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

戴维.虎

（网文转发）

　　这篇文章讲述的是1985年以前中国有色工业整体情况，是我工作前的有色巨幅画卷，以前真的所知甚少。这次偶然发现的这篇文章算是补补课。
　　希望能看到一篇从我工作后到现在的中国有色工业的综述文章。

此文供各位朋友参考阅读，向原文编写人员致敬！

总序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历史的回顾

第一节　古代有色金属的开发和利用

一、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

二、惊人的成就，杰出的创造

三、丰富的经验，深刻的教训

第二节　近代有色金属工业

第三章　三十六年发展历程

第一节　全面恢复时期（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年）

第二节　奠定基础的“一五”计划时期（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

第三节　“大跃进”和调整前进时期（一九五八——一九六五年）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

第五节　走向全面振兴时期（一九七七——一九八五年）

第四章　有色金属地质事业

第一节　从零开始，探索前进

一、第一阶段——创业时期（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年）

二、第一个高潮（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

三、第二个高潮及挫折（一九五八——一九七六年）

四、第三个高潮（一九七七——一九八五年）

第二节　八项显著成就

一、为有色金属工业提供大量矿产基地

二、多种储量跃居世界前列

三、提供了全部有色金属的矿产资源

四、形成一套切合中国实际的找矿勘探理论和方法

五、形成了配套的综合勘探力量

六、科学研究硕果累累

七、设计地质、基建地质、矿山地质队伍不断扩大

八、对管理工作进行了探索

第五章　科学研究

第一节　科研事业概况

一、科研机构

二、科研装备水平

三、情报、标准工作

四、科研成果及水平

第二节　科研事业的发展历程

一、形成和创建时期（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

二、快速发展时期（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年）

三、曲折前进时期（一九六六——一九七七年）

四、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

第三节　科学研究主要成就

一、地质勘探和矿山开发

二、有色金属冶炼方面

三、军工新材料方面

四、应用理论方面

第六章　基本建设

第一节　基本建设的成就

第二节　基本建设的历程

一、进行重点工程建设，打好有色金属工业的基础

二、基本建设工程全面铺开，取得一批丰硕建设成果

三、振兴发展，改革提高

第三节　勘察事业的发展

一、勘察机构的组建和演变

二、完善勘察管理，提高技术水平

第四节　设计事业的发展

一、设计机构的组建和演变

二、完善设计管理，保证设计质量

三、胜利完成各个时期的设计任务

第五节　施工企业的发展

一、施工队伍的组建和演变

二、完善施工管理，保证工程质量

三、全面完成有色金属工业建设任务

第七章　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

第一节　环境保护

一、有色金属工业的环境问题

二、环境保护事业的建立和发展

三、主要成就

第二节　安全生产与工业卫生

一、安全生产

二、工业卫生

第八章　教育培训

第一节　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教育

一、三年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的教育

二、“大跃进”及调整时期的教育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

四、走向振兴时期的教育

第二节　职工教育

一、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时期的职工教育

二、“大跃进”及调整时期的职工教育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职工教育

四、振兴时期的职工教育

第九章　采矿工业

第一节　采矿工业的发展和主要经验

一、采矿工业的发展

二、采矿工业的主要经验

第二节　采矿工艺技术装备的发展

一、露天开采工艺技术装备的进步

二、坑内矿山采掘工艺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

第十章　选矿工业

第一节　旧中国有色金属选矿工业

第二节　新中国有色金属选矿工业的建设成就

一、修复一批选矿厂

二、建设一批骨干选矿厂

三、发展一批中小型选矿厂

四、改建和新建选矿药剂厂

第三节　新中国有色金属选矿工业的生产和技术成就

一、选矿生产成就

二、选矿技术的进步

第十一章　铝镁工业

第一节　氧化铝厂的建设与生产

一、山东铝厂的建设与生产

二、郑州铝厂的建设与生产

三、贵州铝厂的建设与生产

四、山西铝厂的建设

第二节　电解铝厂的建设与生产

一、抚顺铝厂

二、兰州铝厂

三、包头铝厂

四、山东铝厂电解分厂

五、连城铝厂

六、贵州铝厂第一电解铝厂

七、青铜峡铝厂

八、郑州铝厂电解分厂

九、小型铝厂

第三节　炭素材料和氟化盐的生产发展

一、炭素材料生产的发展

二、氟化盐生产的发展

第四节　铝冶炼生产技术的主要成就

一、氧化铝生产技术成就

二、电解铝技术成就

第五节　镁冶炼生产发展与成就

第十二章　铜工业

第一节　七大铜基地的建设

一、东北铜基地

二、铜陵铜基地

三、白银铜基地

四、大冶铜基地

五、云南铜基地

六、中条山铜基地

七、江西铜基地

第二节　铜熔炼技术的发展

一、鼓风炉熔炼

二、反射炉熔炼与白银炉的采用

三、电炉熔炼工艺的采用

四、闪速熔炼技术的引进

五、冰铜吹炼的技术成就

第三节　铜精炼技术的发展

一、火法精炼技术成就

二、电解精炼技术成就

第四节　铜工业的资源综合利用

一、从冶炼烟气回收硫制酸

二、多渠道回收伴生元素

三、变废为宝，提高企业效益

第十三章　铅锌工业

第一节　铅锌工业现状

一、丰富的资源和生产规模

二、技术与装备

第二节　生产发展历程

一、建国初铅锌工业的迅速恢复

二、五十年代铅锌工业初具规模

三、六、七十年代铅锌工业出现三次低潮

四、新时期铅锌工业走向振兴

第三节　技术进步

一、铅锌冶炼技术进步

二、综合利用

三、节能与余热利用

第十四章　镍钴工业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镍生产的发展

一、从铜电解液中提取镍

二、进口原料生产电解镍

三、开发国内镍矿资源生产电解镍

第三节　钴生产的发展历程

一、初创时期（五十年代）

二、发展时期（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第四节　技术进步

一、镍冶炼技术进步

二、钴冶炼技术进步

三、综合利用

第五节　开发二次资源

第十五章　锡工业

第一节　锡工业的发展

第二节　锡冶炼工业的成就

一、冶炼规模扩大

二、冶炼工艺和装备改进

三、加强综合利用，增加产品品种

第十六章　锑工业

第一节　中国锑工业的发展

一、建国前锑工业的两起两落

二、建国后锑工业的发展

第二节　中国锑工业在世界上的地位

一、锑矿资源分布广，储量大

二、锑产量、质量居世界之首

三、中国锑的出口量

第三节　中国锑工业的技术进步

一、单一锑矿石的处理

二、复杂锑精矿的处理

三、冶炼工艺设备的进步

四、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

第十七章　汞工业

第一节　汞工业生产的发展

第二节　汞工业的技术进步

第十八章　钨工业

第一节　概述2

第二节　中国钨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一、钨精矿是中国的传统出口商品

二、三个发展时期

第三节　钨冶炼与硬质合金工业的建立与发展

一、创业伊始

二、株洲硬质合金厂的兴建

三、兴建一批中小硬质合金企业，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四、自贡硬质合金厂的建设与生产

五、七十年代大发展中的成就和问题

六、八十年代进入稳步发展时期

第四节　开展综合利用，发挥资源优势

一、难选低度钨物料的利用

二、钨废料的回收利用

第十九章　钼工业

第一节　钼资源的开发

一、杨家杖子钼矿的建设

二、金堆城钼基地的建设

三、地方钼矿山的发展

第二节　钼冶炼工业的发展与成就

一、钼冶炼工业的发展

二、钼冶炼技术的成就

三、综合利用2

第二十章　贵金属工业

第一节　金银冶炼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节　铂族金属生产基地——金川的创建和发展

第三节　贵金属材料及制品的兴起和发展

一、产品基本配套齐全

二、装备得到改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第四节　大力发展二次资源

一、金银的再生回收

二、铂族金属的再生回收

第二十一章　稀有金属工业

第一节　概述3

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一九四九——一九六二年）

二、科研、设计、生产相结合，实现工业化（一九六三——一九七六年）

三、适应四化需要，进入振兴发展时期（一九七七——一九八五年）

第二节　锂、铷、铯工业

一、锂辉石资源开发利用和新疆锂盐厂的建设

二、南方锂云母资源开发和江西锂厂、湖南湘乡铝厂锂盐车间的建设

三、卤水提取锂盐

四、金属锂生产

五、铷、铯提取和分离

第三节　铍工业

一、铍研究起步和水口山矿务局第六冶炼厂的建设

二、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研究所的建立和铍厂改造

第四节　钛工业

一、从小型试验到第一个钛工业试验车间的建立

二、一批钛冶炼厂的建设

三、提高质量，扩大品种，综合利用

第五节　锆铪工业

一、工艺试验和技术开发阶段

二、工业化建设阶段

第六节　钽铌工业

一、初创阶段（一九五六——一九六四年）

二、工业化阶段（一九六四——一九七七年）

三、稳步发展阶段（一九七八年以后）

第七节　稀土金属工业

一、初创阶段

二、工业化阶段

三、发展阶段

第八节　稀散金属工业

一、镓

二、铟

三、铊

四、锗

五、硒

六、碲

七、铼

第九节　半导体材料工业

一、锗材料工业

二、半导体硅材料工业

三、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工业

第二十二章　重有色金属及其合金加工

第一节　概述4

一、重有色金属及其合金加工的范围

二、重有色金属及其合金加工材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三、三十六年发展过程

第二节　企业概况

一、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

二、上海重有色金属加工工业

三、洛阳铜加工厂

四、西北铜加工厂

五、星罗棋布的地方重有色金属加工企业

第三节　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

一、铜、镍加工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

二、锌加工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

第四节　各种加工材的研制与生产

一、弹性材料

二、测温材料

三、热交换器材料

四、阴极材料

五、电极材料

六、经济断面型材（异型材）

七、钟表材料

八、触媒材料

九、复合材料

十、弥散强化无氧铜

十一、电解铜箔

十二、镍及镍合金

十三、铅锌及其合金加工材

第二十三章　轻有色金属及其合金加工

第一节　概况4

一、现有生产企业和布局

二、技术装备和生产能力

三、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节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的建立与发展

一、东北轻合金加工厂一期、二期工程建设

二、生产与技术的发展

三、新时期的变化

四、企业改革与技术改造的新阶段

第三节　西南铝加工厂的建设与发展

一、一步工程建设

二、生产技术发展

三、开拓国际国内市场

四、企业素质逐步提高

五、大规模技术改造，增强企业后劲

第四节　西北铝加工厂的建设与发展

一、工厂基本建设

二、生产的发展

三、技术进步与质量品种

第五节　华北铝加工厂的建设与发展

一、工厂基本建设2

二、生产的发展2

第六节　地方铝加工业的发展

第七节　镁加工工业的发展

一、东北轻合金加工厂镁合金熔铸车间的建设与第一批镁材的研制

二、洛阳铜加工厂镁板车间的建设

三、生产技术的发展

第二十四章　稀有金属加工工业

第一节　难熔金属加工工业

一、中国难熔金属加工工业的发展历程

二、难熔金属加工工业的主要成就

第二节　钛加工工业

一、创业与生产体系的形成（一九五八——一九七八年）

二、蓬勃发展时期（一九七九——一九八五年）

第三节　铍加工工业

一、中国的早期铍材加工研究和铍加工基地的建设（一九五八——一九六五年）

二、核武器和反应堆用铍材的试制（一九六六——一九七一年）

三、核武器、反应堆用铍材加工能力的形成（一九七二——一九八○年）

四、惯性导航系统用铍材——铍材研究向更高水平的发展（一九八一年以后）

第二十五章　机械修造工业

第一节　建立为本行业服务的机械修造工业

一、组建有色金属机械修造企业

二、艰苦创业，为恢复和发展有色金属工业服务

三、扩建、改造独立机修厂，增强厂、矿企业机修力量

第二节　贯彻以维修为主的方针，发展备品配件生产

一、努力为生产设备维修服务，大力发展备件生产

二、扩大品种，提高质量，向高、精、大型备件产品发展

第三节　大力研制矿山开采机械化装备，加速有色金属矿山采掘工业的发展

一、积极推广有色金属矿山小型机械化采掘作业线

二、矿山小型机械化装备的研制和发展

第四节　在新体制下有色金属机械修造工业大发展

一、改革体制、组成新的有色金属机械修造体系

二、依靠技术改造，发展壮大机械修造工业

三、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努力开发新产品

附录

总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于世，已经整整三十五个春秋。

当此之际，我们决定把三十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分门别类，加以总结，编纂成书，陆续付梓，以献给这一伟大事业的创业者和建设者，献给行将参加到这一事业中来的一代又一代新的建设者，献给全国各族同胞和世界上一切关心我们事业的朋友们。

在中华民族四千多年的文明史上，我们当代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最辉煌的篇章。这个时期，中国大地上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各项事业的兴旺，人民的团结，都是空前的。我们并不满足于既有的初步成就，并不想以此矜夸于人，但是我国人民通过三十多年的实践，确实重新建立了充分的民族自信。实践本身向全世界宣告，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恢复了和勃发着青春的活力，她完全有能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扎扎实实，以比较高的速度，迎头赶上，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创业史。其所以艰苦卓绝，一则是由于我们的基础太差，起点太低；二则是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如何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和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先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不仅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之举，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无成例可援。我们固然可以参考和借鉴别人的经验，但从根本上来说，却只有靠我们自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独立地认识和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以无畏的革命创造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找出一条中国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这样，振兴中华的大业才会事半功倍，卓有成效。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是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成败的关键。建国以来的历史实践表明，这同样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为此贡献了智慧，付出了劳动，备尝了失误的苦痛和成功的欢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制订和完善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在 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许多新的创造，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一九八二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又是我们的认识不断提高和深化的过程，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又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通过全体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指日可待的。

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还在发展。我们有责任把我国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经验，介绍给全国各族人民，介绍给世界人民。我国人民必能从中吸取到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可贵教益，国外一切关心中国的人也能够由此增进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了解。这就是我们编撰出版这套《当代中国》丛书的主要目的。

《当代中国》丛书，将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不虚美，不掩过，用可靠的事实资料，如实地写出新中国三十多年的建设史，为世人为后代留下一部科学的信史。我们深信，只要把三十多年建设的成功和挫折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以科学的总结，那就会使之成为传诸后世的国宝。

当然，任何珍贵的历史经验，都不应变成妨碍人们继续前进的沉重负担。我们不仅不能重复过去的错误，也不能为成功的经验所束缚，而故步自封。历史经验的可贵，在于提供给人们继续前进的力量，在于给人们研究和解决新问题以智慧。现在，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进行经济改革和技术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重大的新课题，显然是不可能从既往的历史经验中找到现成答案的。我们的任务在于，正确运用历史经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便用科学性和革命性紧密结合的革新精神，去迎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高潮。

第一章 绪论

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与有色金属息息相关。物质世界的107种元素中，有色金属占了一半以上，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社会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有色金属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它已成为国民经济所必需的基础材料，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有色金属所包括的范围，各个国家不尽相同。一九五八年中国将下列64种元素划归有色金属范畴，它们是：铝、镁、钾、钠、钙、锯、钡、铜、铅、锌、锡，钴、镍、锑、汞、镉、铋、金、银、铂、钉、铑、钯、饿、铱、铍、锂、铷、铯、钛、锆、铪、钒、铌、钽、钨、钼、镓、铟、铊、锗、铼、镧、铈、镨、钕、钐、铕、钆、铽、镝、钬、铒、铥、镱、镥、钪、钇、硅、硼、硒、碲、砷、钍。

从历史上看，铜器早于铁器进入人的生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当今世界，从简单的生产、生活用具到航天、核能。微电子等新技术，都离不开有色金属。在电力工业中，发电机、电动机、输变电等都要用大量的铜、铝金属，目前每装机1万千瓦就需要铜、铝约800吨。在交通工业中，飞机结构材料90%的重量是铝镁合金，火车、汽车、轮船制造业都需要大量的铜、铝、铅、锌和其他有色金属。在冶金工业中，各种合金钢、高温合金、精密合金都不可缺少镍、钴、钨、钼、钛、钒、铌、稀土金属等元素。在机械工业中，有色金属及其合金是各类机械制造必需的重要原材料。在通讯工业中，通讯设备、电缆、电线使用大量铜、铝、铅、锌、锡、金、银等有色金属。在电子工业中，铜、铝、锡、金、银、铂族金属、高纯硅、锗、镓、铟、砷、铍、钽、铌等都是主要材料。以集成电路为基础的微电子技术，主要依赖于半导体材料。在航天工业、核工业中，大量使用铝、镁、锆、铪、铍、锂及其他有色金属合金。钛、钨、钽、铌、钼、钒及其合金是火箭、人造卫星、航天飞机的重要结构材料。在石油、化工、玻璃、陶瓷、皮革、纺织等工业中，稀土金属已得到广泛使用。在农业上，稀土金属化合物微量肥料在中国已推广使用。总之，有色金属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起着重要作用，有色金属的消费水平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有色金属的国家之一。铜冶炼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商周时代已大量冶铸青铜，创造过灿烂的“青铜时代”文化。之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直至元、明乃至清初，铜、锡、铅、锌等有色金属的生产和技术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制度的束缚，近代中国有色金属的生产停滞不前，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新中国建立前夕，有色金属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十分薄弱，生产厂矿有的濒于崩溃的边缘，有的已沦为废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有色金属工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曾多次听取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汇报，决定战略大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也多次过问和研究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问题，作过许多重要决策。这一时期，方毅受国务院委托，负责领导有色金属工业，并着重抓了包头、金川、攀枝花三大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只能生产铜、铅、锌、锡、锑、汞、金、银、铝、镁等有色金属和一些钨砂。新中国成立后，有色金属工业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品种不断增加，做到64种有色金属都能生产，为尖端科学和国防现代化提供了新型材料。有色金属产品产量不断提高（以下所有统计数字，均不包括台湾省），10种常用有色金属（铜、铝、铅、锌、镍、锡、锑、汞、镁、钛）产品产量以平均14%的速度递增，从一九四九年的1.33万吨，发展到一九八五年的155.77万吨。三十六年中，有色金属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7%（发展情况见图）。

经过开发、建设，当代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已具有比较雄厚的科学技术基础。截至一九八五年已取得2000余项科研成果，其中185项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22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发明奖。这些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使有色金属工业采、选、冶和加工生产工艺技术及装备水平显著提高，在一些方面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比如，在地质工作方面，有了比较系统的成矿理论和新的勘探技术，并应用了数学地质、遥感技术等；岩石力学、计算机已开始用于采矿；铝和钨细粒级重选新设备和新工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铜冶炼开始采用闪速熔炼法，并研究具有中国特点的“白银炼铜法”，获得成功；铝冶炼成功地解决了用一水硬铝石铝土矿生产氧化铝工艺问题；生产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用的单晶硅，研制了超导材料和用于核工业的多种有色金属材料等等。

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八五年的三十六年中，全国兴建了一大批有色金属矿山和冶炼、加工企业，组建了地质、设计、勘察、施工等基本建设单位和科研、环保、教育、情报等事业单位。有色金属的企事业单位由新中国成立时的几十个发展到945个。其中，生产企业747个，基建、地质勘探等单位73个，科研院所34个，大中专学校22所，形成了较完整的有色金属工业体系。现在，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有色金属工业，并拥有120多万人的职工队伍，其中专门人才16万人，包括工程技术人员11万人。

三十六年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虽然较快，但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比较，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政府一再强调要加快发展有色金属工业，并在政策上加以扶持。中国有较为丰富的有色金属资源，有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有三十六年的经验和一支较强的骨干队伍。可以预计，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进一步振兴和发展有色金属工业是大有希望的。《当代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一书，即阐述截至一九八五年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史实。

第二章 历史的回顾

第一节　古代有色金属的开发和利用

一、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

大约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已掌握了制造陶器的技术。考古发掘证明，在几个地方同时出现了新石器时代富有特色的彩陶文化。中国古代制陶技术具有几个特点：一是陶窑设计合理，二是烧成温度高，三是能控制氧化或还原气氛。制陶技术的高度发展，为金属冶炼准备了条件。

在本世纪前期，中国出土了大量晚商青铜器，如著名的司母戊大鼎，重达875公斤，是迄今发现最大的古代青铜器。又如四羊尊，造型十分优美。全国解放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出土了大量早商及商代以前的青铜器。一九七八年在甘肃东乡马家窑类型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小刀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青铜器物，该遗址经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距今四千七百年。小刀是铸造的，含锡量为6—10%，这说明当时在配制青铜及模铸技术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

近年在夏代古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和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作了发掘，证明夏代确已进入了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工具、炼炉残壁、铸范等，还出土了铜镞。这表明冶铸业已经确立，能提供大量的金属用来铸造消耗量大的矢镞。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包括礼器、兵器、武器、工具、车马器等，其特点是品种多、数量大、铸造精致、器形雄伟、成分配比合理。

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锡的开采和提取是冶金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很多地区，包括中原和北方，都是有锡的。据记载，二千七百年前南方的锡已经输入中原地区。

中国的青铜时代大约延续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在这一时期，除铜和锡外，已陆续掌握了金、铅、银、汞、铁的冶炼方法。这些金属的开发和利用，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

有色金属的产量，早期无统计数字，从唐代开始有了零星的记载。公元九世纪上半叶，铜的年产量约130—330吨，锡约25吨，银约5吨。宋代有一段时间大量开采金属，产量很高，尤其在王安石变法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矿业发展的措施，促使金属产量迅速增加。在元丰元年（公元一○七八年），铜的产量达到7300吨，锡1160吨，铅4600吨，银6.7吨，汞1.7吨，金335公斤。锌产量的记载较晚，到清代才有，乾隆时（公元一七三六到一七九五年）年产量为3400吨。(注：古代金属产量以“斤”为单位。为便于计算，引用时均以2000斤为1吨进行折合，实际上古代的“斤”超过500克。)从上面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有色金属的生产规模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四千多年来，中国一直在金属制造领域内遥遥领先。清代中期以后情况才起了变化，冶金业开始衰落了。

二、惊人的成就，杰出的创造

中国古代在有色金属领域有过许多惊人的成就和杰出的创造：

（一）先进的找矿方法。

中国目前探明的铜、铅、锌等矿山，大部分都是古代开采过的。最初是从矿物的露头着手开采的，后来经验积累多了，逐渐摸索了矿物赋存的规律。例如在《管子•地数》篇中就记载有“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找矿经验。

（二）铜的冶炼技术。

一九七三年在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发现了古代宏伟的采矿、炼铜遗址，整个矿区井巷密布。经碳—14测定，坑采开始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晚期，延续到西汉，共一千多年。坑采以前曾经有过相当长时间的露采，现已发现露天采场7个，地下采区18个，老窿约100万立方米，竖井252条，井巷总长达8000余米。战国、西汉时采用框架支护法开采。地表遗留的古代炉渣有50—60万吨，估计产出的铜量不少于8—12万吨。还出土各类工具上千件，以及木炭、冶炼辅助原料、照明器具、生活用具、兵器等等。

炼铜残炉已发掘了十余座，时代为春秋或更早一些，炉膛面积约0.2平方米，炉高约1.5米，具有现代鼓风炉的式样。炉渣呈片状，表面光滑，说明炉温高，流动性好。渣含铜平均为0.7%，且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渣，成分相当近似。这说明当时已掌握了配渣技术，能针对不同的矿石添加不同的熔剂。除铜绿山外，其他矿山也留下了许多古矿井、采矿工具、炉渣等等。这些遗物为研究古代采冶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湿法炼铜起源于中国，战国时期的著作《山海经》中就有矿山流出“酸水”的记载。铁能置换胆矾溶液中的铜这一现象在西汉《淮南万毕术》中已有记载，唐末可能已用于生产，到北宋时产量相当可观。据记载，“大观（公元一一○七到一一一○年）中，岁收铜乃六百六十余万斤，内胆铜一百余万斤”，即胆铜已占总铜量的15%以上。

欧洲最早采用湿法炼铜的是一七五二年西班牙的里奥廷托矿，要比中国晚七、八百年。

（三）合金配制。

青铜器冶铸技术发展到春秋时期，已经有了两千年的悠久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现了一个飞跃。当时的著作《考工记》提出了配制不同青铜器的6种铜锡比例，称为“六齐”规则。这是世界上最早论述合金成分的著作，是把所有青铜器归纳成6大类，每类的含锡量依次递增，使合金的机械性能和色泽发生变化，以适合不同的用途。近年检验了600多件古代青铜器，成分都很合理。古代没有分析手段，却能将青铜器的成分掌握得如此准确，更使人感到惊奇。

（四）铸造技术。

中国古代高超的铸造技术在世界铸造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存的司母戊大鼎、四羊尊、越王勾践剑、随县尊盘等等，都是典型的代表器物。

大型铸件代表着冶铸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现存的著名大铸件有：河北正定隆兴寺大佛，系隋开皇六年（公元五八六年）铸成，后毁。于宋开宝四年（公元九七一年），重铸，高22米，重约50吨；北京永乐大钟，铸于明永乐十八年前后（公元一四一八到一四二二年），高近7米，重约46吨，钟体内外铸有经文22万余字，字迹十分清晰；武当山金殿，建于明永乐十四年（公元一四一六年），为现存最大的铜建筑物，高5.5米，宽5.8米，进深4.2米，全部用铜构件榫卯装配而成，除正面门扇外，构件表面均鎏金；类似的铜建筑物还有北京万寿山铜殿、五台山铜殿、昆明铜殿等。

陶范铸造是中国的传统技术，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到了春秋晚期，更成功地采用了失蜡法，使铸造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铸出了十分精密的青铜器件。如河南淅川春秋晚期楚墓中出土的铜禁、铜盏等器件就是失蜡法铸造的。随县墓出土的尊、盘是两千四百年前铸造的器物，花纹非常精密、复杂。尊的颈部镂空附饰，就由19种变体蟠龙纹组成，有12种花纹单元，再按一定的排列和层次，汇成一个华丽繁复的花环，造成玲珑剔透而节奏分明的艺术效果。

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采用叠铸技术，叠铸是将多件铸范逐层叠装，由共同的浇口浇注，一次可得众多铸件，适用于小型器件的成批生产。这一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大大提高了工效，并节省了生产成本。山西侯马晋国铸铜遗址中曾出土铸范实物。战国时齐国用这种技术成批铸造刀币，汉代更广泛地用于钱币、车马器、权的铸造。西汉王莽铸钱范每套有23层，每层8枚，一次就可铸得铜币184枚。

中国古铜镜的质量著称于世，在铸造技术上有着十分特殊的成就。殷代开始有铜镜，战国时使用已较普遍，技术上也已成熟。汉代铜镜精工细作，是该时期青铜器的代表物品。汉代出现了奇特的“透光镜”。所谓“透光”是指将光束投射于镜面时，所成映象能清晰地显现镜背的纹饰和文字。从汉代到唐代，曾生产了许多透光镜。

中国古代把钟列为众乐之首，在制作方面极为讲究，荟萃着当时工艺技巧的精华。据初步统计，已出土了西周到战国的编钟40多组。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目前最大的，它由八组65枚钟组成，分3层排列，全套编钟重2.5吨，钟呈合瓦形，这是中国独有的形式。这种钟对声振动起着制约作用，衰减较快，因此可以成组编列。每个钟都有两个固定的敲击部位，可产生两种不同的振动模式，从而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这是中国古代的独创。钟上有错金铭文，共2800余字，标记音名和乐律。整个音域宽达五个半八度，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能演奏各种中西乐曲，音色优美动听。

这套编钟系采用组合陶范铸成的，可能采用了延时脱范、缓慢冷却等办法，使金属的组织均匀化，减少残余应力，从而使音质优美和音频稳定。钟铸成后再在钟腔的特定部位稍加磨锉，即可调到所需的音频。

（五）青铜器表面处理技术。

某些青铜器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出土时仍完整如新，这是个奇迹，吸引着人们去探索其中的奥秘。

一九六五年湖北江陵出土了越王勾践的宝剑，剑身呈金黄色，上面布满黑色菱形格子花纹，毫无锈蚀，相当锋利。剑全长55.6厘米，上有铭文。剑是经过表面处理的，处理后的防锈蚀性能如此之好，究竟是用什么方法处理，尚待进一步研究。

一九七四年陕西省临潼县世界闻名的秦始皇陶俑坑，出土了三把青铜剑。整体乌亮，仅有很小的几个锈点，刃部极为锋利。同时出土的还有很多青铜镞，有的镞表面呈黑色，光洁如新。经鉴定，表面系致密的含铬氧化层，厚度约10微米，平均含铬量约为2%。该层的防腐蚀能力很强，可耐酸、碱的腐蚀。青铜剑经检验，表面层也含有一定量的铬。

（六）白铜的冶炼。

白铜的出现，是古代冶金的杰出成就之一。最早开始生产的年代还不清楚，东汉时已有记载。明代时，云南炼制镍白铜的技术已经成熟。清代前期冶炼规模相当大，并向欧洲出口。白铜外表似银，不易锈蚀，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这种铜除了中国，可能任何地方都没有。

除镍白铜外，古代还生产砷白铜，外观也似银，采用含砷矿物加入铜中冶炼而成。晋代葛洪《抱朴子•黄白篇》中载有用雄黄和石胆还原成铜砷合金的方法，这是炼制砷白铜的最早记载。

（七）锌的冶炼。

中国是最早发明炼锌的国家。从现有资料看，至迟在十世纪的五代就已能冶炼。贵州赫章志上即有该县妈姑地区在五代后汉高祖天福年间（公元九四七年）开始炼锌的记载。

关于炼锌方法的记载较晚。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有一简单叙述，指出系用炉甘石作原料，用坩埚冶炼，书中附有图。

明、清时锌主要用于配制黄铜，供铸钱及制造各种器皿用。据记载，明宣德三年（公元一四二八年）铸造宣德鼎彝，用铜31680斤，锌13600斤，还配加了一些金、银等金属。生产的“宣德炉”五光十色，是驰名中外的珍贵文物。清代贵州是锌的主要产地，仅福集、莲花两厂在乾隆五十二年（公元一七八八年）即产锌600万斤。

中国约自十七世纪初开始大量出口锌至欧洲。一七四五年从广州装运锌锭的一艘船在瑞典哥德堡触礁沉没。一八七二年被打捞起一部分锌锭。经分析，品位为98.99%，按当时条件衡量，冶炼水平是相当高的。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人劳逊博士来中国考察、学习炼锌技术。一七三八年英国建立了炼锌厂，开始了欧洲炼锌的历史。

三、丰富的经验，深刻的教训

四千年前，中国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青铜文化，这不是偶然的，除了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外，生产技术的正确起了决定作用。中国古代重视高温技术，到了商代，炼铜炉炉温高达1200—1300℃。高温技术的掌握，为顺利冶炼铜、锡、铅等金属，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出现了很多新工艺、新技术，创造了象鎏金工艺、胆水炼铜、表面处理、蒸馏法炼锌等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还出现了“六齐”规则、《浸铜要略》，这是世界上最早论述合金配比、湿法冶金等方面的技术文献。

中国古代冶金业具有相当深厚的基础，不仅技术先进，产量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这种传统的冶金工艺未能向现代的冶金技术转化。从清代中期起情况起了变化，逐渐地由先进变为落后。其主要原因是中国长期受封建制度的束缚，闭关自守，商品经济很难发展，封建极权统治的强化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对社会进步的阻滞，使冶金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放慢了速度，甚至处于停顿状态。中国史籍上常常有封闭金属矿山的记载，有时禁止百姓开采。所以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冶金业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

正当中国处于停滞不前的时候，欧洲开始了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明代，其特点是起点低、发展快，是开始飞跃发展前的准备阶段。到十八世纪，欧洲由于工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在钢铁冶炼技术上发生了重大突破，产量迅速增长，在有色金属方面，技术上进展也很快，产量有所增长。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号称盛世，历时凡一百三十四年（公元一六六一到一七九五年），自封天朝大国，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西方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茫无所知，更谈不上采取措施迎头赶上。

落后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是无法同大机器生产方式相抗衡的。在帝国主义军事和经济侵略下，中国传统的冶金工业随之衰落，濒于破产和失传，完全失去了向现代化大生产和现代技术转变的可能性。

第二节 近代有色金属工业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外国帝国主义相继侵略，争夺资源，倾销商品，使中国传统的冶金业衰落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有识之士纷纷寻求救国之道。他们向工业先进国家学习，引进设备和技术，并调查资源，开矿设厂。这段时间内，中国吸收西方技术，在建立近代冶金工业方面迈开了一大步。

光绪年间（公元一八七五至一九○八年）湖南水口山铅锌矿收归官办，建成大型矿山及重力选矿厂，年产铅砂和锌砂合计达万吨以上，以后又增至3万余吨，居远东首位。在建矿同时还创办长沙黑铅厂，用新式鼓风炉熔炼粗铅，再用反射炉精炼纯铅。又办常宁松柏炼锌厂，开始采用硫化锌矿焙烧、蒸馏的方法炼锌。

钨矿是本世纪初发现的，以江西西华山钨矿为最早，以后又在江西其他地区以及湖南、广东等省发现了许多矿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需钨量激增，大量开采出口，一九一八年钨砂产量突破万吨，跃居世界第一。

锑矿是光绪年间在湖南锡矿山开始开采并设厂冶炼的。锑是军火工业的重要原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需要量也大幅度增加，当时曾达到年产锑量2万多吨，居世界首位。

锡的主要产地是云南，其次是广西、广东、湖南。云南个旧锡矿在上世纪中叶已著称于世。光绪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年），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翌年个旧锡产量达1300余吨，以后逐年上升，一九三九年突破1万吨。

但是这些金属的生产一直摆脱不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压榨，因为产品主要依赖出口，而价格和出口量全由帝国主义操纵；有的是将矿砂出口（如钨砂、铅砂、锌砂），又返销金属，在经济上遭到严重的剥削。

铜是最重要的有色金属，清代以云南东川铜矿的产量最大，在公元一七二六年至一八五八年这一百多年间，年产量保持在6000吨上下。但由于官绅的残酷压榨，引起劳动者的反抗，从一八五八年以后，该矿一蹶不振，产量大幅度下降。

民国初年，执行孙中山倡导的“实业计划”，采取了一些促进矿业发展的措施，如将矿权收归国有、减轻矿税、保护矿工、调查矿产资源、编制矿业发展计划、颁布矿业条例等等。由于采取这些积极措施，矿业逐渐兴旺起来，产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民国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有色金属及矿砂的产量为：金108630两，银28200两，铜1343吨，铅1441吨，锌1360吨，锡8160吨，汞314吨，锑10400吨，生锑16100吨，铅砂9684吨，锌砂27242吨，钨砂2000吨，钼砂2吨。但是随即发生了军阀割据，陷入混乱局面达十多年，矿业遭到极大摧残。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矿业遭到严重的破坏，很多矿山和工厂被迫先后停产。抗战期间，只有西南地区的重庆冶炼厂、昆明冶炼厂、云南锡业公司及一些土法开采的小矿山维持生产。

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资源委员会曾组织矿冶专家对矿业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设置矿冶研究室，派人到国外学习，加强人才培养。一批有识之士，试图发展有色金属工业，但在当时条件下无法实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有色金属厂矿濒于瘫痪。

在东北地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大量开采有色金属矿山，建设了一批厂矿，如华铜、芙蓉、石嘴子、清源等铜矿，青城子、岫岩、桓仁等铅锌矿，杨家杖子钼矿，还建立了“奉天金矿制炼所”，提取金、银、铜、铅；又筹办葫芦岛制作所，采用竖罐炼锌，试车失败后，只生产硫酸；此外，建设了抚顺铝厂、营口镁厂。日本投降时，这些矿山和工厂遭到破坏，有的陷于瘫痪，有的沦为废墟。有色金属的加工业更为薄弱。当时仅在上海地区有几家规模很小的私营铜铝加工厂，制造日用器物。

总之，在解放前夕，有色金属工业已奄奄一息，陷于崩溃的边缘。

第三章 三十六年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六年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经历了全面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奠定基础、三年“大跃进”和“大跃进”后的调整、“十年动乱”的干扰破坏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振兴发展等五个阶段，到一九八五年已经建成具有一定规模、布局较为合理、品种比较齐全、门类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第一节　全面恢复时期（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年）

从新中国建立的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是有色金属工业全面恢复时期。这一时期，人民政府接管了旧中国遗留下来残破不堪的有色金属厂矿。在资金、设备、材料、技术力量极端缺乏的困难条件下，紧紧依靠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很快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并培养了一批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干部和技术队伍，在各主要有色金属产区建立了初步的生产管理机构，为一九五三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的实施准备了条件。

有色金属工业的恢复工作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一九四六年，在黑龙江省解放区就恢复了乌拉嘎、鸵腰子、漠河等处的黄金生产，并分别设立金矿局。一九四七年夏，吉林省成立夹皮沟金矿局。随之，东北金矿局于当年秋在哈尔滨成立。一九四八年东北全境解放，又成立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李华任局长，叶和玉任金矿局局长。一九五○年两局合并，李任局长，叶任第一副局长。在有色金属管理局的统一组织下，领导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走遍了东北地区的有色金属矿山和工厂，配备技术力量，制订生产操作规程，实行定额管理，先后恢复了夹皮沟、老牛沟等金矿，石嘴子、华铜等铜矿，青城子、天宝山等铅锌矿，杨家杖子钼矿、沈阳冶炼厂、葫芦岛锌厂、苏家屯有色金属加工厂、沈阳选矿药剂厂等厂矿的生产。其中，吉林夹皮沟金矿、辽宁沈阳冶炼厂和葫芦岛锌厂的恢复比较集中地代表了东北有色金属工业恢复时期的特点。

一九四七年，刚刚接管的夹皮沟金矿，矿井被水淹，矿工们处于断粮的地步。新派到该矿领导恢复工作的孙鸿儒、苑子纪、洪戈等带领全矿干部和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夜以继日地修复设备、排水清道、架设电线，制订矿山生产制度，培养了一批干部，仅用半年多时间就把死矿变活。一九四八年恢复生产，当年拿出黄金1万两，第二年提高到22500两，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的最高年产量。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沈阳冶炼厂回到人民的怀抱，恢复工作随之开展。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该厂后，经过整顿，一九四九年一月升火开炉。一九四九年秋，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派孙鸿儒到厂工作，加强领导力量，并坚持把恢复与改造结合起来，对一些老设备、老工艺流程进行改造。同时，加强生产组织，制定岗位责任制，在恢复中建立起一套生产管理制度，很快使该厂走上正常生产的轨道。这个厂的锌车间是日本侵占时期的一个湿法炼锌试验厂，日本投降前并未得出结果，机械设备大半腐蚀损坏。经过改造、修理和试验，一九五一年产出锌锭，并逐步增加了产量。为了满足当时选矿厂生产的迫切需要，一九四九年七月，沈阳冶炼厂选矿药剂车间经过夜以继日的多次试验，用半个多月时间，试制出液体黄药，解决了选矿生产的燃眉之急。一九五○年夏，又试制成功固体黄药和黑药。

辽宁葫芦岛锌厂的竖罐炼锌设施，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前从美国购买设备建设起来的，投产后只生产了85吨锌，不久罐体从上到下严重破裂。接收该厂时，原日籍厂长和专家断言恢复不起来，即便恢复了也不能生产。一九四九年，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吕东副部长带领东北有色金属管理局的干部进行现场考察，紧紧依靠老工人和技术人员，找出了该厂竖罐炼锌的技术症结，研究制订了对策和措施，提出了恢复生产方案，取得了试生产的成功。接着自力更生建设了3座新竖罐，正式投入了生产。一九五○年十月一日炼出了第一炉金属锌，宣告了中国竖罐炼锌的成功，使葫芦岛锌厂扩大了生产。

这一时期有色金属工业的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从部队和地方转来的人员，工人中大多数也是刚从农村招来的新工人。这支队伍政治素质较好，有艰苦创业精神，革命干劲足，上进心强。但是，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他们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当时提出的学会做经济工作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以顽强的毅力学文化、学业务、学技术、学管理，在恢复生产中边干边学，在实践中掌握技术，增长才干，尽快变外行为内行。有不少干部成为有色金属工业的行家里手，有的后来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工人群众也很快掌握了本岗位的生产技术和技能。在这期间，东北有色金属工业仅有少量技术人员，但对恢复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为了尽快培养更多的技术人员，从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招收了一批高、初中毕业的青年学生，组织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在夹皮沟金矿、青城子铅锌矿等地以现场作课堂，连续办了几期训练班，培养出几百名地质、采矿、选矿和化学分析专业技术人员，对后来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东北解放区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是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王首道、陈郁、王鹤寿和吕东等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们十分重视科学技术，重视科学管理，重视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亲自拟定建设方针、政策和建设方案，开展了创新记录、质量检查和安全生产等一系列工作，制订了企业管理制度，实行厂（矿）长负责制；建立起技术、计划、安全、调度等机构，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产指挥系统，使技术和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东北有色金属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全国恢复和发展有色金属工业提供了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设立有色金属管理局，任命王逸群为局长。为了加快有色金属工业的恢复，同时在中南地区成立了中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王盛荣兼任局长，总局下设江西、湖南、广西、广东4个分局；在西南地区成立了西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郭超任局长，并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由于有了比较系统的组织领导，就为组织起一支建设和生产技术队伍创造了前提；加之，当时面临抗美援朝的严峻形势，急需大量有色金属，某些有色金属产品又是重要出口物资，这就大大加快了全国有色金属工业恢复和发展的步伐。

在华东地区恢复和建设了铜官山铜矿和上海冶炼厂。一九四九年铜陵解放后，华东军政委员会接管了铜官山铜矿，一方面加紧矿井、选矿厂、电厂、港口的续建工作，加强勘探，扩大生产规模，另一方面开始着手建设年产2000吨粗铜的冶炼厂。经过艰苦工作，一九五二年矿山建成，翌年冶炼厂投产。这是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起来的第一座冶炼厂，所产粗铜送上海冶炼厂精炼。之后铜官山铜矿逐步发展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铜生产基地。

在中南地区恢复了江西、广东、湖南各钨矿。一九四九年赣南解放后，整顿了民窿（江西、广东、湖南等地区称民办矿山为民窿）。当时赣南钨矿多属民办，65%的钨矿掌握在矿商手中。恢复时采取了“面向民窿，以民窿为主，相应发展国营”的方针。一九五○年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把头制度。同年，在大吉山钨矿筹建一座机械化选矿厂，一九五三年建成投产，并开始从生产关系上、体制上和技术上对旧矿山进行改造。一九四九年湖南解放后，中南军政委员会接管了水口山矿务局及所属厂矿，一九五二年恢复生产；又接管了锡矿山工程处，成立了锡矿山矿务局。在广西接管了平桂矿务局。矿区当年全面恢复生产。到一九五二年，锡矿山矿务局产锑近7000吨，平桂矿务局产锡超过2500吨。

一九四九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接管了重庆冶炼厂和昆明冶炼厂，迅速恢复了生产。一九五○年元月接管了云南锡业公司，采矿、选矿、冶炼都陆续恢复了生产，并开始新建大屯选矿厂。

按照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规定，一九五○年十二月，中苏双方组成了新疆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阿尔泰管理开发处，白承铭担任公司中方经理，开始了新疆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石的开采，至一九五五年该矿全部移交中国，改名为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可可托海矿务局。

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到一九五二年，全国有色金属大小矿山和工厂都先后恢复了生产。当年生产的8种有色金属达7.4万吨，是一九四九年1.33吨的5.5倍，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12.3倍，钨、锑、锡等有色金属的出口创汇额占全国出口创汇额的31%，此外还生产了黄金3925公斤。有色金属工业在恢复中培养和锻炼了自己的技术队伍，创造和总结了自己的管理方法，改善了职工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第二节 奠定基础的“一五”计划时期（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

中国人民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到一九五二年底胜利实现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一九五三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五”计划时期。这一时期是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形势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有色金属工业在王鹤寿、吕东、高扬文、李华等的具体组织领导下，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由全面恢复转入大规模开发建设。在“一五”计划期间，改造和扩建了一批老企业，新建了一大批有色金属骨干企业和事业单位，使新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初具规模，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谱写了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史上光辉的篇章。

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共中央对“一五”计划期间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了把基本建设放在首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方针，并确定冶金、燃料、机械、电力等工业为“一五”计划时期重点发展行业，同时，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决定了苏联援建的156项基本建设工程为“一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在这些重点建设项目中，属于有色金属工业的有抚顺铝厂、哈尔滨铝加工厂、吉林炭素厂、洛阳铜加工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株洲硬质合金厂、杨家杖子钼矿、江西大吉山、西华山、岿美山3个钨矿、云南锡业公司、东川铜矿、会泽铅锌矿等13个。后来，由于资源、建设方案等方面的原因，有3项未能实现。一九五三年国家还及时提出了优先发展铜、铝等常用有色金属和能换取外汇的钨、锡、钼、锑、汞等产品，进一步明确了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重点。

为了迎接“一五”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色金属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早在恢复时期就为新的有色金属企业的建设，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如山东铝厂、抚顺铝厂、哈尔滨铝加工厂、吉林炭素厂、株洲硬质合金厂以及大吉山、西华山、岿美山等钨矿，都在一九五○至一九五二年进行了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研究，还有东川、易门、铜陵、白银、寿王坟、中条山等铜矿，山东、河南等地的铝土矿也开始进行地质调查或勘探。同时对设计以及发备、材料、资金、建设队伍进行了安排。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一五”计划的胜利实现，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撤销了各大行政区的工业部，把干部和技术骨干充实到中央各工业部门。调到重工业部的省、地、县3级干部达8700多名。一九五二年撤销东北人民政府，王鹤寿调任重工业部部长，吕东、赖际发任副部长。在重工业部内成立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筑材料4个工业管理局。高扬文任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局长，李华、王逸群、孙鸿儒等任副局长。有色金属的重要工厂、矿山和工作部门都增添了一批新的领导力量。

在实施“一五”计划的整个过程中，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始终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注。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等详细听取了有色金属矿山开采、选矿、冶炼情况的汇报，对有色金属工业的工作作了肯定和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原有的有色金属厂矿加快了改造、扩建的步伐，生产能力迅速提高；一大批新建的有色金属骨干企业拔地而起，整个有色金属工业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中国的新兴产业——铝工业建立起来了。中国铝土矿资源十分丰富，然而旧中国几乎没有铝工业。解放后，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飞机制造和电力工业的发展，急需大量轻金属材料，国家十分重视铝工业的开发和建设。早在三年恢复时期，山东铝厂就开始进行建设准备工作。为了解决用一水硬铝石铝土矿生产氧化铝的生产工艺技术问题，组织一批工程技术人员、老工人反复研究试验，找到了碱石灰烧结工艺，取得了成功，为充分利用丰富的铝土矿资源开辟了道路。按照这一新的生产工艺，山东铅厂一九五四年建成了年产3.5万吨氧化铝的生产系统，并与当时相继建成的抚顺铝厂、哈尔滨铝加工厂、吉林炭素厂配套成龙，形成了铝工业的完整体系。

铜工业在改造、扩建和新基地建设中发展迅速。“一五”计划时期铜工业主要是改造、扩建沈阳冶炼厂、铜陵冶炼厂和上海冶炼厂等。这些企业的生产工艺经过改造，采用了一些新的、较为先进的设备，扩建了一些新的生产系统，使铜冶炼生产能力由恢复时期的2.95万吨增到7.03万吨。原料的来源，除了依靠已经恢复生产的石嘴子、华铜、铜官山等矿山外，寿王坟、易门铜矿等也相继建成投产，为炼铜增加了原料。另外，回收废杂铜也是当时铜冶炼的一个重要原料来源。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是这一时期开工建设的，它是采矿、选矿、冶炼和副产硫精矿、硫酸的大型铜生产联合企业，设计年产电铜3万吨、硫酸15万吨、硫精矿140万吨。一九五六年，该公司露天矿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成功地使用了大规模抛掷和松动爆破技术，这是中国历史上矿山开采的第一次大爆破。一九五九年矿山正式投产。选矿、冶炼系统经过两年高速度、高质量的建设，也分别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正式投产。一九六六年突破设计水平，对中国铜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铜冶炼生产改造和开发的同时，铜加工生产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苏家屯铜加工厂和上海几家铜加工厂、电线厂，在这一时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和设备更新。洛阳铜加工厂于一九五六年开工建设。这个生产管、板、带、丝、棒等铜材和合金产品的现代化铜加工厂的建设，把中国铜加工技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铅锌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的铅锌工业，主要是通过改造、扩建和上新项目提高了生产能力，扩大了生产规模。沈阳冶炼厂通过技术改造，铅的生产能力由1.5万吨扩大到3万吨，锌生产能力由3000吨扩大到7000吨。葫芦岛锌厂通过扩建，炼锌能力由一九五二年的2300吨提高到1万吨。一九五五年昆明冶炼厂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成为西南地区铅精炼的主要生产企业。贵州赫章、云南会泽两个铅锌矿，结合生产进行科学实验，找出了处理氧化铅锌矿的规律，抛弃了古老的生产方法，更新了旧设备，为难选氧化铅锌矿找到了一条新的生产路子，扩大了产量。湖南水口山矿务局，经过改造，炼铅炼锌能力扩大很多。云南澜沧铅矿是古代炼银场，堆积着大量的炼银炉渣。一九五四年开始利用这些矿渣炼铅，投产两年，上缴利润就相当于全部投资的两倍。

钨、锡、钼、锑、汞工业实现了生产关系的转变，开始了由手工作业向机械化生产的发展。一九五四年在资源比较集中的江西、湖南两省掀起了民窿转国营的高潮。西华山、盘古山、岿美山等矿区的民窿全部转为国营。一九五五年有色金属管理局撤销中南分局后，在江西赣州成立中南钨矿局，管理江西、湖南、广东的主要钨矿企业，全面开展了民窿转为国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基本上采取包下的原则，将几万民工和技术人员收转为国营企业职工，对于暂时未收回的民窿和资源较分散的广东省则积极发展矿业合作社，鼓励从业人员走集体化道路。到一九五六年底，广东各钨矿走集体化道路的民工占民工总数的89%。到一九五七年底，江西、湖南、广东3省的国营生产比重已达到76.94%。至此，基本完成了钨矿山生产关系的转变，使国营生产占主导地位。生产关系的转变为手工业生产方式向机械化大生产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当时国家急需建设资金和用外汇偿还债务，决定大力发展钨、锡、钼、锑、汞等出口创汇的有色金属工业。经过“一五”计划时期的努力，这些有色金属已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一五”计划时期有色金属出口创汇占全国出口创汇总额的10.85%，对偿还对外欠款发挥了作用。这一任务的完成主要由于：

一是对钨矿山和加工工业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建设。大吉山钨矿在已有的小型机械化选矿厂的基础上，经苏联帮助设计，生产能力扩大了10倍；西华山、岿美山两个钨矿也于一九五六年按大型矿山设计进行了建设；还在赣州、广州建设了两座钨矿砂精选厂；在江西、广东建立了20多座钨矿砂粗选厂，使钨矿砂回收率比原来手选时提高了20%以上，大大提高了出口创汇的效益。同时，中国也有了自己的钨加工工业。一九五六年又建设湖南株洲硬质合金厂，主要生产机械制造所需的刀具和地质勘探的钻头，年生产能力为500吨，一九五八年建成投产，成为国内第一个近代化的钨制品工厂。

二是发挥优势，建起了几个锡业基地。锡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有色金属产品。“一五”计划期间，在原来的基础上经过扩建、新建，锡产量由一九五二年的1.42万吨，增长到一九五七年的2.75万吨。云南锡业公司扩建了马拉格矿，新建了新冠采选厂，接管了古山、期北山、卡房等锡矿山，同时改造了一些私营小锡矿，并建设了新的锡冶炼厂，使云南锡业公司成为重要的产锡基地，产量达到17000多吨。广西平桂矿务局建成6个砂锡矿，加上大厂和栗木锡矿，一九五七年锡产量达到5381吨。在广东建设了瑶岭、牛牯岭等锡矿和广州冶炼厂，一九五七年锡产量达到4234吨，比一九五二年增长3倍。此外，湖南江华、香花岭等矿也形成了锡的生产基地。

三是钼、锑、汞工业得到了恢复和扩建。辽宁杨家杖子钼矿，通过扩建大北岭矿，新建松树卯矿，使钼精矿比恢复时期增加1倍。全国几个锑、汞老矿经过改造，汞的产量从一九五二年的100吨，增长到一九五七年的1100吨，锑产量也比恢复时期有所增加。

经过“一五”计划时期大规模经济建设，有色金属工业已初具规模，产量由一九五二年的7.4万吨，上升到一九五七年的21.45万吨，还具有10至15万吨的后备生产能力。在有色金属工业的起步和创业中，逐步建设起4支队伍和一个培养人才的教育体系。

　　第一，建设了一支独立的地质勘探队伍。中国的有色金属地质勘探队伍是在三年恢复时期由苑子纪等组建的，先后创办了地质专科速成班，建立了地质调查室和调查队。到“一五”计划期间逐步发展壮大，成立了地质勘探公司和地质科研院所。普查找矿、物探、化探、测量和工程地质、化验分析等一整套门类齐全的地质工作队伍也相继组成，并积极开展工作，为有色金属工业做出了贡献。

第二，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勘察设计队伍。一九五三年由刘学新等组织、调集各地的设计人员、厂矿的生产技术人员，并招收社会上的零散技术人员，在北京成立了有色金属管理局设计公司，开始了有色金属工业工厂矿山的勘察设计工作。一九五五年，设计公司改组为有色冶金设计院，李华任院长，并设沈阳、长沙分院和昆明办事处（即以后的沈阳铝镁设计院、长沙和昆明有色冶金设计院的前身）。这支队伍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边干边学，很快掌握了设计技术，提高了业务水平。

第三，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基本建设施工队伍。“一五”计划时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把基本建设放在经济工作首位的指示精神，在张潭等的组织下，调集力量充实基本建设施工队伍，开始了有色金属工业工厂矿山的基本建设施工工作。这支队伍紧紧围绕“一五”计划时期有色金属工业的重点工程建设，在物资、技术、人才、装备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创业，高速度、高质量地建成投产了一批重点骨干企业。

第四，形成了一支有色金属的科研队伍。“一五”计划期间，由于生产建设的需要，充实了北京有色金属综合试验所，成立了选矿设计研究院（即矿冶研究院的前身），由陈健任院长，并在一些大企业组成研究所。这些科研院所完成了生产建设所急需的大量课题研究试验工作。到“一五”计划后期，遵照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的要求，编制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的有色金属部分，并开展了研究工作。这一时期，在一批老专家的指导下，还分别研究出钛、铍、锂、锗、锆、铟、硒、碲、镓、钨、钼、铌、钽等13种稀有金属的提取工艺。

第五，形成了有色金属工业高中等正规化教育和多层次、多渠道的职工培训教育体系。建国初期，全国有色金属系统只有两所中等专业学校，“一五”计划时期发展到8所高、中等院校，培养出高、中等毕业生1万多名，成为后来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骨干。针对“一五”计划时期有色金属战线有不少干部文化程度低、专业知识比较少的情况，当时除了开办4所干部培训学校，培养学员1199人外，又分期分批选送568名干部和技术人员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培训工人的技工学校由两所增加到8所，向各有色金属企业输送了5046名毕业生，还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办了一些夜校和短期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工人。

第三节 “大跃进”和调整前进时期（一九五八——一九六五年）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经历了“大跃进”和积极调整前进的两个阶段。这一时期，有色金属工业处于曲折发展的过程。有色金属产量由“一五”计划末期的21.45万吨，增长到一九六○年的40.77万吨，一九六一年下跌到21.51万吨，通过调整，产量逐年增加，到一九六五年又回升到46.19万吨。

“一五”计划全面完成之后，国民经济呈现兴旺景象。为适应其他工业部门迅速发展的需要，早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国家将原重工业部改组成冶金工业部，负责管理钢铁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一九五八年，“二五”计划刚一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布《关于大力发展铜铝工业》的指示。同年七月，国家经委又和冶金部联合召开全国铜铝工作会议，制订了铜铝发展规划。为加强铜铝生产建设的领导，冶金部成立了铜铝办公室，邱纯甫任主任。一九五八年一月冶金部决定取消有色工业管理局，改为有色司，并相继成立吉林、辽宁、湖南、江西、贵州、广西、广东、云南、甘肃等9个省的地方有色金属管理局。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国民经济“大跃进”时期，为提高有色金属产量，曾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采取一些不科学的措施。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有色金属产量平均年增长速度高达30%以上。这种“超高速”的发展孕育了许多隐患。由于盲目追求“高指标”，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搞了许多小土群项目。这些项目因为没有科学的依据，到六十年代初先后被迫下马，造成很大经济损失。如合肥铝厂、兰江铝厂、兰州铝厂均因无法生产，先后停建。由于提出“有山必有铜，遍地都有铝”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到处搞土法炼铜、砖槽炼铝，造成了人、财、物的大量浪费。有色金属工业内部各种比例关系也严重失调，如到一九六○年底，矿山掘进欠帐50万米，致使采掘比例失调。多数矿山当年或几年中探获的地质储量和消耗掉的储量形成很大逆差，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三年共亏欠金属储量35万吨，在73个生产矿山中有45个矿山保有的地质储量不足五年。矿山设备严重失修，完好率只有25%，如白银公司露天矿刚刚投产不久，大部分矿用汽车、电铲、钻机等大型设备便处于瘫痪状态。还有一些矿山由于“大跃进”中简易投产，形不成应有的生产能力。全国有色金属矿山大多元气大伤，有色金属工业处于“无米之炊”的困境之中。到一九六一年，10种有色金属的总产量一下子比一九六○年下降了48%。

一九六○年苏联当局片面撕毁和中国签订的有关协议，撤退在华专家，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有色金属工业的建设也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它激起了广大有色金属工业战线职工队伍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精神。各重点建设工程的人员，密切配合，依靠自己的力量，把未完的工程都建成投产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制订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下半年根据庐山会议的决定又颁发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以纠正“大跃进”的失误。冶金部研究决定，自一九六二年起，由吕东副部长全面抓有色金属工业，并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技术政策和加强科学管理的措施，实行“矿山为首，采掘并举，掘进先行，贫富兼采”的矿山生产建设原则。一九六三年十月在吕东主持下，召开了有色金属企业总工程师会议，提出了“提高采矿回采率、降低采矿损失贫化率，提高选矿、冶炼回收率和搞好资源综合利用”的四率一综方针，把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各方面的工作秩序作为一个重要环节来抓。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的贯彻执行，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一是矿山采掘逐步趋于平衡，到一九六四年底，矿山掘进基本还清欠帐，回采了过去由于采富丢贫遗留的残矿，处理了采空区；二是加强地质探矿工作，将80%的地质经费用于生产矿山，使每年探获的地质储量逐渐适应了当时生产需要；三是对“大跃进”时期简易投产的厂矿填平补齐，使之先后达到应有的生产能力；四是正确处理生产与设备、生产与维修的关系，对机修和运输等薄弱环节进行改善，很快使设备完好率提高到85%以上；五是整顿领导体制，收回原来下放给地方的100多个企业，并在冶金部机关成立有色金属办公室，由李华任主任，以加强组织领导。这些措施和办法，有效地解决了内部重大关系比例失调的问题，促进了有色金属生产稳步发展。到一九六五年，有色金属产品产量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采矿掘进效率、选矿冶炼回收率、加工成品率、资源综合利用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都超过了历史纪录，军工和民用所需的有色金属材料在品种、质量和按规格计算的自给率上也都创出新水平。这一时期，锡、锑、汞和钨、钼精矿等的出口创汇约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

一九六二年，陈云在听取吕东关于有色金属工业汇报后，指出要加快恢复发展有色金属工业，毛泽东主席也作了在战略后方要建设新的工业基地的指示。据此，冶金部决定在西南、西北和中南等三线地区建设一批有色金属工业的新基地。这一时期，在西南地区建设了贵州铝厂、西南铝加工厂、遵义钛厂、峨眉半导体材料厂、自贡硬质合金厂。其中西南铝加工厂有国内制造的九大设备中的四套，都是由中国自己设计、制造、安装的。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铝加工工业达到了新的水平。在西北地区，建设了兰州铝厂、连城铝厂、青铜峡铝厂、西北铝加工厂、西北铜加工厂、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金堆城钼矿、宁夏平罗稀有金属冶炼厂、兰州炭素厂，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建设。金川镍矿在五十年代末被发现探明后，列为重点建设项目，采用国产设备，进行设计施工。一九六四年开始建设大型露天矿、选矿厂和年产万吨镍的冶炼厂，一九六八年基本建成投产，成为国内最大的产镍基地，从而改变了中国需要大量进口镍钴金属的局面。在华东和中南地区，建设了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的铜山、狮子山矿和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的铜山口等铜矿。此外，还建设了德兴大型铜矿、东川矿务局的落雪铜矿、红透山铜矿、郑州铝厂、包头铝厂、黄沙坪铅锌矿、凡口铅锌矿等。其中，郑州铝厂于一九五八年开始建设，初期规模为年产氧化铝20万吨、电解铝2.5万吨。氧化铝的生产工艺采用新的联合法，这种方法适应中国铝土矿资源的特点，形成了铝生产新工艺。这些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的建设，使中国有了一批品种比较齐全、技术比较先进、生产规模比较大的有色金属矿山、冶炼和加工企业，改善了布局，提高了生产能力，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有色金属工业体系。

在“三线建设”过程中，由于采取了“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也带来很大损失。如这一时期建设的西南铝加工厂、西北铝加工厂、西北铜加工厂和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的厂址过于分散，给生产造成长期难以克服的困难。

五十年代，中国的核工业、火箭、飞机制造，以及石油化工和各种高级合金钢的生产开始起步，急需有色和稀有金属。但由于国外对提取稀有金属技术保密，尤其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严加封锁，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迫使中国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早在一九五六年，周恩来总理就发出“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并和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领导和主持制订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具体规定了有色金属合金加工和稀有金属产品的科研任务。为贯彻执行十二年科技发展纲要，一九五八年，冶金工业部决定在有色金属工业综合试验所的基础上，成立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孙鸿儒任院长。该院集中一批高、中级科技人员，负责稀有金属和新型材料的研究工作。当时，中国只能生产22种有色金属，有40多种不能生产。通过科技工作者和全体职工的艰苦努力，积极攻关，终于在有关单位配合下，掌握了生产单一稀土金属，铊、铼、镓、铟等稀散金属，钨钼等难熔金属以及锗、硅半导体材料的生产工艺。到一九六二年，全部攻克了40多种有色金属的提取工艺，为工业化生产创造了条件，并提前五年完成了十二年科技规划提出的科研任务。这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周总理一九五八年在全国群英会上授与有色金属研究院一面锦旗，题词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一时期，为了解决国防工业所需的金属材料问题，在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的关怀支持下，还开展了有关军工材料的科研工作。一九五九年底，冶金部成立了军工办公室，孙鸿儒为办公室主任，统一安排军工和国防尖端各部门需用的金属和合金材料，从科学研究、产品试制到生产供应实行统一管理。冶金部还决定，王鹤寿、吕东亲自抓军工材料，刘彬负责军工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经过努力，相继生产了航空、航天工业所需铝、镁、钛等合金材料，以及核工业、电子工业所用材料和常规武器材料，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综观这一时期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虽有“大跃进”期间“超高速”发展所造成的困难和被动，但总的趋势是在调整中发展、调整中前进的。特别是在战略后方建立一大批有色金属基地，自力更生地解决了全部有色金属的提取工艺，解决了新兴工业和国防现代化对新型材料的急需问题，以及生产、科研、教育、地质、基建等体系的发展壮大，都是这一调整时期有色金属工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色金属工业同样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正当有色金属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满怀信心，团结奋斗，加强规划部署，以更快的步伐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时候，一场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冶金战线成了重灾户，各级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绝大部分被打倒，有的被捕入狱，不少人含冤而死，整个指挥系统陷入瘫痪状态。人们的思想被搞乱，是非被颠倒。已经建立起来的各项管理制度被废除了。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主观臆测，盲目决策，瞎指挥。基层企业的领导无法指挥生产。许多重大建设项目，长年不能投入生产，或不能形成生产力。总之，使生产建设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在这极不正常的形势下，有色金属产量大幅度下降，10种常用有色金属产量由一九六五年的46.19万吨下降到一九六八年的34万吨。有色金属工业遭到历史上空前的破坏和损失。

一九七一年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阶段，周总理奋力扭转动乱局面，对经济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指示。有色金属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按照周总理对冶金工业的指示精神，强化管理，发展生产，使有色金属产量逐年回升，一九七三年达到92.74万吨。但是，一九七四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发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又制造了新的动乱。有色金属工业也再一次受到阻滞，当年有色金属产量就降到73.64万吨。一九七五年，周总理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经济形势再度好转，10种有色金属产量又回升到81.13万吨。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在十年动乱中，由于在不同阶段有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加之有色金属战线的广大职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限制。从全国来说，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却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色金属工业战线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前建成的厂矿绝大多数还尽量维持生产。“文化大革命”前所确定的新建或扩建企业，由于现场混乱，拖延了基建进度。有的项目由于决策不当，不能发挥作用，加上管理上的混乱，经济效益很差，多数项目达不到应有水平。

当时，科技工作者和广大职工顶着压力和风险，在一定范围内坚持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取得了一批成果。根据中央军委特别公函的命令，为了满足核潜艇的生产需要，有色金属科研战线坚持进行工业试验，生产和提供了核潜艇所必需的特殊有色金属材料。当然，这些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第五节 走向全面振兴时期（一九七七——一九八五年）

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五年是有色金属工业走向全面振兴时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党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部署。为了加快发展有色金属工业，冶金工业部由高扬文、李华领导编制了有色金属工业长远发展规划。决定引进设备，建设贵州年产8万吨的电解铝厂和江西贵溪铜冶炼厂。

经过拨乱反正，调整领导班子，恢复生产秩序，一九七七年生产了82万吨有色金属。经过三年多的时间，一九八○年生产水平达到125万吨，三年增长43万吨。这是中国有色金属发展史上首次创造的生产增长水平。

一九八一年五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了国家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由冶金工业部代管。

一九八一年，方毅副总理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把有色金属作为我们发展重工业的一个优势产业，是具有很有利的条件的”。赵紫阳总理很快做了肯定的批示。为了贯彻这一批示，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央领导人指示袁宝华组成有色金属开发规划小组，重新制定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长远规划。同年十二月，规划小组提出了《突出优势品种、加快发展速度，开创有色金属工业生产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规划意见。规划拟定，今后的指导方针是：着眼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金，依靠技术进步，搞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以矿山为基础，重点发展优势品种；搞好资源综合利用，提高金属实收率，发展深度加工，较快地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并提出了到二○○○年的发展轮廓设想。

一九八三年四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由国家机关变为经济实体，成立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邱纯甫任董事长，费子文任总经理。并在有色金属集中产区，设立了12个地区公司，作为总公司的派出机构。这一重大体制改革，为集中力量全面振兴有色金属工业，提供了组织保证。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后，通过研究分析有色金属工业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修订长远发展规划，坚持改革、开放、搞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基本建设，全面整顿企业，依靠技术进步，挖掘内部潜力，大大增强了企业活力，加快了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步伐。

“六五”计划期间，有色金属工业坚持优先发展铝、积极发展铅锌、有条件地发展铜和有选择地发展有出口优势的锡和其他短线产品的方针，坚持走内涵与外延相结合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对德兴铜矿、山东、郑州、贵州等氧化铝厂、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洛阳铜加工厂、株洲硬质合金厂、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等一批老厂、矿继续进行改造、扩建，扩大生产能力，增加产品品种和提高加工材质量；继续建设贵溪冶炼厂和江西各铜矿，青海、包头等铝厂，锡铁山、厂坝等铅锌矿；安排扩建青铜峡铝厂，新建白银铝厂、西北铅锌冶炼厂等厂矿，为“七五”计划的实施和以后十年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增强了后劲。

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经过近三年时间的整顿，各项基础工作大大加强，领导班子普遍实现了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企业素质有了明显提高，许多企业增产增收，一部分企业扭亏为盈，经营管理得到很大改善，职工生活也有了提高。

有色金属总公司成立以后，围绕下放权力、搞活企业、提高效益这个中心，先后进行了6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制订了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的60条实施细则，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二是实行向企业让利的政策，实行层层承包责任制；三是改变进口有色金属的产品结构，以进口中间产品代替部分进口金属产品；四是对163个生产、施工企业建立和完善了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对19个大型建设项目全部推行投资包干办法，还在16个企业进行与利润挂钩的工资改革；五是大中型企业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推行厂长任期目标制；六是跨行业、多种形式的经济横向联合在较大范围内逐步展开。这些改革措施，增强了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企业和职工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积极性。

这一时期，有色金属的科学研究工作也有很大进步。国务委员方毅一直非常关心有色金属的发展，亲自领导主持三大综合利用基地的科学研究工作，集中了一批优秀专家、学者、教授到攀枝花、金川、包头现场研究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依靠技术进步，提高了镍、钴和铂族元素的回收率，推动了企业的生产建设，一九八五年产镍达到2万吨。攀枝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成功地回收了钛；包头企业通过狠抓资源综合利用，使稀土金属应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有色金属科研部门组织上千名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几十个技术协作组，对地质、选矿、冶炼和合金加工等领域，开展综合技术攻关，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一九七八年开始，有色金属工业部门围绕着技术设备引进、合资经营、合作设计、合作制造设备、合作生产以及来料加工等，发展国际交往和联系，已与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公司、厂家、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了业务往来。

这一时期，有色金属产量从一九七七年的82万吨，迅速上升到一九八五年的155万吨，平均每年增产9万多吨。工业总产值从一九七七年的84.86亿元，增长到一九八五年的180.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近12亿元。实现利税总额从一九七七年的12.78亿元，上升到一九八五年的29.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亿元。有色金属产量、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以8.3%、9.9%和11%的速度向上递增。有色金属出口量由一九七七年的2.87万吨，发展到一九八五年的13万吨，创汇4.6亿美元。有色金属工业呈现出一派振兴繁荣的景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比较好的时期之一。

三十六年来，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有色金属工业生产增长的幅度还低于全国工业生产的增长幅度。有色金属产量、质量、品种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需要，供需矛盾比较突出。有色金属工业的经济效益还比较差。上述这些情况，给有色金属工业提出了新的更艰巨的任务。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赵紫阳总理在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时指出：我们要发挥优势，有色金属是我们的优势。在有优势的有色金属中，有些品种又是我们优势中的优势。我们中国搞冶金工业，不能只去搞钢铁，要发挥有色金属优势。这一分析说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肩负着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只要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前途是光明的。

第四章 有色金属地质事业

旧中国的有色金属地质事业，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只有少数地质工作者搞一些地质调查和学术研究，系统的地质勘探几乎没有。新中国的有色金属地质事业就是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有色金属地质队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找到了一批新的矿产基地。“一五”计划完成后，有色金属地质事业在曲折的道路上前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有色金属地质工作出现了勃勃生机。现在有色金属地质事业已形成了一支综合勘探力量，发展了找矿勘探理论和方法，提供了有色金属全部品种的矿山资源，真正起到了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尖兵作用。

第一节 从零开始，探索前进

当代中国有色金属地质事业的发展，经历了艰苦创业，探索前进的历程。

一、第一阶段——创业时期（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年）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接管了十几个矿山。这些矿山大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可供开采的资源极少。例如：清源金铜矿、华铜铜矿等仅有可采铜金属储量几百吨，青城子铅矿、桓仁铅锌矿等可采铅、锌金属储量也只有几千吨。为了解决生产急需的矿产资源问题，东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成立了地质调查室，集结地质力量，并在夹皮沟金矿以及沈阳等处，创办了各种专业的速成班，培训地质、化学分析、钻探等专业人员。这样既解决了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也锻炼出一批技术骨干。一九四九年组成了以高旭征、徐恩寿、张建等为队长的几支地质调查队，先后开展了青城子铅矿、岫岩铅矿、天宝山铅矿、华铜铜矿、石嘴子铜矿、二密铜矿、清源金铜矿、寿王坟铜矿、杨家杖子钼矿、吉林和黑龙江省的金矿等地质、探矿工作。根据当时的主客观条件，采取了“就矿找矿”、“以点为主，点面结合”的方针。在探矿手段方面，则以坑探为主，还使用了经过修复的几台旧钻机进行钻探。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上克服了东北地区一批老矿山的资源危机，找到一批新的矿产基地，使沈阳冶炼厂等企业得以持续生产。当时，苑子纪任东北有色金属局主管地质工作的副局长，他在创业阶段为中国有色金属的地质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与此同时，南方各省的地质工作也相继开展起来。一九五二年江西省各钨矿选送学员到南京矿业专科学校学习地质专业，并着手组建地质队，进行江西钨矿的矿产资源调查；华东资源勘测处在南京栖霞山铅锌矿进行了钻探，湖南省开展了锡矿山锑矿的地质勘探工作；广东省有色金属局调集了一批地质人员，组成了粤北、粤东、粤中、粤西和海南岛5个资源调查队，开展了广东全省的矿产勘查；新疆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也对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和沙里塔什、喀什布拉克等铅锌矿进行了勘探。

一九五○年，东北地质调查所和东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分别创建了物探队，开始了地球物理探矿工作，进行各矿区的物探勘查。熊光楚、贺永康等参加了这项工作。

截至一九五二年，新中国有色金属地质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质勘探力量大增，地质勘探队达23个，职工4916人，开动钻机103台，共完成槽探20.4万立方米，坑探4.7万米，钻探7.8万米。计探获铜、铅、锌、金、铍等金属储量数十万吨，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有色金属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地质资源。

二、第一个高潮（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地质部成立。当年十二月召开了全国地质工作会议。陈云副总理在会上指出：一九五三年我国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了适应这个新的形势，明年的地质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进步。新中国有色金属地质事业的第一个高潮从此开始。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重工业部中央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在北京成立。该局下设地质处，统管全国有色金属地质系统的工作。一九五三年，又决定成立各有色金属分局的地质勘探公司，并组织地质队和测绘队，分赴号称“钨矿之乡”的中南地区和“有色金属王国”的西南地区开展工作。这支队伍与原在该区工作的地质部501队等互相配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些工作中，熊秉信、邓玉书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各地质勘探公司也同时开展了野外工作。东北地区的地质队伍，在石嘴子、青城子、二密等矿区进行勘探；平桂矿务局探矿大队，在平桂锡矿探矿；赣南粤北大队在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开展地质工作。康永孚、李洪模等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为充分发挥工业部门地质队伍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地质工作，重工业部提出了“矿山为基础，地质是先行”及“保生产、保建设”的方针，并于一九五三年七月成立地质司，负责管理钢铁、有色、建材、化工四个地质勘探公司。一九五五年一月，地质司改为地质局，崔庆元、朱国平等任地质局正、副局长，下设东北、华北、华南、西南、江西、湖南、四川、广东等8个地质分局，并建立了重工业部地质局物探总队。

此后有色金属地质勘探工作全面展开，在全国55个矿区进行勘探，主要有：西华山、大吉山、盘古山、岿美山、瑶岗仙、邓阜仙等南岭地区的六大钨矿基地；个旧、平桂、大厂三大锡矿基地；东川、易门、寿王坟三大铜矿基地；青城子、水口山、会泽三大铅锌矿基地，以及锡矿山锑矿、万山汞矿、杨家杖子钼矿和新疆稀有金属矿区等。

为了加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此期间还聘请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工作，并且在北京重工业部干部学校，举办地质技术骨干培训班，学习苏联的找矿勘探理论和方法，继之派出留苏学生，并大量翻译出版苏联有关地质方面的书籍。

一九五四年开始进行矿区水文地质工作。同年设计地质工作、专业岩矿鉴定、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也相继展开。

一九五六年又开展了地球化学探矿。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冶金地质队伍共完成钻探进尺数百万米，探明各种有色金属储量近千万吨，相当于一九五○到一九五二年的33倍，并探明铝土矿数千万吨。有色金属产品的品种，从一九五二年以前的10种，扩大到20种，包括铜、铅、锌、钨、锡、钼、铋、铝、镁、镍、钴、锑、汞、钾、钠、镓、铟、镉、金、银等。这一时期冶金地质队伍已发展到地质勘探公司12个，地质勘探队97个，物探队两个，水文地质队1个，化验室10个，机修厂8个，各种仪器设备也有较大增长。在此期间，找矿、勘探、设计、基建、生产和科研等各个环节，都有地质尖兵活跃在各自的岗位上，初步形成了多专业、多学科、多手段的综合地质勘探力量。

三、第二个高潮及挫折（一九五八——一九七六年）

正当有色金属地质工作方兴未艾之时，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影响下，有色金属地质部门也出现了“千米钻运动”。这种单纯追求钻探进尺的作法，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违反了科学要求，结果造成了大量的废孔，使不少矿山资源告急，三级矿量比例失调。但在此期间仍然发现了一些新的矿产基地，如内蒙霍克气铜矿、辽宁红透山铜矿、吉林红旗岭镍矿、浙江西裘铜矿、云南大姚、牟定砂岩铜矿等。一九六○年冬，中央决定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有色金属地质工作也调整了部署，进一步巩固地质队伍，加强管理，充实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重新核实了储量，不合格的钻孔作废重钻，同时精简了机构。以一九六二年与一九六○年相比，地质队伍总人数下降38.4%，地质事业费用下降50%，钻机最高开动台数下降44.9%。

经过调整，有色金属地质工作逐步形成了第二个高潮。由于许多矿区经过多年的勘查，比较容易发现的矿体基本上已勘探完了。只有加强地质科学研究，总结各种成矿规律，用以指导找矿、勘探，才能继续前进。按照这个做法，不少矿区又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发现了不少新的矿点或在老矿区又找到了接替生产的资源。这就是第二个高潮的特点。

例如：吉林夹皮沟金矿经过上百年的开采，已于一九六○年闭坑停产。吉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604队采取了地质、物探、化探相结合的探矿手段，对该矿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总结出成矿的特点，发现了北西向的构造带上有20多个矿点，并有化探异常。首先选择了二道沟5号矿点进行解剖，第一个钻孔就见到了6米多厚的矿体。这一新的发现，使夹皮沟金矿死而复生，于当年九月就恢复了生产。

一九六二年，广西大厂锡矿对上百个钻孔的岩芯，重新进行了系统的观察研究，发现矿体有跨层现象，上下岩层中的矿石结构和组分也不相同，物探磁异常，无论在面积上和强度上，都超出了裂隙矿的分布范围，从而推测长坡矿段有沿层分布的隐伏矿体。根据这项研究成果，进行了深部钻探，结果在硅质岩中找到了大厂矿区最大的层状网脉状缓倾斜矿体。

一九六四年，西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二队加强了区域控矿地质条件的研究，沿着成矿带向西找矿，发现了厂坝、毕家山、李家沟等铅锌矿点。后经106队勘探，获得铅锌金属储量近千万吨。

217地质队在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发现鸭公塘等矿体之后，进一步研究成矿规律，在百步蹬又找到了新的矿体。

广西珊瑚锡矿由于加强了地质科研工作，根据含金石英脉呈侧幕状排列的特点，进行了900米深孔钻探，结果找到了一个规模可观的钨锡矿体，为平桂矿务局提供了重要的生产接替基地。

南京栖霞山铅锌矿从一九六二年起加强了氧化锰铁帽中铅锌矿的研究，从而提出氧化锰铁帽的下部可能是多金属矿的设想。经江苏冶金地质勘探公司810队验证，找到了1号主矿体，一九六四年又在不整合面上找到了原生铅锌矿体，为华东地区提供了重要的有色金属矿产基地。

赣南粤北钨矿加强了地质科学研究工作，梅子窝钨矿总结出以脉态变化为主要特征的“五层楼”式垂直分带规律，对指导寻找隐状大脉型黑钨矿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江西617队运用石英线、云母线标志带，找到了隐伏的大型脉状钨矿床，扩大了黄沙钨矿的规模和提供了找矿远景。

个旧锡矿在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控矿断层与石灰岩、白云岩互层带相交部位有利于成矿的规律，使老厂锡矿的储量大幅度增长。卡房的新山矿段，通过对矿山坑道编录，发现岩体的凹兜部位有利于成矿，总结出钻探超伏岩体的经验，锡铜储量均有增长。

滇中砂岩铜矿改变了热液成矿的观点，总结出“浅紫交互”“金属矿物分布”、“水下地形”三条控矿因素，敲开了滇中砂岩铜矿地下资源的大门，探获了一个大型铜矿基地。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正在向前蓬勃发展的有色金属地质工作遭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据统计，一九六八年同一九六六年相比，开动钻机台数下降30.6%，钻探台月进尺下降56.4%。在“十年动乱”中，广大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地质勘探技术水平发展缓慢，几十个有色金属矿山的资源危机所造成的损失，更不是上列几个统计数字所能表达的。

尽管如此，有色金属地质队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基本上还在坚持工作，发现了一些新的矿产地。如江西宜春414花岗岩型钽铌矿床、大吉山69号岩体中的浸染型钽铌钨铍矿床、赣南粤东湘南的离子吸附型稀土矿床、广西平果岩溶堆积型铝土矿等。

据统计，在第二个高潮及其稍后的一段时间里，探获各种有色金属储量数千万吨，铝土矿数亿吨。到一九七五年末，冶金地质队伍已发展到除西藏自治区外，各省（区）都有从事有色金属地质工作的勘探公司，共有地质勘探队147个，普查队11个，物探队18个，水文地质队3个，测绘队4个，综合队6个，化验室10个，研究所（室）10个，机修厂19个，技工学校两个，医院两个。设备仪器有所增加并开始更新，还自行设计制造“北京型”钻机系列。一九七四年开始正式制造钻石——100型人造金刚石坑内钻机。

总的看来，有色金属地质工作经过两个高潮，是大大地前进了。如果没有“大跃进”和“文革”大的波折，有色金属地质工作的前进步伐，会更加迅速，成绩也将更大。

四、第三个高潮（一九七七——一九八五年）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地质工作开始恢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冶金地质工作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强调了“以地质找矿为中心”，按照地质规律办事，开展各区优势矿种的找矿工作。各地陆续找到了一批有工业价值的有色金属矿产基地。

一九八三年四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下设矿产地质部统一管理有色金属地质工作。首先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把地质队伍的工作目标转移到有色金属地质找矿为主的轨道上来。接着实现了三个转变：把有色地质工作转变到紧紧围绕生产建设的需要上来，转变到全面提高地质效果和经济效益上来，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上来。

一九八四年九月，在新疆召开了全国有色金属地质系统会议。会上分析了找矿形势，确定了新的技术方针。会议认为，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交通方便、经济发达地区的露头、老硐、炉渣等地面浅部矿床的找矿标志，经过三十多年的工作已愈来愈少了，已进入找盲矿体、掩埋矿体、肉眼难以辨认矿体的阶段。因此，过去所习惯的和精通的找矿勘探理论和方法，有许多已被淘汰。这就要求地质工作者应用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进行三维空间立体交叉找矿。为此，新的技术方针应当是：以地质找矿为中心，以综合方法为手段，以提高地质效果和经济效益为目的，加强成矿规律的研究，建立成矿模式，依靠综合信息分析，面上展开点上突破进行综合找矿。

此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企业整顿、调整领导班子、推行经济责任制，以及建立各种技术中心、更新设备仪器、组织教育培训等。为了搞活地质工作，还大力推行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

有色金属地质部门的找矿、勘探工作开始有了新的突破，提供了一批新的接续资源，提交了一批新的建设基地，找到了一批新的矿点和有望的成矿区、带，逐步形成有色金属地质找矿的第三个高潮。一九八四年后，获得部级找矿成果奖的有39项。如被誉为“十大发现”之一的甘肃西成铅锌矿区，经过积极找矿、勘探，金属储量又翻了一番，已发展成为特大型的铅锌基地；广西大厂锡矿继发现长坡似层状锡矿床、龙箱盖矽卡岩型锌铜矿床和瓦窑山—巴力方解石型锡矿床之后，通过成矿预测工作又找到了100号大而富的致密块状锡石硫化物矿体；杨家杖子钼矿冲破了历来在岩体接触带找矿的束缚，在下兰家沟岩体中找到了一个大型的钼矿床，其储量超过原杨家杖子矿床的总和；湖南水口山铅锌矿通过成矿预测，在红色砂岩掩复区下面300—500米深处，找到了康家湾大型铅锌金盲矿床，解决了水口山长期存在的资源不足的被动局面；在满洲里成矿带，找到了乌奴格吐山大型斑岩铜钼矿床，而且外围成矿条件比较优越，经过工作可望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的铜—多金属矿产基地。此外，湖南宝山西铅锌矿床、陕西铅硐山和银母寺矿床、南京栖霞山铅锌矿床、湖北阮家湾白钨矿床、云南个旧双竹和文山的锡矿床、贵州独山半坡锑矿床等等，也都有较大的进展。

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五年，共探明各种有色金属储量数千万吨，铝土矿数亿吨。截至一九八五年底，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地质系统有地质勘探公司18个，直属科研院所两个，地质干部进修学院1个，基层单位有地质勘探队91个，普查队6个，物探队12个，水文地质队两个，测绘队5个，化验室7个，机修厂14个，各公司或队属科研所（室）16个，医院两个，职工中专和技工学校12所。

第二节 八项显著成就

新中国有色金属地质勘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概括起来有下述八项。

一、为有色金属工业提供大量矿产基地

三十多年来，有色金属地质工作不仅为一大批老矿山提供了接续矿产资源，而且勘探出许多新的矿产基地，为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到一九八五年止，共计勘探了重有色金属、轻有色金属、贵金属、稀有金属、稀土金属的矿点1000多个。其中大型的占8%，中型的占27%，小型的占65%。在这些矿产基地中，有许多重要发现获得了部级找矿成果奖，如甘肃西成铅锌矿获得了一等奖，辽宁下兰家沟钼矿等九个矿点获得了二等奖，获得三等奖的有31个矿点。

二、多种储量跃居世界前列

据统计，三十多年来地质工作者共提交了地质勘探报告书（包括中间报告）2000多份，累计探获稀有金属、贵金属、稀土金属等金属储量数百万吨，重有色金属储量数千万吨，铝土矿数亿吨。从数量、勘探速度以及品种的增长方面，都是相当可观的。

在数量方面，不仅基本上满足了有色金属工业生产的需要，而且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储备。在与兄弟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使中国钨、锑、稀土、镁、锌、锡、钼、铅、汞、钒、钛等的探获储量，跃居世界前列。

三、提供了全部有色金属的矿产资源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在一九五二年以前只能生产铜、铅、锌、锡、锑、汞、铝、镁、金、银等10种有色金属。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努力，扩大到20种。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地质、化验、岩矿鉴定、采、选、冶等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奋战多年终于攻克了全部有色金属领域，品种扩大到64种元素，并为新中国原子能工业、航天工业、造船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和尖端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四、形成一套切合中国实际的找矿勘探理论和方法

新中国有色地质工作者对有色金属矿床地质特征的认识，是循着一条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途径前进的。每一次认识上的飞跃，每一个理论上的突破，都带来了丰硕的物质成果。建国初期，有色金属地质工作刚刚起步，大都应用欧美地质学者的成矿理论，即以热液理论为基础的一次成矿论和矿质单源论来指导地质工作。“岩株论”就是上述理论与东北各矿床地质特点相结合的产物。应用这些理论，在夹皮沟、老牛沟、清源、青城子、岫岩、华铜、杨家杖子等矿山的地质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另外还找到了寿王坟、北松树卯、二密等新的矿点。

一九五四年，苏联的一整套找矿勘探理论和方法传播到中国。在较长的时间内，它指导着有色金属地质勘探工作，也取得了一大批地质成果；但另一方面，由于地质勘探和矿山开发脱节，造成“呆矿”较多，值得今后注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色金属地质工作贯彻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引进了近代的成矿理论。地质工作者通过学习、探索，对许多矿区矿床成因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从而获得了新的成果。如易门铜矿应用沉积加变质的观点，找到了菜园河盲矿体。斑岩铜矿板块模式的理论的引进，有助于湖北封山洞和黑龙江乌奴格吐山斑岩型铜矿矿床、广东莲花山斑岩钨矿、辽宁下兰家沟似斑岩型钼矿、黑龙江团结沟斑岩金矿等矿床的发现，使有色金属地质勘探工作获得了新成果。

由于地表露头和老硐大都已被发现，找矿工作进入了以找寻盲矿体，掩埋矿和难以辨认的矿床为主的时期。因此，成矿模式和成矿系列的建立，成矿预测和三维空间立体找矿的开展，新矿床类型的不断突破，标志着新中国有色金属地质工作有了一套切合中国实际的找矿勘探理论和方法，今后必将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形成了配套的综合勘探力量

新中国有色地质勘探工作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支包括地质、物探、化探、化验、测试、测量、绘图、岩矿鉴定、水文地质、遥感地质、数学地质、同位素地质、钻探、坑探、科研等专业和拥有比较先进设备仪器的配套的综合找矿勘探力量。这支力量是随着国民经济建设和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逐步建立起来的，经过多年来对国内外成矿理论和操作技术的学习，通过不断实践与磨练，已经逐步成长壮大起来，可以胜任任何矿种、任何规模、任何地区和条件的地质勘查任务。

六、科学研究硕果累累

有色金属地质科研力量，逐步壮大。到一九八五年止，属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地质科研机构共18个，共有专业科研人员2000多名。此外还有127个隶属于基层的勘探队和专业队的综合研究机构，和有关院校科研组织共同构成了有色金属地质系统的三级科研体系。

有色金属地质科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获得国家科委和全国科学大会及部一级奖励的科研成果有131项，主要有补偿式激发电位仪的研制、北京500型钻机、个旧锡矿地质、白云鄂矿地质、白云鄂博及其外围铁铌稀土多金属矿床成因、物质成份及成矿远景的研究、康家湾盲矿体的找矿研究、金刚石地质岩芯钻探配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等。还发现自然界新矿物4种，国内首次发现的矿物8种。此外，还出版专著30余种，发表论文650多篇。

七、设计地质、基建地质、矿山地质队伍不断扩大

设计地质工作，自一九五四年开展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直属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长沙、昆明、南昌、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沈阳、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以及其他一些有色设计研究院、室，都配备了设计地质专业人员。

有色金属设计、基建地质工作人员曾参加过数百项矿山企业设计工作，工作范围几乎遍及全国各个省（区），此外还进行了援外项目如越南的古定铬矿和阿尔巴尼亚的镍铁矿的设计。

矿山地质工作，从一九四八年起就在各矿山开展起来了。各有色金属矿山都已建立了矿山地测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125个直属矿山中，共有地质人员数千名，开动钻机200多台，每年进尺约27万米。矿山地质工作主要有：矿山开采过程中的资料编录；开展生产探矿和地质探矿工作；开展综合利用工作，提高矿床工业价值；降低损失贫化率，保护国家资源；开展科研工作，促进矿山生产；研制新仪器和推广新技术；开展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工作，保证矿山安全生产。

八、对管理工作进行了探索

有色金属地质管理的主要职能就是把构成有色金属地质生产力的各种要素，包括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和劳动力三者恰当地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以保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要。

有色金属地质管理工作在创建时期，缺乏一定的章程，全凭管理者的个人经验办事，处于经验管理阶段。

一九五四年学习苏联地质勘探管理经验，加强了管理工作：建立了生产指挥系统；建立了设计预算制度；建立了技术操作规范；建立了计划、技术、劳动、财务、物资等五大管理制度。从而，使中国有色金属地质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科学管理阶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有色金属地质部门采取了许多相应的管理办法。如调整领导班子，搞承包制，实行投标，发展跨地区跨公司的横向联合，搞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有偿转让等。这一时期贯彻了以地质找矿为中心，以综合方法为手段，以提高地质效果和经济效益为目的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摆正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反映了地质勘探活动中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确定了“富、大、浅、近、易”优先的原则，因而促进了有色金属地质工作的发展。

第五章 科学研究

旧中国有色金属的科学研究事业十分衰弱。当时从事冶金（包括有色金属和钢铁）科学研究的科研机构只有3家，即北京的矿冶研究所、上海的工学实验馆和重庆的兵工署材料试验处。从采矿、选矿、炼焦、化验到冶金的研究人员不过数十人，且经费拮据、设备很少。

三十多年来，新中国的有色金属科学研究事业发展迅速，为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有色金属工业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能够生产和回收全部64种有色金属的少数国家之一；不仅能加工生产常用的有色金属，而且能够加工生产稀有金属、贵金属和半导体材料；已建立起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层次结构较为合理，分布比较广泛，研究方向各具特色的有色金属科学研究体系；培养和造就了一支不怕艰难困苦、勇于进取、能够攻坚而又富有实践经验、立志为有色金属科技事业而献身的宏大队伍；中国有色金属科研单位的试验研究和装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为开展科学研究和为经济建设服务提供了良好条件。

第一节 科研事业概况

第一节　科研事业概况

一、科研机构

新中国建立三十多年来，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各有侧重的有色金属科研体系，培养和造就了一支科研队伍。截至一九八五年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系统共有科研院所104个，拥有职工2.8万人，其中科研人员约占一半。这些科研机构可分为3个层次和4支队伍。

（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直接管理10个重点科研院所。这些单位是：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北京矿冶研究总院、长沙矿山研究院、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郑州轻金属研究所、昆明贵金属研究所、西北矿冶研究院、北京矿产地质研究所和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以上10个院所一九八五年共有职工9471人，其中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占86.1%，担负着全国性重大课题的研究开发任务。

（二）省、市、地区公司管理的研究所23个（含地区有色金属公司管辖的研究所13个）。如昆明、四川、广西冶金研究所，赣州、上海、天津、北京、湖南、新疆、宁夏、重庆有色冶金研究所，宝鸡稀有金属加工研究所，峨眉半导体材料研究所等。这些机构是针对本地区有色金属资源的特点，配合该地区的资源开发利用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九八五年共有职工11081人，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占总人数的78.5%。他们主要是为当地的专业生产建设服务，也承担部分全国性科研任务。

（三）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所属企业和高等学校研究所共71个（含地区地质公司的研究所14个）。主要有郑州、山东、抚顺、贵州铝厂研究所，白银、江西、铜陵、大冶、中条山、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研究所，凡口、金堆城矿研究所，沈阳、株洲、韶关冶炼厂研究所，东北、西南、西北铜铝加工厂研究所，株洲、自贡硬质合金厂研究所等。这支队伍一九八五年有科技人员4176人，其中从事技术开发的占12.1%。他们紧密结合本企业的生产、扩建和改造任务，开展试验研究工作。有色金属总公司所属中南工业大学、江西冶金学院、昆明工学院和桂林工学院等8所院校，共设有10个研究所，一九八五年担负技术开发的人员701人，其中教师394人，侧重于基础和应用理论研究，也从事部分新工艺、新产品和新设备的技术开发工作。

此外，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所属勘察设计和施工研究单位也有部分科技人员从事试验研究工作，他们对行业技术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科研装备水平

随着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有色金属科研条件日益改善，仪器装备不断充实。据全国22个重点有色金属研究院所的统计，到一九八五年底，共占用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共有固定资产4.47亿元，其中仪器设备2.7亿元，占60.4%，单价1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3439台（套）。一九八三年，国家科委批准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组建的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材料检测中心装备一批先进仪器，有100万伏超高压电子显微镜、X射线衍射仪、多道X射线荧光光谱仪、细聚焦X光机；原子吸收光谱仪、塞曼原子吸收光谱仪、碳硫测定仪、定氢仪、定氧仪；多道γ能谱仪；X荧光光谱仪；费利叶红外光谱仪，还有无损探伤仪、硫磷联合测定仪、吸气剂吸气性能测定仪、自动扫描测微光度计等，使中国有色金属材料和电子材料的化学分析与物理测试项目更加齐全，形成了从宏观到微观、从常量到微量、从低温到高温、从矿石到材料的分析检测体系。对半导体材料中痕量杂质的化学分析精度，从目前的PPm级（百万分之一）提高到PPb（十亿分之一）或PPt（万亿分之一）级，在微区分析方面，达到了八十年代国际水平。

三、情报、标准工作

科技情报事业包括收集、整理、研究和传递科技技术信息等工作，它是进行正确决策和科学管理的基础。到一九八四年底，以有色金属总公司情报所为中心的有色金属情报体系，包括17个专业情报网、1333个成员单位、26个省市情报网站、88个情报机构（所、站、处、室、科、组），共有专职科技情报人员1689人，情报网定期开展情报交流活动，出版科技刊物157种。情报资料馆藏的科技考察报告、论文资料汇编989万余篇。有色金属总公司情报所为用户提供国际联机检索服务。该所与美国、西德、日本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15O个机构建立了固定的交换关系。大部分情报机构配备了电子计算机、翻拍、静电复印和声像情报设备，各重点企事业单位一般都设有专门的情报资料机构，装备了声像摄制设备。

有色金属工业标准化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到一九八五年底标准总数为1094个，其中国家标准占75.3%，还制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钨精矿、稀土产品等标准。积极开展国际标准化工作，参加国际会议，讨论审议90多个国际标准项目，促进了国内采用国际标准，并把中国的先进合理的技术条件纳入国际标准。

四、科研成果及水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色金属科技人员解放思想，刻苦钻研，在地质、采矿、选矿、冶炼、加工、安全环保以及分析检测等各领域，研究成功一大批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和新产品，获重大成果2000多项，其中有185项获全国科学大会奖、35项获国家发明获。有相当一批成果已经转化为生产力，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研究并掌握了64种有色金属生产工艺，特别是结合中国矿产资源的特点，自力更生地掌握了35种稀有金属的提取工艺，确立了建厂流程，实现了工业生产，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生产全部稀有金属产品的国家之一。为综合开发金川、攀枝花、包头及钨、锡等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组织开展了多学科、多专业的大规模联合科技攻关。在取得了一大批具有国内国际先进水平科技成果的同时，创造了一整套科研、生产、设计、施工紧密结合，锲而不舍，协同攻关，发展生产，提高效益的“金川经验”，推动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为军工和民用研制了急需的新产品，为中国的原子能反应堆、飞机、导弹、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等尖端技术提供了优质材料。

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已经建成了从地质、采矿、选矿、冶炼、加工、设备制造、安全环保、分析检测到科技情报、产品标准等门类齐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有色金属科研体系，为加速开发中国的有色金属资源，把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优势，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条件。

第二节 科研事业的发展历程

有色金属科技事业是紧紧围绕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形成和创建时期（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

新中国的有色金属科技工作是从组织企业技术力量研究解决现实生产问题开始的。一些大中型厂矿陆续成立了中心试验室，配合生产开展研究工作。如沈阳冶炼厂研究湿法炼锌，山东铝厂试验碱石灰烧结法生产氧化铝工艺和回收镓技术流程获得成功，几个加工厂也开展了有色金属材料的试验研究。

一九五一年二月，重工业部决定将北京矿冶研究所、工业试验所与上海材料试验所合并组成综合试验所（筹备处）。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以该所的一部分，在北京组建了重工业部有色局有色金属工业综合试验所，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有色金属科学研究的机构。当时，该所有职工153人，设有采矿、选矿、冶炼、分析等四个试验室，以重有色金属选矿工艺和药剂研究为主，同时开展一些稀有金属的选矿研究。一九五五年从全国有关厂矿调进大批技术骨干，充实壮大了科研力量。一九五六年该所迁至建有试验大楼和试验车间的新址，人员和装备都迅速有了增加。一九五二年，江西有色金属分局赣州冶金研究所成立。一九五三年中国科学院试验馆昆明工作站改名冶金陶瓷研究所昆明工作站（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前身），聘请专家、教授任职，提高了研究水平。为加强地质矿山的开发，一九五五年成立了重工业部地质局矿物检验所，一九五六年改名为矿物原料研究所（北京地质研究所前身）。

二、快速发展时期（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年）

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年是有色金属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的十年。这时期建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科研机构，队伍兴旺，硕果累累，为有色金属科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五六年，国家制订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在57项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中，有“高效率采矿方法研究”、“选矿方法和共生矿综合利用研究”、“强化现有并探索新的有色金属和轻金属的冶金过程”、“钛冶金及其系统的建立”、“稀有金属和分散元素的开采、提取和利用”、“半导体技术的建立”等六项有色金属科技项目。冶金部根据这一规划，结合有色金属行业的情况，具体安排了30项重点科研课题。适应国家经济、军事和科技大发展对金属，尤其是稀有金属材料的要求，有色金属科技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一九五六年，冶金部有色金属选矿研究设计院成立，一九五八年分出设计部分后改称选矿研究院。一九六四年，从有色金属研究院和有色冶金设计院各调入部分重冶专业人员，加强了冶炼技术力量。同年将北京铝试验厂并入该院，成为一所以重有色金属采、选、冶为主的综合性研究机构，改名为北京矿冶研究院。一九五六年在长沙建立的有色金属矿山研究所，经过专业调整，于一九六二年改名为长沙矿山研究院，确定以矿床开采方法与设备研究为科研方向。

一九五八年，冶金工业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报告，建议国家把发展稀有金属工业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来考虑，以便中国尽快掌握64种有色金属生产技术。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个建议。冶金部决定将有色金属工业综合试验所改名为冶金工业部有色金属研究院，承担稀有金属提取研究任务。国防科委和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亲自抓稀有金属科研工作，关怀科研进展，积极创造有利条件。朱德委员长亲临该院视察，鼓励科技人员努力工作，加快研制军工急需的稀有金属材料。在填补中国稀有金属空白、掌握64种有色金属提取方法的科研工作中，有色金属研究院作出了重大贡献。为表彰他们的工作，周恩来总理亲自向该院授旗，旗上写着“为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九八五年，该院已发展成为一个以稀有金属研究为主、包括合金加工和半导体材料研制在内的大型综合研究院。该院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同时，还承担了宝鸡稀有金属加工厂（研究所）、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研究所）、遵义有色金属冶炼厂、峨眉半导体材料厂（研究所）及洛阳单晶硅厂等单位的筹建任务，抽调上千名科技人员和几千台仪器设备支援这些厂（所）的建设，发展了中国稀有金属科研生产能力。

与此同时，在中国各地出现了一批地区性科研院所。主要有北京矿冶研究院西北分院（现名西北矿冶研究院），四川、昆明、湖南、江西、辽宁冶金研究所，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等。有色金属厂矿企业为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也纷纷建立厂属科研所或中心试验室，如铜官山矿务局、云南锡业公司、杨家杖子矿务局、地质勘探公司等成立了中心试验室，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洛阳铜加工厂等成立厂属研究所。

三、曲折前进时期（一九六六——一九七七年）

十年浩劫使有色金属科研事业遭受严重破坏，有的院所中途停建，有的院所被迫搬迁，大批科技人员被下放劳动，很多干部和科技骨干遭受迫害，科研工作秩序被打乱，科研工作一度处于停顿状态。中国有色金属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缩小了的差距又拉大了。

中国的有色金属科技工作者虽然身处逆境，但仍不放弃本职工作。在已开始的工作基础上，开发出了部分用于工业生产和国防军工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搞科研、做贡献。一九六六年中国核动力潜艇工程急需大量锆、铪、钛等加工材。承担所需材料研制任务的科技人员，经过几年艰苦努力，终于按质按量提供出核潜艇所需的各种金属材料，保证潜艇胜利下水，为增强国防尽了力量。这一时期的材料加工技术也有发展，研究并采用了连续铸造、连续挤压、冷热等静压、爆破成型等新工艺和新设备。

研究机构也发生一定变化。一九七一年周恩来总理根据广东省政府给中央的报告，为发挥广东省有色和稀有金属资源优势，批准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抽调一批科技人员，在广州成立冶金工业部有色金属研究院广东分院（现名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被停建的郑州轻金属研究所也恢复了建设。一九六九年，北京地质研究所先被疏散到宜昌，后又迁至桂林，至一九七四年定名桂林地质研究所（现名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

四、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学的春天终于到来。一九八三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有色金属总公司成立后，按照革命化、年青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标准，调整了直管院所领导班子，领导成员的平均年龄由调整前的57岁降到50.8岁，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达到的80%。为知识分子改善了工作和生活条件，减少了搞好工作的后顾之忧。各院所都成立了专门负责知识更新教育的专职机构，普及计算机知识，提高外语和专业水平。通过派人出国进修、考察和开展中外学术交流活动，开阔了科技人员的眼界，提高了科研工作的起点。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新建了北京矿产地质研究所和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五年，有色金属系统共获得国家发明奖35项。

这一时期，有色金属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抓了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一）开展重大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协作攻关。

一九七八年，金川、攀枝花和包头被列为国家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大基地。在方毅等中央领导人的关怀和指导下，由国家科委、计委、经委、三省区人民政府、冶金工业部和有色金属总公司，联合组织全国有关的科研、设计、大专院校等100多个单位，数百名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三大基地”资源综合利用的技术攻关，发扬了大力协同、一抓到底的精神，大幅度地提高了资源综合利用水平。金川基地共开展297个专题研究，完成169项，有79项通过了技术鉴定或评议，有54项已用于生产建设。初步统计，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四年，金川依靠技术进步增加的经济效益约2.5亿元，占同期利润总额的40%；一九七八年以来，由于狠抓技术进步，多回收镍8577吨，增益15692万元。包头资源综合利用联合攻关，解决了高品位稀土精矿选矿难题，使包头成为中国稀土工业的主要原料基地。稀土金属在钢铁、石油、化工、电子、轻工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应用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在三大资源综合利用攻关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又开展了钨业、锡业、铝业和硅材料等重大课题的联合攻关。掌握了生产直径75毫米硅单晶的工艺技术，降低了硅片的生产成本。在株洲硬质合金厂投产的湿法提钨工艺，与旧工艺相比，简化了流程，减少了废渣废水，提高了钨回收率3—5%，经济效益显著。

（三）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为增加有色金属产量，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加速老企业改造，有选择地引进了一批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并组织力量消化吸收这些引进技术。如凤凰山铜矿选矿计算机控制系统、贵州铝厂160千安中间加料预焙电解槽、贵溪冶炼厂闪速熔炼技术、涿县铝加工厂铝箔轧制系统、东北轻合金加工厂2000毫米热轧机和1400毫米冷轧机等，为推广引进技术提高中国有色金属生产水平积累了经验，有些技术设备已在中国同类工厂得到应用，收到良好效果。

（三）改革科技体制，增强院所活力。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有色金属总公司多次召开会议，部署有色金属工业科技体制改革工作。

1、科研院所分类。按国家科委制订的标准，将总公司所属22个院所分成3种类型：技术开发型6个；社会公益、技术基础型3个；多种类型13个。依类型进行分别管理。

2、改革拨款制度。院所对外实行有偿合同制，对内实行课题承包制，逐步减少事业费。初步扭转了院所靠事业费过日子的局面，增强了科研人员的经济观念和竞争意识，促进了科技工作与生产建设的结合。

3、进行课题招标试点。选择“七五”攻关项目中的“联合法制取海绵钛”、“铝型材氧化上色”、“非晶硅太阳能电池中试线”等12个课题进行公开招标，取得了经费少、周期短、效益好的结果。

4、实行院长负责制、技术职位聘任制。选择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等7个院所进行院、所长负责制的改革试点。院所长对科研、生产、经营和行政各部门全权负责，中共院、所委员会起保证和监督作用。科室干部由院所长聘任，确定任期目标，逐步形成统一指挥、分级管理新体制。对科研人员实行职务聘任制，调动了广大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5、开辟技术市场，促进横向联合。倡导并组织科研与生产单位组成联合体。广西大厂矿务局车河选厂的技术改造，实行科研、设计和生产单位联合承包，节约投资900万元，改造项目提前一年见到经济效益。技术市场、技术咨询和各种联合体的出现，加快了技术成果的转让与推广，改善了院所的经济状况。一九八六年，院所增加经济收入4630万元，相当于当年国家拨给事业费的1.32倍，提高了院所自主开发能力。

第三节 科学研究主要成就

有色金属科学研究在与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结合中，取得了一系列的科技成就。

一、地质勘探和矿山开发

地质勘探和矿山开发是发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基础。三十多年来的地质科学研究卓有成效。有色金属总公司矿产地质研究院和西南地质勘探公司等单位，在个旧一大厂及其外围地区锡矿成矿条件、找矿远景及找矿方法的研究中，取得了重大成果，共探明3个大型锡矿、6个中型锡矿和一批小型锡矿，预测了12个找矿最佳地区，查明了142种矿物，还研究了伴生金属铟、镉和银的赋存状态，为发挥中国锡资源优势准备了条件。地质工作者还应用层控理论研究了铅锌矿床的成矿环境、含矿品位、控矿构造和成因类型，找到了规模巨大的西成铅锌矿、湖南康家湾大型隐伏铅锌矿，并使南京栖霞山多金属铅锌矿床再次扩大。

针对有色金属矿山开采技术复杂、地下开采比重大的特点，矿山工作者研制出多种新型高效掘进设备，研究几种不同采矿方法获得成功，还研究并生产出具有国际水平的爆破器材。长沙矿山研究院等单位，研究天井钻进方法与设备，取得重大成就。已有几十台不同规格型号钻机在十多个矿山推广使用，取得了预期的技术经济效果。凡口铅锌矿在长沙矿山研究院协助下，试验上向分层充填法和盘区机械化充填采矿法获得成功，为提高回采率降低贫化率，起了示范作用。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与几个科研单位合作，试验粗骨料胶结充填法获得成功，一九八○年又研究下向分层胶结充填法和集中充填下向胶结充填法，使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局部流态化立式砂仓充填系统的研制和使用，进一步促进了充填法的发展。

凡口铅锌矿、长沙矿山研究院和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共同研究的大直径深孔球状药包崩矿法（V•C•R法）于一九八四年获得成功并投入生产。蔡友梅等研制的井下大直径高风压潜孔钻机和专用炸药，解决了V•C•R法深孔凿岩爆破问题。戴献瑞和孙忠铭等组成的试验组，分别用V•C•R法回采矿柱和矿房，技术经济指标接近或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为凡口铅锌矿实现日采矿设计能力创造了技术与设备条件。这一成果荣获国家“六五”攻关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一年，北京矿冶研究总院、长沙矿山研究院同北京日用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由汪旭光和程宏盛分别组织科研组，研制抗水性能强、安全性能好、生产工艺简单、产品成本低的EL系列和RJ系列乳化炸药，获得国家二等发明奖，进而实现了乳化炸药机械化连续生产和装药机械化。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向以炸药技术精良著称的瑞典尼特罗•诺贝尔公司转让了新型乳化炸药技术。

五十年代学习苏联经验，促进了中国选矿科研水平的提高。一九六○年苏联撤退专家后，中国选矿科技人员自力更生，承担了全部选矿科研任务。金川镍矿、金堆城铜矿、德兴铜矿、凡口铅锌矿等大型矿山的选厂以及新疆可可托海锂铍选矿厂，全都是采用中国自己研究出的结果进行设计并投入生产的。钨矿选矿，研究了预选丢废、阶段磨矿、窄级入选、跳汰回收粗粒、摇床回收细粒、刻槽摇床——离心机——皮带溜槽回收细泥的选别工艺，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钨矿重选流程。锡矿采用泥沙分选及离心机——溜槽——摇床处理矿泥的重选流程，细粒级锡回收率由原来30%提高到60%，达到国际水平。六十年代初，北京矿冶研究院和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共同研究了碱法不脱泥分离锂辉石和绿柱石新工艺，解决了当时国际上锂铍分离的技术难题。

在选矿设备的发展中，云南锡业公司研究的翻床、六层摇床、离心选矿机等，大幅度地提高了选矿回收率，使中国矿泥重选设备跃居世界领先地位。进入八十年代，新疆冶金研究所研制的新型旋转溜槽，结构简单，生产能力大，回收率高，已在钽铌矿选厂投入使用。

北京矿冶研究院苏仲平等，于六十年代以石腊为原料，研制了氧化石腊皂选矿药剂，取代了以食用大豆油为原料生产的脂肪酸硫酸化皂，用于氧化矿选矿，效果较好，解决了与人争食用油的矛盾，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一九八五年，中国生产的选矿药剂有80多种，不仅质量提高了，而且产量也自给有余。

二、有色金属冶炼方面

葫芦岛锌厂原是日本帝国主义留下的一个烂摊子。新中国诞生后，依靠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的共同努力，经过反复试验研究，逐一解决了工艺与设备中的难题，终使竖罐炼锌投入生产。沈阳冶炼厂原以铜铅生产为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虽做过湿法炼锌试验，但未获成功。一九五○年，该厂开始研究湿法炼锌技术，第二年生产出中国第一批电锌。在此基础上，一座完全由中国自己设计并施工的以湿法炼锌为主流程的株洲冶炼厂于六十年代建成投产。

一九五二年，国外出现了以流态化理论为基础的沸腾焙烧技术。一九五五年，沈华生、朱寿康等人在葫芦岛锌厂也开始了这项研究，而且实现了一次脱硫、铅和镉的高温焙烧，这在当时属世界首创，获得了国家科委颁发的发明证书。

旧中国没有镍钴工业，今天中国的镍钴工业完全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科研成果转化而来的。五十年代，研究从钴土矿提钴，陆续在江西和广东建成几处小型炼钴厂（或车间）。六十年代研究出以进口砷钴矿为原料提钴新工艺，使以进口原料生产钴的赣州钴厂成长为中国早期较大的炼钴厂。含钴黄铁矿是中国三种主要提钴原料之一，许多科研、设计和生产单位，对此做了长期的研究工作，并利用所取得的成果，分别在南京钢铁厂和葫芦岛锌厂建成了生产钴的车间。一九五九年，辽宁清源铜镍矿和云南墨江硅酸镍矿的提镍试验，是中国镍冶金科学研究的开端。金川硫化镍矿的发现，为中国有色金属科技工作者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北京有色冶金设计院和北京矿冶研究院等单位进行过多种提镍技术方案的试验研究，经过调研论证，最后确定以回转窑半氧化焙烧——电炉熔炼——转炉吹炼——硫化镍电解工艺流程建厂，一九六九年金川公司冶炼厂正式投产。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镍生产基地。

白银炼铜法是由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以及西北矿冶研究院的科技人员组成试验组，经过多年不懈努力而研究出来的一种炼铜新法。它的试验成功，改变了中国传统炼铜工艺的面貌，技术上是个进步，经济上收效显著。一九七六年通过了日处理300吨精矿工业炉的部级鉴定，一九八○年取代了该公司原有的反射炉炼铜工艺，实现了白银炼铜法的工业规模生产。一九八一年，白银炼铜法被授予国家发明二等奖。

云南锡业公司与昆明有色冶金设计院、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及昆明冶金研究所合作，采用回转窑高温氯化法处理含锡1.2—1.5%、铅2%锡中矿，回收有价金属获得成功。氯化挥发率在95%以上，为低品位锡中矿综合利用开辟了一条新途径。锡矿山鼓风炉炼锑工艺是锑工业中的一项重要科技成就。该工艺既可熔炼富矿和锑精矿，也可以处理含锑杂料。锑白的研究也由科研成果转变成生产力。在中国锑工业技术的发展中，赵天从教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国氧化铝生产方法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一九五○年，配合山东铝厂的建设，针对该地区铝土矿资源含硅高、铝硅比低、溶出性能差等特点，该厂科技人员进行了碱石灰烧结法生产氧化铝试验，创造了低苛性分子比、二段磨高浓度碳酸钠溶出工艺。经过不断的完善，碱石灰烧结法生产工艺日趋成熟。氧化铝质量达到了国外用拜尔法生产的产品水平，实收率90%。郑州铝厂原设计为串联联合法生产氧化铝，为了适应河南地区铝矿资源的性质，经过试验研究，创造出混联联合法生产工艺，使氧化铝实收率达到92%。吨氧化铝碱耗降到59公斤，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水平。

山东铝厂于一九五六年完成试验室提镓试验，第二年建成提镓车间，当年就从铝土矿中提炼出金属镓，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产镓最多的国家。

每生产1吨氧化铝，就要产生1吨以上的赤泥残渣。五十年代，中国开始赤泥综合利用研究，一九六三年建成中国第一座利用赤泥生产水泥工厂，又陆续研究并生产出了油井水泥、抗硫酸盐水泥及农用硅钙复合肥料等。

一九五四年，当时的有色金属综合研究所用镁热还原法首次制得金属钛。一九五八年，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在院长孙鸿儒带领下，周立和曹蓉江分别用离子交换和萃取工艺制得了氧化锆，接着，在制取出单一稀土氧化物之后，又逐一提炼出单一金属，至一九六二年，终于能全部提取64种有色金属。在稀有金属生产实现工厂化之后，广大科技人员又乘胜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开发出一系列新的提取工艺。包头稀土精矿电场分解新工艺用于生产，P507（乙基己基磷酸单乙基己基酯）萃取分离稀土达到国际水平。七十年代以来，稀有金属应用逐渐向民用推广，稀土农用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在大面积使用中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果。

贵金属传统火法提炼工艺也得到了改进，设备不断更新；全湿法冶炼新工艺和选冶联合流程投入生产，提高了回收率，增加了产量。铂族金属生产从无到有，继一九五八年从中间产品中提取出铂和钯之后，从一九七三年起进行了对金川硫化铜镍矿从铜镍合金富集提取贵金属的工艺研究取得成功，技术指标先进，经济效益显著。

三、军工新材料方面

三十多年来，中国有色金属科技工作除为国民经济服务外，一直紧密配合国防军事工业的发展，为航天、航空、舰船、原子武器的研制与生产提供了26000多种新材料。如宁夏有色金属研究所为核反应堆和中国第一颗氢弹研制提供了铍材；东北轻合金加工厂研制了火箭用特细铝粉燃料；由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研制、自贡硬质合金厂生产的高比重钨合金，是制造穿甲弹的重要材料，性能达到国外同类合金产品水平；东北轻合金加工厂、西南铝加工厂等企业为舰艇生产提供了各类质量轻、强度高、耐海水腐蚀的新型结构材料。其他有关工厂、学校和科研单位也为军工部门研制生产了品种繁多的稀有金属、半导体和贵金属材料，初步满足了军事工业对有色金属新材料的要求。

四、应用理论方面

基础和应用理论研究是潜在生产力，这方面的工作搞好了，科研工作的发展才会有后劲。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色金属应用理论研究日渐深入，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南工业大学陈国达教授创立的地洼学说，丰富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找矿方法。他系统地研究了矿床成因及机理，从对中国内蒙古白云鄂博和海南石碌这南北两大铁矿的研究出发，提出了多物质来源、多成因、多阶段成矿的理论，并把这类矿床列为与内生和外生矿有区别的第三类矿床。他将矿床成因概括成叠加富化、改造富化和再造富集三种模式，从而解决了那些既有内生又有外生矿床成因长期未能解决的难题。应用“地洼”学说指导找矿，已在中国中南地区收到显著效果。这一学说已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重视。

六十年代，广东地质勘探公司总结了脉钨矿床的“五层楼”成矿模式，用这一模式在赣南和粤北找到了几处规模较大的石英脉型钨矿床，为扩大老矿区储量和开发新矿山做出了贡献。

　　黄培云教授二十多年潜心于粉末冶金基础理论——粉末压制理论的研究，先后提出了粉末体变形过程的应力松弛、应变推迟、对数应变等新概念。他最早采用非线性流变模型解决粉末在水静压、模压、热压和动压条件下密度与压制的定量关系，成为目前世界上最精确的压制理论之一，对制造特殊情况下使用的粉末冶金材料具有指导意义。他的工作受到国内外同行们的重视，荣获国家教委科技成果一等奖。

鉴于两辊驱动铝箔轧机有成品率低、成本高、铝箔易断带、零件易损坏等缺点，古可教授于一九七八年提出了单辊驱动理论，编制出铝箔精轧机最佳驱动方案，把理论变成了实用技术。他的“轧机变相单辊驱动技术及其开发”科研成果，解决了武汉钢铁公司1700毫米轧机弧齿部件易损坏，致使设备不能连续正常运转的难题，创造了上亿元的经济效益，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此外，在环保安全、自动化和分析检测等科技领域也都取得了可喜的技术进展。

第六章 基本建设

第一节 基本建设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色金属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全国只有100多家生产常用有色金属的小型矿山和工厂，多系手工作业，年生产能力约2万吨。一九四九年仅生产1.33万吨，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工农业发展的需要，因而要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大力发展有色金属工业。新中国成立三十六年来，有色金属工业以平均年增长14%的速度向前发展，基本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十六年来，基本建设已为当代中国创建和形成了一个门类、品种较为齐全，结构、布局较为合理，具有相当生产规模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有色金属工业体系。一九五○年以来，设计和建设了有色金属大型企业78个，中型企业128个，小型企业500多个。特别是建设了江西铜基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大冶有色金属公司、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沈阳冶炼厂、云南冶炼厂等7大铜基地；山东铝厂、郑州铝厂、贵州铝厂、抚顺铝厂、兰州铝厂、包头铝厂、青铜峡铝厂、连城铝厂等8大铝厂；东北、湖南、两广、云南、西北等5个铅锌基地；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云南锡业公司，锡矿山矿务局，大吉山、西华山钨矿和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洛阳铜加工厂、西南铝加工厂、宝鸡稀有金属加工厂、峨眉半导体材料厂等重点加工厂，形成了当代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骨干。连同其他中小型企业在内，一九八五年已形成有色金属160万吨的年生产能力和200万吨的压力加工能力。这是三十六年来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的重大成就。它保证了有色金属工业生产的发展，为有色金属工业建立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有色金属生产中的地位。

通过三十六年来的建设，设计和施工队伍在吸取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成了一系列稀有金属、难熔金属、稀土金属和半导体材料的生产厂和加工厂，扩大了中国有色金属的生产领域。旧中国仅能生产8种有色金属，当代中国不仅传统有色金属产品的生产迅速增长，而且以铝、镁、钛为代表的新兴有色金属工业也蓬勃发展壮大，使中国不但在有色金属产量上，同时在品种、规格上也跃入世界前列。

新中国建立后，为改变技术装备极端落后的状况，有色金属工业的基本建设队伍，认真学习国内外建设的新技术，走“学、创”相结合的道路，采用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新材料，装备有色金属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如在五十年代就成功地使用了当时世界少有的大规模露天矿剥离大爆破技术，并对露天采矿和地下采矿的采、装、运工序，装备了多种适合中国矿山特点、较为实用的设备，提高了矿山的采掘速度。六十年代从瑞典引进采矿设备和高效率、耐磨蚀的选矿设备，装备了铜陵凤凰山铜矿等矿山。在冶炼工程上，为重有色冶炼厂装备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对轻有色金属冶炼厂则根据中国铝矿资源特点，建成有自己特点的碱石灰烧结法和混联法工艺设备装备起来的山东、郑州、贵州三大氧化铝厂，为充分利用中国铝资源优势发挥了重大作用。稀有金属和半导体材料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也有了显著改进，压力加工工业则在设备大型化、连续化、自动化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

有色金属工业的基本建设队伍不仅担负国内建设任务，还承担了许多援外工程任务。在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帮助进行了冶金工厂和矿山工程的建设，还在国外承包工程。

三十六年来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累计完成投资248亿元。从投资效果来看，到一九八五年底，总投资和总积累的比为1∶1.6。

有色金属工业的基本建设，通过三十六年的艰苦创业，建立了研究、勘察、设计、施工四支力量，形成了专业齐全、具有比较先进技术装备水平的建设队伍，能够独立担负各种大型有色金属矿山、冶炼厂、加工厂的勘察、设计、施工的全部建设任务。同时，可以跨行业为其他工业部门设计和建设重要厂矿企业。

第二节 基本建设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十分重视，着手进行基本建设工作。到一九五二年末，更提出“把基本建设提到首要地位”，于是着手大力集结基本建设力量，组建机构，为“一五”计划期间开展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作做好准备。

中国是世界上有色金属资源比较齐全的少数国家之一。但由于矿产资源较分散，一般规模较小，埋藏较深，有些矿石含金属品位较低，且往往是多金属共生，因而矿山多为地下开采，工作艰巨；共生矿物分离较难，选矿方法多种多样；冶炼加工工艺尤为复杂。有色金属种类既多，再加上上述这些因素，形成了有色金属工业建设布点分散、工艺设备复杂、工程量大、投资多、建设条件差、建设周期长等特点。由于这些特点，决定了有色金属工业的基本建设工作需要有一支与其相适应的庞大的基本建设力量。这样，由基建单位、勘察、设计、施工各个部门组成的、配套的基本建设工作体系，就迅速形成了。

在有色金属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加强基本建设是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方式。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走过的三十六年的艰辛历程，也是有色金属产品品种从少到多、从无到有，生产规模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既有比较顺利的发展，也经受过严重的挫折，但总的看来，有色金属的生产能力，从全国解放时的约2万吨，发展到一九八五年的近160万吨，生产企业从约100个发展到近750个，建设成就是不小的。

一、进行重点工程建设，打好有色金属工业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后，有色金属工业的主要任务，是使被战争破坏的厂矿迅速恢复生产，因而当时的基本建设工作多属于恢复和改造，只有小规模的新建和扩建。各厂矿多为自己筹集建设工程力量进行设计和施工。接着为了迎接大规模基本建设任务，冶金战线着手组建基建机构、集结建设队伍，并迅速培养了一批勘察、设计、施工力量。这一时期全国有色金属工业扩建、新建了74个工程项目，基本建设完成的投资额约1.78亿元。

“一五”计划期间，国家的建设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根据国家计划提出的“多出铜、早出铝”的基本方针，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的主要部署为：铜的建设以完成寿王坟铜矿的采选工程和铜官山的采选冶炼为主，同时开始进行白银、东川两个铜生产基地和1个铜合金加工厂的建设，以奠定铜工业的基础。制铝工业的建设方面以抚顺铝厂和哈尔滨铝加工厂的建设为主，并继续进行山东铝厂的建设。铅锌工业建设方面，除进一步提高原有矿山采选生产能力外，还着手西南地区铅锌矿的开发。钨矿建设以实现机械化生产、扩大生产能力为目标。通过“一五”计划期间的建设，既建成了一批重点骨干企业，又锻炼了基本建设队伍，提高了干部、职工的技术业务水平。完成的基建投资额相当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10.4倍，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矿山开采、冶炼和加工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初步形成了铜和铝的生产系统。有色金属的年生产能力超过20万吨，铜和铅超过5万吨，铝达3万吨，锌超过3万吨。基本建设队伍逐渐掌握了大型厂矿的勘察、设计和施工等技术，基本建设体制初步形成了甲乙方体制。这就奠定了有色金属工业的基础，为以后的发展和建设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

山东铝厂氧化铝工程是从一九五○年开始建设的。它从军工单位抽调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从上海等地招聘一批人员为骨干，自行研究、设计、施工，建成了第一个适合中国一水硬铝石特点的烧结法氧化铝厂。一期工程于一九五四年建成时，年生产能力为3.5万吨氧化铝。随着氧化铝需要量的增加，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先后进行了4次扩建，使氧化铝的年生产能力达到35万吨。在每次的扩建工程中，针对生产中的薄弱环节，采用自己开发的新技术，大部分设备都要自行设计、制造，使生产工艺有所改进，基建投资和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在山东铝厂建设过程中，一批氧化铝设计人员和建设队伍迅速成长起来。

抚顺铝厂于一九四九年准备恢复，并委托苏联设计。确定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利用工厂原有基础，以节约建设资金。一九五一年秋完成初步设计，一期建设规模为年产铝锭1.5万吨。为便于工作，施工图设计在现场进行。一九五二年初苏联派出专家组在现场指导，东北有色金属局组织力量进行设计，到一九五三年秋施工图设计结束。当时，设计人员还没有大型企业的设计经验，而学习和工作积极性却十分高。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边工作边学习，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设计任务，学会了大型工程设计的组织管理方法。如根据工程的技术特点和工程内容的需要，合理划分设计专业，明确各专业的分工；协调专业间在技术和进度上的协作配合，编制完整的设计工作计划等。

抚顺铝厂的施工主要由抚顺工程公司（经理前为张戈，后为刘鸣九）承担。一期工程包括铝电解、阳极糊、氟化盐等，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开工，工期三十个月。一九五四年十月产出铝锭，工程质量优良，试车一次成功，全面竣工交付生产。在施工过程中，苏联先后派来103名专家进行指导。国内各方面协作配合，积极为建设创造条件，如派来干部和技术人员，供应设备材料等。在中共抚顺市委领导下，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了建厂工程委员会，审定施工方案、协调各方关系、解决重大问题和贯彻专家建议，以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在施工中，对工人进行了培训，对施工质量严要求，勤检查，随时纠正施工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有特殊要求的技术工种都经过严格考核，合格者才能上岗。通过施工逐渐学会和掌握了现代化大型有色金属工业工程项目的施工组织管理工作。施工队伍的管理素质和技术能力提高很快，学会了高大厂房、高大烟囱、耐酸防腐等特殊工程的施工和设备的安装调试等，并掌握了先进施工设备的使用技术。

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又先后进行三期扩建工程，到一九六五年全部建成投产，铝生产能力达到年产11万吨的水平。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个铝合金材料加工厂。一九五一年委托苏联设计，并由苏联提供成套设备。一九六二年二月成立建厂机构，定名为哈尔滨铝加工厂（代号哈尔滨101厂）。全厂占地189万平方米，工业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安装设备2.2万吨，投资4亿元，是当时规模最大、技术要求最高的建设工程。为加强领导，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除委派刘力子主管施工工作外，有色金属局任命张凡为厂长、韩彬负责生产准备、王哲负责基本建设，组成较强的领导班子。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厂区于一九五四年开工建设，一九五六年陆续建成投产；而模压车间则因主要设备交付拖期，直到一九六二年才竣工投产。

开工时有色金属局设计公司派出设计人员，在驻厂苏联专家指导下，负责解释、修改、补充图纸，配合施工。通过这个工程，有计划地锻炼培养了中国第一批铝加工设计队伍。

　　在工程建设中，严格按基建程序办事，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基建投资得到控制。在施工组织指挥方面，由甲乙双方领导组成的建厂委员会，协调和指挥施工的进行，并先后建立了各公司经理联席会议制度，甲乙方厂长、经理碰头会制度，总调度、月旬综合作业计划平衡会议制度，这些制度使工地各施工单位之间得到很好的配合。在施工组织方面推行了专业化施工方法，使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节约了原材料，降低了工程成本。与此同时，坚持从组织领导、施工方案和方法上做好准备工作，坚持按图施工，认真执行工程自检和交工验收制度，使工程质量达到优良，竣工资料完整。工程经三十多年的考验仍很完好。在施工技术管理方面，设立了技术管理机构，建立、健全了施工技术管理制度，并结合工程特点，推广先进经验。如苏长有双手挤浆砌砖法、谢万福木工流水作业法、杨德重小组抹灰流水作业经验等，都得到推广，对加快工程进度、保证工程质量起了作用。

河北铜矿（原名寿王坟铜矿），是新中国第一个自行勘察设计建设的年产万吨铜的矿山，并副产高质量的铁精矿。该矿系一九五○年发现，一九五一年开始地质勘探工作，以坑探为主，钻探为辅，一九五四年提出地质报告。有色金属局设计公司派出强有力的工程地质勘察队伍，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急需的勘察资料工作，并开始进行设计。在设计中利用了大量原探矿坑道，作为生产坑道，从而节约基建工程量和投资，并缩短了工期。当年完成了日处理矿石2000吨的采选企业设计，并留有发展到3000吨的余地。设计采用平巷溜井、辅助竖井开拓、浅孔溜矿法采矿。一九五五年开始建设，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井下基建工程量8.3万立方米，于一九五七年建成投产。在生产中采取措施，使矿山生产能力达到日处理矿石3000吨，最高达4000吨，是新建井下采矿最为成功的实例。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联合企业，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个年产矿石325万吨的大型露天矿和选矿厂，年产3万吨铜的冶炼厂和电解厂，还有硫酸厂。工程委托苏联设计，一九五六至一九六○年施工建设。

白银地区的地质调查和勘探工作是一九五○年开始的，一九五三年进入大规模勘探阶段。一九五四年组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黄罗斌任经理进行筹建工作。勘察人员在交通运输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入荒无人烟的白银地区，按时交出建设急需的地形图纸和工程地质、水文地质资料。一九五五年末苏联交付扩大生产规模的初步设计，随即进行露天矿剥离大爆破的准备工作。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进行了三次大爆破，爆破岩石量达900万立方米。这是中国第一次实施这样大规模的爆破，使露天矿提前一年完成剥离任务，为露天矿顺利建成创造了条件。

施工队伍进入工地，抢修输电线路、公路、铁路专用线和水源工程。水源工程为从黄河取水而装设两条直径800毫米、长20多公里的输水管路，管路途经荒芜群山，两端高差300米。一九五八年工程全面展开，由第八冶金建筑总公司担负施工任务。经理杨激中深入现场指挥，工程进展顺利。露天矿一九五九年投产出矿，选矿厂和冶炼厂于一九六○年投产出铜，后又经多次改造扩建，使铜最高产量达4.8万吨，硫精矿达205万吨，硫酸近20万吨，其他还有氟化盐、选矿药剂等产品，经济效益较好。

锡工业，重点建设了云南锡业公司的官家山选矿厂、黄茅山选矿厂和新冠采选厂。个旧炼锡厂由于个旧落水洞出水淹没，迁建并扩大了生产能力。再加上中南地区平桂矿务局等企业的生产，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产锡较多的国家之一。

钨和锡一样，是中国传统的出口产品。在“一五”计划期间由苏联设计、建设了西华山、大吉山钨矿，还由国内设计、建设了一批机械化采选的钨矿山，从而结束了全部人工开采的局面，提高了钨资源综合利用程度，达到钨精矿的生产居世界首位。苏联还帮助建设了年产500吨硬质合金的株洲硬质合金厂，结束了钨制品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

杨家杖子钼矿恢复生产后，一九五三年着手扩建准备，由苏联设计供应设备，于一九五九年建成，使矿山生产能力扩大2.5倍以上。

二、基本建设工程全面铺开，取得一批丰硕建设成果

在“二五”计划期间，由于“大跃进”的干扰和“反右倾”的错误影响，有色金属工业的基本建设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盲目指挥、违背客观规律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协议，撤退专家，有色金属工业的基本建设工作遇到了严重困难。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有色金属基本建设项目往往是不顾建设准备工作成熟与否，即铺开摊子，仓促上马。也曾出现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所谓“三边政策”，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基建程序。还曾提出一些如“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投产”等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和口号。当主观愿望不能实现、欲速不达时，又施行“简易投产”，但名为投产，又未形成完整的生产能力，不得不“填平补齐”进行再次建设。这样，工程项目既拖延了建成时间，又浪费了人力、财力和物力。当时建设的中条山、东川等铜矿和其他一些厂矿都出现过这些问题，挫伤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一九六○年冬季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后，才逐渐扭转这种局面。一九六二年以后，根据中央制定的《工业七十条》的精神，总结了经验教训。接着国家增加了用于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给有色金属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带来了生机。

从一九六四年开始的内地大、小三线的建设，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了高潮，并成为基本建设的重点，建成了一批厂矿，从而改善了有色金属工业的布局，完善了有色金属产品品种构成。但由于推行“靠山、分散、隐蔽”方针，造成一些工程配置不合理，投资浪费，给生产造成长期的困难。如西南铝加工厂等四个压力加工企业，为了“分散、隐蔽”，拉大了在山沟里各个车间的距离，给厂区运输和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中条山冶炼厂放弃已选定的合理厂址，钻进狭窄的山沟里；青铜峡铝厂建在宽阔的沙滩上，却四面筑坝以求隐蔽，以致烟气、烟尘难于扩散稀释，污染环境。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虽然经过“大跃进”、三年调整和“三线建设”几番曲折，还是建成了一批重点企业。如包头、兰州铝厂和郑州铝厂，云南冶炼厂和大冶冶炼厂，洛阳铜加工厂，柴河铅锌矿，东川因民、滥泥坪铜矿，中条山蓖子沟、胡家峪铜矿，金堆城钼矿一期工程，宝鸡稀有加工厂钨钼车间等，但是花的代价较“一五”计划时期超过一倍以上。三年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共用投资22亿多元，形成生产能力20多万吨。“二五”计划时期的“大跃进”和“三年调整时期，共用投资55亿多元，也只形成20多万吨生产能力，有许多是重复投资，象包头、兰州铝厂等，有的未建成即下马，象合肥、兰江铝厂等。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把基本建设正在兴起的好势头彻底破坏了。基建程序被破坏，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除，领导干部多数被打倒，更增大了盲目性，投资效果更差。所幸的是，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战线的广大职工坚持工作，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建设，仍然取得一批建设成果。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五年，各地建成了一批重点企业，如黄沙坪、凡口铅锌矿，贵州铝厂一电解厂，西南铝加工厂，自贡硬质合金厂，青铜峡铝厂，连城铝厂，韶关铅锌冶炼厂等。从投资效果看，“文革”期间前五年所建设的工程，多数是一九六六年以前安排且已开工的建设项目，所以在“文革”初期就投产了。到一九七○年共投产骨干项目10多个，投资31亿多元，形成生产能力约25万吨。而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五年共用投资36亿多元，仅投产4个骨干项目，即华山半导体厂，青铜峡、连城铝厂，韶关铅锌冶炼厂，形成生产能力仅11万吨左右，是建国以来投资效果最差的时期。

所有在“文革”中投产的厂、矿企业，都不完整，需要填平补齐，在“五五”和“六五”计划期间又用去104亿多元，才使有色金属工业有了大发展的条件。

东川铜矿是西南地区的主要铜产地。为提高铜的产量，东川铜矿的建设被列为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工程之一。一九五一年开始筹备，一九五二年成立东川矿务局，首先由云南地方进行矿区外围建设，修筑公路、铁路、水电站，解决交通、电力供应问题。苏联专家现场考察后，提出集中建选矿厂方案，用九条索道将各矿区所产矿石运去选矿。这个设计方案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高扬文、李华、洪戈提出分散就矿建选矿厂，采用国内能够制造的设备进行建设的方案，得到冶金部批准后，由洪戈负责组织实施。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和昆明有色冶金设计院分别进行了因民、落雪、汤丹、滥泥坪等矿的设计。一九五八年初，由冶金化学第十建设公司所属第二、三建筑工程公司和自东北调进的井巷公司进行施工。因民、滥泥坪两矿于一九六○年建成，其他各矿因故停建。落雪矿一九六五年恢复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其一、二期工程延到一九六九、一九七○年才竣工投产。

在这个时期内建设的铜矿山还有云南的牟定、大姚等铜矿，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的铜山、狮子山、凤凰山等铜矿，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的铜绿山、丰山洞、叶花香等铜矿，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的铜矿峪、胡家峪、蓖子沟等铜矿，东北地区的红透山铜矿和一批中小型铜矿山。这些矿山的建成投产，为云南、白银、大冶、铜陵、中条山冶炼厂和扩建了的沈阳冶炼厂提供了炼铜原料，铜的生产能力由“一五”计划末期的年产5万多吨，增加到20多万吨。

洛阳铜加工厂是中国最大的铜合金加工厂，年产铜材6万吨，产品有板、管、带、棒、丝等。一九五四年开始筹建，一九五五年委托苏联设计，并由苏联提供成套设备，被列为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之内。一九五六年开工后，到一九六○年各主要车间和辅助工程的土建施工已全面铺开。这时，由于苏联拒不交付尚未交齐的设备，给工程的进行带来严重困难。面临严峻的现实，参加工程建设的设计人员刘正浩等，在工程指挥部领导下，愤发图强，自力更生，采用代用设备，并深入施工现场同广大建设者一起，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完成了苏方扔下的施工图设计，并根据国内设备、材料供应情况，对苏方已交施工图设计进行了大量的修改，使工程得以继续进行。工程由第六冶金建设公司（中共党委书记苏汉云、经理郭金城）承担施工任务，于一九六五年建成投产。洛阳铜加工厂的工地古墓成群，基础处理复杂，再加加工设备重、生产线长、安装精度要求高，更增加了施工安装的难度。在工程建设指挥部下，设置了由建设、施工、设计三方技术负责人参加的技术专家组，共同克服了技术难关。在施工中很重视责任制的贯彻，如把负责每一项任务的人员姓名、职务等和开、竣工日期，制牌挂在设备上，交工后照像存档。这个挂牌制的施行，加强了施工人员的责任感，对提高工程质量起了作用。

郑州氧化铝厂一期工程于一九五七年设计，次年开始施工，一九六六年正常生产，年产氧化铝达到17.7万吨。一九七○年、一九七二年进行二次扩建，生产规模扩大到65万吨，成为中国最大的氧化铝厂。这项工程的设计和建设都是自力更生进行的。设计中在总结山东铝厂氧化铝生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采用了混联联合法的新流程，提高了氧化铝的实收率，降低了碱耗和生产成本，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这一新流程获一九七八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西南铝加工厂是为提供国防工业所需大规格、新品种铝合金材的现代化大型工厂。它的建成使中国铝合金加工工艺和设备制造达到新的水平。该厂原委托苏联设计并提供成套设备，后苏方撕毁协议，中央决定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行建设。根据国务院指示，国家科委负责组成以冶金部副部长徐驰、一机部副部长沈鸿为主的设备制造小组，设计制造九套大型设备。西南铝加工厂安装了其中的四套，系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工艺设备。该工程由洛阳有色金属加工设计院负责总体设计，总负责人是夏伟。设备由一机部负责设计并制造。在缺乏经验、条件困难情况下，设计和设备制造做到技术比较先进、质量较好，使生产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一九八一年被国家建委评为七十年代国家级优秀设计项目。

西南铝加工厂的施工任务，由第六冶金建设公司承担，苏汉云任指挥长。一九六六年开始全面施工。当时受到“靠山、分散、隐蔽”错误方针的干扰，为了分散、隐蔽，曾把已平整开挖土石方70万立方米的厂区废弃不用，另选厂址，各主要车间场地相距很远，使生产工艺配置很不合理，厂区运输很不方便，生产条件很差。该厂施工技术要求高，厂房大构件有的重达90吨，安装大件多，困难重重。然而依靠全体职工的智慧，终于在一九七一年，以质量优良的成绩竣工投产。

湖南两广一带铅锌资源丰富。凡口铅锌矿储量大，含铅锌品位高。一九六五年由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进行设计。当时该院院长是田风，设计负责人有李等人。由十六冶金建设公司担任施工，经理为马骏。

凡口铅锌矿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矿区普遍被壶天群裂隙溶洞含水层覆盖，矿体和围岩溶洞发育，地下涌水量大。能否制服地下水，成为该矿建设成败的关键。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设计人员在地质勘探和水文地质勘探部门大力配合下，群策群力，终于找到了制服“水老虎”的措施。十六冶金建设公司集中人力，组织包括100多台设备的三套竖井专用设备，从一九六五年五月起，主井、副井、南风井同时施工。一九六六年四月选矿厂开工，一九六八年交付生产，工期两年九个月，高速建成这个地质、水文条件复杂的矿山。接着二期工程于一九七三年建成，形成年产12万吨金属含量的大型铅锌矿山。

株洲冶炼厂是由北京有色设计总院和长沙有色设计院设计、湖南冶金建设公司施工建成的中国最大的铅锌冶炼厂，年产铅5万吨、锌10万吨、铜1万吨。一九五七年开始施工，历经了“大跃进”、“文革”两次灾难，分期投产。韶关冶炼厂是引进英国密闭鼓风炉专利技术，由国内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的铅锌冶炼厂，规模达5万吨铅锌金属。

金川特大型铜镍矿经普查发现，进行勘探。为急于出镍，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三年间，曾做过“小洋群”的建设方案。一九六四年，冶金部决定在金川搞基建会战，由邱纯甫担任会战总指挥。三月间，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组成了三○五设计大队，由江风带领到金川参加会战，进行现场设计。本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于创新的精神，确定了合理的矿山开发方案，制定了合理的生产工艺流程。通过大量试验工作，大胆采用先进技术，使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建设在比较先进的技术基础上。设计大队曾几次受到冶金部的表扬和嘉奖，有6项新技术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该工程设计于一九八一年获国家建委七十年代国家优秀设计项目奖。

一九六○年杨激中带领第八冶金建设公司的基建队伍进入金川现场。在三年困难期间，仍坚守在这块未经开拓的茫茫戈壁滩中，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建设条件十分困难。经过长期的努力，在金川建设指挥部的领导下，终于建成日处理矿石6000吨的采选厂、年产1万吨电解镍的冶炼厂和铜及贵金属生产系统，从一九六六年起相继试车投产。经扩建，生产能力扩大一倍，成为盛产铜、镍、钴和铂族元素、金、银等的大型采选冶联合企业。

一九六四年底冶金部成立西南、西北两个指挥部，加强对三线建设的组织领导。西南地区集中了5个冶金建设公司承担西南铝加工厂等6个有色金属企业和部分钢铁企业的建设任务。西北地区也集中5个冶金建设公司承担金堆城钼矿、宝鸡稀有金属加工厂、金川镍矿、青铜峡铝厂等11个有色金属企业和部分钢铁企业的建设任务。这个时期，虽然受到“左”的干扰，建设周期拖长、建设资金浪费严重、工程质量差，但有色金属工业的布局展开了，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整顿、调整，均发挥了经济效益，多数成为骨干企业。

从五十年代起，开始进行援外工程建设。在这段时间内，进行了越南古定铬矿、阿尔巴尼亚铜精炼加工厂等工程建设，罗马尼亚单晶硅厂、朝鲜金属提纯厂等工程建设。这些工程均由中国设计、指导施工，取得好的成绩，为国家争得荣誉。

三、振兴发展，改革提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遵循“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有色金属工业的基本建设进入一个新的振兴发展时期。

为纠正长期以来“左”的影响，对勘察、设计、施工单位进行了整顿，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清理了在建项目；恢复、建立、健全各项政策和制度，使基本建设工作又逐步走上正轨，并取得新的成就。

一九七八年，高扬文、李华负责编制有色金属工业的长远发展规划，确定优先发展铝的方针。在基本建设工作中，除清理在建项目，尽快收尾外，主要扩建山东和郑州等铝厂、凡口铅锌矿、金川镍矿、东北轻合金和洛阳铜加工等加工厂，还新建江西铜基地、青海等铝厂和厂坝等铅锌矿。同时扩大综合利用能力，大力发展黄金、白银生产，并对勘察、设计、施工力量进行新的部署。另外，决定贵溪铜冶炼厂和贵州铝电解厂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使中国铜、铝冶炼技术尽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一九八三年成立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了“优先发展铝、积极发展铅锌、有条件地发展铜、有选择地安排有出口优势的锡和其他短线产品”的战略决策。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战线贯彻改革、开放方针，将勘察、设计等事业单位逐步改革为企业化试点单位，取得较好效果；施工企业普遍实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并积极参加投标承包；初步形成了院长、经理负责制；建立工程承包责任制，发展各种形式的横向联合等等。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到一九八五年底，多年来未达设计能力的企业，经过填平补齐和技术改造，很多达到或超过了设计能力；停建多年的企业，开始恢复建设并扩大规模；新建企业更有秩序地加快了建设进度，引入先进技术，开发新产品，提高企业素质。九年间共完成基建投资额104亿多元，有色金属的年生产能力增加到近160万吨，铝超过50万吨，铜超过40万吨，锌超过30万吨，铅超过20万吨，锡、锑、镍、钨钼精矿等的生产都有较大发展。

江西铜基地是八十年代重点建设项目，包括德兴、永平等6个矿山和贵溪冶炼厂。基地成立了建设指挥部，由茅林、朱雷任正副指挥，负责建设。工程由北京和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分工进行设计，并调集第四、十五冶金建设公司和江西冶金建设公司负责施工。

德兴铜矿是中国当前资源规模最大的铜矿。一九五六年发现并进行勘探，一九五九年设计施工，一九六五年投产。后经改造扩建，一九七一年达到日处理矿石1万吨的规模。再经扩建，一九八四年达到日处理矿石1.5万吨。一九八三年继续扩建，采用引进的大型牙轮钻机、大型电铲和电动轮汽车，全矿生产规模达到日处理矿石3万吨，一九八六年建成后可年产铜4万吨、金1.2吨。一九八五年又设计日处理矿石6万吨的采选能力。这样，德兴铜矿的总规模达到9万吨，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有色金属露天矿，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特大型矿山之一。

贵溪冶炼厂是从日本、芬兰引进成套设备，具有八十年代技术装备水平的大型铜冶炼厂。采用闪速熔炼法，具有设备大型化、强化冶炼、金属回收率高、余热利用、三废处理较好等特点。一期工程年产铜9万吨、硫酸36万吨。由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负责设计，第五冶金建设公司全面承担施工任务。一九七九年开工建设，工程进展很快。一九八一年初决定缓建二年后，又恢复建设。国外引进设备在一九八五年安装完毕，进行无负荷试车、投料生产，一次试车成功，工程被评为全优。

贵州铝厂第二电解铝厂，是一九七九年和日本轻金属公司签订合同，引进年产8万吨电解铝、5万吨阳极块和工万吨阴极制品的成套设备而建设的电解铝厂。由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设计，第七、二十三冶金建设公司承担施工任务，由贵州铝厂建设指挥部负责组织建设，陆离和阮焕中先后任指挥长。一九七九年十月开工建设，一九八一年第一批电解槽投产，次年全部工程竣工。这项工程是保证质量、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典型。

　　通过三十六年来的基本建设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首先，建立和健全、巩固专业化的有色金属勘察、设计和施工队伍，是搞好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的基础。新中国建立初期，重工业部正确分析了有色金属工业大规模建设的特点，及时组建基本建设机构，调集充实基本建设队伍，通过不断培训学习、工作实践，比较快地掌握了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勘察、设计和施工的技术和本领，保证了有色金属工业各个时期建设任务的完成。长期的实践证明，没有一支思想好、技术精、作风过硬、基本功扎实的专业化队伍，很难适应有色金属基本建设这种艰巨、复杂、多变的工作任务。

同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正确处理需要和可能的关系，是搞好基本建设的关键环节。纵观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全过程，凡是重视中长期计划的制定，能按计划进行建设，工程建设就比较顺利，就能较快地建成投产，发挥投资效益。反之，在受干扰时，忽视科学管理和需要与可能的关系，就使不少项目的建设有很大盲目性，忽上忽下，造成很大的损失浪费。

要坚持基本建设程序，做好建设前期工作。陈云在一九五二年初审查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初步设计议定书时说：“对于每个工厂的建设计划及初步设计，应该认真地慎重地研究审核……。今后各级工业交通部门凡是建设新厂，都必须切实审查设计，决不可草率从事。”长期的实践证明，凡是重视了建设前期工作，在进行建厂条件调查、厂址选择、技术论证等时，都严格地按科学态度办事，认真调查研究，取得可靠的依据，并经多方案比较之后，慎重立项，认真进行初步设计，各级领导部门切实认真地研究审核的项目，都取得了建设的成功，收到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反之，忽视建设的前期工作，急于求成，领导部门放弃对计划和设计的切实审查，或仅凭主观臆测瞎指挥、乱拍板，其结果必然是欲速不达，遭受挫折和失败，给建设造成重大损失。

在基本建设的各个环节，包括立项、勘察设计、组织施工等方面，都应围绕提高投资效益这个中心狠下功夫，自觉地把提高投资效益作为基本建设的出发点。要坚决改变一切不求实效的作法。过去，在这些方面是有沉痛教训的。首先，所提指导方针不符合工业实际。如大力提倡小土群、小洋群建设，曾在铜铝镍等工业的建设中造成很大浪费；“靠山、分散、隐蔽”方针也给很多企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由于急于求成，曾因技术方案不落实或资源不清，导致方案多变、返工甚至推倒重来，造成严重损失。一段时间内曾不顾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盲目铺开基本建设摊子，造成基建战线过长，超出国家力量担负的可能，再加“左”的干扰、基建管理体制的不协调，以致基建周期过长，工程不配套，耗费大量建设资金而又形不成完整的生产能力。由于上述这些情况，造成企业长期不能发挥效益，急待改进。

第三节 勘察事业的发展

工程勘察的主要任务是为拟建的建筑物场地建立平面和高程控制网，进行工程测量，测绘地形图；查明工程地质条件，评定其作为建筑物场地的适宜性和应采取的工程措施；为拟建厂矿勘探或开采地下水资源，提供水源地设计所必须的科学依据。

新中国的建立，为发展工程勘察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冶金工业的勘察队伍便是随着冶金工业的发展，逐步成长壮大起来的。

一、勘察机构的组建和演变

一九五○年下半年，在东北工业部组建了一个33人的工程测量队，一个120人的工程地质队。到一九五二年底，工程勘察人员达1036人。一九五三年重工业部抽调一批勘察人员，充实钢铁、有色两个设计公司的勘察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重工业部以有色冶金设计总院勘察处的人员为基础，成立了冶金工业部勘察总公司，茅林任党委书记兼经理，并在北京、武汉、沈阳设立勘察分公司和包头工区。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冶金勘察人员已发展到5400余人，并从国外引进相当数量的测量仪器和钻探机具。这时冶金勘察已拥有各类机械740余台，各种测绘仪器1023台。俟后勘察机构几经变化，勘察力量一再调整，到一九七八年，又以河北冶金勘察公司为基础，再度成立冶金工业部勘察总公司，并在沈阳、武汉、长沙、成都、昆明、西安等地设立分公司。一九七九年经国务院批准，在保定成立了冶金工业部勘察技术研究所，专门从事勘察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一九八三年四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时，将原冶金部所属的西安、长沙、昆明三个冶金勘察分公司划归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领导，这支勘察队伍有3300人。

二、完善勘察管理，提高技术水平

三十六年来，工程勘察不断完善生产、技术等管理制度。一九五四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测量技术规范》、《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地质勘测技术规范》和《工业与民用建筑地基土壤试验操作规范》，统一了勘察工作的技术标准，使勘察技术管理工作走上了正轨。为加强勘察工作的生产管理，还制订了《加强勘察工作组织办法》和《勘察任务委托办法》两项制度，对勘察工作的生产管理做了原则规定，要求以勘察任务书的形式确定任务的委托，技术负责人接受任务后进行现场踏勘，制订勘察纲要和工程计划，然后经审批按计划施工，工程结束后，勘察成果必须进行检查验收。这样，就建立了勘察工作的正常秩序，有力地保证了勘察工作的质量。

随着勘察专业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一九六四年修订补充了测量、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勘察规范和钻探、物探、土工试验等技术规程，制订了质量检查验收标准。在十年内乱中，这些规程、规范受到了冲击，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恢复，并进一步充实、完善。一九八○年以后，对各项管理制度逐步进行了一些改革，实行了技术经济责任制，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勘察人员的积极性。

三十六年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勘察工作，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经验，不断提高了勘察技术水平。

勘察工作分为测绘、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三个方面。

在测绘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了苏联有关文献资料，并总结自身实践经验，编写成《暂行测量手册》和《测量学讲义》，用以指导工作实践。同时增加了较好的仪器，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成图精度。一九六四年变频式光电测距仪研制成功。到七十年代中期，电磁波测距基本取代了钢尺量距。从六十年代开始，对测图摄影化进行了大胆的试验，七十年代已具备了整套的作业方法。七十年代后期，相继引进了航测内业制图仪和C—100解析测图仪，到八十年代用航测法成大比例尺地形图在生产中广泛推广应用。八十年代初已向电子速测仪为中心的机助绘图方向发展。昆明勘察公司研制的倾斜式地面摄影经纬仪，能拍摄—47°到＋47°范围内的景物，获冶金部科技成果奖。

在工程地质方面，在学习苏联的基础理论，将苏联的《城市建设的工程地质勘察》一书作为指南的同时，引进了苏联的人力手摇钻机，以后逐步推广使用了各类型的工程勘察钻机。七十年代后期，关于膨胀土地基的研究成果，曾应用到个旧冶炼厂工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获得了国家科学大会奖。金刚石钻探和旁压试验，已开始在工程地质勘察中使用，取得较好的效果。八十年代初更紧密地与设计、施工结合，开拓地基处理等新领域。

水文地质专业是一九五五年从工程地质专业分出而成为独立专业的。五十年代以勘察浅层地下水为主，六十年代以后以勘察第四纪深层地下水和裂隙岩溶地下水为主，并扩大了勘察区域，积累了西北干旱地区、黄土高原地区、山间小型河谷、自流盆地、大型冲积扇、洪积扇地区的水文地质勘察经验。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了城市地下水、地表水污染的调查与评价和环境保护、矿山排水等水文地质工作。在勘察手段上，早期使用人力冲击钻机，五十年代后期引进苏联的ykc—20型冲击式钻机，七十年代开始大量采用大口径回转钻机。七十年代末期为适应基岩地区找水凿井的需要，采用了大口径转盘式岩心钻机。钻探方法，钻探工艺也不断有所发展。由于水文地质勘察水平的提高，还解决了一些过去不能解决的问题。如锡铁山铅锌矿供水水文的勘察过去没有成功，一九七九年西安勘察公司采用高浓度泥浆压井、活塞多次洗井等技术措施，运用非稳定流的渗流理论、用水均衡理论等进行计算论证，终于对该地区的地下水资源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满足了锡铁山铅锌矿建设的需要。

三十六年来，工程勘察工作在不断完善勘察管理、提高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工作，保证了工作质量，取得了很大成绩，满足了冶金工业建设的需要。“一五”计划时期，围绕着中条山铜矿、东川铜矿、个旧锡矿、铝系统的建设项目，做了大量勘察工作。从一九五八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间，尽管遭受两次较大的挫折，仍然及时完成了白银铜基地、金川镍基地、金堆城钼基地和郑州铝基地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勘察任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完成了江西铜基地、山西、贵州、青海铝厂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的勘察任务。据一九六四至一九八三年共十九年的统计，3个有色冶金勘察公司共完成勘察项目9230项，测绘标准面积6000余平方公里，工程地质完成钻探标准工作量84万米，水文地质23.6万米。

第四节 设计事业的发展

设计是政治、经济、技术的综合体现，是基本建设的灵魂，工程建设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

旧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没有专业的设计机构，仅在一部分厂矿中有少量技术人员从事零星的小规模的设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有色金属工业建设的不断发展，设计队伍逐步发展壮大。自一九五三年组建起第一个有色冶金专业设计机构开始，走过了从学习模仿设计到独立做设计，以至有所创新的发展道路，完成了200余个大中型有色金属企业和500多个小型企业的设计，还完成了其他各类工程项目设计1300余项。在设计实践中，开发了一些适合中国资源特点的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不断提高了设计技术水平。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认真贯彻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通过内外技术交流、消化引进技术和科学研究，技术水平更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设计的重点建设项目，在主要工艺技术和装备上，一般都能达到或接近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国际先进水平。

一、设计机构的组建和演变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建设遭受战争破坏的厂矿，全国各大区的有色金属管理局都很注重抓好设计工作，先后成立了设计处或设计科。工业生产恢复最早的东北地区，首先集结了设计队伍。一九五○年初，东北有色金属局就在基建处内设立设计科，后扩大为设计处。

一九五三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色金属工业开展规模宏大的建设。为进行建设工程的设计和配合苏联设计的13项重点工程的设计工作，重工业部决定集结设计力量，组建专业的有色冶金设计机构。一九五三年二月成立了重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设计公司，刘学新任经理。一九五四年五月重工业部设计公司合并于有色金属局设计公司，更壮大了有色金属工业的设计力量。

一九五五年重工业部决定改组有色金属局及各分局的设计公司，将有色局设计公司改组为有色冶金设计院，并设沈阳分院和长沙分院，李华任院长，苏明和张宾分别担任分院院长。一九五六年二月，根据第一次全国基本建设会议关于加强设计工作的精神，重工业部进一步调整了设计机构，按专业化的原则，明确了北京、沈阳、长沙和新成立的昆明等四个有色冶金设计院的分工。一九五六年以后，又按重金属、轻金属及合金加工等行业，逐步调整了各设计院的分工。到一九五七年末，冶金部直属的4个有色冶金设计院各专业已经配套，技术力量比较雄厚。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有色金属工业逐步实现了自己承担全部设计工作，并开始承担援外设计任务。沈阳有色冶金设计院转而承担轻金属矿山、冶炼的设计工作，更名为沈阳铝镁设计院。此外，又先后成立了南昌有色冶金设计院、贵阳铝镁设计院、兰州有色冶金设计院和洛阳有色金属加工设计院。

十年内乱时期，各有色金属设计院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设计工作秩序被打乱，设计人员受到歧视，设计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再加十年中基本上没有补充新的设计力量，致使设计力量青黄不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色金属工业设计工作有了新的转机，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不断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平反了冤假错案，广大设计人员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同时，各设计院都以极大的注意力解决设计力量青黄不接的问题。通过自行培养和国家分配大专院校毕业生，逐年充实了设计力量。到一九八五年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直属的8个设计院共有职工10098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7231人。另外，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各自的冶金设计院，如沈阳、西安、广东、新疆等有色冶金设计院，有的大企业也组成了为其服务的设计机构。

二、完善设计管理，保证设计质量

三十六年来，有色金属工业设计的管理工作，随着设计工作的发展而提高，保证了设计质量的提高和设计任务有秩序地进行。

在五十年代初期，着手集结设计队伍的同时，东北工业部设计处制定了一批勘察设计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如一九五一年一月颁发了《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基本建设工程设计暂行管理条例》，规定了基本建设工程设计工作的程序，总体设计必须依据批准的计划任务书进行，并规定设计工作分为基本设计（后改为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图三个阶段，只有前一个阶段的设计得到批准，方能开展下一个阶段的设计工作。与此同时，设计处还组织编制并颁发了一批设计标准，主要有《建筑物结构设计标准》、《住宅、宿舍设计标准》等。此外，还组织翻译了一批苏联的设计标准、技术规范和设计的内容深度规定等资料。这些条例、标准、规范等，对设计工作步入正轨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加速设计队伍的健康成长，重工业部十分重视设计队伍的思想建设，经常通过设计中暴露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树立正确的设计思想的教育。一九五三年七月王鹤寿部长作了题为《为掌握正确的设计思想而奋斗》的报告，各设计公司立即组织学习，运用总结分析典型工程的办法，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错误设计思想。通过学习，广大设计人员明确了要树立“设计服从于全民利益和国家计划”的思想、“总体设计思想”、“严格的经济核算的思想”、“设计是先进技术的组织者和传播者”的思想、“群众观点”和“科学的实事求是态度”等。还明确在民用建筑设计中必须遵守“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通过学习，在设计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各设计公司认真学习苏联的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和工程管理方面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以总工程师为首的各级技术人员的技术责任制，规定了包括设计总负责人和各工程负责人职责的工程管理制度，确定了设计文件编制规程、各专业分工暂行规定、设计审核制度等，并重新明确了设计工作的程序，规定了设计任务书、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图等各阶段的内容和深度，从而逐步形成了设计工作的正常秩序。

在三年困难时期，各设计院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根据《工业七十条》、《科研十四条》的精神，发动设计人员深入厂矿，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制定了一批专业的设计标准和规定，修订了一批以加强设计质量和管理为目的的规章制度，对快速优质完成设计任务起了良好作用。

一九七九年以后，各院相继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充分发挥院长在生产行政工作方面的指挥决策权。与此同时，各院都强化了以院总工程师、科室主任工程师和工程项目总设计师为首的技术领导体系，加强了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和经营管理工作，恢复和健全了以部门职责范围和个人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管理制度，比较快地结束了“文革”所造成的规章制度废弛的混乱状态，重新建立了设计工作的正常秩序。

此外，各设计院还相继实行了企业化经营管理。自一九七九年以来，各院按照企业化、社会化的方向，不断改革经营管理体制，立足有色、面向社会，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努力扩大服务范围，发展横向联合，搞活经营。一九七九年国家建委批准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为企业化管理的试点单位之一。其他各院也对国家计划以外的设计项目收取设计费，并制定了设计费留成分配办法，在设计部门开始实行奖励制度。一九八三年下半年，各设计研究院正式实行承包技术经济责任制，实行按国家规定标准收取设计费，使各院的经济收入和分配同各院的设计科研成果挂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设计管理体制也在继续不断地改革中。

三、胜利完成各个时期的设计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色冶金设计队伍刚刚集结，力量微薄。东北地区厂矿恢复建设和设计工作，在技术上由张富民负责。一般做法是，接受任务后，组成工作组与生产厂矿密切配合，在现场做设计，并配合施工，负责到底。如一九五○年在进行辽宁复县华铜铜矿的恢复建设中，东北有色局设计处派出的设计人员，背着行李到矿山现场，和生产施工人员一起组成建设机构，设计人员在完成设计任务的同时，按专业兼任了采购、施工和试车投产等工作，使建设工程顺利投产。

在“一五”计划期间，组建了设计机构，并把设计工作摆在了重要位置上，广大设计人员在苏联为中国所做的工程设计中进行配合设计和施工监督工作，有苏联专家的指导，在边学习边实践的过程中，很快掌握了设计方法，提高了技术业务能力，设计技术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广大设计人员在这期间逐步掌握了大中型有色金属企业的设计本领，胜利完成了配合国外设计和自行设计的全部任务，为“一五”计划的完成做出了贡献。

一九五八年以后，由于“大跃进”、“反右倾”期间受“左”的指导思想和决策失误的影响，采用一些落后或不成熟的技术，甚至设计不配套，或施工未完即简易投产，致使无法满足生产要求，不能正常生产，不得不在三年调整时期采取填平补齐措施予以补救，浪费了人力、物力和时间，设计工作也吸取了沉痛的教训。

一九六○年苏联当局片面撕毁两国协议，撤走专家，并中断提供在建工程的设计图纸、设备和器材，给设计和建设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广大设计人员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同广大建设者密切配合协作，以自己的力量把苏方扔下的工程，如洛阳铜加工厂等都建成投产了。

一九六四年各设计院广大设计人员下楼出院，深入现场，调查研究，进行试验，并听取建设施工和生产单位的意见，开展现场设计，做出了一批较好的设计。如金川采选冶联合企业一期工程、西南铝加工厂一期工程、凡口铅锌矿、中条山铜矿峪、胡家峪、蓖子沟等铜矿、自贡硬质合金厂等工程，都是这一时期采取现场设计的方式进行设计的。一九六四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工程，很多也是在现场进行的设计，改变了有色金属工业的布局，很多稀有金属厂矿大都是这时设计建设的。但由于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错误方针，也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文化大革命”期间设计工作秩序紊乱，如从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一年的一段时间，明确设计院不再管设计方案，建设工程由现场的建设指挥机构决定设计方案，或以生产厂或施工单位作为由生产、施工和设计单位组成的三结合设计队的负责单位。这种做法严重地打乱了设计工作的正常秩序，出现了不少严重的问题。

自一九七九年以来，执行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给设计工作带来了生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各设计研究院先后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收入逐年增加，不仅保证了充足的事业经费，而且为改善职工的工作、学习、生活条件提供了财力。各院都着手更新简陋的设计装备，逐步添置电子计算机、微型机、绘图机、辅助设计系统……等等，不断增强了设计能力。各设计研究院除保证完成有色金属总公司下达的设计科研任务外，还面向社会，承担了大量的公用和民用建筑工程的设计，以及其他工业部门的设计，并开始进入国际市场，承揽了巴基斯坦、伊朗、新加坡等国家的工程设计任务。还开展了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活动，出现了以设计研究院为主体的工程承包公司和各种横向经济联合体等。

　　三十六年来，有色金属工业的设计工作，从学习模仿设计，到胜任各种大型有色企业的设计工作，走过了坎坷的路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设计的日采选矿石两万吨的金堆城钼矿露天矿和选矿厂，地下开采日处理矿石6500吨的落雪铜矿采选厂，年产铜6万吨的云南冶炼厂和引进成套设备建设的年产铜9万吨的贵溪冶炼厂，年产铅锌15万吨的株洲冶炼厂，年产硬质合金1500吨的自贡硬质合金厂，年产氧化铝65万吨的郑州铝厂，年产铝锭6.9万吨的包头铝厂和11万吨的抚顺铝厂，年产加工材6.3万吨的西南铝加工厂等大型企业，均已建成投产，生产情况良好，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骨干企业。还有正在建设的设计总规模为日处理矿石9万吨的德兴铜矿，年产铅锌15万吨的西北冶炼厂，使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的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镍4万吨的金川二期工程，使山西铝厂氧化铝的年生产能力达到120万吨的山西铝厂二期工程，设计能力为年产铝20万吨的青海铝厂，这些工程为增加中国有色金属的生产后劲，将起到重要作用。

回顾有色金属工业设计工作三十多年的实践，主要经验教训有：

一、根据形势的发展，下决心及时集结了设计队伍，建立专业设计机构，这是保证有色金属工业迅速发展的一项战略决策，保证了有色金属工业建设顺利进行。

二、在有色金属工业建设中，各设计单位按照国内外技术发展水平，不断采用先进技术，装备新建和改建、扩建企业，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缩短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在个别项目中也曾盲目采用不成熟的工艺技术，造成不少损失。

三、在多年的设计实践中，充分认识到，一项好的设计必须讲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就要重视设计前期工作，加强技术经济分析研究，加强各级的审核。要避免忽视质量、片面节约和过于保守的两种倾向，也要避免设计过于简化，给施工造成困难。

四、多年的设计实践证明，稳定的基建计划和设计计划是提高设计质量的关键。保证在工程设计前，对资源条件、建设地区情况、厂址选择、外部协作条件，能收集大量资料，进行全面分析；对主要的设计方案，要进行详细的论证对比；对新工艺、新设备要组织试验研究。所有这些都要求一定的时间，提前设计年度对提高设计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稳定的基建中长期计划就十分必要了。回顾“大跃进”及“文革”期间，取消了中长期计划，造成工程立项即仓促设计，甚至未经全面调查研究分析即拍板定案，以致考虑不周、方案不妥，造成重大损失。

五、政策多变，使得设计方案多变，严重影响设计水平的提高。如六十年代初强调小洋群，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即按小洋群进行大型采选冶联合企业的设计，后不得不改为中洋群，到实际行不通时，才以适当的水平装备了这个大型企业。

六、严格执行设计程序是保证设计质量的重要条件。在“大跃进”及其以后，不少设计项目即由于违反设计程序而造成严重损失，甚至导致设计失败。

第五节 施工企业的发展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的基建施工队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诞生、成长起来的。三十六年来，共建成大型有色金属工业项目78个，中型工业项目128个，小型工业项目500多个，完成建筑安装工作量约128.5亿元，竣工建筑面积约3950万平方米，为改变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落后面貌做出了贡献。

三十六年来，有色金属工业基建施工队伍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在技术业务素质方面也有了很大提高。到一九八五年底，全国有色金属工业施工力量共有29个建筑安装企业，下属79个工程公司，拥有职工15.4万人，含井巷施工队伍1.66万人。其中包括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直属的11个建设公司的11.77万人，11个有色金属厂矿自营的施工队伍2.19万人和7个省属施工单位1.46万人。总公司直属的建设公司均下设土建、机电管安装、机械化等工程公司，有的还设有井巷工程公司，并有机械维修、金属结构制作、混凝土构件预制等附属企业，形成完整的综合性的施工队伍。11个建设公司分布在甘肃、山西、湖南、江西、湖北、河南、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10个省区，拥有固定资产净值5.49亿元，各种机械设备3.78万台，已配备有一定数量的国内外较先进的施工装备，并有了较为完善的施工检测手段和一定的科研力量，经过长期的施工实践和锻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已能完全独立承担先进的大型厂矿建设任务和复杂的公用与民用建筑的施工安装任务。

一、施工队伍的组建和演变

新中国最早的有色金属工业施工队伍组建于东北地区。一九四九年春，为了恢复安东（今丹东）铜冶炼厂的生产，成立了土木建筑合作社。一九五二年扩编为东北有色局工程公司，刘学新兼任经理。

与此同时，辽宁省组建了省营中国工程公司。一九五○年元月交给东北工业部，扩编成建设工程公司，迁到哈尔滨市，张潭任经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华东、中南、西南地区主要依靠有色金属企业自营的建筑施工力量进行建设。而中南有色局湖南分局，在长沙曾组成一定的施工力量。

一九五四年为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需要，开始调配各地区的施工力量，组建成专业性的工程公司。

一九八三年四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时，将冶金部所属的第四、六、七、八、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六、二十一、二十三等12个冶金建设公司划归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领导，并改组为11个建设公司，定名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第一至十一建设公司。

二、完善施工管理，保证工程质量

三十六年来，在建设实践中，不断加强了施工管理。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全面学习苏联的管理经验，较系统地推广了一整套施工管理办法。一九五○年四月，东北工业部颁发了《基本建设暂行管理条例》，这是新中国最早的基本建设方面的法规。同年下半年，东北工业部规定，在一些较大的工程建设上，组成由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代表参加的工程委员会，统一安排工程计划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协调处理施工中的各种问题。东北工业部在《一九五二年工程承包条例》中，对承发包合同制做了详细规定，按包工包料、包工不包料、全部包工并按定额包料三种形式承包，明确了包工合同的性质、内容、要求和承发包的步骤，以及付款、质量检查、竣工验收办法等。至此，基本建设管理办法逐步完善，这种承包办法陆续在全国实行。

在恢复时期，十分重视施工队伍的思想建设，发扬了革命战争时期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把革命战争时期的好作风好经验运用到建设中来，保证了恢复时期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施工企业的组织管理机构逐渐完善。一九五三年末至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各施工企业按照重工业部关于按生产区域进行管理的原则，整顿了企业管理工作，明确了各级领导干部和职能科室及各队职能人员的责任、权利和业务范围，积极培养基层干部，从组织上保证“责任制”的贯彻。一九五四年重工业部决定推行“工程任务单”制和在建筑安装企业中普遍建立工段，实行工长制，使施工现场有了进一步集中统一领导的施工组织。一九五六年以后，各建设公司改为实行在党委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生产行政指挥系统按照统一指挥、分级管理的原则建立，一般实行三级管理，两级独立经济核算。这一时期各项工程施工前一般都做施工组织设计，单项施工方案或作业设计。在计划预算工作方面，从一九五四年起，规定每个建筑安装企业都要按照上级颁发的各项限额编制年度施工财务计划，还必须编制作业计划，特别是月作业计划。在技术管理中，严格执行图纸学习与会审制度，实行技术交底，贯彻操作规程，严格质量管理，从而使施工管理逐步正规化、制度化。并认真贯彻思想政治工作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

从一九五八年起，各建设公司按照冶金部的要求，精简了机构，下放了人员，甲乙方合并，由建设单位包干使用建设资金。在任务一再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边勘察、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的不正常作法，破坏了正常的施工秩序，再加上管理工作上出现的问题，就使近40%的施工安装企业亏损。到一九六四年，施工企业与基建单位分开，重新实行甲、乙方制。先后颁发了建筑安装企业的四项试行管理制度、冶金工业基本建设承发包工作条例、基本建设工程结算办法、冶金工业基本建设程序暂行条例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开展“赶上两个先进水平、消灭三种落后现象”（两个先进水平：国内、国际先进水平；三种落后：技术经济指标、劳动生产率、经营管理的落后）的活动。各企业开展了找差距和比学赶帮的竞赛。一九六五年，冶金部根据一九六三年九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关于取消基本建设现场的甲、乙方，实行由一个单位统一领导的精神，取消了承发包制和工程利润，实行建设公司对国家建设全面负责、一包到底的做法，建设公司内部体制实行三级管理，队为基础。建设公司的一切工作面向工程队，为工程队服务，并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比较大的施工现场，实行建设公司领导下的区域负责制。由一个工程公司全权负责现场指挥，或者由建设公司派出现场指挥机构。在基层建设方面，首先固定工程队的组织和人员，并按建设公司建制统一编号。工程队成立中共支部，设指导员。一九六五年上半年实行了以投产为目的、以项目为中心的计划管理制度，规定以竣工投产和工程进度为考核基本建设计划完成情况的标准，而不以货币工作量为准。计划的指导原则是严格按照生产流程、施工顺序，对工程项目进行统筹安排、综合平衡，以尽快形成综合生产能力。这一时期还强调经济核算工作，试行以施工预算为基础，以经济活动分析为内容的经济核算制度。在技术管理工作方面，在加强质量教育的同时，建立自上而下的独立的工程质量监督检查系统，推行工程质量挂牌制，组织技术操作表演，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

十年内乱期间，施工受到愈来愈严重的冲击和干扰。施工秩序、工作秩序遭到很大破坏，施工曾一度瘫痪，不少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一九七一年九月整顿和加强了管理工作，施工状况有所好转。《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整顿企业的措施，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制度和经济核算制等七项制度，对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九七三年国家建委对基本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的范围、依据、标准、组织程序及竣工决算的编制、以及各种技术资料的整理、工程质量的鉴定等作了规定，冶金部颁发了提高冶金建设质量的八点意见，各单位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予以贯彻。这一时期施工的工程项目是以施工单位投资大包干的形式进行的。由生产、施工、设计及地方政府联合组成现场指挥部，实行统一领导，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加快建设速度、保证工程质量、节约投资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创出了一条立足于有色金属重点项目建设、面向全国、走向社会的新路子。对列入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投入足够力量，确保重点工程建设，同时广开施工生产门路，自行承包施工任务。从一九八二年起，各施工单位有步骤、点面结合、分期分批地进行了企业全面整顿工作。这时，建设项目由过去一包到底的形式，改为甲乙方合同承包制。计划管理也由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过渡。经营管理正在形成经理负责制下以总工程师为首的技术指挥系统，以总会计师为首的经济核算和财务监督系统。施工准备工作得到加强。开工项目均认真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做到计划、设计、施工三个环节互相衔接，投资、工程内容、施工图纸、设备材料、施工力量五个方面落实。编制施工图预算，严格按施工顺序合理组织施工。技术管理进一步加强，普遍建立了三级技术责任制，充实加强了质量管理机构，自一九八一年起逐步推行了全面质量管理。

一九八四年以后，各施工企业认真贯彻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积极参预投资包干和招标投标活动。各施工企业面向全国，走向社会，勇于参加竞争，承揽了大批施工任务。对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进行了初步改革，实行了两级公司经理负责制，对党、政和职代会的职责分工作出了规定，做到决策和执行、管事与用人的统一，提高了工作效率；确立了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不断完善企业内部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三、全面完成有色金属工业建设任务

三十六年来，有色金属工业建设者们，在各工程公司的负责人杨激中、李万杰、周宇明、刘鸣九、鲍鸿光等组织下，根据有色金属工业基建工作的部署，转战在祖国各地，长年累月战斗在边远地区、荒芜山野的建设工地上，历尽艰辛，为有色金属工业的建设立下了功勋，胜利完成了基本建设任务。在铜工业方面，建成了包括铜陵、白银、大冶、中条山、东川、易门、寿王坟和红透山等八大铜矿在内的20多个重点铜矿；扩建新建了沈阳、上海、铜陵、白银、大冶、云南、贵溪等大型冶炼厂及苏家屯、洛阳、西北铜加工厂，形成了完整的铜采选、冶炼、加工生产系统。在铝工业方面，建成了山东、郑州、贵州三大铝生产基地，与抚顺、兰州、连城、青铜峡、包头铝厂组成全国八大铝厂，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30多个中小型铝厂，还建成了东北、西南、西北三大铝加工厂。在铅锌方面，改建扩建了沈阳冶炼厂、葫芦岛锌厂、水口山矿务局，又新建了一批矿山和冶炼厂，如凡口、会泽、桃林、黄沙坪等铅锌矿和株洲、韶关、昆明等冶炼厂。还扩建了云锡、平桂、大厂等锡矿；建成了金川镍钴生产基地和遵义钛厂；建成了大吉山、西华山、岿美山、湘东等钨矿和杨家杖子、金堆城两大钼生产基地；还建设了株洲、自贡硬质合金厂和贵金属、稀有金属、半导体材料厂等。

第七章 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关系到职工和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质量。它是保证有色金属工业正常发展的重要条件。工业发达国家，在发展工业生产的初期，未充分注意保护环境，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因工业“三废”所造成的社会“公害”，已成了当时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少数几个有色金属冶炼厂和分布各地的小矿山，生产技术落后，规模很小，未构成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但劳动条件差，工伤死亡事故和职业病是严重的。在中国着手建立有色金属工业的初期，人民政府就十分重视安全生产和改善职工劳动条件。从有色金属恢复生产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安全生产工作做得好，环境污染也不突出。在“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的年代里，有色金属工业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工业卫生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一九七三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后，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项事业才得到迅速发展。全行业建立健全了各级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工业卫生三个完整的工作体系；大力开展了对“三废”的治理；重新确立了各项安全生产和防治职业病的规章制度，主要环境污染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为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一节 环境保护

一、有色金属工业的环境问题

有色金属工业生产同环境的关系极为密切。在采矿、选矿、冶炼和加工过程中，需要处理大量的矿石、辅助材料，消耗大量的燃料，同时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和废渣（简称三废）。对“三废”处理不当，就会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平衡。

新中国成立后，有色金属行业对老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又新建和改建、扩建了一批骨干企业，在建设中都采取了一些防止“三废”污染的措施。

经过一•五计划期间的建设，有色金属工业得到很大的发展，“三废”排放量也相应增加。由于没有重视环境保护，不少新建工程没有相应的“三废”治理设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大量工业废水、含选矿药剂的选矿废水和含重金属离子废水，排入江河湖泊，造成水系污染，影响沿岸农业灌溉和水产养殖，二氧化硫烟气也造成了大气污染。

在“大跃进”浪潮中，小有色金属企业，因陋就简，纷纷上马，结果成片森林被破坏，大量资源被浪费，把环境污染扩散到广大农村。在有色金属骨干企业中，片面追求高产量，“三废”排放量大增，加剧了对环境的污染，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

一九五八年以后有色金属行业相继建设了一批稀有和放射性元素的生产部门，从而出现了一些新的污染物质，如剧毒的金属铍、放射性废物等。

进入七十年代，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已经迫不及待。如沈阳冶炼厂排放的含镉废水，污染了市郊张士灌区的农业灌溉水源；湘江松柏至长沙段的矿冶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渣使湘江水受到污染；湖北大冶湖水水质恶化，重冶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硫和电解铝厂排放的氟化物，污染厂区周围大气，造成农作物减产，引起人畜中毒；有些选矿厂不建尾矿库，尾砂排入江河湖泊造成淤塞，水生资源遭到破坏，农田板结，农作物减产，甚至因含砷废物处置不当，发生人畜中毒死亡事故。

周恩来总理于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讲话中指出：对我们来说，工业公害是个新问题，工业化一搞起来，这个问题就大了；一九七一年二月六日在接见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代表时再次指出：不要单纯治病，要从预防公害着手。凡是工业化的国家，都发现这个问题。在中央领导人的亲自过问下，于一九七三年八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根据会议精神，有色金属工业的环境保护工作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二、环境保护事业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作出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制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提出了环保工程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简称“三同时”）原则。环境保护事业逐步发展起来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环境保护工作更加受到重视。一九八三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全国环境保护的战略目标：到二○○○年，力争全国环境污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自然生态基本恢复良性循环，城乡生产、生活环境清洁、优美、安静，全国环境状况基本上能够同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相适应。

在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八年的五年中，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干部和职工中进行普及环保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在冶金部和企业建立环境管理机构。一九七三年九月冶金部决定，环境保护工作由计划司抓总。在计划司内设立环境保护办公室，一九七八年二月又决定成立综合利用环境保护办公室，重点企业也相继设立环保机构。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各重点企业部进行了污染源普查，制定十年环保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抓了一些危害严重的污染源治理。三是重点抓了重冶企业高浓度二氧化硫烟气制硫酸，硫酸产量从一九七二年的50.6万吨增加到一九七九年的96.3万吨，二氧化硫污染显著减轻。

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三年的五年中，加快了治理污染步伐。一九八三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后，设立安全环保部，加强对环境的全面管理。

在这五年内，对老企业的“三废”进行了治理。一九七八年十月，把沈阳冶炼厂的含镉废水等10个环境污染严重的工程，定为国家限期治理项目。到一九八三年完成了9项，对控制当地环境污染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对于重金属废水，各企业因地制宜，采取了加强管理、节约用水和重复利用等措施，并改革工艺，减少金属流失，建立废水处理设施等，实行综合治理，使重金属废水对几个水系的污染大大减轻。重冶企业都建了烟气制硫酸装置，有的厂还建立了低浓度二氧化硫烟气的利用或处理设施。对40%的工业炉窑进行了以节能为中心的改造，改善收尘装置，一九八三年工业粉尘回收率达到了94.3%。淘汰了一批耗能高的工业锅炉，新建和在用锅炉全部安装了消烟除尘器。工业炉窑和锅炉经改造后，一九八三年的万元产值耗煤量和耗油量，比一九八○年分别下降43.3%和43.7%。“三废”综合利用形成了一定的工业生产能力，年产值达3.6亿元，经济效益比较好。

在现有污染源的治理中，采取了加强管理，进行技术改造，大搞“三废”综合利用的方针，外排“三废”要求达到排放标准，同时实行文明生产，绿化美化环境，以达到综合治理的目的。有色金属行业把“三废”综合利用，作为治理“三废”的一项战略措施。一九七九年冶金工业部颁布了《冶金工业奖励“三废”综合利用暂行规定实施细则》。一九八○至一九八三年，先后对有色金属行业的砷、硫、固体废物的产生、利用和排放情况作了全面的调查，制定了固体废物排放标准及处置措施等。综合利用是处理多种金属共生矿的重要途径，提高金属的回收率和分门别类回收多种金属，既可以增产，又减少污染。如株洲冶炼厂在环境保护工作中重视综合利用，提高金属回收率，到一九八二年使废水中的锌和废气中的铅比一九七三年分别减少了88.8%和92.9%，有价金属的综合回收率提高了23.8%，冶炼过程的锌回收率提高了4.71%，铅回收率提高了4%，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综合利用创造的价值达到1792万元。

　　综合治理可收到投资少、效益好的效果。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废水治理即是成功的一例。全公司的废水集中到人工河和东大沟两个出口。人工河废水经过处理后，大部分返回生产使用，少部分用于绿化，基本不外排。东大沟废水进沟前，在废水总站用碱性选矿废水中和酸性冶炼废水，再返回生产使用。经过综合治理，每天减少新水用量2.5—3万吨，每年节约供水费用1.88万元。沈阳冶炼厂地处沈阳市内，排放的“三废”对沈阳市的影响很大，人们要求该厂搬出市区。一九七八年对全厂的“三废”进行综合治理，把“三废”治理同技术改造相结合。在废气治理中，强化冶炼过程，密闭设备，改造和扩大冶炼烟气制酸，加强制酸的管理，治理了34个低空烟囱。大气污染大为减轻。在废水治理方面，以治理含镉废水为重点，对各车间的废水实行分治，使全厂废水排放达到了国家排放标准。

为了防止新污染源的产生，对新建工程项目的环保加强了审核检查。新建项目要把环境保护作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前期阶段，坚持实行环境影响预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措施审批制度。“三废”治理达不到国家排放标准的项目，不予批准。在建设中，坚决执行“三同时”原则。工程完工验收时，环保措施不合格，建成了也不准投产。这就有效地防止了新污染源的产生和环境污染随生产同步增加的现象。有色金属行业的环境预评价工作，始于一九七九年的德兴铜矿。为适应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经总公司批准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西安冶金勘察公司等10多个单位于一九八四年八月联合组建有色金属工业环境评价公司，承担有色金属系统和其他工业系统的环境评价任务。有色金属系统环境评价工作，开始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制度。

在处理治理和管理的关系上，强调加强对环境的全面管理，以管促治，管治结合。有色金属行业实行总公司、地区公司和厂（矿）企业三级管理体系。总公司侧重于宏观控制、计划指导和政策制定，把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计划，逐步改变生产发展与环境保护比例失调的状况。企业的环境管理内容主要有：第一、建立健全环保管理机构；第二、实行环保岗位责任制，把环保责任和指标分解之后下达到生产岗位，落实到人；第三、加强生产管理和设备管理，杜绝跑、冒、滴、漏，消除人为污染；第四、实行环保经济责任制，把企业和职工个人完成环保指标的情况同经济收益挂钩，有奖有罚；第五、建立环境监测站、环境统计网和重点污染源档案，及时掌握环境状况发展动向；第六、制定企业环保规章制度和计划；第七、新建、改建、扩建工程严格执行“三同时”原则。

一九八三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之后，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根据全国到本世纪末要基本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总战略目标，结合本行业的实际情况，要求加速老污染源的治理，控制新污染源的产生，使有色金属工业生产建设和环境保护同步发展。

根据总目标的要求，一九八三年以后有色金属行业环保的主要工作是继续抓好老污染源的治理，开展以创建清洁工厂和清洁矿山为主要内容的环境建设和完善各项环境管理措施。

老污染源的治理方面，一九八五年在重点企业再次进行了调查，建立了污染源档案，制定了一九八六至一九九○年的七•五计划期间环保规划，分期分批进行老污染源的治理，加强一批薄弱环节的污染治理，例如，重冶企业的砷污染治理、电解铝厂的氟污染治理、加工企业的含油废水治理、矿山废水治理和废石场、尾矿库上恢复植被等。

在环境建设方面，继峨眉半导体材料厂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建成有色金属行业的第一个清洁工厂后，一九八四年一月，总公司决定在全行业开展创建清洁工厂、清洁矿山活动，并制定了《有色金属工业清洁工厂、清洁矿山计分验收标准》和《验收命名实施办法》。这项活动的开展，使有色金属行业的环保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一九八四年盘古山钨矿建成了第一座清洁矿山。一九八五年五月为进一步推动环境建设，总公司在株洲冶炼厂召开了创建清洁车间现场会，推广了这些厂矿创建清洁厂矿的经验。截至一九八五年，又先后有株洲硬质合金厂、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和西华山钨矿进入了清洁厂矿的行列。

在环境管理方面，建成了三个完整的环保工作体系。包括全行业三级环境管理体系、三级环境监测体系和环境统计网，及环境教育、设计、科研和环境质量评价体系。三级环境监测体系是总公司设环境监测中心，部分地区公司设环境监测中心站，企业设环境监测站。在企业内设置固定监测网点，对重点污染源和企业环境质量参数作长期监测，积累环境状况统计数据，实现了环境质量状况的定量管理，并逐步向取样监测自动化和处理数据电子计算机化过渡。一九七八年在昆明工学院设置环境工程系，培养环境专业人才，还举办各类短训班，对职工和管理干部进行环境保护专门知识训练。在总公司所属设计研究院（所）里，建立环保设计室和两个环境科学研究所，开展环保工程设计和环保科学研究。

管理措施方面，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若干规定和政策，包括：《有色冶金工业环境保护若干技术政策》，《有色金属工业环境保护设计规定》，《有色治金企业引进工程环境保护若干技术要求》等。此外，受国家环保局委托，还制定了《轻金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重有色金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有色金属工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组织专家审查后，批准作为国家标准公布实施。这些政策、规定、规范的制定和实施，使环境管理更趋完善。

三、主要成就

自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后的十三年中，有色金属行业的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下列重大成就。

（一）环境污染得到控制。

在全行业的产量和产值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三废”排放量有所减少。同一九八一年相比，一九八五年废气排放量减少62.8%，废水达标率提高21.6%，超标废水排放量减少20.3%，工业粉尘排放量减少15.8%，燃料燃烧烟尘排放量减少24.1%。

“三废”的治理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一九八五年，生产工艺过程产生的废气，有46.5%经过了净化处理，68.2%的外排废水水质达到了国家排放标准。工业粉尘回收率达到了94.4%，25.8%的固体废物得到了处理或利用。

主要污染物基本得到治理，工业集中地区的环境污染得到了控制，企业的环境状况有较大改善。重冶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硫到一九八五年基本得到控制。生产废气中，二氧化硫等12类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一九八四年比一九八○年减少35.6%以上。重金属废水污染经过治理，到一九八四年随工业废水排放的重金属总量，比一九七三年减少54%。一些大水系的严重污染，已经得到控制。企业及其周围的环境状况有很大改善。全行业可绿化面积的73.7%都已得到绿化。

（二）建成了一批“三废”治理装置和“三废”综合利用设施。

一九七三年以来，共投资3.7亿元，完成治理项目1848项，建成2100套污染防治设施，建成了一批“三废”综合利用装置，一九八五年综合利用的产值达3.5亿元，创造利润7600万元。硫的利用率达到60%左右，水的重复利用率达57%，砷的利用率达16.3%，赤泥烧制水泥的能力达到年产148万吨。

（三）环境保护技术有较大进步。

山东铝厂研制的利用赤泥烧制水泥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大冶有色金属公司试制安装的电收尘器综合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七十年代末的先进水平。冶炼烟气制酸的各种工艺，都已掌握。新建的贵溪冶炼厂采用了具有七十年代末先进水平的双接触法，该厂的硫利用率达到了95%以上。韶关冶炼厂与广东有色金属研究所研制成功的碘络合法冶炼烟气脱汞技术已用于工业生产，并取得了国家的专利，为冶炼烟气脱汞技术创出了新路。重金属废水已掌握了石灰中和法、离子交换法、硫化物沉淀法、腐植酸煤法等废水处理技术，应用于不同废水的处理。环境监测技术和检查仪器不断完善，并已制定了各种常规污染物的统一监测方法。掌握了在复杂条件下的环境质量评价方法。环境影响预评价工作，已经广泛在改建、扩建和新建项目中进行。

（四）提高环保认识，加强环保工作。

通过实践，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重视环境保护，采取措施防止环境污染和防止生态平衡的破坏，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后世的事业。由于认识提高，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因而改善了生产、生活环境。加强环境管理，中心要抓好5个环节：一是要使广大职工认识环境管理的重要性，人人参加环境管理，处处关心环保工作；二是要建立环保岗位责任制，把环保工作落实到基层，落实到人，并要与经济责任制挂钩；三是要有一套必要的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和“三废”的排放标准；四是要有严格的环境监测和群众的监督；五是要有一套完整的环保工作管理体系。以管促治，管治结合，做好环保工作，仍是今后必须遵循的原则。

第二节 安全生产与工业卫生

有色金属工业生产中的安全生产和工业卫生工作的中心是保障劳动者免遭生产性伤亡事故和控制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保证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

一、安全生产

解放前，有色金属工业生产规模很小，生产技术落后，设备简陋。矿山机械化程度很低，劳动条件恶劣，大批劳动者死于工伤事故和职业病。

有色金属工业在恢复和建设时期，把安全生产放到了重要位置，采取了一系列保障生产安全的措施。在各级生产部门成立了安全管理机构，建立正常生产秩序，加强安全生产教育，贯彻安全第一的方针，教育职工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程。

在安全生产技术方面，参照苏联的有关技术规程和标准，制定了一系列技术政策和安全措施。

采矿方面实行采掘顺序从上到下，先远后近，集中作业，实行顶板分级管理、敲帮问顶、三次检查制度，改进采矿方法，对老采空区进行充填和岩石移动观测等。

在防止爆破事故方面，一九五四年开始，实行药库主任制、爆破手制和一次点火技术，改造不合安全要求的炸药库，基本上杜绝了点火重大伤亡事故，显著减少了药库爆炸事故。为了防止炮烟中毒事故，于一九五三年在华铜铜矿设计安装了金属矿山第一台主力扇风机，建成了井下通风系统，之后在湖南锡矿山组织试点和推广，取得经验后，在所有矿山逐步建成通风防尘系统。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色金属行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形势很好，发展很快，重大伤亡事故逐年减少。一九五七年矿山的死亡和重伤事故比一九五三年分别下降了56%和34%，工厂的死亡和重伤事故，分别下降了33%和52%。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片面强调高速度、高指标，各项规章制度和正常生产秩序遭到破坏，小土群遍地开花，违背客观规律，冒险作业，违章指挥，生产下降，重大伤亡事故上升。“一五”计划期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安全生产制度遭到破坏。

一九六一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有色金属行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一九六二年冶金部正式颁发了《矿山安全规程（草案）》和《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决定》，并在冶金系统制定十年科技发展规划时，把安全技术列为总体规划的一部分。根据八字方针的精神，冶金系统对矿山的安全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在锡矿山、杨家杖子等矿进行了地表移动观测实验，了解地压活动规律。在铜官山等矿，进行了坑内火灾防止研究。该矿采用竖分条采矿法，解决了当时的防火问题，还对硫化矿自燃发火机理进行了研究。

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安全生产达到了历史上最好水平。一九六五年矿山的死亡事故比一九五九年降低了71.8%，工厂的死亡事故下降了57.4%。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有色金属行业的安全生产再次遭到挫折，伤亡事故再次上升。“文革”前得到制止的硫化矿药包自爆事故、坑内火灾事故，重又出现。江西盘古山钨矿和湖南锡矿山先后出现大面积地压活动和倒塌事故。有色金属行业的安全生产形势面临着十分困难的窘境，严重威胁着职工的人身安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色金属工业生产安全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几年来，千人死亡率逐年下降，重大伤亡事故明显减少。一九八三年四月，在郑州铝厂召开了有色金属行业第一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着重解决企业安全管理机构的指导思想和把安全生产管理纳入企业生产管理系统，建立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两方面的问题，还明确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是企业管理的职能部门，应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为基层服务，要改变以前只讲监督、忽视管理的倾向，把安全管理纳入生产管理系统，实行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和经济责任制，并把工作落实到作业班组。一九八四年十月又在广西平桂矿务局召开了地区公司和直属企业的安全处（科）长、兼职安全监察员会议，总结交流了安全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在新时期应使生产安全向现代化和科学化管理迈进的要求，进一步强调加强安全基础工作建设，提高车间、班组安全员的素质。同时，为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检查，建立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系统兼职安全监察员制度，作为国家安全监察机构的助手和补充，任命了第一批兼职安全监察员。在这期间，还对以往执行的安全规程进行了系统整理、修订，颁发了《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安全监察条例》，《有色金属矿山井下防火条例》，编制审定了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安全技术规程。各企业也制定了一些有关安全生产的管理制度。

一九七九年以来，安全管理工作比以前大有进步，主要表现在：领导对安全生产工作比较重视，安全管理机构普遍得到加强，管理工作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既注重安全监督，也重视安全生产的组织和管理；安全生产管理纳入了生产管理系统，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和各种规章制度；各项安全技术规程得到充实和完善，现代化管理方法正在采用和推广；管理人员通过技术培训，业务素质有所提高；安全生产基础工作普遍得到了重视和加强；安全技术也有进一步发展，爆破事故，竖井提升事故，火灾事故等显著减少。正常的生产秩序已经建立起来，全系统的安全生产形势逐年好转，涌现出一批安全生产的先进单位。如凡口铅锌矿、平桂矿务局的水岩坝矿、安徽金岭铜矿等，被国家安全生产委员会授予全国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二、工业卫生

有色金属工业的很多生产过程会产生尘毒和有害物质。长期接触尘毒和有害物质，容易导致各种职业病和职业中毒。防止职业病和职业中毒，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工业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有色金属行业工业卫生事业的建立和发展。

有色金属行业的工业卫生工作起步较早。在一九五二年，冶金工业部就设立了卫生处，主管医疗卫生和职业病防治；生产技术司设安全处分管通风防尘。一九五四年，有色金属矿山进行了矽肺病普查，发现了矽肺病的严重情况，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极大重视，积极采取了防治措施。一九五五年，在各矿山推广湿式凿岩法，建立机械通风系统，降低矿井粉尘浓度；一九五七年对全系统的所有接触尘毒人员进行了全面健康检查，对矽肺病患者及时调离接尘岗位，治疗休养。一九六二年全国第二次防尘会议之后，冶金部在全面推广了江西各钨矿综合防尘经验，很多矿山的井下粉尘浓度符合国家标准，全系统矿山矽肺病情况明显改善。“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卫生工作遭到极大的破坏，很多规章制度被取消，防尘、防毒设施停用，井下粉尘浓度大幅度回升，矽肺病检出率明显增加。云南锡业公司矿工中肺癌发病情况也突出了，成为国内的肺癌高发病区，严重威胁着工人的身体健康，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严重关切。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色金属行业的工业卫生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一九八一年九月国家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在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召开了有色金属行业第一次工业卫生工作会议，制定了《有色金属工业卫生工作管理条例》。一九八三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后，又于同年十一月在峨眉半导体材料厂召开了第二次工业卫生工作会议。要求建立健全各级工业卫生工作机构，培训工业卫生工作人员，开展职业病普查，建立工业卫生档案。到一九八五年为止，已经建成了总公司、地区公司和企业三级工业卫生管理体系，在大中型有色金属企业建立了劳动保护研究所，职业病防治科（组），总公司在湖南建立了劳动保护研究所和矽肺病研究所，在华山冶金医学专科学校设有工业卫生教研室。全系统共有工业卫生专业人员2000余人，职工医院医务工作者25000余人。总公司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三次工业卫生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一九八四年国务院防尘防毒决定和国家五个部委防尘防毒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和检查自总公司成立以来的工业卫生工作，部署以后的任务。通过以上工作，有色金属行业的工业卫生工作，逐渐走上了稳步前进的轨道。

（二）通风防尘和防毒工作。

有色金属工业系统的职业病中矽肺病占绝大比重，因而，防尘和防毒是预防和减少职业病的重要工作。江西11个钨矿的防尘防毒工作，是有色金属系统的典型。这批钨矿有职工36000余人，接触粉尘人数达14000余人。一九五八年以前，矽肺病发病率最高达到接尘人员的50.1%。一九五八年以后，各矿山长期坚持抓通风、防尘、防毒，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综合防尘、防毒措施，即建立完善的机械通风系统，推行湿式作业和水幕降尘，封闭尘源，加强防尘措施的管理，进行宣传教育使人人重视防尘、防毒，实行个人防护，经常检查和监测生产环境的粉尘浓度，进行技术改造，减少或消除尘源。这套综合治理措施被誉为“风、水、密、管、教、护、查、改”八字方针。实行这套综合治理措施，效果很显著。作业面上粉尘浓度平均合格率一九八三年达到了86.9%，次年达到了87.3%；从一九五八至一九八四年的二十六年中，11个矿山新发现的矽肺患者仅105人，只占接尘职工的0.5%（其中有9个矿山，二十多年未发现一例）。各矿共计投入通风防尘费用约1.03亿元，而同期因减少矽肺病患者而提高生产效益所获得的直接经济效益约为2.6亿元，为措施费的2.5倍。一九六二年以后，有色金属矿山推广了江西钨矿的这套综合治理经验。凡坚持实行的，都取得了显著效果。劳动人事部曾组织有关人员从工程技术措施及卫生学等方面进行了总结与评价，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在全国防尘防毒工作会议上介绍和推广。

（三）职业病普查与防治。

有色金属行业采取普查办法，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职业病和预防职业病，或进行全系统的统一普查，或对特定职业危害进行调查。企业进行的职业病调查，每隔数年或每年进行一次，对防治职业病工作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一九五四年的普查，在矿工中首次发现矽肺病例，从而推动了五十年代的通风防尘工作；一九八四年的普查，搞清了全系统各类职业病现状，建立、健全了较为完整的劳动卫生档案，为职业病管理、流行病学和科学防治取得了科学依据，推动了劳动卫生工作的开展。实践证明，职业病普查是实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有效方法。

调查资料表明，有色金属行业职业病的危害仍然是相当严重的。一九八四年有数万名职工患有程度不同的职业病。其中，矽肺病患者占99.6%。每年新增的矽肺病患者的人数约1000至1500人，相当于工伤死亡人数的4—5倍，这仍然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解决云南锡业公司矿工肺癌问题，是有色金属工业系统职业病防治工作中的一项重大任务。六十年代以后，云南锡业公司矿工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增加，到七十年代已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引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周恩来总理对月坛医院中共党委书记李冰语重心长他说：云锡矿工肺癌发病率高，你知道不知道？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当年便采取了措施。国家和云南锡业公司共投资900多万元建立了10余条井下机械通风系统，成立了劳动卫生研究所，在职工医院成立了肿瘤科，组织全国有关科研、医疗单位开展肺癌病因、预防、诊断和治疗研究。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后，对云锡矿工肺癌防治工作采取了多种措施。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召开了三次云锡肺癌防治工作会议，成立了由总经理费子文任组长，卫生部、中共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人参加的云锡矿工肺癌防治领导小组和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李冰任组长，医疗卫生界有关专家、教授参加的云锡矿工肺癌医疗卫生科研课题专家组，专门研究云锡矿工肺癌防治问题。云锡肺癌的病因和流行病学研究，列为国家重点科研攻关项目，并开展国际协作，进行联合研究。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召开了有日本、美国、联邦德国和中国专家参加的云锡矿工肺癌学术座谈会，探讨了进行国际协作的可能性。一九八五年与美国纽约大学环境医学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同年十二月总公司在云南锡业公司召开了纪念周恩来总理对云锡矿工肺癌防治工作指示十周年会议，总结了肺癌防治工作经验，安排了下一步工作。云南锡业公司从提高思想认识入手，加强领导，制定规划，采取措施，配合国内外有关科研院所，贯彻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狠抓工程防护，改善劳动条件，进行病因研究，定期普查，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取得了明显效果。

第八章 教育培训

第一节 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教育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从一九四六年春到一九四九年秋，经过三年多时间，陆续恢复和建立了一批设有矿冶系（科）的高、中等专业学校，为冶金工业生产建设服务。中等专业学校有吉林、鞍山、本溪、沈阳等4所工科高级职业学校，其中沈阳工科高级职业学校所设的非铁冶金科，实为开办有色金属冶金专业的先声；高等专业学校有哈尔滨工业大学、沈阳工学院、大连工业专科学校等。新中国诞生后，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教育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在一九八三年四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之前，有色金属工业归冶金工业部管辖，有色金属工业所需的专业人才主要依靠冶金工业部所属的以有色金属专业为主的院校和设置有色金属专业的有关院校培养。前者有中南矿冶学院、昆明工学院、江西冶金学院、长沙冶金工业学校等；后者有东北工学院、北京钢铁学院、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沈阳黄金专科学校等。此外，还有省、直辖市领导的院校（含冶金工业部下放给地方的院校），如河北矿冶学院、广东矿冶学院、上海工业大学、昆明冶金工业学校、株洲冶金工业学校、山东省冶金工业学校、贵州省冶金学校、安徽省铜陵有色金属工业学校等，他们也为有色金属工业输送了不少专业人才。

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之后，从冶金工业部所属的25所高、中等专业院校中划出10所归有色金属总公司领导。这10所院校是：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中南矿冶学院（一九八五年七月改称中南工业大学）；总公司重点大学昆明工学院、江西冶金学院、北京冶金机电学院（一九八五年改名为北方工业大学）、桂林冶金地质学院、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华山冶金医学专科学校；还有全国重点中等专业学校吉林冶金电气化学校、长沙冶金工业学校、长春冶金建筑学校（一九八四年十月，经教育部批准，这三所学校分别改建为吉林电气化专科学校、长沙有色金属专科学校、长春建筑专科学校）。随着地方有色金属企业、事业单位的上划，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月先后增加了南昌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原江西省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和广州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原为广东省冶金工业学校）。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五年，还分别开始筹建南宁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和乌鲁木齐有色金属工业学校。

三十六年来，这些院校共培养了106052名学生。其中研究生341人（不包括在职和委托培养的研究生），本科毕业生47522人，专科生7817人，中专生50372人。这些毕业生许多人奋战在有色金属工业的第一线，不少人担任着各级生产、技术、管理部门的领导工作或业务骨干。

总的来看，有色金属工业教育的发展是迅速的，成绩是巨大的，但它经历了曲折前进的过程。

一、三年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的教育

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院校大多数在建校初期条件较差。广大师生员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边建校，边教学。缺少宿舍，几十名学生就挤在一间屋子里，用草席铺在地板上睡觉；没有食堂，就在简易的帐蓬内就餐；缺少教室，就在临时搭的席棚里上课；缺少教材，教师就现编、现印、现用；没有教学设备，就发动师生自制简易教具。党和政府为这些院校选派了一批经过革命锻炼的干部担任领导工作；拨付了必需的经费，修复和兴建校舍，增添仪器设备，使教学条件很快地得到了改善。经过短短几年的艰苦创业，先后成立了8所院校（其中两所是接管的，4所是调整、改建的，两所是新建的），为培养有色金属工业高、中级专业人才建立了基地。这是有色金属工业教育蓬勃发展的时期。

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和中等专业学校的调整。与此同时，开展了以学习苏联的教育工作经验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改革，按照苏联的模式设置专业，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翻译和使用苏联教材，使教学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特别是学生通过实践性教学环节，能掌握本专业的生产知识和基本技能，毕业后能够较快地适应实际工作的要求。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各院校在学习苏联经验时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处理不当，曾经比较普遍地出现过学习负担过重的现象。各院校及时检查和总结了存在的问题，修订了教学计划，自订了教学大纲，采取适当减少课程门数和学时、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等措施，很快地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现象有了改变，教学质量有所提高。

为了健全教学管理，各院校还参照苏联的有关文件，制订了各级管理部门和教学组织的规章制度；制订了学生学籍管理、考试考查等办法；制订了全校学年和学期工作计划。办事有章程，工作有计划，事后有检查，期末有总结，是这一时期管理工作的特点。

各院校还组织教师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开展教学研究活动，总结交流经验，改进教学工作。为了直接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和教学工作经验，中南矿冶学院、昆明工学院先后从苏联高等学校聘请了8名专家来院讲学、培养研究生、指导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工作。一九五四年，中南矿冶学院派出第一批留学生6人去苏联高等学校学习。

8所院校的广大教职员工在中国共产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思想觉悟逐步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教师通过学习苏联经验、总结自己的教学和科学实践，以及边教边学、集体互学、参加培训班、到校外听课等多种形式的业务进修，教学能力和学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时期还通过招聘旧中国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接受国家分配新毕业的大学生，大力充实了师资队伍。以中南矿冶学院为例，一九五二年组建时，原有教师仅50余人，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当年就为该院增加教师100多人。至一九五六年，8所院校已拥有教师1427人，为一九五二年的2.6倍；其中两所学院拥有教授37人、副教授31人和讲师152人。8所院校由建校初期的25个专业点，发展到一九五六年的31个专业点；校舍建筑面积为25万平方米，是一九五二年的3.8倍；总共建立了56个实验室、陈列室和5个实习工厂；在校学生已达14508人，是一九五二年的2.2倍。

这一时期，各院校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教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普遍注意引导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据7所院校（桂林地质学校无毕业生）统计，共毕业学生9584人，其中：研究生13人，本科生982人，专科生1933人，中专生6656人。

科学研究工作也开始起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南矿冶学院、昆明工学院从一九五四年起，先后进行了112项科学研究，取得了87项成果。

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各院校反右派斗争，由于斗争扩大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批知识分子和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的积极性，给学校的教学、科研等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

二、“大跃进”及调整时期的教育

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党的教育方针，开展了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由于在指导工作上犯了“左”的错误，受其影响，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教育也出现了失误。

为了配合全国工农业“大跃进”，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院校不顾主客观条件，违背办学规律，搞了“教育大跃进”，中等专业学校盲目升格，各院校猛增专业，大量招生。原有的6所中等专业学校全部下放地方，其中：两所升格为学院，3所升格为专科学校，1所由1校分成3校。8所院校的专业点从32个猛增到84个，学生人数从一九五六年的14508人增加到一九六○年的21730人，增加了50%。各院校在几个月内掀起了“大办工厂”的浪潮，中南矿冶学院就办起了上百个“工厂”。各院校还发动群众“大编教材”，其结果是内容庞杂、质量低劣。在“教育革命”中，教学上“大破大立”，师生参加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过多，教学时数大减，教学秩序大乱，造成学生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掌握少，基本技能训练差。这一切，导致了教育质量明显下降。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制订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年一、二月间，教育部召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如何贯彻“八字”方针，如何对全国高等学校实行“四定”（即定规模、定任务、定方向、定专业）；七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专业学校调整工作会议，讨论了裁并学校、压缩规模、合理布局、提高质量等问题；九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以便在教育工作中具体贯彻“八字”方针。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院校在贯彻“八字”方针、贯彻会议精神和执行《高校六十条》中，采取了有力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经过全国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调整工作，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院校都压缩了规模，调整了专业。中南矿冶学院的在校生从一九六○年的6394人减为一九六六年的4404人，专业从25个调整为21个，校办工厂只保留了3个。昆明工学院在校生由一九六一年的4089人减为一九六六年的2710人，专业从22个调整为10个，校办工厂只保留了两个。6所中等专业学校（其中5所摘掉了“高等学校”的帽子）重归冶金工业部领导，学校规模和专业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各院校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成立院（校）务委员会时，吸收一些教师参加学校的管理；召开教师，特别是教授、讲师、民主党派成员座谈会，虚心听取他们对办学的意见；分期分批地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晋升了一批教师的职称，增加了骨干教师的工资，对讲师以上教师在生活上给予了适当的照顾。

冶金工业部一九六二年七月在沈阳召开了直属高等工业学校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座谈会，一九六三年二月在上海召开了中等专业教育会议。这两个会议总结了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明确了各院校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及编写教材的任务。根据这两个会议以及其他有关会议精神，各院校都认真地调整了教学计划，加强了教学各个环节，稳定了教学秩序，使学校工作重新走上正轨，教学质量很快有了明显的提高。

这一期间，有色金属工业高、中等专业教育在遭受到挫折的同时，仍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一九五八年新办了江西冶金学院和鞍山冶金医学专科学校（后者于1970年迁至陕西省华阴县，改名为华山医学专科学校）。至此，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院校已增至10所。这些院校的教师，一九六六年发展到2386人，为一九五六年8所院校的1.67倍。专业设置经过调整，一九六六年10所院校有59个专业点，比一九五六年8所院校增加了27个专业点。办学的物质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这十年教育经费共10338万元，为前七年的3.5倍；实验室由一九五六年的56个，增至一九六六年的152个，增加了1.7倍；翻译和编写、出版的教材或专著140种，是前七年的11.6倍。此外，图书资料也有了很大增加。这十年，10所院校为国家培养了高、中等专业人才36974人，是前七年8所院校培养人才数的3.8倍。其中：研究生89人，本科生15946人，专科生3775人，中专生17164人。

这一期间，院校的科学研究也取得了一批成果，直接支援了国家建设。中南矿冶学院共完成科研435项，取得成果的有125项，其中16项为重要科技成果。他们研制的新材料，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做出了贡献。昆明工学院取得成果的科研项目有41项，其中有的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或有重大的影响。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教育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学校成为“重灾区”。这一期间，各校都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矛头直指党政领导干部和广大教师。领导干部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特务”等罪名遭受批斗，广大教师则被诬蔑为“反动学术权威”、“阶级异己分子”、“臭老九”等而受到同样的折磨。据不完全统计，10所院校共批斗了1299人，占教职工总数的24.8%。

这一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教育界推行了一整套极左的政策，干扰教育工作，违背教育规律，破坏教学秩序，使教学质量严重下降。10所院校的校园和房舍不同程度地被外单位占用，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的损失很大，办学条件严重恶化。据统计，10所院校在校学生人数，正常年份的一九六五年是14265人，到一九七○年已减至2420人，为一九六五年的六分之一；到一九七一年再减至1411人，还不到一九六五年的十分之一。这些院校，六、七年没有招生，直到一九七一年才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即废除了考试招生制度），招收工农兵学员，培养质量一般较差，而且由于长期没招生，少为国家培养约8000名大学生和12000名中专生。

四、走向振兴时期的教育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战线全面清理“左”的错误的影响，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从而开创了走向振兴的局面。

（一）拨乱反正，教育工作重新走上正轨。

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院校在全国统一部署下，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动言行，全面清理“左”的错误影响，端正了办学的指导思想。

一九七七年，恢复了考试招生制度；一九七八年，撤销了各院校的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党委领导下的院校长负责制。一批熟悉学校工作的干部和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教授被吸收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来，如陈新民、黄培云、陈国达、蒋良俊、屈维德、王源璋、张瑞纶等教授都被任命为副院长，以后经国务院批准，陈新民还被任命为中南矿冶学院名誉院长。

各院校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地认真地清理了建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由于“左”的错误所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据10所院校不完全统计，共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863起，历史老案182起，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363人，全都给予了改正。此外，还对教职工档案中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清理，并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增强了内部团结，调动了积极因素。

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和部署，大力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各院校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政治上充分信任；二是工作上合理安排，大胆使用；三是生活上优先给予关心和照顾。这样，广大教师受到鼓舞，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发生变化。有些年逾古稀的教授，仍坚持教课，还要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和撰写学术著作；有的教师不顾年迈体衰，依然深入工厂、矿山，了解生产实际，或接受技术咨询，或出国进行学术考察和学术交流，普遍表示要为教育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

（二）适应生产建设的需要，积极发展教育事业。

为扩大高等学校培养能力，一九七八年末，经国务院批准，将北京钢铁工业学校、桂林冶金地质学校、浙江冶金工业学校分别改建为北京冶金机电学院、桂林冶金地质学院、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为了调整本科生、专科生和中专生的比例，一九八四年开始扩建广州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南昌有色金属工业学校，筹建南宁有色金属工业学校、乌鲁木齐有色金属工业学校，以保证将吉林、长沙、长春等3所中等专业学校改建为专科学校之后，培养中专生的任务保持不变。原有的高、中等专业院校都挖掘潜力，创造条件，积极扩大培养学生的规模。

为了适应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还调整了原有院校的专业，增设了一些短缺专业。一九八三年，7所高等院校的专业为32种，专业点为60个；3所中等专业学校的专业为17种，专业点为18个。此后，随着院校的扩建、改建和新建，专业设置又进一步作了调整。到一九八五年，10所高等院校的专业为49种，专业点为95个；3所专科学校的中专班和两所中等专业学校的专业为21种，专业点为26个。

（三）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进行教学改革。

恢复考试招生制度以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在安阳召开了冶金高等院校教材工作座谈会，一九七八年二月在长沙召开了冶金中等专业学校教材工作座谈会。这两个会议，认真讨论了制订教学计划的问题，明确了培养目标，确定了制订各专业教学计划的具体分工。但是，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所制订的教学计划并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要求。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又在沈阳召开了冶金高等院校教学计划工作会议，提出要认真总结中国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放宽专业口径，加强基础理论，更新教学内容，修订出符合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教学计划。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学计划，也在一九七九年根据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二年等新情况作了修订，调整了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

这两个会议，还着重研究了矿冶类专业的教材编审问题，制订了教材工作规划。截至一九八三年止，各院校分工编写、统一出版的教材共96种，其中高等学校教材58种，中等专业学校教材38种。这些教材的出版，对于提高教学质量起了良好的作用。

一九七九年以来，各院校对教学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加强了管理工作的改革，重新建立或健全了必要的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提高了管理水平。

一九七七年以来，10所院校普遍重视并加强了基础理论课的教学。第一阶段，立足于恢复，重新修订教学大纲；在抓好课堂教学这一主要环节的同时，恢复其他各个教学环节，大力提高实验开出率和实验课的质量。第二阶段，着重于改革，减少教学时数，精选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各院校还开展了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的研究。一九八一年，成立了中国冶金高等教育学会，并出版会刊《冶金高等教育研究》。同年，成立了冶金中等专业学校基础课学科协作会，随后出版了《冶金中专教育》。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院校另行成立了中国有色金属高等教育学会，并出版《有色金属高教研究》。

（四）增强招收研究生能力，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

中南矿冶学院和昆明工学院于一九七八年恢复研究生的招生工作，一九八一年开始实行学位制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经国务院批准，中南矿冶学院有5个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和专业，17个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和专业；昆明工学院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和专业1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和专业6个。一九八五年，教育部批准江西冶金学院招收采矿工程、矿山机械专业硕士研究生。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五年，招收研究生数增长很快，一九七八年仅招64人，一九八五年已达432人，增长了5.8倍。这几年，3所院校共招收研究生1089人（包括在职和委托培养研究生），其中：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48人，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953人，研究生班88人。截至一九八五年底，研究生共毕业353人，其中获博士学位的1人，获硕士学位的352人。

（五）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各院校发挥学科专业全、科技力量强等优势，除承担国家部（委）和省（市）下达的科研任务外，还积极开展与地方及生产部门的科研协作。近几年来，中南矿冶学院与辽宁省本溪市、湖北省宜昌市等地相继建立了科研协作关系。由于科研领域不断扩大，各院校进行的科研项目在逐年增加。例如昆明工学院，一九七七年只有16个科研项目，一九八三年增加到130项，一九八五年再增加到255项；吉林冶金电气化学校和长沙冶金工业学校，也有部分教师通过厂校协作，承担了一些科研任务，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五年，10所院校共完成科研任务1224项，其中：取得成果的673项，获得部、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的223项。中南矿冶学院研制成功的三叉戟飞机刹车静片、碳化硼气浮轴承材料，反坦克导弹中的钼喷管等，为国防军工生产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振动出矿机在全国200个矿山推广使用1700台，年经济效益已超过千万元。昆明工学院完成的采空区氡的析出规律与控制方法的研究，为解决矿山开采对放射性氡的防护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理论研究成果中，最突出的是中南矿冶学院陈国达教授在五十年代中期奠定基础的“地洼学说”在这一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已被国际地质学界公认为一个新的学派。

学校科研领域的扩大，不仅有利于改进教学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且开辟了科研经费的重要来源，为进一步发展科研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据5所院校统计，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三年科研经费总计1828万元，其中：国家拨给的科研事业费282.5万元，国家部（委）拨给的专项科研经费862.1万元，通过承担地方科研项目和厂校协作科研项目得到的经费683.4万元。

（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

一九七九年以来，各院校普遍重视教师在校内外的进修、提高工作。5所院校先后选派了146名教师分别到国外3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进修。

为了提高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适应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各高等院校都注意加强骨干教师的培养和学术梯队的建设，选择了一批优秀中年教授、副教授或讲师，明确培养方向和任务，保证进修的必要条件，使他们在科学技术上有所创新，成为本学科和专业的学术带头人，带动整个学术梯队。

经过这一时期的调整、充实和培养，12所院校的师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加强。截至一九八五年底，10所高等院校共有教师4393人，其中：教授70人，副教授437人，讲师1845人。两所中等专业学校共有教师144人，其中：讲师30人，教员48人。

（七）对外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一九八○至一九八五年，4所学院与外国高等学校签订了21个合作协议。北京冶金机电学院按照与日本拓殖大学签订的合作协议，从一九八一年起，每年接受拓殖大学留学生10人，举办汉语专修班，每期半年，已培养了50人。一九七九年以来，5所院校邀请来校讲学的外国专家、教授已达140多人，有些知名学者被聘任为名誉教授。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三年，中南矿冶学院有3名教授和两名讲师应国外的9所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的邀请前往讲学；中南矿冶学院、昆明工学院和江西冶金学院有11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应邀前往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一九八○年以来，中南矿冶学院、昆明工学院、北京冶金机电学院、桂林冶金地质学院先后选派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多人参加20多个出国团组，分别应邀到国外的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和生产企业进行访问和考察。

（八）按照干部“四化”的方针，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

一九七九年，10所院校的领导班子曾经作了一次调整。一九八三年，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领导下，按照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对各院校的领导班子又进行了全面的调整。这次调整之后，10所院校的领导班子的人数从原来的67人减少到51人；平均年龄从60.5岁下降到51.4岁；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从44.8%上升到76.5%。随着院校级领导班子的建立，对中层领导班子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和加强。这就为学校开创工作新局面提供了重要条件。

（九）增加教育经费，大力改善办学条件。

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五年，国家给10所院校的教育事业经费为22628万元，占建国以来三十六年经费总额的50.2%。

九年中，10所院校的基本建设投资为10996万元，占建国以来三十六年基建投资总额的67%；基建面积为38.3万平方米，占三十六年来基建总面积的37.5%。九年中，10所院校共增添设备52410台、件，价值6658万元，分别占现有设备总数和总值的60%和68.9%。各院校普遍建立了电化教室和外语语音室。多数院校建立了计算机站（室），电子计算机已用于教学和科研。

九年中，10所院校新购图书166万多册。部分院校还采取复印、胶印、缩微等技术增加了一些稀缺图书，收藏了一部分非出版物的图书，补充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的外国科技期刊。

（十）扩大学校招生规模，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这一时期，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能力恢复和发展很快。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之后，各院校进一步扩大了招生规模。一九八二年招生3805人，在校生12860人，到一九八五年招生已达7390人，在校生增至19421人，分别增加了94.2%、51%。

九年来，各院校共毕业学生35959人，其中：研究生201人（不包括在职和委托培养的研究生），本科生19191人，专科生2109人，中专生14458人，为有色金属工业增添了新的科技力量，缓和了人才青黄不接的矛盾。

第二节 职工教育

一、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时期的职工教育

新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以后，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职工队伍不断壮大，到一九五六年末职工人数比建国时增加了5倍。新增加的职工主要来自农村，他们的文化程度很低。据一九五三年对中南地区32个有色企业的调查，在25000名工人中，文盲占78.2%，高小占19.1%，初、高中只占2.7%。因此，当时职工业余教育的重点是扫除文盲。大多数有色企业针对扫盲对象人多、分散、面广和倒班生产等特点，采取多种教学形式，广泛地开展了扫盲工作。据杨家杖子矿务局等20个企业统计，到一九五六年共扫除文盲近20000人。水口山矿务局成立扫盲大队，开办30多个扫盲班，将95%以上的文盲组织起来学习，一九五六年被湖南省评为扫盲先进单位。

随着扫盲工作的深入发展，职工的初等、中等文化教育也逐步开展起来。大多数企业相继建立起职工业余学校。据东北铜铅锌矿务局统计，一九五六年参加各阶段文化学习的有15000人，占全局应入学人数的79.5%，同年毕业的有2800人。另据平桂矿务局等25个企业统计，有19个单位建立了职工业余学校，有42000人参加学习。同时本着“积极发展、力求正规、提高质量”的方针，大多数有色企业把职工教育由工会负责逐步过渡到由行政领导，并成立了教育科，职工业余学校由单纯进行文化教育逐步担负起职工的技术和业余教育的任务。教师队伍的建设也取得一定成绩，初步形成了一支以在职教师为主，专兼职结合的教师队伍。职工学校的办学条件也逐步得到了改善。

这一时期干部培训也开展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干部队伍不断扩大。到一九五六年底，全系统各类干部比建国时增加了11.5倍。这支队伍来自四面八方，政治素质好，有创业精神，但文化程度偏低。据一九五四年的调查，小学文化以下的占45.5%，其中文盲占2%，大专以上文化的只占5%。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当时除重工业部在北京建立了干部学校外，还相继成立了中南钨矿局等4所干校，开设文化、企业管理、政治等培训班。一九五五年在校学员1200人，当年结业的有600余人。许多企业还开办了脱产、半脱产、业余等不同形式的干部特别班、专修班、进修班和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专业人才。据一九五五年末统计，有色企业参加学习的干部有18000人，当年结业的有7600余人。东北地区吉林夹皮沟金矿等一些有色企业，从一九四七年起就开办了多期地质、采矿、测量、会计等训练班，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培训了2000余人，基本上满足了当时的生产需要，造就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新生的骨干力量。此外，还选送361人到大、中等专业院校深造，毕业后多数成为企业生产方面的重要力量。同期还有17个有色企业选送了568名干部到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学习，为新建、扩建的大型企业培养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这些干部学成回国后，多数担负了企业高级领导职务。

工人技术培训基本上保证了生产建设的需要。在经济恢复时期，有色系统就培训了近万名技术工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扩建任务很重，新工人增加近10万人，培训任务十分繁重。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从一九五三年筹建开始，就一手抓基建，一手抓工人培训。他们把5000多名新工人送到辽宁等7个省30多个老企业代培一至二年，回厂后都能上岗独立操作。一些老企业在干部培训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辽宁省在这个时期除为自身培训了24500多名新技术工人外，同时还为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等企业代培了3100多名新工人。此外，为培养具有一定文化、技术理论和操作技能的新型工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色工业系统建立了8所技工学校，设有30个专业，在校学生有3600人。五年期间，技校为企业输送了5000余名毕业生。

二、“大跃进”及调整时期的职工教育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反右倾”运动，不仅迫使企业大多数职工学校停了课，而且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在职工教育中也出现了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职工教育特点和不按教育规律办学的偏差。在指导工作中急于求成，指标层层加码，学制逐级缩短，有的没有专职教师也办起了业余中等专业学校；有的红专大学有名无实，教学质量很差。这些情况，既冲击了职工教育工作的正常开展，也挫伤了职工学习的积极性。自一九六○年下半年起，国民经济和职工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多数职工学校又处于停办或半停办状态，直到一九六三年才有所恢复和发展。

这一时期的有色金属工业职工教育虽然存在困难和曲折，但职工教育事业还在发展，并且在有色金属工业系统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职工教育体系。各企业在继续进行扫盲教育的同时，中等文化教育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参加初中、高中学习的人数是建国初期的3倍。特别是一些大企业开始举办职工高等教育，到一九六○年，山东铝厂等企业办起了18所业余大学或大专班；自一九六二年起，中南矿冶学院开办了函授大学，招收千余名本科函授生。此外，冶金部从一九五九年起，还在东北工学院、北京钢铁学院举办了干部班，从直属企业招收部分科级以上干部，经补习高中文化课程后，编入大学本科学习。这些学员毕业后，多数成为企业的领导干部。与此同时，许多企业，特别是新建企业的技术、业务培训也有了较快的发展。一些单位开设了干部特别班、大专文科班、二年制中专班，以及企业管理、财会、统计、医务、外文、师资等各种层次和多种类型的培训班。这个时期，技工学校的发展也很快。到一九六○年，直属企业的技工学校已达19所，总规模在7000人以上；省属企业开办的技工学校的数量更大些。技工学校的发展在中国虽然历史不长，但已初步定型，并成为国家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中的一种正规学校。综上所述，说明有色金属工业的职工教育已开始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一九六四年，刘少奇提出，在中国实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根据这个精神，冶金部于同年十月在沈阳召开会议，研究了将技工学校改办为半工半读学校问题。要求半工半读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4年，培养目标为具有中专水平、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新型劳动者。会后，各企业除将技工学校改办外，不少单位还新办了半工半读学校。但时隔一年，又对半工半读提出了整顿的方针：要求办学条件较好的，按高标准继续办好；少数办学条件很差、教学质量不高的，要整顿、合并或停办；半工半读学校总数不再增加。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职工教育

“文化大革命”使职工教育受到了严重摧残，机构被砸乱，队伍被解散，各级各类职工学校被迫停办，冶金部教育司的干部有的调离，有的被赶到“五七”干校。各企事业单位大批教育干部、教师被下放，也有的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半工半读和技工学校的学生“停课闹革命”，搞“大串联”、“大批判”。许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师横遭迫害。校舍、教学设备被占用，教学资料和教材被当作废纸卖掉。总之，建国十七年来有色金属系统积累起来的职工教育家当，在这场灾难中破坏无遗。

“文化大革命”后期，有色金属企业按照上海机床厂的经验，普遍开办了“七•二一”大学。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既没有一定的学制，也没有相应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各取所需，支离破碎。有的“七•二一”大学围绕一个专题，讲点专业知识就算“大学毕业”。这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职工教育中产生的“怪胎”，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在中国大地上也就不复存在了。

四、振兴时期的职工教育

一九七六年十月结束了十年动乱。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职工教育也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开始进入有计划地实行全员培训的新时期。特别是一九八一年成立国家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后（后改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全行业的职工教育出现了多层次、多学科、多渠道、多形式办学的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一）全员培训及成果。

一九八一年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了职工教育的方针、任务，规定了一系列重要政策，从而使中国职工教育进入一个新阶段。有色金属工业战线根据《决定》精神，加强了对职工教育的领导，全面开展了对各类人员的文化、技术、业务的培训。一九八五年全员培训率达32.5%，脱产培训率为12%。其中参加高、中等专业教育的有5.6万余人，参加高中以下文化学习的有10.8万人，此外还有近20万人参加了各种短期技术、业务培训。同年，从各类成人高、中等专业院校毕业的有10153人，其中高校毕业的有8090人，中专毕业的有2063人，还有从扫盲到高中各阶段学习毕业的7万余人。

随着全员培训的开展，有色金属系统职工教育的管理机构、干部和专职教师队伍以及办学条件都得到了充实和加强。所属企事业单位拥有职工教育管理人员3370余人。一批大型企业还成立了培训中心，在人、财、物方面进行统管，扩大了管理自主权。教育设施也有较大的改善，有色系统一九八五年用于职工教育的校舍已达到32.5万多平方米，比一九八一年增加了2.6倍。职工教育经费基本上得到了保证，并逐年有所增加，一九八五年共支出2128万元，比一九八一年增长了3.2倍。相当一部分职工学校建立了物理、化学等试验室，有的还开展了电化教育，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积极作用。

（二）以“双补”为重点，全面开展了文化、技术教育。

据一九七九年对80万职工调查，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的仍占76%以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全系统职工中，一九六八到一九八○年期间，初、高中毕业的就有40万人。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他们实际文化水平远远低于他们的学历，其中85%以上的人实际文化只有初中一、二年或小学程度。在技术方面，不仅原有工人的技术水平在“文革”期间没有得到提高，大批新进厂的工人也没有进行系统培训，因而造成工人队伍技术水平低和高、中、初级工人比例失调的状况十分严重。据调查，一九八二年全系统工人的平均技术等级只有3.5级，其中高级工只占1.1%，初级工却占66.7%。这种状况与现代化建设对职工素质的要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尽快地提高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已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因此，有色金属系统在重点抓好对青壮年职工的初中文化和初级技术补课（以下简称“双补”）的同时，全面开展了对广大职工的文化、技术培训工作。

在文化教育方面，一九七九年参加文化学习的有5.2万人，到一九八五年就达到10.8万人，增加一倍以上。这个时期，各单位初中文化补课任务很重，全系统符合补课条件的有33.6万人。自一九八一年《决定》下达后，各级领导对这项工作都很重视，抓的紧，行动快，措施有力，有计划地开办了脱产、半脱产学习班，加快了补课步伐。到一九八五年，初中文化补课累计合格人数已达到22.8万人，合格率为68%，提前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初中补课任务。许多职工初中文化补课合格后要求继续提高，所以加快了高中文化教育的发展。一九八五年在高中学习的职工达到23900余人，同年毕业的有7100人；既提高了职工的文化水平，又为成人高等教育准备了合格的人选。此外，各企业还举办了大量的扫盲和小学文化班，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在技术培训方面，以初级技术补课为重点，同时加强了对生产技术工人的培训工作。几年来，通过各级组织和干部的艰苦工作，全行业的初级技术补课也取得了显著效果。到一九八五年，技术补课累计合格人数已达到18.5万人，合格率为73.7%，超额完成了国家规定的任务。此外，各单位还采取多种形式对新工人和中、高级工人进行培训。自一九八一年以来，每年培训率平均为33%左右；五年期间，每个工人平均受到一次半培训，其中中、高级工人参加培训的占三分之一以上。

（三）干部培训取得了长足进展。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总公司在北京召开的职工教育会议上，对干部培训提出了新要求，明确了各级分工；翌年八月又在湖南召开了座谈会，总结了培训企业领导干部和对工程师继续工程教育以及开办干部专修科的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方向，使干部教育内容由专题性培训逐步转为有计划的系统提高，并取得了积极成果。据统计，一九八一年以来，全行业干部培训人数达到32万余人次，五年期间每人平均受到一次以上的培训，提高了企业干部的素质。

1、对企业领导干部及其后备干部的培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一九八二年以前，对经理、厂（矿）长的企业管理基础知识的培训已基本轮训一遍。从一九八四年起，根据国务院决定，对大、中型企业的经理、厂（矿）长要进行国家统考。为适应统考要求，总公司在所属院校开办了辅导班，组织符合统考条件的1494名干部分期参加学习。辅导班每期脱产学习4个月，系统地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知识，然后就地参加考试。全系统已有1041名经理、厂（矿）长参加了培训，占应培训人数的69.6%。经国家统考，两门课程平均成绩为78.8分，及格率达到96.6%，总成绩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从一九八二年开始，还对企业经理、厂（矿）长的后备干部进行了培训。这些人已掌握理工专业的技术理论和一定的实际经验，为了弥补管理知识的不足，在中南矿冶学院开办了企业管理研修班，学制一年，已举办4期，共培训了后备干部175人。

2、加强了对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培训。自一九八一年起，从企业选拔具有高中毕业程度的优秀中青年干部，经考试，择优录取到有色金属系统高等院校干部专修科学习两年（医学专业为三年），毕业考试成绩及格的，发给大专毕业证书。干部专修科设有管理工程、采矿等20个专业。到一九八五年已毕业316人，同年底在校学员有366人。

3、试办了科技人员的继续工程教育研修班。总公司从一九八三年开始，在所属高等院校举办了知识更新研修班，吸收50岁以下，具有大、中专理工科毕业程度的工程师参加，通过400课时的脱产学习，使他们在本专业的新技术、新理论方面达到或接近国际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先进水平。到一九八五年，研修班已开办三期，设有采矿等8个专业，有600余人参加了学习。

4、对专业管理干部的培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有色金属系统数万名业务管理人员中，大多数只具有初、高中水平，他们缺乏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一九七九年以来，各级组织对专业管理人员的培训非常重视，从总公司到各企事业单位，普遍采取脱产、半脱产、业余学习的形式，开办了计划、统计、财务、劳动工资、物资管理等各种专业的训练班，培训的人数相当可观。据统计，从一九八一年以来，全行业对专业管理干部累计培训了8.1万人次。五年期间，平均每人受过两次以上的训练。

5、对教师的培训也取得一定的成绩。有色系统职工教育单位和子弟中、小学有专职教师3万余人，其中具有中师（中专）以上学历的不到半数，多数人现有的学历和实际业务水平都不能适应教学工作需要，有一部分教师对所教课程不能过教材关，教学质量很差。为提高教师的文化、业务素质，许多企业采取以老带新的办法，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活动，传授教学经验，提高新教师的业务能力；还有不少企业和地方教育部门举办了单科训练班，组织新教师就所教学科进行学习，过好教材关，使他们能尽快胜任教学工作。总公司在培训教师方面也作了许多工作，由开办脱产1—2年的师资训练班，主攻新教学科，使单科水平达到中师或大专结业程度，发展到在中南矿冶学院等3所高等院校举办教师专科班，通过两年学习，达到大专毕业程度。到一九八五年，有色金属工业系统的教师专科班已招收两期学员，在学人数达到206人。

（四）职工高、中等专业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

随着有色金属工业的迅速发展，按照预测，职工教育要承担起三分之一的高、中等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任务。从一九八○年起，除在全日制院校开设干部专修科、教师专科班、函授大学、夜大学和职工中专班外，一些大型企业相继成立了职工大学、职工中专。据统计，一九八五年全行业在成人高校学习的职工有31000余人，参加中专学习的有4500人。从一九八二年以来，有14000余人从成人高校毕业，4000余人从中专毕业。

有色金属工业系统的职工大学现在已有21所，总规模为6200人，设有地质、采矿、选矿、冶炼、加工、企业管理等19个专业，有专职教师400余人，校舍建筑面积56000平方米，图书资料达23万册。职工大学的学员主要从本单位具有高中毕业程度、政治思想好、两年以上工龄、40岁以下，身体健康的在职职工中招收。学制三年，毕业考试成绩合格的发给大专毕业证书。总公司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在宝鸡座谈会上，要求各校积极创造条件，固定专业设置，由一家独办，内向招生，逐步过渡到跨地区面向全国有色企业招生，各自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材在企业职工大学之间相互代培。这项改革措施推行后，既给职工大学增强了活力，又保证了没有条件办职工大学的中、小企业职工得到继续提高和培养的机会。

一九七九年以来，不少企业办起了电视大学工作站，为培养具有大专水平的专门人才开辟了一条新途径。电大办学比较正规，授课方式灵活，需要的人力、物力较少，教学质量比较稳定，全行业参加学习的有11000余人。自一九八二年以来，累计毕业人数已达到4600余人。此外，函授大学和夜大学的发展也比较快。中南矿冶学院和昆明工学院均设有函授部和夜大学，除夜大学在本地招生外，两个学院的函授部在全国设有20个函授站。函授和夜大学主要为有色金属企业培养大学本科毕业生，学制一般为5—6年。一九八五年全系统在函大、夜大学习的有12000余人；一九八二年以来，累计毕业人数有1300人。

职工中等专业学校是企业培养中级专业人才的主要阵地。有色金属工业系统现有职工中专20所，规模为6800人，设有采矿、轻冶等10几个专业。职工中专办学形式灵活多样，有脱产、半脱产或业余的；有全科的，有单科的，学制一般为2—3年。另外，总公司还在6所高等院校开办了10个专业、12个干部中专班。

（五）技工学校有了很大的发展。

十年动乱后，有色金属系统的技工学校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一九八五年，技校已发展到105所，其中直属单位办校的有92所（含7个技工班）。学校总人数达到3.1万人，在学人数达两万人，设有78个专业（工种）。一九八一年以来，五年期间技工学校培养了5.3万余名毕业生，现在多数人已成为企业的生产技术骨干。

第九章 采矿工业

中国有色金属的采矿业源远流长，约在公元前一千年西周时期，就开凿密集的竖井群开采铜矿。但是，近代中国却大大落后了。当欧美各国完成产业革命的时候，中国还沿用古老的手工方法采矿。直到一九四九年，采矿业十分落后、萧条。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经济建设中，比较注意有色金属矿山的开发。建国前，中国只有铜、铅、锌、锡、锑、汞等6种有色金属的小矿山100多个，生产能力为矿产金属1万多吨。到一九八五年，中国已拥有有色金属矿山1100多个，其中大中型矿山125个，矿产有色金属130多万吨，是一九四九年的100多倍。一九五二至一九八五年，矿石年产量平均每年递增13%。随着矿山建设和采矿生产的发展，有色金属的采矿工艺和技术装备逐步提高。到八十年代，中国的采矿工业不论露天和坑采，从矿体剥离、井巷掘进到采、装、运都逐步走向机械化、大型化。全国重点大型设备近千台，装备水平已经接近工业先进国家七十年代末期的水平。

采矿业的发展，为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矿山建设和采矿生产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一九八五年，有色金属的冶炼能力大于采矿能力30%以上。大力发展中国的采矿工业，仍是有色金属工业的主要任务之一。

第一节 采矿工业的发展和主要经验

一、 采矿工业的发展

中国有色金属采矿工业的发展是从建国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起步的。东北地区是最先解放的工业区，首先恢复了原有的夹皮沟金矿、华铜铜矿、青城子铅锌矿、杨家杖子钼矿等12个有色金属矿山。恢复工作是在矿区被日伪破坏惨重、生活极为艰苦、设备材料相当缺乏的情况下进行的。东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的干部，在局长李华的带领下，组织矿区职工艰苦创业，使东北有色金属采矿工业先于全国得到了发展。一九五○至一九五二年，东北的铜、铅、锌等有色金属矿产总量占全国产量的49.9%。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苑子纪、洪戈、穆毅等人组织建立了矿山生产责任制，采矿业务规程、坑口技术管理制度，并进行矿山技术人才的培训，为全国有色金属矿山的技术管理奠定了基础。在东北有色金属矿山恢复和发展的同时，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在华东、中南、西南地区的铜官山铜矿、平桂矿务局、水口山矿务局、锡矿山锑矿、东川铜矿、云南锡业公司等有色金属矿山也相继恢复生产，矿产金属量很快突破了建国前的最好年产水平。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有色金属矿山开始进行大规模建设。这期间对一批老矿山进行了改扩建和技术改造，如铜官山铜矿、水口山矿务局、东川矿务局、云南锡业公司等；并新建了一批有色金属矿山，其中包括从苏联引进先进技术与装备的白银公司露天矿、东川铜矿、杨家杖子钼矿、大吉山、西华山、岿美山钨矿和自己设计建设的寿王坟铜矿、山东铝厂铝土矿、新冶铜矿、彭县铜矿、通化铜矿、会泽铅锌矿、普安铅锌矿等。白银公司露天矿（包括一号和二号两个露天采场）设计规模为年产粗铜3万吨，铜矿石350万吨，黄铁矿140万吨。建成投产后，连续十年多矿产金属量在4万吨以上。寿王坟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自己设计、建设的大中型矿山。一九五七年建成投产后，日采选原矿2000吨。孙鸿儒、张富民、杨均等在该矿建设中做出了贡献。杨家杖子钼矿建成投产后，形成5500吨原矿的日采能力，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大型钼矿山。

通过以上建设，形成中国有色金属矿山采掘工业的基本雏形。一九五八至一九八五年又相继建设了一大批有色金属矿山。其中主要有易门、中条山、铜陵、德兴、永平、滇中的铜矿；郑州、贵州、山西铝厂的铝土矿；磐石、会理、金川镍矿；金堆城钼矿；桃林、八家子、柴河、黄沙坪、凡口等铅锌矿；大厂、红河锡矿；文山锑矿等。金川镍矿于一九六六年建成，采矿能力为年采镍铜原矿170万吨，镍金属量1万吨以上，它的建成使金川成为中国和世界著名的镍基地。德兴铜矿一九六五年建成投产后，经过改造扩建，到一九八五年已达到日采选15000吨矿石的生产能力，是中国最大的露天开采铜矿山。桃林和凡口铅锌矿分别于一九六○年和一九六八年建成投产后，都成为日采矿石3000吨以上的大型矿山。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到一九八五年，中国有色金属年采矿量已达到6400多万吨。

二、 采矿工业的主要经验

有色金属的采矿工业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进一步振兴采矿工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发展有色金属工业必须以矿山为基础。

坚持以矿山为基础发展有色金属工业，是三十多年来在有色金属工业的实践中总结的正确方针。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八年，一九六二到一九六六年的四年，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五年的六年，是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3个最好的历史时期。分析这3个时期的生产建设特征，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重视矿山的开发建设。新中国成立不久，重工业部就提出在发展冶金工业中，要使矿山的生产能力大于冶炼生产能力10%以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五”计划期间有色金属工业的重点放在矿山的基本建设上，使有色金属的矿产量一九五七年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16倍，奠定了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基础。一九六二年，总结了“大跃进”时期“抓中间带两头”的教训，提出了“矿山为首”的方针，坚持把工作重点放在开发矿业上，出现了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第二次高潮。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年有色金属矿产量平均每年递增21.2%。一九七九年以后，在企业整顿、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有色金属矿山通过扩建和技术改造，扩大了生产能力，保证了有色金属产量的稳定增长。

（二）采掘并举，处理好采矿工业内部的重大比例关系。

有色金属的采矿工业必须坚持合理的采掘比，才能保证采矿生产的稳定持续增长。在“二五”计划开始后的“大跃进”年代，有色金属采矿工业在追求矿产金属高指标的影响下，忽视了三级矿量的平衡。虽然8种主要有色金属的矿产量一度猛增，一九六○年达到了45.28万吨，但因违背了矿山生产规律，掘进剥离欠帐太多，一九六一年矿产金属量下降到21.11万吨，猛跌24.17万吨。一九六二年以后，有色金属采矿工业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针，坚持调整采掘比例，严格按采掘并举的原则安排矿山生产，有色金属矿山才逐渐恢复元气。在三年调整时期，出矿量与剥离掘进量的比是1∶1.078，比一九六○年的1∶0.775、一九六一年的1∶0.655提高了剥离掘进比例30%以上，8种主要有色金属矿产量也逐年稳定上升，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期。

（三）引进和技术改造结合，是加快采矿工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中国的采矿工业于“一五”计划期间引进苏联成套技术与设备，建设了白银露天矿、杨家杖子钼矿等6个主要矿山，很快改变了有色金属矿山落后的技术面貌，使中国的采矿技术水平从落后的状态提高到四十年代的水平。此后，铜陵凤凰山铜矿、江西德兴铜矿等引进大型现代化采矿设备和先进工艺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使之国产化，在发展采矿业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使中国采矿技术水平提高到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水平。

（四）大力开发有色金属后继矿山，保证有色金属矿产有持续的发展后劲。

大中型有色金属矿山建设周期长，形成采矿能力一般需要三至五年，或更长的时间，因此加强有色金属的探矿，开发已有矿山的后继矿山，要尽可能超前。一九八五年，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河北铜矿、铜陵有色金属公司部分老矿山、东川矿务局、东北地区的大部分矿山，都已面临矿产资源接近采空的问题。有色金属矿山大多已有十年以至二十多年以上的开采时间，资源减少和闭坑的矿山将不断增加。因此，加快新矿山的开发建设，提高采掘工业的技术水平，是有色金属生产的要求。一九八五年，大冶有色金属公司、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等都进口了大量的铜精矿，才能维持一定的生产水平。全国冶炼能力大于采矿能力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十分重视后继矿山的开发，是中国采矿工业发展的重大课题。

（五）采矿工业必须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安排。

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是国家的财富，资源的开发利用，要统筹规划，合理安排，按科学规律办事，这是中国采矿工业在生产建设实践中得到的深刻启示。“一五”计划期间，坚持有色金属矿山资源的开发由国家统筹安排，即哪些由中央企业开采，哪些由地方企业开采，哪些范围内可以让民间开采，都有计划地安排进行，既保证了矿山开采的正常秩序，也使矿产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年代，有色金属矿山一度出现乱采乱挖的现象，给一些大中型矿山的建设和综合开发利用造成一定的困难，六十年代初很快得到了纠正。八十年代初，在改革开放中，一些地方强调了“小矿放开”，出现了乡镇企业和个体户的采矿热。由于缺乏统筹安排，如云南锡业公司、栗木锡矿、奕川钼矿等一些矿区发生了乱采乱挖的现象，给矿区管理、矿山开采、资源综合利用带来了很多问题和困难。这一教训说明对矿山资源必须统筹兼顾，依法开采，加强管理。

（六）改变矿山办社会现象是采矿工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有色金属矿山开采，就一个矿山而言，有一定的服务年限。从开发、兴旺到衰落，最后矿山闭坑，基地转移，这是矿山开采工业的一个特点。但是，长期以来，几乎绝大多数有色金属矿山都使用固定工，在建设矿山的同时，建设了生活基地，兴办学校、托儿所和社会公共福利设施，致使矿山十分臃肿，年年都有大批职工子弟需要就业，和矿山生产的特点不相适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采矿工业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第二节 采矿工艺技术装备的发展

旧中国有色金属矿山的采矿工艺与技术装备是十分落后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不断学习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变了有色金属矿山技术落后的状况。五十年代初，引进了苏联的采矿工艺与技术装备，建设了一大批具有四十年代国际水平的有色金属矿山。六十年代中期引进了瑞典的先进技术装备，重点装备了凤凰山铜矿。七十年代后期起，先后从美国和西欧等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引进了坑内与露天开采的先进技术与装备。这就促使新中国有色矿山采矿工艺与技术装备不断进步，为采矿工业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一、 露天开采工艺技术装备的进步

露天开采工艺技术装备的发展是与矿山开采条件紧密相连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多是中小型山坡式的露天矿山，开采工艺简单。随后新建了一批深凹露天矿，因而露天矿边坡、防尘、运输、穿孔爆破等技术问题随之产生，推动了露天开采技术的发展。随着有色金属工业的迅速发展，要求矿山扩大生产能力，促进了露天矿大型设备的研制，使露天矿的穿孔、爆破、铲装、排土等设备都有很大的进步。

（一）采剥工艺技术的进展。

“一五”计划期间，引进了苏联的技术与装备，建成了白银厂铜矿与杨家杖子钼矿的北松树卯钼矿两个大型露天矿。其采剥工艺均采用沿矿体走向拉沟，垂直矿体走向推进工作帮的方式，工作帮坡角为10—15度。这种采剥方式使基建剥离量大，初期生产剥采比也大，故而矿山的经济效果差。到六十年代末期，学习与引进了国际上的先进技术，逐步采用了陡帮开采，工作帮坡角提高到20—40度，大大地缩短了露天矿山的基建剥离时间，提高了技术经济效果。

建国初期，露天矿一般都按整个矿体来圈定露天开采境界。在金堆城钼矿设计中，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首创分期开采方案。在整个矿体范围内，选择了基建剥离量小，矿石品位较高的地段，圈出初期生产的露天矿境界。这就避免了初期剥离时就需要把穿过矿体的河流改道，减少了大量的基建剥离量，使初期生产剥采比小、设备少、投资省、经营费用低、出矿品位高，获得良好的效果。

采用平窿溜井的开拓方式，在地形条件复杂的山坡露天，得到广泛的应用。如德兴铜矿的南山采场，在露天境界内开凿了3条溜井与主平窿相通。采出的矿石，通过溜井下放到主平窿，装车后用电机车运往选厂。这样，矿石在采场内的运距小，减少了汽车需用量，降低了矿石运输成本。在对溜井的结构参数与放矿的装矿闸门以及溜井随着开采水平下降而降段等问题，都在生产实践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砂矿露天水力开采，解放前在平桂矿务局就已采用。当时用人工将矿砂挖松，然后用水压只有2—3×102千帕的小型水枪冲采。到一九五八年，云南锡业公司的新冠砂锡矿采用了水采水运方案，用高压水枪冲采，并配备了电铲、推土机进行辅助作业。砂浆运输利用冲矿沟直接冲运到选厂。冲矿沟用辉绿岩铸件作为衬砌材料，这比用铸铁衬砌耐磨度高9倍，比花岗岩高11倍之多。新冠砂锡矿全员劳动生产率高达8800吨/人•年，全矿工人劳动生产率9400吨/人•年，采矿直接成本为0.6—1.6元/吨，经济效果十分良好。莫友怡、刘大荣等在新冠砂锡矿设计中做出了贡献。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陈仁宪等在学习与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首次在德兴铜矿扩建为日采矿石30000吨的设计中，应用系统工程原理，进行优化设计，用地质统计学方法，建立矿床模型。根据这个矿床模型，可以计算各种不同边界品位的矿石储量与其平均品位，从而确定合理的边界品位。另外还可据此圈定最优化的露天矿开采境界。最后，在圈定的开采境界内，选择首先开采的地段及基建剥离量。上述工作都是用电子计算机完成的。这就使新中国露天矿设计的水平，达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国际先进水平。

（二）露天爆破技术和器材的发展。

露天矿爆破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大规模的硐室爆破和深孔爆破技术的改进。硐室大爆破首次在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露天矿实现，后来在金川镍矿、永平铜矿等矿山采用。通过对大爆破的观测、试验，总结了爆破地震波对井巷构筑物和地表建筑物的影响，提出了爆破地震波的安全标准。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边克信等对此做出了贡献。

五十年代露天矿深孔爆破效率低，大块率高，经过试验研究，逐步在德兴铜矿、金川镍矿、宜春稀有金属矿等，推广了大区多排孔微差爆破、斜孔爆破等新技术。在微差爆破技术上，除使用排间微差，孔间微差外，并开始使用孔内微差爆破技术；在合理的微差时间和爆破孔网参数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爆破效果，降低了大块率。

建国初期，露天矿的爆破材料多用胶质炸药与二号岩石炸药。六十年代开始采用安全性能好的铵油炸药。如金川镍矿的露天大爆破中，采用柴油与硝酸铵在现场混合的铵油炸药代替二号岩石炸药，爆破效果良好，且节约了大量资金。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和长沙矿山研究院研制的乳化炸药系列，获得了国家二等发明奖，标志着中国在矿用炸药研究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在起爆系统方面，从火雷管与导火线引爆，电雷管、秒差雷管和毫秒雷管等电起爆，发展到目前采用的塑料导爆管的非电起爆。非电起爆能防止杂散电流、静电的危害，并大大降低了因爆破而引起的伤亡事故。一九八○年东川矿务局和武汉安全技术研究所合作，研制成功无起爆药毫秒电雷管，大大提高了雷管在制造、运输、贮存和使用时的安全性。这项科研成果引起国外的重视。

（三）露天开采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五十年代引进了苏联的成套露天矿装备，包括冲击式穿孔机、3—4立方米电铲、10吨后卸式汽车、80马力推土机等。经过消化、仿制，并结合中国矿山的特点，改进并制造了这些设备，广泛使用于有色金属矿山。六十年代中期起，逐步废除了冲击式穿孔机，代之以潜孔式钻机。长沙矿山研究院曹一南等在研制潜孔钻冲击器中做出了贡献。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研制牙轮钻机，八十年代初研制成功的YZ—35和YZ—55两种牙轮钻机，其性能已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

六十年代中期，机械工业部门开始对仿制苏联的电铲进行改进，到一九七六年定型为WF—4型电铲，斗容4立方米，其性能已接近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此后还试制了8—12立方米斗容电铲、2.5立方米液压挖掘机、斗轮挖掘机及前端式装载机等装载设备。六十年代起开始研制矿用汽车，先后生产了载重10—32吨的各种型号的自卸式汽车，如红岩25吨、液力传动的32吨自卸汽车等。七十年代中期起已向100吨级矿用汽车的研制进军，取得了不少成绩。

（四）露天边坡维护技术的进步。

露天矿山尤其是深凹露天矿边坡技术管理问题，由于不少矿山发生了边坡滑动的事故，引起了重视。如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的露天矿，从一九六九到一九八一年开展了以岩体结构为中心的系统的工程测绘工作，同时坚持了十多年的岩石移动观测，爆破测震，光弹模拟和岩石力学试验等项研究工作，提出了较完整的边坡治理方案，从而避免了一次较大的边坡事故。此外，永平铜矿、金堆城钼矿、德兴铜矿等也进行了边坡稳定性与加固方法的研究工作，为新中国岩体工程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二、 坑内矿山采掘工艺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高效率采矿方法应用，井巷掘进与支护，凿岩爆破，采掘设备品种、性能和配套，矿山安全及作业环境的改善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些成果标志着新中国坑内矿山的采掘技术已进入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的新阶段。

（一）采矿方法的变革。

为适应矿山生产发展的需要，采矿方法一直在不断地改进。除对原有各种采矿方法进行改进与完善以适应矿床开采条件外，各种比较先进的采矿方法的应用比例也在逐渐提高。各类采矿方法的应用比例如下表所示。

新中国成立后，有色金属矿山几乎全部采用浅孔留矿法与干式充填法。这些采矿方法工艺落后，劳动强度大。其后对留矿法逐步进行了改进，继续在急倾斜薄矿脉的矿山应用；干式充填法则很快被淘汰，而代之以水砂充填和胶结充填法。一九六五年从瑞典引进全套坑内开采的技术与装备，建设了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的凤凰山铜矿。该矿是首先采用尾砂水力充填的有色金属矿山。同期在凡口铅锌矿与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的龙首矿，开始试验胶结充填法，取得初步效果。凡口铅锌矿经过多年的试验研究与生产实践，成功地采用了高分层、盘区开采、斜坡道进入采场的无轨化胶结充填采矿法，盘区的生产能力高达700吨/日。龙首矿根据矿体特点，对原有的下向分层胶结充填法，采取了加大进路尺寸、多进路同时回采、一次集中充填等措施，提高了采场的生产能力。在胶结充填料的制备与输送方面，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长沙矿山研究院与金川有色公司协作，研究成功了高浓度胶结充填料制备与管道输送的新工艺，并在金川二矿区西部矿区建成了半自动化的制备厂与管道输送充填料系统，应用于生产，大大提高了充填质量。高浓度充填料的管道输送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奖，于润沧、王爵鹤等为此做出了贡献。凡口铅锌矿引进与试验了大直径球形药包爆破后退式采矿法，又称VCR法，取得了成功。这种新的采矿方法大大地提高了回采效率，降低了贫化损失，减少了出矿成本，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充填采矿法，在基本上淘汰了干式充填之后，由于水砂充填和胶结充填的不断发展，从一九六三年占全国采矿方法比重4.3%逐步上升，到一九八五年已占19%。

　　空场法包括全面法、房柱法、分段空场法等。锡矿山锑矿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采用了房柱法开采锑矿，但各项技术经济指标都十分落后。六十年代开始，在锡矿山南矿顶盘不稳固的地段，试验成功了杆柱预控顶的房柱法，大大提高了回采率。八十年代云南省牟定铜矿采用了中深孔超前切顶、爆力运搬矿石，抛绳器传递电耙钢丝绳的房柱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在一些缓倾斜薄矿脉中，应用全面法也取得了不少改进。这样，全国有色金属矿山空场法的比重到一九八五年仍占有11%。

崩落法的采用始于五十年代末期。有底柱、无底柱分段崩落法，阶段强制崩落法在不少有色金属矿山采用。六十年代易门铜矿曾采用强掘、强采、强出的“三强”有底柱分段崩落法，解决了岩石破碎的问题，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的胡家峪铜矿与蓖子沟铜矿，一直采用有底柱分段崩落法。根据矿岩条件，不断改进了采场结构参数、落矿方式等，使有底柱分段崩落法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提高到一定的水平。桃林铅锌矿采用了阶段强制崩落法，经过多年的生产实践，已成为该矿的主要采矿方法。德兴铜矿在六十年代进行坑内开采时，也采用了阶段强制崩落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崩落采矿法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采用这类采矿方法占全国各类采矿方法的比重上升到一九八五年的51%，居首位，且呈现出继续增长的趋势。

（二）井巷掘进技术的进步。

一九八五年，全国有色金属矿山井巷掘进总量已达101万标准米，为一九四九年的25倍，为一九五二年的5倍。井巷工作量如此多倍增长，是与井巷掘进的技术进步与装备水平的提高分不开的。

竖井掘进在五、六十年代多采用手持式凿岩机打眼，用明火点炮，人工装岩，用小吊桶提升到地面。支护则为木井框或整体混凝土浇灌。掘进与支护单行作业，月掘进速度为10—20米。一九六五年，引进了瑞典的先进技术与装备建设了凤凰山铜矿。该矿的主井，净直径5.5米，井筒采用了喷射混凝上加杆柱的新型支护方式，使掘进断面只需5.7米直径，大大减少了岩石开凿量。竖井掘进采用了先进的临时井架、提升设备、凿岩设备、装岩设备等，使竖井掘进的技术与装备，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引进、消化、仿制、提高、国产化的方针指引下，新中国竖井掘进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如一九七六年凡口铅锌矿副井的掘进，最高月成井120.1米，并连续3个月总成井超过300米，创造了竖井掘进速度的新记录。

平巷掘进在建国初期，基本上是人工凿岩、装岩、运搬与支护。新中国成立后，立即推广了湿式凿岩，减少了坑内粉尘的危害。五十年代，在引进苏联设备的基础上，经过仿制与改进，使平巷掘进逐步走上了小型机械化的道路。如用气腿式或支架式凿岩机打眼，用风动或电动装岩机装岩，用架线式电机车或蓄电池机车牵引矿车运搬等。一九六五年研制了平巷掘进用的凿岩台车、斗式转载机、槽式列车等设备，先后在寿王坟铜矿和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蓖子沟铜矿进行机械化试点，形成了平巷掘进的机械化作业线。八十年代开始又采用了无轨设备掘进平巷，如采用凿岩台车、铲运机、坑内汽车等。

建国初期，天井掘进都采用木框架支护的普通掘进法。六十年代初，在寿王坟铜矿使用了吊罐掘进天井的方法，提高了天井掘进的效率。但这种吊罐在安全上还存在着隐患，有待进一步改进。凤凰山铜矿引进了瑞典的风动爬罐掘进天井成功，随后进行试制与改进，应用于不少有色金属矿山。如大吉山钨矿为减少采场的贫化损失，采用了爬罐留矿采矿法。桃林铅锌矿、黄沙坪铅锌矿等成功地采用深孔一次凿岩分段爆破的天井掘进法。七十年代，深孔凿岩多采用潜孔式钻机，钻孔偏斜不易掌握。到八十年代，研制了小型牙轮钻机，解决了深孔的偏斜问题且提高了穿孔效率。用钻进法钻进天井是全盘机械化、连续化，无爆破作业的先进方法。经长沙矿山研究院自六十年代开始研究，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已初步形成了天井钻机的系列产品。利用天井钻机在有色金属矿山先后钻进了200多条天井。

（三）爆破技术的进步。

坑内矿山的爆破工艺与器材，五十年代多用浅孔爆破；炸药则用硝化甘油炸药与二号岩石炸药等，少数矿山还用黑色火药；起爆则用火雷管与导火线。爆破效率低，且易发生安全事故。六十年代初，在崩落法采场中推广了挤压爆破、扇形深孔大密集系数爆破等技术，并用采场爆破模拟试验研究的成果来确定合理的爆破参数和炮孔排列方式。八十年代引进试验VCR法的同时，掌握了垂直深孔球形药包爆破技术。

坑内爆破所用的器材也有很大改进。如研制与应用了坑内铵油炸药、浆状炸药和乳化油炸药、抗水高威力炸药等一系列新型炸药，研制成功塑料导爆管非电起爆系统和无起爆药雷管等新型起爆器材。井下装药机械化和爆破检测仪表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如研制成功了装药车、起爆器、爆破器材参数综合测试仪等。新中国爆破技术与器材，特别是抗水高威力炸药与非电起爆系列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四）矿山岩石力学与支护技术的进步。

新中国有色金属矿山岩石力学的理论研究及其在矿山中的应用，逐步改变了采矿方法的选择、采场构成要素的确定、回采顺序、充填机理、岩石移动角的确定等基本依靠经验类比的落后状况。在岩石力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先后以弹性力学、弹塑性力学、流变学理论等为基础，对岩体的力学特性进行了研究，如以弹性力学为基础的“轴变论”，分析了不同断面形状的平巷周围应力状态，可供确定井巷断面形状时参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从一九七五年起，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兰州地震研究所等单位合作，采用压磁电感法对金川矿区地应力进行了测量与研究，结果表明，金川矿区的最大主应力轴接近水平，并测定了不同深度岩体应力的数值，指导了各中段巷道布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矿山井巷与采场顶板的支护方面，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是采用被动支护的方法，即用木支架、木垛、混凝土、金属支架等支撑井巷与采场。自主动支护的理论发展以后，充分利用和提高岩体本身的自承能力来维护井巷与采场围岩的稳定。如锚杆支护，喷射混凝土支护等，已在绝大多数矿山中应用。

近三十多年来，长沙矿山研究院肖焕杰等对注浆工艺、设备和材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矿山堵水、岩层加固等工程中，得到了应用。如在凡口铅锌矿竖井掘进时采用了地层预注浆加固，水口山铅锌矿的帷幕注浆隔水工程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十章 选矿工业

中国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丰富，有些品种居世界资源的前列。但是许多金属矿的有价金属含量低，多金属共生，必须通过选矿将其中的有价成分进行富集，并彼此分开，加工成相应的精矿。

新中国的有色金属选矿工业得到蓬勃发展。选矿厂建设规模的扩大，选矿金属品种的增多，技术的显著进步，选矿科研、设计、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标志着有色金属选矿工业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形成了生产、科研、设计、教育配套的有色金属选矿工业体系。

第一节 旧中国有色金属选矿工业

新中国建立之前，共有十几座选矿厂，其中有铅锌选矿厂五座，锡选矿厂两座，钼选矿厂一座，铜选矿厂六座。选矿厂规模一般在日处理矿石100—500吨之间。

一九○九年，湖南水口山铅锌矿选矿厂建成，一九一七年扩建，日处理矿石量200吨。一九二六至一九三○年间，最高年产铅锌精矿33296吨。这是中国第一座机械化选矿厂；一九四四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湖南时，受到严重破坏。

一九一三年，云南个旧锡务公司建成个旧选矿厂，日处理矿量由5吨逐渐增至200吨。

一九三五至一九四四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建成杨家杖子钼矿、青城子铅矿、清源金铜矿、岫岩铅锌矿、桓仁铅锌矿、石嘴子铜矿、夹皮沟金矿、马鹿沟铜矿、老牛沟铜矿、天宝山铜铅矿和分水等选矿厂。其规模除杨家杖子钼矿（日处理矿石3000吨）较大外，大多为日处理矿石100—500吨。

旧中国选矿厂的技术和装备水平不一，以处理硫化矿石的浮选厂较好，应用的工艺是三或二段破碎、优先浮选工艺。而江西钨矿、湖南锑矿、广西和云南锡矿、贵州汞矿的选矿则是手工业分散经营，生产手段极为落后。云南个旧锡矿的主要选矿方式是：手锤碎矿，人力或畜力石碾磨矿，沉淀沟脱泥分级，放槽、平板沟槽、圆槽富集锡石，而细粒锡石的回收则依赖“敲大锅”的独特技巧。个旧和老厂两座机械化选矿厂的技术和装备水平也不高。

由于选矿技术落后，选矿技术指标很低，资源浪费极大。

新中国成立前夕，有色金属选矿工业遭受严重破坏，绝大部分选矿厂停产。

第二节 新中国有色金属选矿工业的建设成就

一、 修复一批选矿厂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东北地区陆续解放，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前，积极修复、改建、扩建了夹皮沟金矿、老牛沟金铜矿、清源金铜矿、石嘴子铜矿、岫岩铅锌矿、青城子铅锌矿和分水等选矿厂，于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相继投入生产。

一九四九年夏季，东北地区选矿药剂货源断绝，选矿厂濒于停产的边缘，东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沈阳选矿药剂厂副厂长李东英和主要技术干部苏仲平试制成功，并组织了液体和固体黄药和松根油的生产，解决了药剂的供应问题。一九五○至一九五二年，东北地区又恢复了杨家杖子钼矿、天宝山铜铅矿、桓仁铅锌矿、马鹿沟铜矿等选矿厂，新建了华铜铜矿和芙蓉铜矿两座选矿厂。

在南方，首先恢复和扩建了云南锡业公司个旧和老厂两座选矿厂，并在总工程师倪桐材的组织下新建了大屯、黄茅山选矿厂；恢复和扩建了广西平桂矿务局水岩坝和湖南水口山铅锌矿等选矿厂；在安徽建设了铜官山铜选矿厂。在江西大吉山钨矿建成了第一座钨矿机械化选矿厂，中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技术干部吴威荪积极组织并参加了生产调试工作，使之正常投产。

这批选矿厂的建成和顺利投产，使新中国有色金属选矿工业初具规模。

二、 建设一批骨干选矿厂

自一九五三年起，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通过六个五年计划，已建成了一批骨干选矿厂，计有铜选矿厂37座，铅锌选矿厂24座，锡选矿厂27座，钨选矿厂40座，钼选矿厂5座。其中，万吨级选矿厂5座。

在建设铜、铅锌、钨、锡、钼选矿厂的同时，还建起了锑、镍、汞、钴和稀有稀土金属选矿厂。计有锑选矿厂3座，汞选矿厂7座，镍选矿厂4座，钴选矿厂1座，稀有、稀土金属选矿厂8座。

通过三十多年来的建设，有色金属选矿厂遍及全国，选矿能力有了很大的增长，共增加矿石年处理能力9467万吨，其中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249万吨，“一五”计划期间增加627万吨，“二五”计划期间增加2949万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增加518万吨，“三五”计划期间增加1859万吨，“四五”计划期间增加1966万吨，“五五”计划期间增加6M万吨，“六五”计划期间增加695万吨。

“一五”计划期间，有色金属选矿工业的重点是发展锡、钨的选矿。在苏联援建的13项重点建设项目中，涉及选矿厂新建和扩建的有大吉山钨矿、岿美山钨矿、西华山钨矿、白银厂铜矿和杨家杖子钼矿等工程。同时，依靠自己的力量也新建了一批选矿厂，其中新建的寿王坟铜矿和云南锡业公司新冠选矿厂具有代表性。

寿王坟铜矿选矿厂是“一五”计划时期设计、建设、投产的第一座大型铜选矿厂，选矿能力为日处理矿石2000吨。一九五四年，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设计，一九五五年四月开始建设，一九五七年四月投入生产。整个工程的设计、施工和投产，严格按国家计划进行，工期只用了两年。一九五七年六月，选矿厂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就达到了设计要求。选矿厂基本建设投资1190.8万元，占矿山工程总投资的40%，投资还本年限为二点八年，经济效益是好的。

云南锡业公司新冠采选厂是“一五”计划时期建设的最大的砂锡矿选矿厂，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一九五四年设计，主要设计人员有张富民、孙德成、石大新、胡洪奇等人。选矿能力为日处理矿石6000吨。一九五六年一月主厂房动工，一九五七年十月选矿厂第一期工程完工，同年十月二十五日整体试车，年底正式投产。选矿厂第二期工程，一九五八年八月试车，同年十月一日投产。整个工期不足三十四个月。采选厂基本建设实际投资为预算的97.15%，自投产至一九八三年，累计总产值是投资的八倍，经济效益也是好的。选矿厂设计中的矿泥处理部分，采用了当时国际上的新技术，以水力旋流器脱泥，五联五层自动溜槽和矿泥摇床分选，代表了五十年代重力选矿厂的水平。新冠采选厂的建成以及后期的技术改造，已为砂锡矿的选矿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通过“一五”计划建设，丰富了设计、施工、生产知识，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奠定了有色金属选矿工业的基础。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期间，又先后建成投产了一批选矿厂和与之配套的选矿药剂厂。

铜选矿厂，新建了德兴（一期工程）、胡家峪、篦子沟、因民、烂泥坪、木奔、红透山、铜山、赤马山、柏坊等选矿厂。

铅锌选矿厂，新建了桃林、银山、东波、柴河等选矿厂。

锡选矿厂，新建了大屯（二期工程）、卡房、期北山、新桂等选矿厂。

钨选矿厂，由于成功地仿制了引进的设备，建设如雨后春笋，遍及江西、湖南、广东各地。发展十分迅速。

镍选矿厂，新建了金川镍矿、磐石镍矿和会理镍矿选矿厂，开始了镍矿的开发利用。

锑选矿厂，一九五九年第一座锑选矿厂——锡矿山硫化锑矿选矿厂在湘西建成。

一九五九年建成贵州汞矿、新晃、务川汞矿选矿厂。

从一九五八年起，在广东、广西、山东、新疆等地陆续建成一批稀有金属选矿厂，奠定了中国稀有金属选矿生产的基础。

新建了云南冶炼厂选矿药剂车间，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选矿药剂厂，改善了选矿药剂生产的布局。

在此时期，白银厂、西华山、大吉山、岿美山、杨家杖子选矿厂也相继投入生产。

在十年动乱中，延缓了选矿厂的建设速度，但在过去的工作基础上仍有一定进展。先后建成了铜绿山、丰山洞、凤凰山、落雪、铜矿峪、武山、石、大姚、牟定、松江等铜选矿厂，凡口、小铁山、会东、小西林等铅锌选矿厂，羊坝底、白面山、新岭、烂头山、香花岭等锡选矿厂，金堆城钼业公司第二选矿厂，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第二选矿厂，锡矿山氧化锑矿选矿厂，宜春、栗木锂铍钽铌选矿厂，以及株洲选矿药剂厂。由于动乱的影响，建设程序被打乱，给选矿厂建设带来很大影响，部分选矿厂建成后不能顺利投产，或投产后又不能顺利生产，不得不进行技术改造。

一九七八年后，有色金属选矿工业进入了一个振兴时期。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五年，有色金属选矿厂扩建和新建齐头并进，基本建设规模大。扩建和新建的选矿厂主要有：德兴铜矿一期工程为扩建一选厂日处理矿石1.5万吨，二期扩建工程为新建二选厂日处理矿石2万吨，永平铜矿万吨级选矿厂，金堆城钼矿1.5万吨选矿厂，大厂车河锡选矿厂，新路和长营岭锡选矿厂，铜山口选矿厂，以及锡铁山、厂坝、棲霞山等铅锌选矿厂等。

三、 发展一批中小型选矿厂

在发展有色金属骨干选矿厂的同时，一九五八年以后又发展了一批中小型选矿厂。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间，以“小土群”为特征的小型选矿厂星罗棋布，遍及全国。这批选矿厂的生产规模小，技术水平低，装备落后，经济效益差，资源浪费大。通过三年的调整，淘汰了一大批，其余的改造成“小洋群”。又通过几年的努力，装备和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一九六二年以后，中小选矿厂有了较大发展；一九八五年，全国已有铜、铅锌等中小型有色金属选矿厂约250座。

七、八十年代，为适应地方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建设了移动式选矿厂和拆装方便的选矿厂。选矿厂生产规模大多在日处理25—100吨之间，而处理海滨砂矿的生产规模则达到日处理1500吨。这类选矿厂的建成，对充分利用分散的和海滨砂矿的矿产资源起到了很大作用。

四、 改建和新建选矿药剂厂

为适应有色金属选矿工业的需要，在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丰富、选矿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改建和新建了选矿药剂厂，使布局合理。一九五○年，改建了沈阳冶金选矿药剂厂；新建的云南冶炼厂选矿药剂车间、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选矿药剂厂、株洲选矿药剂厂、德兴铜矿选矿药剂厂，于一九六○至一九七九年相继投入生产。这些主要厂家生产的多品种黄药、黑药、松醇油及其他药剂，除满足本行业选矿厂需要外，还供应其他工业部门。

第三节 新中国有色金属选矿工业的生产和技术成就

三十多年来，有色金属选矿工业的生产和技术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一、 选矿生产成就

选矿生产主要有五大成就。

（一）选矿生产能力成百倍增长。

截至一九八五年，有各种类型的生产规模不等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选矿厂约400座，其中重点选矿厂147座。一九四九年6种有色金属选矿厂处理矿石仅为40.75万吨，一九八五年8种有色金属选矿厂处理矿石达到7351.8万吨。

（二）提高产品质量，出现一批优质产品。

为满足市场需求，提高经济效益，选矿厂和选矿药剂厂，实行了精料方针，并改进了产品质量标准，普遍提高了产品质量。“六五”期间，获得国家金、银奖牌14个，优质奖牌28个。一九七七年以来，重点抓了提高铜精矿质量工作。八十年代，铜精矿品位一直保持在22%以上，打破二十多年只重视选矿回收率，忽视铜精矿品位的状态，由于铜精矿品位的提高，使冶炼设备的生产能力相应提高80%以上，经济效益大大提高了。例如，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昆明公司较好地处理了铜精矿品位和铜选矿回收率之间的关系，大幅度提高了铜精矿品位。一九八四年达到26.05%，而铜选矿回收率稳定在85%以上。由于铜精矿品位的提高，增加了企业经济效益。

此外，其它精矿品位和质量也有较大的改善。铅、锌精矿品位一九八五年分别达到60.3%和50.5%，为数不少的选矿厂的铅精矿品位在70%以上；钼精矿品位由45%达到51—53%；镍精矿品位由生产初期的4%提高到6%；多数钨、钼选矿厂可以生产优质钨精矿、钼精矿。总之，中国有色金属选矿厂已具备生产市场上需要的各种优质精矿的能力。

（三）提高了伴生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中国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的显著特点是多金属共生矿多，伴生和共生有用矿物种类多，综合利用价值很大。早在五十年代，为综合利用钨矿中伴生或共生有价矿物，提高钨精矿质量，建成了赣州精选厂、韶关精选厂以及重点钨矿山的精选车间或工段。一九六三年，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吕东在冶金工作会议上提出“四率一综”的开发利用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的方针。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更加重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方毅主持和开展了攀枝花、包头、金川三大基地的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工作，连续八年从未间断，促进了综合利用工作的进展，还建成了攀枝花选钛厂、包头稀土选矿厂，取得了有指导意义的经验。

通过多年的努力，伴生有色金属的产量日益增加。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色金属行业累计生产伴生黄金的产量，已占全国黄金总产量的25.3%，而全国的白银基本上来自有色金属矿山。综合回收的产品品种也有很大增加，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种增加到30多种。从钨矿石中回收了钼、铋、铜、铅、锌、锡、锂、铍、稀土、水晶、黄金、白银、硫化铁等矿物；从多金属锡矿石中选收了铜、钨、铋、锑、铅、锌、砷、硫等矿物；从砂锡矿回收了钛铁矿、锆英石、褐钇钶矿物；从脉锡矿选出了钽、铌、黝锡矿、钨、铜、萤石等；从镍矿石回收了铜、钴、铂族元素；从铜矿石选收了钼、铁、钨、金、银和大量的硫化铁矿物；从铅锌矿石选出了铜、金、银、萤石和数量可观的硫化铁矿物；从海滨砂矿回收了锆英石，钛铁矿、锡石、独居石、金红石、磁铁矿；从稀有金属矿石选出了多种产品。仅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长沙公司所属矿山，一九八五年就综合回收铜、锡、铋和钼精矿1567吨，黄金124.695公斤，白银72.704吨，硫精矿26.78万吨，萤石精矿9万吨，其产值占矿山总产值的27.17%。

　　（四）发展了选矿药剂的生产。

选矿药剂是矿物浮选不可缺少的材料，它的产量和品种直接反映选矿水平。5家选矿药剂生产厂年生产能力达3万吨。一九八五年生产了各种有机选矿药剂和其他化工产品1.6万吨，其中黄药9479吨，黑药927吨，松醇油4837吨，其它757吨。选矿药剂品种也有很大发展，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种增加到八十年代的40余种，其中包括中国发明的氧化石蜡皂。

选矿药剂厂同科学研究部门合作，采用“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方式发展选矿药剂新品种，不断地为选矿生产提供新型选矿药剂，促进了选矿技术水平的提高。

（五）提高了选矿厂装备水平。

有色金属选矿工业的装备水平有较大的提高。以万吨级选矿厂德兴铜矿二选厂（设计能力为日处理矿石2万吨）为例，该厂采用了5029×6400毫米溢流型大型球磨机、以水力旋流器作分级设备和16立方米浮选机；在过程控制上，采用先进的自动化设备；采用程序控制器用于碎矿联锁、破碎机恒功率控制和粉矿仓卸料小车自动布矿控制；磨矿和浮选过程以及检测系统均采用计算机控制，具有八十年代水平。其他选矿厂装备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尤其是重力选矿厂，已由土法或半机械化生产变为机械化生产。以云南锡业公司为例，一九四九年与一九八五年相比，选矿厂由两座发展到9座，选矿系列由两个增加到17个，磨矿机由3台（总容积9.18立方米）增加到110台（总容积3958立方米）；摇床由3台增加到1726台，并增加离心选矿机468台，皮带溜槽529台以及配套设备；装机容量由人均1.08千瓦提高到17.83千瓦；劳动生产率由人均每年59吨增加到755吨。

选矿过程自动控制水平最高的首推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凤凰山铜矿选矿厂。该厂引进全套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化系统已运转五年。该系统包括过程稳定化和最佳化控制的全部仪器，可以模拟磨矿浮选全部过程，适时检测生产过程各环节的主要参数，及时测试、计算、记录和打印生产数据，统计历史资料，实现了磨矿浮选过程的闭环自动控制。凤凰山铜矿选矿厂自动化操作的三年一九八一——一九八三年与手动操作的三年（一九七七——一九七九年）比较，提高硫选矿回收率4.725%、铜精矿品位0.854%、硫精矿品位4.11%，并节省选矿药剂，共收益172.86万元，平均年收益57万元。

二、 选矿技术的进步

中国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的特点是，有些金属品位低，有价矿物嵌布粒度细，复杂共生矿多，有一定数量的氧化矿，简称“贫、细、杂、氧”。基于这一特点，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改造工作，基本上已形成适合中国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特点的选矿技术。

（一）选矿工艺矿物学的进步。

中国选矿工艺矿物学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发展起来的。五十年代后期，初步形成以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为主的研究力量，配备简单的测试设备和仪器，为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选矿厂生产和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技术资料。七十年代以来，研究力量逐渐壮大，装备水平也不断提高，形成了一支可观的研究力量。全国有九十多个研究室（或小组），比较广泛地应用波谱和电子测试技术，为研究矿石和选矿产品的矿物结构、组成和元素赋存状态，以及浮选理论研究提供了有效手段。

选矿工艺矿物学的进步，促进了选矿技术进步。例如，搞清贫镍矿难选原因，采用脱泥——磁选——浮选工艺从贫镍矿浮选尾矿中回收残余的金属矿物；查清墨铜矿的特殊结构，用酸法浮选工艺回收墨铜矿，提高铜回收率；采用羟肟酸选择性捕收剂解决稀土矿物与萤石矿物的浮选分离问题；查明钒钛磁铁矿石中的钛铁矿与脉石矿物之间的比重和电性差别，采用重选——电选工艺成功地回收钛铁矿；研究钢铁镍合金具有富集铂族元素的性能，用磁选方法选出合金，再行单独处理，显著提高铂族元素的利用程度；研究钨矿石的组成，提出钨矿石的选矿模式。

（二）矿石预选技术的进步。

矿石预选技术是一项扩大选矿生产能力，降低选矿生产费用的技术措施。六十年代以来，中国锡、锑、钨、铅、锌选矿厂应用矿石预选技术，取得了良好效果。大厂矿务局长坡锡矿选矿厂采用重介质旋流器预选锡矿石，废石选出率近50%，选矿生产能力增加60%，选矿生产成本降低60%以上；锡矿山矿务局选矿厂采用圆筒型重介质分选机预先富集，废石选出率达50%；小垄钨矿和大吉山钨矿等，采用光电选矿机预选大于30毫米矿石，废石选出率达79—90%；瑶岗仙钨矿采用激光光电选矿技术预选20—40毫米粒级矿石，废石选出率达90%，取代了手选作业，每吨矿石生产成本降低0.33元。

（三）多金属复杂硫化矿石分选技术的进步。

中国铜铅锌、铅锌复杂硫化矿的储量较多，五、六十年代，采用剧毒浮选药剂，进行多金属复杂硫化矿的分选。七十年代以来，以有效地利用矿产资源和保护环境为目的，开始大量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由使用氰化物或重铬酸盐的有氰或有铬的浮选分离工艺，逐步向无氰无铬或少氰少铬的分选工艺方向发展。据统计，应用无氰工艺的选矿厂占总数的60%，应用少氰工艺和有氰工艺的选矿厂各占20%。另一个重要进展是发展了矿物的等可浮浮选工艺。该项技术的实质是利用有用矿物自然可浮性的差别进行分选，吸取混合浮选和优先浮选工艺的优点，显示其独特性和合理性。生产实践表明，这种工艺的分选效率高，产品质量好，药剂消耗低。例如，黄沙坪铅锌矿选矿厂应用这项技术，铅、锌回收率分别达到90%和92%、铅、锌精矿品位分别在70%、45%以上，选矿药剂费用降低60%。

（四）钨锡选矿技术的进步。

五十年代初期，在大吉山钨矿建成了第一座机械化选矿厂，采用破碎——磨矿——跳汰——摇床分选流程；五十年代中期，形成阶段磨矿、阶段选别的重选流程；六十年代以来，按照“精工细作，早收多收”的选矿原则，形成了细粒级黑钨矿的浮选工艺和白钨矿的常温浮选工艺。

尽管钨原矿品位逐年下降，但钨选矿回收率却逐年提高，并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例如，钨原矿品位五十年代为0.5—0.7%，六十年代为0.27—0.44%，七十年代为0.25—0.28%，八十年代初为0.26%；钨选矿回收率五十年代为52—79%，六十年代为77—85%，七十年代为83—87%，八十年代初为83—86%。八十年代钨精矿产品结构、质量也都有较大的改观。从单一标准的钨精矿产品发展到多种精矿产品，有特级钨精矿、一级白钨精矿等7种。

钨矿细泥选矿有重要进展。中国钨矿以黑钨矿为主，结晶粒度粗大，性脆，极易泥化。钨矿在开采、运输和选矿的过程中产生细泥。这种钨矿细泥的数量大，钨品位高。根据16个矿山的统计，钨矿细泥数量占原矿量的10.75%，钨占有率为13.85%，钨品位高达0.28—0.76%。钨矿细泥利用价值可观，历来是提高钨矿利用率的主要对象。

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形成了多种钨矿细泥选矿工艺。其中单一使用高效离心选矿机和联合工艺则是中国钨矿选矿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应用离心选矿机代替铺布溜槽的工艺处理石英脉黑钨矿细泥，钨选矿回收率稳定在62%以上，生产能力提高10倍。用离心选矿与浮选组成的重选——浮选联合工艺，处理变质砂岩、千枚岩、石英脉黑钨矿细泥，钨精矿品位和选矿回收率达到50%和60%，比原用的摇床——铺布溜槽——浮选工艺的选矿回收率提高12.77%。一九七五年以来，多种新浮选药剂的研制成功，为钨矿细泥的浮选提供了条件。低品位钨矿细泥，通过浮选产出的粗精矿可以作为水冶原料。应用磁选技术，完善了钨矿细泥的选矿工艺。采用磁选——浮选工艺，处理花岗石英脉黑钨矿细泥，能够得到品位为47%以上的精矿，钨选矿回收率达72%以上，比原用的浮选——重选工艺提高9%。应用高梯度磁选机选别石英砂岩—花岗岩石英脉黑钨矿细泥，可回收82%以上的钨矿物。

中国锡矿类型比较多，主要有锡石多金属硫化矿，脉状锡矿和砂锡矿。锡矿石中的锡矿物以锡石为主，并伴生或共生着大量的有用矿物。中国锡选矿技术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应用“土洋结合”的重选工艺；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中期，以一批新的选别设备发展选矿工艺，进行以锡矿泥为重点的技术改造；七十年代以来，围绕“多种选矿方法，多种产品，选冶联合，综合利用”的技术路线，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锡选矿工艺。残坡积砂锡矿选矿工艺具有代表性，个旧地区的残坡积砂锡矿特征是锡品位低，锡石结晶粒度细小，小于0.074毫米粒级锡占70—80%，其余的分布在铁铅矿物中。原矿含泥率达70—80%，属于难选矿石。在改革这类砂矿选矿工艺时，采用水采水运方法，在采运过程中破碎泥团，以条筛隔除废石，水力旋流器预先分级脱泥等技术，进行泥砂分选。这一技术在新建和扩建的选矿厂普遍采用，获得了比较显著的技术经济效果。砂锡矿的选矿回收率由30—40%提高到50%左右，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9倍。

锡矿泥是小于74（或37）微米细粒级的锡矿石，它是提高锡选矿回收率的主要对象。新中国成立之前，这类矿物原料作为尾矿废弃。五十年代进行了大量的工艺和新设备的研究工作。一九五八年，形成了五层自动溜槽（或十六层翻床）作粗选设备，刻槽摇床（或皮带溜槽）作精选设备，刻槽摇床作精扫选设备的矿泥选矿流程。一九六五年云南锡业公司李季等人研制成功离心选矿机，比十六层翻床和五层矿泥自动溜槽具有更多的优点，对于选别小于37微米细粒锡石更为有效。它与其他选矿设备配套，形成了水力旋流器分级脱泥、离心选矿机粗选、皮带溜槽精选、刻槽摇床扫选的矿泥选矿新工艺，使矿泥选矿工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应用这项新工艺，大幅度地提高了选矿回收率，从五十年代初期的20—30%提高到40—50%，提高劳动生产率近10倍，节约劳动力75%，减少占地面积90%，降低生产成本40%。

六十年代以来，还推广了细粒锡石浮选技术的应用。大厂矿务局长坡选矿厂应用浮选技术处理锡石多金属硫化矿矿泥，锡选矿回收率达到80—90%，比原用重选工艺的锡回收率高出一倍，锡精矿品位为25—65%。在其他选矿厂，除产出合格精矿外，还产出了部分中间产品，作烟化炉的原料。

（五）氧化铜矿和氧化铅锌矿选矿技术的进步。

在氧化铜矿和氧化铅锌矿中，由于氧化矿往往在矿床的上部，首先被开采利用。早在五十年代，就普遍地应用了氧化铜矿的硫化——黄药浮选技术。七十年代，除应用一般的硫化剂之外，还应用磷酸盐调整剂，显著地改善了氧化铜矿的选矿技术指标。东川矿务局所属的几个选矿厂应用磷酸盐调整剂，提高铜精矿品位0.5—2.38%、铜回收率3.74—9.24%。此外，有的厂还使用羟肟酸盐浮选氧化铜矿。

氧化铅锌矿成分复杂，泥化、铁化、硅酸盐化都比较严重，分选困难。在六十年代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氧化铅锌矿的浮选工艺。这项工艺的技术要点是：根据铅、锌矿物的自然可浮性，实行铅、锌矿物的部分混合浮选，难选和易选氧化铅矿物分段浮选，并分别调浆，使用磷酸盐和胺乳化液等浮选药剂强化氧化锌矿物的浮选，省去预选脱泥的传统作业。柴河铅锌矿选矿厂应用这种工艺，浮选氧化铅锌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提高氧化铅回收率11%、氧化锌回收率21%。

　　（六）稀有和稀土矿物选矿技术的进展。

中国稀有和稀土矿物资源比较丰富。新疆、包头、江西、广东的稀有和稀土矿物资源是开发利用的重点。六十年代以来，稀有和稀土矿物选矿的科学研究和选矿生产取得了重要进展。锂铍矿物的浮选及其浮选分离是比较难解决的技术问题。六十年代初，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吕永信和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赵常力等分别对新疆可可托海花岗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石进行选矿研究，摆脱传统工艺的束缚，制定了碱法不脱泥浮选分离锂辉石和绿柱石的工艺。根据矿石锂铍品位的高低，又制定了优先选锂和优先选铍两种工艺。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侯柱山等研究成功旋转螺旋溜糟，进一步改善了锂、铍、钽、铌综合回收的选矿工艺，另外，还形成了细磨——磁选生产低铁锂辉石的生产线。

包头铁矿选矿厂采用以重选为主的生产流程，综合回收稀土，精矿品位一直在30%左右徘徊，回收率不足10%。七十年代末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以羟肟酸为浮选捕收剂，将品位30%左右的稀土精矿提高到60%。江西离子型稀土资源的开发，则利用了化学选矿提取稀土元素的独特工艺。

（七）选矿——冶金联合工艺的发展。

为提高矿产资源的利用水平，发展了选矿——冶金联合工艺，选矿产品结构有所改观。钨矿方面，在用钨中矿生产合成白钨产品的同时，应用碳酸钠和氢氧化钠压煮——离子交换除杂——萃取转化的生产钨酸铵的工艺，产品纯度为99.95%，钨回收率在85%以上。锡矿方面，选矿过程产出锡中矿，应用烟化法提取锡中矿的锡和伴生元素已生产多年；开发了低品位难选中矿的氯化挥发技术，建成了规模为日处理中矿100吨的工厂。钼矿方面，钼中矿生产钼酸铵等产品的工艺早已应用于工业生产。为解决难选氧化铜矿的有效利用问题，早在五十年代，当时选矿研究院的陈认三首先进行了离折——浮选联合流程的研究，经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发展成一段离折——浮选新工艺，用于石铁质氧化铜矿的生产。在试车投产过程中，余兴远等人积极参与调试改进，为这一新工艺的正常投产做出了贡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工艺只适于处理难选的高品位铜矿石，能耗较高，但不失为一种处理高品位矿石的可以借鉴的方法。

（八）选矿领域的扩大。

六十年代以来，选矿领域不断扩大，主要有：浮选铜冶炼炉渣回收铜；浮选铜阳极泥、脱硅，富集金银；浮选——重选——浮选铋渣，回收锡和铋；浮选锌浸出渣回收银；浮选铜浸出渣选收金和银；浮选黄铁矿烧渣回收金；选别工业垃圾回收铜；浮选冶炼废镁砖，回收铜、金、银；选别砂轮屑，回收镍铬合金等。选矿技术在上述领域的应用，不同程度地起到简化工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物料利用价值的作用。

（九）选矿设备的进步。

在选矿设备发展过程中，主要进行选别设备的研制和应用，大致经历了进口，仿制和独创三个阶段。目前正向高效化大型化方面发展。

在重选设备方面，仿制摇床、跳汰机、重介质分选机（器）、螺旋选矿机、自动溜槽等设备，加速了重选机械化的进程；研制大型跳汰机、翻床、台浮摇床、螺旋溜槽、圆锥选矿机和横流皮带选矿机等，提高了重选装备水平；独创离心选矿机、旋转螺旋溜槽和振摆皮带溜槽，形成了独特的选矿工艺，其中以离心选矿机为主体的离心选矿机——皮带溜槽——刻槽摇床的设备组合，体现了中国泥矿重选技术的独特风格。各种多类型浮选机的研制工作有较大进展。在改造机械搅拌充气式（即A型）浮选机的同时，开发一批各种类型和不同规格的浮选机。如容积为14、7、3.5立方米的CHF—X型浮选机，8立方米的XJC—80型浮选机，20、16、8、4立方米JJF型浮选机，2.7立方米的环射式浮选机，16立方米的KYF—16型浮选机等。这些浮选设备的工业应用，不仅提高了选矿厂的装备水平，而且具有选矿效率高、生产能力大、占地面积小、消耗低等优点。JJK—20型浮选机应用于铜硫（黄铁矿）的混合浮选作业，比7A浮选机，提高铜回收率0.93—3.76%、硫回收率2%以上，降低电耗40%，节省备件消耗60%，减少占地面积42%。

在磁选、电选设备方面，六十年代北京矿冶研究院研制成功铁氧体永磁材料，发展了永磁磁选机的构造。目前，已有26种规格的永磁磁选机，取代五十年代的电磁筒型磁选机和电磁带式磁选机，实现了弱磁选矿机的永磁化。七十年代以来，进行了强磁磁选机和高压电选机的研制工作，已有20多种型号的设备。

（十）选矿过程自动检测和控制技术的进步。

选矿过程是一种随机过程，生产过程要求稳定化或最佳化。随着有色金属选矿工业的发展，选矿过程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技术水平逐步提高。五十年代，以仿制设备，消化引进工程的自动化技术为主；六十年代，开展自动检测和控制技术的研究工作；七十年代，进行计算机的应用研究，并在寿王坟铜矿、凤凰山铜矿、八家子铅锌矿进行自动化试点工作。在这期间研究了不少技术和设备并应用于生产过程。例如，能保证破碎设备安全运行的HQ（红旗）金属探测器，破碎筛分系统的起动停车的程序控制装置，粉矿仓自动分矿设备，磨矿分级系统的恒定给矿、矿浆浓度和细度的自动调节系统。七十年代初，开始X—射线荧光载流分析仪的研制工作，产品已有三种类型的大型仪器以及SDF—1型多道X—射线荧光分析仪、X—射线光谱仪。这些仪器性能良好，稳定度、精确度等技术指标达到使用要求。还研制和推广使用几种类型的自动加药装置，这些加药装置都可配置计算机。

第十一章　铝镁工业

铝镁都是轻金属，由于铝比重小且具有良好的导电、导热等性能，可与一些金属形成多种性能的合金，且加工性能好，因而广泛用于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其消费量仅次于钢铁，成为第二大常用金属。镁可以和铝构成高强度轻合金，又是生产钛、锆、铪、钚等金属的还原剂，球墨铸铁的球化剂，炼钢用的脱硫剂等，应用甚广泛。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曾在山东、台湾等地建设了生产铝镁的工厂，其规模甚小，有的厂建设刚起步，日本投降后又遭到严重破坏。中国的铝镁工业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才建设和发展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十分重视铝镁工业的建设。一九四九年九月东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提出了建设铝工业的规划。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重工业部召开全国有色金属会议，确定建设山东张店氧化铝厂、抚顺电解铝厂、吉林炭素厂等，并列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这些工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相继投产，为中国铝镁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铜铝成为国民经济的短线产品。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央发出大力发展铜铝工业的指示，决定建设贵州、包头、北京、太原、合肥、兰溪、南平、湘乡等铝厂，同时为利用地方分散的电力，全国各省市也纷纷建设小型铝厂。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和“左”的思想影响，不顾资金、技术等条件盲目上马，许多小型铝厂采用砖槽，电耗高，寿命短，造成很大浪费。一九六○年冬，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对各铝厂进行了调整和技术改造，使铝工业又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一九六四年成立中国铝业公司，在行业内部对矿山开采、氧化铝、铝电解和铝加工组织协调经营，对中国铝工业迅速恢复生产起了重要作用，并有力地促进了地方铝厂的改造。随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铝镁工业蒙受了重大损失，正常的生产遭到了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拨乱反正，努力克服“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坏，肃清“左”的影响，总结历史经验，逐步走上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振兴铝、镁工业的道路。

一九八四年六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听取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规划的汇报时，同意加速发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设想和优先发展铝的方针，大大推动了铝工业的发展。

三十多年来，中国铝工业建设有了很大发展。除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山东张店氧化铝厂、抚顺电解铝厂外，又利用河南、贵州的丰富铝矿资源建成郑州铝厂和贵州铝厂，还利用西北、西南等地区的丰富电力资源，陆续建成了贵州、包头、兰州、青铜峡、连城等电解铝厂，山东铝厂和郑州铝厂电解铝分厂等骨干铝厂。此外，各省（自治区）还建设了35个规模较小的电解铝厂。一九八四年已形成氧化铝生产能力近百万吨，年产铝锭55万吨，其中骨干厂占76%，小型铝厂约占四分之一。除抚顺铝厂氟化盐车间外，还建设了湘乡氟化盐厂和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氟化盐厂，为电解铝厂提供辅助材料——氟化盐。由于电解铝需消耗大量炭素材料，因此骨干铝厂均设有阳极糊或阳极炭块生产车间。

三十多年来，中国在铝镁冶炼的生产技术上有很大进步。中国储量丰富的铝土矿与欧美各国所用的三水铝石型的铝土矿不同，属于一水硬铝石型。中国的科技人员结合本国铝矿特点，通过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研制成功了山东铝厂的碱石灰烧结法和郑州铝厂的混合联合法（即烧结法和拜耳法联合工艺），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氧化铝生产工艺技术。它的某些重要技术经济指标，如氧化铝实收率、碱耗等均达到了较好水平，尤其是烧结法工艺生产取得了较好的综合利用效果，用提取氧化铝后的残渣——赤泥配制水泥，回收稀散金属镓和生产白度高的氧化铝等。山西铝厂氧化铝生产系统引进了流态化焙烧和间接加热溶出新技术与装备，这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上进一步提高氧化铝生产技术水平。

在电解铝、镁方面，由于耗电量大，以节电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和工业试验与推广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使得五十年代初从苏联引进的侧部导电自焙阳极铝电解槽（简称侧插槽）技术，在吨铝直流电耗上达到了较好水平。八十年代初自行研制的13.5万安中间加料预焙阳极铝电解槽（简称中间加料预焙槽）技术，也达到了同类型电解槽的较好水平。一九七九年自日本轻金属公司引进了16万安中间加料预焙槽技术，建设了年产8万吨铝的贵州铝厂第二电解系列和配套的阳极生产车间，其装备水平较高，环境污染问题获得解决。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应用技术基础的研究，中国初步掌握了建立更大容量电解槽的现代设计技术。

电解镁生产吨镁直流电耗也较引进苏联技术原设计指标降低了13.5%，八十年代初完成了6万安无隔板镁电解槽的工业试验，电耗进一步降低了11%。但总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国外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中国铝工业的发展速度是较高的，自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五年的十二年间，铝产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7%，一九六六至一九八○年的十五年为7.6%（见图）。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对铝的要求日益增长，上述同期铝消费量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3%和9.7%。铝逐渐成为短线物资，不得不进口铝锭平衡供需关系。由于镁的生产量长期徘徊于3000吨的水平，同样成为紧缺物资。国内铝镁消费水平仍然很低，按人均年消费量计，铝不足1公斤，镁则更低。因此，必须加速铝镁工业的发展，才能适应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一九八一年以前国家对铝工业实行优惠电价，支持和推动了铝工业的发展。一九八一年取消了华北、华东对铝企业的优待电价，重新调整了东北、华北和华东的铝用电电价，使多数电解铝厂不得不努力降低电耗和采取其他相应措施，以降低成本，保持铝工业一定的经济效益。

中国铝工业的布局，从氧化铝生产看，主要是靠近铝矿资源丰富的地区建设骨干的大型氧化铝厂，如山东铝厂、郑州铝厂、贵州铝厂、在建和即将建设的山西、中州、平果等铝厂。电解铝厂则建在有丰富电力资源的地区，如兰州、连城、青铜峡、山东、包头等铝厂，在建的利用龙羊峡水电的青海铝厂和西南贵州铝厂等。此外为充分利用各地的分散电力资源，绝大多数的省（自治区）均建有一个或几个小型铝厂。

中国有丰富的铝镁资源和潜在的水电资源，还有雄厚的煤炭资源，具有发展铝镁工业的优势。国家十分重视原材料工业，在发展有色金属工业中采取优先发展铝的方针。一九九四年七月国家科委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在郑州召开了全国铝业科技工作会议，会上提出了铝工业发展的规划。规划中确定了采用新技术建设新的大型铝厂，改造和扩建老的骨干厂，并支持有电力供应条件的地方改建、扩建或新建一批小型铝厂，同时新建镁厂，改建原有镁厂，并扶持小型镁厂的发展。可以预见中国的铝镁工业必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第一节 氧化铝厂的建设与生产

旧中国只发现辽宁本溪和山东淄博等地有少量铝土矿藏。新中国建立以后，铝矿资源的地质勘探工作有较大发展。截至一九八四年底，已探明的储量集中分布在山西、河南、贵州、广西和山东等五个省（自治区），约占全国总储量的90%。

中国铝土矿多属一水硬铝石型，含氧化铝和二氧化硅都较高。除广西平果铝矿等含铁量较高外，其他含铁量均较低。通常以铝硅比来表示铝土矿的品级。在总储量中，铝硅比小于4者约占12%，4到6者约占44%，6到10者约占32%，大于10者约占12%。

中国铝土矿资源丰富，但其赋存特点是薄矿体、缓倾斜、埋藏较深，适于地下开采的矿石较多，可供露天开采的矿量约占三分之一。还应进一步加强铝土矿普查和详勘工作，为优先发展铝工业提供更好的资源条件。

此外，尚有丰富的明矾石和霞石资源，是综合利用制取氧化铝的原料，并可生产硫酸、钾肥、碱和水泥。霞石矿藏主要位于云南省个旧和四川省南江地区。明矾石以浙江平阳和安徽省泸江两地储量最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铝工业的发展，对铝土矿进行大规模开采，已建成9个铝矿和3个石灰石矿，正在建设和准备建设的有5个铝矿和两个石灰石矿。各氧化铝厂均建有各自的供矿基地。

氧化铝是电解制铝的原料，也是化工、医药、石油、电子和耐火材料等行业不可缺少的原料。

中国生产氧化铝的铝厂有山东铝厂、郑州铝厂和贵州铝厂3家。上述三大铝厂自投产以来进行了改扩建，使氧化铝生产能力不断增加，并逐步形成了3个以氧化铝、电解铝、水泥等为主要产品的联合企业。

一、 山东铝厂的建设与生产

山东铝厂位于山东省的淄博市张店区，距沣水铝矿和石灰石矿约4公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央重工业部曾派4名苏联专家到张店调查研究，对东北本溪地区和山东淄博地区铝土矿资源和建厂条件进行了比较，最后认为淄博地区的条件更好，推荐在张店建设氧化铝厂。一九五○年一月五日闭幕的全国有色金属会议决定建设山东氧化铝厂。

当时山东铝厂已有一批由华东财办工矿部调入的干部和自军工厂转业的干部和工人。华东财办工矿部自上海聘请10名工程技术人员，随后陆续从中央机关和山东各地调进大批技术人员、工人组成生产建设队伍。

淄博铝土矿的铝硅比只有3.5左右，品级较低，一些研究资料表明只能采用烧结法流程生产氧化铝。该厂于一九五一年首先成立了研究室，室主任孙光明（台湾籍）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碱石灰烧结法生产工艺的小型试验。一九五二年又建设了中间试验工场进行扩大试验。同年九月得出利用中国的一水硬铝石型铝土矿生产的氧化铝产品。根据试验结果，该厂自行设计建设了中国第一个氧化铝厂。

自建厂开始该厂就十分重视生产人员的培训工作，一九五○年举办了生产技术训练班。一九五一年成立了技工学校，对工人进行专业技术教育，至一九五三年培训出200名生产工人。此外还派出560名技术人员、工人到有关工厂、矿山实习，并派出17名青年技术骨干到苏联学习生产技术，从而保证了山东铝厂顺利投入生产。

试车过程中，由于缺乏全面生产经验，遇到不少困难，曾出现了几个重大薄弱环节，危及全流程的畅通，造成泥浆遍地，碱损失很大。厂领导在中央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及苏联专家的支持下，组织了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战严寒、查原因、找措施，逐步打通了流程，保证了按计划于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正式投产。

在试验、设计、建设到投产的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如程宗浩、陈岱、张燕刚、曹蓉江、尹耕科等工程师都做出了贡献。

投产初期，氧化铝溶出率低，艾孟井结合实际提出将一段磨料闭路溶出改造为二段磨料开路溶出工艺。经改造后，大大提高了氧化铝和碱的溶出率，并发现低苛性比的熟料溶出液及提高溶出液碳酸钠含量的工艺条件。经试验，采用新的工艺条件，又进一步提高了氧化铝和碱的溶出率，一九六五年分别达到95%和97%，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烧结法工艺。

山东铝厂是国内自己设计，自己供应设备，自行施工的第一座氧化铝厂。为了完成庞大的施工任务，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山东铝厂组成工程公司，二九五三年二月正式命名为山东铝厂工程公司，承担全部建设任务。在缺少施工设备和技术经验的情况下，广大职工继承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坚持学习，忘我劳动，除修复原有设备外，自制非标准设备3260吨，完成19.6万平方米建筑工程，安装4574吨设备。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氧化铝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形成3.5万吨氧化铝的生产能力。二期工程于一九五五年开始，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竣工，形成9万吨氧化铝的生产能力。三期扩建工程一九五七年十月动工，一九五九年四月投产，氧化铝生产能力达到18万吨的水平。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五年进行氧化铝生产系统的填平补齐工程。一九六六年，生产能力达年产28万吨氧化铝的水平。

山东铝厂十分重视综合利用。一九五七年钱永兴等完成了自生产流程中回收铝土矿中稀散金属镓的试验，并建成了镓的生产车间。中国成为世界上主要产镓国之一。

该厂氧化铝研究所不断开发出30多种氧化铝新品种，为化工、陶瓷和电子等行业提供了特种氧化铝和氢氧化铝。通过综合利用，山东铝厂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一九六五年，通过试验又建成了以废渣赤泥为原料的水泥工厂，经过不断扩建，一九八四年水泥年生产能力达到110万吨。

二、 郑州铝厂的建设与生产

一九五○年在河南省巩县境内发现铝土矿以后，又陆续在豫西许多地区发现了大的铝土矿床。加之豫西的煤和石灰石相当丰富，为发展铝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郑州铝厂是一九五七年批准建设的。原名河南铝业公司，后改为郑州铝业公司，是包括矿山、氧化铝和电解铝生产的大型企业。

郑州铝厂是中国自己设计建设起来的。一九六○年十月完成了串联法中拜耳法系统的建设。由于掌握拜耳法生产工艺经验不足，在试车中暴露出很多问题，致使第一次试车没有成功。以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为首的工作组在郑州铝厂召开了现场会，请国内氧化铝行业的专家从设计、施工到生产各环节，查问题、找原因、定措施，提出具体的技术改造方案，并决定加速烧结法系统的建设，使已经掌握的烧结法系统先行投产。同时，集中人力、物力对拜耳法系统进行技术改造。对原串联法工艺设计作了修改和补充，增加了碳酸化分解和碳分母液蒸发两个工序，使烧结法系统能独立试车投产。一九六五年八月，烧结法系统建成投产成功，并转入了正常生产。一九六六年二月，拜耳法系统改造完成后试车顺利，并将所得赤泥与部分小关铝矿送入烧结法系统的熟料窑烧成合格的熟料，熟料溶出后的部分精制铝酸钠溶液返回拜耳系统以补充碱，从而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混联法生产氧化铝的完整工艺流程。这一工艺技术的成功为适应中国铝土矿特点生产氧化铝创出了一条新路。

郑州铝厂一期工程完成后形成年产氧化铝20万吨的生产能力。一九六九年开始进行二期扩建。二期以扩大拜耳法生产为主，至一九七二年基本形成了年产氧化铝38万吨的能力。一九七二年决定进行三期扩建。一九七五年七月正式动工，扩建的主要内容是增建高压溶出器一组，新建Φ4.5×l00米熟料窑一座，及其他相应的生产设施和公用系统。扩建三期工程于1985年基本完成。氧化铝年生产能力达65万吨。

目前郑州铝厂已经发展成为以生产氧化铝为主的大型铝联合企业。除氧化铝分厂外，还有电解铝、炭素、水泥、动力、机修、检修等七个分厂和小关矿、洛阳铝矿、渑池铝矿、宜阳石灰石矿等单位。

三、 贵州铝厂的建设与生产

贵州省蕴藏有丰富的铝矿、煤炭和水电资源，具有发展铝工业的良好条件。一九五八年八月贵州铝厂氧化铝生产系统开始建设。一九六二年五月为贯彻中央的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针，冶金工业部决定贵州铝厂暂停建设。一九六四年九月恢复建设，确定先建拜耳法系统，建设规模为年产氧化铝22万吨。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直到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才竣工投产。

为了满足国内对氧化铝的需要和改进其生产技术经济指标，一九八三年七月开始二期扩建工程，主要建设烧结法系统，与原拜耳法系统配套形成联合法生产流程，生产能力提高到年产氧化铝40万吨。

为了满足该厂引进的16万安中间加料预焙槽生产铝对砂状氧化铝的需要，七十年代末，冶金工业部组织全国的氧化铝专家论证了生产砂状氧化铝的工艺流程，经贵州铝厂的中间试验与改造，首次生产出中国的砂状氧化铝，满足了引进技术的需要。

四、 山西铝厂的建设

山西铝厂利用孝义铝土矿生产氧化铝，一期工程采用烧结法工艺，规模为年产氧化铝20万吨。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开始建设。为了降低能耗，一期工程引进了流态化焙烧技术装备。“七五”计划期间，山西铝厂将进行二期工程建设。

第二节 电解铝厂的建设与生产

一、抚顺铝厂

一九五○年十月，苏联为中国提出了抚顺铝厂一期建设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计划任务书，设计能力为年产铝锭1.5万吨，阳极糊1.1万吨，氟化盐0.21万吨。

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工程开始施工，一九五四年十月一日电解铝车间经过验收，通电投产。不久即将电流强度从设计的4.5万安培升到5.5万安培，使生产能力大幅度增加，工作进行比较顺利，作到了一次试车投产成功。二期工程于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动工，全系列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建成投产，生产很快达到设计要求。

一九五六年根据国家对铝工业发展的需要，对抚顺铝厂又进行了三期扩建工程，由中国自己设计，年产铝锭2.5万吨。三期工程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通电，焙烧陆续投产。这是中国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开工生产的电解铝系列。它标志着中国铝工业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通过抚顺铝厂的建设与生产，造就出一大批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他们成了全国铝冶炼行业中设计、生产、科研和建设的骨干力量。抚顺铝厂在生产中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造，积极进行科研试验，研制新产品，其技术经验与成果在行业内得到广泛应用。厂长张戈、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韦涵光在这些方面作出了贡献。

第四期工程于一九五八年开始设计，一九六○年部分竣工。其中有13台以砖代钢槽壳的砖砌电解槽，投产后砖槽严重破损，一九六一年停产，拆除砖电解槽，恢复采用钢壳电解槽。一九六五年四期工程全部完成。

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五年期间，抚顺铝厂历经四期工程建设，共建成四个系列。经过生产实践不断革新，抚顺铝厂已建成为生产铝锭、镁锭及用电热法生产纯硅的大型企业，并成为轻金属试验研究工作的基地，为国民经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兰州铝厂

兰州铝厂位于兰州市西固区，铝厂主要由兰州西固热电厂供电，年产铝锭2.5万吨。

兰铝建设初期正值“大跃进”，受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钢材紧缺，遵照上级指示，原设计钢壳电解槽停止施工，全部改用砖砌槽。一九五九年建成投产后不久，陆续发生漏槽事故，一九六一年二月不得不全部停产。一九六五年兰铝恢复建设，由中国铝业公司负责，经过改造和扩建，至一九七二年三月建成投产，设计年产能力为3.5万吨。

三、 包头铝厂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和包头市的支持下，冶金部决定在包头市建设一个中型铝电解厂。

包头铝厂建设期间，上级指示将钢槽壳全部改为砖砌电解槽的问题引起很大的争论，经包头市派人调查核实，仅将半数电解槽改为砖砌，以后砖砌槽破损严重停产。一九六五年被迫全部恢复为原设计的钢壳电解槽。一九六六年铝厂生产创投产以来最好的水平，完成铝锭26227吨，一级品率达95.58%，每吨铝的直流电耗为15771度。

一九八二年国家批准在包头铝厂扩建年产4.9万吨铝锭的生产能力，设计采用抚顺铝厂试验成功的13.5万安培中间加料预焙槽，计划一九八八年建成投产。

四、 山东铝厂电解分厂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冶金部正式批复同意山东铝厂建设电解铝厂，设计能力为2.5万吨铝锭，其中拉丝铝锭2万吨，普通铝锭0.5万吨。

一九五九年末投产后，由于每吨铝电耗高达21049度，质量差，成本高，砖槽破损严重，加之原料和电力不足，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停产。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国家计委批准山东铝厂电解厂恢复生产的方案，采用钢壳有底电解槽，一九六七年生产2.7万吨铝锭。一九七八年开始改造排烟系统，环境污染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五、 连城铝厂

连城铝厂位于甘肃省永登县，设计采用7.5万安培侧插无底电解槽两个系列，年产铝锭6万吨。该厂简化了电解槽上部结构，取消了密闭炉门和排烟设施，厂房为二层楼结构，采用自然通风。一九七一年底基建工作全面展开，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八日电解第一系列基本建成部分投产，一九七八年七月电解第二系列建成投产，形成年产铝锭6万吨的生产能力。

六、 贵州铝厂第一电解铝厂

第一电解铝厂于一九五八年开始建设，一九六三年因调整暂停建设，一九六四年恢复建设，设计年产铝锭3.2万吨。由于建设进度紧迫，在抚顺铝厂试验的上插槽还未完全得出结果时就开始了工程设计工作，技术上存在的问题较多，致使电解槽投产后长期未能达到设计要求，生产技术经济指标落后，烟害严重。多年来在边生产边摸索过程中，进行了技术改造。

七、 青铜峡铝厂

青铜峡铝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该厂由青铜峡水电站与石嘴山火电站供电。青铜峡铝厂与贵州铝厂第一电解厂上插槽系列基本相同，投产后出现的问题基本一致。

一九八四年该厂二期扩建工程购买了日本三菱轻金属公司直江津铝厂闲置的年产5万吨10.6万安培上插槽及附属设备，阳极技术和烟气净化技术。

八、 郑州铝厂电解分厂

郑州铝厂电解分厂是一九五八年全国铜铝会议决定建设的一九五八年八月始建，一九六○年三月铝电解车间部分建成投产采用的大型砖砌电解槽，每吨铝的直流电耗高达22000度，一九六二年五月停产。

一九六六年三月冶金部决定恢复郑州铝厂电解分厂生产。中国铝业公司决定在郑州铝厂建设中国第一个采用预焙槽的铝厂。按照建设预焙槽系列要求，利用已到货的2500吨卧式水压机续建炭素车间压型和焙烧工段。电解分厂改建规模为年产铝锭3万吨，采用8万安培边部加工敞开式预焙阳极电解槽，全系列共安装166台槽。

一九七七年以来，生产槽数逐渐增加，至一九八一年达到159台，实现全系列投产。铝锭产量突破3万吨设计指标。一九八二年每吨铝直流电耗为14512度，创历史最好水平。

九、 小型铝厂

一九五八年十月冶金部召开小型铝厂建设会议，会后一大批采用0.5—0.6万安培小电解槽相继在各省市兴建。到一九六○年末，全国已建成30多个小型铝厂。

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调整，大部分小型铝厂相继停产停建，只剩下南宁、衢县、三门峡、太原、徐州、广州、佳木斯、合肥等小型铝厂仍坚持生产。

一九六六年冶金部决定，在政策上对小型铝厂实行氧化铝和氟化盐的优惠价格，因而又有一批停产的小铝厂开始恢复生产。一九七三年小型铝厂产量达4.9万吨，占全国铝产量的五分之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用铝供不应求的矛盾。同时一些小型铝厂逐步淘汰了小容量电解槽，研制小型操作机具，进行电解槽密闭和烟气净化试验以改善劳动条件和环境状态。

第三节 炭素材料和氟化盐的生产发展

一、 炭素材料生产的发展

铝电解生产中需用的炭素材料主要有三种：阳极糊、预焙阳极炭块和阴极炭块，前两种分别用作电解槽的阳极材料，它是不断消耗的。每吨铝约消耗500—520公斤。阴极炭块是电解槽内衬材料（同时也充当阴极）。炭素制品质量好坏直接影响电解生产过程和电解槽寿命，因此炭素制品是电解铝工业用量很大的重要材料。

抚顺铝厂建设时，按苏联设计建成了阳极糊车间，使用抚顺的石油焦及鞍钢生产的中温沥青为原料。建成时，车间年生产能力为两万吨阳极糊，后经多次扩建，达到年产6万吨阳极糊和部分预焙阳极块的规模。

一九五八年以后，中国已经具备自行设计和建设炭素厂的能力。继抚顺铝厂之后，除兰州铝厂外的六个骨干电解铝厂均同步建设了炭素车间，某些车间的工艺技术和装备超过了五十年代初期的水平，满足了各电解铝厂生产建设的需要。

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年，山东、包头和合肥铝厂按抚顺铝厂阳极糊生产工艺的设计相继建成了阳极糊车间。一九六四年郑州铝厂为了适应预焙阳极电解槽技术的需要，建成了以生产预焙阳极炭块为主和部分阳极糊的生产车间。预焙阳极块采用2500吨卧式水压机挤压成型，环式焙烧炉焙烧而成。一九六六年九月建成的贵州铝厂阳极糊车间采用回转窑煅烧油焦，采用了国内设计和制造的连续混捏机，工艺上采用大颗粒配方制作小块阳极糊供上插槽使用，青铜峡铝厂同步建设了阳极糊车间。一九七四年建成的连城铝厂阳极糊车间，采用了风动对辊粉碎机和新型四阶梯筛以及电动称量配料等设备，装备水平和机械化程度较高。

山西介休炭素厂是在八十年代建设起来的，炭素制品年生产能力为4万吨，其中阴极炭块为1.7万吨。

一九七九年末为贵州铝厂第二电解铝厂引进的日本技术装备中，包括了配套的阳极炭块生产的技术与装备，年产5万吨阳极炭块。该阳极车间引进的瑞士布斯连续混捏机，西德产的震动成型机和法国产全套阳极组装设备等，其装备水平很高，是当代国际上大型铝厂所通用的。此外，还引进了日本电极公司的阴极炭块的生产技术装备，建设的阴极车间年产阴极炭块6000吨，侧部炭块1000吨和各种糊类3000吨。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铝用炭素生产能力不断扩大，经过一系列的技术改造，生产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适应了电解铝工业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生产铝用炭素材料的原料石油焦和沥青的供应日趋紧张，其质量也不稳定，影响电解铝工业的发展，这是值得注意的。

二、 氟化盐生产的发展

电解生产过程中的电解质主要由冰晶石熔体构成，此外还需要氟化铝、氟化钠和氟化镁等氟化物调节电解质成分。生产一吨铝大约消耗30—40公斤氟化盐。

抚顺铝厂投产时，该厂建成的氟化盐车间年产能力为2000吨，是中国第一个生产氟化盐的工厂。随着抚顺铝厂的发展，氟化盐的生产能力已达到1万吨，除供应本厂电解铝生产使用外，还可外销。

湘乡铝厂氟化盐车间于一九六二年建成投产，经改造与扩建，一九七一年氟化盐年生产能力达到3万吨水平，后又陆续增建了年产500吨无水氟化氢、3000吨氟化镁和两万吨氟化铝的生产系统，发展成为中国氟化盐生产的主要基地。其产品除满足国内需要外，还向国外出口。

同期建设的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氟化盐厂，是利用冶炼厂副产硫酸生产氟化盐。一九五九年施工，一九六○年接近完工时因调整停建，一九六六年恢复建设，一九六九年投产，年生产能力为1.2万吨。一九七一年因扩建了制酸系统，氟化盐的年生产能力达到两万吨，部分产品出口。

第四节 铝冶炼生产技术的主要成就

一、氧化铝生产技术成就

（一）烧结法工艺技术成就。

山东铝厂的工程技术人员通过科学实验，结合山东铝矿石特点建立了碱石灰烧结法工艺，并在生产中不断改进和提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烧结法生产技术。氧化铝实收率达90%。每吨氧化铝的碱耗达到96公斤。综合利用赤泥生产水泥，部分解决了赤泥堆放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变废为宝，经济效益很好。

一般认为烧结法生产氧化铝的质量不如拜耳法生产的氧化铝。六十年代初，采用二次脱硅工艺，氧化铝中氧化硅含量达到0.06%以下，质量达到三级品。一九八○年又进行了深度脱硅的工业试验，进一步降低氧化硅含量，达到0.02—0.04%的水平，为生产一、二级产品质量氧化铝创出了新路。

（二）联合法工艺技术成就。

使用中等品级以上的河南铝土矿，以联合法工艺生产氧化铝的郑州铝厂，经过不断的技术改造，创造出氧化铝实收率达到92%、每吨氧化铝的碱耗59公斤的先进水平。生产中逐步形成了易于控制、经济效益好的混合联合法新工艺。

通过生产实践中的探索研究，确立了拜耳法不平衡溶出工艺，提高了碱液循环效率，降低了消耗，提高了设备生产能力。以二期生产能力为基础，拜耳法系统生产能力可提高9.5%。

一九六六年将原设计间断脱硅改为连续脱硅工艺，生产能力提高了114%，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多，节约了蒸汽，并为实现集中自动控制创造了条件。

（三）拜耳法工艺生产砂状氧化铝。

随着大型中间加料预焙槽的推广和使用干法净化电解槽排放的含氟烟气，要求具有比表面积较大，细粉少和易溶解的砂状氧化铝。为满足16万安中间加料预焙槽引进技术的要求，冶金工业部组织氧化铝专家论证了贵州铝厂拜耳法工艺生产砂状氧化铝的基本流程。贵州铝厂组织了试验研究，二段分解新工艺试验成功，经过生产流程的改造和生产，一九八一年十月生产出符合引进技术要求的砂状氧化铝，基本满足了引进技术的试车需要。为了贵州铝厂二期烧结法建设投产后生产砂状氧化铝，一九八三年开始试验研究联合法生产砂状氧化铝工艺技术，于一九九五年初完成，为中国生产砂状氧化铝提供了经验。

二、电解铝技术成就

自一九五四年抚顺铝厂投产以来，尤其是三年调整时期，在电解铝行业中进行了大量的技术改造和试验研究工作，提高与发展了五十年代初引进的电解铝技术，在被认为是老技术的侧插槽生产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了较好水平。其后，13.5万安中间加料预焙槽工业试验成功，又引进了16万安中间加料预焙槽技术，并开展了消化吸收工作，使中国电解铝生产技术向着大型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为了降低电解槽工作温度，提高电流效率，降低电能消耗，五十年代末以来抚顺铝厂开展了各种电解质添加剂的试验，如添加氟化钠、氟化钙、氟化镁和氟化锂等盐类。该厂在七十年代后期确定了电解质中添加氟化镁和氟化钙，电解电流效率稳定在88.5%以上。一九八二年国家经委将电解质中添加碳酸锂作为节能试验项目。郑州轻金属研究所、中南矿冶学院和东北工学院在郑州、乌鲁木齐和湘乡铝厂的不同容量和槽型的部分电解槽上进行了联合工业试验，后又在连城铝厂进行添加氟化镁和碳酸锂混合盐的工业试验和推广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电解铝生产的电流效率可提高1—2%，吨铝碳酸锂消耗降低到1.1公斤，并降低了阳极和氟化盐的消耗，经济效益较好。连城铝厂直流电耗由一九八三年的16100度降低到一九八四年的15300度。

抚顺铝厂引进的侧插槽技术的电流强度为4.5万安，按苏联专家建议强化到5.5万安，增加了设备产量。为了保持生产的适当强化，加宽了阳极，降低了阳极电流密度，稳定了生产，电流保持在6—6.2万安，一九六六年吨铝直流电耗由一九六○年的17400度降至15400度。

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年抚顺铝厂又加大导电母线截面积，降低了母线电耗，年可节电3000万度，结合工艺上的改进，一九八○年吨铝直流电耗降至14700度，达到国内同类型槽的先进水平。

一九五八年抚顺铝厂自行设计建设了精炼铝车间，用三层精炼法生产精铝（含铝99.9—99.99%）；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又研制成99.999%的高纯度铝，满足了电力和国防工业的需要。一九七六年贵州铝厂也生产了精铝。八十年代初精铝生产技术输出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第五节 镁冶炼生产发展与成就

镁在世界上已有七十年的生产历史。本世纪的四十至五十年代，镁的生产主要依附于军事工业，随战争的需要而起伏。六十年代镁的应用有了新的发展，其产量便持续稳定地增长，成为常用的有色金属。

镁用于钢铁脱硫剂及压铸件（用于汽车上），增长速度较快。此外，用镁的氢化物可作储能材料，镁的复合材料在宇航工业有了新的用途。今后镁的需求量将持续增长，开发镁的应用领域已引起人们的重视。

中国炼镁资源十分丰富，有菱镁矿、白云石、光卤石和卤水等。菱镁矿的产地主要集中在辽宁和山东两省，其储量占总储量的90%以上，适于炼镁要求的一级品矿占40%以上。

白云石的产地遍及全国，适于用硅热法（皮江法）生产的最佳品位矿要求含氧化镁＞18%、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三氧化二铁＜0.5%、氧化钠＋氧化钾＜0.05%，而半连续硅热法则要求氧化镁＞20%、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三氧化二铁＜2%、三氧化二锰＜0.025%、氧化锌＜0.005%，并要求锻烧白云石有较高的热强度，即磨损系数为4—10%，细粉率1—3%。南京白云石矿的特一级品位矿符合这一要求。

盐卤资源在中国有著名的青海省察尔汉盐湖，湖水含丰富氯化镁，提取盐以后，可以作为提取镁的原料。

镁的生产方法主要有两种，即熔盐电解法和硅热还原法。用这两种工艺生产的镁量，在世界总产量中分别占80%和20%左右。

新中国建立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自苏联引进了熔盐电解生产技术，建设了抚顺铝厂镁生产车间。一九五四年国家批准了苏联设计，一九五六年开始建设，于一九五七年底建成投产。建厂初期，规模为年产镁1200吨，并考虑扩大到3000吨的规模。为了迅速掌握炼镁技术，实现顺利投产，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国家派出副厂长尹禄等30名技术人员和工人到苏联别列兹尼柯夫镁厂实习，这些技术人员均成为中国镁冶炼工业的骨干。

采用的生产工艺是以菱镁矿为原料，石油焦为还原剂，以煤沥青作为粘结剂制成干固料，经竖式氯化炉氯化产出熔体氯化镁，然后在6万安有隔板镁电解槽中进行电解生产粗镁，粗镁精炼后成为商品镁。由于氯化炉生产沥青烟害严重，一九七○年改为矿石颗粒和石油焦配料直接氯化生产氯化镁工艺。

投产后，一九五八年镁产量为2000吨，至一九六○年产量提高到2748吨。由于忽视维护检修工作，设备及排烟管腐蚀损坏严重，影响生产。一九六一年后，该厂积极组织设备的抢修工作。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产量逐步恢复，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稳定提高，电流效率平均达到88.8%，吨镁直流电耗降至17500度，达到当时国际同类型镁电解生产的水平。一九六五年产量为2323吨。十年动乱期间，平均年产镁2340吨，平均电流效率降到1.4%。每吨镁的直流电耗上升到18680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职工的努力，生产的形势好转，产量增加，能耗降低。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一年平均镁的年产量为3540吨，吨镁直流电耗降至16660度，创出历史最好水平。

抚顺铝厂镁生产车间投产以来，商品镁锭中杂质含量普遍低于国家标准。一九八○年以来曾被评为省、市及冶金工业部的优质产品。少量的出口镁锭受到用户的好评。抚顺铝厂镁车间原设计是采用三成分（氯化镁12.5%、氯化钙32.5%、氯化钠55%）电解质，投产后发现氯化钠含量较高，电解质粘度大，电流效率下降，仅达到80%。经试验使电解质中保有适当的氯化钾含量，可改善电解质的物理性能，最后选用四成分（氯化镁10—15%、氯化钾3—7%，氯化钙∶氯化钠≤1）电解质，电流效率提高到88%。

无隔板镁电解槽是国外六十年代发展的新型镁电解槽，具有节能、回收氯气浓度高和密闭条件好的特点。七十年代中南矿冶学院和贵阳铝镁设计院曾在上海第二冶炼厂和遵义钛厂进行了075万安和3.6万安的无隔板电解槽工业试验，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抚顺铝厂镁车间进行了6万安的无隔板电解槽工业试验，每吨镁的直流电耗达到14500—15100度，比工业有隔板电解槽降低1500—2000度，节能十分显著，但在槽结构和热平衡方面尚需改进。

镁的化学性能活泼，潮湿空气中易于氧化腐蚀，按原设计表面处理工艺，贮存一年后镁锭表面腐蚀严重。一九六○年在试验研究的基础上，改进了浸洗液配方，采取了机械刷锭后以新的浸洗液进行酸洗，经真空干燥后改用炮油涂层和油纸包装，提高了耐蚀性能，满足了长期贮存的要求。

六十至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以卤水脱水、电解方法和白云石硅热法炼镁的小型镁厂有10余家。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间小型镁厂累计产镁2500吨，后因工艺不完整，环境污染和技术经济指标差，于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年相继停产。

一九七○年建设了民和镁厂，进行了半连续硅热法的工业试验。经多年试验未获成功。一九八三年九月经国家批准，将该厂按电解法建设。

第十二章　铜工业

铜具有很好的延展性、导电导热性，且资源分布广泛，冶炼历史悠久，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材料。在现代工业体系中，铜及其合金广泛用于电子信息、电力、兵器和家用电器以及航天航海等重要行业。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铜工业逐渐发达起来。截至一九八五年，已经建成铜矿山120个，铜冶炼厂16个，电解厂64个，至一九八五年底，全国铜矿的日采选矿石能力已达10万吨，年产铜精矿含铜23万吨，年冶炼能力36万吨，电解能力50多万吨，并生产相当数量的副产品硫、铁、钼精矿、硫酸、金、银等贵重及稀有金属。铜的产量已由新中国成立初的年产2900吨发展到41万余吨，是一九四九年产量的142倍。铜产量发展情况见图。随着生产的发展，铜工业的采、选、冶工艺技术和装备水平不断提高，炼铜新工艺的创造和闪速熔炼新技术的引进，标志着中国铜工业已经步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为铜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由于工农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对铜的需求日益增多。自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五年，铜的自给率仅为62%。因此，大力开发铜资源，创造条件发展铜工业，仍然是有色金属工业的战略目标之一。

第一节 七大铜基地的建设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铜矿资源勘探工作的进展，国家对铜工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建成了中国最大的江西铜基地，安徽铜陵铜基地，湖北大冶铜基地，甘肃白银铜基地，山西中条山铜基地，东北地区以辽宁为主体的铜基地，以及云南由东川、易门、大姚、牟定等矿山和云南冶炼厂构成的铜基地。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这7个铜基地形成了较大的生产能力，成为中国铜工业的主体。

一、 东北铜基地

东北地区的工业基础较好，能源交通亦较发达，而且解放较早，一九四八年即开始了铜工业的全面恢复工作。

一九四九到一九五○年，东北地区先后有清源金铜矿、石嘴子铜矿、华铜铜矿、芙蓉铜矿以及天宝山铜铅锌矿等相继投产；沈阳冶炼厂也于一九四九年一月恢复生产，当年即生产铜1875吨。从此，中国在东北地区出现了第一个铜的采选冶联合生产基地，为以后铜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恢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北铜基地，不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为新中国刚成立后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了急需的铜金属，而且创造和积累了铜工业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培养了人才。在五十年代初有色金属工业大规模建设中，东北铜基地向全国有色金属工业，特别是铜的矿山、冶炼、加工、科研、设计、地质等部门输送了一大批管理和技术骨干，有力地支援了全国铜工业的迅速发展。

二、 铜陵铜基地

安徽省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的建设是继东北地区之后的第二个铜基地。铜陵地处长江下游，水陆交通方便，矿产资源比较丰富。铜陵有色金属公司所属矿山及铜陵市属的新桥矿铜储量大，并伴生硫、铁、金、银等多种元素。

早在一九五○年三月，华东工业部就确定铜官山矿区为重点开发区，五月组成华东工业部铜官山铜矿工程处，由袁慧灼任主任，田风任副主任，后又加派简根贤为总工程师；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首先建设铜官山铜矿。矿山于一九五二年六月建成出矿，九月选厂生产，在短短两年时间，形成日采选矿石400吨的生产能力。与矿山建设相适应的铜官山冶炼厂，于一九五一年四月破土动工，一九五三年五月一日投产；也是用两年时间，从设计到施工，从培训人员到投产，建成年生产能力为粗铜2000吨的冶炼厂。该厂在国内首先采用吸风式烧结机、鼓风炉及转炉的炼铜工艺与装备，使炼铜工艺向前跨了一大步。

在“一五”计划期间，矿山曾进行多次扩建。至一九五七年，铜官山矿日采矿石的能力达到3600吨，年产铜量达到10240吨，是“一五”计划期间第一个年产万吨铜的矿山；铜官山冶炼厂（现称一冶）粗铜的年生产能力也扩大到1万吨以上。

在铜官山矿区开发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外围矿区建设，一九五七到一九七○年，先后建成铜山铜矿，井边铜矿，狮子山铜矿，凤凰山铜矿。

凤凰山铜矿是经过洪戈、张富民、杨世祥等专家到瑞典考察，然后根据凤凰山矿的矿床特点成套引进瑞典采选设备的矿山，六十年代是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矿山，也是国内首先采用尾砂充填采矿法的矿山，投产三年多即已回收全部投资，是引进设备成功的矿山之一。

铜陵地区由于矿山的增加，以及进口铜料运输条件便利，于七十年代又建了一座冶炼厂。

铜陵有色金属公司是继东北地区之后，在华东地区又一个培养铜工业人才的基地。

三、 白银铜基地

甘肃省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崛起，揭开了中国五十年代建设大型铜企业的序幕。

白银是铜硫均富的黄铁矿含铜类型的矿山，矿体厚、埋藏浅、储量大、大部分可以露天开采。开发白银是“一五”计划期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一九五四年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成立，黄罗斌任经理，组织领导白银铜基地的建设。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四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设计计划任务书，由苏联有色冶金设计院组织有关设计院承担设计任务，对露天矿的基建剥离工程采用大爆破的方案，组成大爆破工程队施工。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罕见的大爆破，即第三次爆破装药量9374吨（一、二次合计为6324吨），爆破岩石量达906万立方米，其中松动量为676万立方米，227万立方米抛掷到采场以外，大大缩短了矿山建设时间。

经过一九五七到一九五九年三年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露天矿、选矿厂、冶炼厂等高速度、高质量地建成，比原计划提前一年投产。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露天矿于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出矿，冶炼厂也于一九六○年六月十四日投产，成为完整的采选冶联合企业。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原设计能力为年产电解铜3万吨，由于全体职工的努力，进行技术改造，曾达到年产电解铜48620吨，一度是全国产铜最多的大型联合企业，经济效益也处于本行业前列。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由于露天采矿部分结束，要转到井下开采，铜的产量逐渐下降。白银铜矿是铜硫共生的富矿体，日出矿1万吨，选铜的尾矿含硫35%，尾矿即是硫精矿，一九七七年产量达205万吨，当时是中国国内产硫举足轻重的矿山。白银冶炼厂原采用反射炉流程，七十年代与西北矿冶研究所、北京矿冶研究院、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等单位合作共同创造了“白银炼铜法”，八十年代又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合作，进行富氧熔池熔炼的工业试验。

四、 大冶铜基地

大冶位于湖北省黄石市。一九五二年五月成立了“阳新大冶铜矿地质勘探队”，开始勘探工作。一九五三年中南地质局在龙角山重新组成414地质队继续勘探；中南有色金属局在大冶成立新冶（阳新、大冶）铜矿筹备处，同年中央有色金属局设计公司开始进行新冶铜矿（龙角山）设计。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日采选矿石能力为600吨的新冶铜矿投产。接着，大冶有色金属公司进行了赤马山铜矿、铜山口铜矿的建设。赤马山铜矿设计规模为日产矿石750吨，一九五八年十月开始施工，一九六○年元月投产。铜山口铜矿也于一九五八年筹建，翌年五月鄂东地质队提交了铜山口铜矿的中间地质报告，由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设计，规模为日产矿石2000吨；动工不久，因国民经济调整，一九六一年停建。

根据大冶地区的矿产资源、地理条件和矿山建设等有利因素，一九五六年六月冶金部批准了《大冶炼铜厂设计任务书》。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院设计，采用反射炉、转炉炼铜工艺。经过两年施工，于一九六○年四月投产，形成了大冶有色金属公司采选冶联合企业。

随着矿产勘探工作的进展和国民经济发展对铜的需要增加，一九六五年四月成立了大冶建设总指挥部，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院、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赣东北井巷公司、第十五冶金建设公司等13个单位共同参加大冶铜基地的建设，进行了铜绿山铜铁矿、丰山铜矿、叶花香铜矿的建设。一九七一年一月，铜绿山矿日采选矿石4000吨和叶花香矿日采选矿石500吨的生产能力同时投产；叶花香矿因地下水未能控制，于一九七八年停产；丰山铜矿于一九七三年一月日采选矿石3500吨的生产能力投产；铜山口铜矿于一九六七年修改设计，将采选规模改为每日3000吨，于一九八四年十月建成投产。这样，大冶铜基地的矿山日采选矿石能力达万吨以上。

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在狠抓矿山建设的同时，依靠自己的施工力量扩建冶炼厂，至一九八四年粗铜年产量已突破5万吨。

在提高铜采、选、冶生产能力的同时，大冶有色金属公司采取重大措施，进行资源综合利用，取得显著成绩。一九八○年八月年产硫酸6.5万吨的第一系列制酸工程建成投产；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第二系列的6.5万吨硫酸工程又建成投产。为了延伸产品，年产25万吨的磷肥工程于一九七○年六月开工，一九七三年九月投产，装机容量为9000千瓦的反射炉余热发电工程也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发电，还从反射炉及转炉的电收尘烟灰中，综合回收了铜、铅、锌、镉、铋等有价金属。

由于矿山建设周期比冶炼的建设周期长，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的冶炼能力大于选矿能力，选矿能力又大于采矿能力，因此自产铜矿石不能满足冶炼的需要，冶炼厂每年要购买部分进口铜原料。

五、 云南铜基地

云南省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云南铜基地包括东川、易门、大姚、牟定等4个矿区及云南冶炼厂。

（一）东川矿务局。

东川矿务局地处中国西南高山地区，海拔2000至3500米，山高坡陡，建设条件十分艰难。一九五一年五月至一九五三年二月，云南省人民政府组织了4万多民工，经一年又十个月，历尽艰辛，修通了云南省第一条长达238公里的矿山公路，一九七○年又修通了99.8公里的矿区铁路支线，为东川矿区的开发打开了通道。

在崇山峻岭中，开采分散的矿体后，集中处理还是分散处理矿石是一个重大课题。当时苏联专家建议采用索道运输矿石、集中建设选矿厂的方案，但由于集中建选矿厂的工程量和所需投资均较大，客观条件不具备，一九五七年冶金部的领导王鹤寿、吕东等到现场调查，作出了缩短运矿距离、分散建选矿厂的决策，然后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院提出多种设计方案进行比较，选择了最优方案，加快了建设速度。

因民及烂泥坪两矿于一九五八年开始建设，设计生产能力分别为日采矿石3300吨和800吨，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始试车生产。落雪矿也于一九六九年及一九七○年分两期先后建成日采选矿石3000吨和3500吨的生产能力。铜精矿用管道输送，管道长16公里，高差2300米，投产后生产正常。实践证明，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该项技术是成功的。马柱硐矿露天开采于一九七一年建设，至一九七七年投产，日采选矿石1700吨。

东川的汤丹铜矿储量占东川矿区的三分之一。其矿石性质和铜矿物的嵌布特殊，是国内外罕见的钙镁型难选氧化铜矿，氧化率高达77.53%，其中结核铜局部达到32%。东川矿务局中心试验所与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作过多种方案研究，如浮选与浮选尾矿氨浸、原矿加压氨浸。前者于一九六四年完成日处理10吨矿石的中试、铜的回收率为86.42%，后者于一九六九年建成日处理矿石100吨的氨浸厂，经一九七一年联动试验，铜的浸出率达93—94%。其后，东川矿务局中心试验所还试验了氨浸——硫化沉淀——浮选流程，于成不变年六至八月进行联动试验，铜矿原矿品位为0.63%，回收率为85.57%，精矿品位达18.16%。

（二）易门铜矿。

易门铜矿是紧连东川矿区建设的一个大型铜矿，一九五七年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院设计，日采选能力为4400吨，于一九六○年投产。

一九六六年建成日采选矿石500吨的里士矿，一九七○年建成日采选矿石1000吨的七步郎矿，一九七七年建成日采选矿石1800吨的狮子山矿。这样，易门矿便形成日采选矿石7100吨的综合生产能力。六十年代，矿山总结实践经验，根据矿体岩石异常破碎的情况，实行强掘、强采、强出，使矿山达到稳产和高产。

（三）大姚铜矿。

大姚铜矿是一九五八年发现的，是一个砂岩含铜矿体，含铜品位为1.38%，氧化矿占30%，设计规模为日采选氧化矿1500吨，硫化矿3000吨，共为4500吨。矿石含银品位高，经济效益好。

（四）牟定铜矿。

牟定铜矿，也是砂岩含铜矿体，一九六六年开始建设，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投产，设计规模为日采选矿石1500吨。

（五）云南冶炼厂。

云南冶炼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项目，设计任务所定的产品方案和生产能力为年产电解铜6万吨，硫酸9万吨，用电炉熔炼。一九五八年九月主体工程破土开工，一九六○年十月建成第一期工程，以后又经过多次扩建。

六、 中条山铜基地

中条山铜基地位于山西省垣曲县，包括胡家峪、蓖子沟和铜矿峪等矿和中条山冶炼厂。

新中国建立后，一九五一年即开始对该地区进行地质勘探工作，找到了一个大型铜矿资源。一九五六年成立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并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负责设计，孙倬任设计总负责人。一九五八年一月，铜矿峪、胡家峪和蓖子沟3矿先后开始建设。一九六○年二月胡家峪铜矿投产，蓖子沟铜矿于一九六四年五月一日正式投产。一九六六年中条山铜基地年产精矿含铜20053吨，创该公司的最高铜产量记录。到一九六六年底，胡家峪矿和蓖子沟矿已具备日采选矿石3000吨的生产能力。

铜矿峪铜矿是一个呈细脉浸染状的变质斑岩型铜矿，原设计年产矿石400万吨。由于上部是氧化矿，矿石含铜品位不高，且受到投资的限制，故自一九五八年建设以后，曾两次停、缓建。到一九八五年，坑内各系统建设已基本完成，选厂也已形成日处理矿石8000吨的生产能力，并且使用从美国引进的矿块崩落法采矿工艺进行技术改造。

一九六六年，中条山铜基地的冶炼厂开始建设，采用密闭鼓风炉冶炼工艺，一九七○年十月投产，又经改建，年生产能力为13000吨。

七、 江西铜基地

江西铜储量居全国之冠，占全国铜的工业储量的三分之一。一九七八年国家把江西铜基地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一九七九年七月，成立江西铜基地总指挥部和江西铜业公司。江西铜业公司下属6个矿山和1个贵溪冶炼厂。6个矿山是：德兴、永平、武山、东乡、城门山和银山矿，其中城门山铜矿尚未开发。

（一）德兴铜矿。

德兴铜矿是一个特大型斑岩铜矿，包括铜厂、富家坞、朱砂红3个矿区。德兴矿体埋藏较浅，实行露天开采，剥采比仅为1.86，开采成本较低。

德兴铜矿也是经历由小到大的建设过程。一九五八年筹建时，首先进行北山坑采。经两上两下的曲折历程后，于一九六二年正式恢复建设，至一九六五年七月一日形成日采选矿石2500吨生产能力。后经改造扩建，于一九六九年达到3500吨规模。一九六七年又建南山露天采场和扩建选厂，一九七一年形成日采选矿石6400吨的生产能力。此时日采选总能力已近万吨。后来，全部转为南山露天开采。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四年七月自筹资金建设，扩大了日采选矿石5000吨的生产能力，使全矿总采选能力达到15000吨。一九八三年开始二期工程建设，新建一个日采选能力为15000吨的二选厂。

（二）永平铜矿。

永平铜矿是一个大型含铜黄铁矿型矿床，设计规模为日采选矿石1万吨。一九八○年开始建设，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建成投产，年产铜1.8万吨，硫精矿90万吨。

（三）武山铜矿。

武山铜矿有南北两个矿带。一九六六年开始北矿带建设。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直至一九八四年底才建成投产，又由于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一九八五年尚未达到日采选矿石1200吨的设计能力。

（四）东乡铜矿。

东乡铜矿于一九六六年建设，设计能力为日采选矿石2000吨，其中铜1200吨，铁800吨，也因十年动乱的影响，至一九七九年才建成投产。建成后发现铁矿开采十分困难而停止，一九八五年铜矿的开采也未达到设计能力。

（五）贵溪冶炼厂。

贵溪冶炼厂位于浙赣铁路与皖赣铁路交会的江西省贵溪县，是从日本住友公司和芬兰奥托昆普公司全套引进闪速熔炼技术和装备的炼铜厂，具有世界上七十年代末的先进技术水平，自动化程度较高，劳动条件及环境保护较好，能耗较低。其100吨转炉是中国铜工业系统的最大设备。第一期工程已于一九八五年建成，年产粗铜能力为9万吨，副产硫酸34万吨。

除以上介绍的7大铜基地外，广东的石铜矿是含铜较富的矽卡岩型铜矿，因结核氧化铜高，故采用一段离析法处理，日出矿石2000吨，也是年产万吨铜的矿山。河北的寿王坟铜矿是“一五”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日采选矿石2000吨，后扩建到3500吨。该矿曾是机械化试点矿山，吊罐掘进天井曾处于领先地位。甘肃省金川铜镍矿是铜、镍、铂族共生的矿山，日采选矿石7000吨。湖南的宝山铜矿，是铜、铅、锌、钼共生矿，日采选矿石2500吨。山东的福山铜矿，曾是矿山机械化的样板，在该矿召开过全国有色矿山机械化现场会。还有吉林省的通化铜矿与临江铜矿，以及安徽省的琅琊山（滁县）铜矿、月山铜矿等。

第二节 铜熔炼技术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唯一的冶炼铜精矿、生产粗铜的沈阳冶炼厂，采用烧结锅——鼓风炉——真吹炉生产流程。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个铜冶炼厂——铜官山冶炼厂选择了烧结机——全水套鼓风炉——卧式转炉工艺流程，比沈阳冶炼厂的生产流程，在机械化程度上和劳动保护上，都有较大的进步。

随着铜矿建设的迅速发展，大冶、白银、云南3个冶炼厂，在一九六○年先后建成投产。根据矿石性质、能源条件，分别采用了反射炉、电炉生产流程。

六十年代初，日本四阪岛冶炼厂的“百田法”传入中国，这种工艺后来得到了推广。

七十年代，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在原有一步炼铜试验的基础上，创造了“白银炼铜法”，并于一九八○年取代了反射炉熔炼。

五十年代后期，北京矿冶研究院、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等曾对难选氧化铜矿进行了离析法的试验研究。

广东省石　铜矿和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的铜绿山铜矿，均作过采用回转窑直接加热一段离析法工艺的试验。石铜矿还采用日处理量为2000吨氧化矿的离析窑——浮选——反射炉熔炼的生产装备，于一九七六年正式投产。多年的生产实践证明，一段离析法工艺是处理石氧化铜矿类型矿石的有效方法，为中国氧化铜矿的开发利用增加了新的途径。

江西铜业公司贵溪冶炼厂第一期工程于一九八五年年底投产。贵溪冶炼厂的建成，对发展中国铜工业，提高铜冶炼生产装备水平，都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国炼铜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没有一家湿法炼铜工厂。五十年代末期，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等单位开展了湿法炼铜工艺的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一九六四年在广东马坝建成了中国第一座湿法炼铜厂，采用沸腾焙烧——酸浸——电积流程。随后，按此流程陆续建起10多家小型工厂。云南东川汤丹的难选氧化矿加压氨浸——固液分离——加压蒸馏流程，在日处理100吨规模的中间工厂试验中取得了较好的结果。采用还原焙烧——常压氨浸流程处理含铜尾矿的试验也获得成功，并应用于云南个旧火谷都日处理500吨矿的氨浸厂。这些湿法炼铜厂生产规模都很小，生产成本较高，经济效益差，除少数厂尚在继续生产外，大多数厂已相继转产或关闭。

到八十年代，在中国的铜熔炼工艺中，就生产能力而论，鼓风炉熔炼流程仍占有较大的比重，如表。

现将各种熔炼工艺的冶炼厂发展情况分述如下：

一、 鼓风炉熔炼

（一）鼓风炉熔炼工艺的发展。

沈阳冶炼厂在解放后，仍沿用烧结锅、鼓风炉、真吹炉工艺流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点火开炉。

鼓风炉对原料的适应性强，设备简单，投资少，操作技术容易掌握，生产能力可大可小，热效率高。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个冶炼厂——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第一冶炼厂，就采用了鼓风炉熔炼工艺。随着原料供应量的增长，铜陵第一冶炼厂进行了多次改造、扩建、把鼓风炉的炉床面积由最初的3.6平方米逐步扩大到10.5平方米。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也显著提高。特别是炉床能力指标，由投产初的49.36吨/平方米•日，提高到一九六六年的123.31吨/平方米•日。鼓风炉熔炼工艺的主要缺点是出炉烟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低，难以回收，造成环境污染。

正当人们寻求解决环境污染途径的时候，日本的密闭鼓风炉熔炼工艺——“百田法”传入中国。

密闭鼓风炉炼铜工艺是在敞开式鼓风炉熔炼工艺的基础上，利用原有设备进行技术改造，采用中间料斗加料，并应用经过混捏的湿精矿实行密封，减少炉口漏风，提高烟气中二氧化硫浓度。它既保留了传统鼓风炉炼铜工艺中一次获得贫渣的优点，又具有新的炼铜方法中烟气可以制酸的特点。一九六六年，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与常州冶炼厂合作进行了密闭鼓风炉工业试验，为中条山冶炼厂的设计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同年，沈阳冶炼厂、富春江冶炼厂等，先后进行了密闭鼓风炉工业试验。沈阳冶炼厂在4.5平方米密闭鼓风炉试验成功后，于一九六九年建成10平方米密闭鼓风炉两座和干法净化制酸系统。沈阳冶炼厂、常州冶炼厂、富春江冶炼厂对密闭鼓风炉熔炼工艺从工业试验到生产实践，不断探索，不断改进，为中国应用密闭鼓风炉炼铜提供了经验。之后，山西的中条山，福建的邵武，山东的烟台，安徽的铜陵，湖南的常宁，都纷纷筹建密闭鼓风炉炼铜厂，到一九八二年，中国已有大小密闭鼓风炉12座。另外，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第一冶炼厂的敞开式鼓风炉，也于一九八五年开始着手改造为密闭鼓风炉。

（二）密闭鼓风炉富氧熔炼初见成效。

密闭鼓风炉炼铜工艺的出现，使鼓风炉有了新的生机。但是，生产实践表明，密闭鼓风炉熔炼工艺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炉子焦点不集中，炉温低，炉床能力低，脱硫率低，冰铜品位不高，烟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也偏低。为了克服密闭鼓风炉熔炼工艺的这些缺点，冶金工作者做了许多努力，其中效果较好的是富氧熔炼。首先是福建的邵武冶炼厂，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年在1.5平方米的密闭鼓风炉上进行试验。尔后，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第二冶炼厂安装的3200立方米/小时制氧机于一九八五年年底建成，即在一座10.5平方米密闭鼓风炉上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富氧熔炼工业试验。此后，即转入生产，并取得较好成绩。两厂试验时氧浓度分别为24.4%和30.5%，获得的指标和空气熔炼比较，炉床能力分别提高33.32%和45.88%；焦率大幅度降低，分别达到6.68%和6.46%；烟气中二氧化硫浓度成倍增长，脱硫率和冰铜品位也都明显提高。

密闭鼓风炉八十年代以来担负着中国粗铜产量三分之一以上的冶炼任务，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中国粗铜冶炼的重要方法之一，而在原有密闭鼓风炉上实行富氧熔炼又比较简单易行，不需长时间停炉改造，因此，邵冶、铜陵二冶两厂富氧熔炼的试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技术革新成绩显著。

1.提高机械化程度，减轻体力劳动。三十多年来，沈阳冶炼厂、铜陵一冶等厂对鼓风炉熔炼从备料、上料到产品的运输手段，经过不断改革，都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彻底消灭了手推肩抬的笨重作业。

2.采用大风熔炼，强化生产。铜陵一冶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期间，加大送风量，焦炭燃烧迅速，鼓风炉的熔矿能力大大提高，炉床能力最高达到185吨/平方米•日，月平均（1959年12月）也达到150吨/平方米•日。

3.扩大前床容积，降低渣含铜。铜陵一冶原料含难熔成分较少，熔点低，而敞开式鼓风炉熔炼焦点集中，熔融产物（冰铜和炉渣）能够得到较好的过热，允许炉渣在前床中停留较长的时间。铜陵一冶的工程技术人员摸索到这个规律后，毅然于一九六五年将10.5平方米鼓风炉的前床扩大至60立方米，使炉渣得到较充分的澄清，弃渣含铜显著降低。一九六五年以前，渣含铜年平均为0.355%，而一九六六至一九八三年，渣含铜平均仅为0.289%。

二、反射炉熔炼与白银炉的采用

四十年代，铜矿选矿技术已很发达，世界上大型火法炼铜厂大多采用反射炉熔炼工艺。

白银冶炼厂是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由苏联设计并提供全套技术装备。原设计生产流程为：铜精矿沸腾炉焙烧——电炉熔炼——转炉吹炼。因当时西北地区电力资源尚未开发，考虑到电力供应紧张，而且白银铜精矿不属于难熔物料，遂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将电炉熔炼改为反射炉熔炼。与此同时，大冶冶炼厂也于一九五六年开始进行反射炉熔炼流程的设计。

大冶、白银冶炼厂同时于一九五八年动土兴建，一九六○年建成。由于当时铜精矿半氧化沸腾焙烧操作技术尚不够成熟，焙烧矿运往反射炉的设施也不够完善，以及劳动条件恶劣等，大冶冶炼厂放弃了沸腾焙烧工序，采取了铜精矿直接投入反射炉的生精矿熔炼法。白银冶炼厂则采取了将部分铜精矿进行全氧化沸腾焙烧，同生精矿混合后投入反射炉的混合矿熔炼法。这两个冶炼厂投产后的第三年，反射炉熔炼流程生产的粗铜量，便占全国总产量的21%，到一九六六年，又跃升到51.5%。随着原料来源的增加，白银冶炼厂于一九六八年将反射炉床面积扩大至210平方米，大冶冶炼厂也经历多次改造，至一九七五年，炉床面积扩大至270平方米，生产能力翻了一番。

中国的冶金工作者对反射炉炉顶结构、炉底砌筑、加料系统、放铜方法进行了许多改进、革新，取得很大的成效，但仍未能解决炉床能力低、脱硫率低、燃料消耗大，以及烟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低的问题，环境污染仍很严重。随着能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世界范围内，反射炉熔炼工艺在火法炼铜中的地位发生动摇。新建冶炼厂多采用闪速熔炼法，老厂也对反射炉进行了技术改造。

白银冶炼厂的反射炉，已于一九八○年改造为白银炉。自从白银冶炼厂的反射炉被白银炉取代以后，反射炉熔炼流程所产粗铜量在中国铜产量中的比重下降，一九八五年已降到20.47%。

白银炉熔炼铜精矿生产冰铜的方法，是中国结合国情创造的一种新的熔炼工艺。一九八○年荣获国家发明二等奖。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早在一九六六年便开始进行一步炼铜的试验研究工作，一九七二年转入液态鼓风熔炼的试验，由冶炼工程师陈百其、谭湘庭、金锡根、毛月波等负责，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及白银矿冶研究所等单位的协助下，逐个攻关，于一九七六年由半工业试验转入工业试验，并于一九七九年通过技术鉴定，命名为“白银炼铜法”。一九八○年八月，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即用此工艺取代了反射炉熔炼。

白银炉与反射炉熔炼相比，前者生产能力大，燃料消耗低，烟气中二氧化硫浓度高，可以用来制酸，消除环境污染。白银炉熔炼作为一种炼铜新工艺，也存在一些缺点，如炉床能力不高，熔炼区温度偏低，炉寿命不长，渣含铜偏高等，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和有关单位还在逐步改进、完善。

三、电炉熔炼工艺的采用

中国只有云南冶炼厂采用电炉熔炼铜精矿。一九五八年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设计，一九六○年第一台电炉及备料系统建成投产。一九七○年又建成第二台电炉。该厂处理的铜精矿中氧化钙与氧化镁的含量高，而含铁、硫都很低，为难熔物料，故设计采用电炉熔炼。昆明地区燃料供应条件较差，而电力较为充足，适于采用电炉熔炼工艺。该厂在多年生产实践中改进了备料系统，电极密封，改变变压器接线方式以提高电炉功率，降低电耗，并改进了操作方法，取得了良好技术经济效益。

四、闪速熔炼技术的引进

闪速熔炼是现代有色冶金领域内崛起的一项强化熔炼技术。由于它具有生产能力大、燃料消耗少、环境保护好、装备水平高等优点，因而在国外炼铜工业中得到广泛采用。

承担江西铜基地冶炼厂设计任务的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一九七六到一九七八年在常州冶炼厂的直径2000毫米的闪速熔炼炉做了半年工业试验，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对大型的闪速炉炼铜工厂的设计，尚感经验不足，且缺乏大型的工艺设备和较高的机械化、自动化装置的资料。

一九七八年，冶金部成套引进闪速熔炼技术、设备建设贵溪冶炼厂。该厂投产后通过性能考核，各项指标均达到了设计要求。生产实践证明，贵溪冶炼厂引进闪速熔炼工艺是合理的，实际生产技术指标是比较先进的。它的主要特点是：

（一）环境保护好。由于熔炼过程的强化，烟气中二氧化硫浓度高，采用两转、两吸法制酸，转化率达99.5%，硫的利用率也在95%以上。

（二）能源消耗低。由于闪速熔炼过程的强化，脱硫率很高，能充分利用铜精矿本身的化学反应能而大幅度减少补充的燃料。闪速炉和转炉都设余热锅炉回收余热，产出饱和蒸汽过热后用以发电，年发电量约8.6亿度，相当于该厂生产用电量的55%左右。扣除余热锅炉回收的热量，则每吨铜阳极的综合能耗还不到1000公斤标准煤。

（三）设备大型化。仅用一座闪速炉和一个系列的制酸设备，年产粗铜9万吨，硫酸34万吨。反应塔外径为7.59米的闪速炉，日处理精矿在1100吨以上，处理闪速炉烟气用的电收尘器有效断面达126平方米。吹炼冰铜用的卧式转炉为100吨级，二氧化硫鼓风机小时处理量达18万标准立方米，制酸转化器直径为12.5米，各种塔的直径也在6.8—8.0米之间。

（四）装备水平高。工厂主要生产设备自动化程度高，冶炼和制酸系统的主机设备分别由中央控制室集中控制，自动调节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

五、冰铜吹炼的技术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期，冰铜吹炼的工艺、装备都很落后。当时唯一吹炼冰铜生产粗铜的沈阳冶炼厂，是用“真吹炉”吹炼的，每炉次只产粗铜1吨左右，生产能力小，寿命短。最初是泥炉子，一般生产1炉就拆掉。后改用镁砖筑炉，炉寿命虽稍有提高，但劳动强度很大，劳动条件差的问题没有解决。新中国成立后，在安徽铜陵建设的铜官山冶炼厂，首先采用卧式转炉进行冰铜的吹炼。以后各冶炼厂都相继推广，从最初铜陵第一冶炼厂的5吨小转炉发展到现在白银、大冶，云冶等厂的50吨转炉。贵溪冶炼厂从日本引进的是100吨级卧式转炉。

富春江冶炼厂由于冰铜量少、用转炉吹炼有困难而采用了连续吹炼炉。这种炉子是固定式的。尔后，一九七○年、一九七一年筹建的小型冶炼厂，如福建的邵武冶炼厂、山东的烟台冶炼厂，相继采用了这种连续吹炼炉。

三十多年来，中国在冰铜吹炼技术上有不少进步，如粗铜质量、直接回收率较高，铜陵冶炼厂技师邵文祥创造的捅风眼机降低了劳动强度等。主要不足之处是镁砖消耗较大。

第三节 铜精炼技术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首先恢复和改造原有铜精炼厂，如沈阳、上海、昆明和重庆冶炼厂。一九五二年以后，又先后在天津、北京、白银、昆明、太原、株洲、武汉、芜湖、常州及洛阳等地建成一批铜精炼厂，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相继投产。一九六六年，新建的云南冶炼厂精炼车间投产。一九六七年以后，先后在金川、黄石、赣州、莱芜、通化、德兴、烟台、邵武等地建成一批小精炼厂，使电铜生产能力又有所提高。到一九八五年，全国电铜产量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141倍。

中国的大型铜精炼厂分布在昆明、沈阳、上海、太原、天津、武汉、重庆等大城市和白银、芜湖、洛阳、株洲、常州等中等城市。这些城市大多既是粗铜生产地、进口粗铜到岸地或杂铜的集中地，又是电铜的消耗地，铜加工工业较发达。上述12个城市的12家冶炼厂，一九八五年的电铜产量都超过1万吨，其总产量达全国总产量的85%，是中国铜精炼生产的主体。

一、 火法精炼技术成就

中国铜精炼炉的容量，大厂已扩至80—150吨，其中以100吨左右的较多。安装在贵溪冶炼厂的回转式精炼炉，容量为240吨。

中国铜精炼厂固体铜料的加料方法有很大改进。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多数厂用人工加料，劳动强度大，加料速度慢。一九六七年，上海冶炼厂的1.5吨桥式加料机投入使用以后，其他厂也陆续采用加料机。到八十年代，中国铜精炼厂使用的加料机，除桥式加料机外，还有地面加料机、地面加料车等。此外，阳极板的脱模、冷却、取板、堆板等操作，在多数大、中型厂已实现机械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技术改造的实施和操作水平的提高，中国火法精炼厂的技术经济指标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上海冶炼厂阳极炉的炉床能力由一九五四年的2.42吨/平方米•日，提高到一九八○年的8.49吨/平方米•日，回收率由97.39%提高到99.93%。云南冶炼厂阳极炉的炉床能力，一九七六年仅2.39吨/平方米•日，到一九八○年提高到6.60吨/平方米•日。

三十多年来各精炼厂在火法精炼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改进，主要是：在阳极炉中用重油代替木材进行还原；在阳极炉中处理高杂质铜料产出合格产品；杂铜鼓风炉造高钙渣降低了渣含铜；使用了喷流式空气预热器；用浓差电池快速测定铜中含氧量；改进了直线式浇铸机等等。

二、 电解精炼技术成就

（一）工艺技术有所创新。

1.上海冶炼厂用“高电流密度、短极距”工艺强化生产，提高电铜产量。

2.在种板生产中采用中性隔离剂，使铜始极片机械化操作和剥离的工效提高数倍。

3.改进复合添加剂（硫脲、干酪素等复合添加剂与胶组合添加），产出表面非常光滑平整、结晶致密的优质电解铜。

（二）装备水平明显提高。

六十年代后，上海、沈阳等厂已先后推广采用电铜翻板机等设备，代替人工操作。七十年代后，沈阳、广州、上海等厂已先后采用吊耳制作、始极片平整加工装置、阳极矫耳排列等联动机组。

（三）技术改革取得成效。

1.在铜电解精炼中应用钛列管和板式加热器，提高了传热效率，延长了使用寿命，安装维修也较方便。

2.在始极片生产中推广钛种板，有利于提高电铜质量和剥片的机械化。

3.采用高测准率（达95—100%）的“舌簧”短路检测器，对加强槽面管理发挥了显著作用。

（四）技术经济指标显著提高。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铜电解精炼工业的技术经济指标有很大的进步。例如上海冶炼厂电解精炼的回收率一九五四年是99.45%，一九八三年提高到99.9%；电流效率，一九五四年为97.88%，一九八三年提高到98.12%；交流电耗一九五四年高达每吨564度，一九八三年降低至每吨303.7度。

第四节　铜工业的资源综合利用

铜精矿中伴生着多种其他有色金属，特别是稀有金属、贵金属和其他有价元素，如硫、铅、锌、镍、钴、铋、镉、铟、砷、硒、碲、锗、铼和金、银、铂、钯、铑等等。这些元素在冶炼过程中逐步得到富集，为综合利用资源提供了物质基础。

一、从冶炼烟气回收硫制酸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冶炼过程中生成的二氧化硫没有回收利用，直到六十年代各铜冶炼厂才逐步配套了制酸设备，出现了稀酸洗涤、热浓酸洗涤的净化工艺流程及干法净化制酸等工艺。一九八五年铜冶炼烟气产酸59万吨，冶炼厂硫的利用率达到60%左右，基本上控制了对环境的污染。

贵溪冶炼厂引进的制酸设备，装备水平高，指标先进，硫的利用率达到95%以上。

二、多渠道回收伴生元素

（一）电收尘器烟灰的综合利用。

铜原料中伴生的有价元素，大多富集于转炉电收尘器的烟灰中。各冶炼厂根据各自的烟灰成份，通过试验研究，探索到具有自己特点的综合利用工艺流程。

云南冶炼厂一九七一年开始进行转炉烟灰综合利用的试验工作。一九七三年建成年处理能力为100吨的扩大试验设施。一九七八年转炉电收尘器投产后，随着烟灰量的不断增加，设备多次扩建。一九八四年烟灰的处理量已接近1500吨。

大冶冶炼厂对转炉电收尘器烟灰的综合利用试验，是从一九六四年开始的。一九七○年建成综合利用车间，日处理能力4吨。从一九七九年起，转炉电收尘器烟灰全部进行处理，每年1100—1300吨，产出海绵铜20—30吨（金属量），海绵镉达3吨（金属量），铅铋合金250—300吨，硫酸锌450—500吨。总经济效益为年获利40—50万元。各种金属回收率分别为：铜75—80%，锌72—78%，镉40—45%，铅65—75%，铋85—93%。

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对烟灰的综合利用，起步较早，但进展不快。直至一九七八年以后才在处理第二冶炼厂转炉电收尘器烟灰及转炉与鼓风炉混合电收尘器烟灰的试验上取得较好成绩。其工艺是采用萃取剂从浸出液中萃取分离铟、铋、锌、镉和铜，并分离主要杂质铁；采用湿法分离铅、铋。该工艺灵活性大，综合利用好，金属回收率高：铜90.96%，锌91.78%，铟70.87%，镉77.49%，铋92.75%，铅98.40%。

（二）阳极泥的综合利用。

铜电解精炼过程中，贵金属富集于铜阳极泥。中国生产的黄金、白银，大部分是从处理铜阳极泥得到的，还从铜阳极泥中提取出铂、钯等贵金属。阳极泥中含有的硒、碲等，均得到较好的回收。

三、变废为宝，提高企业效益

在铜熔炼过程中产出大量炉渣（每产1吨粗铜约有3—8吨炉渣）。沈阳冶炼厂积极开展熔炼渣利用试验研究工作。如制渣砖、渣绵等。其他冶炼厂也千方百计将炉渣利用起来，如用于水泥砂浆中代替黄砂，水泥厂用作水泥矿化剂。沈阳冶炼厂及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的第一、二冶炼厂等还将鼓风炉渣加工成一种高性能除锈用砂，是船舶修造工业喷砂除锈的良好除锈剂。

白银、大冶、中条山和铜陵等有色金属公司都采用选矿法处理废镁砖，回收其中的铜及贵金属。铜陵有色金属公司于一九八四年及一九八五年，将两个冶炼厂多年堆积的1万多吨废镁砖采用浮选法进行处理，产铜精矿含铜500多吨，金10多公斤，银400多公斤。铜陵第一冶炼厂在六十年代开始利用废镁砖生产高纯度的优质硫酸镁，产品畅销，并有部分出口。一九八三年，该厂又一座年生产能力为1000吨硫酸镁的车间投产。

第十三章　铅锌工业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生产铅锌的国家。中国铅锌资源丰富，已探明储量居世界前列，而且铅锌矿物具有锌含量高于铅含量的特点。在锌的消费量日益增加，锌的价格不断提高的形势下，中国发展铅锌工业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铅锌工业和整个有色金属工业一样，在极其薄弱的基础上，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以大型企业为骨干，大中小相结合，采、选、冶成龙配套的比较完整的生产体系。

三十六年来，铅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生产发展更快。一九八五年，全国铅锌总产量合计为52.87万吨，占全国有色金属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比新中国建立前最高年产水平增加33倍；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后的一九五二年增加30倍；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一九七六年增加1倍多。至一九八五年底，全国拥有铅锌年采选矿石能力1000多万吨，年提供铅锌金属含量能力65万吨，冶炼纯金属年生产能力55万吨。铅锌产量发展情况见图。

三十六年来，铅锌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始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已被比较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取代，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技术和装备，正在一些企业推广应用或被新建企业所采用。综合利用水平有较大提高；在铅锌生产的同时，已能回收20多种其他金属、非金属及矿物产品。环境污染及劳动条件都得到很大改善，能源消耗及其他技术经济指标正在接近或已经达到国际水平。

三十六年来，中国的铅锌工业虽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铅锌产品仍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日益增长的需要，特别是金属锌进口量逐年增长。铅锌生产工艺、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铅锌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比较低。

第一节 铅锌工业现状

一、 丰富的资源和生产规模

中国铅锌资源十分丰富，铅锌矿储量大，矿床及矿石类型齐全，伴生组分繁多，矿产地广泛分布于全国各省、自治区。

新中国建立以后，截至一九八三年底，中国先后评价和勘探了616处铅锌矿产地，其中铅锌矿点438处，伴生矿点178处。它们所保有的铅锌金属总储量居世界前列，并且分布较为集中，有利于开发利用。

中国生产铅锌矿石和铅锌金属的企业遍布全国。至一九八五年铅锌企业总数已达250多个，其中采选企业160多个，冶炼企业90多个。在这些企业中，年产铅锌金属含量万吨以上的铅锌矿山有15个，年产铅锌金属千吨以上的冶炼企业有30多个。以这些企业为骨干，采选冶成龙配套，形成了东北、湖南、两广、云南、西北五大铅锌生产基地。一九八五年，五大铅锌生产基地的铅产量已经占全国总产量的86.4%，锌产量已经占全国总产量的94.7%。

（一）东北铅锌生产基地。

东北地区是中国开发较早的铅锌生产基地之一。五十年代初期，东北地区的铅产量占全国铅产量的80%以上。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六年中，东北铅锌生产基地在全国的铅锌生产中始终处于重要的地位。一九八五年，东北铅锌产量占全国铅锌总产量的26.4%，其中铅占全国铅产量的24.6%；锌占全国锌产量的28.2%。

东北铅锌生产基地以七矿二厂为主。七矿为青城子铅矿、柴河铅锌矿、八家子铅锌矿、桓仁铅锌矿、杨家杖子矿务局、西林铅锌矿和天宝山铅锌矿，二厂为沈阳冶炼厂和葫芦岛锌厂。

沈阳冶炼厂的铅锌生产设备经扩建与改造，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一九八五年已具有粗铅5万吨、电铅6万吨、电锌2.2万吨的生产能力。

葫芦岛锌厂是以生产精锌为主的综合性有色金属冶炼企业，新中国建立后生产不断发展。一九八五年主要产品年生产能力为：蒸馏锌6.5万吨，精馏锌5.5万吨，硫酸18.5万吨。

新中国建立三十六年来，七矿二厂的发展不但使东北地区的铅锌生产日益发展，并为全国新建的铅锌企业输送了大批具有实践经验的技术、管理人员和工人，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地区铅锌工业的发展。

（二）湖南铅锌生产基地。

湖南省是建国后建设发展起来的最大的铅锌一、丰富的资源和生产规模

中国铅锌资源十分丰富，铅锌矿储量大，矿床及矿石类型齐全，伴生组分繁多，矿产地广泛分布于全国各省、自治区。

新中国建立以后，截至一九八三年底，中国先后评价和勘探了616处铅锌矿产地，其中铅锌矿点438处，伴生矿点178处。它们所保有的铅锌金属总储量居世界前列，并且分布较为集中，有利于开发利用。

中国生产铅锌矿石和铅锌金属的企业遍布全国。至一九八五年铅锌企业总数已达250多个，其中采选企业160多个，冶炼企业90多个。在这些企业中，年产铅锌金属含量万吨以上的铅锌矿山有15个，年产铅锌金属千吨以上的冶炼企业有30多个。以这些企业为骨干，采选冶成龙配套，形成了东北、湖南、两广、云南、西北五大铅锌生产基地。一九八五年，五大铅锌生产基地的铅产量已经占全国总产量的86.4%，锌产量已经占全国总产量的94.7%。

（一）东北铅锌生产基地。

东北地区是中国开发较早的铅锌生产基地之一。五十年代初期，东北地区的铅产量占全国铅产量的80%以上。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六年中，东北铅锌生产基地在全国的铅锌生产中始终处于重要的地位。一九八五年，东北铅锌产量占全国铅锌总产量的26.4%，其中铅占全国铅产量的24.6%；锌占全国锌产量的28.2%。

东北铅锌生产基地以七矿二厂为主。七矿为青城子铅矿、柴河铅锌矿、八家子铅锌矿、桓仁铅锌矿、杨家杖子矿务局、西林铅锌矿和天宝山铅锌矿，二厂为沈阳冶炼厂和葫芦岛锌厂。

沈阳冶炼厂的铅锌生产设备经扩建与改造，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一九八五年已具有粗铅5万吨、电铅6万吨、电锌2.2万吨的生产能力。

葫芦岛锌厂是以生产精锌为主的综合性有色金属冶炼企业，新中国建立后生产不断发展。一九八五年主要产品年生产能力为：蒸馏锌6.5万吨，精馏锌5.5万吨，硫酸18.5万吨。

新中国建立三十六年来，七矿二厂的发展不但使东北地区的铅锌生产日益发展，并为全国新建的铅锌企业输送了大批具有实践经验的技术、管理人员和工人，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地区铅锌工业的发展。

（二）湖南铅锌生产基地。

湖南省是建国后建设发展起来的最大的铅锌生产基地。一九八五年，该省的铅锌年产量占全国铅锌年总产量的31.3%，其中铅占全国铅产量的26.6%，锌占全国锌产量的35.9%。

湖南铅锌生产基地包括水口山矿务局、桃林铅锌矿、黄沙坪铅锌矿、东波有色金属矿和株洲冶炼厂。水口山矿务局是以生产铅、锌为主的采选冶联合企业，拥有两个矿山和六个冶炼厂。主要产品一九八五年生产能力为：铅锌采矿30万吨，铅锌选矿40万吨；粗铅1.2万吨（送株洲冶炼厂精炼），精馏锌8500吨，氧化锌1.3万吨。株洲冶炼厂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自己设计建设的大型现代化铅锌冶炼厂。该厂生产规模为年产粗铅4万吨，电铅6万吨，电锌10万吨，电锌产量居全国炼锌企业之首。

（三）两广铅锌生产基地。

广东、广西两省、区铅锌资源也很丰富，七十年代形成了中国又一铅锌生产基地。一九八五年两广铅锌生产基地的铅锌年产量占全国铅锌年总产量的17.84%，其中铅占全国铅产量的11.4%，锌占全国锌产量的22.5%。两广铅锌生产基地以广东省的凡口铅锌矿和韶关冶炼厂为主。其次有广东省的丙村铅锌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泗顶铅锌矿、河三铅锌矿、柳州锌品厂及大厂矿务局等。

韶关冶炼厂是中国引进英国密闭鼓风炉炼锌技术，于七十年代建成投产的铅锌冶炼厂，主要产品的年生产能力为：电铅1.75万吨，精锌3.5万吨。广西柳州锌品厂以生产氧化锌、立德粉和电锌为主，年生产能力分别为1.3万吨、0.8万吨和0.7万吨。两广地区铅锌矿产量大，冶炼能力小，大部分铅、锌精矿都运往湖南、东北等地冶炼。

（四）云南铅锌生产基地。

云南省有丰富铅锌资源。新中国建立后，云南省铅锌工业得到较快发展，一九八五年占全国铅年产量的21.8%，占全国锌年产量的4.5%。

云南省铅锌生产企业主要有会泽铅锌矿，澜沧铅矿和昆明冶炼厂，鸡街冶炼厂。会泽铅锌矿是以生产粗铅和电锌为主的中型采选冶联合企业，铅锌冶炼厂于一九六五年建成，主要产品的年生产能力为：粗铅5000吨，电锌1.2万吨。鸡街冶炼厂是五十年代末期建成的，经过改造、扩建，八十年代已形成年产粗铅2.5万吨的生产能力。昆明冶炼厂是以粗铅为原料生产电铅的综合性冶炼厂。该厂原为电解铜厂，为了处理西南地区的大量粗铅，于五十年代末期改建后生产电解铅，八十年代初又进行扩建，形成年产电铅5万吨的生产能力。

（五）西北铅锌生产基地。

西北铅锌生产基地以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为主。该公司为中国大型铜采选冶联合企业之一，下属的小铁山铅锌矿和第三冶炼厂从事铅锌生产。第三冶炼厂于一九八三年投产，年生产能力为铅1万吨，锌2万吨。西北地区铅锌产量较少，但该生产基地的前景可观。新建的甘肃厂坝铅锌矿和青海锡铁山铅锌矿，将于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投产；一九八五年筹建的西北铅锌冶炼厂，列入了国家“七五”计划重点项目，设计规模为年产铅锌15万吨，将于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建成投产。

除五大铅锌生产基地外，中国在内蒙、江西、贵州、四川等省区也建设了一些铅锌矿山，其中有江西省银山铅锌矿、贵州省赫章铅锌矿、四川会理、会东铅锌矿。另外，再生铅锌的生产也受到了重视，除一些大型冶炼厂在冶炼精矿的同时回收废旧铅锌外，各省市的一些再生铅锌小型冶炼厂对回收二次金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技术水平低，应逐步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提高回收率，加强管理。生产基地。一九八五年，该省的铅锌年产量占全国铅锌年总产量的31.3%，其中铅占全国铅产量的26.6%，锌占全国锌产量的35.9%。

湖南铅锌生产基地包括水口山矿务局、桃林铅锌矿、黄沙坪铅锌矿、东波有色金属矿和株洲冶炼厂。水口山矿务局是以生产铅、锌为主的采选冶联合企业，拥有两个矿山和六个冶炼厂。主要产品一九八五年生产能力为：铅锌采矿30万吨，铅锌选矿40万吨；粗铅1.2万吨（送株洲冶炼厂精炼），精馏锌8500吨，氧化锌1.3万吨。株洲冶炼厂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自己设计建设的大型现代化铅锌冶炼厂。该厂生产规模为年产粗铅4万吨，电铅6万吨，电锌10万吨，电锌产量居全国炼锌企业之首。

（三）两广铅锌生产基地。

广东、广西两省、区铅锌资源也很丰富，七十年代形成了中国又一铅锌生产基地。一九八五年两广铅锌生产基地的铅锌年产量占全国铅锌年总产量的17.84%，其中铅占全国铅产量的11.4%，锌占全国锌产量的22.5%。两广铅锌生产基地以广东省的凡口铅锌矿和韶关冶炼厂为主。其次有广东省的丙村铅锌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泗顶铅锌矿、河三铅锌矿、柳州锌品厂及大厂矿务局等。

韶关冶炼厂是中国引进英国密闭鼓风炉炼锌技术，于七十年代建成投产的铅锌冶炼厂，主要产品的年生产能力为：电铅1.75万吨，精锌3.5万吨。广西柳州锌品厂以生产氧化锌、立德粉和电锌为主，年生产能力分别为1.3万吨、0.8万吨和0.7万吨。两广地区铅锌矿产量大，冶炼能力小，大部分铅、锌精矿都运往湖南、东北等地冶炼。

（四）云南铅锌生产基地。

云南省有丰富铅锌资源。新中国建立后，云南省铅锌工业得到较快发展，一九八五年占全国铅年产量的21.8%，占全国锌年产量的4.5%。

云南省铅锌生产企业主要有会泽铅锌矿，澜沧铅矿和昆明冶炼厂，鸡街冶炼厂。会泽铅锌矿是以生产粗铅和电锌为主的中型采选冶联合企业，铅锌冶炼厂于一九六五年建成，主要产品的年生产能力为：粗铅5000吨，电锌1.2万吨。鸡街冶炼厂是五十年代末期建成的，经过改造、扩建，八十年代已形成年产粗铅2.5万吨的生产能力。昆明冶炼厂是以粗铅为原料生产电铅的综合性冶炼厂。该厂原为电解铜厂，为了处理西南地区的大量粗铅，于五十年代末期改建后生产电解铅，八十年代初又进行扩建，形成年产电铅5万吨的生产能力。

（五）西北铅锌生产基地。

西北铅锌生产基地以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为主。该公司为中国大型铜采选冶联合企业之一，下属的小铁山铅锌矿和第三冶炼厂从事铅锌生产。第三冶炼厂于一九八三年投产，年生产能力为铅1万吨，锌2万吨。西北地区铅锌产量较少，但该生产基地的前景可观。新建的甘肃厂坝铅锌矿和青海锡铁山铅锌矿，将于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投产；一九八五年筹建的西北铅锌冶炼厂，列入了国家“七五”计划重点项目，设计规模为年产铅锌15万吨，将于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建成投产。

除五大铅锌生产基地外，中国在内蒙、江西、贵州、四川等省区也建设了一些铅锌矿山，其中有江西省银山铅锌矿、贵州省赫章铅锌矿、四川会理、会东铅锌矿。另外，再生铅锌的生产也受到了重视，除一些大型冶炼厂在冶炼精矿的同时回收废旧铅锌外，各省市的一些再生铅锌小型冶炼厂对回收二次金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技术水平低，应逐步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提高回收率，加强管理。

二、 技术与装备

中国铅冶炼生产均采用火法冶金工艺，锌冶炼生产中湿法冶金与火法冶金工艺平分秋色。新中国建立三十六年来，冶炼技术的进步，设备的更新换代，使得中国铅锌工业在冶炼的技术与装备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有的已进入先进行列。

（一）铅冶炼技术与装备。

中国炼铅原料主要是硫化矿，在部分地区也处理氧化矿。

以硫化矿为原料炼铅的主体流程为烧结焙烧——还原熔炼——精炼。采用这一流程的主要有沈阳冶炼厂、株洲冶炼厂、水口山矿务局第三冶炼厂。烧结焙烧一般采用直线式鼓风烧结机，还原熔炼一般都采用鼓风炉，粗铅精炼一般采用电解法。在电解阳极与阴极制作方面，各厂都实现了机械化联动作业。

以氧化铅矿为原料炼铅的主体流程为精矿制团——鼓风炉还原熔炼，制得粗铅。采用这一流程生产的有鸡街冶炼厂和澜沧铅矿冶炼厂等。

对那些用选矿方法不易分离的低品位氧化铅锌矿，则采用一种独特的处理方法进行冶炼，即制团（或烧结）——鼓风炉熔矿——烟化炉挥发。鼓风炉熔矿得粗铅，烟化炉烟尘采用湿法工艺炼锌。用这一流程处理此类矿石，经多年实践证明是成功的，采用这一流程的有会泽铅锌矿冶炼厂和赫章铅锌矿冶炼厂。

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相比，炼铅厂规模较小，自动化程度低，富氧与预热空气冶炼技术尚未用于生产，烟气二氧化硫大部分没有回收，环境污染比较严重。

（二）火法炼锌技术与装备。

世界上的各种火法炼锌工艺在中国均有应用，其中以竖罐蒸馏炼锌为主，约占全部火法炼锌能力的60%，其次是鼓风炉炼锌，占30%，横罐蒸馏及其他炼锌方法占10%。

竖罐蒸馏炼锌的主体流程为硫化锌精矿氧化沸腾焙烧——氧化锌焙砂制团焦结——焦结块竖罐蒸馏——蒸馏锌精馏。采用这一流程的有葫芦岛锌厂、水口山矿务局第一和第四冶炼厂。葫芦岛锌厂装备有大型高温氧化沸腾焙烧炉4座、单炉日生产能力10—20吨的竖罐蒸馏炉19座、精馏炉9座，无论是生产能力还是技术经济指标，都是比较先进的。水口山矿务局第一冶炼厂现有竖罐蒸馏炉两座，第四冶炼厂有5座小型竖罐蒸馏炉，生产能力均比较小。

水口山矿务局第四冶炼厂有两座横罐蒸馏炉用于生产。此外，还有其他几个小厂也用横罐蒸馏炉炼锌。

韶关冶炼厂鼓风炉炼锌技术是从英国引进的，铅锌混合精矿与熔剂配料后在烧结机上进行烧结焙烧，热烧结块和经预热的焦炭一起加入密闭鼓风炉，在鼓风炉内经还原熔炼，同时产出粗铅和锌蒸气，锌蒸气经冷凝得液体粗锌。韶关冶炼厂装备110平方米烧结机1台，11.29平方米密闭鼓风炉1座及锌精馏塔、铅电解槽、烟气制酸等设备，成为中国著名的鼓风炉炼锌工厂，并成为国际上由13家组成的密闭鼓风炉熔炼法俱乐部的成员。

（三）湿法炼锌技术与装备。

湿法炼锌几乎全部采用下述工艺：硫化锌精矿沸腾焙烧——焙砂用稀硫酸浸出——硫酸锌溶液净化除杂质——纯净硫酸锌溶液电积——析出锌熔铸。这是典型的湿法炼锌流程。采用这种流程的生产厂有株洲冶炼厂、沈阳冶炼厂、会泽铅锌矿冶炼厂、柳州锌品厂、会东冶炼厂等。各厂的具体工艺方法也有所不同。

硫化锌精矿焙烧采用沸腾焙烧炉。各厂的沸腾焙烧炉大小不等，最大的沸腾焙烧炉为株洲冶炼厂的4座42平方米焙烧炉。

锌焙砂的浸出，沈阳冶炼厂采用两段中性浸出，间断作业。株洲冶炼厂采用一段中性连续浸出和一段酸性连续浸出，连续浸出终点用PH值自动检测仪监控。

在净液工艺上，沈阳冶炼厂和株洲冶炼厂均采用两段净液，但各具特点。沈阳冶炼厂以砷、铜为活化剂，实现了两段深度净液，电解液质量较好。株洲冶炼厂一次净液采用沸腾连续净化工艺，二次净液保留黄药除钻的作法，电解液质量也较好。净液后的过滤主要采用尼龙袋管式过滤机。

中国各湿法炼锌厂的锌电积普遍采用中酸中电流密度电积，采用高效率硅整流器整流供电，空气冷却塔集中冷却电解液。电流效率一般为90—91%。

中国炼锌技术与装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一定差距，主要是工艺流程还没有应用近年来在国际上已普遍采用的热酸浸出处理浸出渣工艺，其次是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比较差。

第二节 生产发展历程

新中国建立后，铅锌工业在薄弱的基础上，在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以比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八十年代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铅锌生产体系。

一、 建国初铅锌工业的迅速恢复

（一）东北地区铅锌生产的恢复。

东北地区铅锌矿山在一九四九年就生产出冶炼厂急需的精矿。一九五○到一九五二年，东北地区各铅锌矿已全面恢复生产，并通过部分改造和扩建，使生产能力超过了日伪时期的最好水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沈阳解放，人民政府立刻组织沈阳冶炼厂恢复生产，干部和工人打成一片，日夜奋战。一九四九年五月，铅系统全面恢复生产，当年产电铅2062吨，占全国产铅量的80.8%。一九五二年，电铅产量上升到7031吨，远远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最高年产水平。沈阳冶炼厂在恢复生产时，进行了湿法炼锌的试验。在此之前的一九四四年，日本人在沈阳冶炼厂建立了一个湿法炼锌试验场，进行了湿法炼锌试验，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湿法炼锌试验也未获得成功。一九四九年，在东北人民政府有色金属局副局长孙鸿儒的组织下，开始湿法炼锌的试验工作。负责这项工作的陈达、陈春台等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留下的破败不堪的湿法炼锌试验场上，一面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实验，解决锌粉生产、净液、电解存在的技术问题，一面组织工人清理现场，抢修旧设备，安装新设备。经过反复试验和试生产，终于在一九五○年五月生产出第一批电锌。从此，中国开始有了湿法炼锌生产。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锦西解放时，葫芦岛锌厂原建的8座竖罐蒸馏炉全被破坏，炼锌厂实际上已成为一片废墟。当时留用的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中国能恢复竖罐炼锌，工程师史成仁、马龙翔、王绩绪和全国劳模赵青等人凭着为中国人争气的决心和过去掌握的技术知识，以及收藏的历史资料，利用原来的8座竖罐残留材料，只用了35天，就完成了两座竖罐蒸馏炉的砌筑任务，同时解决了煤气发生炉、焦结炉及团矿压制等设备及工艺技术问题，一九五○年十月取得了竖罐炼锌试验成功，当年产锌79吨。到一九五四年六月，该厂8座蒸馏炉全部恢复生产，达到年产锌1万吨的生产能力，使当年日本人没有办到的事在中国工人阶级的手上变成了事实。

（二）南方铅锌生产的恢复。

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南方的铅锌矿点较多，但其中只有水口山矿务局规模较大，其余多为小型矿点。一九四九年十月，湖南衡阳解放，停产五年的水口山矿务局由人民政府接管后，立即着手恢复生产和重建、扩建工作。一九五一年在旧选矿厂厂址首先兴建了一座浮选厂，处理过去重选厂丢弃的废矿砂，以供冶炼生产急需。同年该矿务局接管长沙炼锌厂，建立了第一冶炼厂，当时生产能力为年产粗锌500吨。一九五二年又新建了一座横罐蒸馏炉，生产能力增加到年产粗锌1000吨。同年，水口山矿务局又新建了一座横罐蒸馏炼锌厂，即第四冶炼厂，设计能力为年产锌1500吨，于一九五二年八月竣工投产。水口山矿务局还接收了衡阳锌品厂，更名为第二冶炼厂，生产氧化锌。一九五一年长沙黑铅提炼厂也恢复生产，年产铅1500吨，并改名为水口山矿务局第三冶炼厂。这样，水口山矿务局在恢复时期，已经拥有两座炼锌厂、1座炼铅厂和1座氧化锌生产厂，为湖南成为中国重要的铅锌生产基地创造了条件。

一九五二年，中国主要铅锌厂矿基本恢复了生产并有所扩大，主要铅锌生产企业达15家，形成采选冶年综合生产能力铅1.2万吨，锌1万吨。当年实际产铅8900吨，达到了新中国建立前的历史最好年水平；锌8400吨，超过了新中国建立前的历史最好年水平。

二、五十年代铅锌工业初具规模

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到一九六○年，中国的铅锌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铅锌厂矿由10多家迅速发展到50多家，采选冶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初步形成了采选冶比较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一九六○年，形成年产铅锌15万吨的生产能力，其中电铅年生产能力10万吨，锌年生产能力5万吨。铅锌实际产量分别比一九五二年高出10倍和5倍。

（一）老企业改造。

一九五三至一九六○年的八年，充分挖掘铅锌老企业潜力，改造了一批老企业，取得了较好效果。

根据“一五”计划的要求，对沈阳冶炼厂铅系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和扩建。改造和扩建的设计工作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院和沈阳冶炼厂合作承担，陈达、任保英、周惕安等人任设计组组长，主要设计者有王善儒、黄其兴、徐广生、袁曙航、朱学文等人。全部改造与扩建工程从一九五三年开始，至一九五六年结束。改建后，铅冶炼物料运输实现了机械化，烧结、熔炼、电解都采用当时比较先进的设备，不但生产能力迅速提高，作业条件也有了明显的改观。一九五七年矿产电铅已达2.66万吨。一九五九年，矿产电铅达到4.21万吨，加上废铅回收，电铅总产量达5.11万吨，大大超过了3万吨的设计能力。锌的年生产能力经过3次扩建，于一九五六年达到1万吨以上。其他铅锌生产的技术经济指标均达到或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葫芦岛锌厂于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期间，在原有8座竖罐蒸馏炉的基础上，又新建了8座竖罐蒸馏炉，使蒸馏锌生产能力翻了一番，达到两万吨。一九六○年，罐体加长，又增加生产能力近20%。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期间，水口山矿务局第三、第一和第四冶炼厂都进行了改造，生产能力均有较大幅度提高。

（二）新厂矿的建设。

新中国建立后，在湖南、广东、广西等地都发现了铅锌矿，并先后在湖南桃林、黄沙坪、东波、广西泗顶、广东凡口等地建矿。一九五八年开始，先后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设计，第九冶金建设公司施工，建设了当代中国最大的铅锌冶炼厂——株洲冶炼厂。一九五九年，铅系统投产，当年产电铅4527吨。一九六○年电铅产量11005吨，粗铅产量1778吨。同时开始回收铋和金、银。一九六○年以后由于国民经济计划调整，该厂建设中途停顿，一九六四年恢复建设，一九六八年全部建成投产，以后，又经过扩建完成二期工程，达到年产15万吨铅锌的生产规模。

在株洲冶炼厂铅系统投产的同时，与其配套的湖南桃林铅锌矿和东波有色金属矿、广西泗顶铅锌矿等新建矿山也相继于一九六○年前部分建成投产。

（三）中小厂矿艰苦创业。

五十年代，中国一批中小铅锌厂矿在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创业，相继建成，为中国铅锌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云南澜沧铅矿是“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兴建的中型企业。一九五五年一月，澜沧铅矿仅有5座炼铅土炉。在土法生产的同时，筹建用现代化的烧结——鼓风炉熔炼工艺生产粗铅的冶炼厂。当时，利用会泽铅锌矿的闲置设备安装1座炼铅鼓风炉，并于一九五八年建成年产1万吨粗铅的新厂。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间，在新厂和老厂共新建4座鼓风炉，使一九五八年粗铅的实际产量达到27858吨，实现利润1496万元，为建厂投资的两倍。一九五九年，粗铅产量达到35158吨，占当年全国产量的35%。

云南省鸡街冶炼厂是于一九五八年兴建的，采用土法烧结——鼓风炉还原熔炼工艺，设计能力为年产5000吨粗铅。它是小型铅冶炼厂建设中，投资省、建设速度快的典型。

　　为调整有色金属工业的布局，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冶金部根据西南地区许多中小厂矿生产的大量粗铅不能精炼的实际情况，决定由以电解铜生产为主的昆明冶炼厂，采用火法工艺精炼粗铅，生产精铅。该厂只用25万元投资，安装了年产5000吨精铅的设备，于一九五六年初投产。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在该厂检查工作时，决定昆明冶炼厂停止电解铜的生产，把电解铜车间改为电解铅车间，用电解法代替火法工艺，生产国标一号电铅。一九五九年，昆明冶炼厂改造后的精铅生产能力为3.6万吨。一九六○年产电铅16775吨，精铅4847吨。昆明冶炼厂的改产，对推动西南地区铅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六、七十年代铅锌工业出现三次低潮

从一九六一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六年时间，中国铅锌生产时起时落，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曲折发展的阶段。

由于“二五”计划头三年受大跃进的影响及一九六○年国民经济产生的困难，从一九六一年开始，铅锌产量大幅度下降，当年全国铅锌产量分别为一九五九年铅、锌产量的36%和44%，其他技术经济指标也几乎全部降到“一五”计划初期的水平，铅锌工业进入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低潮时期。

一九六三年，铅锌工业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重点调整矿山的采掘剥比例和铅锌生产的采选冶比例。在对重点矿山进行整顿扩建的同时，着手规划建设了广东凡口、湖南黄沙坪、辽宁柴河和甘肃小铁山等铅锌矿，使三年调整后的铅锌采选能力已接近或超过了冶炼能力。在铅锌冶炼方面，通过老厂技术改造，使生产能力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调整后的铅锌工业，产量逐年增长。一九六六年全国铅锌产量不仅大大超过了调整前的一九六一年，而且接近一九五九年的历史最好水平。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刚刚复苏的铅锌工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铅锌产量连年下跌。一九六七年，全国铅、锌产量比一九六六年分别下降20.2%和24.9%。一九六八年，全国铅产量比一九六六年下降了39.7%，各种生产指标也几乎倒退到一九六三年调整初期的水平，铅锌生产出现第二次低潮。

七十年代初期，由于在调整时期开始投资新建、扩建的一批铅锌厂矿陆续建成投产，铅锌生产又出现了向前发展的势头。一九七三年，全国铅产量为14.07万吨，锌产量为17.31万吨，比历史最好水平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一九七四年中国的铅锌生产出现第三次低潮，当年全国铅、锌产量比一九七三年分别减少18.4%和29%。

二、 新时期铅锌工业走向振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铅锌工业进入了全面振兴的新时期。为了尽快缩小铅锌工业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中国制定了“积极发展铅锌”的方针和一系列有利于发展铅锌工业的政策。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铅锌工业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八十年代开始的“六五”计划期间，中国的铅锌产量以平均4.7%的速度逐年向上递增；一九八五年，全国铅锌产量合计为52.87万吨，其中铅为22.25万吨，锌为30.62万吨，分别为一九七六年的1.9倍和2.4倍。

（一）老企业焕发青春。

沈阳冶炼厂铅、锌系统围绕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增加经济效益等问题，继续进行技术改造。铅熔炼系统从一九七七年开始进行回收铅烧结烟气制酸试验，一九八一年获得成功，开创了中国铅烧结机烟气回收制酸的先例，年产硫酸可达2万吨，减轻了污染，增加了效益。这个厂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推行全面质量管理，电铅、电锌被评为国家优质产品，荣获金质奖。

葫芦岛锌厂通过全面整顿，生产和管理逐步走上正轨，在节能和余热利用、环境保护、综合利用及改革产品结构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锌的年产量始终稳定在6万吨以上。一九八五年，该厂为扩大锌的生产能力，分期进行技术改造，预计到八十年代末，锌的年产量将超过10万吨。

水口山矿务局的铅锌冶炼生产自六十年代形成年产粗铅1.2万吨、精锌0.85万吨的生产能力后，产量保持稳定。八十年代，新建电铅车间，还扩大了氧化锌的生产能力。

（二）新企业不断完善。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建成投产的企业中，一九七六年以前，多数没有达到设计生产能力。一九七六年以后，这些新的铅锌企业抓紧了生产和建设的完善工作，以最快速度相继达到或超过了设计指标，在中国铅锌工业的发展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韶关冶炼厂在一九七七年以前，始终处于试生产阶段。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年，该厂进行整顿，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除完成一些基建收尾和技术改造项目外，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一九八○至一九八二年，该厂以治理“三废”为重点，进行了技术改造。一九八二年，已经形成年产5万吨铅锌的生产能力，环境保护和综合利用工作有了很大发展。一九八三年，韶关冶炼厂开始了第二次三年改造，为形成年产铅锌7.5万吨生产能力，进而为实现年产10万吨生产能力创造条件。

株洲冶炼厂为达到设计生产能力，从一九七七年以后，组织填平补齐，开展技术革新，攻克生产关键，到一九七九年终于形成年产铅锌15万吨的生产能力。一九八三年，又通过改造，使电铅年生产能力增至6万吨，铅锌生产能力达到16万吨，生产品种发展到30多个，工艺流程和生产技术达到了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昆明冶炼厂于一九七九年又新建了一个电解系列，使电铅的年生产能力增加了22500吨。这样，昆明冶炼厂已成为具有年产电铅5万吨的生产能力，并能回收多种有价金属的综合性中型有色金属冶炼厂。

（三）新建企业前景可观。

中国西北地区铅锌资源丰富，一九七六年以后，加强了甘肃省南部山区的地质勘探工作，探明的铅锌储量大幅度增加，为建设西北铅锌生产基地提供了可靠依据。八十年代初，兰州有色冶金设计院进行了建设厂坝大型铅锌矿山的设计，并于一九八四年正式开工建设。

为了扩大西北地区的铅锌冶炼能力，一九八五年开始在甘肃省白银地区建设西北铅锌冶炼厂，设计规模为年产铅锌15万吨。

第三节 技术进步

一、铅锌冶炼技术进步

（一）铅冶炼技术进步。

中国的铅冶炼均采用火法流程，处理硫化铅精矿或氧化铅精矿。铅冶炼技术进步基本上是围绕流程中的烧结、熔炼、精炼三个主要工艺进行的。

1.烧结技术进步。从新中国建立到八十年代，中国的铅烧结工艺经历了烧结锅烧结，直线型吸风烧结机烧结，鼓风烧结机烧结，鼓风烧结机的大型化、现代化等发展阶段。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处理硫化铅精矿的冶炼厂，仅有沈阳冶炼厂和水口山矿务局第三冶炼厂。这两个厂生产规模不同，但工艺流程一样，都是采用烧结锅烧结焙烧产出烧结块。这种工艺，烧结能力小，作业时间长，且劳动强度大，作业条件差，污染严重。“一五”计划初期，沈阳冶炼厂于一九五七年建成两台有效面积为18平方米的直线型吸风烧结机，取代了烧结锅。这是中国首次采用烧结机烧结焙烧铅精矿，是中国炼铅技术上一个较大的进步。一九六○年建成投产的株洲冶炼厂铅烧结车间也安装一台吸风烧结机，规格与沈阳冶炼厂相似。直线型吸风烧结机的使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轻了劳动强度，改善了操作条件，在生产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烟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仍然较低，不能回收制取硫酸。

沈阳冶炼厂从一九六四年开始进行鼓风烧结试验，经一年时间的探索，于一九六五年获得成功。一九六六年，该厂将两台吸风烧结机改成鼓风烧结机，并于一九七三年将烧结机有效面积从18平方米扩大为20平方米。一九七一年，株洲冶炼厂也建成投产1台28平方米鼓风烧结机，使炼铅技术又前进了一步。鼓风烧结机投入使用后，显示了许多优点。例如单位面积处理能力比吸风烧结机提高2—3倍，可处理含铅品位较高的烧结料，烟气量减少，节约用电等。但是，烟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仍然未达到制酸要求。一九七五年以后，沈阳冶炼厂为提高烟气二氧化硫浓度而进行了一系列改造，终于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实现了鼓风烧结机部分烟气单独制酸。与此同时，烧结系统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一九七五年，在韶关冶炼厂安装了自行设计制作的110平方米大型鼓风烧结机。这种烧结机处理能力大，密封性好，结构先进，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高。沈阳冶炼厂于一九八二年开始建设1台70平方米的大型鼓风烧结机。烧结机的大型化和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结构的不断完善，标志着中国铅烧结工艺、设备正在迈向世界先进行列。

2.熔炼技术进步。新中国建立初期，沈阳冶炼厂和水口山矿务局第三冶炼厂在铅熔炼工艺中均采用半水套鼓风炉，澜沧铅矿、会泽铅锌矿等为处理中国西南地区高品位铅氧化矿，于五十年代也先后改成了半水套鼓风炉。

一九五六年，沈阳冶炼厂在扩建铅系统时，将半水套鼓风炉改为二节式全水套鼓风炉。此后，水口山矿务局、株洲冶炼厂、鸡街冶炼厂等也采用了全水套鼓风炉。

3.精炼技术进步。中国的粗铅精炼主要采用火法精炼与电解精炼相结合的工艺。粗铅在电解前需要脱铜并制成阳极。一九七四年以前，中国粗铅脱铜采用传统的铅精炼锅进行熔析，加硫除铜，所得浮渣再运往浮渣反射炉处理，分离铅和铜。这种方法存在间歇式作业、操作复杂、劳动强度大、污染环境等缺点。

为使粗铅脱铜工艺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一九六五年开始，沈阳冶炼厂进行连续脱铜的试验。工程技术人员于延海、申殿邦、高思忠等人经过努力，终于试验成功。十多年的生产实践证明，这种连续脱铜工艺具有简化工序，使操作过程连续化，并可处理成分复杂的原料等优点，在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方面有其突出的优越性。因此，连续脱铜工艺是对中国传统粗铅脱铜工艺的一次重大改革。

　　在铅电解精炼工艺方面，各炼铅厂都取得了很大的技术成就。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各炼铅厂均采用人工浇铸铅阳极，平板、排距、装槽和阴极制片等也均为人工操作。七十年代以来，昆明冶炼厂、沈阳冶炼厂、株洲冶炼厂等厂相继研制成功铅阳极圆盘浇铸机和生产联动线，实现了阳极浇铸、脱模、起板、平板、排距、装槽的机械化，大大地节约了人力，提高了效率，改善了环境，并稳定了阳极物理规格，为电解过程的优质高产创造了条件。昆明冶炼厂于一九七二年研制成功阴极连续浇片机，首先实现了阴极生产机械化。一九七八年，沈阳冶炼厂进一步研制成功阴极生产联动线，使阴极的生产和装入电解槽前的准备过程实现了连续化、机械化作业。一九八一年，株洲冶炼厂也装设了铅阴极生产线，并于一九八三年成功地用微电脑对阴极生产线进行自动控制，使阴极生产的操作水平提高到新的阶段。

沈阳冶炼厂还于一九七五年将周期反向电流电解工艺应用于铅电解生产，使电流效率稳定在较高水平上，并使电铅质量有明显提高。

（二）火法炼锌技术进步。

中国的火法炼锌工艺以竖罐炼锌为主，其次为鼓风炉炼锌，横罐炼锌产量甚少。新中国建立三十多年来，火法炼锌技术有了很大进步。

硫化锌精矿焙烧技术的进步是比较突出的。新中国建立初期，水口山矿务局第一冶炼厂采用反射炉焙烧硫化锌精矿。这种方法操作时间长，且需人工翻动精矿，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也不能保证产品质量。一九五三年，该厂将人工翻动的反射炉改为机械耙动的多膛炉和人工翻动的反射炉相结合的复式炉，提高了生产效率。一九六七年，水口山矿务局第四冶炼厂将复式炉中的反射炉部分改为短筒转窑，完全取消了人工翻动的笨重体力劳动。一九七一年，该局第一冶炼厂又取消了反射炉，使焙烧作业完全实现了机械化。

由于多膛炉焙烧仍属固定床焙烧，没有良好的气相与固相接触条件，使生产率的提高受到很大限制。同时，多膛炉的机械传动部分不能经受长期的高温侵蚀。因此，中国的火法炼锌企业从五十年代开始研究更加先进的焙烧方法。一九五三年，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沈华生工程师主持下，设计了第一台沸腾焙烧工业试验炉，在葫芦岛锌厂试验成功。葫芦岛锌厂温庆骧和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朱寿康合作，在工业炉上进行了锌精矿高温沸腾焙烧试验除镉铅获得成功。在此基础上，中国第一台锌精矿沸腾焙烧炉于一九五八年在葫芦岛锌厂建成投产，使中国的锌精矿焙烧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这项成果获得了一九六三年国家科委颁发的发明奖。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竖罐蒸馏炼锌技术取得了较大进展，成为较完善的炼锌方法。葫芦岛锌厂原有的炼锌竖罐，有效受热面积28平方米，每炉日产量3.6吨。经过逐步改造扩大，到七十年代初期，该厂在总结分析多年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创建了一种大型竖罐。这种竖罐有效受热面积达到100平方米，每炉日产量平均可达20吨，是当时国外大型竖罐生产能力的两倍。

竖罐炼锌最多只能生产三级和四级锌，满足不了用户的需要。一九五九年，中国引进波兰技术，在葫芦岛锌厂建成第一组粗锌精馏塔，使商品锌的品种系列化。水口山矿务局第四冶炼厂、韶关冶炼厂和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第三冶炼厂也相继建立了精馏炉。此后，粗锌精馏技术不断发展，设备进行了大型化改造，在某些方面已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行列。

鼓风炉炼锌技术，中国是在一九五八年开始研究的，并进行过多次试验，六十年代中期，引进了英国鼓风炉炼锌技术，建设了韶关冶炼厂。该厂在生产实践中不但掌握了这一技术，并根据自己的试验研究成果进行了许多技术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

（三）湿法炼锌技术进步。

湿法炼锌是新中国铅锌工业最主要的技术成就之一。

“一五”计划期间，沈阳冶炼厂进一步完善了湿法炼锌工艺流程。这一期间改革的主要项目有：试验用高压气流吹锌粉获得成功，强化了用锌粉除掉电解液中所含铜、镉等杂质的一次净液工序，提高了电锌质量；增加了用黄药除钴的二次净液工序，提高了电流效率，为提高电解的电流密度和电解液的酸度创造了条件；一九五七年，低酸低电流密度电解发展为中酸中电流密度电解，使生产能力在原有设备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66%；锌锭铸型采用反射炉化锌，机械铸锭，改善了劳动条件，并使该工序中锌的回收率提高了5%以上。在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先后建设了云南会泽铅锌矿和株洲冶炼厂的湿法炼锌系统。这两个系统采用许多新技术，使中国的湿法炼锌工艺迅速发展。会泽地区的氧化铅锌矿含铅锌低，含锗较高，处理困难。一九五八年，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与会泽铅锌矿合作开发以氧化铅锌矿为原料，综合生产铅、锌、锗的湿法炼锌新技术获得成功。株洲冶炼厂在锌焙砂的浸出工序，实现了连续浸出，使设备利用率比间断浸出提高了两倍。连续浸出为自动化作业创造了条件，采用PH仪自动检测，有效地调节浸出液的PH值。为使一次净化除铜镉操作连续化，在株洲冶炼厂设计中李织云通过试验，选择了沸腾层连续净化方案。沸腾层连续净化，有净化速度快、生产能力大、节约锌粉、减少工作量等优点。另外，株洲冶炼厂还采用低频感应电炉熔化析出锌。

为了降低锌电解液温度，沈阳冶炼厂于五十年代采用铅制蛇形管冷却器。这种间接冷却方法耗水量大，冷却效果差。株洲冶炼厂采用了喷射冷冻集中冷却电解液的方法，满足了生产的要求。

自一九七三年开始，沈阳冶炼厂、长沙矿冶所、中南矿冶学院和株洲冶炼厂等单位分别对七十年代初国外各湿法炼锌厂广泛采用的热酸浸出工艺和各种除铁先进方法做了研究。在八十年代初，长沙矿冶研究院、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与柳州市冶炼厂合作，进行热酸浸出、黄钾铁矾除铁工艺的工业生产，效果良好。一九七八年，江苏冶金研究所和温州冶炼厂合作，研究成功了热酸浸出喷淋除铁的新工艺。

沈阳冶炼厂于一九六九年将一次净液除铜镉，二次净液用黄药除钴工艺，改为一次用氧化砷（砒霜）做活化剂，用锌粉除钴，二次净液除残镉工艺，使溶液质量有明显提高。但由于氧化砷是剧毒化合物，因此于八十年代初试验用硫代锑酸钠取代氧化砷做活化剂。

在设备更新改造方面，七十年代以来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氧化锌真空输送，真空抽吸电解阳极泥，电解阴阳极的改进，电解液采用空气冷却塔集中冷却，析出锌熔铸操作的机械化等，对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改善环境，提高工作效率发挥了很大作用。

二、综合利用

（一）铅冶炼过程的综合利用。

中国铅精矿除含有铅、锌、硫等主要成分外，还含有铜、镉、银、铋、锡、锑、铊、铟等多种元素。在铅冶炼过程中，镉、铊、锌及部分铟富集在烧结与鼓风炉熔炼产生的烟尘或炉渣中，其他伴生元素则富集在粗铅产品中，在铅精炼过程中得到回收。

在铅冶炼过程中回收银是银生产的主要途径之一。沈阳冶炼厂于一九四九年恢复铅冶炼生产后不久，就开始从铅电解阳极泥中回收金银。株洲冶炼厂铅系统建设时，也把回收金银作为主要目标之一。一些炼铅厂为综合回收金银资源，提高经济效益，除回收铅精矿中含有的金银外，还在处理铅精矿的同时，处理部分金精矿、金块矿及其他含金银较高的物料，充分利用鼓风炉熔炼回收金银的优点，扩大了综合利用的范围。

中国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在沈阳冶炼厂从铅电解阳极泥中回收铋。王懋川主持试验，选择了湿法流程，于一九五三年获得成功，产出新中国第一批金属铋。株洲冶炼厂的铋工段于一九五九年投产，采用火法流程，生产品位较高的精铋，每年可生产铋80吨以上，冶炼回收率达97%以上。沈阳冶炼厂于一九六七年回收铋的流程改为火法后，铋的回收率也达到了92%。沈阳冶炼厂于一九五七年采用湿法流程处理阳极泥回收碲获得成功，株洲冶炼厂采用了同样流程。水口山矿务局是从铅鼓风炉熔炼的烟尘中回收碲的，并同时回收硒。此后，镉、铜、铊等也陆续得到了回收。

（二）火法炼锌过程的综合利用。

火法炼锌厂除了生产锌和主要回收硫外，还可综合回收铜、铅、镉、铟、锗、铊、汞、银等多种金属。

硫酸是火法炼锌工艺综合利用的主要产品之一。新中国建立初期，葫芦岛锌厂竖罐炼锌尚未恢复，只恢复了硫酸生产。随着竖罐炼锌成功，产量不断扩大，硫酸产量也随之增加。八十年代，硫酸的年生产能力已发展到18万吨以上，硫的回收率达到了92%以上。韶关冶炼厂鼓风炉炼铅锌，硫的回收率在86%以上。

在锌蒸馏过程中有部分铟进入粗锌，粗锌精馏时铟富集在回流物中，熔析产出高铟铅。水口山矿务局采用湿法流程处理高铟铅，生产出金属铟。葫芦岛锌厂是从焦结炉排出的烟尘中回收铟，并同时回收镉。

为了减轻汞对硫酸的污染，韶关冶炼厂和葫芦岛锌厂对进入制酸系统的烟气进行脱汞。韶关冶炼厂与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等单位研究成功的采用碘络合一电解法回收汞新工艺，使产出精制汞的品位为99.99%，年产汞5吨以上。锗、金、银在火法炼锌过程中也部分得到了回收。

（三）湿法炼锌过程的综合利用。

镉是湿法炼锌过程综合利用的主要产品之一。一九五三年，沈阳冶炼厂便从锌净液工序产出的铜镉渣中回收了金属镉和铜。株洲冶炼厂锌系统投产后，也很快回收了镉。

株洲冶炼厂采用黄药除钴，产出一种黄酸钴渣，含有钴、镉、铜及其他元素。该厂利用这种钴渣生产氧化钴，于一九七四年正式投入生产。

湿法炼锌过程综合回收铟是沈阳冶炼厂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一九六六年，株洲冶炼厂开始试生产铟。一九七六年，该厂与长沙矿冶研究所合作，进行了全萃取法综合回收铟、锗、镓的试验，于一九七八年开始工业生产。

　　由于湿法炼锌工艺本身就为资源的综合利用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湿法炼锌厂综合利用水平都比较高，锌精矿中伴生的十几种主要元素基本都得到了利用，大大增加了经济效益。

三、节能与余热利用

（一）铅锌冶炼过程节能。

六十年代中期，沈阳冶炼厂为降低焦炭消耗，改革了铅鼓风炉熔炼制度，采用新的操作方法，在不投资改造设备的条件下，使生产每吨粗铅的焦炭消耗由350公斤降到300公斤以下，节约焦炭15%左右。此后，株洲冶炼厂和水口山矿务局第三冶炼厂缩小鼓风炉风口直径，增加风口个数，既强化了生产，也达到了降低焦炭消耗的目的。

七十年代以前，中国铅鼓风炉普遍采用水套冷却，既浪费水，又大量消耗焦炭。一九七○年，水口山矿务局第三冶炼厂首先把鼓风炉水套由水冷却改为汽化水套冷却，接着，其他各炼铅厂家也相继实现了鼓风炉汽化水套冷却。这一改革一般节约用水80—88%，焦炭消耗降低10%左右，产出的低压蒸汽还可用于生产和生活。沈阳冶炼厂于一九八二年对鼓风炉水套进行毡覆盖保温，进一步减少了热损失，并增加了汽化水套的产汽量。另外，沈阳冶炼厂于一九七九年实现了鼓风炉冲渣水闭路循环，每年节水45万吨，并为回收冲渣水余热利用创造了条件。

为了降低粗铅精炼过程的能耗，一九七八年，昆明冶炼厂改粗铅两段脱铜为一段脱铜，使粉煤消耗降低40%；沈阳冶炼厂连续脱铜工艺，减掉粗铅重熔作业，大大降低了燃料的消耗。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各铅电解均采用了可控硅整流器，提高了效率，节电效果明显。仅株洲冶炼厂，此项设备更新年节电就达100多万度。

湿法炼锌节能重点是降低电解耗电量。各湿法炼锌厂家努力提高电解液质量。沈阳冶炼厂实现了氧化砷深度净液，株洲冶炼厂采用沸腾净液新工艺，使电解新液杂质含量下降，提高电流效率1—2%。

缩小电解阴阳极间距，使电解在高酸、高温、中电流密度条件下进行，是湿法炼锌节电的重要途径。株洲冶炼厂采用上述工艺后，使锌电解电流效率达到了89—90%。

（二）铅锌冶炼过程余热利用。

回收高温烟气余热的主要途径是安装余热锅炉生产蒸汽。在这方面，葫芦岛锌厂在锌精矿沸腾焙烧炉和竖罐蒸馏炉上安装了余热锅炉；一九七七年又在焦结炉尾部建成了余热发电锅炉。一九八二年，水口山矿务局第一冶炼厂回收锌沸腾焙烧炉烟气余热，安装发电余热锅炉，建起了一座余热发电站。一九八一年，沈阳冶炼厂在两台锌挥发窑窑尾各建了一座排管式余热锅炉。一九八二年株洲冶炼厂在挥发窑尾建成一台中压锅炉，会泽铅锌矿在烟化炉尾投产运行了余热锅炉。铅锌冶炼企业的这些措施，不但有效地利用了余热，节约了能源，增加了经济效益，而且改善了工业生产环境，促进了企业的文明管理。

第十四章　镍钴工业

第一节 概述

镍和钴都是银白色磁性金属，具有抗腐蚀、不易氧化、耐高温、强度高、延展性好等性能，广泛地用于冶金、化工、石油、建筑、机器制造、仪表仪器以及航天、航海等领域。

镍大量用于制造各种不锈钢、软磁合金和合金结构钢；镍与铬、铜、铝、钴等元素可组成各种耐酸、耐高温非铁基合金、镍基合金、镍铬基合金，用于制造喷气涡轮、电阻、电热元件、电工器材、高温设备结构件等；镍粉用作化学反应加氢催化剂；镍镀层既光亮美观，又防锈耐蚀。

含钴合金在900—1000℃时仍具有很高的强度和抗蠕变性能，多用于制作喷气发动机的耐高温部件。钴能提高铁基、铝镍基和稀土金属合金的磁饱和强度与居里点（磁性消失温度），使其具有高矫顽力，是电气工业中优良的磁性材料。钴钨合金因具有很高的强度，是制造高级工具的重要材料。钴在石油化工工业中用作催化剂。氧化钴是陶瓷制品的脱色剂和颜料。钴的有机化合物在油漆中用作催干剂。钴的同位素是γ射线源，用于物理、化学、生物研究和医疗方面。

鉴于镍、钴在军事工业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一直被列为重要的战略金属。

中国的镍矿资源80%以上属于硫化矿，氧化矿约占20%，主要分布在甘肃、吉林、四川、云南、新疆等地。根据目前各国公布的镍储量看，中国镍的保有储量仅次于新喀里多尼亚、古巴、加拿大、苏联、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世界上占有一定地位。甘肃的金川铜镍硫化矿床，含有镍、铜、钴、铂族金属，其镍储量占全国储量70%左右。

中国钴的地质资源丰富，但贫矿多，富矿少，主要是以伴生元素的形态赋存于其他矿物中。伴生于硫化铜镍矿中的钴主要分布在甘肃、吉林、四川等地；与铁、铜矿伴生的钴分布在四川、山西、河南、广东、安徽、湖北等地；云南、江西、广东等地有少量的钴土矿。

金川镍矿位于中国甘肃省金昌市。一九五八年上半年，甘肃省煤炭工业局145煤田地质队在该地进行地质调查时，首次发现了超基性岩体和含铜的矿化带。同年十月，甘肃祁连山地质队根据145煤田地质队采集的矿物标本，两个队又共同进行了现场考察，发现了古人遗留下来的矿渣。一九五九年二月，祁连山地质队开始钻探普查，从而确定了金川镍矿是一个大型的硫化铜镍矿床。矿区全长6.5公里，宽520米，自西向东分为三、一、二、四矿区。矿石平均含镍1.53%、含铜1.05%，伴生的有价元素有钴、金、银、铂、钯、铱、铑、锇、钌、硒、碲、硫、铬等。金川镍矿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大镍矿。此外，还有磐石、会理、墨江等中小型矿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没有一家生产金属镍、钴的工厂，仅在江西、广东等地有些生产氧化钴粉的简陋作坊。

中国镍钴工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经过三十多年的生产建设，已形成比较完整的镍钴工业体系。截至一九八五年，已建成投产的镍钴厂矿约有30余家，分布在辽宁、四川、甘肃、江西、吉林、福建等17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拥有采矿、选矿、冶炼的联合企业有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吉林镍业公司、四川会理镍矿；进行镍钴冶炼或精炼的冶炼厂有四川成都电冶厂、四川重庆冶炼厂、江西赣州钴冶炼厂、云南羊街钴冶炼厂、广东潮州冶炼厂、河南信阳冶炼厂等；属于综合回收生产镍钴的单位有株洲冶炼厂、沈阳冶炼厂、葫芦岛锌厂钴车间、南京钢厂钴车间、上海冶炼厂等；属于再生金属回收的有江苏镇江冶炼厂、福州冶炼厂等。镍、钴产品有电解镍、电解钴、镍扣、镍盐、精制氧化钴、工业氧化钴、硫酸钴、萘酸钴等10余种。

第二节 镍生产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镍工业也在百业俱兴的大好形势下，踏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镍产量的发展情况见图。

一、从铜电解液中提取镍

中国镍工业起步于一九五三年。五十年代初，上海冶炼厂成功地用直火蒸发法从铜电解液中制得粗硫酸镍，接着又进行了从粗硫酸镍中提取金属镍的试验研究。当时，重工业部对此非常重视，由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指令上海冶炼厂加快由铜电解净液副产粗硫酸镍提取镍的试验工作，要求一九五四年试验成功。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与关怀下，经过试验人员共同努力，按期完成了试验。一九五四年产出四号电解镍，从而揭开了中国电解镍生产的序幕。一九五五年四月开始试验性生产，同年十月进一步改进了工艺流程，使直接回收率由原来的50%提高到60%以上，一九五五年共生产出四号电解镍16吨。一九五六年正式投产后，年产量达到50余吨，以后逐年有所增长。

五十年代中期，重庆冶炼厂主要处理杂铜生产电解铜。在杂铜冶炼过程中，镍、锡、铅、锑等有价金属富集到转炉渣中，转炉渣再经处理炼成黑铜。一九五七年重庆冶炼厂进行了从黑铜中提取电解镍的试验。当年共处理黑铜240吨，获得粗镍11吨，再经电解精炼产出电解镍。一九五八年产出电解镍18吨。同年，该厂还以粗镍为原料，用盐酸溶解，净化清除杂质，不溶阳极电解法产出含镍99.99%的高纯电解镍。

二、进口原料生产电解镍

为满足国家对镍、钴产品的需要，中国一方面积极开展镍钴资源的勘探工作，同时进口镍、钴原料，生产镍、钴产品。

一九五八年，上海冶炼厂开始从古巴进口烧结氧化镍，生产特号镍的阴极镍。一九六一年建成镍电解车间，初期规模为年产电解镍400吨，后经不断扩大，到一九七三年达到生产电解镍2500吨的生产能力。

与此同时，沈阳冶炼厂、天津电解铜厂也都先后接受了用古巴进口的烧结氧化镍生产电解镍的任务，而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沈阳冶炼厂的镍生产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五年国家停止进口氧化镍为止。

三、开发国内镍矿资源生产电解镍

（一）第一次尝试。

一九五八年，冶金工业部决定沈阳冶炼厂以辽宁省清原镍矿的铜镍精矿和河北杏山的镍块矿为原料，新建一个年产电解镍为100吨的试验车间。由于设备不配套，原料不足，试验中止。一九六○年，沈阳冶炼厂镍试验车间改用金川铜镍块矿恢复试验，并同时处理陕西商南镍矿所产的高冰镍。

一九六一年，硫化镍电解精炼试验成功，产出二号和三号电解镍。同年下半年开始，将年产电解镍100吨的试验车间扩建为500吨的生产车间。

（二）会理镍矿和成都电冶厂的建设。

新中国镍工业的蓬勃发展是从开发四川会理镍矿开始的。会理镍矿经四川地质队勘探后于一九五七年提出正式勘探报告，一九五八年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设计，矿山日出矿500吨。选矿后得到含镍3.5%、铜1.86%的硫化铜镍精矿。

一九五八年一月冶金工业部批准会理镍矿建设与采选能力相适应的熔炼厂，同年三月，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完成全部施工图设计，四月开始熔炼厂基本建设。

会理铜镍精矿含硫低、含氧化镁高，应以采用电炉熔炼为宜，但当地电力供应困难，为加快会理镍矿建设，设计采用了鼓风炉熔炼。从一九五八年起，熔炼厂经历了土法堆烧、小鼓风炉熔炼等一系列试生产。广大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不怕烟熏火燎，日夜苦干，终于在一九五九年投入生产，当年产出高冰镍17.86吨。

高冰镍精炼成电解镍需要较多的能源和化工原料，而会理镍矿不具备这方面条件。一九五七年，冶金工业部决定将精炼厂址定在成都。成都电冶厂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设计，采用比较先进的高冰镍磨浮法分离铜镍、硫化镍精矿焙烧、电炉还原熔炼的粗镍电解精炼工艺流程，生产能力为年产电解镍1200吨。

一九六○年，在会理镍矿产出高冰镍、成都电冶厂建设又未完全竣工的情况下，为满足国家对镍的急需，成都电冶厂曾进行过高冰镍直接电解精炼的试生产。由于高冰镍阳极中铜等杂质含量高，给电解和净化操作造成极大困难，产品质量达不到要求，金属损失大，原材料消耗也多。到一九六二年为止，共产出电解镍196.34吨，质量仅达到三号电解镍水平。为此，一九六三年成都电冶厂和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组成联合工作组，开始了硫化镍直接电解精炼的工业试验。至一九六三年十月，工业试验共生产出二号电解镍111.9吨。镍冶炼直接回收率也由过去的73%提高到80%以上。其他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均有改善，企业也全面扭亏为盈。为了继续提高电解镍质量，一九六四年该厂在试生产中又将一次分层熔炼的底层，再进行二次分层熔炼，大大地提高了硫化镍阳极质量（镍70%、铜5%）。同年五月产出一号电解镍，十二月产出特号电解镍，使中国以国产原料提镍的技术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就硫化镍直接电解精炼技术而言，已大大缩短了与世界硫化镍电解精炼技术的差距。成都电冶厂总工程师罗材银在这项工作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会理镍矿、成都电冶厂开发了中国第一个镍矿资源。成都电冶厂建厂于五十年代末，其后，又进行了多次设备更新和改造，装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会理镍矿基本上消除了建矿初期的手工操作，生产能力也在不断扩大，七十年代初，年产高冰镍1200吨以上。建矿初期的一九六二年，镍熔炼回收率为62.65%，一九七六年达到90%，一九八三年达到90.87%；鼓风炉焦率，一九六二年为16.74%，一九八三年降至14.7%；鼓风炉渣含镍，一九六二年为0.376%，一九七六年为0.215%，一九八三年降至0.157%，接近国外鼓风炉炼镍的较好指标。

（三）磐石镍矿——中型采选冶联合企业的建设。

一九五九年四月在吉林省磐石县红旗岭发现铜镍硫化矿露头，一九六○年六月开始了磐石镍矿建设。广大职工以无比高涨的热情，在偏僻的荒山野岭，头顶蓝天，脚踏荒原，为摆脱中国镍钴工业的落后面貌进行了艰苦的劳动，建成了磐石镍矿。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在该矿区又发现富家矿岩体，使磐石镍矿步入建设新阶段。

一九六○年开始建设日处理量为50吨的选矿厂，其后，随着矿山生产能力的增加，选矿厂不断扩大，从日处理矿石50吨扩大到100吨、300吨、500吨，一九七九年建成日处理1500吨矿石的选矿厂，达到与矿山生产能力相适应。

根据当时中国镍精炼能力大于采、选能力的情况，冶金工业部决定，磐石镍矿冶炼厂只建熔炼系统，不建精炼系统。一九六九年熔炼厂开始基建施工，一九七三年基本建成，年生产能力为2625吨高冰镍含镍。一九七四年陆续交工验收，一九七九年九月熔炼厂全面投产，从而形成了中国从矿山开采、选矿、熔炼的中型镍联合企业。

磐石镍矿的矿石含氧化镁高，选用电炉熔炼。在设计熔矿电炉时，充分吸取了国内同类企业的经验，对炉底的砌筑、耐火材料选择、炉体钢结构、二次供电线路和电极密封作了改进，因而做到了一次投产成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磐石镍矿通过企业改革，主要生产厂矿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几年来，镍矿产值年递增约5%，而利润递增15%。

（四）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中国最大的镍基地。

一九五八年春在甘肃省永昌县发现了金川镍矿，并确认为大型硫化镍铜矿床后，一九五九年冬，冶金工业部决定开发金川镍矿资源。

金川镍矿地处河西走廊的戈壁沙漠边缘。建设初期，矿区是个寸草不生的浩翰戈壁，用水冬季靠化冰雪、夏季靠吃“捞池”水，粮食供应不足，肉食蔬菜奇缺，工作环境与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以杨激中、史源为首的公司领导者，坚持与广大职工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克服了极大的困难，坚持金川镍矿的建设。

一九六一年二月，冶金工业部批复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确定生产规模为年产电解镍1万吨，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负责设计。

一九六三年四月，冶金工业部为了加快金川镍矿建设，决定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内的基本建设队伍独立出来，组成第八冶金建设公司，由杨激中任经理，负责金川镍矿的施工建设，同时，调冶金工业部设计司司长田汝孚任中共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委员会书记，设备司副司长鲍鸿光任经理。

一九六四年，金川镍基地的科研、设计、施工全面展开。为了加强领导，统一指挥，协调科研、设计、施工、生产之间的全面工作，冶金工业部决定成立金川建设指挥部，由部办公厅主任邱纯甫任总指挥，田汝孚、鲍鸿光、杨激中、史源、江风任副总指挥。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由副院长江风带领科研设计人员100余人来到金川现场。成立了三○五设计队，由江风兼任大队长、教导员。他们和金川的广大职工一起，日以继夜地在“干打垒”的办公室里完成了1万吨镍厂的施工图设计。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喇华、顾凌霄、郑汝贵、陈楚材、马捷武、孙玉庭、朱学文、陈洪业、陈仁宪等为建设金川镍矿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六三年十月，一矿区小露天矿建成出矿。一九六四年春，年产3000吨金属镍的高冰镍熔炼系统（第一熔炼厂）建成。同年，一矿区露天矿大爆破成功，三次爆破共用炸药1617吨，爆破松动岩石达210万立方米。

一九六六年初，冶金工业部成立了西北建设指挥部，刘学新任总指挥，加强了对金川建设的领导。

一九六六年，龙首矿、露天矿、选矿厂、第二冶炼厂相继建成投产，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初步具备了年产1万吨电解镍的生产能力。这一联合企业的建设，从科研、设计、设备供应、建筑安装，一直到开工生产，完全是依靠中国自己的技术人员、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搞起来的，这是中国镍钴工业建设史上的光辉一页。但是，十年内乱给金川镍矿建设造成巨大损失。具有1万吨电解镍能力的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电解镍产量一直徘徊在5000—7000吨之间。矿山采掘失调，冶炼产品质量下降。一九七六年十月，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在进行填平补齐项目建设的同时，扩建到2万吨规模的续建工程也相应展开。

一九七八年二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金川被列为全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大基地之一。同年，冶金工业部、中共甘肃省委任命王文海为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经理。一九七八年八月五日至八日，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视察了金川，并主持了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会议邀请了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共同讨论开发金川资源的科研课题，制订规划，开展研究。自一九七八年至今，金川资源综合利用会每年召开一次，大大地促进了科研工作的进行，也有力地推动了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生产和建设的发展。

一九八三年，一大批中青年科技人员进入了公司各级领导班子，为企业增添了生机和活力。在当年的金川资源综合利用会议上，金川有色金属公司提出“三年三大步”的宏伟目标。一九八三年迈出了第一步，实现了电解镍产量1万吨。一九八四年，生产持续发展，年产电解镍达到1.5万吨，迈出了第二步。一九八五年年产电解镍达到2万吨，铜、钴、铂族金属产量，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以及利税都有明显增长，实现了“三年三大步”的目标。

由于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年产2万吨电解镍，极大地改善了中国镍的供应状况，改善了以往主要依靠进口镍的局面，自给率明显提高。昔日荒僻的龙首山下，随着金川镍矿的建设而繁荣起来，中国的镍都——金昌市，象一颗绚丽多彩的明珠，镶嵌在丝绸之路上，发出耀人的光彩。

第三节　钴生产的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钴工业和镍工业一样，也得到迅速发展。三十多年来，已建成一批钴生产企业，钴的冶炼技术有明显进步，钴的产品品种也从单一的工业氧化钴粉，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一九八五年已能生产各种牌号的电解钴、金属钴粉、精制氧化钴粉、各种钴盐等。中国钴工业的发展经历了初创和发展两个时期。

一、初创时期（五十年代）

中国钴土矿的开发较早。一九五二年，江西省南昌市五金矿业公司曾用简易鼓风炉还原熔炼钴土矿产出钴铁，送往上海三英电冶厂处理；广东梅县也用同样工艺熔炼出钴铁，送潮州冶炼厂处理，产出工业氧化钴粉。钴土矿资源分散，数量很少，不能满足国家对钴产品的需要。

一九五四年，沈阳冶炼厂以湿法炼锌钴渣为原料产出首批电解钴，拉开了中国电解钴生产的序幕。该厂以钴渣为原料，通过还原溶解、氧化沉钴产出含钴30—40%的氢氧化钴，然后再经干燥、焙烧、电炉还原，熔炼成粗金属钴，最后用电解精炼法得到电解钴。

五十年代，全国钴产量很低，无法满足各行各业对钴的需要，缺口很大，供需矛盾极为尖锐。

二、发展时期（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一）从砷钴矿中提取钴。

国家为了缓解钴的供需矛盾，在大力开发国内资源的同时，一九六○年起从摩洛哥进口砷钴矿，并决定在赣州钴冶炼厂处理。

砷钴矿含钴12%，含砷高达55%。如何处理这种砷钴矿，在冶炼技术上是一个难题。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江西冶金研究所、赣州钴冶炼厂等单位做了大量试验研究工作，最后决定，结合赣州钴冶炼厂现有设备条件，采用火法——湿法联合提取钴的工艺流程，获得了成功。

赣州钴冶炼厂自建厂以来共产出金属钴2300吨、氧化钴粉2600吨、钴盐60吨，还综合回收三氧化二砷近3万吨。砷钴矿的进口，使中国钴产量有明显增长，对缓解钴的供需矛盾起了重要作用。此外，赣州钴冶炼厂对砷的回收和精制，以及砷害防治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从炼镍副产物——钴渣中提取钴。

从炼镍副产物——钴渣中提取钴是从六十年代初开始进行的。上海冶炼厂从处理古巴进口的烧结氧化镍时产出的钴渣中提取钴，用盐酸溶解，仲辛醇溶剂萃取除铁，N—235溶剂萃取分离钴镍，净化后溶液用电解沉积法产出电解钴。这个时期，沈阳冶炼厂、天津电解铜厂也以类似工艺从处理烧结氧化镍产出的钴渣中生产电解钴。

重庆冶炼厂在处理会理镍矿产出的高冰镍的同时，也开展了从镍净化钴渣中提钴的试验研究工作。一九六○年产出少量金属钴粉；一九六二年采用不溶阳极电解法产出含钴97%的电解钴；一九六三年电解钴的质量有所提高，含钴量达99.4%。一九六四年改用可溶性阳极电解精炼工艺，生产出一号电解钴。

成都电冶厂钴车间投产于一九六六年，也是处理炼镍过程中产出的钴渣，生产二号电解钴。一九七○年改用N—235溶剂萃取分离钴镍、离子交换深度净化、不溶阳极电解沉积新工艺，生产出一号电解钴。

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的钴产量随着电解镍产量的增加而增加，八十年代已成为重要的钴产地之一。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副产品中有两种含钴原料，即镍电解净化钴渣和转炉渣。镍电解净化钴渣用来生产2号钴和精制氧化钴粉；从转炉渣中提取钴，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研究，八十年代初取得了成功。

（三）从钴硫精矿中提取钴。

中国含钴的铜、铁矿资源丰富，选矿后可产出一种含钴黄铁矿精矿，也称钴硫精矿，是中国主要钴资源之一。钴硫精矿一般含钴0.25—0.43%，含硫26—37%，还含有镍、铜等有价金属。它既是制取硫酸的原料，也是综合利用提取钴、铜等有价金属的原料。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中国陆续建立起一批处理钴硫精矿的工厂。

葫芦岛锌厂钴车间是中国第一个处理钴硫精矿的工厂。一九六四年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设计负责人袁曙航带领设计人员与工厂技术人员在现场开展试验与设计工作。一九六七年开工建设，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建成投入试生产。由于工厂有质量较高的锌焙烧烟气与钴硫精矿硫酸化烟气合并，因而在烟气制酸上没有遇到很多问题，而在湿法提钴上遇到了严重困难，直至一九六七年才生产电解钴，其后，对原有工艺流程进行了较大改进。葫芦岛锌厂钴车间是中国首先将脂肪酸溶剂萃取应用于工业实践的工厂，经十几年的应用，证明技术可行，操作简便，能大幅度地降低钴生产成本，经济效益显著。

南京钢铁厂钴车间原为综合利用黄铁矿烧渣的中温氯化焙烧中间试验车间。一九六六年八月，在试验车间2.5平方米的沸腾炉内用钴硫精矿进行了中温氯化焙烧试验。试验结束后，为了利用试验车间设施，冶金工业部决定将原试验车间改建为钴硫精矿烧渣回收钴的生产车间。一九六八年初，由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设计，一九六九年四月开始建设，一九七○年九月建成投产，具有生产含钴50吨氧化钴的生产能力，同时产电解镍10吨、电解铜100吨、亚硫酸钠1000吨。

以钴硫精矿为原料生产钴的工厂还有湖北省光化磷肥厂，山东省淄博钴厂等。

第四节　技术进步

中国十分重视发展镍钴工业，特别是在金川镍矿被列为全国三大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之一以后，科研工作迅速发展，科研成果不断涌现。自一九七八年以来，国家科委、冶金工业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甘肃省人民政府，先后组织全国40多个科研、设计、大专院校、生产建设单位参加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的科研工作，采用了“大力协同、联合攻关、一抓到底、锲而不舍”的工作方法，八年来先后开展的科研专题247个，完成169个，其中79个专题通过技术鉴定或评议，多项成果荣获甘肃省、冶金工业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国家科委等颁发的科技成果奖，已有一大批科研成果应用于工业生产，产生经济效益达2.5亿多元，相当于科研费用的6倍以上。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生产建设的发展，也为中国镍钴工业的技术进步作出了贡献。（在镍钴工业的技术进步中，采选的技术进步见采矿、选矿两章，本章只论述冶炼技术进步。）

一、镍冶炼技术进步

金川镍矿一矿区的矿石含氧化镁高，经选矿、回转窑焙烧后，产出的焙砂含氧化镁高达18—20%。这种高镁质精矿需要高温才能将其熔化，因此设计时采用电炉熔炼工艺。熔矿电炉自一九六八年投产以来，连年超额完成任务，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不断完善。但是，由于熔矿电炉熔炼高镁质硫化铜镍矿国内还是首次应用，工艺还存在许多缺点，如电极密封不良、烟害大、粉尘多、炉顶变形严重、漏炉事故频繁、负荷利用率低、劳动条件差等。七十年代中期，针对这些问题，分析研究了国内外熔矿电炉资料。在大量科学试验的基础上，对矿热电炉的电极密封、炉顶及炉底砌筑形式、炉体钢结构以及供电系统进行了重大的改造，从而大大地改善了电炉生产状况，使事故减少，负荷率上升，消耗指标下降，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这一技术改进应用于金川三号电炉的改造后，使三号电炉投产后的生产作业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后来，在磐石镍矿建设过程中，吸取了金川镍矿改造熔矿电炉的经验，做到了一次投产成功。

镍精炼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会理镍矿投产初期，转炉吹炼产出的高冰镍采用分层熔炼法进行铜镍分离，这是一种古老的工艺，具有分离不彻底，直接回收率低，成本高等缺点。六十年代初，分层熔炼法被高冰镍细磨浮选分离法取代，这是铜镍分离技术的重大技术进步。中国在六十年代初掌握了这一技术，并用于镍厂建设。它与硫化镍直接电解精炼相结合，具有简化工艺流程的优点。

硫化镍阳极直接电解精炼工艺是中国采用的主要精炼工艺，应用二十多年来，在电解液组成、阳极液净化、隔膜袋材料选择、种板材质和电解技术条件等都有较大的改进。成都电冶厂试验成功了硫酸盐和氯化物混合电解液，对改善电解镍表面物理状态，提高电流效率起了重要作用。在阳极液净化方面，将三段净液改为两段净液，简化了流程，并应用离子交换技术深度净化除杂质，降低了酸碱消耗，减少了金属损失，提高了产品质量。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冶炼厂采用高PH值电解液和高电流密度电解技术，发展了硫化镍直接电解精炼工艺。在不增加设备的条件下，可将产量提高30—40%，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二、钴冶炼技术进步

中国钴冶炼技术的发展与科学试验密切相关，钴工业的发展依赖于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中国钴矿资源分散、品位低、矿物性质复杂，要求有各种不同的工艺流程，才能适应这种资源特点。三十多年来，钴冶炼工艺得到不断改进，使钴资源不仅得到合理利用，并且提高了钴的冶炼回收率和产品质量。

五十年代初，钴土矿主要用于作为生产工业氧化钴粉的原料，其工艺是将钴土矿用鼓风炉还原熔炼成钴铁，然后再用湿法冶金方法制成工业氧化钴粉。一九六○年，赣州钴冶炼厂在处理钴土矿时，使用电弧炉代替鼓风炉还原熔炼，钴的回收率由原来的55%提高到80%。云南省羊街冶炼厂处理易门老厂产的钴土矿，采用全湿法冶金工艺流程，产品为一号电解钴或精制氧化钴粉。钴硫精矿冶炼工艺上的改进主要是用脂肪酸溶剂萃取除铜铁代替硫化钠化学沉淀法。这项改进不仅减少了药剂消耗，防止了有害气体扩散，改善了操作条件，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使生产过程实现了连续化，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提高了金属回收率。

南京钢铁厂钴车间投产于一九六九年，采用葫芦岛锌厂钴车间脂肪酸萃取分离除铜铁的技术。一九七四年，该厂在工艺上又有所改进，采用P—204溶剂萃取分离锰代替漂水脱锰和P—204溶剂萃取分离镍钴，提高了溶剂萃取分离技术。

赣州钴冶炼厂处理进口砷钴矿的初期，溶液净化工艺采用化学沉淀法，工序多、周期长、回收率低、砷害严重，产品质量差。后来该厂进行了技术改造，采用P—204溶剂萃取除杂质、P—204溶剂萃取分离镍钴的方法，产出了精制氧化钴粉，使钴的回收率提高到94%以上，生产成本下降，有效地解决了砷的危害，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镍电解精炼时阳极液净化产出的钴渣是中国主要钴资源之一。一九七○年后，从钴渣生产电解钴的工艺有所改进，如成都电冶厂使用溶剂萃取和离子交换相结合的方法代替原来的两段氯气净化沉钴旧工艺，大大地提高了产品质量。此外，成都电冶厂还用镀钌钛阳极代替石墨阳极，降低了槽电压；在钴电解槽上装置氯气吸收装置，改善了电解车间的环境。成都电冶厂的这些改进，使钴电解精炼技术达到一个新水平。

三、综合利用

中国大多数镍矿是以镍为主的多金属共生硫化镍矿床，资源综合回收利用的价值很高。镍钴生产企业对共生有价元素的回收十分重视，对回收伴生元素的工艺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例如，成都电冶厂在生产电镍的同时，很注重低含量有价金属的回收，生产出金、银、铂等。该厂还利用鼓风炉的低浓度二氧化硫烟气制取了亚硫酸铵。潮州钴冶炼厂、镇江冶炼厂、葫芦岛锌厂钴车间等都是以生产钴为主的企业，原料中带入的镍也以结晶硫酸镍等化工产品的形式进行了回收。南京钢铁厂钴车间是以钴硫精矿为原料提取钴的企业，原料中的铜以电解铜形式回收，焙砂渗浸出有价元素后作为炼铁原料，焙烧中产出大量低浓度二氧化硫，经过碱液吸收后，每年可以产出亚硫酸钠2000吨。赣州钴冶炼厂利用烟气中所含的三氧化二砷生产白砷，既增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又化害为利。

中国大多数铜镍硫化矿都共生有贵金属，金川镍矿的镍矿石含铂、钯等贵金属，是中国主要铂族金属资源。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一九八五年在生产电解镍两万吨的同时，生产电解铜4400吨，钴115吨（折合为金属钴量），回收铂族金属295公斤，金60.95公斤。金川有色金属公司投产初期，是采用从镍电解精炼的阳极泥中回收贵金属。该工艺流程工序繁多，生产周期长，贵金属回收率低。为了提高金川资源中贵金属的综合利用水平，一九七三年，昆明贵金属研究所、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共同合作，开展了提取贵金属的新工艺研究。新工艺为全湿法冶金流程。新工艺流程简短，药剂消耗少，贵金属回收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金川有色金属公司按新工艺建设的贵金属车间，生产两年多来，取得的利润相当于基本建设投资2.7倍。

第四节 开发二次资源

随着镍钴用量激增，加工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含镍、钴的废料和废件也日益增多，因此，合理有效地利用这些废料、废件，有着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中国一些工厂和科研单位在处理镍钴废料方面进行的许多研究和试验工作，都取得了成功。

镇江冶炼厂是中国主要镍钴二次金属回收工厂之一，一九七○年起，以高温合金钢屑为原料生产出电解镍，一九七一年产电解镍40吨。一九七三年以镍生产系统的副产品钴渣为原料生产出电解钴，一九七五年又试制成可用于油漆、油墨工业中作催干剂和有机合成工业中作催化剂的环烷酸钴。一九七三年，镇江冶炼厂与北京钢铁研究总院等单位合作，研制成功以含镍废料为原料，采用选择性氧化法炼成镍铁合金，产品质量稳定，可用来代替纯镍炼制合金钢，不但使用效果与纯镍一样，且生产成本比用纯镍低得多。

浙江省义乌冶炼厂是以镍磷铁和镍钴废料为主要原料生产电解镍和电解钴的工厂。采用的回收工艺是，将镍磷铁和镍钴废料在转炉内吹炼除去铁、铬、磷等杂质，然后浇铸成金属镍阳极，在镍电解槽内电解精炼，产出金属镍，从镍电解的阳极液中用溶剂萃取法分离出氯化钴溶液，再用电解沉积法生产出电解钴。一九七二年以后，镍钴废料日益增多，义乌冶炼厂的电解镍和电解钴生产能力也随之扩大。一九八五年，已具有年产电解镍120吨、电解钴5吨的生产能力。除镍钴外，还生产部分镍钴化工产品，如硫酸镍、氧化镍和氧化钴等。

一九八三年，葫芦岛锌厂钴车间开展了从废磁钢合金中回收钴的试验研究工作，经两个多月的试验，取得了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产品为硫酸镍和电解钴，磁钢合金消耗的钴占钴消费量的25—30%。磁钢合金生产过程中的废品率很高，因此，回收这部分废磁钢合金中的钴，对提高钴的产量有重大意义。葫芦岛锌厂钴车间采用全湿法回收工艺，废磁钢合金经酸溶后，用离子交换树脂除铁，溶剂萃取分离钴镍，该工艺药剂消耗少，加工费用低，钴镍回收率均可达到95%以上。广东省潮州冶炼厂也采用类似葫芦岛锌厂钴车间的工艺处理磁钢废料生产氧化钴。

一九八二年，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研制成功从废可伐合金料中回收结晶硫酸镍和结晶硫酸钴。可伐合金化学成分比较简单，一般含镍28%、钴18%，其余为铁，其它元素总和小于1%。回收工艺采用电解酸溶、黄钠铁矾法除铁、溶剂萃取净化、蒸发结晶等工序。该工艺在国内已有几个工厂在生产中应用，实践证明有较高的经济效益。一九八三年，中南矿冶学院冶金系冶金车间研制出利用磁钢废料生产醋酸钴的工艺。磁钢废料有块状、粒状、边角料、浇口等形状，其主要成分：钴8.9—23.1%、镍5.6—10.8%、铜1.8—2.1%、铁21.3—29%。回收的主要工艺过程包括：硫酸浸出、氧化除铁、溶剂萃取净化、制取醋酸钴等工序。此外，株洲冶炼厂用锌溶法处理硬质合金、赣州钴冶炼厂处理废触媒、上海冶炼厂和沈阳冶炼厂处理高温合金头，也都取得一定成效。总之，随着镍钴消费量的增加，镍钴废料废件的增多，开发二次资源的工作，既是必要，也是大有可为的。

第十五章　锡工业

第一节 锡工业的发展

中国生产锡的历史悠久，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多年的夏朝，就开始生产并使用了锡和铜锡合金——青铜。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锡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在科学技术中也得到广泛应用。除用作镀锡钢板外，人们还用锡制造出许多锡合金和化合物，应用于各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锡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技术的进步，它的应用领域正在继续扩大。

新中国建立前夕，全国大型锡企业仅有云南锡业公司和平桂矿务局。当时采、选、冶作业多为手工操作，劳动条件恶劣，生产设备简陋而且残缺不全。一九四九年中国的锡产量仅为4,900吨。

新中国建立以来，锡工业获得高速的发展。锡产量发展情况见图。

一九五○年以后，中国锡工业的广大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奋力投入恢复生产的工作，大抓矿山建设，扩建和新建了一批厂（矿）；对民窿一部分收归国营，一部分采取帮助其巩固提高、逐步改造的方针，从而迅速地提高了采、选、冶综合生产能力。到一九五七年全国锡产量已达2.75万吨，为一九四九年的5.6倍。

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三年“大跃进”中，由于“左”倾错误，中国在发展锡工业的指导思想和经济决策上，造成许多重大的失误。“大跃进”期间锡的年产量虽有所增加，但给以后的生产建设留下了严重后患。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六年中国锡工业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锡工业又进入一个稳步发展的时期。一九六一到一九六六年锡产量平均每年2.47万吨，一九六六年达到2.59万吨。

一九六二年六月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视察云南锡业公司，多次与该公司干部、职工会见，并亲笔题词：“以锡为主、综合利用、重质重量、经济核算”，给云锡的生产建设指明方向。

十年动乱时期，中国锡工业也深受其害，全国锡产量的年均水平下降为1.99万吨。最低的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六年分别为1.13万吨和1.21万吨，为一九六六年的43%和46%。

一九七七年后，各产锡企业进行了全面整顿，并大抓了锡业科技工作。一九八二年四月，由国家科委、冶金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联合主持，在云南锡业公司召开了全国锡业科技工作会议，方毅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作了“振兴锡业”的题字。由于中国锡工业战线全体职工的积极努力，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五年，全国锡产量逐步上升，一九八五年回升到2.84万吨，为一九七六年的2.3倍。

一九五○至一九八五年，政府在锡工业方面共投资11亿多元，新建和扩建了以云南锡业公司、大厂矿务局、平桂矿务局、广州冶炼厂为骨干的大、中、小型企业29个，形成了年采矿1450万吨，年选矿1600万吨，年冶炼3.22万吨精锡和焊锡的生产能力。三十六年共生产精锡76.95万吨，同期出口量为39.6万吨，占锡产量的53.8%。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在砂锡矿水采水运工艺、锡矿泥重选工艺和设备、硫化矿浮选—重选联合工艺、选冶联合工艺、低锡物料的烟化处理、锡中矿的氯化工艺和设备、精炼的电热连续结晶机、真空蒸馏、精锡电解工艺等方面，都进入世界先进行列。通过多年努力，中国锡工业已经形成从科研、设计到采、选、冶完整的工业体系。

第二节 锡冶炼工业的成就

一、 冶炼规模扩大

新中国建立伊始，全国仅有4个炼锡厂，年生产能力为5080吨精锡，其中云南锡业公司为3000吨，平桂矿务局为930吨，栗木锡矿为600吨，大庾炼锡厂为550吨。一九五四年，对云锡冶炼厂进行了重建，新建广州冶炼厂、柳州冶炼厂、西湾选炼厂等。全国共拥有大、中、小型炼锡厂7个，锡冶炼生产能力合计为3万多吨。

二、 冶炼工艺和装备改进

一九四九年以前锡冶炼工艺落后，收尘设备简陋，锡回收率低，产品品种少，质量低，只能生产精锡及焊锡。

一九五○年以后，锡精矿含锡不断下降，杂质含量增加，而国家对精锡的产量和质量的要求却越来越高。为了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各炼锡厂开展了大量科研和技术改造工作，已形成适合中国资源特点的炼锡新工艺。炼锡采用的基本工艺流程，除广州冶炼厂采用电炉还原熔炼——粗锡电解精炼外，其他炼锡厂均采用反射炉还原熔炼——粗锡火法精炼——焊锡电解或真空蒸馏——炉渣烟化的工艺流程。由于冶炼工艺的改进，各炼锡厂在入炉精矿品位每十年下降5—10%（绝对值）的情况下，冶炼总回收率却由一九四九年的87%提高到96—97%，最高达98.13%；同时精锡品级率也不断提高。云锡公司由于原矿品位逐年下降、锡矿石伴生多种有用矿物、锡石结晶粒度细又与铁矿物结合致密，锡精矿含锡由五十年代的57—64%，下降到六十年代的52—53%，七十年代又下降到40—45%，选矿还生产含锡3—5%的富锡中矿和含锡1—2%的贫锡中矿。由于冶炼工艺进一步发展，在复杂低品位物料增大的实际情况下，锡的冶炼总回收率却大幅度提高。精锡的品级率，五十年代含锡99.9%的一号精锡以上品级率为11.6%，六十年代为25.57%，七十年代为36.83%，一九八三年为95.66%。柳州冶炼厂五十年代一号精锡品级率仅为0.55%，六十年代一号精锡以上品级率为47.90%，七十年代为93.60%，八十年代达到100%。西湾选炼厂在五、六十年代一号精锡以上品级率平均为55%，一九五八年开始生产特号精锡，一九六九年以后，一号精锡以上品级率为100%，特号精锡可按市场需求生产。广州冶炼厂一九六六年以前，以生产二号精锡为主，一九六六年以后，以生产含锡99.95%的特号精锡为主，一号精锡以上品级率达100%，特号精锡品级率达90%以上。随着精锡品级率的不断提高，相应地增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炼前处理。

一九四九年以前，各炼锡厂处理的锡精矿品位高、杂质较少，不需进行炼前处理。一九五○年以后，由于锡精矿品位低，杂质多，为了除去精矿中有害杂质，进一步综合回收伴生有价元素和提高入炉炉料品位，以简化冶炼工艺流程，提高锡冶炼回收率，除云锡第一冶炼厂外，各炼锡厂普遍进行炼前处理。

柳州冶炼厂进厂锡精矿含硫、砷、锑、铅、锌等杂质较高。一九五八年采用人工耙动三层焙烧炉焙烧脱除杂质。一九六六年该厂与昆明冶金研究所、广西冶金研究所协作研究的沸腾炉用于生产，砷、锑、铅、硫脱除率分别达到85.45%、57.12%、27.12%和95.28%。

衡阳冶炼厂采用回转窑脱除砷、锑、硫。

广州冶炼厂按锡精矿含杂质情况分别用电磁选、台浮、粒浮、酸浸、焙烧工艺进行炼前处理得到合格的锡精矿。炼前处理锡总回收率为98.5%。

西湾选炼厂一九五六年用酸浸脱除杂质，一九六三年推广人工结晶溜槽精炼除铅、铋后，取消了酸浸作业。

赣州精选厂采用酸浸工艺进行炼前处理。

　　（二）粗炼。

粗炼的主要设备为反射炉。一九五○年以后，各炼锡厂新的、半机械化的、炉床面积较大的反射炉和一些电炉等还原熔炼设备陆续建成投产，取代了锡精矿直接入鼓风炉还原熔炼。并先后实现了机械化燃烧、混料、进料；反射炉炉底采用镁砂烧结工艺，延长了炉龄；完善和改进了收尘，采用硅整流电收尘和脉冲袋式收尘，提高了收尘效率；烟气余热用于预热空气，有的还进一步用于余热发电，提高了能源利用。在锡精矿品位逐年下降的情况下，锡冶炼回收率仍保持较高的水平，提高了炉床能力，改善了劳动条件，并实现了液态粗锡直接精炼。

云锡第一冶炼厂取消了鼓风炉和人工燃煤、混料、加料的反射炉，改为半机械化燃煤或燃烧粉煤、炉床面积较大的半机械化反射炉进行还原熔炼，并完善了收尘工序。在入炉锡精矿品位逐年下降、返回品大量增加的情况下，严格进行配料计算和改进操作，获得了较好的熔炼效果。五十年代处理含锡59.46%的精矿，锡直接回收率为88.30%，粗锡品位为90.37%，炉床能力为每天1平方米平均0.9吨；八十年代初处理含锡43.33—45.27%的精矿，锡直接回收率为80.11—81.27%，粗锡品位为80.97—81.54%，炉床能力提高到每天1平方米平均1.18—1.25吨，收尘效率高达98.66—99.13%。

西湾选炼厂反射炉熔炼含锡46—56%的精矿，锡直接回收率为83.67—85.84%，炉床能力为每天1平方米平均0.981—1.024吨。粗锡品位为92—94%，富渣含锡9—12%，烟尘率为6—7%，锡尘含锡45—48%，布袋收尘效率大于98%。

广州冶炼厂一九六二年将反射炉熔炼改为电炉熔炼。通过多年的实践和改进，发展成适合中国特点的电炉熔炼工艺。在处理含锡54.88—56.44%的精矿时，锡冶炼回收率达96.6—97.73%。

柳州冶炼厂反射炉熔炼含锡50.35%的精矿，锡直接回收率为84.24%，炉床能力为每天1平方米平均0.94吨。一九八二年新建一台400千伏安电炉处理各种含锌的锡烟尘，与反射炉熔炼烟尘相比，锡直接回收率提高21.22%，粗锡品位提高5.92%，产渣率下降10.71%，渣含锡下降5.74%，烟尘含锌提高23.84%，每吨粗锡加工费降低95.05元，并为回收锌创造良好条件。

（三）锡炉渣和富锡中矿的冶炼。

中国各炼锡厂粗炼产出的富锡炉渣，都采用鼓风炉或反射炉进行还原熔炼，渣含锡高，产出硬头（锡铁合金）多，造成铁在炼锡工艺流程中的恶性循环。一九六二年采用烟化炉硫化挥发处理锡炉渣，是锡冶炼技术的重大发展。一九七三年以来，又用烟化炉处理选矿产出的含锡3—5%的富锡中矿。烟化炉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发展，能适应中国资源特点，处理成份波动大的30多种冶炼中间产物和选矿低品位含锡物料，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烟化技术。烟化炉已成为中国各炼锡厂提高冶炼回收率的关键设备，并为充分利用矿山资源，实行选冶结合，提高选冶综合回收率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云锡第一冶炼厂与北京有色冶金设计院、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昆明冶金研究所、云锡中心试验所共同协作，设计烟化炉，采用硫化挥发处理过去长期无法处理而堆存的鼓风炉贫渣。接着该厂于一九六五年又直接处理富渣，从此取消了鼓风炉贫化富渣工序，提高锡冶炼回收率2—3%。当年又实现了液态富渣和含锡25%的硬头直接烟化，大幅度提高了烟化炉生产能力，节约了大量燃料，降低作业成本近60%。七十年代以来，该厂又将烟化炉用于处理选矿产出的富锡中矿。八十年代初处理富锡炉渣和富锡中矿，锡挥发率为98.27—98.67%，弃渣含锡降到0.076—0.091%，电收尘效率升到99.2—99.53%。

西湾选炼厂用烟化炉处理含锡5.96—12.72%的炉渣，弃渣含锡0.1—0.25%；一九七五年开始处理含锡5—7%的富锡中矿，锡挥发率为98.52%，弃渣含锡0.03—0.19%。

柳州冶炼厂采用鼓风炉熔炼和烟化炉挥发相结合的工艺处理反射炉富渣。含锡10%的炉渣经鼓风炉熔炼，30%的锡呈粗锡产出，含锡4—5%的鼓风炉渣再经烟化炉处理，弃渣含锡0.15%。

栗木锡矿采用水冶工艺处理炉渣，从炉渣中综合回收钽、铌、钨、锡。炉渣回收钨后，经酸浸、置换、电积得粗锡。

（四）粗锡精炼。

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粗锡精炼是单一的火法精炼，由于粗锡品位高，杂质少，精炼工艺较简单，多系手工操作。

一九五○年以后，由于粗锡品位降低，杂质含量上升，而精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促使精炼工艺进一步发展。

云锡第一冶炼厂于一九五五年按苏联专家建议实现了加锯木屑凝析除砷、铁，使锡液含砷降至0.14%以下，铁降至1%以下。一九五六年改进加铝除锑的技术条件和操作方法，产出含锡99.9%的一号精锡，取代了一九四九年以前需油浴熔析反复提纯才能制取一号精锡的工艺。一九七三年该厂与昆明工学院李梦庚教授协作研制煤加热连续结晶机用于生产，一九七五年更进一步完善为电热连续结晶机，从而取代了结晶放液除铅、铋的老流程。与结晶放液法相比，电热连续结晶法的锡、铅直接回收率提高5—6%，处理量大，达每天每台40—50吨，相当放液锅16口；作业费用降低60%；能耗低；人员减少一半，并改善了劳动条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锡精炼工艺设备，迈入世界先进行列。一九七○年焊锡电解工艺投入生产。一九七八年实现了用氯化电阻炉处理阳极泥生产二氯化锡工艺，淘汰了过去用生铁反应锅生产的旧工艺。一九六○年采用硫酸亚锡电积工艺试制“五九”高纯锡获得成功，一九六七年更进一步发展为隔膜电溶法制备电解液的电解精炼工艺，并批量投入生产。一九七九年云锡公司研究所、第一冶炼厂与昆明工学院戴永年教授合作，进行真空蒸馏脱铅工业试验获得成功，最后制造出日处理焊锡5吨的内热式多级真空蒸馏炉用于生产。

柳州冶炼厂于一九八○年研制成功自导电热式真空蒸馏炉用于生产。处理能力为每天每台2.1吨，锡直接回收率为99%，铅直接回收率为85—90%，冶炼回收率为99%。一九八三年该厂与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协作，研制成功离心过滤机除砷、铁，已由工业试验向生产过渡。锡直接回收率可提高6—7%，提高锡冶炼总回收率0.2%。

广州冶炼厂一九六三年用木炭加热的溜槽代替结晶放液，除铅效率达95%以上，除铋效率达80—95%，从此结束了一直未能按部颁标准生产精锡的历史。后又改木炭为煤，间接加热，溜槽容量扩大至2吨，但结晶需人工耙动，劳动强度仍大。因此，一九六四年开始进行粗锡硫酸盐电解精炼工艺试验，一九六六年投产，生产特一号精锡，代替大部分火法精炼工序，提高了锡回收率和质量，锡回收率为99.62%。一九七八年从粗锡电解阳极泥处理得到的粗焊锡采用硅氟酸电解直接获得合格焊锡，锡回收率为97—98%。

三、 加强综合利用，增加产品品种

中国各炼锡厂处理的锡精矿，除含锡外，尚含有铜、铅、铟、铋、镉、砷、锑、银等有价元素。一九四九年以前除以焊锡形式回收铅外，其他元素都以中间渣形式堆存。一九五○年以后，锡精矿中的伴生元素在炼前处理中回收了一部分，而另一部分仍存在于锡精矿中。为了综合回收伴生有价元素并提高锡回收率，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各炼锡厂逐步开展综合利用的科研工作和技术改造工作。八十年代初各炼锡厂已成为以锡为主、综合回收的综合性冶炼厂，产品品种不断增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各炼锡厂综合利用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从锡冶炼中间产品中回收白砷。

云锡第一冶炼厂产高砷烟尘含锡8—12%、砷50—52%。该厂建成直径800×8000毫米电热回转窑一座，处理高砷烟尘，产出白砷并回收锡。柳州冶炼厂主要从沸腾炉烟尘、回转窑混合尘、焙烧炉烟尘和熔析炉烟尘中回收白砷。含砷烟尘经压团机压团、自然干燥后入蒸馏炉蒸馏。西湾选炼厂开始用蒸馏炉处理，后改用电热回转窑处理高砷烟尘回收白砷。

（二）铜的回收。

云锡第一冶炼厂将火法精炼除铜产出的硫渣经浮选得铜精矿，再经氧化焙烧、硫酸浸出、浸出液浓缩结晶得硫酸铜产品。西湾选炼厂将含锡55—65%、铜9—16%的硫渣经低温焙烧——高温焙烧浸出——电积工艺处理回收电铜。铜直接回收率为80%，锡回收率为85%。栗木锡矿将黝锡矿与火法精炼产出的熔析高铜渣混合，经焙烧——浸出——电积工艺处理，铜回收率为85—90%。柳州冶炼厂用硫渣与高锑铝渣一道经反射炉熔炼出锡铜锑合金，再进一步精炼除铁、砷、铅等杂质，最后配制成锡基轴承合金产品。

（三）铟的回收。

云锡第一冶炼厂和柳州冶炼厂从焊锡电解液中回收铟，产出粗铟和“五九”高纯铟。

（四）栗木锡矿和广州冶炼厂从炼锡炉渣中回收钽、铌、钨、锡。

（五）西湾选炼厂和柳州冶炼厂从焊锡中回收铅。西湾选炼厂从焊锡中回收铋。

（六）从铋精矿或铋锡中矿中回收铋、锡。

各炼锡厂处理的锡精矿中含铋较高，经选矿后产出部分铋精矿，或从多金属硫化矿中选锡时产出部分铋锡中矿交冶炼厂处理。广州冶炼厂将高铋锡精矿经选矿后，分别得到锡精矿、铋精矿、锡中矿，然后经冶炼产出铋、锡。云锡第三冶炼厂从铋锡中矿生产精铋，精铋含铋99.994—99.995%。赣州精选厂从锡精矿中回收铋。

（七）从钨锡中矿回收三氧化钨。

部分炼锡厂处理的锡精矿中含钨较高，选矿后产出部分钨锡中矿，或从多金属硫化矿选锡过程中产出部分钨锡中矿，再从钨锡中矿回收钨。八十年代初广州冶炼厂、栗木锡矿、云锡第三冶炼厂等采用氧化焙烧——苏打烧结——浸出——净化——合成白钨——钨酸分解工艺生产三氧化钨，或采用盐酸分解——氨溶——中和结晶——煅烧工艺生产三氧化钨。

第十六章　锑工业

锑是一种银灰色的金属，性脆，无延展性，是电和热的不良导体，在常温下不易氧化，有抗腐蚀性能。锑在合金中的主要作用是增加硬度，常被称为金属或合金的硬化剂。锑及锑化合物首先使用于耐磨合金、印刷铅字合金及军火工业。随着近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已被广泛用于生产各种阻燃剂、搪瓷、玻璃、火柴、橡胶、涂料、颜料、烟花、陶瓷、塑料、半导体元件、医药及化工等部门产品。

中国锑的生产已有近百年的历史，锑矿储量、金属锑产量和出口量等在世界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锑工业经过三十六年的建设和发展，在生产规模、技术装备、产品质量和品种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锑产量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五年，平均每年递增7.38%。一九八五年全国锑的生产能力，是一九四九年的14倍，锑产量发展情况见图。随着生产的发展，锑工业的选冶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在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生产工艺流程。

第一节 中国锑工业的发展

一、 建国前锑工业的两起两落

建国前，由于锑是军火工业的重要原料，其生产水平一般受世界战争因素的影响。中国锑工业的第一个兴盛时期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这五年共生产锑13.03万吨，平均年产锑2.6万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锑产量急剧下降，一九一九年全国只产锑8400吨，比一九一八年的锑产量下降53.6%。第二个兴盛时期是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一年。这十年间共生产锑16.8万吨，其中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年全国平均年产锑1.8万吨至2万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锑的生产进入步履艰难的时期。一九四三年全国只产锑1025吨，锑工业处于崩溃的边缘。一九四四年，中国最大的锑产地——湖南锡矿山终于被迫停产。到一九四九年，全国仅产锑2700吨。

二、 建国后锑工业的发展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相继接管了湖南锡矿山、湘西钨矿（即现在的湘西金矿）、板溪锑矿、渣滓溪锑矿、贵州晴隆锑矿等几家产锑企业。当时，这些企业绝大部分仍然是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为了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生产，重点投资装备了湖南锡矿山和湘西钨矿。一九五○年十月，锡矿山开拓矿山竖井时，开始使用风动凿岩机和井下运输机械设备。之后，机械化掘进所占比例逐年上升，一九五三年达到52%，一九五四年提高到82%，一九五五年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凿岩。为了提高井下运矿效率，在运输装备上，这个矿试制成功了交流电机车和蓄电池机车，提高了井下运矿效率。湘西钨矿一九五一年矿山开拓斜井时，也采用了风动凿岩机，一九五三年建成矿山第一条机械化卷扬提升斜井，一九五五年兴建了第一座日处理50吨的机选厂，一九五七年井下建成机械化通风系统和两座日处理75吨的半机械化选厂。随着采、选作业逐步机械化，冶炼设备也不断增加，代替了部分手工操作。

建国初期开始到一九五七年，在改善技术装备和生产条件的同时，整顿和建立了锑工业的企业管理制度。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实行了以作业计划为中心的计划管理和技术管理制度，并进行了生产改革和清产核资工作。

建国后，锡矿山的第一任局长兼党委书记是翁徐文。他在任职期间，积极组织领导了锡矿山的恢复和建设工作，使锡矿山的生产发展很快。一九五○至一九五四年该矿的工业总产值增长4.4倍，锑产量提高3.7倍，一九五四年上缴利润1689万元。

经过从一九五○到一九五七年八年的恢复和建设，中国锑工业生产已初具规模。三年恢复时期（一九五○——一九五二年）年平均产锑量比一九四九年上升了2.56倍；“一五”计划期间，又比三年恢复时期的平均年产量上升45.4%。其中以锡矿山发展最快，三年恢复时期的平均年产量比一九四九年上升近5倍，“一五”计划期间的年平均产量又比三年恢复时期上升84.6%。

“大跃进”时期，由于缺乏科学态度，无视客观经济规律，中国锑工业生产起伏较大，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锑产量猛增，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锑平均年产量比前三年下降49.6%。

一九六三年，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锑工业合理调整了生产布局，坚持了以锑为主，全面搞好综合利用的方针，使锑的生产得到了发展。锡矿山锑的产量一九六五年比一九六二年增长55%，采掘总量增长64.4%。湘西金矿通过三年调整，采、选生产能力比前期收缩6—18%，冶炼生产能力比前期增长28.1%，使生产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一九六五年，广西大厂矿务局金城江冶炼厂筹建，大厂矿务局的巴里、长坡矿改变了单一生产锡的局面，开始从脆硫铅锑精矿中回收铅、锑。在此之前，田东冶炼厂一九五八年用青锑矿、红锑矿（一种带红色的锑矿石）混合冶炼试验成功。这些都为锑工业增加了新的生产力。

经过三年调整，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锑年平均产量比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提高了51%。

十年动乱期间，中国锑工业生产也受到较大的破坏，全国锑产量从一九六七年开始下降，一九六八年只产锑7400吨，特别是重点锑生产企业受害更为突出。例如，一九六八年锡矿山年产锑仅4015吨，亏损163万元，是建国以来生产、经营情况最差的一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锑工业出现了新的转折，各重点锑生产企业进行全面整顿，职工队伍的素质和企业管理水平有了提高，从而促进了锑工业的发展。全国重点锑企业普遍进行了技术改造，提高了生产能力。一九七九年九月湖南锡矿山北矿和南北两个冶炼厂的扩建工程竣工投产，使生产能力提高三分之一。湖南湘西金矿先后动工兴建了沃溪矿区的主、副斜井和日处理能力500吨的机选厂。一九七七年湖南渣滓溪锑矿改斜井开拓为斜井——平窿联合开拓，随后又新建了二号斜井和鼓风炉、反射炉各一座，形成了年产锑1000—1200吨的生产能力。湖南益阳锑品冶炼厂，通过技术改造，扩建了鼓风炉及反射炉、锑白炉生产系统，形成了相当规模的锑白生产能力。一九八一和一九八二年广西茶山锑矿、马雄锑矿机选厂投产。同年，广西怀远冶炼厂高砷锑冶炼成功。湖南新邵县冶炼厂于一九七六年增加了回收黄金的设施和锑冶炼系统组成鼓风炉挥发熔炼——水溶液电解精锑流程。

通过对锑企业的整顿和改革，全国锑工业生产开始稳步上升，锑产量一九八三年比一九七六年增长67.3%，一九八五年又比一九八三年上升37.1%。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五年年平均产锑量，比十年动乱期间的年平均产量增长了81.3%。

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六年，中国锑工业有了很大发展。

第二节 中国锑工业在世界上的地位

一、 锑矿资源分布广，储量大

中国的锑矿床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一原生辉锑矿，另一类是锑与其他金属共生的锑矿床。

中国的锑矿资源居世界首位，主要分布于华南、秦岭和昆仑地区，尤其以湖南最多，约占全国锑金属总储量的39.7%，其次为广西，约占全国锑金属总储量的29.1%。

中国的锑矿床，以硫化辉锑矿为主，约占辉锑矿储量的85%以上。大部分锑矿床埋藏浅，含杂质少。特别是湖南锡矿山，属特大型优质辉锑矿床，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大的锑矿床。

二、 锑产量、质量居世界之首

中国目前锑的年产量约占世界锑年总产量的50%，居世界首位。

中国锑的品种，三十六年来，有了较大发展。新中国建立之前，锑的生产品种只有纯锑（即低质量精锑）、生锑（硫化锑）、锑氧（低质量三氧化二锑）。建国后开展了新产品的研究与试制，产品品种不断增加。一九五六年锡矿山生产出高纯锑（含锑99.99%）。六十年代后期，开始采用烟化还原法生产高纯锑，并用高纯锑二次烟化还原制出超纯锑。一九五七年锡矿山用间接法试制锑白成功。一九五八年在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的协作下，新建成中国第一座间接法生产锑白的系统。到一九八五年，中国锑的品种有：精锑、锑白（0号、1号锑白、普通锑白）和生锑。还批量生产焦锑酸钠、醋酸锑、超细粒氧化锑、催化剂氧化锑等新品种。

三、 中国锑的出口量

长期以来，中国锑品以传统名牌产品出口免检，其信誉著称于世。自一九七八年开始，锑的出口量逐年增长。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五年中国原生锑的出口量，约占世界原生锑总贸易量的40—45%。

从一九八三年开始，中国进入美国氧化锑的比例逐年上升，平均约占美国氧化锑总进口量的23—25%。中国是日本的主要锑供应国，日本每年从中国进口量，约占日本锑总进口量的30—35%。锑出口创外汇额仅次于钨。

第三节 中国锑工业的技术进步

从一九五○年开始，各锑企业就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和生产工艺的改革。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锑工业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落后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在采矿方面主要是取消了手工作业，改为机械化作业。在选矿方面建立了机械化重选、浮选，代替了过去简单手工淘选。冶炼工艺的技术进步更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前，锑冶炼工艺和技术装备落后。新中国成立后，走自己探索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的道路，研究成功多种锑冶炼新工艺。用这些研究成果对原有的冶炼厂进行技术改造，并建设起一批新的锑冶炼厂。

一、 单一锑矿石的处理

处理单一硫化锑矿和硫氧混合锑矿，中国一般采用火法工艺流程，主要设备包括鼓风炉、焙烧炉和反射炉。高品位锑精矿在鼓风炉中熔炼以制取锑氧。这种鼓风炉由锡矿山研究成功，最先应用于工业生产，与其他有色金属鼓风炉相比，具有低料柱、薄料层、矮炉身、热炉顶等特点。进入七十年代以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实现了自动进料和水淬锑硫典型的鼓风炉生产流程。

低品位的锑块精矿一直采用直井焙烧炉氧化挥发焙烧以生产氧化锑。这种由赫氏焙烧炉改造而来的高温、低负压的焙烧工艺，有低能耗、低成本、产品质量好等优点。它在处理脉石熔点高的硫化锑块矿时，金属回收率可达90%，焦率仅为6%，产出的锑氧平均含锑80—81%，部分锑氧含锑达82%左右，颜色洁白，可以作为商品出售。这种工艺在中国锑工业中发挥了它的作用。

鼓风炉与直井焙烧炉产出的锑氧，送反射炉还原熔炼，并精炼成精锑或锑白原料，这是在总结精锑生产技术基础上取得的较好的流程。其中加碱除砷的效率和准确程度，达到很高的水平。

高品位单一硫化锑块矿，是一种良好的生锑（硫化锑）原料。在生锑炉中加热熔析，可产出纯净的针状三硫化二锑（生锑）。该法的产品质量好，能耗低，是中国小型罐炉熔炼生锑的技术进步。全国各锑冶炼厂的生锑生产大多采用这一方法。

反射炉产出的锑白原料，在锑白炉内经自热氧化挥发制成优质三氧化二锑（锑白）。此产品含三氧化二锑不少于99.6%。与国外生产的三氧化二锑相比较，技术指标、化学成分、物理色调都居领先地位。

二、 复杂锑精矿的处理

随着锑生产量的增加，处理的锑矿石也日益复杂。脆硫锑铅矿、锑金矿、锑砷矿已成为炼锑的重要原料，其中尤以前两种复杂锑矿最为重要。这两种锑矿的处理，以广西大厂矿务局和湘西金矿为典型代表。

脆硫锑铅矿主要产于广西大厂矿务局所辖范围，精矿除含锑、铅、硫外，还含少量的铜、铋、锡、锌等有价元素。为了处理这种精矿，一九七一年在金城江冶炼厂建成火法流程试验车间，一九七四年投产。鉴于这种工艺流程比较复杂，铅锑难于完全分离，只能产出四号精锑，金属损失大，不能作为处理脆硫锑铅矿的合理流程。一九七七年又进行了脆硫锑铅矿的湿法处理工艺试验。在金城江冶炼厂建成日处理2吨的湿法炼锑试验车间进行试验时，隔膜套膨胀被阴极锑刺穿，造成阴极液膨胀，使阴极液冷冻结晶净化过程无法进行，同时在电积过程中出现碱雾弥漫，劳动条件差，碱耗大，因而停止试验。进入八十年代，一些科研单位积极研究这种矿石的冶炼工艺，已获得初步成果。

锑金精矿的处理曾作过长期的试验研究。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就采用竖炉焙烧——反射炉熔炼流程处理锑金精矿。该工艺的金、锑回收率低，燃料和纯碱消耗都较高，产品成本也很高。为了提高金、锑回收率，并降低生产成本，参照国外鼓风炉熔炼含金锑矿的实践，应用鼓风炉氧化挥发——贵锑电解提金工艺流程来处理含金辉锑矿。从一九六五年八月起，这种工艺一直应用于工业生产，并在国内几家炼锑厂推广应用。该工艺流程主要优点是：金属回收率高，金和锑的总回收率分别为95%和93%；鼓风炉的适应性强，能处理各种含金返回物料，不需要其他设备，并使铜、锡、铅等有价元素在闭路循环中富集起来便于回收；鼓风炉的低浓度二氧化硫烟气用石灰乳吸收，可以消除硫烟危害；金、锑冶炼成本较其他工艺流程便宜。

三、 冶炼工艺设备的进步

锡矿山成功地把赫氏焙烧炉改进为中国式直井焙烧炉，通过改进后，炉床日处理能力由每平方米1.2吨提高到3.97吨，炉膛面积由5.12平方米扩大到16平方米；焦率也由16—20%降至5.5—6%；锑金属冶炼回收率，建国前约为78%，一九八五年达到88.9%。主要工艺改进：一是实现了精矿运输和进料机械化；二是实现了运渣机械化；三是采用了火管式水冷却器以冷却高温烟气，防止了熔结锑氧的产生和机械清除火管内壁的锑氧；四是改进了操作技术，实行高温、低负压、高料柱、定时定量技术操作法。由于焙烧炉具有成本低、能耗少、产品质量高等突出优点，使这种冶炼方法在国内许多锑冶炼厂保存下来。

为处理日益增加的浮选锑精矿，锡矿山于一九五六年开始，先后进行过飘悬焙烧、沸腾焙烧、熔析吹炼、团矿挥发等流程试验。这些试验都因锑及其化合物熔点低而形成熔结，使流程无法进行或产品质量太差而停止。一九六○年初又研究用鼓风炉处理浮选精矿。试验证实，鼓风炉对浮选精矿具有较大的处理能力，较高的金属回收率，以及产品质量好等优点。一九六三年三月完成了全部试验，其结果是：日处理粉精矿能力（粒矿或球团矿）为每平方米26.8吨，金属回收率97.36%。根据试验成果于一九六五年、一九七五年、一九八三年先后建成三座鼓风炉。

鼓风炉应用于锑工业，是中国锑冶炼工艺的显著进步。由于它具有原料适应性强和其他一些优点，这一工艺很快推广到全国9家锑冶炼厂，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促进了中国锑工业的发展。鼓风炉的主要缺点是焦率太高，余热没有被充分利用。

用间接法生产锑白的技术工艺试验取得成功。这项新工艺的特点是：整个吹炼过程在自热条件下进行。按这种方法生产的锑白，其主要成分含量高，颜色纯白，粒度细（1.4—1.6微米），单位产品能耗低（每吨消耗0.062公斤标准煤）。

综合利用的研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锑生产企业注意有价金属的综合回收工作。湘西金矿一九七六年以前是以生产锑、钨为主，注意了黄金的回收工作；一九七六年改名为金矿，以生产黄金为主，继续抓了钨、锑的综合回收。

湖南益阳锑品冶炼厂，在生产锑白的同时，不断研究改进黄金回收工艺。该厂先后采用真空蒸馏及氧化造渣代替了传统的电解、铅捕金、马弗炉等工序，大大简化了炼金流程。

湖南新邵县冶炼厂，从一九七六年起增加了综合回收黄金的设施，与锑系统组成鼓风炉挥发熔炼——水溶液电解精炼的原则流程，每年综合回收黄金约100公斤。

四、 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

建国三十多年来，中国锑生产的品种也有了新的进展，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锑产品出口基本上以提供原料（精锑、锑白、生锑）为主的被动局面。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锑工业生产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把发展含锑的新产品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来抓。

中国的传统锑产品之所以能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优质名牌的地位，一是抓了工艺的改革，使工艺合理化；二是建立健全了全面质量管理保证体系，使锑企业生产各项工作规范化、标准化；三是锑产品达到了国际标准的先进水平；四是把提高企业职工素质提高到了重要的位置，普遍进行了全面质量管理知识的教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锑工业不断开拓含锑新产品，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湖南锡矿山从一九八三年起，首先试制了火法工艺生产的焦锑酸钠。一九八四年起又相继开发了湿法工艺生产的焦锑酸钠，质量超过了火法工艺的产品，并已通过国家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组织的技术鉴定。除锡矿山外，研制生产焦锑酸钠的生产单位有：上海试剂四厂、株洲化工研究所、无锡市部分集体工厂等。一九八五年锡矿山又研制成功超细锑白，是塑料、纤维级阻燃剂理想的增效剂，已经部级技术鉴定通过，批量投入生产。锡矿山目前正在进一步开拓各类含锑化合物阻燃剂系列产品。

国内除了锑工业行业积极开发含锑新产品外，其他行业，如纺织、化纤、化工、电子、轻工等行业也在开拓含锑化合物。例如：中南工业大学与锡矿山合作研制成功氯化水解锑白工艺；江苏省扬州化肥厂与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合作研究成功醋酸锑生产工艺；湖南省冶金材料研究所研究成功胶态五氧化二锑生产工艺等。

第十七章　汞工业

汞是常温下唯一呈液态的有色金属。中国汞矿资源丰富，已探明的储量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西班牙和苏联。特别是贵州万山汞矿，早在中国明朝就驰名中外，至今仍是世界最著名的汞矿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使用汞矿物朱砂和汞的国家之一。约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汞的生产，公元前1000多年就用作鎏金技术和帝王墓葬防腐品。药用和颜料朱砂也已经流传几千年之久。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汞的用途不断扩大，当代中国汞的用途已达2000多项，生产量的一半用于医药、化工、军工、电器和仪表工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汞工业发展很快。三十六年来，国家对汞工业先后投资1亿元，为主要矿山建设了现代化生产设施。全国形成了年产汞2000吨、朱砂300吨以上的生产能力。一九五○至一九八五年，累计生产汞近37000吨，其中出口21125吨，占57%，换取外汇2.57亿美元；贵州万山汞矿、铜仁汞矿、丹寨汞矿等三个主要汞矿向国家累计上缴利税2.5亿多元，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汞产量发展情况见图。

第一节 汞工业生产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汞工业有过两次比较大的发展。第一次是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汞的年产量由几十吨发展到300多吨，一九一八年达到348吨；第二次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汞生产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萧条、衰落开始复苏，又由几十吨恢复到100多吨。但是，一九四四年之后，又凋零、衰落下去，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只生产10吨左右。因此，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的汞工业十分薄弱。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汞工业生产逐步发展起来。一九五○至一九五二年全国各主要汞矿相继由有关部门接管。贵州省铜仁专署于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接管了万山汞矿，一九五一年三月接管大洞喇汞矿。湖南省工业厅于一九五一年元月接管了晃县汞矿。贵州省都匀公安处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接管了丹寨汞矿。务川县公安局于一九五二年接管了务川汞矿。这些从矿商或私营合股公司手中接管过来的老矿，都是千疮百孔，破烂不堪，有的连最简陋的厂房，最原始的工具都荡然无存。例如，最大的万山汞矿，移交来的全部财物就只有汞143.25公斤，朱砂1.35公斤，以及970平方米没有板壁门窗的破烂房子。但是，矿山回到了人民手中，又有国家的支持和重视，很快就恢复发展起来。一九五○年中国产汞量仅为3吨，次年晃县汞矿恢复生产，连同贵州一些地方的农民生产，加上万山汞矿生产，全国汞产量增加到52吨。一九五二年产汞单位已有五家，即万山、铜仁、丹寨、晃县、务川，汞产量在一九五一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倍，达到108吨。此后，全国各家汞矿及地方产汞量都迅速增长。贵州万山汞矿一九六○年增长到1260吨，长期以来一直占全国汞产量的40—60%；丹寨汞矿产量占30%左右。一九五九年是中国汞产量的历史最高点，达到2684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汞产量保持在2000吨以上。一九六四年以后，由于受资源条件和市场的限制，产量有所下降，但仍持续稳定在1000吨左右。贵州汞矿除了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一九七四年因十年动乱产量较低外，其他各年基本保持在450吨左右。铜仁汞矿、丹寨汞矿的年产汞量一直保持在150吨左右。新晃汞矿（即晃县汞矿，一九五八年改名）一九七三年以前产量为100吨以上，一九七四年后逐年下降，一九八一年仅30吨。务川汞矿的年产汞量在50吨左右波动。其他各小型汞矿及农民开采的汞矿合计的年产量约为100吨。

一九五○年，仅有贵州汞矿一地生产朱砂，年产量8吨多。一九五二年增加了晃县、铜仁两个汞矿生产朱砂，一九五五年又添了丹寨汞矿，年总产量至一九五八年超过100吨。一九六二年开始全国朱砂产量下降。一九六二至一九七○年，朱砂产量在40—80吨之间。一九七一年全国朱砂产量回升到109吨，一九七二年上升到141吨，一九七四年又稍有下降。一九七八年贵州汞矿朱砂产量增加，使全国产量连续三年向上递增，一九八○年全国朱砂产量达历史最高峰，为246吨。一九八○年以后，朱砂产量稳定在130多吨至260吨之间。

中国五十年代尚未有统一的汞和朱砂质量标准。一九六○年，冶金工业部参照苏联国定标准，订出了汞的部颁标准。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修改后的部颁标准经国家标准总局批准，作为国家标准于同年十月一日实施。朱砂标准由冶金工业部于一九七○年制订实施。这些标准目前都因生产厂矿质量不断提高，用户对品种的不同要求而不很适应。汞的国家标准于一九八四年有较大的修改；朱砂也由几个生产厂矿和用户协商，订了一个分类较细、价格合适的标准试用。

三十六年来，中国汞工业的产品质量有很大提高。五十年代初期，各产汞和朱砂的汞矿由于缺乏检验手段，估算质量都较低。一九五七年以前，各地所产汞均以99%定价。一九五六年贵州汞矿采用重量法测定汞的质量，首先确定万山所产汞品位在99.99%以上。一九五七年新晃汞矿、丹寨汞矿通过化验也确定汞品位在99.99%以上。一九五八年，铜仁汞矿掌握了检验方法，同时与其他汞矿一样用酸洗、过滤等方法加工，使品位提高到99.999%。现在各厂矿所产的汞品位一直保持在99.999%以上。一九七九年，贵州汞矿银河牌汞、丹寨汞矿银狮牌汞、铜仁汞矿所产的汞都获得贵州省优质产品证书。一九八○年，贵州汞矿银河牌汞获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质奖，丹寨汞矿银狮牌汞、铜仁汞矿的汞、务川汞矿银瀑牌汞被评为冶金部优质产品，务川汞矿银瀑牌汞同时获贵州省优质产品证书。

一九五三年以前，朱砂品种按新中国成立前划分的八等论价，一九七二年八月则按二级定价。一九七七年以后，各地朱砂经过精加工，质量都达97—98%以上。一九七九年，贵州汞矿红菱牌朱砂获贵州省优质产品证书，一九八○年贵州汞矿红菱牌、务川汞矿红峰牌朱砂均获贵州省优质产品证书。

一九五○年，中国出口汞两吨，其后，整个五十年代几乎全部向苏联及东欧国家出口。从一九六○年起，出口的门户逐步向西欧开放，其中供给英国最多，有时一年达100多吨，其次是荷兰、西德和法国。到了七十年代，出口范围更为广泛，对亚非及美国也有较大量的出口。目前中国的汞已向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

第二节 汞工业的技术进步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汞矿采选冶工艺都是原始落后的手工操作、土法生产，工人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作业，不仅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而且健康、生命都没有保障。五十年代初，各汞矿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努力提高生产技术，改造工艺流程，至六十年代初，井下已大多使用机械作业，用空场法采矿，只有少数地区用留矿法采矿。选矿先用手选，六十年代以后逐步改用机械重选和化学浮选。八十年代初，除少数小型汞矿仍用手选外，基本都采用重选和浮选，冶炼多用火法冶炼。采、选、冶工艺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技术发展阶段：建国初期为手锤凿岩——人工手选——土灶炼汞，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期主要为风动凿岩——手选——高炉炼汞，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步发展为风动凿岩——重选或浮选——蒸馏炉炼汞，贵州汞矿同时用沸腾炉，有一些汞矿仍用高炉炼汞。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汞工业的采、选、冶技术有了明显的变化，从手工作业转变为机械化生产。采选的技术发展与全国的采选技术进步基本相似，本章重点论述汞冶炼方面的进展。

用火法炼汞比较简便，旧社会一直采用土灶焙烧，以分解法炼汞。但是此法回收率仅有50—60%，逸汞较多，污染环境，生产条件很差。新中国建立以后，工程技术人员积极设计，采取密封还原法炼汞。一九五三年上半年，贵州省工业厅技术研究室在徐采栋教授的主持下，进行了半年的高炉炼汞试验。不久，贵州汞矿、晃县汞矿也进行了高炉炼汞试验。一九五三年十月，贵州汞矿日处理量为10吨的竖式高炉建成投产，接着晃县汞矿，铜仁、丹寨、开阳等汞矿相继建成高炉。至六十年代初，各式高炉取代了各种形状的土灶。各地建造的高炉炉膛有圆形、方形、八角型等多种；冷凝器初为箱式，后多数改为管式；冷凝管大多用铁管或陶管（地方小型汞矿也有用竹管或木管的）。高炉容量为5吨至50吨不等，燃料率（焦比）一般为4—5%。汞矿品位起初为0.5—0.8%的手选精矿，六十年代后改用原矿直接入炉，回收率一般为89—92%。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是高炉炼汞的全盛时期，高炉在中国炼汞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后，各主要汞矿出现了蒸馏炉（贵州汞矿还有沸腾炉），才使高炉退居次要地位，但在小型矿山，高炉仍是重要的冶炼设备。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贵州汞矿冶炼技术改造会议在贵州省铜仁地区召开。会议推荐了沸腾炉炼汞和蒸馏炉炼汞两个方案。冶金部组成试验小组，于一九六四年二月在贵州汞矿进行0.2平方米沸腾炉半工业性试验。成功之后，于一九六七年建成2.5平方米生产用沸腾炉，一九七三年又建成两座3.75平方米沸腾炉，日处理矿石1000吨，回收率在92%以上。沸腾炉能处理细粒度、低品位矿石，在炼汞史上起了一定作用。但沸腾炉投资大，电耗多，排烟量大，渣、尘难以解决，环境污染严重。因此，几台沸腾炉都已先后停用。

根据铜仁会议精神，冶金部指定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为技术总负责单位，配合贵州汞矿、贵州有色冶金工业局进行机械电热蒸馏炉试验。试验成功后，由于机械蒸馏炉运行稳定，劳动卫生条件好，技术经济指标较为先进，很快在各有选厂的汞矿推广。贵州汞矿相继在四坑、冶炼厂建造了日处理精矿6.5吨的蒸馏炉3座。一九六○年七六一矿，一九七一年务川汞矿、新晃汞矿、溪口汞矿、六一四矿都建造了蒸馏炉。一九七九年六月，大厂金城江冶炼厂为处理玉兰汞矿机选精矿，还采用圆盘加煤蒸馏炉。一九七五年，广东韶关冶炼厂曾采用蒸馏炉处理含汞酸泥。

中国采用的都是机械蒸馏炉，用电或煤直火加热，炉内有螺旋加叶片转动，来推动和搅拌原料。处理量按炉体大小直径而定，一般为1—5吨，冶炼回收率为98—99%。蒸馏炉配合机选厂生产，为目前最通用的联合选冶流程，其选冶回收率为91—93%。

为了促进汞冶炼技术的发展，中国从事汞工业的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在每种冶炼炉上都有许多革新和创造。一九六五年三月至四月，贵州汞矿高炉炼汞强化鼓风试验成功，增加入炉量20—40%；高炉冷凝器也由单管逐步改革为多管水套和波纹板式冷凝器，进一步提高了冷凝效果。一九七五年四月，贵州汞矿岩屋坪分矿用白煤代替焦煤炼汞，使加工费降低25%。

贵州汞矿的“单层双稀相沸腾焙烧炉”炼汞工艺和蒸馏炉炼汞工艺都于一九七八年获得冶金部、贵州省的科技奖。一九七九年九月，贵州汞矿又将单层双稀相沸腾炉改为双层上稀相沸腾炉，提高了热利用率，煤耗由9.19%降低到7.01%，汞回收率由90.83%提高到91.81%。

一九七九年九月，广西大厂矿务局金城江冶炼厂还研制成功圆盘式蒸馏炉炼汞流程，取得了电热回转蒸馏炉相类似的效果。

在三废治理方面，贵州汞矿从一九六三年起，先后用漂白粉、高锰酸钾、多硫化钠喷洒焦碳塔，硫酸——二氧化锰——硫酸汞等方法进行净化高炉尾气试验，其中以后一种方法效果最佳。新晃汞矿于一九七四年，丹寨汞矿于一九七九年研制成功用硫化钠净化含汞废水的自动作业装置，已用于生产。为了处理好汞炱，各单位先后用石灰搅拌、螺旋蒸馏、马弗炉处理或用水力旋流器处理，其中以七六一矿用水力旋流器处理汞炱最为成功，一九七八年获冶金部科技成果奖。

在改革产品结构方面，贵州汞矿于一九七九年开始生产钛汞合金，一九八一年用溶浸法提取矿石晶形朱砂取得较为满意的成果。七十年代后期，丹寨汞矿进行再生汞试验，并形成回收化工触媒及其含汞物料工艺，每年可回收5—10%的产品汞。务川汞矿与贵州冶金设计研究院共同试用沉淀法生产朱砂，产品粒度细、质量好，为低品位浸染状矿石生产朱砂开辟了新的途径。贵州汞矿从一九八○年开始试验汞精矿矿浆悬浮电解制汞盐，已获得初步成功。

第十八章　钨工业

第一节 概述

钨属高熔点稀有金属，比重19.3，熔点居所有金属之首，达3410摄氏度，并具有高硬度、良好的高温强度和导电、传热性能，常温下化学性质稳定，不与盐酸或硫酸起作用。钨及其合金为现代工业、国防及高技术应用中极重要的功能材料之一。

碳化钨极坚硬耐磨，为制造硬质合金的主要原料。中国硬质合金用钨量占钨消费总量的45%左右。

钨为合金钢的重要添加元素，含钨钢种有高速工具钢、模具钢和枪炮钢等。中国炼钢业用钨量约占消费总量的40%。

钨亦为高温合金的重要组分。含钨高温合金主要应用于燃气轮机、火箭、导弹及核反应堆的部件，高比重钨基合金则用于反坦克和反潜艇的穿甲弹头等军事用途和手表摆锤等。

金属钨及钨合金还是电光源，触点材料，电焊极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电子工业中的重要材料，而钨化合物则可用于催化剂等化学工业领域中。

硬质合金主要以碳化钨、碳化钛，其次以碳化钽、碳化铌、碳化铬和碳化铪等为硬质成分和以钴、镍、铁等为粘结成分组成，并用粉末冶金方法生产。其硬度极高，仅次于天然材料中的金刚石，且具有突出的高温硬度，弹性模量比高速钢大3倍，因而受外力时变形较高速钢小；抗弯强度虽比高速钢低，却比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为高。具有这些优异性能的硬质合金，是制造高速切削刀具、地质矿山钻具以及各种耐磨损、耐高温、耐高压的工具和结构部件的理想材料。

现有六类硬质合金，即碳化钨基、碳化钛基、碳化铬基、钢结、铸造碳化物和涂层等硬质合金。其中，最主要的是碳化钨，而硬质合金则又是钨工业中最主要的产品。由于硬质合金和钨冶炼工业具有互相依存而又不可分割的关系，故此将钨工业及硬质合金在一章中合并加以叙述。

中国钨资源极为丰富，截至一九八五年底，已探明的三氧化钨保有储量占世界储量的50%以上，居世界第一位。

中国自一九一四年开始生产钨精矿。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六年间，中国钨精矿产量为一九四九年以前累计产量的5倍多，已形成年产钨精矿数万吨的能力。钨精矿产量发展情况见图。

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没有现代化的钨冶炼和硬质合金工业。新中国建立以后，钨冶炼及硬质合金工业得以同时建立并逐步发展。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中国钨工业已发展成为从矿山直到硬质合金生产的完整工业体系，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钨工业生产、科研、设计和教学的职工队伍，同时亦成为世界上钨产品和硬质合金产量最高的国家之一。

钨是中国传统出口商品之一。一九四九年以前，所生产的钨精矿全部出口，而所需的钨制品又全靠进口。新中国建立后，已逐渐改变了这种局面，于一九五八年开始出口钨制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钨制品和中间制品的出口量对钨出口总量的比例大幅度增长，其金额之比已从一九七八年的9.7%上升到一九八五年的37.4%。

本章重点叙述新中国的钨冶炼和硬质合金工业。关于钨的地质、采矿、选矿和合金加工等可参阅本书有关各章。另外，由于中国钨工业生产在世界上占有突出重要地位，因此，这里着重说明其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第二节 中国钨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一、 钨精矿是中国的传统出口商品

新中国建立三十六年来，中国钨精矿的年平均出口量达到两万吨。在中国的出口金属商品中，钨精矿是对国际市场影响最大的一种。进入八十年代，中国在继续保持钨精矿出口优势的同时，出口了大批量的钨中间产品和制品，如仲钨酸铵、三氧化钨、钨粉、碳化钨粉和硬质合金，增加了外汇收入。

二、 三个发展时期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钨进出口形势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为第一个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以全部出口钨精矿，同时进口钨制品为特点。然而，出口金额却远远大于进口金额。

（二）一九五八至一九七七年为第二个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继续大量出口钨精矿，同时开始出口钨制品，钨制品的进口量已减少到极少额度。然而，由于“十年动乱”造成生产上的波动，出口量和出口金额不稳定，形成了一个以一九六八年为最低点的马鞍形。

（三）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五年为第三个发展时期。

中国钨制品出口形势出现好兆头，其出口金额占钨出口总金额的比重逐年增加。一九八一年，钨出口总金额创历史最高记录。然而，由于钨价下跌，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出口总金额也随之减少。

这一时期，中国钨生产开始注意提高产品质量，赢得了外商的信任，中国钨精矿及其制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也大大提高。江西省冶金厅副总工程师吴威孙在一九七九年第一届国际钨讨论会（瑞典斯德哥尔摩）和一九八二年第二届国际钨讨论会（美国旧金山）上，先后两次宣读论文，向与会代表宣传中国钨精矿生产的技术水平、装备水平和质量水平，收到了良好效果。

第三节 钨冶炼与硬质合金工业的建立与发展

一、 创业伊始

一九四三年前，日本侵华时，曾在大连大华电气冶金工厂生产少量的硬质合金，日本投降时只留下一片废墟。一九四五年大连解放，大华电冶厂改名为大连钢厂，当时由朱毅、李振南等组织恢复硬质合金车间。林树安技师带领一批老工人，从一个防空洞里找回了日本人埋藏的100余吨白钨精矿和3桶金属钴粉。他们凭着记忆，拟定试验方案和工艺条件，在旧厂房里，使用烧杯、水缸、电热板等简陋工具，进行用白钨精矿盐酸分解法生产三氧化钨和用两次氢还原法生产钨粉的探索和试验，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六月生产出了40公斤粗三氧化钨、27公斤钨粉和30公斤钨钴硬质合金。这一成果开创了中国钨冶炼和硬质合金生产的历史。当时生产有24个型号、257个规格的钨钴合金刀片和各种不同规格大小拉丝模具，并进行拉丝模研磨加工供直接装套使用，一九五○年年产量达1.6吨。于尧明是这项工作主要技术骨干，对中国硬质合金的生产技术有显著贡献。

一九五○年中期，大连钢厂对原有车间进行全面改造和扩建，正当土建工程接近完工时，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重工业部通知大连钢厂南迁湖北大冶。一九五二年东北人民政府决定恢复大连钢厂硬质合金车间的生产，并派钨冶炼工程师仇同领导钨冶炼和硬质合金技术工作。到一九五七年形成了年产180吨三氧化钨的生产能力，年产合金达135吨。大连钢厂在中国硬质合金工业发展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军工生产和工业建设的迫切需要，在一些工厂新建了一批钨冶炼和硬质合金车间。这些工厂有：上海灯泡厂、大冶钢厂、北京化学试剂厂、牧丹江北方工具厂和重庆长江电工厂。他们各自发挥特长，为中国的钨冶炼和硬质合金工业谱写了许多新的篇章。

上海灯泡厂三氧化钨和钨粉生产车间的建立也经历了一个艰苦创业过程。新中国建立之前，郑良永工程师从国外留学归来，来到上海灯泡厂，立志要用中国的钨矿炼出三氧化钨。然而，他的雄心壮志却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

一九五一年，上海灯泡厂开始试制灯用钨丝，该厂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工程师郑良永。经过他一年多的奋力拼搏，于一九五二年八月试制出三氧化钨和钨粉，并用国产钨粉拉制出新中国第一根灯用钨丝。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六日，郑良永用这第一根国产钨丝，精心制作了两个白炽灯泡，从而结束了中国灯用钨丝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

同时，上海灯泡厂还对硬质合金生产工艺和设备进行了多项改革。一九五二年投产即采用石蜡做增塑剂，一九五六年研制出倾斜式回转还原炉，一九五七年该厂生产的钨钴钛合金与一些进口的同类合金进行使用对比，寿命更长一些。对此，一直非常关心中国硬质合金工业发展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鼎曾给该厂发了贺电。此外，大冶钢厂硬质合金车间研制了大型机械化酸分解白钨精矿设备和氧化法回收废混合料新工艺。牡丹江北方工具厂和重庆长江电工厂在兵器工具硬质合金化方面起到了领先作用，使弹壳生产行业从单一使用硬质合金引伸模，扩大到使用平底模、打凹模、收口模、弧形模和后来的钢芯冲模和钢棒下料冷挤盂模。做子弹壳用的硬质合金模具从一九五三年的7种扩大到一九五四年的14种，一九五五年再扩大到18种。硬质合金的应用比例也越来越大。

二、 株洲硬质合金厂的兴建

随着各行各业使用硬质合金的要求日益迫切，在一九五三年中苏联合签订技术援助协定中，株洲硬质合金厂列为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株洲硬质合金厂设计年产三氧化钨630吨，硬质合金500吨，合金牌号6个，规格型号520个，工艺技术装奋达到或接近当时的世界水平。一九五五年三月开工兴建，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全面投产。实际施工时间历时一年零九个月。以一年多时间完成45000平方米的工业建筑面积，安装1960吨设备，架设52000米的高压输电线路，铺设17800米室外供排水管线，施工速度之快是惊人的。由于在基建过程中，各项生产准备工作，从原辅材料订货到工器具的准备，从资料的翻译到操作规程的编制以及人员的培训，各种规章制度的建立，都按照总体计划紧张而又有秩序地进行，因而在负荷试车时一次试车成功，生产出质量合格的硬质合金产品。该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硬质合金厂。

株洲硬质合金厂在投产的当年仅用八个月的时间就生产出硬质合金756吨，突破了设计水平，结束了我国大量进口硬质合金的历史。同时，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至八十年代先后销往43个国家和地区。另外，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到一九八五年底止，已创利税为建厂投资的26倍。

在株洲硬质合金厂投产的同时，天津津东化工厂钨盐车间也建成投产，使中国钨冶炼工业的产品品种进一步增多。

一九五八年，在株洲硬质合金厂建设钨钼条车间，一九五九年建成投产，为中国钨钼加工的发展建立了原料生产基地。

五年之后，以高纯钨酸为主要产品的沈阳石油化工二厂钨酸车间也建成投产，使石油精炼所需催化剂和钨丝生产所需高纯钨酸得到解决。

三、 兴建一批中小硬质合金企业，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军工部门在推广应用硬质合金工具方面，行动快，效果好。如某军工厂的工具车间，一九六一年以前由于任务重，经常加班加点。一九六二年任务又有了增加。根据工作量计算，必须在一九六一年的基础上增加50%的机床和50%的人员。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了工具硬质合金化的方法，将硬质合金工具，由原来的31种扩大到300种，最后不但机床和人员都没有增加，而且超额80%完成了年度计划，产品精度还有了提高。

第三机械工业部和第五机械工业部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在一九六四年联合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大搞工具硬质合金化》的报告。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并指出：“这项新工具技术是近年来机械工业开展技术革命、技术革新所获得的重要成果。第三、五机械工业部和其他工业部已在生产中应用，效果很好，是机械工业工艺革命化的一个发展方向，是多、快、好、省加工机件可以普遍应用的途径，值得各机械工业部门大力推广”。国务院文件下发后，机械工业积极推广硬质合金工具，硬质合金用量不断增加，逐渐产生了供不应求的新形势。且由于应用领域扩大，用户在硬质合金牌号和型号方面提出的一些新要求也远远不能满足。如面粉机械厂用的硬质合金拉丝刀，一直使用从瑞典进口的H1硬质合金，后因外贸部门限制进口，而国产合金又达不到使用要求，粮食部门曾向国务院报称，如这一问题不能迅速解决，全国人民的面粉供应将成问题。又如一些特殊钢厂使用的高镍合金钢轧辊，原本依靠进口，后来这种轧辊在国内试制成功，但由于材质硬而韧，一般牌号硬质合金无法加工。还有手表工业使用的小模数滚刀等急需产品，或是生产不出来，或是不能大量供应。为了满足对硬质合金的迫切需要，许多地区、部门和行业兴办了一批各具特色、各持优势的中小型硬质合金企业。一九六五年九月，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决定筹建上海硬质合金厂，生产能力为年产200吨。东北地区需要更多的硬质合金。辽宁省经委在一九六五年决定筹建旅顺硬质合金厂和沈阳硬质合金厂。旅顺硬质合金厂是将大连钢厂硬质合金车间的主要人员和设备调往旅顺建成的。一九六五年四月开始筹建，次年七月投产。

在六十年代，一批中小型钨冶炼厂（车间），如广州红心化工厂钨冶炼车间，赣州有色冶炼厂钨冶炼车间、廊坊地区钨钼材料厂、陕西钢厂钨冶炼车间和南宁铝厂钨冶炼车间相继建成，使中国钨冶炼工业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布局更加合理。

在这个时期建设和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企业还有中南矿冶学院粉末冶金厂，南昌硬质合金厂，渭河工具厂，北京硬质合金厂，天津硬质合金厂，成都硬质合金工具厂，牡丹江工具厂，宜昌硬质合金厂，天津硬质合金研究所，青岛粉末冶金厂，广州粉末冶金厂，哈尔滨无线电工具厂，陕西钢厂硬质合金车间，石家庄硬质合金厂，无锡钻探工具厂，龙岩粉末冶金厂，第一汽车制造厂附件分厂硬质合金车间，第二汽车制造厂刀量具分厂硬质合金车间等。

在这个“工具硬质合金化”热潮中，中国的钨冶炼和硬质合金工业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钨冶炼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不仅完善和改进了从苏联引进的工业纯三氧化钨生产工艺，而且发展了化学纯三氧化钨生产工艺和白钨酸法工艺。

四、 自贡硬质合金厂的建设与生产

一九六四年，冶金工业部根据中央加强内地建设的指示精神，建设四川自贡硬质合金厂。该厂由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和株洲硬质合金厂共同负责设计，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开始筹建。株洲硬质合金厂上下总动员，配备了全套班子，815人赴自贡。这批骨干力量对自贡硬质合金厂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提高中国钨冶炼技术水平，冶金部决定在自贡硬质合金厂设计中采用白钨酸法新工艺。一九六五年六月至十二月，在小型工艺条件试验的基础上，由株洲硬质合金厂、中南矿冶学院、成都工学院、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和自贡硬质合金厂筹备处组成联合试验小组，在株洲硬质合金厂进行白钨酸法工艺的半工业及工业性试验。通过工业性试验，使白钨酸法工艺得到验证和进一步完善，为自贡硬质合金厂的设计提供了可靠的数据，该工艺被自贡硬质合金厂于七十年代初正式用于工业生产。白钨酸法工艺的工业化，是大专院校、科研（设计）和生产三结合的典型范例。

自贡硬质合金厂，一九七一年开工生产。开工第一年就取得了生产硬质合金302吨的好成绩，以后产量逐年增加，到一九八五年产量达1218.45吨，为原设计能力的3倍。从一九七一年投产到一九八五年累计上缴利税为这个厂投资总额的4倍。

自贡硬质合金厂投产十多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不断进行工艺改革，大力开展科研，开发新产品，形成了有自己特色、比较先进的生产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产量逐年发展，质量稳步提高，新产品不断涌现，为国家重点工程和军工生产解决难加工材料和攻克各种难关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 七十年代大发展中的成就和问题

自从六十年代在工业生产中提出“工具硬质合金化”的口号后，硬质合金工具的应用领域迅速扩大，从而刺激了硬质合金的生产。从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九年，硬质合金年产量一直保持在3000吨以上，其中有四年达到或接近4000吨的水平，它与当时中国钢材产量的比例已远远超过了一些工业发达国家。

随着硬质合金在切削工具、模具和地质矿山钻具等应用领域迅速扩大的同时，各种异型产品和耐磨零件的应用范围也大大增加，硬质合金从工具材料进一步扩展为结构材料。

在化工行业中，广泛应用YG6或YG8硬质合金制做各种用途的喷嘴和大小不等的机械密封环；还用于超高压装置的直径80毫米、长1327毫米、重达100多公斤的YG8硬质合金大柱塞。这种难度很大的特大制品的试制成功，标志着中国硬质合金生产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缝纫机、无线电、钟表、建材、瓷器以及食品加工等行业方面，除推广应用了硬质合金标准产品之外，还采用了各种专用的硬质合金刀具以及用硬质合金制做的耐磨零件。

七十年代，中国的硬质合金工业在满足国内国民经济各部门需要的同时，还进行了技术输出，援助一些国家建设了一些硬质合金工程项目。

由株洲硬质合金厂援助罗马尼亚建设的“奈弗拉尔”工厂硬质合金车间规模最大。产品有9个牌号，年产硬质合金刀片100吨。由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和株洲硬质合金厂共同提供初步设计，株洲硬质合金厂进行援建工作。一九七七年九月，冶金工业部派出以株洲硬质合金厂副总工程师王云礼为专家组长、由26名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专家组赴罗马尼亚对设备安装和试生产进行全面技术指导。一九七九年五月正式投入生产。该项目由于一次试车成功，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援建任务，罗方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外，牡丹江北方工具厂援助孟加拉、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完成了援建工程中的硬质合金配套项目，重庆长江电工厂援助孟加拉、越南和巴基斯坦完成了援建工程中的硬质合金配套项目。专家组曾受到第五机械工业部和对外经济联络部的表扬。

七十年代硬质合金工业的大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由于国家对硬质合金一直实行指令性计划，以产定销，产销不能直接见面。这种供需关系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迫使生产厂家大量增产，忽视产品质量；二是中央各有关部门和一些省、市、地区争相建设硬质合金厂。据一九七八年调查，全国硬质合金厂点曾达156家。有些工厂技术力量不足、装奋简陋却匆匆上马，不少新建的硬质合金厂产品质量过不了关，成本高，价格普遍比国家定价高出2—3倍。

一九七二年，国家物资总局对硬质合金用户进行调查，发现广大中小企业需用硬质合金求货无门，而全国硬质合金生产能力极大，因此当即决定从一九七三年开始，首先在北京、沈阳和武汉成立硬质合金小额供应站，向用户提供产品，继而在全国各直辖市、各大区首埠和各省会建立金属材料公司硬质合金门市部，实行批零供应，大大缓解了供需矛盾。但是，直到这时仍然实行单一的计划供应。由于用户普遍存在怕用货时买不到合金，于是无论是用户企业或金属材料公司都习惯于把计划订得很高，因此各处库存量越来越大。

一九七九年，国家实行了两项改革，从根本上扭转了以上现象：一是一九七九年初，对硬质合金实行以销定产，一改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以产定销、国家包销的办法。二是从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开始对库存积压实行按价交税。至此硬质合金大量库存积压的问题才全面暴露出来。据国家经委和冶金部对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金属材料公司硬质合金门市部和42个大型厂矿的调查资料统计，到一九八○年，这些单位积压硬质合金达2170吨。硬质合金市场暴露出供过于求，许多小型硬质合金厂关、停、并、转，纷纷下马，到一九八○年只剩下了35家。这一年全国硬质合金产量，比一九七九年下降了近35%，一九八一年再次下降。

六、 八十年代进入稳步发展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钨冶炼和硬质合金行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好形势。经过三年调整，机械行业生产开始回升，基本建设任务增加，特别是轻工业、纺织和建材工业得到优先发展，因而大大提高了对硬质合金的需求，同时也对产品品种和质量提出新的要求。

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二年，国务委员方毅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全国钨业科技工作会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硬质合金工业的发展。

随着改革形势向前发展，硬质合金产品购销体制发生了变化。市场机制开始发挥调控作用，促使企业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质量和扩大品种上来。各企业都加强了科研和技术工作，组织技术攻关，提高工艺技术水平。尤其是实行开放政策以后，各硬质合金生产厂家加强了与国外经济技术交流，对国际市场有了进一步了解，掌握了世界硬质合金的发展方向，努力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促使中国硬质合金工业发生了十分可喜的变化。

（一）生产能力逐步扩大。

由于一批技术和装备条件较好的钨冶炼车间或生产线相继投产，使中国三氧化钨的生产能力逐步扩大，一九八五年的产量为一九七六年的2倍。

硬质合金产量一九八二年比一九八一年增长36.7%，一九八三年又比一九八二年增长30.6%。一九八三年以后，硬质合金产量的年增长速度开始放慢，一九八四年比上年增长7.2%，而一九八五年仅比上年增长6%。这个产量与中国国内市场总需求量基本上平衡。中国硬质合金的年产量仅次于美国和苏联，居世界第三位。

（二）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产品品种不断增加。

八十年代初，由于各钨冶炼厂开始实行全面质量管理，产品质量普遍提高，合格率保持在95%以上，优质产品不断涌现。这一时期，还增添了一些新的产品，如偏钨酸铵、蓝色氧化钨、高比重钨合金等。由于产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多，许多钨冶炼产品如仲钨酸按、三氧化钨和钨粉等都已大批量出口。

在硬质合金产品质量方面，由于生产厂在管理上和技术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有些产品，特别是一些新牌号合金，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一九八二年，株洲硬质合金厂总工程师王君笃组织领导了株洲硬质合金厂全面提高产品质量的工作。在提高硬质合金用原料三氧化钨及仲钨酸铵以及钛、钽、铌的纯度，控制各种半成品，特别是钨粉、碳化钨粉、钽铌粉和钴粉的粒度，提高硬质合金产品的尺寸精度和降低硬质合金产品的孔隙度和污垢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明显的效果。

通过改进工艺操作规程，硬质合金的孔隙度、污垢度和石墨夹杂度比过去显著下降。用户普遍反映切削刀具耐用度提高了，硬质合金顶锤的使用寿命由过去平均两、三百次提高到千次左右，接近或达到国外先进水平。

此外，还组织了大学、研究院等单位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制定科研课题，联合攻关，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有的已在生产上使用，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硬质合金产品品种也不断增加。据一九八四年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调查统计，共生产近70个牌号的硬质合金。一些新的硬质合金牌号相继问世。如钢材铸铁铣削专用硬质合金牌号，热作模具用硬质合金牌号，无磁硬质合金牌号，重力切削硬质合金牌号，以及各种涂层硬质合金牌号等。新牌号合金或者大幅度提高了使用寿命；或者明显提高了生产效率；有的改善了加工质量；有的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解决了许多难加工材料的加工问题。

（三）新工艺新技术不断涌现。

这一时期，中国开发了一批钨冶炼新工艺和新技术，使中国钨冶炼工业的技术水平提高了一大步。例如，碱压煮分解工艺、溶剂萃取工艺、离子交换工艺、蓝色氧化钨制备工艺、偏钨酸铵制取工艺、粉状钨酸生产工艺、处理废钨物料新工艺、特殊钨粉制备新技术及设备、新型萃取剂和离子交换树脂等，都已用于工业生产。其中白钨酸法工艺和黑钨碱法现代工艺的建立是新中国钨冶炼工业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自贡硬质合金厂采用白钨酸法工艺以工业规模生产化学纯和高纯三氧化钨，使该厂成为能全部用优质三氧化钨作为生产硬质合金原料的企业，其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株洲硬质合金厂采用黑钨碱法工艺，使三氧化钨回收率提高了3—5%，产品纯度达到99.95%，生产成本降低6%。黑钨碱法现代工艺中的离子交换技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技术，已有10多家钨冶炼厂采用了这一新技术。八十年代初，离子交换技术在钨冶炼工艺中的应用，中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四）大力进行技术改造。

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内市场竞争形势和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使中国的硬质合金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许多硬质合金厂进行了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株洲硬质合金厂和自贡硬质合金厂分别从美国李钨公司、瑞典山特维克公司和美国辛太克斯公司引进从湿法冶炼处理钨精矿开始至生产出硬质合金产品的成套技术。石油部江汉油田粉末冶金厂从美国休斯公司引进石油牙轮钻头生产线，从生产硬质合金球齿到装配成牙轮钻头成品出厂。南昌硬质合金厂从日本东芝钨公司引进硬质合金管、棒、带材生产线和微型钻头生产线。天津硬质合金工具厂则从西德克虏伯公司维第亚工厂引进以生产切削刀具为主，配套成工具出厂的硬质合金生产线。除此以外，南昌硬质合金厂、旅顺硬质合金厂、株洲钨钼材料厂、赣州钨钼材料厂、南宁铝厂钨冶炼车间和厦门钨品厂等都相继用离子交换新技术完成了技术改造，使产品质量稳步提高，并打入了国际市场。

通过技术改造，加上厂、院、所联合攻关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使中国钨冶炼及硬质合金工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某些方面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第四节 开展综合利用，发挥资源优势

一、 难选低度钨物料的利用

难选低度钨物料系指选矿过程中产生的钨细泥、低度钨中矿、钨杂砂等，特点是三氧化钨含量低（15—25%），成分复杂，不能用选矿的办法进一步富集。原来采用混批法将其掺入优质钨精矿中出售，这一作法极不合理。八十年代初，中国已有5家选矿厂推行选冶联合流程，开发了难选低度钨物料的处理工艺，解决了钨矿山长期未能解决的难题。

赣州有色冶炼厂（原赣州精选厂）用碱煮工艺处理钨细泥，生产出合成白钨，成为优质白钨精矿。韶关精选厂用碱煮工艺，以广东难选低度钨物料生产出化学纯仲钨酸铵。云南锡业公司第三冶炼厂用酸法工艺处理难选钨锡中矿，制得工业纯三氧化钨和品位大于55%的锡精矿。湘东锡矿用碱煮—离子交换工艺处理钨细泥，生产出工业纯和化学纯三氧化钨，三氧化钨回收率达到86%。这些工厂的生产实践表明，中国已为难选低度钨物料的处理找到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途径。这些厂以难选低度钨物料为原料生产三氧化钨或仲钨酸铵的年生产能力已超过700吨（以WO3含量计）。

二、 钨废料的回收利用

钨废料包括两大类。一类是钨及钨合金材的加工残料，如烧结棒端料（切头）、碳化钨车间地面垃圾、磨削废渣、金属鳞皮和切削碎片等。另一类是磨损、用坏或废弃的含钨材料，如废旧碳化钨刀具和废催化剂等。

钨废料是一种二次钨资源，它的回收利用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进入八十年代，国外主要钨消费国，如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对钨废料的回收利用很重视，专门建立了回收再生机构。这些国家每年从废钨物料中回收的钨，占当年硬质合金生产用钨量的25—30%。中国对钨废料的回收再生也比较重视。五十年代末期已经开始进行工业规模的废硬质合金回收处理工作。例如株洲硬质合金厂的技术设计中就有硝石熔融法回收废合金这一内容。该厂在一九五八年投产后，开始回收、处理废硬质合金，但是数量不大，回收率也比较低，且污染环境，阻碍了回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寻求新的处理方法，取得了成效。天津第七金属制品厂（现天津大成五金厂）、株洲硬质合金厂和江西冶金学院分别于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七年开展了锌熔法的研究和试验，并获得成功，不仅回收了废硬质合金中的钨，还回收了其中的钴。截至一九八五年底，已有30多个厂家推行了锌熔法，为中国钨废料的回收再生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

现在中国硬质合金工业，每年回收处理废硬质合金约500吨。回收方法有硝石熔融法、锌熔法、氧化法、电解法及酸溶法等。既开发利用了第二资源，为国家回收了宝贵的金属钨和钴，又增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据国内有关专家估算，在中国可以回收的废硬质合金数量，达到产量的40%以上。因此，应当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这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钨业的发展目标是，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提高技术和装备水平，加强科学研究，大力开发新用途，在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提高钨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多创外汇，支援“四个现代化”建设。

第十九章　钼工业

钼为银灰色难熔金属。钼的导电性、耐腐蚀性和传热性好，膨胀系数小，是合金钢的重要添加元素之一。它能提高钢的韧性、耐磨性和耐腐蚀性。钼在钢铁工业中的用量约占钼消费总量的80%。

钼常用作耐盐酸和氢氟酸腐蚀的化工设备或湿法冶金设备。钼丝和钼带用作惰性气体保护下或真空状态中的高温（1000—1800℃）加热元件。钼用作白炽灯泡钨丝的支架、真空管内的金属片、电器开关上的铂代用品和电火花塞的尖端等。钼还用作高温喷嘴材料，钼板用作防热辐射材料。钼的氧化物可作催化剂，如石油精炼催化剂和煤液化催化剂等。钼酸铵是微量元素肥料之一。

中国钼资源比较丰富，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和中南等地区。除原有的杨家杖子钼矿外，通过地质勘探，又发现100多个钼矿区（点），其中，金堆城、栾川和大黑山为大型钼矿床。栾川、大黑山、金堆城和杨家杖子四大钼矿的储量占中国钼储量的60%。除了单一钼矿床外，中国还发现了许多与钨、铜、铀矿等共生的钼矿床。

第一节 钼资源的开发

一、 杨家杖子钼矿的建设

新中国建立以前，杨家杖子钼矿是中国唯一的钼矿。该矿原为铅锌矿，一八九九年开始开采。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此建了一座小型铅锌选矿厂。一九四○年，发现杨家杖子蕴藏有钼矿，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就大力开采，到一九四五年，已经形成了日采选矿石量2000吨的生产能力。

东北解放后，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委派许光甫负责杨家杖子钼矿的恢复工作。一九五○年四月，杨家杖子矿务局成立，由郑岳胜任局长。在矿务局领导下，全矿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仅用一年的时间，就于一九五○年六月恢复了生产，形成日采选610吨矿石的生产能力，当年就产出了677吨钼精矿。在矿山恢复工作中，工程技术人员杨春山、王振益、尹鸿初等为矿山恢复生产作出了贡献。

一九五○年底，杨家杖子钼矿进行了民主改革，进一步调动了全矿职工的积极性，使日采选矿石能力从一九五○年底的610吨提高到一九五一年六月的1500吨。经过一九五一年秋至一九五二年冬的第一次扩建和一九五三年的第二次扩建，到一九五四年初，杨家杖子钼矿的日采选能力提高到了5000吨，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一九五七年，开始从苏联引进技术和装备，对杨家杖子钼矿进行总体改建。一九五九年五月，改建工程竣工投产，日采选矿石能力达到8000吨。一九六○年，杨家杖子钼矿的钼精矿产量达到9210吨。经过改建和扩建，杨家杖子钼矿在五十年代末，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型的钼业生产基地。

二、 金堆城钼基地的建设

金堆城钼矿位于陕西省华县境内，是一九五六年发现的大型钼矿床。该矿床除含钼外，还含有硫、铼、硒、碲和镓等有利用价值的元素。

一九五八年六月，金堆城钼矿筹建处成立。同年十月，从杨家杖子矿务局抽调500名职工来到金堆城，拉开了金堆城钼矿建设的序幕。

金堆城钼矿一期工程于一九七○年十二月竣工投产，到一九七三年，形成了日采选矿石量4500吨的能力。同年，规模宏大的二期工程动工。一九八○年，北露天矿建成投产，形成日采剥矿岩量26000吨的综合生产能力。一九八三年，百花岭大型钼选厂竣工投产，形成年产9000吨钼精矿的生产能力，成为八十年代初世界上大型钼选厂之一。二期工程的辅助工程，如机修厂、汽车大修厂、铁路转运站和水玻璃厂等也先后完工，使金堆城钼矿成为中国第二个，也是最大的钼业生产基地，并开始向大型联合企业迈进。

三、 地方钼矿山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地方钼矿山建设有了较快的发展。

栾川钼矿区是截至一九八五年中国钼储量最大的钼矿区，但因钼精矿的需求量有限，该矿区未列入国家重点开发项目，暂由河南省进行局部开采。到一九八五年，该矿区已陆续建成了9座乡镇和地方国营小钼矿选矿厂。

另外，辽宁省锦西兰家沟、浙江省青田和福建省福安等地的钼矿区也建立了地方小钼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一九八五年底，中国地方中小型钼矿的日处理矿石能力已达7000吨。一九八五年，地方钼矿山的钼精矿产量占全国当年钼精矿产量的25.4%。

至此，中国已拥有杨家杖子、金堆城两个大型钼矿，同时又建成了小寺沟、白石嶂和新华等中小型钼矿，加上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地方小钼矿，钼选厂共15座，形成了年处理矿石量为1000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钼精矿年产能力已超过两万吨。钼精矿产量发展情况见图。

第二节 钼冶炼工业的发展与成就

一、 钼冶炼工业的发展

中国钼冶炼工业起步于一九四九年。最早生产钼酸铵的厂家是上海利培纯粹化工厂。该厂于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间，采用一台反射炉、几口陶瓷缸和两个200升的不锈钢反应锅，以辉钼精矿为原料生产钼酸铵、钼酸钠等钼盐，年生产能力仅7吨。上海立德化工厂和北京化工厂也同时开始从事钼盐生产。这一时期，中国的钼冶炼工业产量低，工艺技术落后，设备简陋，产品质量差，品种单一。尽管如此，中国毕竟有了自己的钼冶炼工业。

“一五”计划时期，从苏联引进技术和装备兴建北京电子管厂和吉林铁合金厂，分别于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建成投产。

北京电子管厂钨钼加工车间是中国最早从事钼粉、钼条生产和钼板、钼丝加工的企业，吉林铁合金厂钼铁车间至今仍然是国内处理钼精矿能力最大的钼冶炼厂家。

一九五八年，冶金部决定在株洲硬质合金厂建立钨钼条车间，于一九五九年底建成投产。从钼精矿处理开始，经过湿法冶金制得钼酸铵，再经煅烧，还原得到钼粉，然后加工成钼条，形成了较完整的钼冶炼工业生产系统。

在这一时期，化工、电子等系统的小型钼冶炼厂也相继兴起，例如上海森丰化工厂、上海新中华化学试剂厂（现上海化学试剂三厂）也建立了钼盐生产线，从事钼酸铵等产品的生产。

至此，中国钼冶炼工业已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株洲硬质合金厂钨钼车间的建成和投产，标志着中国钼冶炼工业进入了大规模生产时期，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都有显著提高。

一九六五至一九八五年，中国钼冶炼工业在初步形成工业生产规模之后，继续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六十年代中期，为了满足军事工业对钨钼条的需求，冶金部决定兴建自贡硬质合金厂。该厂于一九七○年建成投产。自贡硬质合金厂钨钼条车间的生产能力比株洲硬质合金厂钨钼条车间大三倍，并采用了一些新工艺和新设备，例如四管炉还原工艺、真空自耗电弧炉熔炼钼锭工艺和冷等静压制坯工艺等，从而使中国钼冶炼工业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与此同时，还建成了一批中小型钼冶炼厂。例如，上海胶体化工厂，一九六五年开始生产钼酸铵，后来发展到生产多种钼盐。该厂生产的钼酸钡，是中国最早代替进口氧化镍和氧化钴，用于搪瓷行业的产品。一九七七年钼酸钡产量达到153吨。

吉林锗厂于一九六四年开始生产农业用钼酸铵（钼肥），一九六六年发展到生产工业用钼酸铵，一九八五年生产能力已达1000吨。

成都御河化工厂于一九七○年开始生产钼酸铵及其他钼盐产品，年产能力为400吨。

东台钼酸化工厂于一九七七年兴建，八十年代初已形成年产100吨钼酸铵及其他钼盐的生产能力。

此外，中国一些钼矿山和提炼铀的工厂也建立了钼冶炼车间。例如，杨家杖子钼矿，从一九六六年开始，以钼细泥为原料生产钼酸铵，一九八五年已形成年产80吨钼酸铵的生产能力。栾川县钼业公司于一九八二年建成采、选、冶联合企业，年处理钼精矿能力达到1000吨。国营二七六厂从铀矿中回收钼，钼酸铵年生产能力达到150吨。

截至一九八五年年底，中国已有钼冶炼厂约40家。总生产能力为：钼精矿年处理能力1.5万吨，钼铁年产能力约5000吨，钼酸铵年产能力4000吨（不含生产钼金属用的钼酸铵），钼金属年产能力600吨（不含加工材）。

二、 钼冶炼技术的成就

中国钼冶炼主要采用钼精矿氧化焙烧—湿法冶金处理钼焙砂制取仲钼酸铵—仲钼酸铵煅烧制取三氧化钼—三氧化钼氢还原制取钼粉—钼粉压制烧结生产致密金属钼的工艺。此工艺经过逐步完善和改进，形成了一条适合中国钼冶炼工业发展的工艺流程。

进入八十年代，中国钼冶炼厂已能生产从钼酸铵、钼粉、钼条到钼顶头、钼坩埚、钨钼合金等10多个品种、数十种规格的钼冶炼产品，满足了国内各工业部门对钼制品的需要。

中国生产的钼酸铵纯度达到了国外先进水平。国产钼粉和钼条的纯度都在99.9%以上，其纯度和物理性能均达到国外先进水平。钼酸铵生产过程中钼的平均回收率达到80.5%，最好水平为95%；钼粉钼条生产中钼的平均回收率为98.94%，最高水平达到99.5%。

新中国建立三十六年以来，特别是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钼冶炼工业的科研工作也取得了很多成果，其中已有10项用于生产。例如，氧压煮法处理辉钼精矿新工艺、高压氧碱浸法处理辉钼精矿工艺、酸分解法处理氨浸渣工艺和钼顶头生产工艺等。

（一）氧压煮法从辉钼精矿中提取钼和铼。

一九八○年前，辉钼精矿的处理以多膛炉氧化焙烧法为主。这种方法虽然比较成熟，但是，劳动强度大，污染环境，伴生元素（如硫和铼）损失大。早在六十年代，国外就开始探索钼的湿法冶金工艺来代替多膛炉氧化焙烧工艺。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也一直在探索辉钼精矿湿法冶金工艺。

株洲硬质合金厂于一九六九年开始了氧压煮法的研究。一九七五年，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所与株洲硬质合金厂合作，在一九七六年完成了半工业性试验，又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性试验，于一九八○年三月通过部级鉴定，正式应用到工业生产，生产出了优质仲钼酸铵和高铼酸铵。

工业生产实践证明，氧压煮法从辉钼精矿中提取钼和铼，钼和铼的回收率都稳定在95%以上。它还具有成本低、产品质量好、无污染等优点。

（二）高压氧碱浸法处理钼精矿工艺。

株洲钨钼材料厂与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合作，于一九八三年完成了高压氧碱浸法处理钼精矿的研究。用此法处理钼精矿，钼和铼的回收率均大于99%。由于反应物对设备的腐蚀小，反应釜的材质容易解决。此法适合中、小型钼冶炼厂采用。它是继氧压煮法之后，钼冶炼的又一个新技术研究成果。

（三）酸法分解氨浸钼渣工艺。

自贡硬质合金厂于一九七五年研究酸法分解氨浸钼渣工艺获得成功，并用于工业生产。此工艺与原苏打烧结工艺相比，具有流程短，回收率高和无污染等优点。最终残渣还可用作农肥。

此外，离子交换法提纯钼酸铵溶液工艺、粉末成型直接熔炼钼及钼合金工艺、粉末冶金法制取钨钼合金新工艺等都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钼冶炼工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三、 综合利用

（一）铼的回收。

辉钼矿中一般都伴生有铼。铼是在石油化工和电子工业等领域有着多种用途的稀散金属，具有极高的使用价值。在钼精矿的氧化焙烧过程中，铼以七氧化二铼的形式随焙烧炉烟气逸出，若不采用有效的回收措施，铼就会白白浪费掉。

吉林铁合金厂从一九五九年开始，采用喷淋吸收萃取工艺，从多膛焙烧炉烟气中回收铼，七十年代末改用离子交换法，使焙烧烟气中的铼得到了更有效的回收。

焙烧烟气中的七氧化二铼，一部分由气态凝成固态而进入焙烧烟尘中，因此，焙烧烟尘中的铼也有回收价值。上海胶体化工厂与复旦大学合作，于一九七三年研究成功从焙烧烟尘中回收铼的石灰浸出—溶剂萃取工艺，并应用于工业生产。

一九七八年，株洲硬质合金厂将氧压煮法处理辉钼矿提取钼铼新工艺用于工业生产。在提取钼之后，用萃取法直接从酸母液中回收铼，铼的回收率提高到96%，从而把中国钼冶炼工业回收铼的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中国已开发了几种有效的从钼精矿中回收铼的方法，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钼冶炼广没有设置铼回收系统，应该引起关注。

（二）氨浸钼渣的利用。

由于氧化焙烧不可能把钼精矿中的钼全部转化成可溶性钼，因此，钼焙砂经氨浸后留下的残渣（简称氨浸钼渣）通常还含有约3%的不溶钼，含钼3%，相当于钼矿原矿平均品位的30倍。所以，氨浸钼渣是一种二次钼资源，应该很好加以利用。

上海胶体化工厂从一九六六年开始，采用碱液浸出法处理氨浸钼渣，生产钼酸钠和钼酸钡。一九七一年改用苏打焙烧—热水浸出法。仅一九七一至一九八四年间，该厂就利用氨浸钼渣生产了300余吨钼酸钠和1300多吨钼酸钡。

一九七五年以来，许多钼冶炼厂采用盐酸分解氨浸钼渣新工艺，不仅钼的回收率提高，而且提钼后的母液和最终残渣均可直接用作农肥，能使小麦和水稻等农作物增产。

（三）废钼料的回收利用。

废钼料，如废钼条、废钼块、废钼丝等，是另一类二次钼资源。株洲硬质合金厂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回收废钼料，并采用升华法把废钼料变成三氧化钼，返回到钼酸铵生产中，效果良好。七十年代中期，株洲硬质合金厂和自贡硬质合金厂各自对升华炉的结构和加热方式作了卓有成效的改进，降低了回收成本，减少了能源费用，提高了升华效率。近年来，许多中小型钼冶炼厂也开展了废钼料的回收利用工作，收到了节资增益的效果。

（四）“三废”治理。

八十年代以来，不少钼冶炼厂开始重视废水、废气的治理和利用，并根据各企业的特点及条件，采取不同的治理办法。

例如，株洲硬质合金厂、自贡硬质合金厂和吉林锗厂等，采用中和法处理废酸液，制取农用肥料。上海胶体化工厂用萃取法提取结晶母液中的残钼，然后把萃余液直接用作农肥。吉林铁合金厂，采用氨吸收法来消除二氧化硫污染，并得到亚硫酸铵副产品。

然而，“三废”治理工作在各钼冶炼厂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特别是一些小厂，在生产中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三废”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因此，彻底治理“三废”是摆在中国钼冶炼工业面前一项艰巨的任务。

第二十章　贵金属工业

贵金属包括金、银、铂、钯、铑、铱、锇、钌八个元素，后六个称为铂族金属。

贵金属有优异的物理性能，多数有独特的化学稳定性和催化活性。“真金不怕火炼”，说明了金具有很高的抗氧化性能。贵金属除了作硬通货、装饰品以外，已经成为宇航、航空、航海、电子、电讯、电器、冶金、化工、原子能等工业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

中国的金、银资源分布较广，脉金和砂金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湖南、广西、四川、云南和台湾省等地。在全国各地的重有色金属矿中多伴生有金、银。金主要与硫化铜矿伴生，银主要与硫化铅锌矿伴生，铂族金属主要与硫化铜镍矿伴生。

新中国成立前夕，除了老解放区外，只有一两个冶炼厂生产金、银，产量微不足道。加工方面除了造币厂外，只有小作坊，技艺也逐渐失传。至于铂族金属的提取和加工则都是空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贵金属产量有很大增长，铂族金属的生产更是从无到有，现在已具有工业规模的生产。贵金属材料和制品已有200多个牌号，上千个品种规格，基本满足了军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需要。生产技术也有明显的提高，从五十年代初期仅能提炼金、银，用手工方法生产首饰和工艺品，进步到采用现代化设备和先进的检测手段生产全部贵金属。从事贵金属原料、材料生产及再生利用的工厂已有上百个。贵金属工业从地质、采矿、选矿、冶炼、加工、废料再生回收的科研和生产，到分析测试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贵金属生产体系。

本书有关黄金部分，只论述有色金属冶炼副产金。从金矿中生产黄金的情况另卷叙述。

第一节 金银冶炼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的贵金属工业，特别是金银的生产，最早开始于东北解放区。一九四七年，在哈尔滨市成立了金矿局，组织北满沙金生产。同时，夹皮沟金矿于一九四八年五月恢复了黄金生产。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沈阳解放后，沈阳冶炼厂于一九四九年初即恢复金、银生产，以后产量逐年增加。到一九五七年，该厂黄金产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白银产量几乎占全国的100%。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色冶金工业最主要的成绩是从重有色金属（主要是铜和铅）冶炼副产品中，提炼出大量的伴生金、银。

从一九五七年起，在国务院发出大力发展贵金属（特别是黄金）生产号召后的近二十年间。全国各地有色金属冶炼厂，先后建立起金银生产车间，如株洲冶炼厂、上海冶炼厂、重庆冶炼厂、昆明冶炼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云南冶炼厂、天津电解铜厂、洛阳铜加工厂等，从铜铅冶炼过程中，提炼出伴生金、银。

一九五八年以来，生产金银的各冶炼企业，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资源综合利用”的指示，在扩大原料来源、提高技术和改进设备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

一九七五年，王震副总理受国务院委托主管黄金生产以来，黄金产量有显著增长。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产金国之一。

随着黄金矿产的扩大，生产了大量的金块矿和金精矿，为重有色金属冶炼厂增产黄金开辟了更多的原料来源。一九六四年以来，沈阳、株洲、云南、烟台等重有色金属冶炼厂，都相继在冶炼系统中处理金块矿和金精矿。实践表明，把这些原料送到冶炼能力强的有色金属冶炼厂处理，不仅工艺合理，可以综合回收多种共生的有色和稀有金属，黄金回收率比各矿山分散处理高2—5%，而且原料中的二氧化硅，可代替一部分熔剂，降低生产成本。另外，沈阳冶炼厂和株洲冶炼厂从湿法炼锌渣中回收银，也收到了成效。

沈阳冶炼厂最初以传统的火法冶炼工艺，从铜、铅阳极泥中提炼伴生金、银。后来该厂不断完善生产流程，在国内首创了将铜铅阳极泥先硫酸化焙烧回收硒，再提炼金银，不仅有利于提炼金银，而且加强了资源的综合利用。该厂的一整套技术，及时推广到上海冶炼厂、株洲冶炼厂等单位。七十年代以来，很多有色金属冶炼厂与昆明冶金研究所、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合作，研究出了从铜、铅阳极泥中回收金银新工艺，先后研究成功了选冶联合流程、湿火法联合流程新工艺、全湿法新工艺。这些新工艺已分别在云南、天津、富春江、武汉、重庆、烟台等冶炼厂使用，不仅提高了金银产量，而且在技术上具有中国特色。

一九六四年初，上海冶炼厂副总工程师刘耀中提出用回转窑代替马弗炉、焙烧锅生产硒的设想。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设计并制出水平式回转窑来处理铜阳极泥，一九七二年正式投入生产。

贵金属工业传统火法冶炼所采用的贵铅炉和分银炉，多系固定式炉床，这种型式的炉子比较落后。一九六四年，上海冶炼厂副厂长肖宇桥和技术员黄干，根据该厂一九六○年用转炉熔铸银锭的成功经验，提出用转炉代替反射炉的建议。一九六六年七月，正式设计并制作一台Ф2500×2800毫米的卧式贵铅炉和一台Ф1500×1800毫米的转动分银炉，均获得成功，为中国的金银冶炼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技术装备的革新，及时推广到有关冶炼厂，除显著提高生产能力外，还改善了操作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仅扩大了金银产品的产量、品种，而且在质量上也有很大提高，已能生产纯度为99.9999%的金和银。

第二节 铂族金属生产基地——金川的创建和发展

中国的铂族金属生产开始于一九五八年，沈阳冶炼厂首次从金电解废液中提出了铂、钯。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及军工单位对铂族金属的需要日益增加。当时，一方面各重有色金属冶炼厂，努力从伴生资源中回收铂族金属，另一方面，地质部门和科研单位则积极寻找国内新的资源。

一九五九年，发现金川镍矿中伴生有铂族金属。金川矿床资源巨大，铂族金属储量很是可观。冶金工业部在加速开发金川镍资源的同时，极为重视铂族金属的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一九六四年初，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毛月波等人开始试验，得出了铂族金属富集物。同年五月，由昆明贵金属研究所谭庆麟等人参加了这项研究工作，组成联合试验组。为了加快进度，先集中北京，在实验室条件下，完成了提炼出（铂＋钯＋金）品位达54.4%和60%的铂族金属精矿的条件试验。接着，用氯化铵沉淀分离法，在金川分别制取出海绵状的铂、钯、金。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全国主要有关单位，在金川召开了金川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科研会议，冶金工业部吕东部长指出：“铂族金属我国紧缺，应先解决有无问题”。于是金川公司决定，与在北京进行铂族金属提取工艺流程研究的同时，根据试验所得结果，在金川现场进行试生产，并要求在一九六五年春节以前提炼出铂族金属。当时，建立了金川最早提炼铂族金属的冶金二室，与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的科技人员通力协作，克服重重技术困难，终于按预定时间，提炼出了铂、钯、金、银……等贵金属产品。随即由昆明贵金属研究所负责，筹建了火试金及化学分析室，及时配合了提炼工作。一九六五年底，原在北京进行小型流程试验的联合试验组也到达现场，共同完成了扩大试验，并提出了可作设计依据的试验报告。由于“十年动乱”的干扰，生产铂族金属车间的建设，进度迟缓。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紧缺的铂族金属，仍不得不利用临时厂房，由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何焕华等人负责，继续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坚持生产了五、六年。除生产了铂、钯外，还提取了铑、铱、锇、钌的粗金属。至此，中国可以从国产资源中生产出全部铂族金属了。

从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九年，金川铂钯的产量逐年提高，部分满足了国内需要。但铑、铱、锇、钌的生产量仍然很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金川公司在坚持生产的同时，继续与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合作，测定了八种贵金属在各种工序中的走向和分布的大量数据，判明铑、铱、锇、钌在电解过程中有分散和损失。一九七二年，冶金工业部在金川召开工作会议，研究了铂族金属的回收工艺。为了避免部分铂族金属的损失，决定直接单独处理铜镍合金，来富集提取和分离提纯铂族金属。于是，铜镍合金单独处理被列为重点科研课题。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和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紧密合作，在一九七三年完成了小型试验的基础上，一九七五年底又共同进行了试验，使提取流程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并获得了良好的生产成果。

　　一九七八年，国家把金川列为三大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之一。金川资源的开发和综合利用，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七九年元月，冶金工业部在昆明召开了新工艺的技术鉴定会。之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和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在金川进行了铜镍合金二次硫化的富集方法扩大试验，获得成功。对深入解决铂族金属的精炼和设备防腐蚀的问题，也作了大量的研究。至此，金川铜镍合金单独处理的主流程基本联通。一九七九年八月，国家科委决定拨款，按新工艺建设新的贵金属车间。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在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和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的有关人员参与下，仅用三个月就完成了设计，于年底交付施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破土动工，于一九八○年七月建成了贵金属车间。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新工艺工业试验正式开始。试验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的王琼华等和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金川公司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坚守岗位，用了一年的时间，基本解决了联动试验以来所暴露的各种技术问题。全车间的冶炼回收率，除金稍有差距外，铂、钯已达到设计指标，铑、铱、锇、钌超过了设计指标。以铜镍精矿中伴生的贵金属含量来计算，经过全冶炼过程后，获得每个商品贵金属的回收率，铂、钯、金比旧工艺提高了19%，铑、铱、锇、钌提高到44%。试验结果表明，新车间的设计是成功的。

方毅在第五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工作会议上，对新工艺流程给予了充分评价；对大家忘我的辛勤劳动，给以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象贵金属车间建设进度这样快，投资回收周期这样短，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从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上半年，合计产出铂、钯为以前十五年累计产量的43%，产出铑、铱、锇、钌粗金属为以前十五年累计产量的12倍。由于新工艺周期短，回收率高，成本低，经济效益十分显著。一九八三年七月，在金川召开了技术鉴定会。与会者一致认为，新工艺的研究成功并实现工业化是一项重大科技成果，标志着中国铂族金属提炼的科学技术水平，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具有中国特色，在技术上具有国际水平。

以后，金川继续扩大与研究单位和大专院校的协作，进行新流程的探索研究。如长沙矿冶研究院提出用萃取法分离金的技术，已实验成功，开始用于生产。北京大学与金川公司协作，研究成功萃取铑和铱的新工艺，已用于生产，产出的成品铑、铱纯度达到99.99%。

第三节 贵金属材料及制品的兴起和发展

贵金属材料与制品，主要包括电接点、测温、电阻、应变、磁性、焊料、透氢材料、坩埚器皿、化工用铂催化网、玻璃纤维工业用漏板、饰品、铱粒等材料，以及化合物、络合物，催化剂、浆料、膏状焊料、抗癌药物及电镀制品等。

新中国成立后，生产首饰的少数银楼继续从事首饰生产，大部分加工企业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转产工业用贵金属材料，小批量地生产铂丝、铂过滤网、电极、小坩埚、平底皿、小舟、锥形漏斗及包头钳等。虽然加工设备非常简陋，产量不多，但这些企业都是新中国贵金属材料及制品工业的萌芽。上海合金厂是这方面生产历史最早的工厂。

五十年代末，国防建设和一些基础工业部门急需贵金属材料。第三机械工业部六二一所、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等单位，先后试制成功一系列铂铱、钯铱、钯银等合金材料。如试制成功了航空工业所需金属材料铂铱25合金等，并开始小批量生产。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上海合金厂、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也为中国军用贵金属材料作出了贡献。上海金银饰品厂承担了试制铂合金网的任务。他们先用简陋设备，制出了直径0.09毫米的合金丝，由上海光华金属丝网厂用木织布机，手工编织出合金网，供给化工部门使用。上海华昌仪器厂是一九五六年由三家小首饰厂合并成立起来的。为使中国玻璃纤维工业用的漏板坩埚材料能早日立足国内，他们克服了装备技术上的许多困难，于一九五七年试制成功52孔的铂铑合金漏板坩埚。

在中国贵金属材料发展的初期阶段，除了上述材料之外，还有透氢材料、测温材料、熔化光学玻璃用的大型铂坩埚、钎焊料、各种银基触头材料等，都已研究出来，并能批量生产。例如，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宝鸡稀有金属加工研究所，先后研制出超纯氢净化器用的钯银和钯银金等合金材料。

六十年代初，铂、钯产量还很少，因此，必须设法找代用金属。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开展了“以金代铂”的研究工作。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姜斌等人研究成功了5种金基合金。与此同时，第三机械工业部六二一所、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宝鸡稀有金属加工研究所等单位，研制成功一系列金基合金，用在精密仪表制造中，代替原用的铂、钯基合金。一九六八年，在六二一所召开了金基合金航空材料鉴定会及标准审定会，初步建立了中国金基合金体系并制定出中国第一批金基合金材料标准。为了进一步提高材料的耐磨性，宝鸡稀有金属加工研究所、昆明贵金属研究所，还分别研制出加入稀土元素的新型金基合金。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金基合金领域内，无论是合金品种，还是应用的广泛程度，都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

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军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对贵金属材料的品种、牌号、规格、数量、质量等方面都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而这时，中国各种贵金属产量也有了很大提高。这就使得中国贵金属材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其特点是：

一、 产品基本配套齐全

化工用铂催化网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再生铂网的年生产量逐年增加，还制定了部颁标准。玻璃纤维漏板坩埚的规格已从原来单一的50孔，发展到1000孔的各种规格。精密电阻材料方面，研制生产出10几种合金，形成了从低阻到高阻比较完整的合金系列。三种铂基应变电阻材料的产品性能，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电接触材料方面，研制出从小负荷到大负荷，包括有银基、金基、铂基、钯基以及钯银铜金铂锌六元合金、银镁镍合金等新型材料40多种。测温材料方面，生产出符合国际温标规定的标准电阻温度计、工业用铂电阻温度计用纯铂丝、多种工业用的铂偶丝和金基低温偶丝。贵金属焊料也得到发展，除能生产多种银基、金基等通用焊料外，还研制出许多电真空、半导体器件用焊料和其他特殊用途的焊料。生产出能加工纯金、纯银、纯铂及其合金的，规格小到容积几毫升（实验室用），大到上百立升（生产光学玻璃用）的坩埚器皿，还研制出高质量的精密铸造铱坩埚。磁性材料方面，为满足制作高精度精密仪表的需要，研制并生产出具有优良磁性、抗腐蚀、易加工成型的铂钻永磁合金。贵金属电镀研究和应用取得了很大成绩，如光亮电镀、厚层镀铑、电镀液商品化等。铱粒生产也得到了提高，从原来用废料复制生产铱粒，发展到以锇、铱、钌为主要原料，自行配制，生产多种高级金笔用的铱粒。

二、 装备得到改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金属及合金的熔炼一般都采用了真空中频炉或高频炉。大部分单位都具有多种较精密的轧机、挤压机、拉丝机和拉管机，少数单位还装备有20辊精密轧机。产品的精度，箔材可薄到3—5微米，丝材直径细至0.008毫米，管材可生产Ф0.8×0.05毫米的毛细管。除少数金属及其合金外，已能提供各种规格的管、片、箔、丝、棒材，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

七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随着家用电器、通讯、计算技术和各种微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国的贵金属材料及制品工业，开拓了许多新领域。贵金属材料应用最广、最重要的是在精密合金方面，出现了很多性能优异的新材料；难熔铂族金属的加工取得突破；透氢材料有了新的进展；体现贵金属独特性能的一些新型材料，如膏状焊料、催化剂、浆料等被研制出来，并形成批量生产；这个时期发展最迅速的是复合材料。

在这个时期中，中国贵金属精密合金向高性能、高寿命方向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新型合金。如昆明贵金属研究所马光辰、黎鼎鑫等人开创并指导了铂族合金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研制成功了铂钨铼镍等应变电阻合金，电接点材料铂钌10合金、银铈0.5合金。六二一所在电接触新材料、新工艺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改善铂铱25合金板质量的新工艺，获一九八四年国家发明三等奖。该所还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航空用贵金属材料标准。在测温材料方面，重庆仪表材料研究所、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等单位，研制成功符合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Ⅰ、Ⅱ级的铂铑10/铂、铂铑13/铂、铂铑30/铂铑6等三种热电偶材料，还研制成功铂电阻温度比为1.385的工业铂电阻用铂丝。四川仪表一厂、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先后研制出转炉炼钢生产中快速确定钢水中碳含量用的铂铑10/铂和铂铑13/铂定碳偶丝。在电真空及半导体用焊料方面，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研制成功钯系电真空焊料，填补了国内空白。北京有色金属与稀土应用研究所研制成功满足砷化镓半导体微波器件上芯片粘接、蒸发、溅射靶片用的金锗银合金材料。

铑、铱、钌、锇四个元素，通称难熔铂族金属，加工非常困难。为了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西北铜加工厂自七十年代以来，研究这些金属及其合金的加工。研制成功铱铑/铱热电偶丝，20K以下测温材料铑铁丝，电真空管、原子吸收灯等用的铑、铱、钌及其合金的丝、片材。

宝鸡稀有金属加工研究所，在一九七○年至一九八○年期间，李景臻、王栋、袁弘鸣等人研制成功一系列透氢量大、强度高，在氢气中稳定性好的钯合金，其中钯银金镍新合金获一九八二年国家三等发明奖。该所还研制出环保及防化器材用电解超纯氢净化用钯合金管材。

贵金属，特别是铂族金属，具有优良的催化活性。中国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研制这类催化材料。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研制成功的柴油机排气净化用的铂族催化剂、“红旗”轿车排气净化催化剂，其净化能力、强度、稳定性等能满足实际使用要求。抚顺石油三厂研制成功的铂铑双金属重整催化剂，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研究成功的铂铱铈铝多金属重整催化剂，都用于石油生产。六二一所的铂铑催化剂新工艺研究，获一九八三年国家发明三等奖。

为适应微电子技术发展的需要，中国从六十年代末开始研制贵金属浆料。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研制成功银浆及高导低温银浆，银钯30导电带等多种导电及电极浆料，玻璃型厚膜细线金浆，钯—银浆，二氧化铱浆，二氧化钌浆等电阻浆料。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对贵金属材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贵金属产量却满足不了需要。另外，近代工业中许多元器件的综合性能，单靠一种材料是难以达到的。因此，中国自七十年代起，采用多种形式的节约代用措施和不同的复合工艺技术，研究和生产了多种复合材料和贵金属材料的代用品。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四川仪表一厂、南京玻璃纤维研究院等单位研制成功弥散强化铂和铂铑合金。用这些材料制造的坩埚高温性能好，使用寿命长，可节省50%以上的铂。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苏州合金材料厂、济南电工合金厂等单位研制和生产了一系列的银基颗粒复合材料，既提高了电接点的使用寿命，又为国家节约了大量银。层状复合材料是近十几年来发展最快的领域。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宝鸡稀有金属加工研究所以及全国许多电工合金厂，研制出多种银／铜、银合金／铜合金的复合材料，满足了电子、电讯、机械工业、家用电器工业发展的需要。复合种类从纯金属到合金，复合方式从二层到多层，从整面到局部嵌镶复合。复合方法从爆炸、钎焊发展到固相复合。

在节约代用贵金属方面，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研制成功新型非钌钛阳极，与航空工业部三○三所共同研制成精密瓷基导电滑环，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研制成功部分代替金—镍的铜—锰焊料。

第三节 大力发展二次资源

二次资源是使用后再生的贵金属。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仅金、银的再生回收技术有些基础。除金笔行业能少量回收一些自身的废料外，其他方面的回收工作均属空白。

新中国成立后，此项工作发展迅速。八十年代，废料回收已在贵金属工业中十分兴旺活跃。中国因铂族金属使用较集中，再生回收的研究工作也进行得多一些，其回收与使用量的比率稍高，约可达70%。金、银回收与使用量的比率却很低，金约5%，银约12%，此项指标，与生产规模、技术装备、管理方法等各方面的水平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