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有毛主席诗七律冬云的书签

三五九

由于我所在的部队曾在位于沈阳最著名的南北大干线青年大街上的出了名的地标式建筑辽宁体育馆驻防，多年来我和体育馆的领导及朋友们一直相处的不错，同辽宁体育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当2007年初我听说文革时期大会战建造、1976年竣工的辽宁体育馆要拆迁的消息后，心中不免有些不舍。在辽宁体育馆拆迁前我同在那里做业务工作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说:在体育馆拆迁前我要去看看，另外方便的话请给我留点纪念品，我也留个念想。他说:要来你就快点过来吧，不然的话四月份就要拆除了。我急急忙忙的赶在拆除前到体育馆转了一圈。

好朋友给我准备了一些留作纪念的、跨度长达三十年的体育比赛程序册和几枚文艺演出节目单。在其当中我发现了这枚上面印有我所熟悉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律冬云诗，书签的右下角印有西安大雁塔图案和有“长安”二字、图案下边有“西安市长安摄影图片部”字样、年代不祥的书签，我喜欢的不得了。直到现在我一直像宝贝似得放在我的一个集邮册里，保存的完好如初。

【资料】

☆毛主席七律·冬云原文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词语注释

⑴冬云：作诗日期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在冬至后的第四天。旧说“冬至一阳生”，所以诗中说“大地微微暖气吹”，这里是比喻虽在冬至，大地并没有完全不受寒流控制。
⑵雪压冬云：即冬云压雪，指雪稠云低的样子。
⑶暖气：指地热。
⑷罴：棕熊。
⑸冻死：是对经受不住考验者的蔑视。

☆创作背景

 

1962年冬，中国经历了3年特大灾荒。国外正鼓噪着一片反华叫嚣。表面上看似乎处在困难时期，正式隆冬的样子。软弱的人经受不住这种严峻的考验是不足为奇的。真正的革命者则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毛泽东在1962年的生日写此诗。

☆文学赏析

毛主席写这首诗时正好是他的69岁生日，国际国内形势依然严峻，严寒的冬天在恣意横行（其实正值隆冬，属写实，但实景中蕴含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以景寓情，作者再次抒发“无限风光在险峰”般的豪情），一面是国际上各种反动派在咆哮反华。在诗中作者形象地展现了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迫状况。头两句肃杀茫茫之冬景昭然若揭，大雪横飞，乌云滚滚，万紫千红都已凋零。虽是客观描写，却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反动派暂时不可一世。

接着三、四句，使严峻局面微露春光。冬天湍急的寒流终会过去，冬天并非“穷阴杀节，急景雕年”。俗话说：“冬至一阳生”。也就是说最寒冷的时刻，也正是阳气初萌的时刻。犹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所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毛主席同样告诉了我们：“大地微微暖气吹”。正如毛泽东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丝暖气也会最后吹走隆冬，迎来朗朗春天。

第五、六句毛泽东又展早年英迈豪气。毛主席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独驱一切“虎豹豺狼。这二句的“虎豹”、“熊罴”都指反动派邪恶势力，同时在诗意上又与冬景相谐调。

最后二行，毛主席以“梅花”，这最寒冷的季节独傲霜雪的中国国花，象征诗人及大中华不屈不挠的斗志和高洁精神。面对漫天大雪，梅花欢喜得很，根本就不怕严寒。毛主席在此化用中国古典文化中梅花清高，孤洁的形象，一变为革命浪漫主义的无限壮美的情怀。诗人在此似乎在高唱：来吧，狂风大雪尽管来吧，一切反华的恶势力尽管来吧。“冻死苍蝇未足奇”抒发了对经受不住考验者的蔑视。
　　

毛主席在这首诗中用了“虎豹”、“熊罴”两个意象指敌人，仅用“梅花”一个形象指革命者，也算是一个特色。另外整首诗抒情的气势雷霆万钧，出入于无人之境，又一次体现了诗作大气壮阔的特征。此诗成功地运用了比喻、象征、对比的艺术手法。数种手法交替使用，相得益彰，有力地表达了作者的情感意志。诗人以“白絮”喻满天大雪，以低沉的“冬云”、纷飞的大雪、凋零的“万花”象征险恶的国际环境，以“英雄”“豪杰”象征大无畏的诗人所代表的中国人民，以“虎豹”“熊罴”象征强大的国际反华势力，以“梅花”象征历经磨难更坚强不屈的中华民族，以“苍蝇”象征屈从于强权的国家和政党。同时，将险恶的环境与抒情主人公的坚强意志对比，将软弱渺小的“苍蝇”与傲雪挺立的“梅花”对比，一反一正，一丑一美，以反写正，以丑突出美，有效地加强了表达效果。

☆ 名家点评

郭廷以说：诗人以“白絮”喻满天大雪，以低沉的“冬云”、纷飞的大雪、凋零的“万花”象征险恶的国际环境，以“英雄”“豪杰”象征大无畏的诗人所代表的中国人民，以“虎豹”“熊罴”象征强大的国际反华势力，以“梅花”象征历经磨难更坚强不屈的中华民族，以“苍蝇”象征屈从于强权的国家和政党。同时，将险恶的环境与抒情主人公的坚强意志对比，将软弱渺小的“苍蝇”与傲雪挺立的“梅花”对比。

郭廷以

郭廷以（1904年1月12日-1975年9月14日），字量宇，河南舞阳人。1926年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毕业。执教于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升任中央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1949年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55年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筹备处主任，后任近代史所所长。1959年起，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首创口述历史工作，以口述笔记方式，为民国史搜集资料。曾赴夏威夷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及研究，并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1975年病逝于美国纽约。毕生致力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培植大批史学人才，为现代史学著名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