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中国第一代西洋音乐家的一员

Frank P

<h3>时光如梭,转眼间我父亲已经离开整整6年了,但父亲的音容笑貌却历历在目,仿佛昨日。&nbsp;</h3><h3><br /></h3><h3>父亲与我同样是个理工男, 但父亲年轻时的音乐造诣亦是中国当时最高的水准,他与中国第一代的西洋音乐宗师都曾经是同窗。 这些宗师包括中央乐团的长年指挥李德伦、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指挥陈传熙、上海的著名小提琴家谭抒真等等。<br /></h3><h3><br /></h3><h3>最近一个好友送给了我下面这张珍贵的摄于1944年的集体照,主人公是最早的中国青年交响乐团(后更名为"中国交响乐团")的成员, 他们中的多数当时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院(简称:国立音专,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可以说,这批人是中国第一代演奏西洋乐器的音乐家,而在这之前,上海的交响乐团完全由洋人把持。</h3> <h3>照片中排左一是我父亲,当时还不到17岁,在上海国立音专跟犹太人学习小提琴。他还有踢足球的爱好,所以晒得很碳。 除他之外,大多数在1949年后成了中国交响乐的栋梁 。 &nbsp;</h3><h3><br /></h3><h3>比如照片中三位姓司徒的,后来分别成了上海交响乐团, 北京中央交响乐团,台北中央交响乐团的小提琴首席。司徒家族的下一代,也非常厉害,我小的时候,只要收音机或电视中出现司徒某某的演奏,用现在的话, 就是基本上碾压其他的对手。</h3> <h3>下面是1945年8月,中国交响乐团在兰心大戏院的演出名单。我父亲彭显光是第二小提琴手。</h3> <h3>下面是1946年3月1日中国交响乐团在兰心大戏院的演出名单。那时我父亲已经是第一小提琴手了。当时,他刚过18周岁。 </h3> <h3>我父亲曾对我说:"当时有爱国人士出钱,为自己国家争光,比照洋人交响乐团的级别在上海最好的场地演出,完全是中国人演奏。 但可惜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指挥,只能由洋人担任。" &nbsp;</h3><h3><br></h3><h3>文革过后,才知道当时共产党、国民党两方面都有在背后出钱支持这个为国争光的乐团,相互之间还有一定的角力。</h3> <h3>(1948年我父亲与琴友的照片)</h3> <h3>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父亲在圣约翰大学工程系毕业,因为我爷爷不赞成他把音乐作为职业,安排他去了一家私营企业工作。 他工作后不久就遇上中央乐团组建,组织上希望他去中央乐团, 但也因父亲不愿离开上海, 最终没有走上演奏小提琴的道路,而是一辈子靠技术吃饭。 <br /></h3><h3> </h3><h3>几十年以后周围的一些好友还是庆幸他没进入文艺界, 因为文革时期,文艺界是重灾区,批斗得厉害。 曾有一对留洋的音乐家夫妇, 白天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逼相互抽对方耳光, 晚上含辱开煤气双双自杀。 1966年,上海音乐学院就曾发生过在短短的10天内,三批音乐家(包括夫人)自杀身亡的惨剧。文革十年,上海音乐学院自杀的人高达18位。</h3><h3> </h3><h3>小的时候,父亲除了教我和我哥小提琴以外, 他陆陆续续收有几十位学生, 都是小孩的家长慕名而来。每天他一下班到家, 保姆立马开饭, 饭刚吃完, 就有2~3个学生陆续上门。 父亲对所有的学生, 都分文不取,而且还教得非常耐心细致。那是个非常奇异的革命年代,学琴的人从未想过该付钱,教琴的人也从未想过可以收钱。父亲有一位学生,家里比较贫寒,路又比较远,为了省去学生每礼拜来学琴的车费,父亲把自己的"老坦克"(旧自行车)长年借给了他。</h3><h3> </h3><h3>因为文革被抄家,父亲以前的琴谱,以及许多珍贵的照片都被作为"除四旧"抄走了,那时书店也没卖琴谱。于是父亲就到处打听谁还有幸存的琴谱,借来手工抄录了后再还给人家,很是辛苦。不像现在有复印机, 有网络随时下载。</h3><h3><br /></h3><h3>有一段时期, 迫于那个时候的政治气候, 不敢用传统的西方教材, 父亲就改用他自己编写的从&lt;东方红&gt;、&lt;国际歌&gt;、或者样板戏里面提炼出来的内容为教材。 父亲还常年担心,因为教青少年西洋音乐而被政府兴师问罪。</h3><h3> </h3><h3>因为上述原因,父亲还要花不少时间抄谱,就是俗称的画"拿摩温"(因为乐符像小蝌蚪)。 父亲是个很认真的人,下面是他抄写的《开塞》练习曲,使用的是一整套当时很高级的绘图工具,市价相当于普通人好几个月的工资。 用可以调节粗细的鸭嘴笔蘸着会光亮的绘图墨水画出不同粗细的直线,一笔一划很是工整,不细看还以为是印刷的。谱子上的每一页,还留有他教我和我哥的注释手迹。</h3> <h3>下面是我哥抄写的《罗德》(RODE)练习曲。 我因为人小, 字迹不端正, 抄谱的"重任"一直没有落到我头上。</h3> <h3>现在每当我看到五线谱,就不由会想起父亲在家时常拉着帕格尼尼、孟德尔松等曲子的情形。</h3><h3> </h3><h3>上面照片中的司徒海城一家当时住在新闸路(泰兴路口)南面的石库门内,他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拉小提琴的。每逢礼拜天去探望我外公,要从北京路沿泰兴路走到新闸路,刚好路过他家弄堂, 我常常情不自禁拐进那弄堂,驻足倾听从楼内传出的阵阵优美旋律,流连忘返。</h3><h3> </h3><h3>曾经与我父亲一起在1946年参加中国交响乐团的拉第二小提琴的叶椿秀先生, 后来成为上海著名胸外科专家。 儿时父亲经常带我去他在平安电影院后面的家玩, 在他家不时能翻到些需要的琴谱, 然后借回家画"拿摩温"。 叶椿秀先生除了教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拉小提琴以外, 还有一个嗜好, 就是把小提琴用水蒸汽将胶水化开,拆开后鼓弄一番,然后用胶水重新粘起来,听听音质是否变得更好听些,如果不行,就再拆……,家里常常挂着差不多5、6把残缺不全的小提琴, 像个工场间。</h3><h3> </h3><h3>下面是从他家借来后抄写的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谱。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是拉的这首曲子考入市少年宫交响乐团的。</h3><h3><br /></h3> <h3>下面是从他家借来后抄写的莫扎特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谱。</h3> <h3>我最终只是成为一个业余的音乐爱好者, 是意识到, 那时拉琴的人已经不少, 而且自己刻苦程度、还有passion远不及我遇到的一些父辈朋友的小孩。 他们中的不少人,每天能练习6~8小时,无论是夏天承受有近40度的高温,还是冬天忍受生着冻疮的红肿手指的酸痛。&nbsp;</h3><h3><br /></h3><h3>刚入初中不久,我就跟父亲"摊牌",说我不再想学琴了,并摆出了我的理由。父亲开始很是惊讶、不乐意,但听了我的解释后静静地对我说:"你好好再想一个礼拜,要是下礼拜你还是这么想,那就按你的意思去做"。 所以,我内心一直很感激父亲的理性和对待我的平等。 </h3><h3><br /></h3><h3>现在我蛮怀念改革前非常静态的社会, 以至于在如此政治高压、物质贫乏的社会下, 一些人可以视金钱如粪土,专注于自己的兴趣, 在教琴、抄谱、练琴、拆琴、装琴上精益求精。相比之下,如今人们每天能花好几小时,用手指戳着WeChat。</h3><h3><br /></h3><h3>但我更羡慕我父亲年轻时的经历, 他得以既学工程、又学音乐、还是一位很棒的足球队员(在大学时期跟上海足球队比赛),真正做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 而且因为他们是中国第一代演奏西洋乐器的, "一不小心"都进入了国家队,还凭着一股爱国热情,为自己的国家争光。</h3><h3><br /></h3><h3>&lt;完&gt;</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