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故土、故人、故事

明星指挥

作者：裴道敏

故乡·故土·故人·故事

〈引〉

常州是我的故乡，局前街是生我养我的故土，那里曾经有着我的许多的同学、小伙伴、亲人、邻居和基本都已亡故的长辈前人，还有那许许多多的差不多都消失了的和遗忘了的景、形、事。

小城故事多，充满欢和乐，老来捉童趣，苦涩也添色。

〈一〉

老一辈的人讲，1920年左右我家就在局前街上了，那时候的局前街什么样子大概无人知道了，就参考一下“清明上河图”吧。我祖籍是苏北阜宁县，那儿有个历史上留下的裴姓大家族，整个乡基本都姓裴。

据说：我爷爷是一地主家长工，却与地主家千金也就是我奶奶好上了，在一片反对声中他俩离家出走来到了常州，放言不混出个人样来不回去见人，哪知壮志未酬身先亡，先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壮烈”了。却把根留在了常州，留在了局前街，父亲从未去过阜宁，估计是觉得没混好愧对祖宗吧，我也沒去过，也没脸面，到现在还是个人模鬼样，再说去认祖归宗谁睬我？倒是有一大批苏北同宗溜入了常州、无夕等地出来打天地，是不是受了我爷爷的影响我不淸楚，但我爷爷肯定是“先驱者”，或者说是最早吃螃蟹的人。

1953年阴历4月26日（后来我去查看了这天，阳历应该是6月7日）我在局前街出生了，什么时辰生的连我父母亲都说不淸，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我是“马大哈”了吧，遗传基因呗。爷爷从苏北老家带过来的家谱上排，我应该是道字辈，父亲不知何故帮我取了个敏字，于是我就叫裴道敏了，一些冒牌的国际国内友人常“译”成：赔他命、陪逃命、被盗名，搞得我皮肤、神经都过敏。

母亲生养了八、九个子女，有幸成活下来的不过四个，两男两女，我最小，所以小时候我在家里的爱称叫“细末代”。

不管怎么说，我也算半个大户人家出来的人吧。

〈二〉

关于局前街的得名，有着好几种说法，最多的说法一是明代设有杂造局而得名，一是说因有劳（劳动局）民（民政局）伤（商业局谐音）财（财政局）等局而得名。我的印象是局前街小学的西隔壁是财政局（后多了分出去的税务局），财政局西隔壁是劳动局，民政局据知情人讲一直是在北大街的，商业局是在大庙弄的，曾在原巿政府斜对面的百货批发站挂过几天牌。这印象已经很模糊了，不知对否？我家斜对面的娑罗巷里有化工局等，但这不可算在局前街上了。可能是先入为主吧，常州市最大最权威的第一人民医院就在局前街上，怎么不叫院前街？我家在局前街的最中间，又出了我这么一个活宝，怎么不叫裴前街呢？

局前街东西走向，并不算长，不会超过五百米吧，东起迎春桥，西至化龙巷。但局前街的名气很响，凡是常州人或到过常州的人都应该熟悉或知道这条街。常州主要的商业区是以百货大楼（现在看起来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三层商业楼）为中心幅射的南大街、北大街、东大街、西大街（哪个城市沒有东南西北大街呢？好记却印象不会深刻），但真正有特色且麻雀虽小五臓俱全的街还是要首推局前街，与我的前半生注定有着不解之缘 的局前街。

打我懂事时我就知道了，我投胎投错人家了，投到了一个家徒四壁、没权没势、缺衣少食的贫苦平民家，不幸中的大幸是落在了共三、四平方公里的城圈内的著名街上，算作城里人了。反正回不去了，认命吧，慢慢地熟悉熟悉这世界上各式各样的人，熟悉熟悉街上的景，熟悉熟悉兄弟姐妹、街坊邻居。

〈三〉

我家与左右隔壁的两家一样，都是约三米半左右的门面（宽），进深约二十多米，皮带型，前面是一间店面，中间是一天井，后面是住家，住家还分成所谓的客堂与卧室，还有一小阁楼，最后面还有一米左右的露天空间，要从窗户进出，用于通风与采光。我很小的时候，那后面的住家破落不堪，西面的山头（墙）是搭好木头架子，用芦苇编围起，再用石灰纸巾泥糊上，日常时久，石灰剝落，芦苇破损，野猫时常钻入，还不怕我，我却怕猫，需大人驱赶后我才放心。中间的天井东半部搭成披屋，一半是舂米的石臼，一半是烧饭的灶头及煤球炉。

大门是由八、九块木板组成的排门，上下轨道，早晨起来后开门，把木板一块块取下放大门两边墙上，晚上根据编号再一块块上上去（排门现在已绝种了）。

最前面的一间是父亲做生意的店面铺，排门卸去后露在最外面的是一只大炉子，炉子上放了一只大大的锅子和一横放着的操作板。父亲是个有点想象力也敢于创新的人，家中后面居室虽破、脏、乱，前面倒收拾的干净整洁，几面墙壁上用兰漆涂至约1．2米高左右，中间人走动，两边都是高靠背双面坐椅子，两椅子中有一张小长方桌，很象走进了火车车厢。店铺经营的甜食品种随着季节一直在变（中秋节时分桂花糖芋艿，夏天清凉绿豆汤，每年大部分时间是卖大小元宵），但店铺里的格局始终没改变过。

每天早晨天还未亮，母亲便在石臼那儿舂着前面营业要用的糯米粉了，嘴里哼着那只有她自己才懂的苏北小调，天复天，年复年。

〈四〉

我家东隔壁住着一户费姓人家，面积与型状几乎与我家一样，但房屋质量与档次我家是没法去比的，那是象模象样的老屋式，小时候我也到他家后房去过，地板房，而我家就是泥地，连称呼都听得出高低，大家叫他家主人费先生，叫我父亲裴老板，那时候先生是受人尊重的，老板是没人瞧得起的。费家与我家一直不和睦，想来大概是不在一个档次上吧，加上我们那做生意天天舂米吵闹的声音、环境，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两家能维持到拆迁分手已属不易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费老先生那时还是“四类分子”（当时的一种对定性地、富、反、坏的统称，现在想来十分可笑），经常要接受居委会的批斗、敎育、检查。费老先生在1985年我们那儿宣布将拆迁后几天突然去世，可能是尽管局前街对他不公平，他仍不想离开这生活了一辈子的局前街。

费家东隔壁便是毕家弄了。一条䄂珍小弄堂，宽约一米左右（我们小时候都能手脚撑住两边跳跃性的往上爬)，长约五六十米吧，住有刘姓、李姓、葛姓、蒋姓等十几户人家，刘家面积最大，家中园里还有个很粗很大的法国梧桐树，还有个大户我们大家都叫那主人毕先生，不知这毕家弄是否是根据他家而得名的吗，毕先生太太是我幼儿园银（营？林？）老师。我幼儿园同学、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农场农友、宣传队队友缪小青家也住在毕家弄内。缪小青父亲、伯伯、大哥分别在苏州地区京剧团、常州市京剧团、常州市歌舞团美工设计组，都有着一手扎各种道具、彩灯等各式用品的绝活，可惜后继无人要失传了。

〈五〉

毕家弄东便是常州护士学校了（后改名为常州市卫生学校，我们一般都叫卫校）。卫校大门口有一块长约十米宽约六米的广场，那是个天然舞台，许多卖梨膏糖的、小热昏、拉洋片，摆地摊的都会利用这一广场拉场挣钱、宣传广告，我们许多的小孩会跟前跟后，看热闹听故事学表演，至今我还记得那拉洋片的场景：在广场上用白粉洒划出几平方米的圈，围观者站在圈外，圈内人手拿一面小锣，边敲边唱：“翻开洋片第三张，人人吃饭进食堂，进食堂喜洋洋，热饭热菜味道香，一顿吃了三大碗，外加一碗肉丝豆腐汤……”，一派胡言，在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还能喜洋洋的吃上三大碗饭？做梦去吧！做梦也没那个福气。夏天一到晚上，附近的人都在卫校门口广场上睡露天觉了，搁上木板，放上凉席，不分老少，不避男女。我是连凉席都不铺的，因为没有。卫校当时也算个较大学校了，有大操场、专用篮球场、经常有演出活动的大礼堂，只是进大门后的三层大楼我是不敢进入的，因为听说经常有实体标本放在那供解剖、研究、敎学用。

卫校的东边是个两开间两层楼房，楼上住了两户人家，从墙山头上对着卫校传达室的一个小门进出，小门内还通着后院，后院内还有三四户人家，一祝姓人家还借着卫校门前广场摆露天摊早上卖豆腐汤，六分钱一碗，比一般点心店便宜两分钱，当然肯定比我家西隔壁的八分一碗的汤内货色少一点，碗也小一点。临街的两开间是个卖糖烟酒等的杂货店，店主任是个姓万的女人，精明能干，我们附近人家的厨房辅料都是出自那。约在1962年左右，这糖烟酒杂货店被一生面店取代了。

〈六〉

生面店的东隔壁，有着一个近十米长的大房子，中间一双开大门，两边都是高大的围墙，大门内有近两百平方米的大厅，大厅后面还有着几间小屋，最后面有个小门可通毛家弄。打我记事起，最早这大厅是局前街居委会的“会议中心”，各种居民大会、选举、排节目和定期的“四类分子”检查等都是在那举行的。在1959年左右，受冒进的思潮影响，那里改成了社会主义大食堂，鼓动大家都在食堂享受那所谓的初级共产主义。才四、五岁的我就是共产主义小战士了。食堂一开张，母亲就把我和二姐的粮油关系（那是计划经济时代，吃的粮油都是计划供应的）迁入大食堂了。其实这怨不了母亲，当时那场景那气势任何人都只能乖乖就范，每天早上一起床，就有街道居委会的人来说服动员了，这批刚走那批又来，大讲进食堂的好处，暗示不进食堂的后果，一个家庭妇女的母亲能怎样呢？

食堂大厅里放着七八张桌子，最里面有一排小窗口，那是打饭菜的地方，我们的粮油关系到了那里，就只能一日三餐在那里用餐进食。早上六点钟，我就和许许多多的小朋友大朋友一样，拿着各自家里准备好的小瓷盆或大饭碗，爭先恐后地挤在小窗口领饭菜，早上二两稀饭，中午四两，晚上二两，每天共八两，这是我们儿童的定量。不少了吧？告诉你，这是老计量单位，八两也就是半斤，掌勺的师傅加上各级主管总要雁过拔毛吧，半斤就等于:……，我们吃饭是不用筷子的，那稀饭特别突出了个稀字，食堂桌子也是多余的，那点货没等到桌子就不见了踪影，饭盆也是不用洗的，那舌头是天然的洗洁精。那宣传食堂的拉洋片的唱词只有两个字是对的，一个是热字，那哪能等到凉啊，早下肚了，还有一个香字，在没有吃肚子极饿的时候，烂狗屎也香。食堂大厅的墙上挂着一横幅：“放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生产”，那高音喇叭每到开饭时总放着同一首歌：“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浪费什么呢？

好在这大食堂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声匿迹了，这块地方给粮食局“接管”了去，成了个生面加工场。

〈七〉

这大食堂的东边是新江南旅馆，是一排有并列五六间的二层楼的小洋房，进门还有个小天井露台。我大哥结婚时就借用了新江南旅馆，哥比我大十八岁，结婚时我虽只有三四岁大，却有着那天父亲朋友在旅馆门口吹喇叭的印象。哥嫂后来调南京工作了，每次回来探亲时，父亲就会到新江南旅馆租被子。家里穷，没有多余的备用被子。

旅馆的东边是毛家弄。毛家弄与狭窄的毕家弄不一样，虽也是个不深的弄堂，路却特别宽，货卡车可任意开进去。弄堂的西边是卫校的围墙，东边是密密麻麻的小土房，仿佛到了打地道战的高家庄。毛家弄1949年前是国民党的监狱所在地:，虽说历史上记载过有几次越狱事件，仍还是国民党的模范监狱。不知什么时候（反正我还没出生）起，我母亲娘家的亲戚们全线“接管”了这块地盘，我六舅、八舅、阿姨及他们的亲亲眷眷约有十多户，还有一杀鸭卖鸭子的一户人家，我只记得大家叫户主“大桃子”，毛家弄的居民清一色的苏北口音，两个对我不错的舅妈看到我去了就会说：“道敏小乖乖来拉，吃过饭了阿？”。后常州救护站征用土地，毛家弄的居民们绝大部分搬迁到常州第三中学后面的王家村去了。毛家弄底有口水井，还有并排着的东西两户较好的房子'，东边是一钱姓大户人家，西边是和平幼儿园，我与街坊邻居家的小孩基本都是在这幼儿园度过童年的，幼儿园的金老师、银（营?林？）老师、蔡老师也都是街坊邻居。

就在大跃进吃大锅饭进大食堂的同时，在毛家弄进去几米处，造了个可勘称豪华的大厕所，W处进去就看到中间大大的圆柱上彩绘的宣传画：张飞手持宝剑刺中了苍蝇、老鼠、蚊子、臭虫四害。要上两阶台阶才能上位的八个坑位都是隔断的，宽敞且干净。每天我去那厕所时都要带本书，没有十五、二十分钟是不会离开坑位的，但我不是第一，家西隔壁许家的小儿子许安定要厉害的多，一般没有半小时是不会下坑的。

〈八〉

局前街毛家弄东口，是牛家修理铺，牛家祖籍大概是山东人，户主据说是前国民党军官，好象生有五个清一色男孩，我与老二走的近些，还在一起拍过照。牛家擅长修理各种小的机械结构东西，如电筒、钢笔、锁、配钥匙等，后期因块头大中风由儿子顶替干，加卖上了钓鱼竿、渔具，现在牛老板不知还健在否，几个儿子在常州北环等开了好几家渔具店，我常常能看到，可惜是我认识他们，他们已不认识我了。

牛家东隔壁是史兰英杂货店，也是一开间门面，东西品种有好几百种吧，从吃的小零食到用的小生活用品都有，我们用的缝被子针线、读书用的铅笔橡皮、嘴馋的咸金桔等等都要到他家去买，史兰英是老板娘，讲的常州话听起来有点别扭，敢断定她不是常州人，但不知是何方人士，说不定与我还是苏北老乡。

史兰英杂货店东是一居民人家，姓什么已记不得了，只知与我西隔壁的于家是亲戚。再往东是周杏生漆匠店，我只知道周杏生子女很多，有几个至今与我姐还有往来，周杏生也经常到我家来，是找我父亲喝茶聊天。周家要漆的傢俱什么的都放在门口，他家东隔壁是原太平天国护王府。护王府大概属保护单位，里面阴森森的几乎从不见人，外面大门紧闭，门口正好给周家转动。护王府曾经在文革前文革中被第一人民医院拿来做职工宿舍:，文革后又重新收回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了。对了，护王府这么有名，门口的一条街怎么不叫“府前街”呢？

护王府往东便是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了。

〈九〉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好象这就不用再多说了，这是个人人都不愿熟悉却又都熟悉、人人都迥避却又绕不开、人人都不愿去却都去过的地方，没有哪个人敢说自己从不生病从不进医院的大话。我只是见证了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从不小到更大、从初级到高档、从不错到豪华。我小时候的第一人民医院也已是常州屈指可数的高级地方了，前后都是高级的三层楼洋房，据说都是外国人建造的，前面是门诊楼，后面是住院处与手术室，还有些配套的小屋及花园、走廊。我们常会去看热闹，在花园里玩游戏（官兵捉强盗），只是在那东南角落的那块地、那间房我是胆小不敢去的，没人会问是哪间房、为什么吧？去年我眼疾又去了这第一人民医院，今非昔比啊！高大的三幢几十层大楼把原先后面的洋大楼压的喘不过气来了，前面的原大楼干脆直接被压在新大楼下了，那气派非凡呀？有钱人生病去那儿，还没看大概病就好了几分，没钱人生病到那儿，吓也吓得病加重几分，当然没钱进也进不去。听说这三幢大楼不是国家投资，是医院自筹资金盖起来的，我却认为这是筹病人的病毒、白细胞、癌细胞、断骨残伤……和血汗盖起来的。我也去添了几块砖。

言归正传吧，东面紧靠一院的是和平中学，是当时较有名气的两所民办中学之一（还有一所叫新华中学，地址在马山埠）。我不是个好学生，一贯对学校没兴趣，所以和平中学虽去过几次，印象却不深，只是觉得和那大食堂差不多的门面，原先好象是开办就业、会计等培训、补习的场所。

五、六十年代的常州第一人民医院

〈十〉

局前街的街道并不宽，绝大部地段连两边人行道加上也就十米左右。我家过马路的正对面在1962年前是名叫“幸福”的食堂，这食堂与一般单位里的职工食堂不一样，是一对外营业的饭店，公私合营后我父亲曾在这店当主任，后这店连房子都没了，估计是危房拆了吧，留了块小空地。这东隔壁是一个有着四开间的大户万家。万家对着街道的是一长排的大围墙，在最靠幸福食堂的西边是两扇开的黑色大门，进门后要立即向右拐才能进入住家，那大围墙是个极好的广告拦，常常会有人来绘画作图，不断更新着各种广告内容。提及一人估计老常州们对万家就都有印象了，那就是当年常州市唯一的一个穿着男式裤子、昂首挺胸、气度不凡的市一中的教体育的万老师。文化大革命时揪斗她，硬说她是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残杀小萝卜头的女特务，如此荒谬可笑的推论，那时居然还会有人相信。万老师的高个侄儿万庆其（谐音）是我们三中篮球队的主力。

万家的东隔壁是局前街粮店，是每户每家都经常要来光顾的地方。我也常常去为家中买米、油，还觉得那粮油店很先进，事先大米都用传送带输入高层，然后根据我们所用的米票或粮票、钞票买的斤两筹放下米，我们用口袋等容器在最下面的漏斗口接住。打油也是在油桶上的抽压刻度上标出数码，根据筹上斤两提到位，抽入各自油瓶中。春节前那粮油店排有好几条长龙，大家拿着配给的对号的备用券去排队购回每人半斤赤豆、一斤花生、一斤糯米……等等的节日特供品。

那时候的过年的年味重排队购买各种计划品也是个重要原因。

〈十一〉

粮油店东便是娑罗巷了。娑罗巷几乎就是个笔直的巷子，另一头通向博爱路，巷子的中间与一横向的巷相通，那就是十子街，那时候的人不知怎么理解巷、弄、街的，那十子“街”远没娑罗“巷”宽。娑罗巷里有个机关大院，是许多局的联合办公所在地，只是我记不清是哪几 个局了，好象有化工局（肯定）、敎育局、城建局等。常州市割绒二厂也在娑罗巷内，还有些小的工场，加工火柴盒之类的小东西，在娑罗巷的北头也有一所幼儿园，就叫娑罗巷幼儿园。娑罗巷口东有一小空地，那巷口第一家人家的职业就是利用这小空场卖水，一个自来水笼头，几只水桶。

现在的人难以想象，我们那时家里是都没有自来水的，用水的来源就是水井、河水和买水，每家淘米、洗菜、洗衣服甚至洗澡，都是利用井水或者河水，有条件的会在自己的园子里打上一口井或者装上个“洋井”，象我们这种穷人家没条件的便多是在公用水井上取水（我们叫吊水，也有一点技术含量的取水方法），或者直接去河边码头了，但吃喝烧的水便要去买了。家家都在家中备有一只水缸，买回来的水倒入，待用得差不多没时再去买，可预先买好水筹放在家里。记得好像是三分钱两桶（一担），有力气的大人可一次挑一担回来，我们小孩力气小，需两人扛一桶。有条件的人家都是自备水桶，一可免去借水桶时等待的(水桶少借用的人多）时间，二来自家的水桶要大些，多装就是沾光。我们局前街中段只有娑罗巷口的这一个卖水点，所以生意非常火爆，几乎天天都要排队等水（就这么一个笼头），很少有人会去插队，都是邻居嘛。买水这种现象直至70年代后期才逐渐消失。

〈十二〉

供水站东便是乔家了，乔家老爷子叫乔国民，是个面点师，我们都叫他乔老爷（当时有部电影叫《乔老爷上轿》）。乔老爷生有四女两男，起初在家中开面馆，公私合营后在局前街西头化龙巷交界处的新华饭店做面点师，没事时乔老爷常在家中拉拉二胡，那水平实不敢恭维，记得我刚学吹喇叭时去和他合乐过几次，但总不再一个调上，停下来让他重校音又是对的，再合奏又不再一个调上，纳闷啊！多少次之后才知，原来乔老爷只会一个调的拉法，校音的时候是1·5（内弦1外弦5），拉的时候是5·2（內弦5外弦2），纳闷成了郁闷。倒是他的小儿子乔根海二胡拉的比老爷子好，知青下放时好象在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二团宣传队。乔家似乎是姿罗巷小学的传达室，东边的窗户对着小学的大门和操场。

娑罗巷小学其实也不算小，有着前操场后操场，我二姐就在这学校读的小学。二姐是后半年生的（我们这儿叫小月生），我是上半年生的（大月生），二姐比我大虚两岁，小学是六年制，我是局小第一届试点五年制，因此我与二姐1965年同时小学毕业。从我家拉距离，过马路向西一百米左右是局前街小学，过马路向东几十米是娑罗巷小学，这两个小学都在局前街中段，都临街大门，都是公立，大小也差不了多少（局前街小学稍大一点），一个出了名跃为常州第一小学，一个却名气不大。局前街小学至今还在不断扩展，娑罗巷小学却日况愈下，文革早期娑罗巷小学就撤销了，后期曾改为常州市少年宫，几年后少年宫又另选址搬迁了，留下了一块空地。“风水大师”们又可借题发挥大放厥词了。

〈十三〉

经常会有许多郊区或农村上城的人到了局前街问吴作耀医院在哪？我们会顺手指给他们看那在娑罗巷小学东侧的一排约十几米长的洋房，在那时期的局前街上，这临街的二层青砖房特别醒目，许多人慕名前来就诊，可见吴作耀名气、实力、地位了，著名伤科，专治各种跌打损伤。但说句实话，虽说就在家附近，我从未见到过吴作耀本人，连吳作耀这名字也不知写的对否，只能根据谐音“造”了，我从未有过大的跌打损伤，所以也不会去看病，心灵上的创伤估计他也无奈。倒是捉迷藏时常会躲在那里，要穿过最西边围墙走廊才能进入，易藏难找。后期吴作耀伤科并入对面的第一人民医院，那青砖楼成了医院职工和家属宿舍，吴作耀伤科也渐渐地在人们印象中消失了。

吴作耀青砖楼东隔壁是局前街派出所。那派出所的房屋外表看极一般，里面却很气派，有外厅、内厅和里厅，据说这原是清代著名诗人杨伦的故居。真是铁打的局前街派出所流水的局前街居民，如今绝大多数原局前街居民已搬迁或亡故，可那派出所自建国以来没换过地方，至今还是老地方老样子，只是更迭了多少拨警察，换了多少次警服，添置了多少装备。我写派出所与警察属狗逮耗子多管闲事了，打住吧。

派出所东是兴贤巷，兴了什么贤我不知道，只知这巷四通八达，可西通娑罗巷、东通药庙弄、北通博爱路，南通局前街，呵，巷、弄、路、街齐了。我对这巷的印象并不很深，当时常州市铜铝制品厂的宿舍在这巷子里，原常州杂技团解散后有一批人分在铜铝制品厂，就住在那里，我去玩过几次，还有个中学同学住在兴贤巷，祖宗是不是贤士我也就不知了。

〈十四〉

兴贤巷口东侧是一住家，姓什么我不知，但有印象是那家经常会拿点水果在门口卖，可能是因为马路对面是第一人民医院吧，我也常去买甘蔗，比一般店里要便宜些。这家东隔壁是一家两开间门面的糖业烟酒店，也是主要做医院的生意。再过去的东边是两开间的理发店，自从家门口的兄弟理发店搬迁到小河沿去后，我便是这店的常客了，剃个最便宜的头，出来后给邻家小孩头上打三下，不知是谁发明的，说新剃头要打三记，真害苦了我，否则我是可以稍聪明点的，给打笨了。印象中那时常州的理发店很规范，式样都是一样的，中间的两扇玻璃大门进出，左右两边各放有四、五张可升降靠背可调节的大理发椅，每张椅子都对着一面大镜子，要洗头到内间，稍高档一点的理发店还有几个倒挂着的“马桶”，那是喜欢漂亮的女人烫头发用的。

理发店东隔壁是常州市路灯管理处，虽然那时街道上的路灯鬼火般的暗，但都归这儿管。文革初期我串联到了南京，发现南京的晚上好亮好亮，起先以为他们的灯与灯距离短，仔细观察后发现到底是省城，已经用上了熒光灯（我们那是叫小太阳），而常州路灯还是普通的几十瓦的灯泡，还不如改名为路灯处理处实在些，局前街或许能改成处前街的。

路灯管理处东是一条小巷，叫马家巷。对马家巷我也了解甚少，只知巷口对着马路对面的和平中学，我幼儿园的蔡老师住在这巷子里。巷底右拐可直通药庙弄，巷口东的第一家姓顾，顾家一儿子顾志強文革时期和我曾在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局前街所谓的三大男高音之一。

〈十五〉

从和平中学及对面的马家巷到局前街的东首迎春桥，都是我熟悉却又大都淡泊了记忆的地段，童年时我的主要活动认识范围几乎都在第一人民医院西，医院东印象深刻也就是迎春桥下码头陪別人去洗衣服等，我父亲做生意时工人们也会担着用脚踩过的芋头到迎春桥下去洗掉大部分的芋头皮。夏天有许多的小孩会在迎春桥下游泳、洗冷水澡，我虽野却胆小，只敢在桥上扶着栏杆看看，过桥有个老虎灶（供应开水的地方），老虎灶里面有个大厅，放上许多长圆型木澡盆，中间还有一放热水缸一放冷水缸，大家各取所需调剂水温在木澡盆洗澡，这就叫“盆汤”，我时常会去花上四分钱洗个“盆汤”澡。

南面和平中学到迎春桥中间有一个弄堂叫唐家湾，这湾七弯八拐的可通后北岸、文化宫、马山埠等，也通着第一人民医院的那块地那间房的后门，所以我也忌讳那地方，怕走到唐家湾，有事或玩常避开，宁可绕远路。其实那一段也很热闹的，那街面上有着个大的裁缝铺、大的白铁皮加工铺，住宅家也都比我们中段的宽与深，二姐的同学大都住在那边，我还跟着二姐去过几家。

北面马家巷到迎春桥中间也有个巷子叫药庙弄，好奇怪的名字，药一般是医院看病用的，庙是用精神看病的，这似乎对立的两类怎么会联在一起了，要专职研究人员来解释了。药庙弄也四通八达，中间可通娑罗巷，还有个药庙弄小学，直行可达博爱路。药庙弄里也住着好多我幼儿园、中学的同学。这北边街面上有个居民园，园内的张氏兄妹二人文革期间也与我同在一宣传队的。还有一家类似我家马路对面的大食堂，也没开多长时间就关门了。

小时候父亲常带着我到他的做面食的一朋友戚荣大家，他们“谈老空”（常州人讲话闲聊的一种俗称），我可混碗小馄饨吃。顺便讲一下，现在较有名的顺兴面馆就是戚荣大女儿开的，戚荣大面食店在过迎春桥老虎灶、周家巷东，虽同在一直线街上，但已不叫局前街了。

〈十六〉

我家西隔壁邻居姓于，户主于三元（共十笔划）是常州客车厂的钣金工，手艺了得，你只要到他家一瞧，技艺到处可见，热水瓶売、饭碗、脸盆、茶杯………各种容器都是用白铁皮敲打出来的。其实于家早先是豆腐坊，上辈人都是制作豆制品的，我很小的时候新户主于三元改行进厂了，学了另一种手艺，可惜每天好几口的他也没能等到局前街我们那块地拆迁便走了，留有三儿一女。于家的西隔壁是许家。许家是个开车行店的，而且规模还不小，两开间的店面铺，后面是天井加住宅，西山墙旁是个就二三十米长的小巷，住宅进出是在巷内山墙上开个小门。那时任何登记表上都有“家庭出身”这一拦，我们家充其量可填个“小商贩”，许家可是名符其实的“小业主”。许家人口众多，许老板生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还有个高龄的老奶奶。记得许老奶奶向我母亲借了钱把一个韭菜戒指抵押给了我母亲，母亲又把这戒指给了她最喜欢的小儿子我，那戒指内侧刻有赤足纯金几个字，多少年后他们都去世了，我偶在抽屉里的一大堆待处理的杂物中发现了这戒指，这个“赤足全金”货表面磨损出现了白色，唉！我的第一个“值钱”的“黄货”。许家车行在我很小的时候便关门了，店面房租给了幸福食堂做点心店，卖油条、烧饼、豆腐汤等，这点心店关门时我已下放去了苏北南通农场。

许家西边小巷底就只一户住家，也是大户人家（我把当时祖上好的、有钞票的、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家都统称为大户人家），姓严，严家老太据说是童养媳，十五岁就生养了，共清一色的生了三个儿子，儿子们又淸一色的生养了六七个闺女，后我们大家拆迁分开了，听说这些闺女又清一色的养了一批儿子。

〈十七〉

严家小巷西边的周老板开的是调剂商店，虽也是一开间门面却比我家的宽多了，且长，东面墙山头上也有个与许家对着的进出小门，那个时候能开调剂店的还不是一般的有钱，周老板就是这么个大佬。他在马路对面的杨家园还有着一套住宅，母亲与比他年龄小好多的夫人、孩子都住在那，周老板生有一子一女，女儿周芸兰（后改名周耘）比我大一岁，是我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同学、校友，后同一农场的农友，儿子周建強比我小一岁，也与我同小学、中学。公私合营后，那调剂店改成了煤球店（那时家家都是煤球炉，烧的是用煤粉做成的类似乒乓球的煤球，后又都改成了蜂球状），局前街最大的一个煤球店。周老板因此调到水门桥附近的调剂商店当私方代表了。

煤球店西隔壁便是极其有名的郭正昌毛笔社。郭正昌就是店名还是创史人的人名就不得而知了，门面很气派，双开高大的黑漆大门，进门就是一排柜台，专卖以毛笔为主的文房四宝。但里面工场也不怎么的，约二百平方米的地方，近二十个职工，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会计，有一豪华的交通运输工具：三轮车。我第一次学蹬三轮就是这部车，并与里面的许多职工认识，对老会计有印象是因为有一次他想偷懒让我帮他蹬车，结果我撞墙把他摔了下来，脸上皮都擦破了。可惜的是我那时不懂事也不爱好学习，不然的话我倒是可在郭正昌毛笔社淘到些珍藏文宝的，现悔之已晚。

郭正昌毛笔社西的一大户人家好象很少与街坊邻居撘介，沿街是高高的围墙，中间一门进出，进门有一大园，我进去玩过，但主家姓什么做什么来自什么地方我都不知，也许別的街坊邻居们知道，待打听后我再补在这里吧。

〈十八〉

再往西又是一个社了：藤器社。藤器社没店名，店主与几个伙计都是常州郊区人，是租的那房子，手艺了得，各种櫈、椅、桌、笾、筐等在他们手中一点一点就扎出来了，我们一些小孩经常会去看，但家中是买不起的，这些东西在当时也是高档的奢侈品了。藤器社的房东真叫不出名，只知绰号“咂喇婆”，主要是她心直口快嗓门大，常在门口与别人“吵相骂”（地方语），而且战无不胜，因为她有四个彪悍儿子在帮衬着。没有贬低她的意思，心直口快的人易与人有磨擦，但并不是坏，反之在肚里做文章的人倒是要留些神提防着。有一次又吵架了，一对夫妻居然敢上门到他们家去吵，我一看认识的，我常在茶馆店看他们唱地方戏，原来是自己女儿与“咂喇婆”大儿子好上了并许多天不回家了，女方家人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吵到男方家门口，几儿子在门口硬顶着“据理力争”，并说已领证，“咂喇婆”一反常态站在门口笑嘻嘻的一言不发，当大儿子一怒之下想回房拿户口本去解除婚约时，她及时阻止了大儿子，仍笑着不说话，数月后我惊奇的发现那对唱戏的夫妇穿的漂漂亮亮的又出现在他家门口，到亲家母家来喝喜酒的，我真服了这粗中有细的“咂喇婆”。

藤器社西边是成全巷。成全巷在巷中有个小弯，小弯前往右通神仙观弄与小河沿，小弯后有横向一小弄，往右(西)通马山埠，往左通唐家湾、前后北岸，成全巷南头有一石桥叫世丰桥，过桥便是小营前了。成全巷在我家西边，娑罗巷在我家路对面东边，许多结婚成家的新人办喜事时要经过成全巷，穿过局前街我家的那段进入娑罗巷，因为娑罗巷中间有个小巷“十子街”，叫：成全十子。

〈十九〉

成全巷的西首是一双开间大房子，前面是店面，后面住有五六户人家，这大房子在大跃进时代做过共产主义大食堂，也几经转手开过几个不同性质的店，但均是“短命”的，后来就索性成纯居民住宅了。有人肯定会说这是风水不好，风水我不懂，但我觉得地段是肯定不适合开店的，这房马路对面是局前街小学围墙，东边过成全巷、藤器店需十几米才到郭正昌毛笔社，成全巷从巷口走进去五十米内就有三四个居民小门和一个垃圾桶，西边三四十米内都是居民区，孤苦伶仃的一个店是商家大忌，店多才成市。

对了，这西边这一段居民区内还是有个店的，是任师母开的摇织毛衣（常州人一般讲：摇头绳）的店，这与我这个穷鬼是毫不搭界的。但任师母的小儿子任小玉和我倒是搭界的，他是我中学同一个班的，还是班长，也是我同一船到同一农场同一队农友。他家隔壁的有着一对大眼睛的漂亮的邻居丁莉霞也是我们同学校同一届的校友，也是同船同农场同队的农友，可惜返城后因病去世了，印证了那句老话：“红颜薄命”。

再往西的一段又是我的空白点，不是我感兴趣的商店、玩场我基本是不关心不涉足的，恰同小学的好友岳健先生就住在这一路段内。岳健先生与我同是1953年出生的，比我大一天，他一向是好学生，在局前街小学我们同届（65届）的三班当班长，后也是科班的文化人，母亲是局前街小学的敎师，岳健写的《局前街》曾引起过不小的轰动，为了尽量让这一路段交待清楚些，弥补一下我的无知，也为了提高点我这文的档次，我决定“铤而走险”，“剽窃”岳健先生的部分内容来补充，扯虎皮做大旗。

〈二十〉

〈局前街马路南边商铺鳞次栉比，与小河沿连接的拐弯处，是南丰南货店，小时候去打酱油，还够不到高高的柜台，店里有玫瑰大头芥、小黄瓜、新闸萝卜干、什锦菜，尤其什锦菜最受欢迎，里面有多种酱菜，胡萝卜𢇁鲜艳夺目。琦华理发店是爱美人们的去处，三七开飞机式、长波浪、菊花式，使每位顾客走出店门时容光焕发。隔条小巷是爵乐旅馆，入住客人都是有身份的，似现在的星级宾馆。向前走几步，有座公共厕所，东西两侧却住着显赫人家，西侧为汤姓资本家，黑漆大门偶尔开，街坊一般不去造访；东侧有位穿长衫的先生，围一条头绳围巾，尖头皮鞋上一尘不染，先生叫缪甲三，是纺织巨头刘国钧麾下的财务高管，待人和蔼，没有架子。旁边是儿童的乐园，杨家玩具洋片店是男孩们的天堂，可买几张洋片，也可买整版的《水浒》、《西游记》，小个子杨师母，每天露着大金牙笑眯眯地接待小顾客，而杨先生手捧大茶杯躺在躺椅上，咳嗽不断。旁边有间高老二老太开的小旅店，老太夹着香烟坐在竹椅上揽客，专供外地人和供销人员留宿，房间小价格便宜，生意尚可。东邻摇面机隆隆作响，银𢇁面、中阔面、宽面缓缓淌出面机，李家面店生意红火，加工面条和馄饨皮子要排队的。东边有位姓金的聋哑人，以买扇面和山水画为生，可惜患有肺病，英年早逝。紧挨着有户人家，却全城闻名，女主人大妈妈，体重近三百斤，常有行人围观。一条小巷亦政里，对着局小校门，此巷穿过朱公馆，可直达南边的马山埠、神仙观弄……〉

以上< >内是转摘好友岳健先生所写的《局前街》里的章节，需要补充说明一下的是我是从东往西写的，而岳健先生这一地段是由西向东写的。另：在南丰南货店与琦华理发店中间还有一个点心店，店主任叫卞三香，我常去那店吃油条、麻糕、豆腐汤，所以印象特别深。馋猫也。

〈二十一〉

我家马路对面幸福食堂的西边，是杨家园，进园的东面第一家（幸福食堂的后面）是一杨姓大户人家，园套园，圆门进去是一大园子，这杨家园是不是以他家得名我不知道，但街面上的幸福食堂房子原先就是杨家的这我清楚，因为杨家一个一直住在这园子里的外孙女邱小平是我中学同学。杨家园应该是局前街最大的园子了，进深有百来米吧，后园有口洋井，园底有扇大门可通另一条弄（仓弄)，园内住有张姓、诸姓、周姓、袁姓等十多户居民，我有印象的是诸家是裁缝店，两儿两女，与我们经常玩；张家也是大人家，也套有园中园，独立园子，子女较多;戴家也人口众多，记得有一儿子常到我家来玩，后去当兵时我还依依不舍地送到了火车站那闷罐火车上；周家也就是我同学周耘家了，在进园的西边第二家，进门便可看到周家老太太的寿材横卧在客堂旁，厚、重、大、黑，上面盖着块红布，后移风易俗，不知周老太太用上这寿材没？周家门对着一超大房，谁是房东我就不知道了，只晓得后来挂牌是局前街车辆社，进出各种三轮车、自行车，很是热闹，那时的车辆社相当于现在的汽车4S店; 还有户人家叫什么我从来就不知，只晓得原籍是山东人，印象深的是会烙饼，因为有一次大姐偷偷拿了家中的一点面粉带上我与二姐到他们家去“加工”了，那烙得那个香啊！我在炉子边迫不及待地看着等着，下肚可能没有过程了。后父亲知道了也没怪罪我们，他也知道那时我们实在肚饥嘴馋，且太小不懂事。

唉！真得不懂事。

〈二十二〉

杨家园西边第一家是孙家，房屋是有点正方形的二层楼，房主与我父亲是同辈人，是局前街有名的两大漆匠之一（另一个是前面介绍过的一院西隔壁的周姓），孙师傅生有三女一儿，儿子叫孙渭根，小学时招入常州锡剧学馆，后分在市歌舞团，孙渭根在常州文艺圈里是小有名气的男高音。局前街还有两男歌手，一个是住在我家旁毕家弄的蒋阎，一个是住在一院对面的顾志強。短短的几百米长的一条街，同时出现三位男歌手并不多见吧？区别只是孙渭根是专业的，蒋阎、顾志强是业余的。我因为喜爱文艺，所以与三位都接触合作过。

紧靠着孙家西隔壁也有个搞文艺的，大女儿是浙江一越剧团的越剧演员，平时很少回来，临街家中很小，不会超过十平方米吧，就一中年女子带着小女儿生活，小女儿名叫史（施）腊梅。那年头叫腊梅的人不要太多啊，尤其是效区农村的，你到一村上叫声腊梅，估计至少有八到十个人回头。这个腊梅与我二姐是小学同学，上山下乡时去了南通农场。

再往西边紧挨着的是袁长富麻糕（北方人叫烧饼）店，一开间一间二层楼，公私合营后袁长富进入一合作点心店工作，家也搬到杨家园里面去了，这店面房由金坛直溪镇一也姓袁的做秤师傅改为秤店了。这做勾秤绝对是个技术活，父亲与袁师傅是茶友，所以我常在店里看做秤，那用银絲与银粉两种做法我可看得熟透熟透，只是没实际去操作过，在现在这个电子时代，这做秤与勾秤都没有生命力了，失传是迟早的事。袁家一宝贝独子叫袁纪宝，每年暑、寒假都到城里来，我跟着沾了不少光，看假期五分一场的电影几乎天天两人去，都是宝贝独子买单。后子承父业，在金坛直溪街上开了个秤店，我有次去演出特意找到那店里，准备还他个情，遗憾的是那天他恰外出了。

老天有时就要让你永远欠着情。

〈二十三〉

秤店西隔壁是个现在许多年青人不知道何为的老虎灶，至今我也未弄懂为何叫的老虎灶。老虎灶其实就是个热水开水供应点，一个约一米宽二米多长的大炉灶，最里面有着前后两个有约一个半立方米的大锅，中间并列着四个特制的圆直径约三十公分深约五十公分的水锅，最靠外是一约40X100公分的长方型平板，给用户放热水瓶等储器装开水时用，基本燃料是砻糠。我们家家户户的热水都是到那儿去打回来的，一分钱一热水瓶，也可先买好水筹，一毛钱十根，如果没记错的话那老虎灶灶主姓刘。

老虎灶西边是一小间的裁缝铺，很小但生意很好，不到七平方米的房子里天天挤满了来做衣量身材尺寸的人，店主兼师傅手艺不错，要做的都是当时高档又高价的衣服，且只做个大概，那些订纽扣之类的生活都“发外加工”给与他关系亲密的史家大妈做了，大概没人知道他的大名，人人都叫他毛和尚，顾名思义肯定是姓毛了，但绝对不是和尚，要是也不是个好和尚，沾花惹草的新闻层出不穷。毛和尚“知识渊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等没有他不知的，经常会在门口放上几张小椅子围了一圈人，天南海北胡侃乱吹，我也常常去听讲。记得有一次听他讲了中国早就有原子弹了，美国人的原子弹一放过来，我们中国的原子弹就迎上去，在很远的空中相撞爆炸，后来美国人就不敢放过来了。仅几十天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公告，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不管怎么说，这预见性了得，后来的“爱国者”与“飞毛腿”空中拦截不就证明了吗。

顺便䃼充点：毛和尚虽没老婆却有一儿子，叫毛建华，与我年龄相当。毛建华与父亲关系不怎样，却与原幸福食堂一员工似父子，那员工叫赵文财，南通县人，地主家庭出身，父亲死后这地主的帽子就给他带上了，于是他只身逃到了常州，我父亲收留他时并不知道他身世，后运动中查出，原本是要送回老家的，家父与许多人联名保了他下来，不过还是要带上“四类分子”帽子，年年要在居民大会上检查、批判、保证……，文革前还是被強制送回原籍，走前毛建华哭了一天一夜，街坊邻居无不深表同情遗憾。赵文财回老家后曾来过一趟局前街，后杳无音信了。

〈二十四〉

毛和尚裁缝店西是云龙（谐音）家，云龙约比我大十岁左右，叫云龙是我不知他姓什么，大家都叫他云龙，他家街面上门面很小，里面却很大，连通到毛和尚家后面，我从未见过他父母，孤身一人，后成为孙家的女婿（孙渭根的大姐夫）。云龙家西边是块凹进去长也三四米宽也三四米的一块空地（常州人习惯叫“缩脚”），这里面有扇大门，进门就是一院子（常州人叫“明堂”），院内有囗井，供大家淘米洗菜洗衣服等日常生活用，再进入有前后两排住房，住房后又是一“明堂”，又有一口井，后“明堂”西围墙有扇门对着直通仓弄了。这院与房很是气派，我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同学屠建和便住在这院子里，但屠建和家只是房客中的一家，真正的房东姓李，是我另一要好同学沙建荣的岳父，沙建荣是干部子女，与李家联姻可算是门当户对了，哦，这院房叫李家大院。李家大院门前“缩脚”靠西盖了个一米半不到宽的很简陋的棚屋，这是苏北来的一对老夫妻开的“麻糕筒”（常州人对专做烧饼的店的称呼），老头子叫“大卫子”，身体一直不怎么好，在我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幼时犯的错：一天毛家弄“大桃子”的母亲去世了，因为是街坊邻居，父亲去买了一盒锡铂折的“元宝”，我自告奋勇地争着送去，却送到了“大卫子”家，后父亲去再三打招呼赔礼道歉，老夫妻俩认为我太小不懂也没怪罪我。老头走后老太一人在做麻糕，人称“麻糕婆婆”。我稍大些时有一年夏天父亲身体不好，我每天清晨拿热水瓶到县直街上的豆腐作坊去购买专为病人配给供应的豆浆（那时属高档营养品），顺便每天都帮“麻糕婆婆”带拿，没有任何的（包括想吃块麻糕等的）不良企图，那时候的人纯洁透了，哪象现在……。

𡿨二十五〉

紧靠着麻糕筒的是一间又大又宽又长又高的二层木结构的楼房，曹姓大户人家，男主人已不在了，女主人大家都叫她曹师母，人缘很好。曹师母的房子曾租给街道办的标牌厂，小时候每天看见工人在大木盆里洗标牌，土法操作，洗下来的各种颜色水都直接倒入阴沟里流走了，那时候还没有人有环保意识，好在没有多久便搬走了。再往西是并列的差不多大小的王家二层楼木结构房，门面虽也是“排门”，比我家的排门好得没的话说了，有钱的主。王家的一楼也曾租借给别人开藤器店与裁缝铺，但都时间不是很长。王家我看见过的有印象的是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看上去文静内向，小儿子曾跟我父亲学吹过单簧管，但没见过成效，师傅水平不高，徒弟学的不好。

再往西便是仓弄了。仓弄是条笔直的弄，进深一百多米，宽有我家东隔壁毕家弄的三倍多，是一个大弄堂，但知名度远不如毕家弄，原因是住户太少。仓弄的西边是局前街小学的围墙，东边走进巷三分之二也就两个小门，一个是王家开的小侧门，一个是李家大院后“明堂”开的小门，几乎要到弄底才能见到一个大门，里面住有七八户人家，麻糕婆婆的亲戚就住在里面，麻糕婆婆就住在她亲戚家。靠弄堂底东拐过弯一边也有几户人家，另一边是通着杨家园了。局前街看似不通的小弄却基本都有通出去的路，王家、李家大院、杨家园都与仓弄相通；我家西隔壁第四家阎家后门可通毕家弄；毛家弄最后面的钱家后门可直通唐家湾；生面场后门可通毛家弄；局前街小学对面的亦政里后门可通马山埠；……，在当时城市建设结构中，这些似通非通可通可不通的小巷子形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二十六〉

仓弄的西边就是局前街小学了，街面上五六十米的学校围墙共有三个门，由东向西第一个是局前街小学幼儿园的双开黑漆大门，我不是这幼儿园的，但常进去玩。第二个是一小木门，离幼儿园约十米，开门对着学校操场，是专供物资进出、垃圾倾倒、放学时分流学生的机动门，因为常开，方便了象我这样一类的“坏”“差”“懒”的蹩脚生，因为睡懒觉，常常我早上醒来发觉时间已将到上课时，翻身下床，不刷牙不吃早饭，拉起书包直冲学校，从这边门进入，全过程不会超过两分钟。再过去二三十米便是小学大门了，进门便是一条约三米深的窄长“明堂”，从西围墙一直通到东面操场，紧靠着明堂的是一排是东西方向的木结构三层楼敎室，从楼上各个教室均能看到局前街街景，我的一至三年级都是在这排楼房里度过的。对大门穿过教学楼是一个较大的天井，天井东面有着许多不规则的平房，大部分是教师、校领导的办公区域，西面也有着一些小房子，好象是敎职员工的生活区，这印象不深了，不知对否？东面我印象深是常因为各类错误、问题被叫到办公室去接受“再教育”。天井左右两边都有小道通入对着天井的大礼堂，礼堂的东面是大操场，礼堂后面七八米后也是东西横向的砖木结构的小楼房，因为有九间敎室所以叫九间楼，后拆除改建成新的水泥红砖结构的三层楼高年级学生的教室，我四年级、五年级就在改造过的“红楼”里上的课，从这楼上北窗户往外看，是当时常州最大最好的国宾馆“常州宾馆”的漂亮花园。这敎学楼到小学最后面的围墙中间还有三米左右的空地，种了许多如向日葵、鸡冠花之类的植物，我也曾经在那种过芝麻，且有收获。局前街小学至今都是常州市最好的小学，我大概是这小学最差学生之一了，曾有人问我：你老说自己差生，怎么没留级？我是淘气不用功不认真，不是吹牛，小学里的那些内容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平时做作业常临时抄别人的，不是中下就是下，每次考试我总要在中上之上吧。

〈二十七〉

也许是因为店少的缘故吧，从局前街小学到化龙巷局前街的最西头，是我印象淡薄的地段。局前街小学的西边是个铁匠铺，店老板姓什么叫什么已忘记了。铁匠铺西隔壁的一工厂印象倒还是蛮深的，那叫军烈属服装厂，虽去玩过几次，做的什么服装我却不知，地方规模都不大，觉得叫工场要准确些，就是许多工人围着一堆各式各样的布手忙脚乱的机械的动作着，这服装厂文革时期改名为长征服装厂，文革后期搬走了，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后来的常州第二人民服装厂。服装厂西便是丁家园了，是个居民大杂院，住了约二十到三十户的居民，我只认识并去过一家，那是父亲吹喇叭的徒弟时宝华（小名叫小宝）家，现在还经常碰到时宝华，这丁家园附近的情况我还专门问过他，因此我还得知丁家园西街面上有个竹针店和蔡记理发店。

蔡记理发店往西的大院子每天热闹非凡，因为那是劳动局所在 地。那时的劳动局了得啊，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每个人的就业都要通过这个局，哪怕是临时工。我有个同学的父亲在那儿做科长，那权力就大的吓死人，每天有大批想找工作的人跟前跟后跟进跟出，我还有一个与我同姓的表哥在那是工作人员，文革初期就享受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待遇，还有“火烧裴某某”的大字报，其实他有屁的权。好在那时的公务员都洁身自爱、遵章守纪，不象现在的……。据时宝华讲，文革后劳动局搬走了，那地成了环卫所。

再往西便是新华饭店了，新华饭店在局前街的最西端，它的门面一半朝南在局前街上，一半朝西在化龙巷口，当年的新华饭店在常州也可算大饭店了，与德泰恒、许培记、马复兴、兴隆园等等饭店齐名，只是后来日渐衰落，最终消失了，很是可惜。我这个“馋鬼”还常回想起跟着父亲及父亲的朋友们在那喝酒吃饭的场景，我是混吃。

记得那时的局前街上没有银行，反正有没有与我这个穷人不相干。

〈二十八〉

许多人都认为东起和平路‘供电大楼门口西至北大街银都照相馆这样一条街都叫局前街，其实这条几乎直线的共一千一百多米的街分三段有三个街名，局前街在中段。也许象鱼一样，中段的肉最多，感兴趣的人最多，印象也就最深刻，于是忽略了鱼头与鱼尾了。呀！我家成了鱼中段中的中段中的一根刺了。绕得过来吗？

这“鱼头”叫北后街，出自什么典故我就不知了，北后街到迎春桥止，店铺不多，较冷淸，我的印象就是供电所占据了很大的一块地方，街北是工作区域，街南是职工宿舍及生活区域，我的同学沈继平家就住在那里，去玩过几次，觉得住户很多，后面可通钭桥巷，西面的居民区一直延伸到迎春桥旁的县学街。供电所旁是个叫三家村的居民小区，那里的居民可不止三家啊，三十家还差不多。三家村后面通中山门菜场，西面北后街上是一个小巷，我也叫不出名字，只知巷里有个中山门小学。但再往西的一个巷子我却是很熟悉，那就是鹤园弄。

鹤园弄是个都是高围墙的大弄，弯了几道弯后便到了天宁区区政府，鹤园弄直通中山门路。天宁区有支铜管乐队，家父在那负责排练敎学，我负责“跟屁干哄”。文革初期我参加了“学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常跟着到住在鹤园弄里的陆子元、王星南、还有一个已叫不出名的大兄长们去他们家玩，嚯！都是大户人家。

我对“鱼头”北后街了解甚少，各位原住在这一带的朋友、同学、街坊们可修正、补充。

〈二十九〉

局前街西首是个十字路口，右向北叫化龙巷，左向南是小河沿，往西叫县巷，县巷到头是北大街。县巷便是这一条直街的“鱼尾”了，虽叫巷，却与局前街一样宽，也相当热闹。

县巷的北面，东靠着局前街的是常州最有名的生面店了，虽叫化龙巷生面店，门面却在县巷，说是做的生面及馄饨皮子质量特别的好，许多人都会慕名从远道赶来买这里的面制品，尤其是在夏至、大年三十常州人传统要吃馄饨的日子里，那生面店门口的排队长龙会同时出现三、四条，好象不要钱只要排队拿拿似的。在生面店西隔壁小巷口有个熟面店，需上几个台阶才能进入，老板姓郑，外号“塌子”（谐音），我可以把所有的吃食店都忘了却忘不了“塌子”的面，那二两粮票八分钱（小碗）三两粮票一角钱（大碗）的肉汁阳春面又香又鲜又甜（那时估计也是糖精吧），真勾心真上瘾，我口袋里只要一有几个“铜板”，第一选择便是“塌子面馆”，父亲在家下面条吃时常会说外面店里的面哪有这么好吃，我心里就会想说“塌子”的面比你这好吃多了。“塌子面馆”的西隔壁是许培记饭店，许培记是老人们都应该知道的大饭店，文革初期改名为人民饭店，文革结束时这当年名气不在常州十大名店之下的大饭店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甚为可惜。

再往西便是常州市政府所在地了，我曾进去过许多次，但只是在花园里转转玩玩，巿政府的故事让政客们去描述吧，与我极不相干。

倒是巿政府西绕过一条小巷、一个公厕、七八户居民后的复兴浴室与我极其相干。从两、三岁起，父亲几乎就天天带着我到这复兴浴室来“浴浴”了，我洗浴是假混点小零食吃吃是真，但久之便也喜欢上了泡澡，稍大一些时我便“单干”了。复兴浴室有四个堂口，一角二分、一角五分、一角八分，父亲常年在一角五分的堂口，我是常“战”七分的“起码间”。父亲是个穷“白相人”，洗澡加烟酒茶，我却只继承了洗澡的“遗传因子”，烟酒茶始终不会。那澡堂故事也多，充满欢与乐，但不是我在这里要说的了，顺便提一下，那时的常州市区共只有八家澡堂，谁还能报得出？

县巷最西头是个小杂货店，杂货店的北（在北大街上）与东（在县巷）是一吃食店的东、北两大门，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吃食店叫美味斋点心店。唉！忘不了的吃。

〈三十〉

局前街西首向南拐的小河沿菜场是常州最大最中心最热闹的市场了，几乎所有的局前街、县巷、县直街、化龙巷及小河沿的居民都是这个菜市场的主顾，在那计划经济时代，我们都是拿了各种各样的购物票在那排队购物，肉要肉票，鱼要鱼票，还有豆制品券、各类备用券，到过年的时候，小河沿菜场要消耗掉居民几天的劳动日，什么都要凭票，什么都要排队，那小刀手的严肃脸色是非看不可的，毕竟吃是最重要的，能早点、好点、多点是每个购买者一个样的心理状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一次父亲一下子从菜市场背回来3斤多青菜，得意的告诉大家，他经过菜场，恰看见一卖蔬菜的营业员将几斤青菜无购物票卖给了一熟人，父亲即刻说也买三斤，营业员怕事情暴露，乖乖地“束手就擒”了，要知道那时每家每天凭票供应半斤菜边皮。跳过小河沿县巷南边由东往西我大概能数得出：豆腐坊、小巷（内有老虎灶与茶馆）、一居民家（我中学陈姓同学）、两开间门面的钟表店、合作社（一百货店，后改名为常州第二百货商店）、两开间门面的理发店、老大房食品店、县直街、一银行、百货批发站、银都照相馆、土杂品店。那土杂品店在转弯口，有一半门面对着北大街了;银都照相馆那是个高档奢侈的场所了，我也去拍过两次照，一次是学生照，一次是哥嫂从南京回来拍的全家福；百货批发站是参加国庆大游行商业管乐队训练基地，父亲在那“指导”，我虽年龄小却已是小号的主力队员了；合作社这大概是建国初期的产物吧，毛泽东选集上有个介绍，其实就是个百货店;老大房食品店可是大家都能记住的好商店，四、五开间门面的大店摆满了各种食品，没有钱站在店里做几个深呼吸闻闻香味也是蛮好过的。

县直街直对着市政府，大光明电影院、朱柏记馄饨店、周润兴糕团店、小时代食品店、八仙粥店、半山亭小吃店、牛肉汤店、锅贴店、汤圆店…………等等等等，喔哟！光这条短短的街仔仔细细地写的话就可出一本书了。

〈三十一〉

所以要写到“鱼头”北后街、“鱼尾”县巷是因为“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破四旧立四新”，局前街、北后街、县巷都被当作旧货绐废了，统一立了个新名：人民路。人民路东启和平路，西至北大街，总长约一千一百多公尺，门牌号也作了调整，我家也由原来的局前街115号改为人民路187号。人民路？呵呵！也有出处的啊：原北后街有个区人民政府；原局前街有个人民医院；原县巷有个市人民政府。但质没变，人还是原来的人，街还是原来的街，景还是原来的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市民们除了街名好象没有什么旧的东西要“破”，或者说实在是穷，没留下什么旧的东西。其实那时留下最多的就是人了，比如我的亲戚就不要太多啊！当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领导着广大军民开展着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时，我的爷辈父辈们也抓紧时间在自己窝里快马加鞭地大生产着。记得建国五十周年前夕，常州搞革命歌曲大合唱比赛，我背着个破喇叭到处去伴奏演出挣分，每天有七八到十几个单位，所到处几乎都碰到亲戚，有的人会主动来找我说：“你认识我吗？我是你某某亲呀。”，我实在不认识，这家亲那家亲说也说不清，这个亲那个亲数也数不尽。我到底有多少亲威？给两个参考数据你们吧：我六舅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我八舅有五个儿子。我小时候那是个计划经济体制年代，一切都要计划，吃饭计划（粮票），穿衣计划（布票），工作计划（统一分派），就是没有计划生育，还鼓励多生，多生光荣，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学校就组织大家去拜访北大街上的一位“光荣妈妈”，她是因为生了十个儿子得此殊荣的，还要我们向她学习，要我们儿童向她学习？学习什么？生儿子？我即使再努力也没这功能呀，再讲听说生孩子是很痛的，我最怕疼了，唉！注定我这辈子与这光荣没缘分。

〈三十二〉

局前街上一辈的老人已所剩无几，在已故去的先人中，我最怀念的是一个实在太平凡太平庸却在我心目中很伟大很高尚的女性，那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目不识丁，唯一有文字记载她的是户口本上的名字：裴李氏（娘家姓李）。哦！还有在她墓碑上刻的：李小妹。母亲是一典型的家庭妇女，没有奢望，也没有追求，任劳任怨也无怨无悔的操持着家中事。母亲心地善良，经常热心无私地帮助许多的亲朋好友及一些压根儿就不认识的人，“多帮人别害人”是她常说的话，记得我有一表哥文革中受冲击生了大病住在一院，她天天去送饭菜，表哥表嫂很是感动，至今与我们来往密切。我下放后的一苏州同事考入我家隔壁的常州卫校读书，只要家中有好吃的，母亲就会送到学校去，理由很简单：这是与儿子一块受苦受难的同事。小时候我在家时常会见母亲对父亲发发脾气发发牢骚，父亲总是一声不吭，有次我都忍不住了，问父亲怎么不响，父亲的回答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他居然会说：“这是命，你奶奶活着的时候也是这样对爷爷的。啊！我立即懵了，马上想到今后我结婚了也是这“待遇”？长大后我懂了，这是母亲的渲泄，一种对生活的艰难不如意的内部发泄。奶奶也正常呀，一个地主小姐老婆对长工老公的不满表达。如今我还真“享受”这无孔不入的遗传基因的“待遇”。

母亲一生出过两次远门，一次是随全家到南京去看望大儿子，另一次随邻居到无锡去玩，回来时看见别人都买了东西，便在无锡火车站买了两盒常州特产芝麻糖带回家了。在中午后空时母亲喜欢出去听戏，一般是在小河沿浮桥旁的茶馆里，五分钱泡壶茶，坐在那八仙桌旁，听看那共三、四个演员扮演的几十个各种各样的角色、每天不同样的连本地方剧（现在叫连续剧），有越剧、扬剧等，但最多的是锡剧（滩簧）。有时母亲也会提高挡次，上北直街上的新都大戏院去“观赏”。我常会跟着，还是那个目的，混点吃吃。

记得文革时期，我与二姐都是必须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二姐早我七天去了新洋农场，那七天，母亲整日整夜的哭，哭得死去活来，哭得我坐立不安，可以想象我走后母亲的那状态，但在那个年代，她除了哭又能怎样呢？过度的劳累、生活的贫困、精神的压力使得她没能等到我们日子好起来的时候，没能等到我这个小儿子成家的那天。母亲出殡那天在坟上，我号啕大哭，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号啕大哭，对待死亡，我除了哭还能怎样呢？人们常赞美母爱却忽略了对母的爱，我用我的哭还我母亲们哭，我用我的爱继承着母亲的爱，尽管母亲已走了三十多年了，我还要说：妈我爱你！妈我感激你！妈我想你！你小儿子都有孙子啦！或者说你小孙子都有儿子啦！

〈三十三〉

从我开始懂事起我就体验了贫穷的滋味。

一个原籍苏北的小户人家，混入常州，混进局前街，靠着父亲做点小生意，要养活全家六口人，穷也是很正常的。上幼儿园时，午睡盖的小被子是别人家的，我“搭搭角”;上小学时，衣服都是破旧的，鞋子是没有后跟的，且因为母亲患有严重的白内障眼疾病，衣服上常常无钮扣，用根旧围巾一扎，别人常戏称我为拉黄包车的;曾有一阶段户口迁入大食堂吃饭时，那饭盆每天都舔得干干净净。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每天中午母亲将配给供应的几两菜边皮烧成一锅汤，将父亲从食堂蒸熟的每盆十二两（老计量单位，相当于现在的七两半）的两盆饭倒入锅中，搅拌后分配给大家，几个月没变换过一次。最记得的是我存了几毛钱角子，买了几尺粗布做了一套学生装，大姐在染料店买了一包染料，用家中一旧锅把它染成蓝色（那时自己家染衣服的很多），这是我小学时的最好的一套“时装”。知道我那钱是怎么存起来的吗？是靠捡“烟屁股”，家门口一邻居老头“忽悠”我，说让我捡别人吸丢的烟头，他收购，二毛钱一两，于是我天天在马路上“转”，天天捡了到家对面秤店里去称，一两“烟屁股”要多少？我捡十天也凑不到半两，于是便“偷”父亲卷烟的（那时买不起香烟又要抽的人都会自己卷烟，都有自制的木制卷烟机）烟丝混在里面，有账可查的也就共四毛钱。

其实那时大家都不富裕（好听的说法，实就是穷），去年端午节我写了一段关于小时候端午节分到一个蛋，用蛋袋挂在脖子上晃来晃去舍不得吃的文，一同学看了说那是富农的日子了，他小时候就只能看看，经常中午空了肚子放学回家沒有看到一点吃的东西，再空了肚子到学校去。还记得父亲在家做生意卖熟元宵时，每当傍晚还没收摊，街坊邻居家的各种容器已在我家面台板上排好了，等着那下元宵的汤，那是米糊啊！分点回去，就可对付一个晚上了。现在的年轻人，你们能想象的出吗？

〈三十四〉

从我开始懂事起我就喜欢音乐了。

夏天吃过中饭，才三四岁的我躺在家门口的长条板凳或铺板上，听着挂在墙上的喇叭里播放的音乐昏昏入睡，那拉线开关的喇叭有高、中、低三种音量，中午总是播放苏州的弹词开篇，到下午一点半播放中午的结束曲，我总是喜欢把音量调到最高，把这当成了摇篮曲，几分钟后就进入了梦乡，弹词开篇一句也听不懂，只是那音调糯搭搭软绵绵直往脑里钻，那播音员报台我基本懂，并跟着恶意的模仿，播音员报：常州巿有线广播站……，我跟念：常州巿有钱王八蛋……。

几乎每天傍晚时分，父亲吹喇叭的朋友、学生会聚集在我家，少时四五人，多时二三十人，家里大小椅子、长板櫈、床上……，只要能坐下的任何地方都会给他们“占领”，他们会哼哼曲谱，吹吹乐曲，当然吃饭喝酒是免不了的。其实父亲那辈从旧社会过来的乐手乐理知识极差，只是嘴上功夫尚可，他们虽看的是简谱，却是用的固定调式，比如《东方红》，首调唱是5562、1162……，他们唱的是2236、5536……。我们家是排练场，拿到一只新曲，他们会分声部，先跺手跺脚或敲打着桌子把它唱熟，然后练合奏。我们家还是临时集中点，许多出去的活动都是在我家集合，然后在家门口的街上按声部排好队，在大小鼓敲起来的节奏声中整整齐齐地出发。

久之，我对这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会了简谱的首调唱法，也熟悉的他们的固定调唱法，并学会了他们吹奏的全部曲目，不是吹牛，当时他们演奏的算是难度系数最高的《民兵进行曲》、《万民腾欢》两首管乐曲谱，到现在我还能分高音、中音两个声部背出来。管乐队里的大小鼓有着自己的鼓谱，不同于一般街上的鼓乐队，街上的游行队伍走过来，远在局前街东头迎春桥上，我便能从鼔声中分辨出有没有管乐队，后来我自己还“创作”了一套鼓谱，无非就是在节奏中用切分、休止、附点……来改变它的轻重，让人耳目一新。

〈三十五〉

约七八岁的时候，我会跟在出去演出或上街游行的管乐队的“屁股”后面，走过一条条街、巷，在他们结束后主动帮他们拿乐器（主要是父亲徒弟曹安国的小号），然后沿街“嘟嘟、嘟”地一路乱吹回来，后来就直接要求曹安国小号别带回去，我留着自学了。记得我“一本正经”学得第一首曲子是《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固定调唱法：11121 61465 222156b71……，天天在家吹，空了拿起就吹，吹得紧挨着我家后面毕家弄君君家的母亲天天来提意见：“好息息联弯，我要上夜班的弯”，我全然不顾，我行我素。学的第二首曲还是与前一首配套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35653565 35132165563……，最后实现了“理想”，把我自己吹到农村去了。

稍大些，我已经能较熟练的吹奏许多普通的歌曲，并翻看些乐理书籍，后来大家经常会在管乐队里发现两个小孩，一个是詹小龙（中音号），一个是我（小号），再后来当吹小号领奏的老前辈缺席时，我便承担了这个角色。那时候还与父亲师兄的儿子一块策划过，准备成立个儿童管乐队，但终究因为太小太嫩太不会做事未能如愿。

文革初，以费毓山、陆子元为首的高年级学生组织了一个名为“常州市学生联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学联），许多和我有着同样爱好的各学校学生都加入了，在那儿我学到了许多东西，也跳出了纯管乐的框，接触了声乐、弦乐、民乐及舞蹈（当然那主要是忠字舞），还认识了原武进锡剧团的一批老艺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张龙门的小提琴，虽据说他现在已不拉琴，我的心目中他可算常州西洋弦乐的鼻祖了。在“学联”我们排练了全套的《长征组歌》等，当初在常州市还颇有影响，“学联”走出来的学生（知青）下放后在各个地方都是文艺骨干，许多都进了各县、市剧团，如今虽已年事已高，却风釆依旧，例如也是从局前街走出来的张选林、张林凤兄妹，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秋之韵”舞蹈队，十七年来演遍常州，光自掏腰包买、做的演出服装就可堆满一房间；詹小龙从文化宫乐队指挥的位置上退休后仍在为许多社团排练、辅导、指挥；曾为海军常州舰写舰歌和创作过许多歌曲，戏曲唱腔的王星南现是常州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陆子元、冒东民等等还在各团队里演出展示。好像就我没“出息”，可能是我只是喜欢音乐，没到热爱的缘故吧。

〈三十六〉

从我开始懂事起我就很剔食。

许是从前世里带出来的坏习惯吧，或者说是怪癖，穷也挡不住我剔食的厉害，宁愿饿肚子。我不吃的东西多了去了，有一半的蔬菜不吃，尤其是类似有味道的芹菜，水果也不怎么要吃，那夏天别人都说清凉解口我却闻了都难过的元麦糊粥，至今都不碰，还有硬炒蚕豆、野味佳肴、黄蟮甲鱼……等等。我并不是要吃所谓好的贵的高挡的食品，别人不喜欢吃的或许我就很喜欢，比如茄子、腐乳，喜欢吃各种甜食，还喜欢吃山芋，常常拿分配给我的（小时候家里小孩多，家里也实行计划经济制，一些东西都是要一人一份分好的）东西去换山芋吃，大人们常说山芋吃到你厌的日子在后头的，可到如今我还是喜欢吃，从未厌过，虽然有些人调侃山芋是“过颈屎”，说山芋没营养，过了颈后就便成屎了。记得三年自然与不自然灾害时期，毕家弄刘家大儿子扁扁在卫校门口放个大炉子大锅子卖熟山芋，六角四分一斤，每天都会帮我留上个仅比大拇指粗一点的“大”山芋，收我两分钱，但这两分钱我可不是每天能拿得出的，要去问母亲拿，有次母亲没钱我却缠着她不休，缠到一直在旁边“观战”的父亲发火，结果我山芋没吃到，吃了一顿“生活”，“残忍”的父亲居然为了两分钱帮着老婆打儿子。那刘家扁扁也不“厚道”，我也是老顾客了，奉送一次又如何呢？我也出出他的“丑”，扁扁平时也是个油嘴滑舌、风趣幽默、不务正业的“坏”分子，我亲眼看见他有一次坐在卫挍门口卖山芋时，一邻居女孩出门倒马桶（那时人家都没有卫生间），不慎马桶盖滑落，扁扁马上发话了：“喔哟！洋锅子盖头漏下来格联”。

我的生活习惯也真与众不同，专家们常说早吃饱中吃好晚吃少，我是早不吃中没好晚吃少，睡前必须要大饱，不吃大饱是睡不着觉的，现在还是如此，所谓的专家们见到我都“头大”的，从不听他们的。

当然不听专家们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从未胖过，许多人问我你怎么那么瘦？想了想我的答案应该是：1遗传基因、2极度剔食、3不吃素菜、4不吃水果、5睡眠不足、6生活没规律，当然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歪脑筋动得多吧。

〈三十七〉

从我开始懂事起我就很不懂事。

从上幼儿园开始我就不是省油的灯了。进去没几天，就为了爭大王、二王与別的小儿童们“武斗”了，使得原本名叫和平的幼儿园充满了战爭的味道，不过我最终也没能当上大王，那烟糖食品店万主任的儿子万永春年龄与我相仿，却比我高半个头，手臂也比我粗多了，所以我只能屈居老二（二王），要命的是进小学后我俩又是在一个班。幼儿园的金老师和银（营？林？）老师和我们都是街坊邻居，在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还经常会遇到她们，见面时常会对我说：“呀！又大了许多，就是瘦了，小时候胖乎乎的，我们都喜欢你”，除了胖乎乎的，也找不出什么好赞美我的词了。母亲遗传性白内障，眼视力很弱，我又调皮又不听话，在那和平幼儿园时经常衣服扣子是残缺的、鞋子是没有后跟的、鼻子是常常挂着“面条”的、脖子与手是“涂过油漆的，这样的小孩会都喜欢？你们信不？我信，我真的信，那年代大多数人都真诚善良且不会说假话，今非昔比。

进了局前街小学我就更“费”了，常被老师因各种原因叫到办公室“开小灶”受训，我不是少先队员，不是我不想，至少也打过四次入队报告，每次都在考验即将结束时我又犯了错误，前功尽弃资格取消，后来自己也麻木了，是不是少先队员也无所谓了，到小学毕业还不是少先队员的学生在局前街小学屈指可数，我就“屈”在里面了。我的功课也实蹩脚（常州话，很差的意思），平时家庭功课作业不是中就是中下或下，这是我贪玩常忘记做，到学校一看不对，连要做什么都不清楚，赶紧借个差生（好学生那里是借不到的）的抄一下交账，结果別人错我也错，几乎每天要留下来改作业，班主任老师多次指着我的脑袋对我“吼”：“你要考得上中学来问我！”，吓得我屁滚尿流，第一志愿是绝对不敢填常州最好中学的，那邮递员居然也是“大喘气”，送通知单时竟然趟着自行车经过我家门时没停下来，我与二姐都目瞪口呆（二姐也是那届的小学毕业生），邮递员在过我家五六米后突停下来看看手中的信件，然后回头把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我们手中，啊！不带这么吓人的啊！二姐进了市第一中学，我被市三中录取了（我的第一志愿）。没敢去问小学班主任。

〈三十八〉

为不懂事我曾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记得我小时候给父亲狠狠地揍过三次，一次前面讲过了，为了两分钱，就两分钱啊！一次是“偷窃”，当我从父亲口袋里拿出一毛钱眼看着作案即将得逞时被发现了，那是差点皮开肉绽啊。还有一次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在班里重新调整坐位的时候根本就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和一个女同学调在同一课桌上，我坚决不答应，结果老师就直接到我家把我父亲叫来了，那父亲的火啊，化成力气都发泄在我的身上了（主要是屁股位置），可怜的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男女关系时就因为男女关系给暴打了一顿，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学校最靠外面的老大楼楼上，也淸楚地记得那把撑字念成昌（Chang）的敎语文的班主任张老师。而且我被打了连哭的权利都没有，第一声不许哭，那哭声立马少了二十分贝，第二声不许哭，充其量只能算是呻吟了。后来我如法泡制，找个理由打我父亲的孙子了。因为怕挨打，我知道了对母亲对长辈要好;因为怕挨打，我知道了不是自己的钱与东西不能拿;因为怕挨打，我知道了要尊敬老师。棍棒下面出孝子，这句老话还是有那么一丁点道理的。

在小学期间我虽然读书不用功，看小说书却很喜欢。大约在二年级下半学期，我就开始看各种各样的小说书了，只要是能借到的，不管上面有多少字不识，似懂非懂囫囵吞枣。但爱看书却不爱惜书，经常把借别人的书给弄丢了，父亲为此替我赔款多次。

我也创造过局前街小学的唯一，可能到现在还是唯一，那就是左手写字。从第一次拿笔时我就用的左手，在小学一二年级时，老师曾有几次要我改过来，未果后就不在坚持要我改了，后来就好象再没人和我提这个问题了，我就一直左手写字，写到小学毕业，写到初中里，直到初一下学期，班主任家访与我父亲达成共识，要坚决将我这一“毛病”改过来，于是我痛苦地坚持了半年，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没人约束我了，于是我现在两个手都会写字，都是一样的蹩脚。

〈三十九〉

我家到局前街小学大门也就一百多公尺，每天我早晨去上学慢也就五六分钟到了，但下午放学回家时，我得花上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最快也得半个多小时，有时两个小时也到不了家。一出学校门那诱惑力太大了。学校马路对面的杨家文具小杂货铺基本上是每天要去“报到”的，小时候觉得那铺应有尽有，弹子、洋片、泥工……等；铅笔、橡皮、各种尺……等；金桔米、霉片、薄荷糖……等，还买洋虫及洋虫的配套食品、容皿等，没有钱进去转一圈也是好过的。学校门口还有不少挑担的临时小摊：两块在炉子上烧热的小铁板模具，把调好的稀面糊倒入一点，一夹一烤一薄饼就出来了，一分钱一片两分钱三片;用五彩糖面团掐成孙悟空、张飞，龙凤、狗猫、古代人物等等各种造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鸡啄卵”（小时候思想意识就成问题），还有那烟筒头，花两分钱就可以买个糖烟筒头，在烟筒里灌滿稀释了的糖水，一口吸下去味道好极了，然后再慢慢地把这烟筒给㖭掉了;还有笃笃笃卖糖粥、棉花糖、臭豆腐干、小野菱、麦芽糖……，多了去了。我还会“绕着赤道转回家”，我家在小学东边，放学后我会往西走，在局前街西首小河沿口常常有各类挑担的手艺人在承接“生活”，我是要临场观慕的：箍桶，就是把木片经过磨刨整理，做成圆桶，用铁箍围紧;䃼碗，在破碎的碗上钻眼，然后用铁钉相连接;补锅，在一极小的炉锅中将铁烧成铁水，然后一点一点的取出铁水补入铁锅的破处，上下压住，冷却成型。还有修凉席、修洋伞纸伞、做各种尺码的竹针……等等等等，你们说我才花费了下课放学后的这么一点时间，不多吧？可惜的是这么多祖传下来的手艺技工，已经或者即将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在社会前进了进步了的同时，也忘本了丢失了许多许多。悲哉！

〈四十〉

中学的课可没小学那么简单那么好混，在小学期间我很不用功，但自我感觉良好，最难的数学应用题我基本上没有问题。中学代数就复杂了，要公式套公式，我还是心不在焉地上课时默默地哼哼管乐曲谱，幻想着自己成立的学生乐队……，两三个月下来什么都不会了。记得初一快结束期末考试前的一次测验，我的数学一塌糊涂，大部分都是白卷，外语（我们是俄语班）也考了个百分制的五分。心里也很着急，但“回天乏术”了，眼看着留级是板上钉钉的事时，文革开始了，考试取消了，不用留级了，后成知青了。

文革是害了我还是救了我我也说不清楚，只是那两年的日子好过里有难过，难过里有好过，说难过吧，已不用担心考试，不用坐在教室里做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大头梦，并如愿以偿地参加了各种演出、游行，到处“宣传毛泽东思想”，到处“游山玩水”，走遍了常州附近的各个乡镇（那时大多叫人民公社）和金坛、丹阳，镇江、扬州等地，受到了各级“革命组织”的热情款待，日子好过的。说好过吧，社会乱毛毛，物质少又少，人与人不对，武斗开始了。我家那街上还是主战场，两派组织一在迎春桥一在化龙巷口分别筑起了工事对战，哈！正好一个全部局前街，最长的时间我们有近八十个钟头没能出家门，黄金七十二小时加八小时听外面武斗的枪声，真是象“李阿毛到上海”里唱的那样：“秋风吹肚子饿，三天也吃勿着饭”。日子真难过。反正不管好过难过，文革两年后都没得过了，中学66、67、68三届所谓的应届毕业生被冠上个漂亮的名字“知识青年”后百分之百的“上山下乡”干革命”了。

文革开始时局前街改名叫人民路时我还在想：人民路人民路，哪一条不是人民的路，当我等被撵出人民路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时，才似乎感觉到我可能还不属于当家作主的人民的范畴，人的出生不能选择，在那个年代，路也不能选择。

〈结〉

文革结束后局前街恢复了原称，只是把原北后街、县巷都一块纳入了局前街（整个文革时期的人民路）很快地随着发展、改造，局前街的景与人及故事都渐渐消失，我家是1985年搬迁出局前街的，那时拆房款是32元一个平方米，我家共拿到拆迁款1588元6角（好吉祥的数字啊！）。如今站在局前街上，除了第一人民医院、局前街小学和局前街派出所外，已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局前街原貌，我不知是要为高速发展的现状叫好呢还是为已毁灭了的原貌叫屈;我不知是高兴呢还是难过;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我的亲人、街坊、邻居的前辈们已所剩无己，我们这一代也有许多人告别了人生舞台，余下的也正在陆陆续续地故去，到我们彻底离去时，这些情、这些景、这些形、这些故事还有人知吗？

啊！我感叹：我的故乡！我的故土！我那故去的先人们和那永在我们心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