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娘的大脚

伍旭东

　　生活，是一壶煮了千年的月光，醉了欢喜，也醉了忧伤。总结娘娘68载坎坷人生，可用17个字概括：一双大脚走四方，风干了眼泪，晾晒成坚强。

—— 谨以此文纪念娘娘诞辰110周年

一

先解释一下，"娘娘"这个称呼，是我家乡方言：娘娘即奶奶，公公即爷爷。

在我老家湘西一带，有句较文雅的骂人话："你娘娘的脚！"这话到底什么意思，我小时候不太懂，现在也没完全弄明白。

或许，在老一辈人观念里，女人脚大脚小，是判断其美丑的重要标志。被人骂"你娘娘的脚"，大概就是丑的意思。

我的娘娘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农历十月廿九日，姓邹名水玉，娘家在干溪坑，婆家在桥头水，两家相距不远，解放初期属同一个村。

那个年代的女人，以缠足为美，娘娘本该有一双三寸金莲的。但从我记事起，娘娘就长了一双大脚，前尖后粗，略有些畸型，可能是先缠后放的缘故。

后来知道，娘娘原先确实是缠过足的。

早年间，娘娘的父亲，也就是我太姥爷，喜欢抽大烟，不但把家抽败了，把身体也抽垮了。

娘娘10岁那年，随着太姥爷的去世，家败了。后来，日子实在熬不下去，娘娘便放了足，来到伍家当童养媳，16岁与我公公圆房，26岁生下我父亲，30岁生下我叔叔。

1939年，我公公被国民党抓壮丁，客死衡阳，年仅32岁的娘娘守了寡。

那时，父亲6岁，叔叔才2岁。而太爷爷也是个鸦片鬼，什么都指望不上。娘娘只好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用柔弱的肩膀，支撑起这个支离破碎的家。

1953年，刚满20岁的父亲参加工作。1958年，父母结婚。时隔一年，已有身孕的母亲，随父亲同时调入一家新建的工厂，不久后生下了我姐姐。

不幸的是，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和疾病很快将姐姐扼杀在襁褓中。

1962年，在姐姐夭折一年之后，我带着父母新的希望，呱呱落地来到这个世界。

也就在那一年，娘娘从老家桥头水来到父母所在工厂，与我们共同生活，这一住就是13年，直到她老人家去世。可以说，我们兄弟四个，都是在娘娘背上长大的。

二

第一次知道娘娘的大脚与众不同，还是在我的孩提时代，只留下一些模糊的记忆。

这家厂子建在一个叫椒板溪的地方，规模不大，只有二三百人。创业之初，基本没什么生活设施，除了修建的几栋平房，供已婚的双职工居住，其他大多杂居在村子里。

我家分到的那间平房，大约8平方米左右，家里除摆了一张木床，一张桌子，一口立柜，一口箱子，还摆了一溜坛坛罐罐。用娘娘的话说，房子窄得打个屁都拐不了弯。

随着我的出生和娘娘的到来，住房矛盾更加突出了。好在厂里给每户建了一个小阁楼，原是准备用于放杂物的，父亲把它收拾干净，一捆稻草，一条褥子，一床棉被，就成了我和娘娘共同的窝。

说是小阁楼，其实更像今天的内阳台，建在顶棚跟窗户之间，一米来宽，两米来长，除边沿钉了一块木板，再无其他安全措施，爬上爬下全靠一把摇摇晃晃的木梯。

小时候，我特别缺乏安全感，喜欢用衣服蒙着头睡觉，还老爱尿床，被叔叔戏称为"尿班长"，可能就跟这段经历有关。

我本身有点恐高，跟娘娘睡在阁楼上，每次一转身，楼板便吱吱作响，像要塌下来似的 ，别说下楼解手，就连眼睛都不敢睁。

到了晚上，我经常做梦，梦见自己从悬崖上掉下去……

见我老这么尿床，也不是办法，后来娘娘就定时叫我起夜，毎晚两次。父母白天上班太累，晚上睡得较死，娘娘不忍心惊醒他们，就自己一手扶梯，一手抱着我上下楼。

奇怪的是，每当娘娘抱着我，虽然双脚离地，我却一点儿也不感到害怕，反而觉得特别踏实，特别安全。那种感觉，有点像我们今天乘坐高档电梯，不知不觉就到顶了。

一次，趁娘娘上阁楼取东西，我站在一旁偷偷观察，终于发现了秘密。原来，娘娘爬梯子是不穿袜子的，光着两片大脚丫子。

娘娘的脚掌并不好看，瘦骨嶙峋，骨关节突出，但很有力量。每上一级梯子，她就把五个脚趾头使劲蜷起来，像钩子一样钩在梯子上。娘娘告诉我，这样爬梯子最稳当。

我时常在想，假如娘娘不是长年劳作练出了一副好身板；假如娘娘双脚是一对三寸金莲，每天这样爬上爬下，简直无法想象。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的人生之路从这架木梯开始起步，是娘娘的一双大脚帮我开启的……

三

老家桥头水，离厂子有十来里地。小时候，我特别喜欢跟娘娘回桥头水。娘娘经常逗我："桥头水簸箕大的天，有什么好玩的，还不如在家屙尿和泥巴呢！"

记得有一次，叔叔来接娘娘回桥头水，我感冒了，有点发烧，娘娘不想让我去。

晚上，娘娘和叔叔在屋里说话，我躺在被窝里，假装说梦话："我要回桥头水！我要回桥头水！"叔叔一听，心软了，就跟娘娘商量："焕儿连做梦都想回桥头水，小孩子不会说谎话的，明天就让他跟着去吧。"

这一招果然灵，娘娘终于答应了。

那时，我才三四岁大，走不了山路，每次回桥头水，都是叔叔用箩筐把我挑回去。

等我大了些，能走山路了，就牵着娘娘的手，磕磕绊绊地跟着娘娘一起走。

本来，从椒板溪到桥头水，沿山脚下的一条小河走距离最近，也比较安全。后来，因为下游大溪口修水坝，水位上升淹没了道路，我们只能从半山腰上的荆棘丛中走。       

 

那条所谓的"路"，其实就是山羊踩出来的脚窝窝，连羊肠小道都算不上。人走在上边，眼前峰峦叠嶂，耳畔山风呼啸，脚下百丈深渊，让人毛骨悚然。       

有一回，走到一个急拐弯处，因为路窄石头多，娘娘脚上的布鞋打滑，摔了个大屁墩。要不是娘娘手疾眼快，抓住了路边一把茅草，我们全滚到悬崖下的深潭里去了。

若干年后，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脑海里便会浮现出一段歌词："嫂子，借你一对大脚，踩一溜山道，再把我们送好！"

只不过，靠一对大脚踩出一溜山道的不是嫂子，而是我的娘娘！

桥头水是个自然村，以伍姓为主，村里人大多是宗亲。每天见面，邻里之间不是互称大伯、三叔、四姑，就是叫二哥、六姐、九妹，显得特别亲切，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我家老宅处于村中心位置，是湘西传统的木楼，始建于上世纪初，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老得东倒西歪，摇摇欲坠。

全家人生活起居，主要在一楼，除了中堂、灶屋、牛栏、猪圈、厕所，只有两间卧室。好在那时父亲在外工作，娘娘跟我们一起住，老宅里只剩叔叔一家，还能住得下。

湘西木楼的"楼"，跟今天的楼房不是一个概念。实际上，它是房子的"顶棚"，空间非常狭窄，人爬上去得躬着腰，一不留神头就会碰到房梁，或顶到瓦片，很容易受伤。

楼上一般放农具、杂物，很少住人。后来，随着堂弟、堂妹的出生，居住有些拥挤了，叔叔便在楼上安了个床铺，用做客房。

每次回桥头水，我最喜欢睡楼上。特别是秋雨绵绵的季节，雨滴打在瓦片上那种美妙的声音，是我童年时代最好的催眠曲。

离老宅不远处，是伍家祠堂。那时农村穷，没钱盖学校，村小学就安在祠堂里。躺在楼上，听朗朗读书声从祠堂里飘岀来，那感觉真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在老宅外围，有一圈土墙，由于年久日长，风剥雨蚀，墙上布满了网状的蜂窝。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成群结队的蜜蜂从蜂窝里飞进飞出，老宅四周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转眼间，5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老宅几经翻修重建，已不见踪影，如今，经勤劳能干的堂弟之手，变成了时尚的小洋楼。

但沧桑的记忆还在，它就像我生命中的老屋，装满了回忆，也装满了心酸。

有时候，我想去触碰，却不敢伸手，怕这一触碰，就会有满满的忧伤落地；有时候，我想去翻看，却不忍回眸，怕这一回眸，就会引落"泪飞顿作倾盆雨"。

四

当然，我对桥头水的迷恋，不仅仅因为它是我生命的根，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跟着娘娘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童年时光。

我喜欢桥头水的夏天。

一口老井，一个鱼塘，一湾荷池，一片芋田，这些，构成了老宅门前的田园风光。

老井在村子主路旁，离老宅十余步远。井是湘西传统的吊井，约七八米深，呈圆柱状。井口较细，仅能通过一只水桶；井身较粗，每年清淤时，能同时容下三四条汉子。

井底水面如镜。天气晴朗时，透过井口往下看，只见里面波光粼粼，一张熟悉的脸扭曲着，在水面怪异地晃动。

小孩子虽然好奇，一般情况下，却不敢单独去井边"照镜子"。听大人们说，井里有水鬼，会把"照镜子"的人拉到井里淹死。

这种吊井，与北方水井不一样，打水不是靠绳索，而是用竹竿，是个技术活。

在桥头水老家，我跟傻宝哥关系最好。

傻宝哥曾教过我打水的方法：先将水桶套在竹竿一头，缓缓放入井中，等感觉触到水面时，再轻轻提一下，然后突然发力，将竹竿使劲往下戳。借助惯性，水桶旋转180度，桶口朝下，扎入水中。等水桶灌满水，再用竹竿将水提上来，打水过程就算完成了。

可惜，我打水的成功率并不高。

傻宝哥是我堂伯家的儿子，大我七八岁左右。其实傻宝哥并不傻，就是有些憨。记得小时常去邻村看电影，每次都是傻宝哥背着我。那时放电影一般都是"转片"，就是同一部片子，这个地方放完了，再赶到下一个地方去。我和傻宝哥跟着放映队跑，看了这场奔下场，每次都把傻宝哥累得大汗淋漓。

这两年回老家，偶尔也能见到傻宝哥，才六十多岁的他，面黄肌瘦，发稀须枯，身体已完全垮了。据说他全身都是病，但到底有哪些病，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令人心酸。

那时的农村，个人不能搞副业，只能养猪养鸡养鸭。猪和鸡是留到过年杀的，所以每次回桥头水，叔母就杀鸭子给我们吃。

从吊井往东走五十来步，是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我经常跟娘娘去溪边清洗鸭子。这时，一群小鱼儿就会围过来，在我脚边钻来钻去，争抢鸭肚子里的内脏或杂物，偶尔也会在我脚面"吻"一口，弄得我全身痒痒的。

小溪下游不远处，是座古老的碾房。碾房连着一条人工开凿的水渠。在渠水的冲击下，那笨重的碾子咯吱咯吱转个不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仿佛转进了岁月深处……

记得有一次，我想吃"麦叶汤"（类似北方的汤煮面片），叔母知道后，从米缸里盛出两升小麦，让我跟着娘娘去碾房换面粉。

一路上，我就像匹撒欢的小野马，手舞足蹈，蹦蹦跳跳，这儿闻闻，那儿看看。

没想到，快走到碾房时，我一不留神，右脚踩空，半个身子滑进了水渠里。好在娘娘离我不远，听见我的叫声，三步并作两步跑，一把抓住我的小手，将我拉了上来。

好悬啊！当时如果娘娘不在身边，我掉进水渠里，即便没被淹死，也会被渠水冲进碾房底下，被连接石碾的齿轮绞成肉泥！

可以说，当年，娘娘正是仗着自己的那双大脚，救了孙儿的一条小命……

在我家乡，一般把荷塘叫作藕田，即种荷不为观赏，而为产藕。每年冬至前后，家乡大小集市上，随处可见挑藕叫卖的乡民。湘西人喜欢莲藕，因为它既可作菜，也能当水果吃，咬下去清香脆甜，令人满口生津。

前面说了，我家老宅旁边，曾有一片荷塘。与莲藕比起来，我倒更喜欢它宽大的荷叶。小孩子捉迷藏、打水仗，或可用它掩护藏身，或可用它抵挡水枪；烈日炎炎或天降大雨，折一片顶在头上，就是现成的绿伞。

特别是玩到嗓子冒烟的时候，从吊井里提上一桶井水，将荷叶稍窝一下，轻轻伸入桶内。清澈的井水滑入荷叶中央，马上荡漾成一团晶莹剔透的珍珠。再将这团"珍珠"送入嘴中，那感觉真叫神清气爽、荡气回肠。

五

尤其喜欢桥头水的夏夜。

上世纪六十年代，湘西农村多数没有通电，一到晚上黑漆漆的，照明主要靠点煤油灯。这使得在厂里用惯了电灯的娘娘，一回到桥头水就抱怨："点的么个洋火子鬼火！"

为了节省灯油，农村人睡得早，一般晚上八九点钟，稍微洗洗就上床了。

记得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有天晚上，娘娘突发急病，父亲一边请厂医过来救治，一边叫上在厂里做临时工的表舅，让他带着我连夜去桥头水，叫叔叔马上赶到厂里来。

跌跌撞撞走到桥头水，已是半夜时分，此时大地沉睡，万籁俱寂，漆黑一片。我凭着记忆摸到老宅门前，轻轻推了推，发现大门没插门拴，便推开一条缝，闪了进去。

因为怕吵醒叔叔一家，我没有叫喊，而是小心翼翼地跨过门槛，绕过火塘，穿过堂屋，进了厢房，轻车熟路来到叔叔床前，撩开蚊帐，伸手摸了进去，不由心里一惊！原来，我摸到了一个滑溜溜、赤条条的身体。

"哪个？！"叔叔条件反射地弹身坐了起来，大喊一声，把我吓了一大跳。

听我说明了来意，叔叔顾不上刚才的尴尬，三下两下穿好衣服，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支手电，跟着我们就上路了。我们三人一路急行二十里，终于在黎明前赶到了椒板溪。

好在有惊无险，娘娘身体并无大碍，只是因为当晚生红薯吃多了，消化不良，胀得肚子疼。服了几片酵酶，感觉好了许多。

时隔近半个世纪，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一个六七岁大的孩子，连夜"急行军"四十多里地，并不觉得有多累，反而为自己能得父亲的信任，能给父母分忧而感到欣喜。

的确，生活的涩果，一旦你有勇气把它嚼碎吞下去，往往能酿出一味纯净的甜……

这次充当"信使"的经历，让我对乡村的黑夜，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但同时，乡村的夜晚，也让我领略了自然、质朴、纯粹的大美。

那时候，农村没有污染，空气质量极好，感觉天跟地离得很近。即便是晚上，天空因为月照和星光，也是蓝色的底衬，可见云动月移。"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小时儿歌里的这句歌词，便是那个童话般世界的真实写照。

记忆中，每到夏季夜晚，叔叔就会扛张竹床出来，放在老宅门前井台上，供娘娘和我歇凉。娘娘一边摇着蒲扇，一边给我讲古（讲故事）。竹床下面放着个小陶罐，里面燃着橘子皮或艾草，用于驱赶蚊虫。而萤火虫对陶罐里的气味，好像并不在意，它们打着小灯笼四处乱飞，晃得我眼睛直冒金星。

乡村之夜不算安静，却又极其安静。每当娘娘累了，摇蒲扇的手慢慢垂下去，很快便会响起轻柔的鼾声……这时，四周的犬吠声、蛙鸣声、孩子梦呓声由远及近，飘过来又荡过去。躺在竹床上侧耳倾听，甚至还能听到蚯蚓松土的声音，稻谷抽穗的声音，以及莲藕拱泥拔节的声音。这些声音混合在一起，幻化成一部美妙的《乡村小夜曲》。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人生活的唯一依靠就是挣工分。你一年能分到多少口粮，年底有多少分红，与你的工分直接挂钩。所以，评工分就成了农村人的一件大事。

所谓评工分，就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全体社员坐在一起，互相评议，根据年龄大小、男女性别、身体强弱的不同，最后评定每个人的工分值。

一般情况下，成年男人是全劳力，定10分，妇女定6至8分，半大孩子算半劳力，定5分。但也有例外，有的妇女身强力壮，上工舍得下力气，工分会定得和男人一般高。

那时叔叔是生产队长，他家就成了队里法定的"会议室"。评工分这天，叔叔会早早的在老宅门前摆几张条凳，挂上一盏汽灯，把平时了无生气的老宅，照得亮堂堂的。

天刚一麻眼，全队男女老少陆陆续续地来了，或蹲或坐。男人们一边抽着呛人的旱烟，一边大声地争论着。女人们则一边低头纳鞋，一边扯着耳朵仔细地听，偶尔也会插上几句话。只有孩子们全然不顾这些，像一群撒欢的小野狗，打打闹闹，蹿来蹿去。

每当这时，娘娘会默默地坐在一旁，绕有兴致地听着看着。我有些讨厌这种嘈杂声，轻轻依偎在娘娘怀里，听着娘娘的心跳，听着远处的狗叫……慢慢的，眼皮会随着娘娘手中蒲扇的摇晃，变得沉重起来……

六

从小就记得，娘娘摇蒲扇，一般都用左手，因为娘娘右手食指有些残疾，第一关节肿大，无法伸展，呈阿拉伯数字"7"字形。

开始我以为是天生的，后来才知道，那是生活留给娘娘的印记。

1939年，自公公客死异乡后，32岁的娘娘开始守寡，无依无靠，实在过不下去，只好找到离家十多里地一个叫大潭的村子，靠给大户人家浆洗衣裳、纳鞋补祙度日，含辛茹苦地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那时大户人家人丁兴旺，多是四世同堂，全家几十口人，每天换下来的衣裳，堆成小山，全靠娘娘去洗。因为一年四季都用凉水洗衣浆衫，娘娘双手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又无钱医治，后来右手食指渐渐变形，再也伸不直了。

娘娘的手很巧，针线活做得很好。我从10岁开始，才穿上那种塑料软底松紧鞋（家乡俗称"懒人鞋"）。在此之前，我们兄弟四个穿的布鞋，都是娘娘一针一线纳出来的。

因为食指残疾，娘娘做针线活时，只能把顶针套在中指上。这根残指，见证了娘娘一生的坎坷与艰辛！

娘娘去大潭讨生活的时候，父亲6岁，叔叔2岁，兄弟俩靠太太（太奶奶）照看。逢年过节，东家给娘娘一点鱼、肉之类的荤菜，她从来都舍不得吃，而是用荷叶仔细包好，揣在怀里。待收工后，娘娘要摸黑走十多里山路，将荤菜送回家，亲眼看着两个孩子一口一口吃完，再连夜赶回去。

那时的湘西山区，处处草深林密，时常有豹子野猪出没，娘娘一个单薄柔弱的年轻女子，独自来回走二十多里山路，难道就不怕吗？记得有次我曾问到这个问题。娘娘沉默半响，喃喃地说："是怕……不过一想到你爹爹你叔叔能呷到鱼和肉，又不怕了！"

看，这就是母爱的力量！

有时，艰辛能把柔弱的脊梁压弯，恐惧能让胆怯的女人颤抖。然而，再多的艰辛，再大的恐惧，最终也阻挡不了伟大的母爱。

七

娘娘刚到厂里那几年，日子过得平静而悠闲，天天洗衣做饭，伺候儿孙，享受着天伦之乐。

那时生活虽然清若，但其乐融融。每天的晚餐，是我们全家人最惬意的时光，娘娘在门口摆上一个小桌，再炒上两碗自己种的辣椒、豆角，一家人你推我让，好不温馨。

大概到了1968年前后，随着"文革"越闹越凶，这种平静终于被打破了。身为厂工会主席兼厂办中学校长的父亲，作为"当权派"被批斗，厄运从此降临。

令我记忆最深的是，每天吃晚饭时，我们全家刚端上饭碗，还没来得及扒一口饭，造反派就带着粽绳来了，二话不说，把父亲五花大绑，戴上纸糊的高帽，推出去游街。

见此阵势，母亲只知道一个劲的抹眼泪，我则被吓得躲进公共厕所里去了。

相反，娘娘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却相当镇定。她既不哭也不闹，只是默默地跟在游行队伍后面，父亲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等游行结束了，她再把精疲力竭、伤痕累累的父亲搀回来，和母亲一起，帮着清洗父亲身上的伤口。

在父亲最艰难的那段日子，娘娘虽然心在流血，却从未见她掉过一滴泪。

女本柔弱，为母则强。此言极是！

八

娘娘既性格坚强，又生性善良。

有一年，厂里一位工友的姐姐因生活所迫，带着一双儿女在厂子附近要饭。这位工友是个"半边户"，妻子在农村老家，自己同另一位工友合住一间单身职工宿舍，自然不便让姐姐一家住进来。

那时，我们已搬了家，有了两间房子。娘娘知道这位工友的难处后，就说："要是不嫌弃的话，就让你姐姐跟我这老婆婆挤挤吧。"说完，自己把房子收拾干净，让母亲把他姐姐一家接过来。因这位工友姓李，娘娘让我称他姐姐为李姨娘。

李姨娘每天早出晚归，将讨来的红薯、苞谷、糍粑等食物，堆放在走廊外另搭的灶屋旁边。娘娘怕被人偷了，或被老鼠啃了，每天将这些东西搬到屋里来，好生看管。一年多时间，从未丢过一粒米、一颗苞米。

听母亲说，李姨娘活了八十多岁，前些年才过世。生前，老人曾带着一个孙子到我们家来过。说起娘娘，李姨娘老泪纵横。

娘娘一辈子就出过一趟远门。

1971年，湘黔铁路通车了，厂里组织职工去韶山参观。父亲自费买了车票，让娘娘和同在厂里带孙女的李娘娘一道跟着去玩。

几天后，娘娘回来了，一脸的兴奋。问她看到了什么，她一个劲儿地说："毛主席老屋的风水好呢，屋场前面也有块藕田。"

大家忍不住笑了，知道她所说的藕田，是毛主席故居前的那片荷塘。估计她参观的时候，联想到了桥头水老宅边上的藕田。

那一次，娘娘和李娘娘站在毛主席故居前，照了一张火柴盒大小的合影。照片底部留白处，题有"韶山留念"几个字。

那也是娘娘一生中唯一的照片。

从韶山回来不久，娘娘身体每况愈下。大约是1973年8月间，娘娘得了风湿性心脏病，这种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水肿，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只能靠吃药排尿消肿。每天早上起来，娘娘的双腿肿得如水桶一般粗。吃过药后，到了傍晚，腿又瘦得跟麻秆似的。

祸不单行。一天晚上，娘娘去厕所时，不慎摔倒了，造成右大腿骨折，被连夜送到县人民医院。医生说，娘娘有风湿性心脏病，手术风险太大，只能上夹板保守治疗。

从那以后，娘娘的双脚就再未碰过地面，在床上一躺就是两年多。

我是娘娘的长孙，当时11岁了，算得上半大的男子汉。把娘娘背进背出，帮娘娘端屎倒尿，这些活儿自然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记得第一次背娘娘去屋外竹床上纳凉，娘娘趴在我背上，高兴地一个劲的夸我："我焕儿长大了，能背得动娘娘了！"

但我毕竟还是个孩子，不太懂事，玩性又重，时常跟几个弟弟打闹，磕磕碰碰在所难免。

娘娘没病的时候，我们还有几分惧怕，不敢胡来。如今见娘娘动不了了，我们兄弟几个便放肆起来，你说你的，我打我的，任娘娘喊破嗓子，我们全装作听不见。

终于有一天，性格温和的娘娘开始骂人了，而且骂的是家乡最恶毒的话："焕伢，你个屙痢疾死的，莫要和弟弟打架啰！"

我一下被震住了！从那颤抖的声音中，我听出了娘娘的无奈、痛苦和悲凉……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这骂声何尝不是饱含了深沉的爱！

九

1975年9月，我去县城一中读初中。因家离学校有三十多里地，只能在校寄宿。

清楚地记得，那是开学后第四天，我正在教室上课，突然，父亲的好朋友段叔叔来了。他站在教室门口，跟老师耳语了几句，老师朝我看了看，说："伍旭东同学，你家里有事，可以先放学了。"

段叔叔是父亲单位车队的司机，当时开了一辆南京牌嘎斯车。坐进驾驶室，段叔叔才告诉我，娘娘……走了。

得知这个消息，我并不感到特别意外，但却悲从心来，泪水夺眶而出。

赶回家已是傍晚时分，家里一大堆人正在忙乎着。这些人大多是父亲的同事朋友。

父亲呆呆地站在娘娘棺木一旁，双眼布了血丝，母亲则坐在地上哀嚎着。

见到我，父亲递给我一条黑纱，声音嘶哑地说："先带上这个，去看看娘娘。"

那时候，办丧事披麻戴孝是"四旧"，早就被破了。父亲作为"吃公家饭"的，又是单位领导，自然要带头破"四旧"立"四新"。所以，娘娘去世后，父亲就让全家改戴黑纱。

我努力地把身体靠近棺木，将头伸进去，没有一丝害怕。娘娘跟平常一样，头上缠着黑色纱巾，身穿黑色寿衣，神态安详。只是脸上瘦得变了形，都快认不出来了。

突然，我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想去摸摸娘娘那双脚。手伸到半空，又缩了回来。

罢了，我不得不相信，躺在棺木里的娘娘，永远地走了，今后再也不能背着焕儿爬楼梯了，再也不能牵着焕儿的小手回桥头水了，甚至再也不能骂焕儿一声了……

想到这里，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

时间是一条长河，生命是一场轮渡。我知道，娘娘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以双脚当桨，以生命作舟，顺着这条宽广壮丽的河流，时而浪花飞溅、时而波澜不惊地前行了68载。如今，娘娘已抵达了冥河，到了永生之地，那些比她先到的亲人们，正在这里等着她，将同她一起，开始一场新的轮渡。

其实，我不该悲伤的。对娘娘来说，这次远行，何尝不是她和亲人永恒的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