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住建内站前街》之一建国门的由来

小李

　　国庆前夕，到集团下属的北京宝辰饭店开会。这家位于建国门内北京站前街的星级饭店兴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地理位置优越，与北京火车站东侧出站口咫尺相望。会后时间尚早，我独自走出饭店漫步至站东街。抬眼向南望去，北京站高耸的钟楼上，格外醒目的大时钟依旧默默的为四面八方的行人准确报时。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二十余条公交车站台前挤满了南来北往的乘客。我乘兴徜徉在周围的大街小巷，大羊毛、盔甲厂、泡子河、抽屉胡同……这些再熟悉不过的街巷，以及古观象台、20路公交车等等，无不唤起我对美好的少儿生活的回忆。

据家父回忆，我家是1963年前后从朝阳门外搬到站前街东侧的水磨胡同25号院居住的，其时家兄尚在襁褓之中，五年后我也来到这个世界。除每周只能回家一天的四年多幼儿园整托生活外，大部分的少儿时光我都在这座院子里度过，直到1982年读初二时才离开这座生于兹、长于兹的老北京四和院，搬至团结湖的新家。可惜的是，曾经承载着我童年梦想的水磨胡同25号乃至整条胡同，以及整片站前街东侧的大部分地方早已淹没在海关大楼、中粮广场、恒基中心等一座座富丽堂皇的时尚建筑之中。于我，留下的仅仅是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街巷，还有大脑中不断闪过的一段段儿时的经历、儿时的梦。不由得萌发了将这些仅存的、有限的记忆记录下来的念头。其实，未满天命之年的我，行此之事多少有些班门弄斧之嫌。一来，长辈、前辈们尚耳聪目明，硬硬朗朗；二来，自己孤陋寡闻，年资、阅历有限，难免挂一漏万。何况，人们常说:喜欢回忆过去的人会老的更快。但毕竟岁月无情，淡忘是任何人都无法逃过的宿命。怕只怕，仅存的这点记忆早晚也会随着似水流年和飞速变迁的城市一点点模糊、消退，以至于无迹可寻。时光要流转，又有谁能拦得住呢？还是趁人尚未老去，尝试着将曾经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姑且算作对自己那段美好的纯真年华的纪念吧！

一、建国门的由来

前几年曾流行过这样一则笑话：长安街上由西向东行驶的大一路公交车在王府井站上来一位操晋北口音的大叔，递给售票员10元钱说：“见过吗（建国门）”。反复三次，售票员很生气，从票兜子里拿出一张100元的大钞，高声反问大叔：“你xx见过吗？”

建国门对于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来说可谓家喻户晓。其实，建国门作为地名出现的历史并不久远。自金中都到元大都，再到明、清北京城，并没有建国门这一地名。

金天德三年(1151年)，金主完颜亮命梁汉臣、孔彦舟等人仿照北宋汴京的规制，在辽燕京城的基础上扩建新都，历时两年建成，史称金中都。都城方形，周围36里，东南角在今北京南站路东的四路通；东北角在宣武门内翠花街；西北角在军博南黄亭子；西南角在丰台凤凰嘴村。共设城门13个，南为端礼、丰宜、景风。东为阳春、宣耀、施仁。西为丽泽、灏华、彰义。北濒金口河，有会城、通玄、崇智、光泰诸门。现在广为人知的会城门、丽泽桥都是那一时期的遗存。

元灭金，金中都遭到毁灭性破坏。元世祖忽必烈命刘秉忠规划建设新都城，到至元三十年（1293年）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建成，史称元大都。元大都以金代大宁宫（今北海琼华岛）为中心，呈东西短、南北长的矩形，北至元大都土城遗址，南至长安街，东西至二环路。城墙全长60里又240步，辟十一门，南面正中为丽正门，东为文明门，西为顺承门。东面正中为崇仁门，南为齐化门，北为光熙门。西面正中为和义门，南为平则门，北为肃清门。北面东为安贞门，西为健德门。现在古观象台一带就是元大都都城的东南角。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灭元兴明，建都南京。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取皇位，同年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筹建北京宫殿城池，永乐十九年（1421年）“告成”，历时15年，正式定都北京。明代的北京城以元大都为基础改建而成，北墙南缩5里，南墙向南展出800多米，成为东西向的长方形。重建了宫城和皇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又修筑外城，仅筑成南侧一面。至此，北京城的基本轮廓已经构成，即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其中内城周长45里，设9门，南为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东为朝阳门、东直门；西为阜成门、西直门；北为安定门、德胜门。外城周长28里，设7门，南为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东为广渠门，东北为东便门；西为广宁门（清称广安门），西北为西便门。城墙基宽24米，墙高8米，全部为板筑的夯土墙。内、外城面积合计为60平方公里。

1644年满清问鼎中原，全盘接收了明朝北京城。此后二百余年未做大的改动。

都城变迁示意图。红色为金中都、蓝色为元大都、黑色为明清。

　　北京城的损毁始于清末。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正阳门城楼和箭楼（1903年被清政府修复）、崇文门箭楼和朝阳门箭楼被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修环城铁路又拆毁了几处瓮城和箭楼，还于1926年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新辟一城门，命名为“和平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据《日伪统治时期华北都市建设概况》记述，1939年日本占领北平后，为兴建东郊工业区的“东街市”（双井一带），对着长安街位置的内城东垣，拆毁一段城墙（古观象台北侧），所辟新城门仅有缺口而未设门楼与门洞，其实就是民间俗称的“豁口”（如后来的“十条豁口”、“北小街豁口”等），当时定名为“启明门”。同时，为兴建西郊公主坟外的“新市区”，在对着长安街位置的内城西垣，扒开城墙，辟为新城门，同样没有门楼与门洞，定名为“长安门”。二门最初只是一个7.4米的倒八字形豁口，宽约百米，两端成坡型。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按照当时流行的“复兴、建国”的政治口号，将日寇命名的“长安门”改为“复兴门”，增建一座高12.6米的城台和一座宽10米的单券拱门，并加装了铁门。将“启明门”改为“建国门”，仍然保持原状。建国门因此得名。（下图为1958年从建国门内向东拍摄的建国门豁口。9路公共汽车开进城区，当时使用匈牙利进口的伊卡璐斯大轿车)。

　　1958年以前，现在的北京站前街十字路口还叫“闹市口”。为与西单西侧的“闹市口”区分，也称“东闹市口”。路口向西至东单牌楼一段称作“西观音寺胡同”；路口向东至建国门一段称作“东观音寺胡同”。路口向北至东总布胡同一段称作“方巾巷”；东总布胡同再向北至朝阳门内大街称作“朝阳门南小街”。路口向南至苏州胡同一段称作“闹市口”，苏州胡同再向南至内城南垣一段称作“沟沿”。这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由于临近明清时期的科举考场“贡院”，彼时周围就已逐渐形成购物、住宿的集市，可谓商贾林立，热闹非凡。

1958年，为使止于东单牌楼的东长安街得以向东延伸，北京市有关部门新辟马路，拆除了观音寺胡同、官帽胡同、笔管胡同等，1965年整顿地名时，该路段改称“建国门内大街”。现如今这里寸土寸金，街道两侧不仅分布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关总署、交通运输部、全国妇联等多家政府及非政府组织行政办公机构，还云集了长安大戏院、国际饭店、中粮广场、恒基中心等众多商业、旅游、文化设施。

1959年建设北京火车站时，对沟沿一带胡同进行大规模拆除。并对闹市口、沟沿沿线道路进行拓宽，形成北京站前街。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京站前陆续开辟了北京站西街和北京站东街，进一步完善了北京站地区的交通环境。

1976年前后，以建国门为中心，开始建设我国第一座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完全分行的三层互通式立交桥。当年唐山大地震后，北京的老百姓都把抗震棚搭建在大街上。我家和几户邻居共建的抗震棚就设在东长安街南侧的人行道上，向东二三百米就是建国门立交桥的工地。时值盛夏，蚊蝇孳生，大人小孩备受其扰。我常随大孩子们一起去工地十几米深的基坑里撸蒿草，带回来编成辫子，晚上挂起来熏蚊虫，效果颇佳。1979年9月建国门立交桥正式交付使用，成为那个年代北京城一道亮丽的风景。（下图为1979年9月28日建国门立交桥(北向)竣工通车。）

　　记得小时候，桥上通行的车辆并算不多，与今天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常常有人在桥上放风筝。每到夏日，华灯初上，附近的大人小孩常到立交桥两侧的草地上嬉戏玩耍，或者躺在光滑的水泥护坡上纳凉。

建国门的历史与变迁只是新中国成立后老北京明清古城墙、城门演变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以前，北京明清古城墙虽有部分损毁，但大体得以较完整保存。根据有关资料：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市建设局对内外城的城墙进行勘查，并形成了专题报告，当时内城的9门中尚存城楼8座，箭楼5座；外城7门中尚存留城楼7座，箭楼6座。

对于这座举世闻名的历史古城，众多文人墨客如老舍、郁达夫、林语堂都写过它，不乏溢于言表的赞美之词。国人如此，它同样吸引着异域的旅客。1921年3月，日本文坛巨匠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派遣，到中国采访旅行。他从上海出发，一路游览了杭州、苏州、扬州、南京和芜湖，然后溯江而上至汉口，游洞庭，访长沙，经郑州、洛阳、龙门前往北京，7月底，从朝鲜回国。归国后写下多篇游记，汇编成《中国游记》一书。谈及他为什么如此喜爱北京：“在中国的整个旅行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让我像北京那样喜欢，所以我在北京停留了近一个月，那可真是个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地方。站在城墙上，能够看到掩映在青青的白扬和刺槐中的一个个城门。盛开的合欢花，特别是在城外的田野中行走的骆驼，都让人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涌上心头。”他又写道：“说我最喜欢的地方，那应该是北京。古老的、悠闲的街道和人们，以及好像能遮蔽一切的青青树木，让我觉得再也没有哪个城市有这样和谐的感觉了。”

新中国成立之时，北京的130多万人口主要集中在62平方公里的内、外城。三海、故宫、各大公园约占去10平方公里。居民均集中居住于其余52平方公里的旧城，人口密度为21400余人/平方公里，远远超出8000余人/平方公里的现代标准。而新中国中央政府军政机关预计可达15万人左右，加之安排他们的眷属，预估达60万人。明清时期六部、各院等机构的办公地主要集中分布在天安门前千步廊的东西两侧。西侧在今人民大会堂一带；东侧则在国家博物馆至正义路之间。现代行政机关设置远比封建王朝复杂的多，所需要的办公面积高于原皇城机构所需的三倍以上。这部分人员的增加必将给已然拥挤不堪的北京城带来各种社会问题。

　　针对未来首都的发展建设和规划问题，1949年12月，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主持召开了城市规划会议。中国方面的专家有梁思成、陈占祥等人。前者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者则是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会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要以天安门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使首都不仅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科学中心，还要成为工业中心。

基于现代政府的庞大机构需要有中心区的集中布局，但北京旧城内已经没有足够的空地，生硬的安插在旧城中，既占用了旧城的园林游憩用地，破坏了北京城原有的完美布局。又产生交通困难，而且没有发展余地。对北京的建设要以“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为原则，不应随意拆除或掺杂不协调的形体加以破坏的规划理念。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针对苏联专家的方案，发表了不同看法。并于1950年2月，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其主旨是对北京旧城（包括内城、外城）进行整体保护，将长安街西延，以它为轴，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一带建设新的中央行政区，并将中央行政区与北京旧城之间、旧城广安门外的地块建成商务区，与北京传统的商业区之一的西单联为一体，这样长安街就作为轴线，中央行政区与北京旧城一西一东，使整个北京呈扁担状的空间格局。这种多中心的规划思想，显然将会大大减轻单中心城市过分集中的负担。

梁思成(左)、陈占祥(右)两先生

《梁陈方案》示意图

对于老北京的古城墙，梁思成充满了感情和自豪。曾经这样描绘他的构想：“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可利用城墙为城市分区的隔离物，城墙上可以绿化，供市民游憩。壮丽宽广的城门楼，可改造成文化馆或小型图书馆、博物馆。护城河可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梁思成还主张把新的北京火车站建在永定门外，这样中外游客出了火车站就可以感受北京南起永定门、北至景山的城市中轴线。

鉴于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新，财力有限。解放大业尚未完成，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倾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在西郊新建一行政中心确实力不从心的客观事实。以及受当时压倒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意识形态和领导层自身历史局限性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最终北京没有采取“梁陈方案”的发展战略，而是将中央行政区建于中南海、天安门一带，并且中央各部委在北京旧城内见缝插针、遍地开花，布局十分混乱。此后，为适应新的城市功能和定位以及人口激增后的居住需求，北京以天安门为中心迅速向外延伸。短短几十年间古老的城墙、城门不可避免遭到毁灭性的拆毁。到1979年下令停止拆除残余城墙，并保护遗留城门时，北京城墙遗存只有内城东南角楼以西、以北和复兴门南三处内城残垣了。留下了一对半城门和一个角楼，即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和内城东南角楼。据说梁思成曾屡次上书呼吁保护北京古城墙，但最终未能如愿。城墙被拆除时，这个平日里冷静沉默、心中却藏着对古建筑深深爱惜的老人捶着胸口，痛哭不止：“每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每剥去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往事不堪回首，在扼腕叹息的同时，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实在太多太多……诚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建设给这座古老都城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也是有目共睹，足以彪炳史册的。这一点从新旧照片的对比就可一目了然。(图为1956年、2017年的建国门外护城河桥以及建国门外大街。从古观象台向东拍摄。）

　　正可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