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年之旅

刘树生

　　题记: 逝水流年。一九九六年我写 下此文，至今也已人事两非，在时间的河流里，一切都在变化，只有逝者永恒。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果然就去了。一九九六年，距离我离开边关已经十年，我梦想着有一天重返故地，去看一看故山故水，看一看故人。踏上那片熟悉的土地，我几乎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那时候，南疆边陲风起云涌，边防军人枕戈待旦直至奋起还击，部队奉行“守边御敌，长期作战”的边防方针，我们的青春，就是在那战斗的烽烟中度过来的。眼下的南疆一派和平景象，已经看不出一丝战争痕迹了，偶尔碰到个把军人，也都是一尘不染的干净，昔日部队番号改编得面目皆非，原来的建制已经不复存在，我找到以前部队驻地，门口竟挂着机器修理厂的牌子，偌大一个营区，已经没有一个军人了。我满怀热情不觉一落千丈，青山依旧，人事两非。

　 在我惆怅不已的时候却碰到了一个熟人，他是当年连队的一名班长，如今已是一位刚毅稳重的少校军官啦！少校热情接待了我，百忙中还陪我到处走走，我们海阔天空地谈，谈以前部队，谈连队荣誉，谈边防的日日夜夜，谈到死去的人，自然就谈到那一场炮战，谈到陈梅初。我提出到烈士墓看看，少校欣然应允，还对我表示一番谢意。

 

谢什么谢？如今都把我当外人啦！我们同在一个连队，同一条堑壕，当年的伙伴都各奔东西了，唯独这烈士墓不走哇！我不去看看我还能看谁呢？我心里很有些说不出来的滋味儿。

　　 那场炮战发生在1984年春天，想起来就跟发生在昨天一样，那时少校在一排当班长，陈梅初是他的排长。刚从炮校毕业的陈梅初踌躇满志，新婚刚三个月就碰上炮战，我们所在边防三师七团四炮连上了战场，配置在友谊关侧面一个不显眼的山洼里，任务是拦阻敌军纵深4号公路。

我们成功封锁了敌军从谅山到高平机动的交通要道，把敌人给震动了，他们一面对我前沿阵地炮兵观察所实施火力压制，一面对我连炮阵地进行轰击，炮弹落在阵地附近，树木的尾稍给炸到天上去，战斗一开始就异常紧张。

　　 炮兵打仗，没有步兵短兵相接惊心动魄的场面，炮阵地就设在敌人看不到的荫蔽地方，炮兵们全靠前沿观察所发来的指令进行射击，只有当敌人炮弹落下来，我们才会感到形势严峻，炮阵地一旦暴露，炮兵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 正谈着之间，车子就到了烈士墓。正是冬日时节，严厉的北风使山草都变得萎黄了。在一片向阳的山坡上，屹立着一排排墓碑，整齐划一，庄严肃穆，像士兵方块队。少校说：“往年我常来烈士墓，现在也少来了，难得一下子就能找到排长的碑。” 陪我同来的还有一位营长，我们三个好不容易才在碑林中找到陈梅初的墓碑。

 

我们都默默地站着。

 

我注视着碑上陈的名字，这个油墨褪尽、然而深深刻进石块里的名字，便和我记忆中的形象联系起来……

……必须再派出一个观察所，设立一个侧观，与前观组成交叉观察，更有效发现敌人火力部署。陈梅初受领了这一任务，率领一个由炮兵侦察和无线电台组成的观察小组奔赴前沿549高地，那儿是个凸出前沿的孤立阵地，是我军防御重要支撑点，也是敌人炮击的主要目标。

那是一个浓雾的早晨，陈梅初提着钢盔从对面掩体向我这边走过来。“刘副官，” 那时他们都这样叫我。国民党军队才有副官呢！我抗辩过，但是大家还是这样叫，都说叫刘副官顺口，叫刘副指导员太麻烦，谁叫我得了这么个头衔呢。这会儿陈满脸堆着笑，手伸到我面前来：“刘副官，给两包烟吧。” 你的烟没啦？我在阵地管后勤，手头是有几包烟。敌人的炮火已经封锁了公路，给养断断续续，很难估计战斗还要进行到什么程度，这些烟是全连百十号烟鬼的救命稻草，这是我的后勤保障工作所不得不考虑的，我说：你不是领了你一份吗？要省着抽，情况不太乐观哩。陈涎着脸说：“我正准备戒烟呢，不过要上前沿哩，再给我两包，抽完我就戒了。” 我说这不是理由，何况你说戒都说过一百次了。陈信誓旦旦地说：“这次是真的 。” 我说那你就戒吧，我得给其他弟兄留着点，前观连长他们还没给呢。“ 你不是还有一条烟吗？” 陈有点不耐烦了，冲我直瞪眼。我说你咋知我有一条烟？ “我闻出来的！” 瞧这家伙，我说，我这一份十根你拿去吧。“ 十根？” 陈嚷了起来：“刘副官，你不够意思！” 队伍就要出发了，他打不定主意拿还是不拿，可是最终还是拿了去。“ 十根烟，就这么十根烟。” 陈嘀咕着，一面就消失在白茫茫的浓雾里。这是早晨六点钟的事。

到了九点钟，陈就死了，一发炮弹落在他的掩体内。我接到连长的命令赶到549高地，陈已经咽气了，尸体就停在坑道里，脸上盖着一顶军帽。

　　我无言地立着，周围是忙乱的士兵。我凝视着那个长眠的躯体，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帮得上忙了。我掏出香烟，一根根撕碎，迎风抛向空中。想到早上陈要烟的事，我心如刀绞……

……少校和营长对着陈的墓碑立正着，他们已经很认真地行过军礼了，然后脱下军帽肃立着，已经肃立了好一会儿。他们可能在等待我说几句。我说什么好呢？我实在说不上来。我掏出香烟来，555牌，陈一辈子怕还没抽过。我点燃三支烟，放在他碑上，剩下的，像十三年前那样一根根撕碎，迎风抛向空中。我说：“老弟，我知道你是个烟鬼，没什么敬你啦，就请你抽烟吧。”

……那天上午，他们本来可以在碉堡里作业，但陈梅初嫌观察孔太小，视野不够开阔，便领着侦察班长叶鹰权，在山顶一个高射机枪掩体进行观察，当敌人炮弹落下来的那一刹那，陈用身体把叶撞出掩体。

爆炸过后，叶倒在掩体连接堑壕的拐弯处安然无恙，陈倒在掩体内，炮弹就在他身边爆炸，那可是谁都帮不上忙的事情哩。

那年他二十五岁。

他的新婚妻子刚好有了身孕。如果孩子生下来，应该有十二、三岁了。于是我问少校：你可知道，当年你们排长的老婆正怀着孩子。

少校一直在部队，当然什么都清楚：“她生了个女孩。” 

 

“是个女孩吗？” 我说。

“是的。”少校说，“ 前些年排长老婆常来扫墓，往后来少了，最后一次就带着孩子来，孩子都这么高了，” 他做了个齐肩的手势，“这怕是最后一次了。” 

我注意到了：“为什么是最后一次呢？”

 

少校幽幽地说：烧了香，辞了行，准备嫁人啦。这就是说，陈的老婆要结婚。我听了感慨得没有一句话。十三年了，她一直守着，真不容易。少校是个血性男儿，此时竟然有些鼻音，“这是秋天的事。” 少校指了指地上，墓埕石缝里果然插着三枝香骨。

我蹲着，拔起其中的一枝香骨，我想到了那个女人。女人姓刘。

当年战斗还没结束，上级派我去趟烈士家，把陈的遗物送回去。陈梅初老家在湖南邵阳县九公桥公社，他的妻子则在邵阳市。我先见过他的家人，陈的父母和弟妹。他母亲一见到我立刻就挣脱儿女的搀扶向我扑过来，她把我摇晃着，朝我直呼号：“儿子，我的儿子……” 她抱住我，颤抖着，嚎啕着，使劲咬我的胳膊。

我无法将这个情景描述出来。

我默默注视着那颗头发花白的脑袋，眼泪直想流出来。我背过脸去，竭力控制着，但眼睛还是湿掉了。好一会儿老人家才哭够，抬起脸来问我：我儿子死的时候你在那里？我说我在阵地不在他那里。老人直呵斥：你怎么可以不在他身边？我说我在阵地上，那儿也有事情要我做。“那就是说，” 她厉声喝：“你不知道他是怎样死的！” 说着用力推了我一把，由于力不从心她自已倒是很有些踉跄起来，我想扶住她，她却坚强站住了，眼睛直盯着我，所有的人，包括民政局干部，公社书记，在场的人眼睛都盯着我。我说，我知道，他死得很英勇。 “报纸上也这么说。” 老人说。我说是战士们说的，战士们都这么说。老人家还不罢休，一味追着问：那你说说他是打中了哪些位置。陈的伤势太重了，估计有二十来块弹片。可是人都死了又有谁去数伤口呢？不过那时我看过他的脸，很干净。我不明白老人家为什么老追问这个，反正我是不可能把真相告诉她的，那对于每个活着的人都不是个安慰，而只会给他们心灵镀上阴影。陈的老婆就冷静得多，没有哭也没有问，只是在一旁听着，象在听着别人的故事，即使提点什么也只是淡淡一提就过去。我忘不了那张浮肿然而坚强的脸，它没有把痛苦表露出来。后来我们又去了她家，同去的还有民政局长武装部长，她把我叫到一旁去，“ 指导员，” 她这样叫我。我不是指导员，我是刘副指导员。我如何向她解释呢？我只好对她说：你要保重。“ 我会的 ，请首长放心，” 她瞧了一眼自已的肚。三个月的身孕一眼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当她谨慎行动着时才能联想到她体内还孕育着另一条生命。她很轻地，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把孩子生下来，不管碰到什么，我要把他抚养成人，请你转告部队，我会把烈士的孩了养好。” 

我没有话说。

我能说部队没有这个要求吗？我大张着嘴。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看一看女人，心里真不是滋味，为国捐躯也好，死于非命也罢，陈是回不来的啦，而女人还有许多日子要过，事情总会有变化的，而孩子一旦生下来就没有父亲，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我真想对她说，重新开始吧。但是我无法说得出口。我再不敢去触及她的目光，一切世俗的东西都会亵渎它。我起身来告辞，她对我说，谢谢你指导员，谢谢你对老陈的关照，可是难道，难道他就没有留下什么话吗？那会儿她终于哭了。我无法安慰她，一任她眼泪纵横……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故事了，现在我相信，女人一定从痛苦中走出来。我把香骨又插回原地。女人含辛茹苦十几年，这期间肯定还有更多艰辛故事。女人，军人的女人啊，她的命运也和军人一般，交给了广袤的未知……

我们步下山来，落日把身后的墓地染成金黄色。我感到黄昏的祥和。少校热情地说：“明天就去549高地，去寻找我们当年战斗的足迹如何？” 我说那行。少校说，那儿的地形地貌你还记得吗？把我烧成灰我都记得。我可不想说话了，想到明天的旅行，肯定又有很多感触。放眼望去，万里晴空无云，明儿肯定又是个好晴天。

注，本文一九九八年九月发表于广东人民出版社《老兵故事》，篇名陈梅初，稿费七十八元。现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