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丁生活点滴——陈坚定

刘老师心理咨询工作室

知青

老师

一中

北京

阿旗

学生

蒙族

蒙语

我们

学习

　　引子：这是我初中北京知青老师的一篇回忆文章，它记录了当年战天斗地、扎根边疆的真实生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代人乐观、热情、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态度，这也正是现代人缺少的状态和力量。

里面的画是我丈夫塔林夫的原创作品，好像还挺搭，想以这样的方式感谢知青老师当年的影响和帮助，也想表达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的纪念之情。

　　常言道：记忆是人的本能，但是，淡忘也是很自然的事情。50年前的往事、情景、人物忽尔历历在目，忽尔一片空白。不想去回忆，不想去诉说，也不想去记录。无论那段经历多么轰轰烈烈，多么豪迈壮丽，多么激动人心，多么平淡无奇，多么艰难困苦，就让它如烟般地散去吧！因为那是一段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日子。但就是这种日子锤炼了我们的意志，锻炼了我们的体魄，使我们成为了特殊的一代人。

关于下乡到牧区放羊放牛放马的生活经历，其他知青写得太精彩，太感人了。在恶劣的环境下与天斗与地斗与牲畜斗，与孤独寂寞斗，永远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永远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所有知青都骄傲地说，我们都一同坚强地走过来了。

于我们，在阿旗有过一段特殊经历—当过老师的知青，所经历的那段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生活，还真是想在这里写上一点儿。

　　那几年，从队办学校、公社学校到旗里公办学校，都有我们北京老三届的身影。阿巴嘎旗一中是集中知青教师最多的学校。北京知青同时在校最多时，有24人在担当各科老师。这些知青，尤其是当中一些下乡时已经接受了比较完整系统严格的10年以上中小学教育的知青，有着扎实的中学文理各科知识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做好，且个个三观端正。他们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承担起了教育草原孩子长大成人的重任，把阿旗一中的教学搞得红红火火。

我有幸参与其中，更是从大队民办小学就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活。

　　我成家后，从那仁宝力格公社那仁宝力格大队迁到了青格力宝力格公社白音宝力格大队。全队适龄上学儿童近20名，由于交通及家庭不重视教育等原因无法去公社上学。经公社同意，大队决定腾出几间大队部的土坯房子建立队办小学。说干就干，请木匠用几块木板敲敲打打，钉起来就是条形课桌和板凳，一块涂上黑漆的木板挂起来就是黑板，从公社领来课本就可以开学了。当时虽然没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但是老乡们骑着马，很快就把大队成立小学校的消息传遍了，並且知道知青乌兰敖登（意为红星，我的蒙文名字），要当老师了。

　　开学了，老乡们赶着牛车从四面八方来到大队部，把穿着节日盛装的孩子们送来。孩子们年龄差异很大，小的刚适龄，大的十一二岁了，其中有上过学但因种种原因中断了的。有汉族也有蒙族，但蒙族孩子多。汉族孩子基本会蒙语，但蒙族孩子的汉语就不灵光了。安顿他们住下后，就以一至三年级复式且蒙汉双语教学的方式开课了。

　　那时，我的蒙语说得很流利了，原因是主观客观因素都有。在北京时，由于前苏联和我们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学俄语盛行，我学习了六年俄语。而蒙语恰恰与俄语发音多有相似之处。我从小喜欢学习语言，为了学习蒙语，就找来人民日报，跟着收音机，从读人民日报，毛主席语录学起，又加上生活在蒙族人群中间，用现在的话来说：语言环境好，很快就学会了说蒙语。随后，我的好学劲头又上来了，拿出了高中时代备考大学的劲头又开始学习蒙文。白天放羊时学，晚上枕着小炕桌在羊油灯或煤油灯下也刻苦学习，不久也基本学会了文字。更重要的是，有了基本功，我就抓住每一个学习机会，向蒙族牧民请教蒙语。那些时日的修炼，算是奠定了我后来教授小孩子蒙语的基础。

　　我每天先给一年级的孩子上15分钟课，留下一点儿作业或读或写，然后去给二年级三年级再如此这般讲课。对汉族学生用蒙语讲课，对蒙族学生用汉语讲课。文具是大队捐赠的，书本是从公社领来的，朗朗的读书声在寂静的草原上响起。孩子们在新老师新环境下很兴奋，很用心。他们渐渐懂得了该怎样上课、怎样学习、怎样做个有礼貌的孩子。课间时，我带他们跑步，随着收音机里的音乐做广播操。在早已忘记的动作中，又加上我的创造，达到锻炼的目的就行了。时不时地，还会给孩子们上堂音乐课，唱唱红极一时的革命歌曲和革命样板戏。孩子们操着不熟练的汉语唱“红灯记”的声音我还记忆犹新。通过这些活动也使我的蒙语日趋标准。

　　学生们周一到周六住在学校，周六下午家长会或赶着牛车或牵着马接孩子们回家。平时我既是老师又是阿姨，早晨教他们刷牙，收拾房间；告诉女孩子来了月经要用卫生纸才健康；要养成勤洗头，剪指甲等等讲卫生的好习惯。我努力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传授给他们，培养他们成为有知识的一代新型牧民，并希望他们将来也具备到城市工作的条件。每到周一早晨，孩子们都会急不可耐地回到学校。他们已经喜欢上学，喜欢上这个小小的集体了。每个学生几乎都要给我带一包奶食，使我不挤牛奶却有充足的奶食储备。我常开玩笑说：孔夫子教学生收一条腊肉足矣，我的学生是带几块奶酪和老师分享！

　　到了冬季，天寒地冻，住宿条件也差，学生们都回家了。我就向乌兰牧骑学习，巡回讲课，骑着高大的骆驼，串着有学生的浩特，给他们送课上门。天气寒冷，路途又远，学生们一见到我的骆驼来了都欢呼雀跃地跑出来欢迎“乌巴克西”！一见到学生，我的疲劳和辛苦都消失了，两碗热腾腾的奶茶喝下去就开始给孩子上课。哪怕是一课书几道题也在慢慢地进行，不怕慢就怕站呀。走到哪家天色晚了就住下。这种方式的教学会一直到春天草场返青。那时，学生们又会再集中到我们的不挂牌的小小的学校来继续学习。

　　随着孩子不断增加，复式教学已经很困难了，大队先是选派了一位东北蒙族男青年来帮助我，后来又派了一位从锡盟师范毕业的中专生来补充师资力量。这位老师是带着妈妈来的，他妈妈的厨艺高超。此后，我们就吃上了可口的东北饭菜和香喷喷的包子。小学校越办越红火，俨然要办成一个公社小学的分校了。这段时间我的生活虽然忙碌，但是天天和孩子们在一起，看到他们一点一点地长大、进步，感到很欣慰。

到1975年，旗一中扩充师资队伍，要从知青中选拔一些人去当老师。因名额有限，爱人魏本华先被选中，可以去旗一中教书。他去领工资吃皇粮了，我怎么办？当时知青老师蔡维正在旗一中班子里分管人事工作，经与之商议确定，如果可以教授汉族学生蒙文，便可以增加一个名额。于是，我也顺理成章地被阿旗一中录用了。

　　在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大队里的老乡和小学生们后，我来到了阿巴嘎旗一中。

　　1972年以来，阿旗一中陆续引入北京知青任教，逐步形成了一个“壮观”的北京知青老师团队。到1977年底，总计竟有27名北京知青先后进入阿旗一中走上讲台。这些知青以蔡维为首，每个人都把在北京经受到的徳育智育体育严格训练后得来的知识技能全部施展出来，严肃办学、严格治学、严谨教学，将学校办得风生水起。旗一中主科副科都有知青任教。教数理化的理科阵容强大，有多位是老高中的：北京八中的王维本、李志东、北京四中的李善才、北京女六中的张筠、北京七中的赵全明、北京丰盛学校的马泽南、北京三中的姚永言、北京五十六中的吴燕、北京四十一中的赵振生、北京三十九中的潘大今、北京三十二中的邵晶生等，其中老高三的就有8人。

　　教授文科的阵容也很齐整，北京六中的蔡维、北京十三中的魏本华、北京三十二中的陈新頴、北京女十中的史一燕、人大附中的宋立仁、北京三中的杨林岗、北京三十八中的马强仲、北京女六中的曹坚、北京四十一中的杨建敏、北京太平桥中学的徐云和北京女六中的我，教授覆盖了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和蒙语等当时设置的所有文科课程。无论理科还是文科老师，不但素质相当不错，许多人都还担任着班主任工作，带班能力也相当不弱。老高三的数学奇才王维本以及其他几位把数学课讲述得透彻严谨清晰。陈新頴等教授语文，引经据典，丰富博学，声情并茂，颇得学生们的好评。吴燕老师的物理课上，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教案永远是范本。北京四十一中老高三的赵振生老师不仅给学生们开启了化学之门，还曾和潘大今老师一起承担了体育课的任务，每天和学生们一起驰骋在运动场上。体育课先后有多个知青老师给带过，学生们的体验非常丰富。音乐课是由北京女十中的毛平老师上。地理课董曼殊老师担仼。王世英老师承担了卫生课。史一燕在教政治课、带班的同时，还将全校学生档案从无到有地建了起来，并引来各方参观学习。就连后勤保障工作也让北京女八中的吴晓燕老师管理得井井有条。蔡维的严厉全校闻名，学生们背后给蔡老师起了个外号叫“大害怕”。在他的“威慑”下，学校犯刺的学生没有了踪影，而早自习也成了各班级比较普遍的学习安排。那几年，旗一中文科理科竞赛、歌诵比赛、诗词大会、运动竞赛等各类活动就没间断过，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我一开始是教汉族班的蒙文，有些蒙族学生会说不会写，也参加了我的课程学习。我也算为弘扬蒙族文化贡献了自己的微薄之力。吴燕老师调走后，我又接过了物理课的工作。学习了吴燕老师的整齐严谨条理清晰的教案之后，我圆满完成了高中一年级最难的一段力学课的讲授。

阿巴嘎旗一中的生活更是忙碌、欢快、充实、有意义。从早晨的跑步开始，早读、上课、辅导、判作业、备课，每天过得都是生机盎然、生气勃勃。

　　赵振生夫妇、蔡维夫妇和我们家是一壁之隔的邻居。三家的住房是由一间平房教室隔为三间小平房改装成的居舍，每间不足10平方米，号称旗一中的“三家村”。谁家做好吃的饭菜了就呼三喝四地小酌小聚一番，欢畅无比。这就是我们“知青老师”的阿旗生活。像如今的“农民工”的称呼一样。他们既是农民又是工人，我们既是知青又是老师。

　　1977年秋，国家决定恢复高考。1978年一年，全国举行了1977和1978两届的高考。旗一中的老三届，尤其是原66、67、68届的老高中生，渴望读书深造，抓住了这个最后的上大学机会，刻苦读书，奋力准备，两届共有十几位幸运地考上了大学。

说心里话，真舍不得离开插队、生活、工作了10年的阿巴嘎旗——我们的第二故乡，舍不得离开和我们朝夕相处的学生们。但这是我们新的生活的开始，是新的里程，我们必须迎接人生新的挑战。

　　当年纯朴善良的学生们一直没有忘记我们，就像我们没有忘记他们一样。我们的友谊永存心田。他们有病来北京看病，我们帮忙寻医问药；他们的子女上学就业我们给予支持和帮助。每次我们回去探望，学生们都热情欢迎，用诗用歌来回顾我们在一起的难忘岁月。时光荏苒，如今他们也都年过半百，子女大都成家立业。有时他们会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如果你们在阿旗一中多教几年，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知识，打开更广阔的窗户，带进更多的外面世界的精彩，可以帮助我们收获更完美的人生。

　　2017年夏天，我和魏本华又回了一次阿巴嘎草原，参观了我们以前的学生陈海峰任馆长的旗博物馆新布置的阿旗知青展。站在展厅中，五味杂陈，许多往事又都涌上了心头。感谢他帮助知青保留了历史。巧的是，返途中在锡林浩特，居然和当年的几位阿旗一中知青老师不期而遇。有仍在日本教授数学的王维本老师，有回京后一直在中国农业大学教书到退休的吴燕老师，还有一直坚守在阿旗一中教了半辈子数学的李善才老师，大家都是故地重访。5位知青老师都已年届70，白发苍苍，但依然精神矍铄，依然是当年当老师时的吐字清晰、嗓音宏亮的声音。我们一边小酌一边笑谈着当年在阿旗一中时的快乐时光。大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希望：在有生之年，能重新回到阿旗，为那里的教育事业再立新功！有的说可以教数学，有的说可以教英文，还有的说可以教物理……大有“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的劲头。大家频频为自己的万丈豪情和满滿的正能量干杯！我这一生只做过四年半的教书的老师，后来一直在做图书资料的工作，但我永远乐意听大家叫我“乌巴克西”、“乌老师”、“陈老师”。这不仅因为我真的是草原上的知青老师，更因为我非常热爱这个强制“终生学习”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