到我们的家来进一下屋。遇到农闲时期，他们就会在我们家里呆上几个小时，甚至是一大天，那时，我们的家就更加热闹了。几乎是天天都有笑声不断。

经常在我们这里走动最多的，是我们大队7队的，一个名叫小英的女孩，她是从南岳下放来的知青。

小英比我和丽云大一岁，是个瘦瘦弱弱，性格内向的女孩。她到了我们家里，总是很少说话。特别是人多时，当十七.八岁的我们一个个都在神气活现的胡说八道，大谈虚无缥缈的未来和理想的时候。小英就默默地找一个角落坐下来，静静的听我们在那里海阔天空的胡说八道。当人少的时候，她也是静静的进入我们家里，静静的和我们坐在一起。我们问她一句，她会回答一句。但是她极少主动与人聊天。

我们大队的3队.5队和7队的知青，加起来有七.八个，都是从南岳.衡山下放来的。不知为什么，小英平时却很少与他们来往。而在我们家里，她一来就是一大天。别的知青同学们一般都不会在我们这里留宿。而小英在农闲的时候，会经常的一次在我们家里住上两三天也不想回到自己队里去。那时秋莲已经出嫁了。小英就跟我和丽云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小英的性格虽然并不是我们喜欢的那种；但是不知为什么，丽云和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拒绝她。

丽云的胆子很小，小英的胆子更小。由于周围没有什么很近的邻居。我们的房子虽然处在全大队的中心。当夜幕降临，在那些没有电灯的夜晚，女孩子们还是难免有些胆怯。没有秋莲在身边的日子，我就成了她们的保护者。特别是在那些寒冷的冬天里。一到晚上，我们早早地就熄掉煤油灯，大家坐在床上聊天。既暖和又节约了煤油。困了倒下就睡。睡在最外边的肯定是我。

有时候，我们到公社去开会学习，或者是参加公社的联欢晚会。小英总是从早到晚紧紧地跟在我和丽云后面，寸步不离。她担心散会以后我们不等她。因为每次开完会，就已经天黑了。而联欢晚会更是要在晚上十点以后才结束。从公社到我们的住地那8里路，我们需要摸黑走上1个多小时夜路。那时候，农村里没有车路。从公社到我们大队的那一条大路，有些窄的地方顶多只有2尺多宽。中间那1尺多宽光光的路面，就是平时大家经常走的路。剩下两边的路面上长满了草，告诉大家很少有人踏上去。有时长草的地方还是软软的稀泥。所以那时农村里人们一起走路，极少并排一起走。都是排队似的一个一个跟着走。每当我们这个需要走夜路的时候，丽云和小英就会恐惧的要命。特别是遇到那些没有星星和月亮的晚上，旷野里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她们两个，既不愿走在我的前面，也不愿走在我的后面。她们都想走在中间。可是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既走前面，又走后面。她们都想挨我近一点，结果就只好一前一后把我夹在中间。但是，不管是走在前面还是后面的哪一个，都是怕得要命。到后来，就只好三个人走一排。她们两个一左一右，都是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夹在中间。路太窄，我走在中间到无所谓，她们两个走在两边就实在是不好受。一不小心就会踩在稀泥里。尽管这样的恐惧走夜路，我们还是每次都不愿意放弃去公社参加开会学习这个机会。并不是我们喜欢开会学习；而是在那个年月，青春躁动的我们每天除了出工务农，却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可言，我们太想与那些和我们一样的知青同学们在一起聚聚会。就像呼吸新鲜空气一样；听一听其他同学从四面八方带来的，有关当前我们这些知青话题的形势和政策方面的信息。

每次走夜路的时候，小英都会要求在我们的家中留宿。时间长了以后，慢慢的我们对小英有了一些了解。

小英是个苦命的孩子，她两岁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父亲给她娶了一个后妈，后妈又给她生了三个弟妹。后妈从来也没有打骂过她，连话都很少跟她说。父亲和后妈把他们的爱，统统都放在了三个弟妹身上。家里没人对她的存在感兴趣。从小她就习惯悄悄地躲离家人的视线，尽量不去受人注意。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她就自然的来到了农村。在她下放不久，在银行里面工作的父亲也作为干部，下放到农村去了。从此，没有父亲在的那个家对她来说，就和其他任何地方是一样的了。

有一次，小英闷闷不乐的来到我们家。她告诉我们说；生产队有一个老太太，请人来说媒，想娶她做儿媳妇。她不想嫁到农村。但是，她说，她不知道哪个城市小伙子愿意娶她。

那时，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小英为什么不回家。我和丽云两个都在讥笑她；你这么小就想出嫁了。

小英默不作声。也不再跟我们谈论这方面的话题了。

不久以后的一天，那是在一个农闲的冬季里。突然听见我们队上有人在传说；小英疯了。

疯了以后的小英，她找到那个曾经想她做儿媳妇的老太太说；"我给你做媳妇吧，我很能干，我会做饭洗衣服，我还会织毛衣。我给你做媳妇肯定不错的"。吓得那个老太太看见她就躲。

又过了一天，小英就像往常一样来到我们家里。象往常一样，在门口看见我，就轻轻地叫了我一声"小许"。进门以后，她就直接掀开被子，坐到床上去了。

小英从进门以后，就基本上没有说什么话。丽云心里明白小英已经疯了，她很是害怕。那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的房子里，是我和丽云两个做饭.睡觉.以及起居的全部空间。丽云总是尽量避开小英远远的，实在不行，她就隔着我站在我的身后。

在我还只有十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已经精神失常。可以说，从我稍稍能够懂事的时候开始，我就深深的体会了精神失常的病人，和作为病人家属的那种精神痛苦。我尽量想象着父亲安慰母亲的那些方法，想法去安慰小英。小英不吵又不闹。慢慢地丽云也没有开始那么害怕了。

小英来的时候是下午，当天晚饭时，我想尽一切办法，也没能够让小英吃下一点饭。第二天一整天，不管我和丽云怎样努力，小英也不肯吃饭。我对她发脾气，装好饭将碗霸蛮塞到她的手中，她捧着碗呆呆地一坐几个小时。到最后还是一粒饭没吃。一直到我们把小英送回队里，也没有办法让小英在我们家里吃进一点饭和水。

我和丽云两个无计可施。第三天早饭以后，我好说歹说，几乎是强行把小英从床上拖了下来。我和丽云强迫着连拉带拽把小英送回队里去.

一进小英的家门，就吓了我们一大跳；一个搪瓷脸盆，装了几乎一满盘的米饭，就放在房间里的地上。其他的牙刷牙膏，杯子.碗筷什么的，统统都是随意的丢在地上。我们想去给她收拾。小英突然大叫"不要动"。问她为什么，她说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有毒的。问她为什么有毒，她说是有人想要害她。

我和丽云商议着怎么帮她。我们劝小英在家休息，我们想办法去找她的父亲。但是小英坚决不肯把父亲的地址告诉我们。

我们把小英留在家里，想去找办法帮帮小英。还没走多远，就发现小英已经跟在我们后面来了。

我们反复几次的强行把小英送回家，小英都是一转背就跟在我们后面来了。最后不得已，我们只好将她的房门反扣起来把她关在家里。然后步行三十里地来到衡山县城，找到专管知青的四个面向办公室。把小英的情况反映给了他们，请求他们的帮助。他们答应我们；会想法找到小英的父亲来接她。

我和丽云不敢回到队里去，我们担心小英会再次来到我们家中，十八九岁的我们, 不知道回去以后该怎样去应付已经疯了的小英。我们没有能力照顾小英的生活。我们在衡山县城直接就溜回到衡阳市去了。

几天以后，我们回到队里。听人说，小英的父亲来接她了。小英不肯随父亲离开，她叫父亲滚蛋。父亲请队里的老乡帮忙，把小英强行带走了。

1972年底，我因为风湿关节炎发作而暂时离别了袁家冲。丽云于1973年离开了袁家冲去读书。这中间的好几年我都没有听到小英的消息。

1976年夏天，我最后一次回到了袁家冲。听老乡说；我和丽云都不在袁家冲的这几年，疯疯癫癫的小英到袁家冲来过两次。第一次，她是一边走一边跳着舞来的。当她来到我们曾经住过的房子时，她好像想起了什么，呆了一会后，就坐在我们的那个房子的门槛上伤心地哭了起来。还有一次，她在我们那个房子门口坐了整整一夜。

后来，就再也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十三.两个男同学的命运

袁家冲大队一共有九个生产队，以一座山为中心，山前一栋两层土砖楼房是大队部。沿山脚一路呈圆形排列过去，分别是一队.二队.三队.四队.五队.六队.七队.八队.到了九队就又跟一队隔壁了。一队和九队是以大队部为中线. 九队在大队部的左边，一队在大队部的右边。

我们同班的同学一共有十九个人分到了这里。一队是丽云.我.建建.阿生。二队是小云.芊芊.竹青.珍珍.小莲。四队是阿桂、阿银。六队是路路和明明。八队是阳阳和安民。九队是阿武.大春.尤理.和阿权。但是，一年以后，大多数人都通过各种方式离开了这里，后来只剩下一队丽云和我。二队珍珍. 竹青四个女孩。和八队的阳阳，以及九队的大春和阿权三个男孩。再后来阳阳和珍珍也走了。剩下的五个同学就有像孤儿一样感觉了。慢慢的大家都感觉自己已经与当地老乡没有多少区别了。

九队的大春和阿权，原来与我们一队的4个知青都住在大队部楼上。后来一队的知青被赶下来以后，他们一直都还是住在大队部楼上，直到离开农村。

大春是个非常腼腆勤奋的男孩，他很少回家，天天在生产队出工。

农村里出工，普遍都是按照各人的劳动能力，评出各人每天出工应得的工分。一般拿十分的男人是最好的甲等劳动力。最好的妇女劳力每天六分半。每十分算一个劳动日。年底再按各人全年工分的总和算出各人应得多少粮食和分红。

他们生产队有一个规矩，用打架来评工分等级。就是说；你打得赢拿十分的人，你就可以也拿十分。打不赢就只好往低一等去靠。再打不赢就再与更低一等去靠。

第一年，大春拿了八分。那年他十七岁。

这一年，大春每天都努力的在队里出工。他与队里那些甲等劳动力暗暗的较着劲。到第二年评工分时，他专挑队里那些最好的劳动力打架。到最后，他过五关斩六将。队里不得不给他评了最高分十分。

在我的印象中，大春一年最多就是春节回家一次。一般在家就住几天。其他时间全都在队里出工。他每年出工的工分总是队里最高的。按工分分粮食，最多一年他一个人分到了1800多斤谷子。谷子碾成米，一般有六成多一点。折算下来他一个人一年有1000多斤米，平均每月有100来斤米。在那时，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大多数人家都缺粮食。很少有人会请别人吃一餐饭。因为别人吃你一餐，就意味着自己将少一餐的粮食。而大春拥有那么多的粮食挺让人羡慕的。

他们九队的队长特别喜欢大春。本来九队就是田多劳力少。有了这么一个勤奋又老实的青年，队长将他当成宝贝一样。每当有招工的消息下来，队长从来都不会考虑到大春的头上。因为队长一心想招他为女婿，想把自己的独生女许配给他。大春既苦闷又无奈。腼腆的他只得闷着头默默地在队里拼命干活。直到1975年，同学们基本上已差不多都回城了。他想尽一切办法，才办理了"病退"回到衡阳市。

同样在九队的阿权是个不喜欢在农村干活的人。他的家从来都很穷。所以他也很穷。最穷的时候，夏天他把冬天的衣服都卖掉了。第一年他在队里拿的工分好像是四分还是五分工分一天。后来的几年里，他最多也只拿过六分。比农村一般妇女工分还少一点。他长期不爱出工。他每年最多能做到三四百分工分，有时甚至只有一百多分工分一年。队长恨得他是咬牙切齿。但是按照当时的上山下乡政策，知识青年每年分的口粮不能低于生产队的平均口粮基数。可是阿权的工分价值，根本买不回生产队分给他的粮食。每一年，他都是生产队的欠钱户。粮食生产队是必须给他的，可他从来也无钱交到队里去购买他的粮食。

有一天早饭后，队长实在是气不过，就跑到他的房门口使劲捶门；叫他出来出工。可任凭队长哪怕把门打烂也行，他在里面就是不吭气。队长打了好半天门里面也没有一点反应，队长只好骂骂咧咧的走了。阿权这才慢慢的起床准备下楼去煮饭吃。谁知这时队长又杀了个回马枪，阿权没有跑的赢，被队长在楼梯口给逮住了。队长抓住他拖他去出工，阿权死命抱住楼梯栏杆不放手。队长人高马大，非常有劲。阿权抵不住，结果两个人一起，从楼梯上面一直滚到了楼梯下面。

这一下阿权可不干了，他背着一身的泥巴跑到大队书记那里去告状；"队长打我"。

队长殴打下放知识青年那还了的。大队书记赶紧的来到九队，批评队长说；"打下放知识青年是破坏毛主席的上山下乡革命运动。你怎么可以打他"。

队长恨恨的说；"他不出工呀"。

大队书记对阿权说；"阿权，你怎么不出工呢"。

阿权说；"队长不发给我粮食，我没饭吃怎么出工"。

大队书记对队长说；"你粮食还是要发给他的"。

队长气的实在没办法，只好让保管员开仓发谷给阿权。

阿权领到谷，碾好了米，背上米就回了衡阳市。气的队长天天在队里骂娘。

1972年冬天，我们大队分到一个知青招工指标。这天晚上，各生产队长在大队部开会讨论指标分配问题。九队队长在会上一个劲的散烟给各个队长，并不断给大家打躬作揖讲好话；"你们做好事别跟我争，把这个指标让给我，我好把阿权送走。要不然，这样一个懒家伙，哪天他讨一个懒堂客，再生一窝懒崽。那我们队里就惨了"。把那一群生产队长和大队干部们一个个笑的直打滚。

第二天，招工的下来看人（面试）。九队队长连工都不出了，专门在家等待招工的人。他一个劲的在来招工的人面前吹嘘；我们队里的阿权如何如何的好。工作好，劳动好，思想好，苦大仇深，根正又苗红。招工的问；"他表现这么好，怎么没有入团"？队长赶紧说；"已经批下来了，只是还没有宣誓"。招工的说；"好呀。我们看看人吧"。

从来不爱出工的阿权，偏偏那天到冲里修水库去了。招工的决心要把最好的招回去。不惜又多走三，四里地去水库看他。

来招工的师傅们看见阿权以后，感到大失所望。一眼望去，给人感觉阿权就是一个烟瘾很重的人。个子不高，身体及谈吐素质看起来都不怎样。外貌也不好恭维。可贫下中农既然对他有那么好的评价。就没有理由不要他。先让他体检再说吧。体检以后，他的身体状况良。然后录取通知单就下来了。

接着，就是办理相关手续。

那时我们的下放安家费中有50元钱是家具用具费。每个人招工出去时都要把价值50元钱的家具用具，或者是现金交到公社去。阿权那里有什么家具用具，他拣来一些烂粪箕，烂锅子，烂碗等等，把它们交到公社去充数。一算还差8块钱。

阿权去找队长说；"差10块钱，迁不了户口"。

队长说；"赶紧的，到队上去支10块"。

农村以前都是按照8月1日开始吃当年的新粮。这次招工是12月，被招工者要转为城市户口，就要把从来年一月到七月三十一日的口粮交给国家。当年九队的年人均口粮是600斤。那么阿权七个月应该要交350斤谷子。可阿权当年余在队上的谷子最多还有100多斤。阿权又去找队长说；"要迁户口，就要交350斤谷子".

队长马上在队里派两个最好的劳力，给石子坳粮库送去了350斤谷子。

阿权的那张招工表上，贫下中农鉴定意见那一栏的评语，是我们全公社几百个知青离开时，最最最好的评语。

阿权终于走了，队长在大路上放了一挂长长的鞭炮。

十四.乡里乡亲

袁家冲是一个比较富足平和的地方。全大队年人均口粮一般都在500到600斤左右，每个劳动日的代价平均在八角钱左右。这在当时来说要算是非常好的地方了。老乡家里的生活条件，比起我们当时在城市的家还好一些。当地的民风淳朴而善良。在我们到达以前，当地的人们与外界来往不多，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极左的思想在当地影响也不大。那年冬天，我们大队发生了一件使我难以忘怀的事。

四队出了个大学生，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在武汉工作。

1969年的冬天，大学生回家来探亲。

大学生觉得这个地方阶级斗争气氛不浓，于是他就想法要把气氛挑起来。

大学生家里的自留地与他们队里一个地主家的自留地相邻。多年以来，两家经常为自留地的边界问题争论不休。这一天，大学生以这件事为由，抓住这个地主分子暴打了一顿。地主分子被打的是奄奄一息。

这件事情在当时激怒了整个袁家冲。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领的年代里，那个地主分子因为受人民群众的管制，一直以来他们一家都是尽量的忍气吞声。而那个大学生家里则对那个地主的家庭却是长期的欺侮有加。平时大家都已经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这一次乡亲们觉得也太过分了。整个袁家冲从大队干部到普通的老乡，人人都愤怒了起来。

那天晚上，大队通知召开群众大会，每家每户都要派一个人参加。我们知青一个人是一户，所以都要参加。

在大队部楼上那间比教室还大一些的会议室里，最前面有一张写字台，写字台的上方吊着亮堂堂的一盏烧汽油的汽灯。写字台前坐着大队长和大队书记。那个大学生在前面的空地左右来来回回的走来走去。下面黑压压的坐满了老乡。

只听见大队书记大声的对大学生说；"你为什么要打人，你知不知道打人是侵犯人权的"。

大学生说；"我打坏人，又没打好人。我打的是四类分子"。

大队长说；"四类分子有我们贫下中农教育他，你有什么资格打他"？

大学生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接着，大学生在台前感慨激昂的大声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没有什么文化的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哪里是大学生的对手。他们最淳朴的原始想法是给大学生开个批斗会，好让他和他的家人以后不敢随便再打人欺负人。谁知反倒被他用毛主席语录给压的哑口无言。最后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可是大学生不肯罢休，他找到公社革委会去反映情况。想把事情上纲上线到路线斗争上面去。

好在我们的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在群众中威望非常高，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的大队长和大队书记都被撤销了原来的职务。原来的大队长变成了大队书记，而大队书记则变成了大队长。那个大学生后来倒是很少再回家。

这件事在我的心中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然，这与我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那时，因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在我下放两个月后，1969年3月，我的父母及3个弟妹一起被遣送回到衡阳县老家。当时我那年仅7岁的小弟刚刚读一年级。那时的小孩子上学学习的第一课，学的就是"毛主席万岁"。小孩子学会了就想去写，他捡来了粉笔头，在地上写下了"毛主席万岁"几个字。结果被一个激进分子看见了，他对我小弟大声喝道；"你怎么敢把毛主席写在地上"。吓得我小弟赶紧用脚把地上的字擦掉。那个人更加凶了；"你敢把毛主席用脚去踩"。然后，马上把我的父亲抓起来批斗。要他坦白交代为什么唆使儿子用脚踩毛主席。

我的老家在那时是个非常贫穷的地方。人均口粮年年都在300斤左右，这还要包括所有的杂粮。老百姓常年都吃不饱肚子。一年四季除了过年能吃上一两餐干饭。其余从年头到年尾餐餐都是斋汤稀饭。老百姓想吃饱肚子，都指望着吃红薯的时期。但是那个地方对搞政治运动的热情却异常高涨。比较起来，我倒觉得袁家冲有点象世外桃源一样。所以在许多同学都迁走以后，我却无论怎样一直都把户口留在那里。直到1976年招工离开。而四十多年来，那里的乡里乡亲也都还记得我。

十五.盲流

小时候，我的左腿膝盖关节里长了一个骨岛，从读五年级开始，我走路时就会有点跛行。上体育课集合时，我绝对不可以立正。非要把左脚踮起来不行。否则后来左脚就无法弯曲行走。晚上睡觉一直都要把左脚搁在二姐身上才能安睡。来到农村以后，慢慢的就演变成了风湿性关节炎。

1971年夏天收完早稻后，我跟随生产队集体去送公粮。经过两年多的锻炼，我的体魄比较下放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那天，19岁的我挑了一担重99斤的公粮，随老乡一起送到15里路外的石子坳粮库去。开始时我觉得并不费劲。几里路过后，渐渐我就觉得吃不消了。但是没人可以帮我。因为大家都挑着公粮。我只有咬紧牙关继续向前行走。不行就歇一歇然后继续再走。到后来，我实在是走不了了。还是队长把公粮送到以后，再回来接了我好几里地。那天回家以后。我坐下来休息，再想站起时，才发现自己下肢关节不听使唤站不起来了。过了几天以后，也没有经过任何医治，慢慢地又没事了。

1972年春节后第一次赤脚下田干活。早春田里的冷水冷入骨髓，收工回来以后，我的膝盖关节开始疼痛不已。慢慢的整个下肢关节就完全不听使唤。以后整整一个多月，我都无法走出房门一步。幸亏有我的同学丽云，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给以我照顾和帮助。二十岁的我没钱治病，也无处可去。只能在生产队熬着。实在疼的厉害就找大队赤脚医生要一点去痛片来吃。到了5.6月份天气转暖以后，我的腿才渐渐好了些。后来才知道，我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以后，我的双腿只要一下水田，或是天气骤然变化，风湿性关节炎就开始发作疼痛。

这一年，我下不了水田，干不了重体力劳动。生产队有时照顾我一些不要下水的事给我做。比如晒谷.摘棉花等等。

1972年秋天，母亲恢复了工作，最小的弟弟妹妹跟随母亲回到了城市。我也在当年年底暂时离开袁家冲，回到了母亲的身旁。过起了无工作.无户口的盲流生活。

十六.拒绝爱情

回到衡阳市的我，无法依赖母亲生活。因为母亲刚刚才恢复工作。家里一贫如洗，每月42元的工资，要养活两个弟妹和母亲自己本就已经十分拮据。我不能再成为她的负担。

姐夫帮我找了一个在建筑工地做小工的活。建筑工地小工的工作是；和灰沙，挑灰沙，挑砖等。也就是帮砌工师傅打下手。我的膝关节疼痛，当我挑起灰沙或者是砖，走在脚手架上的时候，感到非常的力不从心。我只好咬紧牙关，每次少挑一点。我很想拼命努力去做，好为自己去赚一点生活费。但做了几天以后还是做不下去了；因为我没有城市户口，冒名顶替别人的名字去做工，发现以后连工资都领不到。

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我遇见了曾经与我一同下放在长江公社的康康。他非常有礼貌的询问我的现状。他告诉我，他开办了一个工厂。并问我有不有兴趣去那里工作。

我平生第一次听说私人有机会可以开办工厂。这是在1973年春天，那种非常封闭的年代。我感到很新奇。在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了一个可以工作赚钱的机会。

那时，康康的工厂在市中心的一条小巷子里。挂的牌子是一个居委会的小厂。那个工厂是康康与其他几个人一起办的。表面上的负责人是康康。实际操控的是他们几个人。其中老王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最后一届的研究生。老蒋是老王的同学，1975年就去了美国。老夏后来成为改革开放以后，衡阳市最早的一家超大商场的老总。

康康的工厂做的是一种仪表。实际上是把旧的仪表收回来进行维修翻新。工厂里一共有5.6个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在那里上班。工作很轻松愉快。只是康康让我很头疼。

康康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是随父母及弟妹全家一起下放到我们公社的。他与我不在一个大队。我平时与他也从无来往。只是他的妹妹有时会与我们这些女知青在一起玩。听那些知青同学讲；康康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同学们有什么不懂的知识都会去找他。在公社知青联欢大会上，还曾经听到过康康拉的一手漂亮的小提琴。

康康告诉我；他在他们大队的一个知青居住处，在男知青的房间里。听到过我在隔壁女知青房间与大家讲的笑话。他说我的言谈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讲笑话时，那些男知青们一个个都在安静的听着。这让他一直记忆犹新。他觉得我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他以为我有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

康康对我特殊的好，他在意着我的一言一行。处处方面体现出对我是细心呵护。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就是他的女朋友。

那时的我，表面上是那样的阳光明媚。其实内心却是矛盾重重；一边是心高气傲，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在的怜悯。同时却又是那样的无比自卑；精神失常的母亲。一无所有的家。和有病在身都无钱去医治的自己。心里还背负着父亲的历史问题包袱。这个沉重而巨大的政治包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时时都能感到周围一些鄙夷的眼光，就像针一样在刺扎着我的心。我觉得自己就像蝼蚁一样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而那颗骄傲的心；却告诉我把这一切都作为秘密，我时刻将它紧紧地包裹在自己的心中深处。不敢让任何人走进去。深怕心中的秘密一旦暴露，会把我的灵魂打入十八层地狱。

康康对我的追求，使我感到恐惧。在我21岁的生命里，除了父母家人，我从来还不懂得外界还会有爱。在懵懵懂懂的青春里，那朦胧中的恋爱情愫，对我来说，好像还是个非常遥远的事情。我不敢有任何奢望。我只想解决当前的生存问题。我把我最灿烂的笑容展现在外人面前。却象一只刺猬一样，竖起尖尖的棱角，以防止任何外在的因素，伤害到我脆弱的内心。

康康对我来说，就像是图画上的月亮一样，而我则是现实中的一棵小草。小草感受不到月亮的光辉，就像我想象不出我与他会有什么结果一样。我时刻警惕着与他保持距离。

小心翼翼的康康努力的想拉近与我的关系。只要我开心，他就满心欢喜。他并没有对我有过任何表白。却在他的工作笔记本上，满满的到处写的都是我的名字。被同事们看见后使我感到非常地惶恐。他千方百计地要求我去见他的家人。我却想尽一切办法躲避他。实在躲避不了，我就离开了他的工厂。

康康把他几个令人尊敬的伙伴请来也没有劝回我。我离开工厂后不久，康康就离开了衡阳市，去了广东。

二十世纪90年代末期，衡阳市政府邀请康康回家乡投资，那时康康已是中国一家著名企业的总裁。衡阳电视台对他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最终，他还是没有回来。

十七.做上门工的小裁缝

我小时候家里有一台缝纫机。从小我就学会了使用缝纫机。我的大姐在一家公社办的联合工厂学做裁缝，有时我去那里看望大姐。就时不时地能接触到他们在裁剪缝制衣服。我记忆力比较好。偶然听到的一些要点，就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印象。

我在康康的工厂上班时，有了工资，我就给自己买来一块布料，想请大姐帮我做一件衣服。

那是一块酱褐色起淡黄色几何图案的花布，我想做成一件短袖衣。我天天盼着大姐，可是大姐老是不回家来。母亲说；这块布象农村里的老土。妹妹说；这好像是马王堆的出土文物一样。我心中不安，不知大姐来了以后会怎样看。

那时候，我想做一件衣服是非常不容易的。从小到大，我就几乎没有穿过什么新衣服。基本上我都是捡姐姐们的旧衣服穿。或者是母亲买回来一批白棉布，再买回一些蓝色或者黑色的染料。把布染了色以后，做成衣服给我们穿。全家穿的都是统一的蓝色或者黑色衣服。

这是我有生以来，按照自己的心意为自己添置的第一件衣服。

等不来大姐，又怕大姐来了以后象母亲和妹妹一样奚落我。在一个星期天，我找来了裁剪工具，再借来了一本上海裁剪书。把我自己当时认为最合适的一件旧衣拿出来，比照着照葫芦画瓢。用了好半天，比呀画呀。心中没有底，迟迟不敢下剪刀。最后心一横；剪了再说。剩下的就是将衣料缝和起来。

原来我虽然会用缝纫机，但那只不过是好玩。却还从没有真正做过一样什么实际的东西。我凭着在大姐那里见过的依稀印象，开始自己来缝制衣服。我缝了以后觉得不对就拆，拆了以后再缝。那天晚上我连觉都没有睡。就这样缝缝拆拆，整整一个晚上，我用完了一大坨缝纫机线。

清早，我扫完了满地的线头，穿上了新衣出门去上班。在工厂里，同事们都感到很惊奇。特别女孩子简直是嫉妒。街坊邻居那些年轻的女人们都觉得很奇怪；那块布料没人能看得上，为什么做成了衣服穿在我的身上那么不一样。后来有许多人仿效我，做了和我一样的衣服。这使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地满足。我自以为我可以会做衣服了。

那件衣服我穿了好几年，一直到衣服穿烂了都舍不得扔。尽管我后来明知那件衣服裁剪的一点也不好，但我依然很喜欢穿。

离开康康的工厂以后，我没有了工作。也就没有了生活来源。看见我给自己做的衣服好看，街坊邻居就有人来找我帮忙做衣服，我开始尝试着帮人做衣服。奇怪的是，我自己的衣服那么好看，可帮人家做的衣服总是不如意。人家就总以为我没有用心。后来当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裁缝以后，我才明白。我那时做的衣服根本就不好，关键地方的尺寸裁剪的稀里糊涂。只不过那时我年轻，身材又苗条。加上布料花色的选择有一些与众不同，以及当时自己的信心满满的。所以穿起来给人一种非常新颖的感觉而已。

那年年底，我一个亲戚请了一个裁缝师傅到家里来做上门工。想节省一点工钱，就来找我去帮忙踩缝纫机。

那个裁缝师傅姓左，男的，他每天收取的的工资是2元钱。这在当时工资是算比较高的了。想一想，如果他每天都去做事，那他一个月能有60元的工资收入。那时城里的工人普遍只有三四十元钱一月的工资。能拿到60元是很了不起的。

我的亲戚花了一个人的工资，请了两个人来做事。很划算。于是母亲的同事也来请我帮忙。我帮亲戚做了7天。帮母亲的同事做了6天。再后来别人请左师傅去做事，他就一定要带我去。并替我向雇主每天收取1元钱的工资。

我跟左师傅后来一共做了45天上门工，经济上我收获了45元钱的工资。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做裁缝的基本功。

裁剪我不学左师傅的，我嫌他衣服做的太土气。我用收获的45元钱，为母亲买了一块尼子衣料，并且第一次亲手为母亲做了一件，母亲有生以来第一件最好的衣服。

春节以后，我拒绝了左师傅要我跟他一起继续做上门工的要求。我买来了上海裁剪书，有了基本功，我很快就把一个裁缝应有的本事显露出来。有半年多的时间，我在家里为周边的亲朋好友做衣服。也为其他人做，并收取一点微薄的报酬。我做的衣服也开始逐渐被许多人认可。我也慢慢开始可以养活自己了。

秋天的时候，大姐搬到衡阳市来了。我住到大姐那里。开始和大姐一起正式的去做上门裁缝。

大姐缝衣服的技术非常好。我裁剪的衣服时尚新颖。我们姐妹俩个在一起搭档的如鱼得水。

爱美是人的天性，但那时的人不会象现在这样去追求时尚，能有好一点的衣服穿就不错了。如果稍微有点与众不同，就觉得很时尚了。我凭着一本上海裁剪书，凭着我自己对书本的理解。会对衣服做一些小小的变动。所以我们做的衣服在当时确实比较时尚。加上大姐缝制的技术非常好。我们的生意好极了。很多人排着队等待我们帮他们做衣服。有那么些年，我对做衣服有着浓厚的兴趣。哪怕在我参加工作以后的许多年里，我还是经常会为自己和好友设计制作时尚新颖的衣服。使自己那有些灰暗的青春，似乎添加了几点亮丽的色彩。

那时，我和大姐两个每天收取3元钱1天的工资。天天都做不赢。1个月下来，我们俩个就有90元钱的收入。连伙食费都省下来了。那年我22岁，我成了一名正式的上门工裁缝。

我做了将近两年的上门工裁缝。

十八.回城

1976年，我抛开裁缝手艺，再次回到了袁家冲。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同学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全部都离开了袁家冲！我已经成为了最后的那一个。不久，我也彻底离开了袁家冲。那时候，我们觉得离开是幸运的开始。却没有想到；数十年后再回首，才发现那一段记忆，原来已经深深的留在了我的心底，篆刻在我的灵魂深处！甚至在影响着我后来数十年的生活、工作和学习！

忘不了陪我在袁家冲渡过了那一段最艰难岁月的同学丽云。忘不了就像亲姐姐一样给予了我们最大的爱护和帮助的秋莲！更忘不了袁家冲的父老乡亲们，他们用最无私善良的胸怀包容着我，和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能够和他们相处那么多年，那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那些看似艰辛的生活磨难；竟教会了我勇敢的去面对以后生活中的一切。那些原本痛苦的记忆，却成就了我性格坚定的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业！

那些经历告诉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十九.魂牵梦绕

结束知青生涯回到城市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年以来，我曾经努力工作做单位里的优秀员工。也曾经商海逐浪为自己赚到了第一桶金。在吃尽了千辛万苦以后创下了属于自己的事业。过中艰辛也是只有自己才会清楚。我的生活过得确实是一天比一天更好。可是回首一看；这几十年在我的心中却没有留下多少可以值得回忆的东西。反而是这几十年之前，自己那一段青涩而青春年少时期的下放经历至今历历在目。回想往事，心中依然是感慨万分。不管在那生活中曾经有多么的艰难困苦。那些回忆依然使我心血澎拜。多少次我都梦魂萦绕，仿佛依然在那山间田野中看见自己年轻的身影。在袁家冲的哪一段象珍珠一样闪着亮点的日子，那一段充满着希望的青春的记忆。早已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融化在我的血液中。它时刻都在鞭策着我奋勇向前。

生活是公平的，人生就应该有酸甜苦辣。都经历过了，那才是生活。当人生的路上如果满满的都是甜，那么，你对幸福的感觉一定是很浅，很远。同样人生如果都是苦，那么，那怕稍微一点点小小的收获，就会让你幸福的感到欣喜万分。只有经历了痛苦的炼狱，才能深切的体会到甜蜜中幸福的含义。唯有尝到了人生的五味杂陈，才会让你感到辛酸，感到愉悦，感到愤怒，感到欣慰，感到悲伤，感到快乐，感到痛苦。感到幸福。才会觉得，人生是如此的五彩斑斓，才会对生活充满激情。

对于曾经的苦难，我早已没有任何抱怨。

在我的心中，只有感恩；

感谢我的父母；

是你们把我带到这个世上，并且教给我"与人为善"这做人的根本。

感谢我的朋友；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你们给予了我最无私的帮助。

感谢我的同学；

我们的友谊今生与共。

感谢我的亲人；

血浓于水，不言而喻。

感谢那个苦难的年代；

它给予我的那些痛苦的磨砺，是对我的人生最大的恩赐，使我在今生所拥有有限的生命里不再害怕各种困难。那是我一生都享用不尽的最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