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庆居士回忆录3《流年似水，浮生如梦》三、我的童年

孙庆（妙庆居士）

　　母亲1948年生我姐姐孙洁，1949年生我。可我俩的生日都是7月27日，真是奇巧。母亲说我的出生日期是阴历，1949年是闰七月，推算起来我应该是8月22日。但户口簿上一直是按7月27日填的，所以也就只好将错就错了。

我和姐姐的名字都是家里学问最大的大姨取的，原名吉吉、庆庆，取意吉庆的意思（后来姐姐改名为洁洁）。不幸的是母亲生我时，外祖母来沪照顾月子，耽于操劳得了急性阑尾炎，四次开刀不治，撒手人寰，享年44岁。当时我大姨正就读于东吴大学，二姨尚未成年（只有13岁），母亲为此悲痛欲绝。次年，外祖父续弦张素心。

1949年9月，外祖母大殓之时，香港两航人员举行起义，12架飞机北飞，后续飞机和人员也陆续回到上海。父亲思念垂垂老母和风雨飘摇中的弟妹家人，已先行从香港自购机票返回上海，属于最早向新生的人民政府报到的两航人员。因此，在随后的两航大清洗中得以幸免，还担任了专机组飞行员。

1950年底全部飞行员到重庆集合，父母携姐姐赴重庆，我和祖母仍留上海。记忆里收音机里老播放着白毛女那带着哭腔的唱段，街市上永远飘散着奶油蛋糕的浓香。那时，据说我是很淘气的，背着杆枪从床头柜爬到五斗柜，又从五斗柜翻到床上，永远是汗津津的蒸笼头。

满月的我

一岁的我

　　父母离家时，全部财产只剩肥皂盒中几只戒指和一只金锁片项链，全部房产都留给大叔叔使用。
　　到达重庆后，先住在两路口旅店，全家只能在旅馆包伙。次年夏天，父亲又接祖母、我和小叔叔到重庆，住在大坪民航新邨，全家吃食堂。
　　1951年3月，母亲再度参加工作，在西南航空公司医务所就职。先后参加了肃反、三五反等运动，那时母亲已经怀有我的大妹妹。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大礼堂在山上，两航人员住山下，每日开会数次，有时晚上也要召开紧急会议。150多级的台阶每日上下数次。怀孕的母亲又要工作又要哺育儿女，自然是辛苦万分，但新中国热火朝天的新生活，倒也使日子过得十分充实。
　　1951年11月8日大妹妹出生，取名孙渝蒂，取意重庆出生的意思。妹妹很文静，天生一副古典美人的胚子，细细的眼睛，端端的鼻子，长得跟我和姐姐都不像。父母十分疼爱她，由于出生后老不睁眼，母亲一度曾担心她是不是瞎子。后来眼睛倒是睁开了，但始终不说话，便又怀疑她聋哑。没想到长大后竟然成了口若悬河的北京市重点中学高级教师。

重庆民航新邨的全家福

1952年西南航空公司大整编，大批飞行员或调归成都空军，或解职清退，上海留守人员中只留下父亲一人。因父亲在重庆时期搞工会工作，不辞辛劳，成绩出色（被选为工会积极分子），又无任何历史问题，故成为少数留在民航的两航人员。同年，父亲调往新启用的天津航站当飞行员。工资于1951年调整为地面月薪178元，飞行津贴按飞行里程计算。生活自然宽裕了一些，但与解放前工资比犹有天壤之别。想要积蓄，是很困难的。

父亲调往天津后，母亲原地等待分配。父亲原意希望将家安在上海，就让母亲带着全家老小随调迁的职工、家属一起到武汉后转道上海。但将到武汉时，领队接到父亲的电报，让我们转去天津。车到天津，父亲飞奔相迎，拥妻抱子，仿佛久别重逢一般。

当时，一直跟在父亲身边的小叔叔尚在重庆念初中，次年毕业后也跟着父亲到天津财经学校读书。

父亲母亲在天津鹏程里民航宿舍

　　初到天津，无房可分。全家寄住在旅馆，后改为皇后饭店。吃、喝都在外面，开销自然巨大。其他飞行员买房的买房，租豪宅的租豪宅，财大气粗，毫不介意。而我家的积蓄已经耗尽，连母亲的陪嫁也搭了进去，自然拮据到旁人不相信的地步。
　　记得80年，我曾在父亲的病榻旁问过父亲，当年您耗尽全部积蓄，以至自家贫困不堪，您就从没后悔吗？父亲闭上眼，沉吟良久，似乎是自言自语道：这就是长子的责任。
　　这是那一代人的天良和道德！所以母亲也会无怨无悔地奉上自己的嫁妆。至于别人是否视为当然，就无须在意了。
　　这种捉襟见肘的窘况终于引起领导的关注，遂将我家安排到云南路一幢花园洋房里空着的两间小屋居住。后来，会客室的住户搬走了，后勤的领导来通知我们马上搬过去。这套房子很漂亮，东南两面都是落地玻璃窗，大概是某个贵胄钜子的豪宅。但房中家具已经荡然一空，除了三只公家的小床和两只箱子搭成的饭桌，就一无所有了。空荡荡的房子让我妹妹十分开心，百米大房的打蜡地板任她坐在学步车里肆意奔驰，欢蹦乱跳的。
　　父亲飞行回来，看到诺大的房子不由得皱紧了眉头——房租太贵了。后来，父亲还是申请搬到成都道伦敦里简陋逼仄的普通宿舍去住了。

天津鹏程里（伦敦里）全家福

二妹小毛

　　母亲到天津后十数日，经人介绍到纺织医院肺科工作，后又调到小儿科。月工资64元，津贴8元。虽然不高，但能再度走出家庭，容身社会，做一名工作女性，母亲还是满心欢喜。
1953年11月14日，我的二妹妹出生了，这是一个低眉凹眼的漂亮孩子，长的像个洋娃娃。父母疼爱有加，取名孙鹂，意思是像个黄鹂鸟一样美丽可爱。因为从小头发自然卷曲，奶妈给她起个小名叫小毛。
　　1954年初，我父亲调到北京民航局当飞行员，家里首次出现了两地分居。母亲一再请调，终于于1954年冬季调到纺织工业部所属工程公司医务所任大夫。由于没有住房，初到北京时只能挤住在女宿舍，连家也没了。为此，父亲焦虑万分，四处寻访，终于找到崇文门内大街梅竹胡同一家金姓房东的私房，总算安了家。
　　梅竹胡同名字幽雅，但却处于闹市中心。胡同出口正对热闹的东四南大街，道路不宽，却有叮当乱响的有轨电车。对面是金鱼胡同，有一个电影院叫红星影院，高高的台阶，斑斓的招贴画，很是引人注目。走过这里，再往西便是东安市场。奶奶带我们补牙后，总要在这里给我们一人买一只羊角面包。面包里面是甜甜的豆沙。捧在手里，眼泪便凝在眼眶，牙痛似乎也减轻了。
　　新家院子很大，是个长条形，很多房间都空关着。房东是个满族人，据说还是个皇亲什么的。家里有三个小孩，都穿着厚厚的棉袄。大点的一个女孩搞不清是女儿还是小佣人，不言不语地成天干活。小男孩与我差不多年岁，一年四季淌着黄浓鼻涕。奇怪的是每天早晨，这家人都要用一根金属条刮舌苔，看得人恶心。80年代，我曾经凭着记忆去找过那旧址。可惜，当地面临拆迁，人去宅空。左近的邻居告诉我，那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早已谢世了。
待母亲及全家搬到北京方数月，父亲却又调回天津张贵庄航校任飞行教员了。因不宜再请调，父亲只能在京津两地匆匆往返。
　　一次，爸爸很久没回来，我认生了，躲在奶奶身后不肯叫他。爸爸带了很多方形的太妃糖，必要我叫他才给，我始终没叫，当然糖还是给我了。记得那时我家的早餐永远是面包夹黄油、苹果酱，抹酱的是一把餐刀。一次我和姐姐抢刀子，姐姐握着刀把，我握着刀刃，一使劲，刀子便把我的中指划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这下可把全家都吓坏了，急忙送到医院缝针。直到现在，中指上还有一道明显的刀疤。
　　那时的东安市场有点类似现今的集贸市场，一家家私人小铺一字排开，点着或明或暗的灯，卖着五颜六色的货——有蝉蜕做的洋车夫，有翻着白眼伸懒腰的弥勒，还有各种精致的牙雕和锃亮的小刀剑。我最喜欢的是一种蓝绿色的玻璃饰品，晶莹澄碧，摄人魂魄。直到现在，见到这种颜色，还会有一种迷离的神往。东安市场还有一种小吃叫奶油炸糕，也是令人没齿难忘的美馔。可惜现在见不着了，偶尔遇到的也大不如前。
　　我和姐姐被送到东四托儿所，每月包了一辆三轮车接送。三轮车有个木板做的棚子，后面开着两个门，倒是风雨不侵，我和姐姐坐在里面很宽敞。印象里蹬车的是个很老很老的老老头，面目却全然模糊了。依稀记得托儿所门前有一颗枝繁叶茂的老槐树，院里还养着小白兔和梅花鹿。但是顿顿吃煮熟的胡萝卜，却是刻骨铭心的摧残。以致后来一提起胡萝卜，我的眉间印堂便有种难耐的郁结。后来，我曾经去找过这家幼儿园，已经是北京市的名园了，阔绰得可以。
　　那时，家里有一个从天津带来的陈妈照顾我们。其实只要父亲回来，总是父亲操劳。每次离家前，细心的父亲总要把柴火、引火纸依次放在炉膛中，只消一根火柴便可拢着火。那时，父亲离家总有小汽车来接送，一般都是绝早，唯独有一次是下午。那天，下了一天的暴雨把门洞都淹了，母亲和陈妈用两只方凳交替着让穿着大衣、皮鞋的父亲交替踩着出了门。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以那时的年龄似乎不该记得。
　　后来，陈妈患子宫癌要走了，母亲给了她加倍的工资，父亲还送了一笔医疗费。其实后一段时间，她基本就是躺在床上养病了，但又不想回去，说回家就是个死。果真，不久就有消息传来，她死了。年纪大约只有四十上下。
　　后来，家里又请了个常州女佣叫阿妹，很得力。家中的大小事务全部包揽，还主动帮着做针线、打毛衣。她是因为与丈夫闹翻，负气出走来做女佣的。
　　1955年，房东的房子全部租给花纱布公司，只留一间小屋给我们住，且天天催着我们搬家。
　　一天母亲回家见父亲正和祖母商议，两人都面有难色。原来上海我家的房子已经住了大姑姑和大叔叔两家，祖母再带我们四个孩子回去，必然拥挤不堪。只能把家人暂时安排到苏州外公家，可又担心给外公找麻烦。
　　母亲也颇感为难，主张在北京再找找房子，不要把家拆散了。但急忙间，谈何容易。母亲只好给外公写信商量，不想外公高兴地答应下来。走的那天，天色蒙蒙亮，我们扶老携幼跨过电车轨道去对面乘车的印象，至今还能浮现脑际。我甚至还记得火车上奶奶点的盖浇饭——黄灿灿的咖喱鸡块，看着鲜亮，却辣得难以下咽。

那时候，我快6岁了。

父亲和他的飞机

　　母亲和祖母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回到了苏州。苏州房子很大，是一所石库门独居。推开两层楼高的，嵌着绿色琉璃花格女墙下的黑漆大门，便是一个四方的天井。这里有一口不深的圆井，据说是方圆数里内少有的甜水井。虽然井口很小，却是我们小孩的禁区。两侧是同正房连着的厢房，开着一溜雕花隔窗。

大门正对的是正厅，有着八扇雕

窗格落地门。大厅里两侧墙边分放着两个半圆形的桌子，合起来便可合成一张圆桌。大厅的尽头是一张条案，上面摆放着大花磁瓶，墙上似乎还挂着些字画。条案前是一张方桌，方桌和圆桌两侧各有硬木的座椅。

大厅两侧是两间正房，右边住着外公和继外婆；左边的正房就是我们的住处。这里原是母亲姐妹三人的闺房。

走过大厅，后面便是后花园，花园里种着很多花草，还有一株繁盛的玉兰树。园子中间摆着塑有假山的盆景和养着金鱼的鱼缸。花园两侧是厨房和储藏间。

走过厨房便是一栋两层小楼，这原也是外公家的，住着我们称为叔叔好婆的妈妈的姑姑和几家解放后公私合营后住进来的人家。小楼里侧有一个极陡的木扶梯，吱吱呀呀地通往二楼，这自然也是我们小孩的禁区。

二楼有一扇门可以通往我家厨房的房顶。周围砌了栏杆，便是一方十几平米的露台。夏季傍晚，人们常聚在这里乘凉。外公曾抱着五妹在此拍过一张照片。外公去世后，后楼的居户欺负继外婆势单，曾霸据了很久。

这所大房子里只住着的我外公戈志刚和继外婆张素心。我们回家时，小姨也从她读书的学校回来了。一见面就抱着妈妈“姐姐，姐姐”地哭了起来，妈妈也陪着哭了很久。

2006年已残破的苏州石库门老宅，客厅、前院、女儿墙和大门

2006年已残破的石库门老宅，卧室和窗外的后花园

　　外公精瘦精瘦的，每天都要喝点酒。那酒的味道有点冲鼻，我后来始终没有遇到过。直到九十年代办学期间，才在通州区大清花饺子城的自酿酒中找到了这种熟悉的味道——原来是烧酒。外祖父每次喝酒都要给我们喝一点，小孩子们喝的自然是专购的甜酒——大抵是一种酒酿加水稀释后的，甜甜的，略带酒味的糖水。看着我们喝得咋舌，外公就很开心，嘻嘻地笑将起来。也许这正是我长大后酒量无边的启蒙。

外公怕我们走失，便将家的里巷门牌编成顺口溜教给我们。至今还能记得：苏州五爱巷烙饼加油条（011号）。

在母亲家的老宅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大衣柜底层那一堆小画书——页面已然发黄了，图画也并不出色，且似乎大多是奇形怪状的鬼魅——这大概便是母亲和阿姨们小时候的读物了。还有，就是外公屋里那些可观不可触的藏品，那是一些有着象牙刀鞘的精致的刀剑和翻着白眼珠，神采奕奕的红木弥勒雕像，据说都是外公的至爱。
　　当年，继外婆似乎很年轻，年纪和我父亲相仿。终日静静的，神情落寞，步履很轻，说话也很轻，总像是怕惊吓了谁似的。后面楼上住着的我外公的妹妹——叔叔好婆，平时也不大下来。据说我亲外婆在世时，姑嫂俩好得形同姐妹。但自外公娶了继外婆后便与我家生分了，甚至还有些敌意。连我母亲们也受了她的影响，尤其是小姨，始终和继外婆势不两立。

外公和五妹

她们的感情纠结大概是源于我的亲外婆。我的外婆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端庄秀雅，善良贤淑，虽文化不高，但相夫教子，善待婆、姑，以典型的敦厚贤良成为了大家庭感情凝聚的核心。

外祖母的离世，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以至于母亲一世心怀内疚，耿耿自责，有时甚至会迁怒于我。连叔叔好婆（姑外婆）抱着我，亲着我时，也会突然戳着我的额头恨恨地说：“你好婆就是因为你才死的啊！”好像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冤孽。

外婆去世后，外公便娶了现在的继好婆，这倒非关情感，主要是出于膝下无子的恐慌。母亲姐妹三人，虽个个出落得花容月貌，但外公、外婆心头却始终存有一个遗憾，那便是没有子嗣传承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在中国的传统理念中可是最严重的悖逆！对此，母亲和阿姨们大抵也是认可的，母亲曾感慨道：如果你真有个小舅舅，我们大家都会倍加爱护呢。

　　但是继好婆进门后也并无生养，这才让外公彻底认了命。也正是因为没有生养，加之和外公的年龄差距，才让继好婆心存恐慌，在钱财上格外吝啬，尤其是对小姨的冷漠更加重了对三个女儿的感情伤害；同时也招致女儿们的姑母——叔叔好婆与她水火不容。同居一宅前后，竟终老不相往来。

感情的隔膜使继好婆孤独落寞地独守老宅，靠着变卖外公的家当艰难度日。及至临终还惴惴地拉着我的手再三托付：“拜托你啊，一定要把我葬在你外公的墓里啊”——这是她心中最大的大惶遽。

　　五爱巷是一条铺着石砖的深长的小巷，我家门外有一个井台，天天围着一群女人提水洗衣，她们开心地笑谈着，操着好听的乡音，说着些似懂非懂，莫名其妙的话。小巷的出口处有座带地下室的房子，大人们告诉我们那里住着个叫“矮胡子”的怪物。至今我也没弄明白，他究竟是个鬼怪还是只黑猫，只是一味的恐惧。

老宅前面隔几栋房子就是河，里面时常有木船吱吱嘎嘎地摇过。河边的石级上可以看到女人们涮马桶的身影，同时也有人在不远处的下游义无反顾地淘米洗菜。在苏州涮马桶可是家庭主妇的专利，男人们是决计不能插手的，个中似乎关系着尊严与迷信。我家的马桶则是雇人来涮的，那是一个挽着裤腿的健妇，大抵也是周边的邻居。

邻人们相处和睦，相互娘娘、阿姨的叫得亲切。并不像我们家，管阿姨叫舅舅，管姨姥姥叫叔叔好婆。如此推来，姨夫岂不该叫舅妈了？印象里好像只有满族人管女性叫爸爸，可我家又不是满族人。想来，也许是家中缺少男丁的缘故吧。委实诧异！

1955年12月15日，母亲在苏州生下我的小妹妹。因生在苏州老家五爱巷故取名五爱。小名也是奶妈起的，叫小五子。这也许是我们家五个孩子中最土的名字，但却让我们永远记住了那座石库门的老宅。

小妹妹长得很和顺，小鼻子小手都是肉呼呼的，静静地睡在襁褓里，一身奶味。我们只能看不能摸，但能喝一点奶瓶中她喝剩下的母乳。

我的外婆

我的继外婆

　　产假期满，母亲就带着我、姐姐、小妹妹及奶妈陆佩华回到北京，住到那间留给我们的小屋中。祖母带着大妹妹和二妹妹到上海。
　　我家住房的困难母亲单位的领导是了解的。但是一则单位住房少，二则女职工从无分配住房的先例，所以以前一直没能解决。此时正好公司分为两部分，一半迁往邯郸，一半留在北京，空出了不少宿舍。于是，破例分给母亲位于朝阳门外东大桥棉花地中国纺织工业部宿舍的丁直楼315号两室套间和310号小屋一间。
　　看房那天，父亲母亲带着我，走到这套筒子楼的三层，正在门前端详，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胖男孩举着一串钥匙，像个皮球一般跑了过来。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同样肥硕的中年女人，正笑眯眯的看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相处了一生的邻居庄伟景（小牛）和他的妈妈。
　　这套房子据说是曾死过人的。房间不大，安居足矣。不久，祖母带着妹妹们也回来了，全家终于有了一所可以安身立命的房子。在这里，我们五个孩子长大成人；在这里我和几个妹妹解决了临时居住的难题；也还是在这里，我们送走了我们最亲爱的父亲和母亲。
　　这一年，母亲单位从纺织部分离出来，划归北京市，改名为“北京市第二建筑公司”。建筑的范围已经不限于纺织企业，而是扩大到工民建的全方位。工作自是更加辛苦了。
　　中纺里丁直楼我们这一层共有六家住户，旁边住的是一个叫小小的孩子的家，那孩子也和我年龄相仿，瘦瘦的——我曾发表过一篇小说《小小》，追忆与他的交往——可惜不久就搬走了。换来一家姓周的江西人。他家有个女儿叫周玲玲，比我大两岁，好像额头上有些许小麻子，后来搬到二楼去了。记得听父亲和母亲闲聊时说这女孩温顺懂事，有礼貌，做儿媳也许是不错的。吓得我从此没敢搭理她，即使走廊里遇见，也尽力把头别到一边，反弄得她莫名惊诧。
　　再过去，也是一家姓孙的人家，主人叫孙继兴，是个木匠，那时正担任一个基层单位的书记，整天乐呵呵的。他笑起来的声音极有特色，是那种“诶嘿，诶嘿”的咳嗽腔，虽不爽朗却很有感染力，我们叫他孙家伯伯。他的老婆叫乔小心，也是一个胖女人，非常慈蔼，是上海浦东一带的人，我们叫他孙家姆妈。他家的大儿子叫孙关龙，小名“小瘦子”，比我小一岁，嘴边有块胎记；二子孙天龙，小名“小胖子”，比我小两岁，真格的是一胖一瘦。三女孙妮娜，颟顸少语；四子孙京龙，小名三毛；五女丽丽。三毛和丽丽都很精明，长相也与兄姐大不同，据说是同住在四楼的那个叫爷叔的种。爷叔是孙家伯伯的师弟，由于孙家伯伯身体不好，便合住一起。孙家伯伯去世后果然和孙家姆妈结了婚，自然也把全家都接收了。据说这在江浙一带是有传统的，所以人们也见怪不怪。
　　由于住得近，两家孩子来往较密，似乎没有家庭的区别。这家来客人了，孩子们就呆到别家去。也从不须敲门，只有到吃饭、睡觉时才各回各的家。
　　孙伯伯看似和蔼，却有打老婆的恶习，一次不知为何突然发作起来，把孙家姆妈按在床上打屁股，惹得孙家姆妈要喝白酒自尽。看得我心惊肉跳了好几天，因为那种惩罚确乎是专门对付孩子的，所以极具震慑力。
　　再过去是一家是常州人，男主人叫刘发林，女主人叫张阿琴，我们只管他们叫刘叔叔，刘家阿姨。刘叔叔是个技术员，刘家阿姨和这楼上除了我妈以外的主妇们一样，也是个家庭妇女。这家还有一个梳着髽鬏的老奶奶，额头上长着些黑褐的老年斑。不知是何缘故，她的口极臭。有一次我不小心贴得近了点，被她熏着了一口，竟登时眼睛发黑，胸闷窒息，恶心了好几天。从此便离她八丈远，再也不敢走近。这家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分别叫刘华，刘英，刘永（永豆豆）。印象里三个女孩都不说话，静静而怯怯地坐着不做声。
　　他家的隔壁是一户黄姓人家，家里只有老夫妻俩，男主人是个工程师，胖胖的，一团和气。女主人是个戴着眼镜，终日看报，满口川腔的小老太。他们有一个孩子是前妻生的叫黄伟康，个子不高，肤色较黑。因比我们大很多，所以从不和我们搭讪。
　　与我家门对门，把着走廊那头的人家姓庄，身高体胖，嗓音洪亮，两道浓眉又黑又长。他酷爱喝酒，醉了就拍着桌子骂山门，肆无忌惮，声震环宇。女主人就是那个我们最早见到的胖女人，肚子极大，笑眉笑眼的，可惜很多年后死于车祸了。他家的孩子年龄都比较大，老大——我们叫他大姐姐的，后来嫁到廊坊；老二叫二姐姐，当时还在女四中念书。只记得哪年国庆，天还没亮就见她拿着纸花环，扭着肥胖的腰身，捏手捏脚地出门了。可那天我又为什么起得这么早呢？实在想不起来了。小姐姐叫妹儿，师范毕业后到新疆支边，最后在乌鲁木齐市教育局长的职位上退了休。老三庄雪景和我姐姐同年，老四庄伟景就是最初送钥匙的那个小胖子，小名小牛，和我同年。他家应该还有一个孩子，始终没有见过，也想不起来了。
　　这层楼大大小小共有20多个孩子，但相处融洽，从不打架。我们交往比较多的还是年龄相仿的孩子。

　　我家除了奶奶带着我们五个孩子，还有小五的奶妈叫陆佩华，是母亲从苏州带来的。后来妹妹断奶了，就继续留在我家当保姆。这个阿姨好像并不敬业。总喜欢跑到邻居家去闲聊，而把家务甩给奶奶。一次奶奶到上海去了，她又不知所踪，我饿得发慌就爬到五斗柜上去找妹妹的奶粉吃，结果门被风带上了，怎么也打不开。整整一个下午，是姐姐用瓶子盖从门下的缝隙里给我递水喝。妈妈知道了很生气，就把她解雇了。但她走后，我家的一套银桌面（全套的银质餐具）竟也不翼而飞。人是找不到了，东西丢了也只能自认倒霉。后来过了很久才得知她根本没回老家，而是抛下南方家中的丈夫孩子，留在北京与别人结了婚。也许这正是她经常失踪的谜底吧。
　　保姆走后，家务便全落在了奶奶肩上。她本是富家女，富家媳。虽经离乱和家道败落吃了几年苦，但有子女环伺亦不曾十分劳碌。现在，既要照顾我们五个孩子，还要承担起全部家务，也算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一日三餐之外，早上要给四个姐妹挨个洗脸梳小辫，傍晚又要给我们五人挨个洗澡扑痱子粉。出于南方人的习惯，卫生上奶奶是绝不含糊的，所以每天我睁开眼睛便是奶奶满脸汗珠拖着地板的身影。稍大些，我便抢着帮奶奶干活，拖地板和用板刷刷衣服便是我的专项。奶奶很疼爱我，总是笑眯眯地着看我游戏一番，再自己重新来过。说也怪，我家洗衣服是用板刷在桌子上摊开了刷，无论衣服还是床单都是一套路子。离家后，我因袭了这种洗衣的办法，竟常被同事们取笑 “你这是刷猪毛呐？”虽无恶意，听来刺耳。
　　奶奶不会北方话，她的沪语又极难被人听懂，因此外出时总由我们陪在身边当翻译。奶奶是放大足，虽没有缠足女人那般行走艰难，但上下楼梯仍不甚方便，所以买酱油打醋之类的小事多由我充作走卒。一般采买多无大碍，唯独遇到打黄酒的差事，奶奶就有几分踌躇，因为我惯常会从中揩油。一瓶黄酒一路走来，到家就剩下小半瓶了。当我面红耳赤，醉意犹酣地把小半瓶黄酒递给奶奶时，常让奶奶哭笑不得：“侬格小鬼呀！”奶奶无奈的咏叹常使我开心不已。为了鼓励我们，奶奶总会给几分钱作为跑腿的犒赏。那时钱很金贵，一分钱便可以买几颗小孩酥。若是哪天奶奶忘了犒赏，我便会到奶奶挂在衣橱中的外衣兜中自取，倘若摸到一个五分硬币那便是中了大彩，那种五分硬币厚厚的手感至今想来都会有种满足的兴奋。
　　奶奶抽烟，但只抽大前门一种牌子。小妹妹总要给她藏起几支，待她没烟抽了再嘻嘻笑着拿出来，家里总是充满着欢乐与温馨。闲暇时奶奶喜欢坐在自家门前摇着蒲扇和楼道里的邻舍们聊天。邻居们大多是南方人，有着很多共同的话题。他们都很喜欢我奶奶，随着我们叫她阿婆。因为她的慈蔼也因为她的见识。解放前奶奶是上过太太学堂的，所以识得些许字，阅历自然就不是那些来自农村的家庭妇女所能望项背的。

奶奶在中纺里家中

　　童年是快乐的，孩子们在一起就更加热闹。我们一起钓青蛙，一起爬平台，一起在平台上乘凉，一起利用平台栏杆的拐角搭棚子，借着夕阳陶醉的唱着：“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晚上还相约着爬到四楼平台顶上去睡觉，当然那是和奶奶缠闹了好几天的结果——在楼顶上铺一条凉席，下垫一床薄褥。躺在那里，仰望夜空，是璀璨的星河；俯瞰四周，是万家灯火。凉风习习，惬意无比。但迷迷糊糊地睡到半夜，就被一直揪着心没敢合眼的奶奶捉了回家。到家才讶异的发现被子居然全被露水打湿了。这是我从小到老唯一的一次露宿。
　　最快乐、最惊险的是钓青蛙。为了弥补饥荒年代蛋白质的匮乏，我和关龙、小胖厮跟着一起去六里屯钓青蛙。这于我并不陌生，母亲带我去他们医务所时，曾经带我钓过——大清早，持一根绑着线和蚯蚓的竹竿，外加一个用铁丝圈撑开口的米口袋，踱到河边蛙噪处垂下吊杆，轻抖几下，便会有青蛙跳过来咬住。此时赶紧提起钓竿，青蛙便再不松口，直到你把它放到米袋中才松嘴，所以饵料是不浪费的。但时常会误钓了癞蛤蟆，令人沮丧。青蛙们的腿上常有蚂蝗（水蛭），这也是需格外小心的，弄不好就会钻进人的肉里。回得家来，放在案板上用小刀齐颈切掉脑袋，顺势一拉，整张皮便剥离了。对于南方人来说，烧田鸡是极佳的美味，北方人则是不屑的。只是和这些工人家庭的孩子相比，我总是处于略势。同伴们都钓了半米袋子，我才钓了几只。因为我发现水中有很多芦苇，那时不知道从哪里得知它的根是治疗高血压的偏方，而奶奶的血压一向高达180。于是我便放下钓竿涉入水中去拔那些粗壮的苇根。不料苇根竟是连在一起的，用力一拔，脚下一滑，早已半身没入水中……待提着小半袋青蛙和一大把芦苇根湿淋淋的站到奶奶跟前，奶奶又气又急又心疼。母亲晚上回家也后怕了，从此便断了自力更生吃田鸡的生计。
　　但是还是有机会让我的体质和胆量彻底征服了同伴们——我们院子里有一个供暖用的高烟囱，高耸入云，仰脸望去天旋地转。烟囱侧壁有一串供检修工人攀援而上的铁钩子，顶端还有一圈铁条编就的围栏，类似现今观光的栈道。我和关龙、小胖、小牛觊觎了很久，终于密谋爬上去探险。探险是在悄悄中开始，却在百人围观中结束的。刚爬了二三十级，小胖、关龙就退下去了，再爬到一半，小牛也打趴了。只有我认定手握紧，脚踏实，目不旁顾，竟自一直爬到了顶端。往下一看，天呐！下面已经黑压压的聚了一群人，蚂蚁一般。隐约听得妹妹、奶奶在人群中颤声呼叫……抬眼望去，远处西山葱茏，脚下小鸟飞翔，好不心旷神怡。但心中也是怯怯的，本想绕烟囱一周——封狼居胥。可惜铁条栈道已锈蚀，迈了几迈，跨度太大，只得放弃。在鸦雀无声中，我慢慢爬下烟囱，随即遭到围观的大人们七嘴八舌的指责和奶奶的痛骂，脑袋上也结结实实地吃了好几个毛栗子，但心中却充满了豪迈。打那以后，烟囱的爬梯被工人们据掉了好几级，断了后继者们的妄想。

那一年我大约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