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上大学的奇异经历

欧余山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中国高等院校考试制度40周年的日子。我作为77届大学生，在那年的高考后经历了一段奇异的曲折过程。

话还要从1975年说起，那年我插队回城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听起来单位不错，但当我们报到时个别同学分配到院机关坐办公室（后门有人），绝大多数人被分配到幼儿园、建筑队、绿化队等服务行业。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建筑修缮队当了一名泥瓦匠，干的是房屋维护修缮的活儿。每天，穿着一身沾满灰浆的工作服，和师兄弟们推着三轮车在中关村楼群中穿行,今儿给这家砌个水池，明儿给那家补个墙面。三年下来技术没学到啥，日子也过得百无聊赖。在科学院---中国各门学科顶级专家云集的地方，“老九们”蔑视地称我们是“豆腐渣子”。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这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终于可以凭本事选择自己的道路了。但是，在文革中学的那点知识，早已在农村插队和泥瓦匠的繁重劳动中荒无了，我能行吗？为了摆脱当前困境，只有奋力一博,重头再来。我白天在工地干活，回到家废寝忘食地苦读。复习中若是找到一本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就像是如获至宝；拿到一套复习大纲或试题大家会争相传抄。那种夜深人静后，唯独一人顶着昏暗的灯光，开足马力在书山题海中耕耘的情节，至今历历在目也是一种与命运抗争的难忘经历。

终于迎来了高考的那一天。以往我不管复习多晚，上床倒头就睡，但高考的头一天却失眠了。一直熬到清晨，昏昏沉沉地进入考场。由于长期远离学校，缺乏大考经验。平时已复习到的内容，换个角度提出来就会犯懵。考完后一对题，对出现的错误懊恼不已。记得我的一个同学，在一道电线杆子的杠杆原理题目中答错了，戏称要在电线杆儿上吊死。自1966年终止高考到1977年恢复高考，积压了十一年的考生，大家在同一年进入考场，据说录取率是50比1。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中，我在考试中又屡屡出错，如何面对江东父老，又如何能够金榜题名呢。其实，当时大多数考生都处在同一状态，就看谁复习的扎实、全面了。

招生工作开始了。一天，传达室的老头说有个华东纺院的刘老师打来电话，让我到崇文的一个招待所去一趟。我见到刘老师后他说，我的第一志愿没有被录取，他们把档案接了下来。华东纺院准备办一个数学师资班，为各地紡院培养教师。因我的数学成绩很好，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我当时就答应了。临别时刘老师还补了一句话，因为人员还在选择过程中，最终以拿到入学通知书为准。回到家里，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高兴地几乎跳了起来。那几天，家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在总政军乐团的大哥说：你要上了大学，送你一套军装。

发榜的日期已过，开学的日期也将临近。我们单位已经为上大学的职工开了欢送会，可是我还没有收到通知书。带着疑问我去了北京市招考办。由于是十年动乱后第一次招生，招考工作没有形成正规流程，工作混乱不堪。来质疑各种问题的考生特别多，门前排起了一条长龙。足足排了半天时间终于轮到了我。我向接待的同志诉说了缘由，她一本正经地记录下来，并说三天后答复。这期间，各大学已经开学。记得周边的北大、清华组织入校学生来科学院参观，我当时正在院里挖排水沟。看到一队队的学生从我身边经过，心中五味杂陈不是滋味。三天后，又排了半天队，招考办那位女的明确地告诉我，她查了华东纺院的档案，没有欧阳满这个人。认命吧，说不定华东纺院又相中了别人。

带着阻丧的心情无精打采地回到家。到了家门口抬眼就看到大门上母亲留了个纸条，说我已被华东纺院录取。看了纸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刚刚被告知没被录取，怎么突然又出现了转机？原来，我在上海当兵的二姐到华东纺院找到了刘老师。他听说这事很是惊讶。华纺一共在北京招收7名学生，欧阳这个姓又很特别，印象很深。是他亲手给我开具的录取通知书呀。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事后才知道，招考办接待我的那个女的，因偷懒根本就没有去查档案。而是按照“没收到通知书就是没被录取”的推理回复了我。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差点毁了我的一生！待我又到招考办补办入学通知书时，招考办的人员说，入学通知书有寄错地址的，全北京唯独我一个人没有收到通知书。这种小概率事件居然会发生，而且让我碰上了。

当我穿着一身崭新的国防绿到上海的华纺报到时，开学时间已过了一个月。班里的指导员说，我若再不来报到，学校就会按自动退学将我除名了。那个年代，打个长途电话都要跑到北京电报大楼去排队，两地及时沟通十分困难，这种冤枉事没准真会发生。

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这样机缘巧合地让我生生“找”了回来。若不是刘老师事先找过我，若不是二姐在上海工作，我的大学梦会就此终止。我常想，若是一个农村的孩子摊上这事又会是什么结果呢？感叹的话不多说了，人这一辈子，会碰到多少曲折、磨难呀。把它记录下来，也算留个纪念。

二0一七年十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