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金陵——魏特琳与金女大的故事

李敏

清晨的随园，阳光和煦，书声琅琅。

校园内明妮•魏特琳女士铜像前，又被不知名的爱心人士堆满了鲜花。

阳光穿透树叶，清风轻拂起经年尘埃在历史的光柱中纷扬，一位美国女士与金女大的往事记忆慢慢开启……

牵手•金女大

1886年9月27日，明妮•魏特琳出生在美国伊利诺州的一户贫困人家。自幼勤奋好学，聪颖过人。半工半读念完了大学，随后工作中继续寻求学习机会，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1912年的秋天，魏特琳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当时中国社会仍停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阶段，女子教育尚在沉睡之中。魏特琳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在安徽合肥创办了三青女子中学，在她的精心管理下，“校务蒸蒸日上，成绩卓越，备受外界赞扬推崇”。兢兢业业六年时光，魏特琳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更播下了矢志推广中国女子教育的种子，也为后期效力金女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期间，她取了中文名：华群，意为“融入华人群众中，为中华群众服务”。正如她名字中的寓意一样，自踏上中国的那一刻起，魏特琳的命运就与中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18年，来华6年的魏特琳第一次获得回国休假的机会，并打算在此期间与未婚夫正式走进婚姻殿堂。正在这人生的关键时期，魏特琳收到了一封来自金女大的邀请书。在这两难的抉择面前，魏特琳经过几番思考，决定将婚期延后，毅然接受金女大的聘请。不久婚约宣告解除。

此后，在金女大的22年时光中，魏特琳一心教育，情系校园，终身未嫁。

1919年9月，魏特琳正式受聘为金女大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并代理校长职务。初入金女大，魏特琳便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很快融入了新的教学环境中，并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系列科学有效的改革措施。

她认为推广中国女子教育，首先得加强女子中学教员及行政人才的培养训练，必须学习教育原理，教学法，心理学和实习教学等科目，并且主张学生在学习教育学之余必须学有专长。为此，专门设立附属实验中学，躬亲指导，成绩斐然。金女大的师范性质由此也得到了完善。那时的魏特琳恐怕也没有想到，多年之后，师范之花在随园这片热土上盛情绽放。

与此同时，魏特琳积极鼓励支持学生的自治活动，成立学生自治会，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综合性能力。

她在教育系建立起学生教学实习制度，将所学的书本知识运用到教学实践中，首开中国教学方式之先河。

当时的金女大正在筹建新校园，魏特琳热心参与其中，大到选址建房，小到花草种植，更是亲力亲为。

1923年新校园落成使用，同年学校举行圣诞庆典，邀请社会名流、周边百姓等400余人来校参观。人们对这座“中国宫殿式”的现代校园赞不绝口，并称“其结果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堪称民国科教建筑中的典范之作，赢得“东方最美丽的校园”之美誉。

迁入新校园后，魏特琳积极推动“睦邻政策”，鼓励学生发扬金女大校训“厚生”精神，通过开展为贫困家庭募捐，设立家政学校、乐群社与诊疗所等形式服务社会大众。

在此期间，她与周边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大家都很敬重和爱戴这位美籍教授，见面后都亲切地称呼她“华小姐”。

正所谓，“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

金女大的人文环境，如幽兰之室，无形中熏染着每一位金女大人。

金女大在37年的办学历史中，培育了近千名毕业生，成为当时各个行业的杰出女性代表，被人们称之为“999朵玫瑰”，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由此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女子高等教育思想，则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去留•金女大

1928年北伐战争后，举国上下掀起了收回教育权的浪潮，国民政府要求教会学校校长及校董事会董事长都必须由中国人担任。

大量外籍教员纷纷离开，时任金女大校长德本康夫人也自行辞职，由金女大的首届优秀毕业生吴贻芳任新校长，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

首届金女大毕业生，左2为吴贻芳

金女大正在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期，魏特琳在回国的浪潮中坚定地选择了留下，并与吴贻芳校长默契搭档，并肩作战，成功地稳住了金女大的运行与发展。

在此期间的魏特琳生活的充实而又快乐。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也能从我现在写这封信的窗口看到（外面）的景致，在东边我可看到紫金山上漂浮着迷人的紫色云雾，在正前方我看到我们的学生在荷花池畔漫步……”

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金女大的浓浓爱意。

1929年初，一封回家奉养的家书打破了魏特琳的平静生活。一面是与自己相依为命的至亲；一面是自己心心念念的金女大，何去？何从？魏特琳再次陷入矛盾之中。

后经金女大委员会多方劝说，深明事理的父亲终于同意让魏特琳暂时留下。得到老先生的答复后，金女大委员会及吴贻芳校长都松了口气，还特别致函谢他，说他做如此决定，等于是赠与金女大一个“贵重的礼物”。

1931年，魏特琳回国休假时，77岁的老父亲再一次殷切期望女儿能常伴身边，然而，魏特琳依然选择回到金女大。

而此一别，竟成永别。

选择金女大，魏特琳放弃了自己的爱情；留在金女大，魏特琳又为此放弃了亲人。

在以后的时间里，魏特琳一心扑在学校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上。她真正把金女大当成了自己的家，把金女大的师生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然而，最为严峻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民国首都南京阴云笼罩。往日宁静、祥和的校园也被紧张与不安的空气所取代。由于日军的空袭不断加剧、升级，金女大被迫西迁成都华西坝，直至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初，学校才又重新迁回南京。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黑暗前期，吴贻芳校长让教职员工自由选择去留，并告知大家，因经费少的原因，仅能支付半薪。在此情形下，外籍教员中仅有两位选择留下，魏特琳就是其中之一，而另一位美籍教员也在后期去了金女大在武汉的分部教书。

随着南京的局势越来越紧张，美国大使馆先后四次派人来力劝魏特琳撤离南京。但她不仅选择留下，还致函美国使馆讲明在“这个非常时期”留在南京助益颇多，并大胆指出各国使馆轻易退出南京，是很不明智的。

对于魏特琳来说，南京已经不是一个异国他乡，而是与自己血肉相关的港湾和孩子，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舍弃的地方。

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而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当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滞留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公民并发出警告：“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的时候，魏特琳的回答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并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文件证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坚守•金女大

选择留下，就意味着危险与牺牲。此时的魏特琳，像一名即将征战的女战士，迎着风暴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魏特琳率先倡议并与15个国际友人自发组织起由德国人拉贝先生担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主动提出将学校作为难民安全中心。

日军侵华战争中，安全区的25家难民所收留了20多万难民，金女大难民所作为唯一一个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的避难所，最高峰时收容了13000名妇女和儿童。

留在金女大是艰难的，守住金女大则更是艰难。魏特琳为此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乃至生命的代价。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天，“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枪声震醒了南京的长夜，尖刀刺破了南京的黎明，长达六个多星期的南京大屠杀在血泪与哀嚎中开始。

为了保护难民，魏特琳与日军斗智斗勇，像母鸡护小鸡一样守卫着前来避难的妇女儿童。

面对不断增加的难民，魏特琳利用有限的校园资源，尽可能多的腾出空教室，让每一个避难者都有一席安稳的落脚地，并将年轻的女难民安置到学校最隐蔽的文理大楼的大阁楼里。

魏特琳制作了一块“大美国女子学院”的牌子和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大草坪上，以此来赶退前来侵犯的日本兵；她还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并请来为“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而她自己则连轴转地四处奔波，与日本兵进行生命赛跑，争夺着可能生存的姑娘和更多的南京市民；日军咒骂她，用血迹斑斑的刺刀在她脸上乱晃，甚至打她耳光，但魏特琳毫不退让，她已然将生死置之度外。

为了保护前来避难的中国士兵，魏特琳急中生智，让收容在金女大校园内的妇女难民出面相认父兄，救下了百余人。

为了帮助妇女寻找失踪的亲人，魏特琳多方搜集形成了一份长达1800多人的“辛德勒名单”，通过使领馆来与日军斡旋进行营救。因日军阻扰，最终实际解救释放的仅30余人。

但哪怕只有一人，这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哪怕只有一线希望，魏特琳都倾尽全力。

为了救济难民，她千方百计多方途径地筹集资金与物资。

她将学校的存粮拿出来分发给难民，由红十字会粥厂每日供应难民两次米粥，并在校内装了两个大炉子整日供应难民热水；随着天气的严寒，难民伤员的增多，魏特琳赶制棉衣，救助患者，绝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人。

为了让众多失去经济来源的妇女和年轻姑娘能够拥有一门生活技能，魏特琳不遗余力地组织了一些家政班和技能培训班，在学习中帮助大家共渡难关，以期灾难结束后每一个人都能正常的生活下去。

正因为如此，魏特琳被众人亲切地称作“活菩萨”。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甚至每天都为魏特琳磕10个头，既是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也是为善良的魏特琳祈祷平安。

更难能可贵是，在这样一段血雨腥风黑暗无光的日子里，魏特琳白天为难民忙碌奔波，夜晚以笔为书，冒着生命危险，留下了50多万字的《魏特琳日记》。

该日记起自1937年8月12日，迄于1940年4月14日，记载了日军从轰炸南京、进攻南京到南京大屠杀及日军在南京进行殖民统治的全过程，成为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1995年，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阅读该日记，利用其中重要内容撰写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该书一经发行举世轰动。

日记中有一段记载：“1937年12月24日，星期五。 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10点，我被叫到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幸好他带了一名翻译，这是日本使馆的一名年长的中国翻译，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在这期间，这位顾问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2005年，女作家严歌苓将这几行文字，发酵成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

2011年，著名导演张艺谋的同名电影上线，并获第69届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身体的创伤可以治疗，但精神的痛苦却更加深重并持久。面对越来越庞大的求助群体，越来越紧缺的学校资源，魏特琳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取舍。

为了将校区留给更多更需要的难民，不得已劝送回部分已婚有家可归的年长妇女。可是很多次，当妇女刚离开金女大，就惨遭日本兵的蹂躏残害。这种情形使得魏特琳的内心备受煎熬，她一刻也不敢安歇，以至于整个身心都疲劳到了极点。

她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今夜我太累，不想写了。每天都承受着许多必须完成的任务的重压，还有更多我似乎根本无法完成的事。”

一个学校的空间能有多大，一个人的精力能有多充沛，都不足以承受如此高压的重负。而在残酷战争中亲眼目睹了日军惨绝人寰的种种暴行，更是不断刺激着魏特琳的神经。

爱与信仰是一切力量之源，魏特琳的内心满怀正义，她始终相信中国不会灭亡，正义不会失败。大屠杀期间，许多人为了躲避日本兵的残害，不得已佩戴上象征亲和的太阳臂章，魏特琳对此深恶痛绝。

有一天，一名少年进入难民区给姐姐送饭，忘记将太阳臂章取下，魏特琳喊住他：“你不用佩戴这个，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并没有亡。你年纪很轻，你要记着，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的这个。你看见些什么，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帮少年取下了太阳臂章，抛在地上。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刻，她仍反复告诉大家：“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授予魏特琳外侨的最高荣誉----三色襟绶采玉勋章。

永生•金女大

1940年，由于长期劳累及强烈精神刺激，魏特琳罹患严重抑郁症，不得不被迫返美治疗。

1941年5月14日，在离开金女大一周年的日子里，她打开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55岁。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魏特琳依然不忘金女大：“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试着尽力帮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为中国人服务”。

魏特琳死后被葬在美国密歇根州的雪柏得镇，她的墓碑是在生命末年自己设计，墓碑造型为中国建筑轮廓，大屋顶、圆廊柱，金女大建筑的经典风格。墓碑上用英文刻着：明妮•魏特琳，观音菩萨，到中国去的传教士。

但在最醒目的地方刻下的却是四个汉字——永生金陵。

常言说：“战争让女人离开”。魏特琳作为一名女性，作为一名国际友人，她在南京最危难的时刻，婉拒美国高薪厚职，选择留在炮火纷飞的战争中，哪怕只有半薪、哪怕忍饥受冻、哪怕辱骂殴打，都丝毫没有动摇为中国人服务的决心。

她和金女大一起勇担道义，用自己柔弱的身躯撑起一片天空，用善良和智慧拯救无数鲜活生命，直到拼尽自己最后一丝气力。

“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金女大校训是“厚生”——“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富”。魏特琳正是用生命践行着“厚生”精神，她向人们诠释了人性的光辉，也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勇气？！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

吴贻芳校长曾如此评价：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这种成仁取义的事情，魏特琳教授早做到了，所以他的精神生命是永远存在的，人们也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1943年，凌道扬、陈立夫等人在重庆发起募捐成立“华群纪念基金”。

1987年，南京师范大学在金女大旧址—随园（即现南师大随园校区）成立金陵女子学院。

2002年，随园内竖立起明妮•魏特琳纪念铜像。

2003年，美籍华裔作家胡华玲教授（《魏特琳日记》作者）发起设立“魏特琳奖学金”。

穿越百年时空，一百号楼旁的百年银杏枝繁叶茂，愈发繁荣。昔日的大草坪青翠依旧，南师学子在此以青春之声唱响的和平之歌响彻云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从金女大到南师大，“厚生精神”薪火相继，随园儿女初心不改。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传承“厚生”精神的新随园人，必将凝聚起更多力量，在新时代的舞台上放射夺目光芒。

正义不灭，金陵永生！

图片：刘荧 杨启翔；史料图片：张连红；部分图片来源于南师大档案馆及网络。
参考书目：
1、[美]明妮•魏特琳 《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
2、[美]胡华玲：《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6月；
3、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魏特琳传》，南京出版社，2001年1月；
4、郭歧：《陷都血泪录》，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
5、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校史文化与大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