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娜（上）

黄河之子

阿娜的娘家在东乡的大山里，正因为她生在农家，所以她不仅勤俭朴实，而且身体特别地好。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不是现在的我了。有可能我上不了学，当然更有可能成了一名经商或务农的农民了，而且十有八九仍然生活在东乡的大山。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如今我不仅上了大学，而且还读了兰大的硕士研究生，在兰州城里就业，这绝对与我的母亲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阿娜的身体好，一辈子基本上没病。 正因为身体好，十四五岁她就出嫁到了河州巴扎（城市）。一个农村的女孩，要嫁到巴扎（城市），这谈何容易？当地人总结说：一流的姑娘嫁巴扎（临夏），二流的姑娘嫁平川，三流的姑娘嫁富户，末流的姑娘嫁本庄。这是过去东乡山村的说法，这个标准，即使放在今天也不过时的。所以阿娜能够嫁到河州巴扎，就从这一点来说，也的确不简单！人们又说：城里的鼓城里打，乡里的鼓乡里敲。在讲究门当户对的过去，还是今天，东乡大山里的农村姑娘一步登天，能够嫁到巴扎，当个城里人，站在乡村的来看，这事情本身就很不简单。其实，说白了，主要还是凭着我的母亲身体好，特别能吃苦。听老人们说，阿娜那个时候非常麻利、有眼力，而且从不知道累，她可以白天黑夜地连轴干，一个人可以当顶好几个人用。我的母亲刚嫁到父亲家时，大家庭还没有分开，包括四个婆婆在内的叔伯妯娌一大家子人还在一起生活。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吃饭，每天有四五十个匠人在铺子里干活做鞋。当时正是国共内战时代，军人多，穿鞋的人多，尉官鞋都常常供不应求，鞋的销路根本不成问题。所以老母亲所在的大家庭的生活，还是过得富裕有加。但每天给干活的四五十个匠人的早点，午饭，还有晚饭，都是阿娜要操心的。有时候，虽然匠人不吃，但家里大大小小十几个人的一日三餐，还是挺累人，但阿娜没有叫一声苦，也没有流一滴泪，坚强地承担了一切。父亲，在娶母亲前，也是有过一个城里的媳妇的，刚嫁过来三四天，因为受不了这个苦，干不了这个活，更不愿受非分之气，被大家庭的爷爷训了一顿，结果这个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妃乘人不备，脚底下抹油悄悄遛了，新媳妃的娘家人也是有钱汉，更是疼爱呵护自己的女儿，于是没等多少日子"新媳妃"就改嫁他人了。后面大家庭的人们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仔细斟酌考虑，大家都认为应该给父亲要娶一个东乡大山的姑娘，一是东乡姑娘不谙世事，听话懂事，便于管理，；二是东乡的姑娘吃苦耐劳，家里有这么多的活，真需要有个能人独立承担；三是东乡姑娘没有城市姑娘娇贵，脾气小些，也不至于跑掉。

　　无巧不成书。正在这个时候，外爷带着我的母亲恰好到巴扎（河州城）串亲，没有想到被公公一大家子的人给悄悄地相中了。外爷年轻时曾是马仲英部三十六师的营长，后来转行成了阿訇。所以外爷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他知道人世间的人情世故。当爷爷这边一提说，外爷这边也就干脆爽快地答应了。那个时候，我的爷爷有四个老婆，也就是说我有四个奶奶。这四个奶奶来自不同的地区，大奶奶是和政南乡卅里铺七家沟人，她是国民党青海军二四八师少将师长马德胜的"妹妹"，。最小的尕奶奶还是一个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曾嫁于马步青的副官，后副官死了，生活没有着落，于是就被爷爷"收留"了，我们叫尕奶奶为红军奶奶，她给爷爷生了一男一女，也就是我最小的姑姑和叔叔。所以阿娜自嫁到巴扎，不要说操心每天四五十个匠人的吃的喝的，这个大家庭的大大小小的生活琐碎事情全部落到了她的身上，都需要阿娜一一做好。更重要的是，这几个奶奶，也就是母亲的婆婆，作为儿媳妇的她，不仅要伺候好，而且还要根据每个人的喜好微笑服务，随机应变。还有小姑小叔等一大家人，这也够她受的。在这个大家庭，阿娜能够坚持下来，本身就非常的不容易。那个时候爷爷在河州花市口（今临夏市医院）街上开着"大五间"，是典型的连家铺。外面是铺子，大家的工作场地，里面住家过日子。听老人们说，爷爷还会点拳脚功夫，也会读书看报。身上挂着一把盒子枪，经常骑着一匹高头大骡子逛街，再就是督促四五十个匠人干活挣钱，谁的手出活慢了，干活不好，骂是常事，有时候还拿鞭子抽呢！母亲自豪地告诉我说："她干活麻利，做事有眼力，能吃苦，见机行事，任劳任怨，碰上生气的事情，也是逆来顺受。所以从来没有受公公的严辞责骂，更没有挨过一鞭子"。

　　我从记事起，只要是我们的亲戚或认识母亲的人，即使是街坊邻居，没有人不夸阿娜能吃苦，能干活。不要说小姑子、小叔子等比较小的孩字们，就是这四个婆婆的衣服裤子有时候也够她洗的。白天她在间隙间还要见缝插针地缝补、或清洗衣服，经常要洗几大盆，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母亲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匠人们送来的黑乎乎的工服，她也给洗得干干净净。晚间，她还在油灯下，缝补小叔子、小姑子们的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听人说那个时候，大家庭里还养着八哥、鹦鹉等几笼鸟儿，还有一百多盆花儿，这些都是爷爷的最爱，有时候这些鸟儿叫得欢，爷爷高兴了，包括四个婆婆在内的家里面的大小人儿们脸上也都有了笑容，心也稍微放宽了。院子里的一百多盆花儿，需要隔三间五浇灌，虽然花用水多，但由于得到母亲的精心浇灌，每年夏天还都能开不少花。爷爷看见花开了，心情好的时候，也给大家赏几个光灿灿的袁大头，大家都知道，这是由于我母亲的好。在以后的日子里，谁只要提起我母亲，总是夸阿娜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在那个时代，这也是大家庭留给他们的最后一点高兴快乐了。
母亲的善良，灵活处事也是大家所称赞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流逝了，阿娜嫁到巴扎大概两年多时间，河州就解放了。时代变了，一切都倒了过来，匠人们开始不怎么干活了。即使干了，鞋的销路也成了问题。爷爷的手枪上交了，骡子变卖了。后来政府利用"公私合营""的运动精神，半动员半强制地将缝纫机等机器、做鞋的原料、锤子、剪子等生产工具都合营到了厂里，爷爷、父亲及爷爷手下的所有鞋匠齐刷刷地全部被整编到了临夏鞋帽厂。再后来，母亲所在的一大家子的人，王小二过年——-日子一年不如一年。为了生活，也只有各自自谋出路。爷爷原来是管人的，现在要接受新社会的年轻人管，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父亲倒是老实稳当人，不管运动如何，就忍耐着一直在鞋帽厂工作。一段时间，父亲也不想干了，是母亲劝父亲要忍耐，终于父亲一直坚持到最后从厂里光荣退休。这里面，自然有我母亲的功劳。

"吃亏是积德"是阿娜的一句口头禅，无论居家还是在外，阿娜总任劳任怨，吃亏在先，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是有求必应．既使是一个乞丐，只要进了我家的门，她会尽力接济的，实在没有什么施舍的，她也会和善地打发出来。她没有挨过谁的责骂，即使是四个婆婆，爱好不同，脾气各异，想法又不一样，尽管这样，母亲还是友善谨慎地伺候他们，一直到四个婆婆、一个公公毛提（死亡）。爷爷奶奶们的一个个丧事，都是母亲配合父亲办掉的，不难想象，这里面阿娜遭受的困难、所受的煎熬。
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尽量采取忍耐的态度，把吃亏看做常态。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但也不能超过我自己心中的界限。我不愿朝叩富儿们，暮随肥马尘，也不愿意办琐碎杂事，但是到了我非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这正象我的阿娜。从小学到中学，从高中到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我经历过一百多位老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老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后来，马督办的不少地方，被房管所占有。母亲随和的脾气，任劳任怨的态度，会干农活的巧手，被房管所长发现了，于是父母亲被请到了上巷道（今八坊小学对面），可以白住房管所的房子，但条件是母亲必须种好房管所空闲的地。从那以后，父母亲的小家稳定了，我们也一直就住在解放路，而且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我也是在解放路上出生的。
五九年那大饥馑年月，我哥四岁，我姐一岁．母亲的娘家，舅舅尚小，外奶年老，都在吃榆树皮度日。听父亲说，我的哥哥、姐姐、舅舅和外奶是那个时代按理会饿死却幸有活了下来，是母亲救的．面对嗷嗷待哺的小儿女，声声啼哭象刀子割在了做母亲的心上，她咬咬牙，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勇气，跑到离家廿里外的公社地里，趁天晴月高，弄了一大口袋穗头，在天快亮时背回了家。至今哥还在说他还记得那次用穗头做的饭。大哥做过都市的总经理他说他走过大江南北，喝过万家水，尝过齐鲁菜，但最香最难忘的还是那顿穗头饭．

等我出世后，我们兄妹五人的鞋袜衣裳都是我母亲一针一线自己缝做的．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实在穿不成，她又改做成布鞋叫我们穿，如今我们都穿买的皮鞋，可我记忆中，我母亲做的布鞋既暖和又舒适。为了我们的衣食，我母亲常给别人洗衣和缝补，她的手早已变形了，虬筋盘结，肌肉枯萎，白天她要到厂里干活，她还是厂里的先进人物哩，吃过晚饭后又忙着做鞋底，撵毛线、缝皮衣，一直到深夜。
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深夜，我忽然从梦中醒了起来，从炕上看见母亲独自一人在灯下做鞋底，我心里又想起母亲的劳苦，辗转反侧睡不着，很想起来陪陪母亲，但是小孩子深夜不好好睡，是要受到大人的责备的，出乎我意料，母亲居然许我起来坐在炕边，我眼巴巴地望着她额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针不停地做着鞋底，是给我做的。这时万籁俱寂，只听到滴嗒的钟声和可以微闻得到的母亲呼吸，我心里暗自想念着，为着我要穿鞋，累母亲深夜做活不止，心上感到说不出的歉疚，又感到坐着陪陪母亲，似乎可以减轻些心里的不安成分，当时一肚子充满着这些心事，却不敢对母亲说出来一句。才坐了一会儿，又被母亲催着躺进了热热的被窝里，说是小孩子坐着会冻感冒的．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时不时要跟阿娜"吵架"，特别是我哥上了大学后，大哥高中"毕业"后面临要么当司机，要么去上学，亲戚们，包括父亲都赞成大哥当司机，早日挣几个钱好补家用，况且司机这职业当时也不赖，父亲坚决反对上大学，上学既不当吃又不当喝，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就不错了。可大哥想上学又难于开口，整日郁郁寡欢。当母亲发现大哥的心思后，极力主张大哥上大学，说她不识字吃尽了苦头，是睁眼瞎，还说上大学有前途。最后，大哥在母亲的支持下，到咸阳求学去了，为此，母亲受到了父亲，包括亲戚们的大家责难。尽管这样，我母亲还是默默地为我哥赶做了被褥，准备了干粮，还给了他家中仅有的廿元钱。学费、书费、生活费，家中每每收到我哥要钱的信，父母总免不了争吵。父亲的工资有限，要应付家中的柴米油盐。加上，上学本来他就不同意，是母亲执意做的，很自然，家中就顾不上我大哥念书用钱的事了。生活越来越拮据，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阴，反对大哥继续读书的心情继续在加重。而此时母亲也吃了秤砣铁了心，一定要供大哥读书的决心没有变。母亲在父亲面前不提"读书"、"寄钱"的敏感字眼，而是悄悄地东挪西借，先把钱汇去。随后，母亲给张家做鞋，给李家洗衣，把借的钱还掉。
我的母亲自己不识字，可对我们的读书上学抓得可紧了，一次小学语文老师很随意地"罚"我们做家庭作业，作业出奇的多，是阿娜在油灯下，一至陪我到凌晨两点，她手里捻着毛线，时而给我披衣服，时而摸我的头，那种深情的目光，我一直难以忘怀。

小时候，我身体羸弱，经常生病。初中那年冬日的一个傍晚，从医院出来后，母亲搀着我回家。店铺都早早地关了门，街上也没什么行人．北风呼呼地吼叫着，刮到脸上，像刀子割似的。没走几步，母亲怕我摔倒，让我拿好药和小包，自己蹲下身，叫我伏在背上，我说我能走，可她说："你病成这样会摔倒的"。我只得遵命。
我听见母亲吃力地在喘气，对母亲说：阿娜，歇会儿"。"阿娜！歇会儿"。在我不断地央求下，她慢慢地停下了，取下了头上的"盖头"(穆斯林头巾)。这时候，天更黑了，风更大了，母亲用身体挡住了寒风，又给我重新围了围头巾，转身看了看天，还打算背着我走．母亲那年已五十多岁了，我虽上初二，却也有九十多斤，想想我这么大的人自己不走路，却靠年老的母亲背，我是不大情愿的。于是，执拗地站在一边，可母亲一而再地唤我："我的娃，要听话，听话。"我再次又被母亲背着往前走了起来，母亲的两鬓渗出了细细的水珠，慢慢地又凝成了圆圆的汗滴往下滚，我不忍心地又开始叫："阿娜，歇会儿，阿娜，放我下来。"可她边走边说："就到家了，再坚持会儿"。想想这些天来，在病床上母亲给我递药递水，接屎端尿。我被母爱震颤了，我哭了，热泪潸然滚了下来。为了不让母亲听见，我紧闭着嘴巴，可滚下的泪水无声地滴在了母亲宽阔的背上……

而今，阿娜您的儿女们都一个个成人了，一离开家长久地没再回来，且永远地生活在了外地。为了各自的"前途"，为了各自的生活，仅仅是因为忙而很少来看您，而您却没有一句怨言，依然如故地爱抚我们，把牵挂思念的线捻得更长更细……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阿娜，我的慈母，奔波在外的游子在静夜中的这些絮叨，您能听得见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