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晋办事处

铁甲骑兵

《张震回忆录》之烽火八年

驻晋办事处

　　去中组部报到时,我原以为会马上奔赴抗日前线,但没想到等待我的却是一项新任务----去太原做秘密联络工作。这是我军旅生涯中的一段特殊经历,令人难忘。

在中组部,彭雪枫来看我,原来是他点名要我去的。1937年7月18日,我随雪枫搭乘朱德总司令的汽车,离开了延安。这是一辆大卡车,总司令坐在驾驶员旁边,我们站在车厢里。那时,这就是很好的交通工具了。朱总司令是到前方整编红军部队的。我们在路上遇到大雨,车轮陷入泥坑中。我便跳下车找到了附近的81师,参谋长李寿轩派了几十名战士前来推车。此后,一路顺利,直达云阳镇。我们与朱总司令道别后,雪枫直赴太原。我由交通员宋绍林陪同,先到西安七贤庄秘密联络站,并上街购置了便衣,然后再去太原。

在太原新满城西街30号“彭公馆”,我向雪枫同志报到。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从1936年11月起就到太原、北平、天津、济南、西安等地进行秘密联络,主要是做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渠等地方实力深的统战工作。这次,毛主席给阎锡山写了亲笔信,由雪枫带交。阎锡山则派其亲信梁化之与彭直接联络。

为适应秘密工作需要,我们更名换姓,称兄道弟,就像一个大家庭。彭雪枫就用原名彭修道,我们称他为修道兄。电台台长兼秘书罗若遐曾用名“岳夏“,便改称岳公远。他妻子李健华是报务员,是江西新淦地下党的干部,在中央苏区时我们就认识。开始,以他们夫妇的名义租了房子,对外作掩护。雪枫的警卫员是从庆阳步校学员中选来的一位副连长,叫程朝先。雪枫借用《诗经》里“鹤鸣于九皋,声闻于中天”的典故,为我取了个化名叫“中天”。

8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我们,红军即将改编,并准备入晋对日作战,要尽快成立太原办事处。10日,又收到毛泽东主席的电令:太原办事处立即开设,以彭雪枫为主任。连续接到电报,看来形势发展很快,于是我们加紧了各项准备工作。

一天早上,雪枫对我说,中央已告张经武在山东做秘密工作的联络地点,要我们立即到济南与之取得联系,你去跑一趟吧。这是我第一次外出执行秘密工作任务,雪枫交代得非常具体。他说，先要同济南上层的一些社会关系取得联系,有了立足点后，再伺机与经武同志接头,并强调,秘密联络点和联络暗号要记在脑子里,路上坐火车要和年老忠厚的人交往,万一遇到麻烦,在山西境内可以说是阎锡山子弟学校的学生,如在河北被捕,可以公开身份,说是共产党派来的。雪枫还交给我几百元法币，要我带给经武同志,作为他的活动经费。

从太原出发后,我一路上加倍小心，但在石家庄转车时,还是被小偷扒去了车票和几毛零钱,幸好带给经武的几百元法币,我装在内衣口袋里,没有被盗。于是,我托了个中年农民照看行李,自己去车站补了车票,这才上车到了济南。

在山东省财政厅,我找到了王志远参议。他是雪枫的小学同学,其兄王向荣是韩复榘的财政厅厅长,在山东有不少上层关系,王志远非常热情,专门派了老管家照顾我的生活,并让他的秘书路庭训通知在国民党山东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将军处工作的牛连文等,要他们来同我见面,其中不少人是彭雪枫在西北军军官子弟学校的同学。交谈中,我向他们介绍了延安的情况,把红军改编即将正式公布的消息告诉他们,并说明彭修道现在是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是他派我来看望你们的。他所后都很高兴,也提出了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等问题,我一一作答。

过了几天,我以买东西为托辞,上街去找接头地点,见到了张经武。在抗大学习时,经武同志在1队,我在2队,都住在师范学校,我们经常见面。古人云,“他乡遇故知”,乃人生一大喜事。在人地两生的地方见到自己的同志,特别高兴。我向他通报了红军整编的情况,并把活动经费交给他。完成任务后,我请王志远开了通行证,平安返回太原。

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仍习惯称八路军。这时,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交涉并商定八路军入晋的路线及开进方法;入晋后部队活动地区的划分:作战原则和指挥关系,以及后勤补充计划等。经雪枫多次交涉,阎方终于同意八路军由陕西韩城东渡黄河,在山西侯马上火车到大同集中,然后转赴察哈尔(今河北省北部部分地区)的怀安、阳原、蔚县地区对日军作战,并同意在太原、代县等地为八路军补充武器、弹药、被服、装具等。

随着八路军主力部队陆续向山西进发,办事处的事情越来越忙,人员也逐渐增加了。最早的新满城30号,以及我去后住的小二府巷3号等,均难以满足居住和工作的需要。我们在小二府巷3号住时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天早晨,我们接到上级通知:

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要来这里暂住,便做好了各项准备。晌午时分,他提着一个皮箱走进来,我连忙上去迎接。1934年初,他就是我们红3军团的政委,是老首长了。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我将他安排在我们住的厢房里的侧间。一天我们都出去办事,小偷撬开厢房门进来,光在外屋拿了些不值钱的东西,恰巧没到里面的侧屋去。解放后,我们谈起这件事,尚昆同志说,那次真危险,皮箱里装的是北方局的活动经费啊!

抗日战争初期的山西

　　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办公地点,我在太原城内跑了好多地方,都不理想。后来,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彭真推荐了成成中学,并说该校已搬至清源,留在太原的校舍适合做办事处。我随彭真同志一起去看了地方,觉得条件不错,报告雪枫后便租了下来。成成中学分为前后两院,前院作为办公地点,后院作为招待所与北方局的会议场所。

8月30日,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原成成中学正式挂牌办公。彭雪枫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驻晋办事处主任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我以八路军总部少校参谋的身份,负责联络、接待工作,并兼任办事处总务科科长。岳夏是秘书。还有曾三、赵品三两位老同志,他们对外的名义是办事处秘书。八路军少将高级参谋边章五也在这里。

国民党军的军衔、标志,是要自己到街上去买的,回来报销。我那时不知道军衔如何佩戴,便问商店老板。他很吃惊,说:“当官的自己还不知道?”我也就不好再细问。开发票时,老板问我开多少钱?我很奇怪,反问他:“不是讲好价钱了吗?”老板见我这样,也就不说什么了。回来后才知道,如果买1元钱的东西,可以开1元5角的发票,买者可从中贪污5角。商家以此来拉生意,这是公开的秘密,当时就是这样一种风气。作为共产党员,我自然不能去学贪污了。

9月初,办事处来了两位贵宾。男的穿着考究,女的衣着华丽,烫发,穿高跟鞋。雪枫告诉我,这是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和他的夫人,是化装来太原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少奇同志,当时他化名叫胡服。接着,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也先后抵达。他们在办事处召开会议,研究华北游击战争的方针部署,还多次与阎锡山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等会谈,对保卫山西的作战、部署、兵力使用和八路军的任务,以及发动与组织群众,成立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等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了我方的建议。

9月25日,八路军首战平型关,歼灭日寇千余人。这是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全国军民鼓舞很大。之后,在太原城里,各种神化我军的传言也多了起来。有人绘声绘色地对我说,八路军有3个猴子团,可以把日军的大炮搞坏,让它打不响。我听了直想笑。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平型关大捷后,《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的记者纷纷前来办事处,要求采访前线的作战情况。我分别作了安排。雪枫也专门与一些有名的记者,像范长江等接谈,对坚持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问题,作了十分精彩的阐述。有一天,一位军校教官来了解日军编制装备情况及战车性能等。我当时没有与这些人谈话的经验,寒暄后即报告边章五,请他接待。章五同志应付裕如,一一作答,我在一旁听了很受启发。

此间,我还陪同全国各地的慰问团到医院看望伤员。那时全国处于抗日高潮,八路军与晋绥军、中央军的伤员均混住一起,相处得很好。对八路军的英勇作战,他们都表示羡慕、称赞。慰问团中的不少记者还提出,想要平型关我军缴获的战利品作纪念。我便专程到115师跑了一趟,要来一些缴获的日军大衣、军刀、皮靴、旗子等,向大家展览,有的作为赠品。许多人还穿着日军呢大衣和皮靴,拿着太阳旗照相,留作纪念。彭雪枫、赵品三和我,与身着日军服装的《中央日报》、《扫荡报》记者合拍了一张照片。没想到,在3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竟有人说这是我“勾结日军”的“证据”。他们拿着照片去找赵品三调查,多亏是他向来人说明照片中各人姓名及拍照经过,这件事才算了结。品三同志是优秀的老共产党员,擅长书画,有文艺才华,在中央苏区时经常自编自演节目,以鼓舞部队士气。他与雪枫是在鄂东南红8军时认识的,私交甚笃。我们在办事处相处得也十分融洽,可惜临汾一别竟成永诀。在他病逝后,我拜读了由其子女整理的遗墨。一代英豪离我先逝,挚友深情铭刻心中。

10月间,晋北防线被日军突破。阎锡山遂决定集中兵力于宁武、代县、原平一带,利用忻口要隘,组织新的防御。八路军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配合友军进行忻口会战。开始,仗还打得不错。但后来,日军两个师团沿正太路迂回攻击,太原东面的娘子关失守,日军迅速进占寿阳,直接威胁忻口守军侧后安全,山西战局急转直下。为推卸责任,阎锡山枪毙了按照他的命令后撤的军长李服膺。李的女儿哭着到办事处,还送来了几支驳壳枪。雪枫亲自接待,做了些安慰工作,交代我负责安排,并送她上火车到延安抗大学习。

左一赵品三、左二边章五、左四彭雪枫、左五张震

　　忻口会战期间,办事处分工我负责与太原绥靖公署的联络工作。此后,我就不兼总务科科长了,改由周辉负责。他是湖南浏阳人,是长征过来的红军干部,有丰富的总务工作经验。

为了做好联络工作,我主动在阎部多交朋友。有一次,我将彭德怀副总司令关于华北游击战争问题的专著,送给绥靖公署参谋长朱绶光上将。他待人热情、健谈,颇有军人气度。后来,朱与我拉起湖南老乡来,我趁机请他在我方领取军用物资时提供方便。他也很爽快,当即批准我乘坐的汽车可以直接进出绥靖公署大院,还指定几名青年军官与我直接联系。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党领导八路军在前方打胜仗的影响。前方打了胜仗,我们在后方办事也就比较容易。

一天,我按照八路军总部电示,到绥靖公署要求领取十万分之一的山西省全图。因我军入晋时,阎锡山不愿向我方提供山西省全图,只给了一些晋绥边区图。我军在山西投入作战后,情况好一些,可以正式请领,但发放数量仍很有限。为此,毛主席数次电告彭雪枫,因指挥作战急需,让我们通过梁化之的关系索要一些地图。由于我与绥靖公署的人事关系搞得很熟,他们当即同意我到图库里去找。于是,我很快找全了八路军总部所要的地图,同时还发现库里有三十万分之一的全国地图。我想,这对我军的用处很大,就顺手拿了两份,看守图库的也没检查。回来后，我把一份送八路军总部,一份留办事处使用。

10月底,太原告急,阎锡山部纷纷向晋南撤退。绥靖公署也给我们办事处派来了汽车,司机不断催问我们什么时候走,并对我讲,赵主席已经走了。赵即赵戴文,系山西省政府主席。过了两天,又说阎主任也走了。当时,周恩来副主席正紧张地部署敌后抗战与地下工作,经常彻夜不眠。我们担心他的安全,便向他汇报了阎锡山部已南撤的情况。周副主席非常镇定,坚决要等阎锡山他们走完后,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再撤出。

11月5日,周副主席责成我侦察太原市到汾河桥一带的道路情况。第二天上午,又要我把办事处的卡车与工作人员先送过汾河桥待命,并指示彭雪枫和我带电台、译电员跟在他身边。这时,远方已传来了枪炮声。

6日晚上,我们随周副主席来到西门。城门的卫兵称,没有傅作义司令的命令,一律不准出城。原来,在阎锡山撤退时,留傅率部坚守太原。于是,雪枫请周副主席在车中等候,带我到城防司令部去见傅作义。傅背着手,独自在房间内踱来踱去。雪枫向他说明,我们是奉绥靖公署指示向临汾转移的。他听后坐下来写了一道手谕,准予出城。我们拿着傅作义的手谕赶回城门口,卫兵验明后才放行。此时,城门已堵死,只留了一个可供单人通过的小孔道。周副主席果断下令弃车,并要大家把私人行李用品全部丢掉,抬着电台、发电机等物资步行出城。就是这一次,我丢掉了珍藏的抗大二期毕业证书。

在当天上午出城侦察时,我估计到撤退中可能出现意外情况。为应付万一,特地在汾河桥东留了辆大卡车,其余车辆全部在白天过了河。所以,我们出城步行一段后，就上了预留在那里

的汽车,迅速地向河边开去。很不凑巧,当车开到汾河桥头时,晋绥军的一辆装甲车坏在桥上,堵住了我们的路。这时,日军的枪炮声越来越近,情况十分紧急。我便催促雪枫陪周副主席赶快步行过河,乘车先走。我带一名通信员在后面,负责搬运物资,并检查是否还有掉队人员、失落物品等。

我们往返桥头,搬运物资与器材。由于路上满是撤退的人群和车辆,我们与自己的车辆失去了联系,只好沿着公路紧紧追赶,中途又遇敌机轰炸,与通信员儿分几合。后来,还是搭乘晋绥军的汽车,才赶到汾阳,与周副主席和彭雪枫等会合,大家甚为高兴。在这里,我还碰到了谢嵩,他参加过平江起义,长征时曾任红3军团12团团长,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调任29军军长。这时,他在晋西地区一个游击纵队当司令。谁料,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返回部队不久,在山区行军时翻车,伤重牺牲。

在汾阳休息了一天,我们即撤往临汾,在八路军总部兵站部部长杨立三率领的后方机关作短暂停留,即转移至城西北的刘村镇。这个镇子历史上出过不少进士。据说,脍炙人口的《三进士》那出戏,就是根据当地的历史素材编写的。后来,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也迁到了临汾。

太原失守后,晋绥军匆忙撤退,一路上遗弃了许多装备、物资,包括一些重武器,我们便将其丢弃的13式山炮收集起来。八路军总部过来后,即用这些装备,组建了炮兵团,由武亭任团长,邱创成为政委。红军时期他俩都是我的老战友,这次又在刘村镇见了面,我们重叙旧事,非常亲热。

八路军总部在洪洞县南的马牧村,与我们的驻地相距不远,与阎部也可以直接联络。这样,我们办事处在统战工作方面的事情就明显减少了,主要任务是:以八路军临汾办事处的名义掩护中共北方局的工作,成为华北到延安的交通与通信枢纽。其次是办学兵队,培训青年学生,毕业后,介绍到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和北方局分配工作。

学兵队是北方局转移到临汾后,指示办事处举办的。那时,学习与生活条件都很差,没有课堂,就在大树底下上课。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和从前方回来的八路军3个师的领导,都来做过报告,彭雪枫也给学员讲过游击战术。还有许多文化人,如李公朴、贺绿汀、吕骥、欧阳山尊等,也应邀来队讲课。贺绿汀教唱自己创作的《游击队之歌》,这首歌旋律明快,歌词源于游击战争的实践,很受大家欢迎。马海德也来过,他祖籍黎巴嫩,1910年生于美国,是位医学博士,1936年秘密到陕北苏区后,毅然参加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马海德的中国话说得还不错，但有时也会出些小问题。我们问他:你是怎么来的?他竟说是“坐铁路”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了中国国籍,并担任国务院卫生部顾问,1988年病逝。在学兵队做领导工作的,有何以祥、谢忠良、方中铎、李伯钊等同志。由于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日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四面八方来学兵队的青年很多,实在接纳不下,我们便介绍一部分到八路军随营学校,一部分到延安,还介绍一批去阎锡山在临汾办的民族革命大学。

1995月10月，重返刘村

　　办事处也先后调进了一些干部,中央军委派汤平前来负责办事处的政治工作,北方局编写《广闻通讯》的王子光,也来这里当秘书,还有北方局联络局的刘贯一等。考虑到办事处需要电台通信人员,雪枫还把延安介绍来八路军总部工作的熊梦飞留下任电台台长,让岳夏专做秘书部门的工作。这些同志的到来,为我们办事处增添了骨干,加强了领导力量。

在临汾时,阎锡山派来与我们联络的是少将参议陈婉芳。他也是湖南人,差不多每周乘马车来一次。据说,他这样做,除薪水外,还能得到一笔车马费。陈婉芳对有着传奇般经历的贺龙师长非常崇拜,也想拉拉老乡关系。一天,贺龙师长到办事处,经请示他同意,与陈见了面。谈到高兴处,陈婉芳问贺师长:你每月薪水多少?贺师长手掌一伸,表示只有5块大洋。陈非常惊讶!因为红军改编后,国民党从经济上限制我军发展,只发给按

规定改编的3个师的经费。而我军除八路军3个师外,还有机关、学校等。于是,就要3个人的饭5个人吃,仍然用供给制的办法,生活待遇保持着红军时期的老传统。这样一来,我们八路军一个师长的津贴,还没有国民党军一个班长的薪水多。

从太原到临汾,我做了半年多的统战工作,学到不少原来不懂的东西,也有一回差点出问题。一天上午,延安寄来一封用“第18集团军朱德总司令”落款,送“二战区阎司令长官亲启”的信件,我即乘车将信送到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收发副官处。下午,雪枫问我:“延安送来的信放在哪里?”我说:“已按信封所写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了。”他焦急地说:“这是我们党的文件!为避免途中检查,才这样写的。”我大吃一惊,连忙乘车到阎的收发副官处查问此事,好在信件还未编号,仍摆在桌子上。我便推说这封信还有材料没装上,需取回。收发副官二话没说,就把信交还我了。这件事,真让我吓出一身冷汗,感到自己工作不细,险些给党造成损失,幸亏国民党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帮了我的忙。

转眼间,冬天来临。日军在攻占太原、石家庄、济南、南京等地后,一面沿津浦线南北夹攻徐州,一面由同蒲线直趋临汾,准备从晋南地区渡黄河,与东线日军会师于洛阳、郑州、开封之

陇海线上。

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继续败退,华北失陷,中原告急。一天,毛主席发来电报,要彭雪枫立即前往河南,到确山县竹沟镇整编豫南部队,并利用其与西北军的关系,进行统战工作,准备开展河南敌后游击战争。雪枫交代了工作,即行出发。1938年1月,我接到他发来的电报,要我即带人去竹沟。于是,我请示尚昆同志同意后,决定将办事处人员一分为二,留下一个排给北方局,其余由我带赴豫南。

此时,八路军根据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已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和晋西南建立了战略支点。新四军也已成立,军部从汉口移至南昌。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正在陆续集中,进行整编,准备开展大江南北敌后游击战争。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新局面即将到来。

2000月4月，瞻仰湖南桑植贺龙元帅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