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当家(邵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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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5年年初，我高中毕业了。那个年代，年轻人前途暗淡：城镇户口的同学都要上山乡下，扎根农村，美其名曰"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来自农村的学生则冠名为"回乡青年"，毕业回家务农是唯一的归宿。

结束了沥海中学两年的高中生活，丢下书包，我就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成了上虞沥海公社四联大队第七生产队的一名社员。我的家乡是杭州湾畔一个偏僻的海边穷村子，耕地少得可怜，加上新分到的几十亩海涂田，加起来人均耕地还只有九分左右。虽说田少人多，但一年到头生产队里总还有干不完的农活，什么原因呢？表面看上去好像与我们是半棉区有关，因为地里既种经济作物棉花，又要种粮食作物水稻和大小麦，忙完了这个就要忙那：种早稻、掏花地、棉花田间管理、夏收夏种、秋收冬种……再加上新分到的海涂盐碱地需要投入不少劳力进行平整和改造，这样一年到头难得有一个闲淡的季节。但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吃大锅饭造成的，因为社员参加集体劳动时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毫无积极性可言，出工不出力就成为了普遍现象，一天的活计要做三四天才能完成，如此低的劳动效率，使得社员们只能天天在地里糊日子。

社员们一年到头没得空闲，作物的产量却一直在低位徘徊，收入少得可怜，多数农户处在贫困线下：缺吃少穿，忍饥挨饿。

年纪还只有十七岁的我属于半劳力，干活只能与妇女为伍，干一天记七分工分。按生产队规定男孩子只有到了十八岁才能成为整劳动力（做一天记十分工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个把月做下来就赶上了棉花播种的大忙季节掏花地。掏花地是一个重体力活，也是一个技术活。因为棉花要在小麦地里套种，一畦地两边是两行正抽穗杨花的小麦，中间种着茂盛的草子（苜蓿），割掉草子卷成一小捆一小捆的排列在畦上，掏时将草子翻到地底下填埋起来，当作棉花的基肥；在掏好的地上用小铁耙细耙一下，再在上面开出两条浅沟播撒上棉籽。掏地的铁耙形状犹如《西游记》中猪八戒使用的九齿钉耙，所不同的铁耙只有四个齿，份量约十五六斤重。用铁耙掏时既要深翻，又要小心翼翼，因为稍不注意就会伤及两旁小麦的根系，影响小麦的收成。

一天掏下来，我手上起泡，胳膊红肿，腰酸背疼。晚上放下饭碗就想上床睡觉，想看点书根本打不起精神。第二天还得接着干。这个时候，农村又正当青黄不接，处于一年中最困难的时期。照理说在农忙季节，干活累人，社员应该吃点稠的，譬如在中午烧一餐米饭。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户家里粮食不够吃，有的还在等米下锅，怎么能弄点稠的食物出来。

像我家，米缸里的米所存无几，为免得断炊，我母亲必须精打细算，把仅有的粮食匀着吃，为此，她常在锅里放入少量的米，再加入大量的青菜，烧成一锅子菜粥作为一日三餐的主食，名曰"瓜菜代"，有时也烧大麦糊或玉米糊来当正餐。吃的可以说与猪食无异的食物，而下饭的菜是清蒸的霉干菜或腌白菜、霉苋菜梗等，一点油水都没有，这样吃了很容易肚饥。每次还未收工时，我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裤带勒了再勒，肚皮差不多已贴在后脊梁上了。

　　除了实物匮乏、体力上透支，精神上的苦闷也难以言表。白天，在妇女堆里干活，整天听到的是她们家长里短、吃穿方面的生活琐事；再就是相互取笑时，一些粗俗不堪的荤话和脏话塞满了我的耳朵。与这些质朴又粗俗的女社员在一起，实在难以找到共同语言，我只能像哑巴一样埋头做着单调的农活。

生产队里的队长叫韩东田，是一个外来户，大字不识一个，雇农出身，还是中共党员，个子不到一米六，人称"矮队长"，而我作为小辈应叫他"东阿伯"。解放前夕，孤儿韩东田流落到邵家村做帮工、打短工。土改后，分到了土地和房子的他娶妻生子，在邵家村安家立业定居下来。合作化运动时，因他带头入社，干活卖劲，成分又是雇农，上面就培养他入了党。公社化运动中，在邵家自然村组成的第七生产队里，作为外姓人的韩东田被推选为队长，成为了一队之主，而且威信极高。这倒不是什么"外来和尚好念经"的原因，矮队长的威望完全是实干出来的：参加集体劳动时，个子矮小结实的他就象是开足马力的发动机，又好似高速旋转的陀螺，总是倾其全力，忘我投入，既快又好；干任何农活，如耕、耙、耖、耘、掏、挖、掘等，队里那些人高马大、膀圆腰粗的精壮男社员都不是他的对手；譬如挑担，从外表上看，韩东田应该挑不过个模高大的男社员，但他挑起两百多斤重的担子还能健步如飞，短小的双腿迈动的频率出奇高，男社员撩起长腿都赶不上他……

集体劳动时，矮队长还能一心多用：一边快速地干着手中的农活，一边用他那游隼一样的眼神时时留意周边的情况，掌握着生产的总体进程和每一个社员干活的质量状况。对一些出工不出力，老是在磨洋工的社员，不论辈分大小，他看到后总会毫不留情地吼上几声，骂上一阵娘。

自从走上集体化道路，特别是又经过文革的"破四旧"，农村中传承了几千年的长幼尊卑的秩序业已土崩瓦解。先前邵氏宗族中那些辈分大的长辈在矮队长面前可以说尊严全无，尤其是几个干活上懒散点的，见到队长简直就像猫见到老鼠一般。

在务实的矮队长眼中，中意的是农活干得既快又好的社员，才不管你辈分大小、有无文化。在他心目中，我这个高中生还不如只有读过小学或初中的几位同龄人如邵国森、邵卫国、邵敖根等这些小伙伴派得出用场。因为这些人早几年就在生产队里劳动了，样样农活干起来比我娴熟得多，挑起担来也比我有劲道。

到生产队劳动还只有一个月多点时间，矮队长已经当着众人的面毫不留情地几次开销我。如掏棉花地时，埋怨我掏得太浅，没有将作底肥的草子全覆盖住；插种早稻秧时，又怪我秧苗插得东倒西歪，速度又慢；用刮子削田除草时，则指责我削得深浅不均，还伤及了棉苗等等。如此一来，不仅使我这个高中生脸面扫地，还让个性倔强我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读书真的是无用啊！你看学校里学的知识，哪一点能在生产劳动中派上用场？！

二

当金色的麦浪在田野中翻滚，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母乳一般的麦香时，"麦收"的大忙季节到来了。这当儿，队里的老会计突然提出了辞职，同时向队长推荐我来接替他的职位。原因是那时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进驻大队，几次三番抽查各生产队的财务账。为了向上邀功，工作队员查账时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老会计成分有点高，是上中农，只要一查账，他的账本往往成为重点关照的对象，查个没完，胆小的他害怕被查出一些莫须有的问题而蒙受不白之冤，所以全然不顾众人和家人的劝阻，铁了心要辞掉会计职务。

共和国行政级别最小的生产队，队干部的人数也是蛮多的，有队长、副队长、队委会成员、贫协组长、妇女主任、民兵排长、会计、记工员、出纳、植保员、队房保管员等。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论起实权来，队长、会计和记工员应该排在前三位。队长是一队之主，而会计负责财务管理和经济分配，算得上是生产队里的内当家，记工员负责记工分，又是生产劳力安排、调度的具体执行人。

让我这个毛头小伙子来出任生产队的会计，在队委会上引发了争论。几个德高望重的队委会会员认为我太年轻，"嘴上没毛，办事不牢"，难以胜任内当家一职。但他们排来排去，找不出其他能接替老会计的更合适人选。如让初中毕业绰号叫老疙子（说话口吃）的邵海土和绰号叫"小歪头"的邵国森来担任，文化水平和能力似乎更不够格。无奈，队委会讨论了半天，最终只得同意我这个生产队里的唯一高中生来试试看。自此，我成为了四联大队乃至沥海公社所有生产队中最年轻的会计。

我在高中班级里文理成绩都名列前茅，生产队会计所负责的现金和实物账目、分配预算和决算等业务难不倒我。在移交账目时，老会计稍作点拨，我就立刻领会，这样，很快完成账目的移交手续。当时我内心还暗自得意：这么点点账目，看来当个生产队会计也不难嘛。

可是，上任伊始，种种意想不到的辛苦便接踵而至，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麦收时期，田畈里收割下来大麦、油菜、小麦、蚕豆都要堆放到队房的场地上进行脱粒、晾晒。我们生产队四开间的队房前用水泥浇成的晒场场地足有三百来个平方米，也不算小，但像一个个小山丘似的杂物堆放得多了，晒场就显得拥挤不堪。故当天完成脱粒的麦秆草、油菜秆、蚕豆秆等之类的杂物急需要及时分配掉，否则第二天脱粒和翻晒就没地方腾挪了。

为了不挤占白天干农活的时间，每天拂晓时分，矮队长就准时来敲我家厅堂的窗门。"嘭嘭嘭"，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催着我去队房分东西。这个时段是年轻人最要睡的时候，但谁让我接了会计的班呢，只能匆匆地爬起来，因为稍微拖沓点，队长喊我的粗嗓门大得能将房子的瓦片都要震下来了。我胡乱擦把脸，拿起算盘和账本，懵里懵懂、迷迷瞪瞪地一路小跑，跟随东阿伯去队房。一路上，队长边走边吹着哨子，并时不时高声对着晨光微熹中炊烟袅袅的村子吼上几声："各家快来队房分麦秆草了！"

实物是根据人头和劳动力按一定比例进行分配的。平时，全队各家分配的系数我已经汇成表格。到时只要把实物的总量乘以这个系数，就能快速地算出每家的分配量。我噼里啪啦算出数字并高声报出来，一旁的矮队长负责把实物递到户主手中。麦秆草之类的柴草以"捆"为单位，不用过称，谁先到谁先拿。但仍需要大半个钟头光景才能完成分配。 现场计算，快速地报出数字，又要准确无误，这是一个成熟会计的基本功。搞过几次分配，从队长脸上流露出来的神色来看，他对我还算比较满意的。

　　分配完毕，回家匆匆喝下几碗薄粥，已到了六点钟出工时间。村子里便响起了"嘟嘟嘟"出工的哨子声，这是手提着闹钟的记工员邵信成吹的。紧接着是矮队长那高亢的大嗓门："出工了出工了！"

村子里不时传出"咿咿呀呀"的关门声，社员们三三两两地走出村口，众人可不敢怠慢，因为过了规定的钟点不到田头，那是要扣工分的。那些家务事多或者奶着孩子的妇女起身迟，为了不迟到，就一路小跑到田头。人只要进入了田畈，不管干多干少或磨洋工，到夜都可拿到一天的工分。至于干什么活，拿什么工具，这些昨晚睡觉前，记工员已经根据队长的具体安排通知到每家每户了。

早上几乎天天起早搞柴草的分配。而麦子等粮食的分配一般安排在晚上进行。考虑到有的困难户已经没米下锅了，所以还未待把粮食晾透晒干，就要落夜进行分配。

分粮食时，先要称出一斤放在锅里炒，炒熟后再过称，这个已经没有了水分的重量就是打折的依据，即每户分配到的粮食数量乘以这个折扣数就是实际的数量。随后,社员们通过抽签决定分配次序。

自从农村走上集体化道路后，大锅饭的生产方式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村普遍贫穷，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艰难，缺吃少穿、饿肚子的现象司空见惯。粮食可是社员的命根子。当我扒拉着算盘算出每一户分配的数目时，一旁把称的矮队长总会反复叮嘱我算得仔细一点，慢一点，勿要出错。由此，我一点不敢怠慢，十分专注地进行算账、记账并大声地报出轮到过称的户主姓名和分配的数量。全队有三十六户人家，分配完后，时间往往就到了十来点钟。这样的分配三天两头就要来一次。夙兴夜寐，睡眠不足，再加上麦收季节农活又累人，人真当有点打熬不住。

待"双抢"结束，我明显感到自己的两颊像被刀削过，身子消瘦了好些。可是收获也蛮大，一段时间干下来，我不仅完全胜任了会计的角色，而且当得有模有样，也没有出过丁点差错。这让队长和众人感到诧异,认为这个平时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半大小伙子还真有两把刷子，也让个别想等着看我出洋相的人失望了。

三

当上队里的会计，最明显的变化是日常走在村道上，会有社员主动与我套近乎、打招呼；去社员家串个门，会受到客气的招待，如让座啊，户主泡一杯茶水出来让我喝等等，被人敬重的滋味也是蛮受用的。

但我脑子里很清楚：要想在生产队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内当家，光当了会计还不行，还必须要在社员中树立起威望，在队委会中有话语权。而要达到上述目标，就需要在集体劳动中实干苦干带头干，掌握过硬的种田技术。矮队长以及队里几个队委会成员，都是干农活的好手，他们在队里享有很高的威信，在生产上有决策权。如每当队里召开队委会商讨下一步的生产计划，我作为会计也列席会议，但往往只能作壁上观，根本插不上嘴，也没有说话的份。

平时，矮队长只有要进行实物分配时才会想到我这个会计，在劳动力安排上，还是把我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普通半劳力：今天让我与几个妇女去棉田拔草，明天又调拨我和几个老婆婆在队房挑选玉米种等等，我就像一只破篮子被随意拎到东来拎到西，弄得我灰头土脸的，尊严全无，郁闷至极！心高气傲的我想尽快改变眼前这种现状。

时光过得飞快。在村子周围树上的知了震耳欲聋的鼓噪声中，夏收夏种也称"双抢"开始了，这可是生产队一年中最为辛苦和繁忙的时节。

天蒙蒙亮，比我年长一岁的记工员邵信成就像一个催命鬼，把出工的哨子声吹得尖利又急促，接着就是矮队长"出工了出工了"沙哑的咆哮声。为了提高劳动效率，避开中午的酷热，队里规定每天早晨五点半就得出工。也难怪，生产队里加上海涂田共有五六十亩的早稻田需要收割播种，任务还是挺重的。而队里只有两部脚踏打稻机和七八只稻桶，手工打稻效率低，节气又不等人，不抓紧的话势必贻误节气，影响秋收。

用脚踏打稻机和稻桶打稻，这是很费劲的力气活。矮队长把队里的强壮劳动力都安排去打稻。对这批壮劳动力，队长是另眼相看，和颜悦色，说话也客客气气。可当他一转身面对负责割稻的女社员和半劳动力就一点不客气了：常见他鼓凸着一双充血的眼睛，时不时对割得慢或在偷懒的一些人摆出一副像要吃人的架势，骂起人来不打草稿，几乎把被骂者的祖宗三代都操遍了。在骂的过程中，队长的嘴角边会逐渐堆积起一层白沫，就像是被涂上一层厚厚的雪花膏。社员们都知道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招惹他，否则会被骂得焦头烂额的。

我拿着䥛子刀，与妇女们一起割稻。割稻子其实是一个十分累人的苦差使：头顶烈日，弯着腰，没完没了地割；长得密匝匝的水稻蓬里，人就像蒸笼里蒸，满脸的汗珠子咸咸的，渍得眼睛都睁不开。为了怕别人瞧不起，更为了维护我作为生产队会计的尊严，我拼尽了全力，埋头玩命似地割，汗水湿透了衣衫，䥛子刀割破了手上的皮肤，都不管不顾了，犹如直头牛一般一往无前。一阵割下来，我的速度居然和队里割得最快的妇女队长不相上下。在金黄色的田畈中，身板健硕的妇女队长和身架略显单薄的我就像两个箭头，遥遥领先于众人，这引来了不少社员的喝彩声，也激发了其她妇女割稻的热情，大家纷纷加快了速度。

真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我的这一举动竟然促成了割稻现场你追我赶这一难得一见的劳动场面。这一幕自然也吸引了矮队长和其他在打稻的壮劳力们的目光。事后听人说，队长看的这情景，一张终日像别人欠他债的苦瓜脸上难得露出了笑容。

如此蛮干的代价是：我这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早早瘫倒在床上，呼呼地昏睡过去；第二天一早起来时，眼泡皮就像两只灯笼，全身好似被人打伤一般，到处酸痛，走起路来一拐一瘸。心想今天要是再割一天的稻的话，估计自己身体一定会累趴下的。所幸矮队长是诚心照顾我呢还是出于什么考虑，今天一早他来到我家，居然通知我到队房晒场里协助队房保管员一起晒稻谷，还关照我以后几天都待在队房，利用晒稻谷的空闲时间，把夏粮的分配方案赶快搞出来。这对我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使我疲惫已极的身子有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等稻谷全部收割、分配完毕，接下来就是在稻田上播种秋豆和秋玉米。棉区一带的生产队里几乎都没有饲养耕牛，这成片的稻田翻耕只得靠人用铁耙掏。时间不等人，秋播任务必须在立秋之前完成，否则会影响秋粮作物的生长。

在生产安排上，矮队长把全队的壮劳动力集中在掏地上，妇女们则负责播种。

这次我主动向队长提出："东阿伯，我不想和妇女一起干了，要和全劳动力一起掏地。"队长盯着我问道："侬吃得消？"我默默地点点头。"那好啊！如吃不消了和我说！"难得听到矮队长如此关切的话语，更让我卯足了劲。

掏地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三个男人为一个组。和我搭档的两位五大三粗的男社员还是挺照顾我，让我站在中间掏，相对来说，站在中间掏时明显可以少费点劲。种过早稻的田中，稻茬下根系纵横交错，像蛛网一样密密集集，这使得泥泞的土质变得更加有弹性和韧性，每次把土翻起来都需要花大力气，对掏地社员的体力是一个考验。

各种农活看似简单，其实一招一式都挺有讲究。譬如这掏稻田，先是三人中为主的一位用铁耙像蜻蜓点水般浅挖一下，随即三把铁耙以浅挖过的地方为标志，并排用力深掏下去，然后三个人发一声喊，一齐用劲把整块土翻过来，一气呵成。过程虽简单，但倘若三个人铁耙掏下去前后有差距或深浅不一致或最后发力时又不同步，土块就难以翻起来。

开始时由于我不熟练，掏得挺别扭。掏了个把钟头后，我才和其他两个壮劳动力配合上有了默契。只是力气不够大，在把土翻起来时还是沾了他们俩不少的光。

酷暑时节，骄阳似火。在烈日下挥动大铁耙，费力地掏地，辛劳可想而知。布衫早已全部湿透，我就学身边俩位大男人的样，脱下布衫丢在一旁，身上只着一条短裤，真正的赤膊上阵。头上的一顶草帽根本遮不住灼热的阳光，后背上就像被烈火炙烤。汗水喷薄而出，全身犹如被大雨淋湿一样。脚底下稻田中的热气又升腾而上，宛若置身在桑拿房中。在这样酷热的环境中，身子不动也会热得受不了，何况还要这样出大力。此时我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挥汗如流"，什么叫"汗随禾下土"，什么叫"热锅上的蚂蚁"这些词语的贴切含义。

我身边的两位大男人天天赤膊做农活，身子上皮肤已经被晒的就像是农村酒席上"十碗头"中走油扣肉的皮黑不溜秋中泛着酱红色，已完全不惧太阳的暴晒。第一天脱衣服暴晒的我，便很快领教到了盛夏烈日的厉害。

这天傍晚收工后回到家里，我的胳膊酸疼得连筷子都提不起来，但更让人难受的还是后背上火烧火燎的疼。我母亲发现我背脊上起了密密麻麻的小水泡，就一边心疼地掉泪，一边急忙从灶间的霉卤甏底摸来黑黑的污泥敷在我身上。饭桌上，家里人一齐埋怨我：还是一个赚七分工分的半劳力，为何要和"十分头"的一起去掏地？我心里的小九九无法向家里人透露，也不想解释，只能默默承受家里人这出于关心的埋怨。

晚上睡在床上更受罪，转个身就像针在扎一般疼。身子只能趴着睡。这可都是我自找的，但我一点不后悔。我用一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话来为自己鼓劲加油。

第二天，我抖擞精神，咬着牙又去掏地。我想如果我打退堂鼓，那在生产队里到什么时候才可出人头地成为一个真正的内当家？想不到的是我的这一"壮举"，竟然把其他三位与我年龄相同的小伙伴给带动起来了：邵国森、邵敖根、邵卫国这三位拿七分工分的看我这样，也不甘落后，他们背着锄头主动加入了掏地的行列，与"十分头"们同甘共苦。

所幸的是这个时候收割下来的早稻已经分配到户，特别是这一年十多亩海涂盐碱地上试钟的早稻产量比内地的还要高，每家都多分到了不少粮食，这样家家都能在"双抢"期间吃上新早米烧的米饭，还可以放开肚皮吃饱。在新早米饭的滋补下，我们这些小年轻才有力气支撑着忙过夏种。

当秋玉米和秋豆播种完毕，夏收夏种才宣告彻底结束。这犹如炼狱一般的二十来天里，我不但挺了过来，而且事后发现身子骨比以前硬朗了许多：人晒得恰如非洲黑人，尤其是脱了几层皮的背上皮肤黑黝黝的，已经再不怕炽烈阳光的暴晒；两只胳膊粗壮了，有劲了。这说明人只要有了志向，就会产生毅力，会吃得起苦，受得住累，承担起许多的不可能。

更让我获得满足感的是，不久，矮队长和副队长几个人碰头商量后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从掏稻田开始，我们四个原先拿七分工分的小伙伴追记十分工，以后与十足劳动力同工同酬。也就是说我们几个提前半年升入"十分头"行列。这个决定对我的辛勤付出那是最好的肯定！我想自己在夏收夏种中所遭受的所有苦与累都值了。

四

9月初到11月，这是棉花收摘季节。从春天开始播种，棉农辛辛苦苦忙了大半年，到了收获的季节，还得提心吊胆。因为这个时期台风频频光顾。台风一来，会把棉杆吹倒在地；台风带来的绵绵阴雨，又会使雪白的棉花遭雨淋后发生霉变、未开的棉桃出现烂桃等现象。家乡的棉农们心知肚明：人定胜天是屁话！种棉花更要看天的脸色，收摘期的气候决定着一年的收成。

这一年由于前期风调雨顺，棉花长势还算过得去，棉株上挂满了状如无花果一样的棉桃，但能否闯过收摘期这一关还是未知数。

连日的猛日头，成熟的棉桃开始裂开了嘴，接着就像花朵般绽放开来，然后是彻底地怒放，整个棉田看上去白花花的，犹如被一场瑞雪所覆盖。

正当队里要组织社员采摘旺棉花的时候，突然，大队里送来了台风的紧急通知，田头广播里也不断播送八号台风快速逼近浙江沿海的消息：预计台风两天后的傍晚登陆象山港，近中心最大风力达到十二级，望各有关方面做好抗台抢险的准备工作。

当晚，在队房里，矮队长紧急召集了队委会碰头会，讨论抢收棉花的事宜。会上，队长说出了自己的忧虑："要在接下来的两天半时间内，把我们队的七八十亩棉花田中的棉花在台风到来前全部采摘下来，难度很大啊！"事情明摆着，照平时社员"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反正是集体的"这样的态度来参加采摘，那在台风到达前肯定完不成任务。

矮队长疾首蹙额，愁眉苦脸地叫大家出出主意、想想办法。会场沉寂下来，几个队委会成员低着头，有的抽着旱烟袋，有的抽着纸烟。现场烟雾绕绕，气氛沉闷。过了一会儿，副队长邵永水终于打破了平静，他左手抓挠着自己头发稀疏的头皮，话语低沉迟缓："我去年去余姚农村，他们那里是全棉区，到棉花收摘期时采摘任务很重。我看到当地采摘棉花时实现定额包干，谁采摘的棉花多谁就多拿工分，多劳多得，效率很高！我想我们也不妨试试看。"

五十多岁的邵永水平时沉默寡言，个子中等的他长着一个半秃顶的大脑袋，走路老是低着头。但他头脑活络，在农闲时节，常做一些小生意，如把我们海边的腌制的虾子、白玉蟹、泥螺等挑到余姚一带去贩卖，赚点蝇头小利，以补贴家用。由于跑过的地方多，使得他见多识广，在队上算得上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矮队长很敬重他，平时碰上疑难事情常要向他去讨教。

其他几个队委会成员纷纷赞成试试看，只有矮队长迟迟没有表态。过了一会儿，矮队长才吞吞吐吐道出了内心的担忧："拿十分工分的男人采摘起来肯定不如妇女。如果多采摘多拿工分，到时，男人们拿的工分远远不如妇女多，十分头们有意见怎么办？"

"台风来了，收摘棉花要紧！有意见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邵永水不急不慢又很有见地的话语，掷地有声，顿时消除了队长的顾虑。会议最后作出部署：明天开始，全队男女老少抢摘棉花；采用称斤论两，定额包干的办法；队长负责棉花质量评判，我和记工员邵信成负责称斤量、登记。

第二天一早，矮队长安排了五六个男劳动力挑棉花担，负责把田畈里采摘下的棉花挑到队房里。其余所有劳动力，不分男女老少，全部实现定额管理：规定采摘一百斤棉花记七分工分，以采摘的棉花质量、数量多少来获取工分报酬。

这个办法还真是灵丹妙药！原先出工时，记工员邵信成出工哨子要连吹三遍，并在矮队长喊破嗓子的怒骂声中，社员才懒懒散散、拖拖拉拉走出家门，恰如螺蛳沿岸般的慢。今天，第一遍出工哨子刚吹响，全体社员就好似听到了冲锋号，他们背着大竹篓，急速地赶往田畈。社员们争先恐后地下棉田，就像走进了自家的自留地，二话不说，闲话免谈，各自只顾埋头拼命地采摘。

偌大的棉田上，只听到"嘁嘁嚓嚓"的采摘声响成一片。社员们采摘的速度宛若秋风扫落叶，成畈的棉田亦好似被蝗虫蚕食过，雪白的一片转瞬就只留下绿色的棉杆枝叶和青色的棉桃了。如此的场景我看呆了，队长也惊呆得合不拢嘴。

很快，手脚快的社员已经摘满了一大竹篓，匆匆来让我们过称。队长评定质量，邵信成把称，我忙着记录。刚才我们三个站在田边还很悠闲地看着社员们采摘，但抽袋烟的功夫，来过称的社员排起了队，而且一个劲地催促矮队长以及我和邵信成手脚快些，称得快些，别耽误了他们的采摘！社员倒催促队长"干得快些"，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真让人怀疑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我们三个忙得连喘口气的间隙都没有了。忙归忙，但现场你追我赶的气氛感染着我们，心里实在是很开心！你看笑容一直挂在矮队长的脸上，平时骂惯了娘的大嘴紧抿着，任由一旁的社员们埋怨，这可真是破天荒啊！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社员们采摘棉花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五六个负责运送棉花的男社员，挑着棉担穿梭往返与棉田和队房，个个马不停蹄，挑得汗流浃背，喘气就像拉风箱，还跟不上趟。眼看采摘来的棉花在田边大量积存，队长不得不在采摘现场赶紧撤下来三个壮劳动力来增强运送棉花的力量。

这天傍晚五点半收工时，邵信成的收工哨子吹了好多遍，不见一个社员有反应。硬生生拖到到六点钟，太阳西沉，天暗花花了，社员们才被迫恋恋不舍地离开田畈。

一天的收摘，已经把生产队一半多些的棉田采摘完成了，速度真是惊人！

　　晚上，吃过晚饭，我赶紧拿出算盘和账本，噼里啪啦，把每个社员的采摘的棉花数量汇总，并根据评定的质量等级折算成工分。化了个大约半个钟头，结果算出来了：最快的是妇女队长，她一共采摘了三百六十多斤，获得了二十六分工分；女社员多数赚的工分在二十分上下；全队每个社员都超过了自己基本工分值，垫底的是男社员。

我拿着算出来的统计表，匆匆去队长家汇报。走进东阿伯的家，他们全家正在逼仄的灶间里吃晚饭。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小方桌，一家人团团围坐。共有八口人，除了队长夫妇，还有五个女儿和一个还只有二三岁的小儿子。八张口都在呼哧呼哧地喝薄粥，桌子中央摆放着一碗干菜汤和一碗霉卤蒸的青南瓜。一看到我，东阿伯撂下碗筷站起来，拉过一把破旧的竹椅子让我坐下。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公社化后，社员生活过得这般艰难真想不到。背后说句落后话：我解放前逃难到邵家村做短工、做忙月，天天吃的都是三餐干米饭，从未饿过肚子。现在倒好，天天薄粥……不说了，侬有什么事情？"

我就把今天社员采摘棉花所得工分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队长听了后说："看来这个办法还正当管用！哎什么时候社员在生产上都能这样自觉那就让我省心了。"

两天时间，我们生产队在台风来临之前把地里的全部棉花收进仓库！尽管女社员们多赚了些工分，但这很值得啊！四联大队其他九个生产队在台风到来之前，都没有把地里的棉花收摘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棉花遭受风吹雨打，烂在田里，造成了损失。面对这些，那些拿了低工分的壮劳动力尽管有些怨气，但也只能弊在肚子里。活生生的事实摆在面前，我深受启发，脑子里冒出了这样一个想法：大锅饭害死人，定额包干是个宝。

采摘回来的棉花，要经过挑拣和翻晒，分成几个档次，再卖到公社棉花收购站。挑拣棉花的活儿一般都是女社员来承担。挑拣一天，不论多少，每个女社员拿七分工分，被称为"到夜糊"。既然是"糊"，那效率自然就非常之低下。

这样的情景我以前看到过。在队房前的大棚下，十多只竹匾依次排列，每一只竹匾四五个女社员团围坐在，竹匾中间堆着待挑拣的棉花。挑拣棉花分成好几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把一级品的棉花挑选出来。由于没有定额要求，挑拣的进度极慢。半天时间过去，也不见竹匾中的棉花堆小起来。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十多只竹匾，六七十个女社员，那就成了一个大舞台。嘻嘻哈哈、唧唧喳喳，宛如田鸡篰倒掉了，那訇訇的嘈杂声似乎要将头顶上的大棚顶掀翻掉。

这种场面有时被矮队长撞见，他就会气得跳脚，黑着脸狠狠地骂上一阵。在队长骂人时，女社员们一声不吭，低着头忙着挑拣，装得很卖力，但等到队长刚转身离去，大棚下又恢复了原先的场面。大锅饭啊就是这样让勤快的人变懒散，想干活的人也提不起劲。

一天晚饭后，在队长家里，队委会成员开了一个碰头会。当说起近几天挑拣棉花的事，队长韩东田就唉声叹气发牢骚："挑拣棉花速度太慢了！本当趁着这几天好天气，把仓库里的棉花尽可能挑拣完，翻晒好，卖出去。但这批小娘生的，好像生活是给我一个人做一样，慢慢吞吞，三天挑拣下来，还不到全部的三股之一。本身国家统购的棉价压得很多，我担心棉花仓库里堆放久了，品质会下降，到时会更掉价，大家说怎么办呢？"

先前我参加了多次队委会都一言不发，这次我成竹在胸，第一次大胆开口发言："从这次采摘棉花情况来看，定额包干真的灵光！我看挑拣棉花，也可以采用这个好办法。如每一个女社员每天挑拣一百斤，拿七分工分，谁先完成谁就可以早点回家。"

"好！"副队长邵永水脑子反应真快，立马给予赞同。其他成员七嘴八舌，有说同意的，也有说反对的，各执一词，争论一番。最终，多数队委会成员说辞趋于一致：这个办法可以一试。这时，副队长邵永水语调沉稳地又把这个办法的好处作了一番总结概括："谁先完成定额谁可以提前回家休息，这既提高了挑拣棉花的效率，又避免了因为多劳多得而使部分手脚快的社员多挣工分所引发的新矛盾。这的确是一个好主意！"

矮队长一声不吭地在一旁听着，到此时，似乎才恍然大悟，他走到我面前，拍拍我的肩膀，赞许地说道："看来多读书的人脑子就是好使！明天就照侬说的办！"这是队长第一次夸赞我，也是第一次在他口中说出肯定读书人的话语。

第二天，在队房大棚下的挑拣棉花现场，矮队长向女社员们宣布了定额包干的决定，结果引来了众人的一致叫好声。接下来，我和队房保管员负责分发经过称重的一筐筐棉花，队长则严把质量关，对挑拣不合格的棉花退回返工。

效果立竿见影：偌大的挑拣棉花的现场，一下子变得从未有过的安静，女社员们紧抿着嘴巴，把力气都用在了手上，相互之间暗暗较劲、比拼挑拣的速度……

由于人人用心挑拣，数量成倍增加，质量也明显提高。原先一只竹匾四五个女社员从早挑拣到夜，不会超过一百斤棉花。现在四五个社员，一天就能挑拣完成四五百斤的棉花。很多女社员到下午三点多就保质保量完成定额数，提前回家了。

看到这些喜人的变化，东阿伯眉头舒展，嘴上喋喋不休地叨咕着："这下好了，这下好了。"

自此以后，队里每一次挑拣棉花都采用了定额包干这个办法。社员们也都知道这个主意是我出的，对我夸赞不已，这恰好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也使我品尝到了成为生产队内当家的滋味。不久，这个办法在全大队其他生产队获得推广。

五

1976年的冬天来得比较早，刚进入11月份，寒流一波接着一波。阴天有雨或冰霜天气，生产队里一般不再安排农活。趁着这难得的空闲，我把一些财务账目拿出来整理一番。年关将近，马上就要搞年终决算方案。第一次搞这样的方案，我心里一点没有底，所以想早些动手准备起来。

生产队年终决算是将生产队全年总收入减去总开支（包括按规定提存的公益金与公积金），再除以所有社员一年工分总和，得出每十分工的工值，再据此算出每一农户全年的分配数据。方案涉及到每户人家的现金收支、实物分配、肥料投入、工分等明细账。把决算方案搞出来，确实需要花费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对一个生产队会计来说相当于一次年终大考。

还没有歇上两天，大队里突然下发紧急通知：11月下旬，全县围垦七六丘海涂，每个生产队需组织不少于四十个强壮劳动力参加，并抓紧准备好野外住宿搭建所需的各类物资。

当晚，队长韩东田从大队部参加围涂动员会回来，就火烧火燎地直接来到了我家，把开会的情况向我简单进行了通报，随后要求我尽快拟出参加围涂人员的初步名单以及围涂所需各类物质的清单。临走时，矮队长一再叮嘱我放下其它事情，全力协助他做好围涂前的准备工作。看这番光景，东阿伯是真心把我当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十来天紧张筹备：挨家走访、协调，落实好参加围涂人员的名单；筹办野外搭棚所需的各类物质，有缺少的就到沥海镇上采购；发放供销社配给围涂人员的霉豆腐票和数量极少的咸带鱼票，依照上面规定，预发参加围涂人员每天2角钱和1斤粮票的补贴……

我尽力辅弼，努力做好队长的帮手，同时，矮队长也一改以往的态度，对我尊重有加，事事与我商量，把我当成了他的忘年交、好搭档。我们一老一小天天忙忙碌碌，四处奔波，终于按规定做好了围涂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1976年11月26日早上，北风凛冽，白霜覆地，一场北方来的强冷空气刚刚过境。矮队长带着我们七八个骨干组成的先头部队，摇着队里的一只水泥船出发了。船上装着搭棚和后勤用的一应物品如毛竹、大竹簟、棉花杆、稻草、大锅、水缸等等。船穿过虞围闸，沿着六九丘海涂的中心河向西面十多里开外的七一丘海涂进发。

第一次参加围涂的我脚上穿着一双缀满补丁的半高橡胶套鞋，身上穿一件多处露出棉絮的黑色粗布大衣，腰上系一根母亲用棉线手工织的布带子，要不是头上戴着的一顶我哥哥从部队退伍带回来的还有七成新的棉军帽，怎么看也像一个叫花子。其他人的穿戴都与我不相上下，如矮队长破旧的棉衣外面还系着一根稻草绳，头上戴这一顶已不能覆盖住头顶黑发的破毡帽，看上去更像一个丐帮帮主；民兵排长邵国良没有帽子，他把老婆的一块陈旧的花头巾裹在自己的头上……

船到七一丘海涂的一处塘脚边停了下来。此地就是我们四联大队围涂人员住宿的地方。在一处荒滩上，各队大棚搭建的地基已经划定好了。大棚按直筒草舍的搭法：先是把毛竹竿架好作为支撑，再把晒棉花用的十多张大竹簟像毯子一样把周边和上边密密地围起来，里边再用草垫子当墙隔成两大间。中间一条过人的走廊，两边睡人。考虑到是沙泥地，潮气足，所以先铺上棉花杆柴，再在上面铺上厚厚的稻草。

在矮队长的指挥下，大家有条不紊忙碌，进度极快，只一个上午就把棚搭好，并接通了电线。临近中饭辰光，在大棚的出口处，新砌起的一座烧水烧饭的大灶台已经生火做饭，简陋的烟囱洞里冒出了滚滚浓烟。

下午3点多钟，大队人员全部到来。有十来个妇女，二十多个男劳力，年轻人居多。我二姐也来了，她挑来了铺盖和我们姐弟俩十来天要吃的米和菜。在我和队长的引导下，将近四十个男女社员在大棚中安顿了下来。靠里面一间，女社员居住，二十多位男社员居住在外边一间。中间只有用薄薄的草帘子隔开。矮队长主动占住了最差的位置大棚门口易受风寒的地方作为自己睡铺。棚口虽有厚实点的草帘子挂着，但并不严密，晚上那砭骨的寒气极易渗入。队长把困难留给自己，甘愿受冻，同时在夜里自然承担起了大棚守护人的职责。看到这点，我很受感动，也深受启发，明白了在生产队里要成为一个正真的当家人，就需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就需要有责任心、有担当，像一根顶梁柱。

1976年11月27日，早晨五点半，"嘀嘀哒嘀嘀哒"高音喇叭里响起了高亢激越的起床号。紧接着矮队长的大嗓门在大棚里轰响："起床了起床了！"所有人都被叫醒了，众人赶紧起床。我打着哈欠，迷糊着眼睛，走出大棚一看，天还暗着哩，但四周人声鼎沸，看来民工们都在做着出工前的准备工作。只见大棚前的灶台旁，矮队长忙着在协助负责烧饭的女社员烧饭烧开水，看来他是早就起来了。

半个小时内，洗脸、刷牙、吃早饭。早饭是用饭盒子蒸的糙米饭，下饭的是各自从家里带来的梅干菜、霉豆腐之类的蔬菜和几块像小女孩的辫子一样细的煎带鱼。梅干菜浇上品香的菜油蒸得黑乌乌的，吃起来很是下饭。这个时候如在家里，属于农闲时节，一日三餐只能喝喝薄粥。所以，与我年龄差不多的一批小伙子对这样的集体生活既新鲜又感到很满足。

六点钟，出工的喇叭吹响了。这次由全县五十三个乡镇约十五万民工参加的七六丘五万六千亩的大围涂就这样拉开了帷幕。在矮队长的带领下，我们肩挑土箕，背着铁耙铁锹，冒着刺骨的寒风，随着大队人马，翻过七一丘海塘，向着塘外白霜和薄冰覆盖着的沙滩进发。

往北大约走了二十来分钟，到了围涂现场。在这东西十七公里长的滩涂上，各个公社的先遣队早已在上虞围涂指挥部工程组划定的地段上插上了红旗或标语牌。

　　四联大队的大队干部已将所属地段平分成了十等分，每个生产队占据一个四点五米宽的施工现场。经过现场抽签，我们第七生产队分到最靠西边的一块，东边相邻的是第四生产队，西边相邻的则是五星大队的地段。

矮队长一声号令，我们拉开架势干了起来。围涂的民工要在标定的地方挖掘出一条三四十公尺宽的护塘河，把挖出来的土挑到往北一百来公尺外的地方构筑海塘。等到护塘河挖成后，那么一条高七八米的海塘也就筑成了，这是大围涂的总体施工方案。

第一天，大家干劲很足，也很自觉，掘的掘，挑的挑，土箕中的泥土都装得满满的，挑担的人健步如飞，肩上的担子随着步伐的晃动，那上下起伏的扁担发出"咯吱咯吱"声响，就象是演奏着一首欢快的劳动共鸣曲。

在我们的东西两边，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头,恰如屯兵百万的古战场，目光所及都是民工忙碌的身影；工地上的高音喇叭放着激荡人心的革命歌曲，鼓舞着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干劲与斗志……这一切的一切营造出"立下愚公移山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宏大气势。

这种壮观的气势感染了大家的情绪，又在众目睽睽下干活，尤其是青年男女谁都爱惜面子，所以谁也不敢示弱，大家不惜力气地劳动，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展示出来。

刚经历过寒潮的早晨气温零度以下，但待太阳出来后，就不觉得冷了，紧张的劳动又使人浑身发热。民办排长邵国良已经扯掉了头上裹着的花头巾，因为旁人老是嘲笑他裹着花头巾就象是电影《地雷战》中偷地雷的汉奸。又过了了一会儿，我和许多人都不得不摘下头上的帽子，因为剧烈劳动后，头上宛如变成了蒸笼，冒出了热腾腾的蒸汽，帽子戴不住了。

众人一气不歇地干到吃午饭的时间。这时，就像战争年代支前的民工，各个生产队负责烧饭的社员"咯吱咯吱"地挑着饭菜担，飞奔着陆续来到工地上。

吃饭的时间也只有半个小时。民工们把扁担和铁锹柄、铁耙柄横放在沙地上当凳子，围坐在一起吃中饭。顷刻间，周边发出了一片咀嚼声。满满的一盒子蒸饭落肚，会吸烟的社员美美地吸上一支"大红鹰"之类的廉价的纸烟，就又动手开始干活了。

长长一个下午的紧张劳动，直到太阳落至西边雾气腾腾的地平线，收工的号子才从高音喇叭里传出来，民工们拖着疲惫的身子返回宿营地。

从第一天现场的进度上看，我们与其他生产队齐头并进。矮队长看到这一幕，感觉还是挺满意的。

但我在干活时经过细心观察，还是看出了一些问题：其一，因为事先人员没有合理搭配好，现场几个社员自由组合，由两个人掘土，两个人挑的，也有两个人掘土，三至四个人挑的。两个人掘土两个人挑土，那掘土的人就显得轻松很多，劳逸不均。其二，掘土的相对于用挑土的要轻松些，多长时间掘土的和挑担的进行调换，不能全依赖社员的自觉性，需要作出时间上的规定，否则时间一长，社员之间的内部矛盾就会加剧。其三，全队近四十个人都窝在一起干活，既显得混乱又影响效率的提高。今天掘土的人多聚在所掘河江的北首一端，因为这样可使挑土的人挑的距离短一点，但长此以往，那靠南边一端的河段怎么办？

吃过晚饭，夜幕降临，听说宿营处附近在放《南征北战》的露天电影，年轻人蜂拥着去看了。记工员邵信成喊我一道去看。我说《南征北战》看过七八遍了，今晚不想再去看，其实我心里另有打算。

大棚里只剩下矮队长和其他两三个年龄偏大一点的社员。我有意挪到队长身旁，和他聊了起来。一谈起今天的围涂场面，东阿伯还沉浸在兴奋之中，他夸赞队里的社员还是比较争气，在现场没有让他这个队长丢脸。但当我把看到的三个问题端出来后，东阿伯睁大眼睛像是不认识似的盯着我，沉思良久，然后默默地点点头，认可了我的说法。

"那你说明天起我们怎么改进？"队长向我讨主意了。我说："把我们现有的社员分成六个组，每个组六个人。人员固定下来，不要在现场再临时搭配。"队长回答说："可以。"

我赶紧拿来纸和笔，依据"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以及"每个组至少有一个生产骨干"的原则，和队长经过一番商讨，很快分好了六个组。除出负责烧饭、管大棚的两位社员，正好不多不少每组六个人。

我接着建议道："明天，最好把队里四点五米宽的工程地段分成三等分，每等分一点五米。以河中心为界，河北首三个组，河南首三个组，每个组定点包干，各负其责，这样估计效率一定高。"见队长默不作声，我又急忙补充道："靠南面的三个组，挑担的路径远一点，就派三个年轻人多点的组。"看我胸有成竹，说得头头是道，东阿伯迟疑一会儿，最终拍了板："那明天就试试看吧。"

我感到很高兴。以我这样的年纪和队长平起平坐地商讨生产队的大事已属不易了，所出主意居然都被队长所采纳，更是不简单！这时的我，觉得自己完全进入生产队内当家的角色了。

第二天，到了工地，矮队长叫社员们先原地休息，他急匆匆去大队干部那里借来了一把卷尺。我协助队长把四点五米的工段平分成了三等分，并用草绳和木棍把它标注出来。随后，我拿出昨晚拟定的名单，把分成的6个组的人员报了一遍，接着，队长把分组的原因和要求向大家作了一番说明。

一切都指派的清清楚楚，也没有人表示不满。六个组很快按部就班，各自在指定的地段上运作了起来。我、民兵排长邵国良，记工员邵信成，队长和另两位队委会成员分别作为每个组的负责人，每一组正好两个人掘土，四个人挑担，规定掘土的和挑担的每一个钟头轮换。

与昨天相比，今天我们生产队的地段上，掘土的埋头苦干，挑担的穿梭往来，粗粗一看，情形好像与昨天也差不多。但仔细一瞧，就会发现变化挺大：每一组组员之间齐心协力，形成了一个凝聚力极强的小团体；各个组各自为战，组与组之间谁都不甘落下风，自然形成了你追我赶、互相比拼进度的良好局面。

我就在河江南端的以年轻人为主的一个组里。六个人中算我的年龄最小，但我挑土时，总是以身作则，要求掘土的把我的两只土箕装满用脚踩实，再装到冒尖为止，一担土足有七八十斤重。我挑起来快速地摆动身子，飞速地挑到筑塘的地方，又急兜兜地返回。工地上众人注目，我这副玩命的样子，十分显眼。组里其他人都学我的样，随之也带动了其它两个组的成员，劳动热情一浪高过一浪。

矮队长看到这个场面，自然是乐开了花：不要他吆喝、催促、骂娘，也就是说不要他这个队长多费心思，进度却"噌噌"地往上长，真正的实现了无为而治。这时他只要做好一个小组成员的分内事就行了。干活是把好手的队长，当他一门心思投入劳动，那真如猛虎下山一般。河江北端的三个组在他的带动下，进度与我们这边三个组不相上下。

过了四五天后，站在工地上随便瞅一眼就一目了然：从所掘河江的深度和所筑塘路的高度显示，我们生产队的进度明显领先于其它九个生产队，西边与之相邻的五星大队的进度则只有我们生产队的一半。

五星大队的进度为何这般慢呢？原因是他们的大队干部没有把任务分解到每一个生产队，全大队的民工都窝在一起干活，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比比皆是。在人员相同，工程量相同的情况下，两边进度的快慢形成了一个生动的对照，它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大锅饭的锅越大，生产效率越低。

大队党支部书记钟阿祥带着几个大队干部特地到我们生产队所在地段踏看一遍，并当场对我们进行了表扬。离开时，老书记还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夸赞道："年轻人，侬头带得好！干得好！"

六

参加围涂后，我明显觉得自己身上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从天蒙蒙亮干到太阳下落山，不但劳动时间长，而且劳动强度大。特别是围涂到后半段，河江越掘越深，堤塘越筑越高，挑着一担土从四五米深的河江底爬上来，走百米远，再爬上六七米高的海塘的坡度，然后空担返回，这样算一个来回，循环往复。轮到掘土时，也不轻松啊，海滩沙泥的特点就是遇水变成烂泥浆，干燥时硬邦邦如石头，用铁锹把大块的沙土掘下来装入土箕，也蛮费力气的。我第一天只掘了两次，手上就起了几颗大水泡。掘土也好，挑担也罢，连续这样高强度的劳动，对人的体力消耗的确很大。但第一次参加围涂的我竟然挺住了，没有出现"吃不消了"的状况。

干了一整天回到宿营地，吃过晚饭，那些年龄大一点的社员包括队长在内，为了消除疲劳，早早就钻进铺盖睡觉了。而我除了第一天，以后每天晚上都被一帮年轻的同伴簇拥着一起去看将近两个钟头的露天电影。

在野外的电影放映场，熙熙攘攘，喧闹不息。这里聚集的大多是年轻的男女民工，他们不顾疲惫的身子，挤挤挨挨，有说有笑。在光线阴暗处，有的青年男女还悄悄牵着手，有的还相互依偎在一起呢。这说明人的生存环境不管有多么的恶劣与艰辛，终究不会被爱情所遗忘,终究不会磨灭掉年轻人对爱情的渴望。表面上，众人伸着脖子看着幕布上黑白片，其实很多人的心思根本不在电影的情节上，因为所放映的都是看过多遍的老电影，如《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打击侵略者》、《奇袭》和八个样板戏等等，他们是把这里当成了男女结识、交流和看热闹的好去处。

等电影散场，回宿营地的路上，我才会觉察到自己脚步的沉重。回到大棚里，掀开被子倒头就睡。一直要熟睡到第二天早晨响起起床号、听到矮队长催促起床的吼叫声才会醒过来。但奇怪的是，睡了一夜后，力气似乎又都回来了，浑身又像有用不完的劲。身体恢复如此之快，我想这一定是跟当年自己年轻有关吧。

围涂其间的生活确实相当的艰苦。蒸饭的水和喝得开水全部取自于海涂河江里咸咸的、碱性很足的河水。没有多余的热水，我们在十多天的围涂中里没有洗过一次脚，换过一次袜子，更不要说洗身子了。整天穿着半筒胶鞋，使得一双袜子又脏又臭不可闻。有的社员穿的旧胶鞋破了，鞋子里还渗进了水，那袜子更是脏的黑漆模糊、臭气冲天。以至于每当众人脱下鞋子睡觉时，整个大棚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臭咸鱼的气息，熏得人难受。但人太疲劳了，放到头就死睡过去，臭不臭也都无所谓了。

还有吃的，这么多天的日子里，大家只能靠从家里带来的梅干菜、霉苋菜梗、霉豆腐和一些数量极少的煎带鱼下饭。吃不上一口新鲜蔬菜，营养失调，维生素缺乏，使不少社员尤其是女社员嘴角边、眼角边生疮、溃烂。

一天晚上，看完电影，在返回的路上，记工员邵信成拉住我的胳膊，悄悄对我耳语道："听人说，沥海供销社在东边的塘坡下开了一家小吃店，有鲜菜烧年糕，我们俩现在去吃一碗。"肚子倒不是很饿，但我听到"鲜菜"两个字，嘴里就咽起了口涎水，正好身边口袋里带着围涂预发的钱和粮票，就不由自主地跟随着邵信成，避着队里的同伴，躲躲闪闪朝东首走去。很快，来到了小吃店。只见用厚实的油布搭成的棚子内，灯光明亮，人头攒动，来吃点心的民工推推嚷嚷，几张简易的桌子早已被人占住了。

在开票处开了发票：一碗菜烧年糕要一角三分钱，外加二两半粮票。大约过了一刻钟的功夫，我和邵信成俩终于端起了一大碗青菜烧年糕：雪白的年糕片混杂着鲜嫩翠绿的青菜，红红的酱油汤中飘着一层香气扑鼻的猪油。我俩站着吃，狼吞虎咽，很快吃得碗里连一点汤汁都不存。太好吃了！觉得长得这样大，我好像从来没有吃过味道如此鲜美的菜烧年糕。吃后，马上觉得肚里暖融融的，全身心畅快。

回来的路上，我提醒邵信成："我们就吃这一次吧！千万不要说出去！如果让我姐知道了，会骂我沙锅胚(败家子的意思）的。"邵信成连声说好。

第二天晚上，电影《奇袭》还没有散场，我已经没有心思再看下去了，眼睛盯着幕布，脑子里浮现出的是昨晚吃菜烧年糕的情景。一想起菜烧年糕的美味，就诱使我很轻易地推翻了昨天"就吃一次"的承诺，悄悄地用胳膊肘碰碰邵信成的后背，邵信成回头见是我在碰他，立刻心神领会，随我悄悄离开了电影放映场，俩人心照不宣、急兜兜似赶往小吃店。

自此直到围涂结束，我和邵信成每晚都偷偷去小吃店吃一碗菜烧年糕。或许就是这一碗菜烧年糕的补充，成就了我在第一次参加艰苦卓绝的大围涂劳动中咬牙坚持到最后并出色地完成任务。因为围涂后期，特别是快要结束时，挑一担土要爬的两个坡度更大了：五六米深的河江和七八米高的海塘，体力消耗可想而知，对一个体格还没有长健全的我来说，确实是一个艰苦的磨砺。而每晚额外所吃的一碗菜烧年糕，则及时为我补充了新的能量，确保了我的体能得到快速地恢复。

　　围涂进入到第十五天，我们第七生产队在这天下午的收工前的一个小时，率先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四联大队其他九个生产队估计还要再干两天左右方能完工，我们西边相邻的五星大队至少还要在工地上干上六七天时间。

现场工程进展的对比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也引起了我的深思，联想到以前生产队里收摘棉花和挑拣棉花搞定额管理的经历以及农村普遍贫穷的现状，使我终于看清了农村大锅饭的弊端：集体生产这口大锅饭是生产效率低下的罪魁祸首，农村的集体化道路不但不是一条书上、报上和一些溜须拍马者所吹嘘的"康庄大道"、"金光大道"，而是一条农村日益贫困落后的不归路。

我们生产队的社员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下，兴高采烈地提前离开工地。这时，五星大队有一个我初中的同学叫阮建良的，他跑过来拉住我的手说说："老同学，你们可苦出头了，我们还要熬呢！我们大队干部真拎不清！要是向你们大队学学，把任务落实到每个生产队，何至于有嘎慢的进度！这些天里，看到你小小年纪，在生产队里有这样高的威信和号召力，不简单啊！"

与之相邻的东边，我未来的丈人阮甘尧和和丈母娘高彩芝作为第四生产队（俞家自然村）的社员也正巧在参加围涂的工地上。他们后来说，那次围垦七六丘，对我这个小后生能干又肯吃苦的表现留下了很好很深的印象。这可是这次我参加围涂的意外收获，竟然为我日后与我的妻子阮耐娟顺利地相识、相恋、相爱并结成百年之好铺平了道路。

回家后，时间已经12月中旬了。我来不及歇口气，不顾北风呼啸、寒气逼人的的天气，没日没夜地打造生产队年终决算方案。

通过五六天的忙碌，方案终于搞出了。但看着这份倾注我许多心血的分配决算，我的心是拔凉拔凉的：1976年，我们生产一个十足劳动力干一天的工价是三角五分半（比去还年高三分钱），也就是说，一个十分头的劳动力辛辛苦苦干一年，只有一百来元钱；队里倒挂户有十来户，占去了全队农户的三分之一（所谓倒挂户就是家里负担重的农户一年做到头，年终不但拿不到一分现金，还倒欠了生产队的钱），看来队里的许多社员一年忙到头，仍旧捏个空竹罐。待后来全大队每个生产队的年终分配方案都搞出来，才发觉我们生产队的工价还属于上中榜呢，最低的一个队工价只有两角陆分钱。

由于围涂时的超负荷劳动，体力严重透支，再加上落夜搞决算方案受了风寒，结果我患了重感冒：高烧三四天不退，吃了从大队合作医疗站配类的几颗药也没有作用，整天昏昏沉沉、浑身乏力，躺在床上起不了身。

队长和其他几个队干部闻讯分别上门来慰问，虽则只有简单的几句问候话，我内心很是感动；随后队里的社员也三三两两地来我家探望，有的顺便还问一下年终分配情况。一时，我家人来人往，门庭若市。我感到很是温馨，也有一种成就感：说明队里的上上下下已经完全认可我这个内当家了。

感冒好了以后，一天有人带口信来，说是大队党支部书记钟阿祥要我马上去一下大队部。

四联大队大队部就设在四联小学内。我匆匆来到四联小学，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的，不知道从未打过交道的老书记找我有什么事情。推开党支部办公室的门，只有钟阿祥书记一个人在办公室里。见到我的到来，他站起来客气地拉着我手，让我坐在他的对面。其实，这位德高望重的钟阿祥书记年龄还只有五十多点，但他瘦骨伶仃，拱背弯腰，满脸又是刀刻般的褶皱，现出一副饱经风霜、十分苍老的模样。

钟书记眯着眼睛盯了我一会后说道："侬在生产队表现很优秀！我们都知道了。大队党支部已经确定要培养侬呢。正巧，我昨天去公社开会，得悉县里在白马湖的老春晖里办起了一所五▪七学校，招收四个班，分配到每个公社有四个名额。在公社书记那里我软泡硬要，终于争取来一个农学班的名额，想让侬去读；读书时间一年，学习期间工分对照，每天还有两角钱补贴；读出来后有进公社农科站工作的机会，侬看咋样？"

还能咋样？能去学校进修，对我来说那是天大的好事，平时恐怕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我立刻兴奋站起来握住老书记的那瘦骨伶仃的手，激动得嘴巴直哆嗦，不知说些什么感谢话才好。

　　就这样，到这年年底我离开了生产队，去白马湖上虞五▪七学校报到了，就此结束了一年不到的生产队会计的生涯，自己人生的道路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如今回忆在生产队成为内当家的这段往事，觉得很有意思，它毕竟是我人生道路上一段难忘的历练。我想现在有必要提笔把它写出来，让后辈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青葱岁月是怎样度过的，从而不忘中国农村曾经出现过的"走集体化道路"那一段既荒诞又艰难困苦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