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中集）

玉兔（王树品）

第七章服役边陲

第一节 新兵印象

一路奔波，我们来到地处中国北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的额济纳旗,额济纳旗县城中心向西北一千米的地方便是内字157部队——边防站的驻地。我们新兵集训将在这里进行。刚到部队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老兵们穿着洗得素白纯净的棉布人字呢外罩，下身为马裤的骑兵服装，加上鲜红的帽徽、领章的点缀，显得格外精神，酷似当年打着绑腿的红军。

我尤其爱听早晨的起床号声“嗒——嘀——嘀——嗒——嗒——嘀——嗒——嘀——……。

到部队的第一顿午餐中，食堂又特别为我们新兵端来了几大盆带骨头的大块手把肉，不知道是羊肉、牛肉、还是野驴肉；最大的肉块得用双手把着，我们新兵哪里见过这样大的阵势。

新兵连成立后，在分班时，所有的班长都站在新兵队伍前领人。我凭着第一印象，心中也在默默地选着我的班长，当连长念到“五班长冯老四”时，我心想：千万别分到他的班里，偏偏就在此时连长念出我的名字，冯老四还是当了我们新兵班的班长。接兵人员大多都被安排在新兵连担任班、排、连级干部。我找了半天，偏偏没有到卧佛寺接兵的扎雅图；扎雅图长得英武俊秀，说话和蔼，举止大方可谓一表人才。按照常规“老兵接兵，回来必升”，扎雅图 是1965年兵，接兵回来提干已成必然；我完全没有想到，一位名叫赵忠武老兵告诉我，扎雅图在我们到部队的第三天就已经退伍回家了。我得知这一意料之外的消息后，感到吃惊、突然和遗憾；吃惊的是，我参军后的第一个偶像竟然退伍；突然的是，他走的如此之急，使人感觉反常；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和这位刚刚结识战友告别，以至今生今世再也无缘相会！

事情还得从文革中的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领导小组负责人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滕海清说起。滕海清以平叛为由，在康生等人授意下，凭空制造“内人党”冤案，以“莫须有”的罪名，揪查出“新内人党”34.6万人（其中蒙古族占75%），刑讯逼供打死16222人，打残87188人。怵目惊心！据内蒙古自治区在总结这场冤案报告中说，“滕海清等人采取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凭空捏造手段，用尽骇人听闻的极其野蛮手段、残酷的各种刑罚，大搞逼供信，造成48万多人为新内人党。”这场大冤案，遭难人数之多，波及之广，就是部队也不能幸免，仅内蒙古军区政治部200人中，就揪出180个内人党，其中10个人被迫害致死。在边防站几乎所有蒙族干部都到了军区“学习班”。这便是蒙族老兵扎雅图退伍的原因。

新兵连里排长、班长每天带我们练齐步、正步走，左右转、瞄准。参加了两次义务劳动 ，打了一次靶，于3月底新兵训练结束。新兵连宣布分配名单，我、王贵富、程有昕、马兴元、金钱豹（蒙族）、安仓被分配到距额济纳旗五六百里的呼鲁赤古特（黑鹰山）边防分站。

第二节 呼鲁赤古特边防站

1969年4月1号，也就是中共九大召开的日子；我们六名新兵乘上了前往呼鲁赤古特边防分站（以下简称呼站）的解放卡车；与我们同车的还有一位来自天津抱着婴儿的年轻女人，后来才知道她是前来探亲的呼站电台台长张仁成的爱人。我们的车沿着边防线在茫茫戈壁独行，一路上没看见一个人，没遇到一辆车。我们在沿途唯一的非军人单位的介格哒气象站吃过午饭后，于傍晚到达呼站。站里安排了丰盛的晚餐为我们新兵接风，当晚我们6人暂住在呼站的招待所（客房）里。

呼站坐落在介于198号界桩与199号界桩之间，距边境线三公里的戈壁滩上。营房分为西北、东南两院，两院间距80米。东南院一栋坐北朝南，中门进入走廊式，南北双开门的新式平房；二班的住所、库房及来宾的客房在东南院。（还有一间是警犬“凤威”的居室。）其余的大部分人员都在西北院。

西北院又可分为里外院。里院是三排六栋的老式平房，从北向南第一排西面是一班的住所和库房；第一排东面和第二排西面是站长、医生司务长、参谋们的居所；第二排东面是伙房、餐厅和炊事员宿舍；第三排西面是车库、乒乓球室兼会议室、司机宿舍和次序置放骆驼鞍子的地方。第三排东面是电台报务室，报务员、电台台长、报务主任的居所。里院西边的外院首入眼帘的是个篮球场，篮球场西边是一排坐西朝东的库房，库房分为驼料（黄豆）间、杂物间，放牛肉干、罐头、压缩干菜等食品的房间（其中有一间是警犬——“秋明”的居室）；篮球场北面是一个二层楼式的瞭望哨楼，哨楼上面架着一架德国进口的单长筒望远镜。白天由两个班的战士每人两小时轮流在哨楼上站哨。哨楼的下层住着一群鸽子，它们自由自在的住在里面，随意飞出飞进。从篮球场西南绕到库房的后面即呼站营房的西边，向北是一排鸡舍，一排猪圈；向西先是一口水井，井旁有一个大水槽。水槽西边不到几米，是一个用梭梭柴栅起骆驼圈；再往西几米是个梭梭柴围起的羊圈。此外在西北院的北面，东南院的东面各有一个菜园。

那时的呼站没有电，也就没有任何电气设备 。一般的收音机也收不到信号。站里有一台锡疙瘩收音机，倒是可以收到新闻，听听样板戏。据老兵说这个功能较好的，又笨、又愣、又难看的锡疙瘩收音机，还是日本国送给周恩来总理的，而周总理又赠送给各边防站的。

我和马兴元分到一班，其余四人分到二班。我们班现有八人即：副班长王凤元，战士庄庆海、龙腾、梁根玉、巴图门克、崔文武、马兴元和我。，我们呼站是营的编制，排的架子，班的兵力；站长、副站长、教导员、副教导员都是营级干部，机要参谋、内情参谋、外勤参谋、边境参谋、电台台长是连级、副连级干部；医生、司务长、报务主任是排级干部；全站两个班各八人、加上炊事员二人、司机一人、报务员一人，总共二十名战士。我们刚到呼站，站里领导只有杨副站长一人，站长、教导员、副教导员，还有内情参谋、外勤参谋加上我们班的班长都到军分区“学习班”去了，直到我退伍转业也没有他们六个人的消息。

站里给我们新兵每人发了一件马褥套，一双马靴，一副骆驼鞍子，一头骆驼。我们站是骑兵编制，在沙漠马是排不上用场的，骑兵只有启用沙漠之舟——骆驼。我的骆驼编号为8号，原是教导员的军驼，教导员身陷“学习班”，因而8号驼分给了我。8号驼是全站最好的驼，老兵们去打黄羊每次都要借骑我的8号驼；它的最大优点是沉着稳健，性情温顺，打猎时你可以隐藏到它的身边依托在它的身体开枪射击，枪响后它却纹丝不动。

刚到呼站的第五天晚上，我在司务长宿舍打扑克牌，刚玩一个小时，忽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器声；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司务长连忙对我说：“快去带武器，紧急集合！”我急忙回到班里，背上子弹带和手榴弹，扎好腰带，拿起枪跑进队列，刚站定，就听站长发出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目标一号高地，跑步走！”那天天很黑，我也看不清路，随着大家高一脚低一脚地跑着。途中卧倒一次，起来又往前跑；第二次卧倒时我随手在身后一摸，四颗手榴弹变成三颗，我对身边的副班长说：“班长，我的手榴弹丢了一颗”副班长对我说：“对谁也别说，明天早晨天一亮，咱俩一起来找。”我说：“我现在就去找。”副班长说：“不管找到找不到，都要快去快回！”我估摸着顺原路寻去，在第一次卧倒的地方看到那颗手榴弹静静在那里等着我。我把手榴弹装好，又把其它三颗重新检查了一遍，急忙追上了队伍。我悄悄告诉副班长:“班长！已经找到了！”副班长没有说话，表情很平静，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们到呼站后，共搞了两次紧急集合，后来由于军区有规定，边防站不准搞紧急集合，以免一旦有了情况，真假不分。 杨副站长强调说：“以后发警报就是真有敌情。”

到呼站一个星期后，站里安排我们班到203号界标巡逻。这次是骑骆驼巡逻，由杨副站长带队，同去的还有电台室的报务员蒙族战士扎那，以备必要时进行发报联络。每次巡逻都要在头一天下午就做好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把两套专用的木制水桶装满水，带好必备的餐具，再带上大米、面粉、罐头、榨菜等。我们个人把自己的水壶装上水，在子弹袋里装满二百发子弹；第二天用两峰骆驼驮水桶和用品，大家用马褥套装上被褥，带好各人配备的武器，骑上骆驼，沿着边防线，边巡查、边前进。中午我们在中途一个避风的地方做饭，吃过饭又继续前进。下午来到203号界桩前。大家在界桩旁巡视、观察了一阵后，看看天色已晚杨副站长带着大家向宿营地骑去。

宿营地选在一片红柳丛边，晚饭吃的是杨副站长为大家做的刀削面。晚上，我们在十二峰骆驼围成的圈内，打开被褥，美美地睡了一个好觉。吃过早饭，大家迎着朝阳原路返回呼站。

呼站干部和战士的比例为2比3，在这里干部战士的区别不大；大家一起吃饭，一起训练，一起劳动，一起站哨：我们站是战士轮流站哨，干部轮流带哨（包括查哨、叫哨）。

杨副站长是四川人，擅长烹饪，常常到伙房去指点并且亲自下厨做几样拿手饭菜。站里的人年轻体壮，几乎没人看病，高医生闲得无聊，义务承担起撒鸡食，收鸡蛋的事。日久天长、习惯成自然，撒鸡食、收鸡蛋成了高医生的专职。其他人也包括我，谁也无心、无暇过问鸡及鸡蛋的事情。虽然高医生对其“专职”很尽力，但每年夏天总会意外发现有“咯，咯，——咯，咯！”的老母鸡领着一群群“唧唧唧，唧唧唧”的小鸡出现。

呼站冬季取暖采用烧地暖的方法，早在建房时就设计好的，即在每栋房后面的灶口处加柴燃火，以至把地烧热，达到取暖的目的。站里经常组织干部战士们一起去打柴，这里干枯的红柳树干和梭梭柴比比皆是，大家连搬带捡，三下五除二，谈笑间就是一车。打一次柴足能烧上半个多月。

呼站的王参谋（边境参谋）和张台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俩都是一米八的个头，都具有军人的气质和风度，都敢于直言领导的缺点，都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王参谋枪打得好，他经常带着一两个老兵骑着我的8号驼去打猎，而且从不空手回来。平日里，人们为了用老鹰的翅膀做羽毛扇，一旦有老鹰落在附近，赶忙去喊王参谋，王参谋赶来，端起半自动步枪“呯”的一声，老鹰应声落地。一次站里组织打靶，马兴元九发子弹打了七十二环，大家齐声称赞。王参谋走过来对马兴元说：“你打得很好！我也来九枪，争取超过你的七十二环”。只听得“叭——叭……”九枪，报靶为八十五环。

王参谋平时说话风趣幽默，我刚去呼站不久，印堂上长了个疖子，肿了大半个脸，王参谋对我说：“我刚参军来时也和你一样长了个疖子，大家都叫我王大包，现在把我的王大包的美称转给你，你叫王大包，我呢，改名了叫王大胡子了哈哈哈哈！”。

张台长是天津人 ，精通电台业务，曾在军分区组织的电台业务技术比赛中夺得了第一名 ；把军分区机关的一位女电台专家气得几乎大病一场。张台长常约我到电台室打扑克牌。我们的副班长警示我“电台是保密的地方，没事不要去玩”以后除非副班长同意，我再不去电台室了。在我生日那天，也不知道张台长是怎么知道的，他竟然给我买了二斤牛奶糖，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收到的生日礼物。就是在自己家里也没有过生日的习惯，更谈不上生日礼物了。

在我们站，站在哨楼用十八倍的望远镜，隐约看得见蒙古边防站的人在跑操。一天，马兴元放了个屁，臭味把巴图门克熏得直叫唤；庄庆海打开北窗，把头伸出窗外后，发现对面的蒙古边防站似乎有物体在动，立即跑上哨楼在望远镜里一看，原来是一辆坦克。 站里将这一重大发现向军区作了汇报，军区来电报问了两次，三天后又派专人来落实。由于当时中苏边界正在珍宝岛打仗。蒙古国基本上是受苏联操控，当时蒙古没有坦克，一旦在蒙古边境出现坦克，就说明苏联在中蒙边境已拥有重兵。故上面高度重视，好在必要时做出新的战略部署。

边防站的待遇较高，第一年的津贴费是每月10元，而内地则是6元；我们的棉衣是一年一换，就连住在额济纳旗的守备师也还是二年一换。我们伙食费每天8角1分，而内地是4角多到5角。我参军走时身上没带钱，参军半年就给家里寄去50元钱。姐姐来信说“看到你寄来的钱，我们全家都很吃惊，你刚走半年，哪里来的这么多的钱？”我们站待遇高而且历年积攒的底子也厚；加之就地取柴，省下了取暖费，自己有猪 ，有鸡，有羊，还能打些猎物，也就少花了好多钱。总站后勤价拨的牛肉干，金华大火腿和净重2斤的分别为牛肉和猪肉铁盒罐头，我们站一要就是半汽车。站里的茶叶和白糖（大块长方形的砖茶，整麻袋的白糖）可以无限随便食用，当时在内地白糖是紧俏食品，不是随便买得到的。我喜欢干吃白糖，站里的白糖我可没少吃。

呼站的缺点是，风沙大，气候干燥而且24小时的温差很大，正如人们所总结的“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啃西瓜”。在夏天这里的温度最高可达四十多度，而晚上有时才十几度。在呼站以前是吃不到新鲜蔬菜的，只能吃压缩干菜。为了吃到新鲜蔬菜，老兵们煞费苦心的从千里之外的内地，几麻袋、几麻袋的往回拉土，硬是用汗水堆出了两个菜园；并在菜园周边用碗口粗的梭梭柴垒起一圈篱笆墙，又在两个菜园里各打了一口人推式水井。我们一班的菜园距离宿舍只有30米，每天早晚我们都要去菜园推水浇菜。只是菜的生长质量大大的低于内地。长出的菠菜像蒲公英一样铺在地面，打不起桩来；西红柿也只有鸭蛋大。不管咋样，算是吃到了新鲜蔬菜。

　　

在戈壁滩有一种在梭梭树、红柳根部的寄生的植物叫肉苁蓉。肉苁蓉具有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的功效，常常用于阳痿，不孕，腰膝酸软，筋骨无力，肠燥便秘等疾病 ，素有“沙漠人参”之美誉，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也是历代补肾壮阳类处方中使用频度最高的补益药物之一。我们在巡逻时经常看到沙漠中长着正在开花的肉苁蓉。当时只是把它视同蘑菇、红柳花观赏一下而已。全站我只见到机要参谋王根旺把挖来的肉苁蓉切片蒸熟后，摆在哨楼旁边晾晒。一天我忽然发现在我们西北院第一排的两栋房之间，靠近山墙的地方，长着一颗露出地面一尺多高正在开花的肉苁蓉；我回过头见司务长和高医生正在闲聊，我走过去故作神秘地对他俩说：“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咱们院里长有一颗肉苁蓉，而且在20米之内。”高医生不加思索地说：“不可能！你是不是把梭梭柴当肉苁蓉了，呵呵……”我说：“是真的”高医生接着说：“小王，你别说20米，就是在200米内你能找到一颗肉苁蓉，我连根给你吃了！”司务长接过来说：“我连泥也给你吃了”；我故弄玄虚，装模作样的说:“谓予不信，拭目以待，二位请起立，听我号令，向前五步走——向右转——向前看！”，“二位请连根、连泥吃肉苁蓉，呵呵！”司务长说:“真是奇了怪了, 这么大个肉苁蓉每天我们过来过去的，怎么就没看见？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啊！”我说“我不也是今天才发现的啊,或许它是能隐身的仙草，今天遇见我们贵人才现身，露出了真面目。”大家哈哈一笑，那颗肉苁蓉像是和我们一起在笑。以后我再没有顾及那颗肉苁蓉的下落，也不知为何还真把它给忘了。

我还在巡逻时看到过沙漠里长着一个个的红棒棒，不知是什么植物？当时问老兵们，他们也不认识。退伍以后才知道那是锁阳 ，又名不老药，一种寄生植物，药物别名地毛球、锈铁棒、锁严子，野生于沙漠戈壁。它有平肝补肾、益精养血、润肠通便的作用，且治疗气血不足造成的不孕症，还可强筋健骨、补充钙质。对人体机能有很大益处；可增强免疫功能；清除自由基；抗血小板聚集；还具有糖类皮质激素样作用；并可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最新科学实验证明锁阳还具有防癌、抗病毒、延缓衰老的作用。适用于免疫力低下、易感染疾病者；中青年操劳事业而健康透支者；尿频便秘、失眠脱发、哮喘、痿弱早泄等多种慢性疾病患者。兼具补治阳痿，尿血等功效。

在呼站，我们除了外出巡逻、轮流上哨外，早晨驯驼、浇菜，白天副站长组织大家进行军事训练练瞄准、投弹、射击、匍匐前进、越过炮火封锁线等。晚饭后，大家一起去给骆驼喂料，边防站每个军驼每天供应6斤黄豆，我们把装满泡涨了的黄豆的大料篼子往骆驼的脖子上一挂，骆驼低下头一直把满满一大兜子的黄豆吃尽。然后留下一两个人等骆驼和羊喝过水，进入圈内，负责把圈门关好。班里的战士们则再次到菜园推水浇菜。

篮球场西南100米处便是呼站的练兵场，练兵场东西两边不知是什么时候人工栽植了两排十八颗胡杨，到1969年时，树干的直径已有二十公分，成为呼站的一景。在呼站东南两公里处，得天独厚的存在一大片原始胡杨林。当时我们谁也搞不清胡杨是什么树，老兵说：“那是梧桐，落凤凰的树！”我半信半疑。林子里夹杂着一片一片的开着串串粉红色小花的红柳；还长有甘草和其它植物，甘草根粗的和胳膊一样粗。林间地面上的树叶有二尺多厚；我们也经常到树林里来捡柴。有一次为了搞战备搭建防空掩蔽部，我们站砍伐了好几棵大树，官兵们十几个人抬一颗树干，往返好几趟。到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胡杨林。胡杨，又为胡桐，蒙古语叫“淘来”，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杨树品种，被誉为“活着的化石树”。有“生而不死1000年，死而不倒1000年，倒而不朽1000年”之说。胡杨，是一种极其珍贵的乔木树种，其珍贵性可与银杏相比。 影片《无极》的胡杨镜头，就是摄于额济纳旗胡杨林，它被誉为“世界十大美景”之一。 额济纳河两岸分布着中国最为壮观的胡杨林。总面积为5636公顷，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三大原始胡杨林之一， 堪称大漠的一颗绿色明珠。额济纳胡杨树挺拔高大，苍劲古朴，被视为植物的活化石，系国家二级保护树种。每当深秋季节，胡杨树叶变得一片金黄，形成胡杨秋色，树影婆娑，金韵斑斓，奇妙绝伦，赏心悦目。漫步在浓郁的胡杨林中仿佛进入神话般的仙境。茂密的胡杨千奇百怪，神态万变，无愧“十大美景”之誉。

在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特殊情势下，1969年7月国务院决定改变内蒙古行政区划，将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将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分别划归宁夏和甘肃，内蒙古自治区被划得剩下很小一块地方。我们边防站也由北京军区划到兰州军区，部队番号由内字157部队改为5299部队，边防站改成了边防团，骑兵改为步兵，我们就成了兰州军区步兵三团，为兰州军区直属团，由十九军和守备师代管。

呼站在改编前每逢星期天就吃两顿饭。上午吃饺子，由炊事员和面 、拌馅，大家一起包，杨副站长说：“我们边防站就是要养成吃饺子的生活作风”。后来军区领导来呼站检查工作，发现我们吃两顿饭，便问杨副站长：“你们怎么吃两顿饭？”杨站长答道：“今天是星期天”。领导很严厉地说“星期天敌人就不来了，敌人也给你们过星期天？简直是胡来，以后绝不允许！”杨站长即刻回答：“是，以后坚决改正！”

1969年中苏边界的冲突，随着在东北珍宝岛的战斗，特别是在新疆伊犁边防的有损于国威、军威的失利，导致北部边界局势十分紧张；我们站也进入了一级战备。边防对敌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当时的斗争策略是“有理、有利、有节”，“先礼后兵，后发制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杖”，“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按照总参要求，中蒙边界除了正常会晤的策克边防站外，其他分站尽可能不与对方边防人员接触，以免引起冲突。但是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性，丝毫不得松懈。“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的夜晚，我们站都是全副武装在战壕里度过的。

随着边防站的改编呼站也改成了三营九连 ，杨副站长调任三营长，九连来了新连长和指导员，一二班和新调来的战士组成一排；同时又增加了一个炮排。69年晚秋我也被调离了九连——呼站。屈指算来，在呼站仅仅只半年多的时间，却使我了解和感受到了边防战士的种种苦乐。在我的人生中打下永远抹不掉的深刻烙印。

第三节 调离呼站那些日子

我来到团部，到军务参谋吴中满的办公室报到。吴参谋对我说：“原计划是调你来扩充军械修理所的，可是现在上级决定暂不扩充修理所，你呢，先在招待所住下，至于你的工作，现在没有确定，等待通知吧。”

我住在招待所里，无所事事，当了几天自由兵。没事到处转转，与招待所的秦文海，军人服务社的王虎林，库房管理员周成，修理所的庄安甲、司云义常在一起，大家处得很融洽。

11月上旬，吴参谋通知我做好准备到“8号”学习，当时额济纳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有10个基地其代号为1号山、2号山、3号山和4号、5号、6号、7号、8号、9号、10号，1到3号山是人工筑起的假山；4号到10号是两弹一星工程的7个基地。整个工程几乎全在地下进行，地上面除了8号和10号外，整个基地看不到几个人。8号有个24医院，10号是个小有规模的军人城市，那里到了周末、周日就会出现潮涌般男女军人。10号的礼堂是苏联专家帮助修的，在当时是西北地区最大最豪华的礼堂，学习期间我曾在10号礼堂看过一场电影。

第二天团部安排一辆解放卡车把我们送到8号，到8号一问，才知道我们学习的地方是驻扎在7号的55师164团。这个55师早在战争年代就是刘邓大军的特别任务旅，是刘邓大军最得力的王牌部队。建国后55师曾平息过藏区大规模武装叛乱，并于1962年打了一场震惊世界的中印反击战。

历史上中印之间本无边界冲突问题，双方一直认可那条自然形成的位于西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东段边界线，相安无事；以后偏偏来了个驻印度殖民地的英国总督麦克马洪，其为英方利益考虑，霸道地以跑马圈地方式，在中国西藏境内东南部到云南省南部擅自由西向东划出另一条边界线，单方认定是大英帝国和中华民国的边界线。后来抗美援朝爆发后，印度总理尼赫鲁看出中国已无力东西兼顾，就悍然北上强占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相当于一个福建省面积的中国疆土。后来又把中方的只是文明抗议而从不兵戎相见的态度，视为是软弱可欺，再次悍然越过这个所谓的边界线向拉萨方向蚕食推进。并在占领地用12年的时间构筑了坚固的视为可以永久防御的侵略性阵地。

中印边界反击战役总指挥刘伯承元帅运筹着如何能以最小的代价攻克这个永久性的防御阵地；必须在战略战术上巧妙布局，避实就虚，出奇制胜，而且要选用一支最适宜担任这一主攻任务的部队，又要让对方根本不能觉察出中国所选用的部队。刘帅考虑再三还是选中了55师，首要的是必须事前想尽一切办法去迷惑印军。以常规推测，印方也一定会认为中国军队的参战主力最有可能是55师。他们必然会全力加强搜集陆军55师的调防异动情报的。当时长期驻防西藏地区的陆军18军和陆军11师，由于海拔太高空气缺氧，后勤运输补给线太长造成物资缺乏，那时在铁路未修通前一直是平均5个后勤兵供给一个作战人员，使驻地部队长期不能进行高强度的野战体能训练。而陆军55师长期驻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区，由于有良好便利的后勤保障，这个部队常年可以登在世界屋脊高原进行野战缺氧的山地大强度的体能训练。所以印度最怕这支部队被调去参战。刘帅为麻痹印度和世界上所有关注这场战争胜负的国家和集团的情报部门，便制定了极为机密和完善的伪装措施去掩护这支部队的调动情况。陆军55师的被调往中印边界前线的军情必须严密封锁，外界百姓和美苏英的卫星绝对不能获得任何一点异样信息。于是各种伪装工作在外松内紧的情况下开始有条不紊地实施起来。

具体措施为：

措施1、对有关部队进行生理上的“换胃”。当时接到命令开拔到陆军55师原驻地的部队是当时还驻防在山西省晋中地区的陆军21军。在开拔前一周，就将这个部队的一日三餐的饮用水暨口粮蔬菜品种全部换成陆军55师在青海省领用到的青稞等独特的品种，好使悄悄换防后部队的人员排出的糞便，被特务分子万一获取后用科学方式化验不出有非青海水土的异样成份，从而使国外情报机构无法取得最有说服力的生物性证据证明中国部队已经秘密进行了换防。

措施2、两个部队移防全部在夜间进行。陆军55师官兵突然在下午6点半，天刚刚黑，正要开饭时被命令借夜幕的掩护向北转弯跑步进入营房区内的列车闷罐车内急速秘密西开格尔木后，再在夜间换乘汽车，以后十多日里一直夜行晓宿避开国际敌方势力卫星和飞机的侦察手段，秘密南驶进入中印边界战区。陆军55师部队的军列刚从自己的营区内的火车站开出发五分钟后，陆军21军的闷罐军列就开进了营区，又借夜幕的掩护悄悄下车进入营房正常开饭，吃去陆军55师各个连队已做好的晚饭。

措施3、为了防止敌特人员从部队人员使用的手纸上发现破绽，21军从山西到青海军车内的行军途中所用手纸一律特发为无北京军区和山西省的任何特征也无兰州军区和西北几省的任何特征的纸张，并在使用后在列车内集中焚毁。到55师营房后所用手纸全由兰州军区印发的旧《人民军队》报代替。

措施4、陆军21军到新的营区唱的军歌和唱歌时间必须与陆军55师特点相吻合。

措施5，战争进行期间，调防来的21军专门有意安排各连队要组织气氛喧闹的文艺活动，并只让具有山西三晋口音士兵表演节目，因为营房周围的老百姓都知道陆军55师当时有着大量的山西兵存在。

措施6，每日上街市采办后勤物品，依然由陆军55师的各连队给养员担任，使当地商贩毫无部队已开赴前线的直觉。

措施7，重金买通国外新闻媒体，虚假透露中国青、甘、川藏区局势又现不稳态势，出现了极可能再次发生大规模叛乱的前兆，原平叛主力陆军55师因此被牵制不能调往中印边界前线的假象。对这一消息，不仅被偏袒印度的美联社、英国露透社和苏联进行了报道，而且台湾蒋方竟然也相信了这个假情报，唉叹这次天道不酬大陆共军，大陆中共祸不单行，共军西部的王牌部队55师因藏区的突发内乱的掣肘，无力抽身去中印前线参战，而印军锡克族旅正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战场的局势发展，致使未来中印之战胜负结局更加扑朔迷离。局势对比，对大陆不利，中共战争胜算很小。这些舆论终于使印度军方深信不疑。为此给这场战役决胜的突然性和戏剧性埋下了神奇的伏笔。此是刘帅在运用孙子兵法的“瞒天过海”之计的大手笔之作。

　　

中国部队偏偏就走印度军方和英国参谋总部认为中国军队绝对不敢走的路线，绕过印方十几年修筑成的坚固的正面永久防御工事，打印军的软肋。刘帅明白印军占我领土十几年早就修筑成了坚固的类似法国二战前的马其诺式永固防线。这是铜头，打不得，印军又采取梯次多层次纵深防御，示为铁臂防线，轻易亦打不得。但他防线长达千里，形似长蛇阵，布阵上显得是肚松且尾细。只要有一支奇兵从其后面突然降临，由南向北反向打他，他便必败无疑。就是先打他的肚子和尾巴。模仿二战初期德军避开德法正面战场的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密而绕道蛮横借道比利时境内迂回法国腹部作战的前例，刘帅利用不丹王国长期对印度这个地方性沙文主义大国的不满态度，秘密借道不丹境内小路，利用印军的大意，钻了其不在西马拉雅山雪崩死亡千里大峽谷驻兵设防的空子，命令55师主力轻装秘密前进，冒全师随时可能被雪崩掩埋全军复没的最大风险，穿越了这个生命死亡区，终于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印军腹地内。将二战以来先为英军后为印军的看家部队、骄横几百年的锡克族旅打成了重型残废，该旅残部被驱赶到西马拉雅山脉的雪线以上后几乎全部被冻死，以致生还者所剩无几。

55师163团三营九连二排四班副班长庞国兴三人作战小组一鼓作气夺得印军一个几十门榴弹炮组成的炮团阵地，使印军失败的时间大大意外地提前。庞国兴在战役进行时，成功袭取西马拉雅山脉东段天险嘉山口时，他先参加了连队的十人投弹小组投完所有的手榴弹后，快速前进时却因大雾弥漫迷失方向。但他知道枪声响处就是士兵的战场，他便与失散的另外两名同一连队的战友自觉组成新的战斗小组，主动担任指挥，立刻向枪声最激烈的的敌阵方向勇敢纵深了70华里。途中击毙一名乘军车的印军指挥官。同时，印军发现中国军队只有少数部队越过了天险嘉山口，就命令印军一个重型榴弹炮团对这个山口进行拦截性猛轰，这一下子就阻碍和停滞了55师后续部队的前进速度，使战役成功的希望又变得渺茫难测起来。当刘帅正要命令炮兵部队用超强火力压制和摧毁印军炮兵阵地时，奇迹发生，印军的大炮声却奇怪地消失了。原来是庞国兴战斗小组无意中寻声摸到正在炮击的这个榴弹炮团阵地,远距离开枪击毙了印军的指挥官，吓得印军炮兵们以为中国步兵已经攻了上来，于慌乱中匆匆炸毁大炮炮膛后逃跑。庞国兴在夺得的印军大炮阵地用土块写下了“步兵163团三营九连缴获”的大字。由于庞国兴的奇迹般的战功，使得55师主力全部顺利无伤亡通过了这个千里碍口要塞，成功轻取了印度东北部一个重镇的火车站。若不是接到无条件胜利班师撤退回国的电令，这个师已登上了缴获的火车，剑锋直插印度首都新德里。使得印度首都新德里大街小巷恐慌得急忙赶筑着街垒工事。55师返回途经不丹王国时，友好地将所有武器装备赠送给这个国家后，空手回国，以表示对该国秘密友好借道的感谢。

关于庞国兴，战后兰州军区为他记了一等功，1963年他被国防部授予全军战斗英雄称号，10月1日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后任排长、副连长，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5年5月18日在军事训练中因公殉职。

鉴于中国陆军55师的奇迹般的作战能力，二战中英军的前线最高指挥官蒙哥马利元帅权威性的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任何国家要敢动与中国的陆军作战的念头，那一开始做出这个决策时，就是在犯着一个战略上的错误。”

战后唯一荣立集体一等功的55师使中国陆军赢得了这个当之无愧得荣誉。

下午，我们来55师164团报到，负责培训的164团贾副参谋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贾副参谋长说：“这次让你们来我们团集训是军区领导特意安排的，总结当前中苏边界珍宝岛的战斗，战士们勇敢有余而战斗经验及技能不足，例如在战斗中有的人不懂得用树干做掩体，而是背靠树干和敌人对射，特别是对于地雷爆破的知识一无所知,以至吃了苏方地雷之亏导致许多战士的无谓的伤亡。我们组织这次集训的目的就是要提高部队特别是边防部队的战斗力。”这次集训学习，边防团一共来了六人，一个副连长四个老兵班长和一个新兵战士；具体为：六连（原策克边防站）石副连长和刘国金、李龙、李一国，七连的老黄以及我这个凑数的新兵战士。

训练开始后贾副参谋长每天必到，在培训中有一位唱主角的教练，每天带着大家摸爬滚打地忙碌在训练场；从表面看他不像是干部，他给我的印象是年轻，聪明、朴实，能吃苦、胆大心细，而且全身充满了活力；他以言传身教，设身处地的给我们讲了战场上的注意事项，以及各种经验教训，教练我们实战试用火箭筒、枪榴弹、反坦克手榴弹，爆破筒等武器；实地教我们制作320爆破，即制作一个梯恩梯炸药包并连接两个拉火管，做一个火药做的抛射药包，在地面挖一个30——45度斜坑，点燃抛射药包，将炸药包发射，在发射的同时拉火管点燃炸药包的导火索，在炸药包发射到目标的同时导火索燃到雷管引爆炸药包，炸毁目标。我们着重学习了各种地雷如反坦克雷、母子雷、连环雷、压发雷、松发雷、 绊发雷、跳雷、吊雷等基本原理，俗话说“布雷容易排雷难”我们又着重学习了地雷的排除，包括机械排除和人工排除。近半月的训练使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我只知道每天跟着学习，直至培训结束也不知道那位教练姓甚名谁，多年以后才猜想到他可能是作训参谋，郭参谋；要不他就是一位经过特殊培训富有军事技能的老战士。

164团集训队食堂有个独特的特点，就是面条里面加扁豆，扁豆状如过去那种感冒通糖衣小药片，吃起来感觉还不错。这种扁豆面条，我还就是独独在164团吃过。

从164团回来，我们先在团机关进行试讲，然后分组下连队讲课。我和老黄被安排到三营的9——12连四个连队讲课。我们来到三营后，各连官兵像客人一样，热情的款待我们。讲课前老黄难为情对我说：“不瞒你说，这次来三营讲课，我心里没底；在164团学过的那些东西没留下一点印象，感觉大脑空空。特别是那个反坦克地雷中的51式引信，我一直没弄清它的原理。所以这次讲课就劳驾你了，我给你当下手，所有力气活我都包了。”看得出老黄说的是真话，我不置可否,算是默认吧。就这样我把在164团学到的东西现买现卖到三营的四个连队。完成讲课任务后，他们五位返回原单位，我继续住我的招待所。

12月3日吴参谋问我“愿不愿意到五连去？”，我说“我一个新兵蛋子，没有什么条件可讲，服从分配”。12月6日我带着调令乘车到额济纳旗东，距额济纳旗二百多里的边防五连（原雅干边防站）报到。

第四节 雅干边防站

雅干没有原始胡杨林，没有菜园，没有哨楼，也没有饲养猪、羊、鸡、鸽子，也不打柴；看上去就那么简单。可是雅干边防站东边却有一座山，边防站的哨所就设在山上。雅干离额济纳旗较近，交通也相对便利，冬天能吃上土豆、大白菜等较为新鲜的蔬菜。五连也是1969年7月由原雅干边防分站改编过来的。五连的驻地分为南北两院，连部、一排、炊事班、参谋、卫生员、通信员等大部分人员住在北院；炮排住在南院，南院有几间放杂物的库房还有一间炊事班用以磨豆腐的豆腐坊。

我来到五连，被安排在一排二班，暂时和排长杨暂良、老班长王振云住在一个宿舍。在这里我没有刚到呼站时的那种激情，我以淡淡的心态对待着五连的人及事物；尽管五连的战士们对我有友好的表示，尽管杨排长和老班长一见面后就很喜欢我，让我在他们两人住的那个宿舍住下，当时无论遇到什么好事都难以让我兴奋起来。我以不冷不热表情面对这里的所有人 。没想到我所持的态度偏偏让老班长和杨排长对我喜爱有加。人啊，看你顺眼了怎么都好；当老班长看到我在用大铁壶向暖瓶斟水时，发自内心的说：“你们看人家斟的不急不慢滴水不洒”；他向王参谋介绍我说：“这是刚来的小王，李连喜的同乡，和李连喜一样稳重，可以说比李连喜还要稳重，有将军之风。”其实这是老班长对我的第一印象所造成的错觉，实际上并非我稳重而是特殊心情下的淡漠。

我刚到五连正好赶上连里打靶，按照惯例，打靶前总要选几个枪法好的作示范射击，杨排长和老班长非要让我去示范射击。自己本身就没有把握，加上天气寒冷，数九天的戈壁滩气温一般都在零下三十度以下，低温可达零下四十度，在户外戴着皮手套，都冻手；再者我是河北人，御寒能力差，楼板机时指头僵硬的不听使唤，胡乱打了十枪，加起来不够六十环，我觉得不体面，也不知别人打得如何，急忙跑回宿舍。杨排长和老班长边说边笑回到宿舍，从表情上看得出，我打靶的成绩没有影响他俩的情绪。我赶忙说，“今天没打好！”他俩异口同声的说：“好着呢！”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几乎所有人的打靶成绩都不理想。

上级命令，要求五连从步兵排选出六人，由一名干部带队，一名向导带路，前往拐子湖一带配合坦克兵执行任务。一排从三个班每班各选两人，我们班是我和副班长何四儿参加，向导是团里从额济纳旗找来的，我们带了一面红旗，我自己带了一挺班用机枪和两个弹盘；我们一行八人由陈副连长带队，向导引路。于2月18日7点30分出发，我们骑着骆驼沿着雅干南面的戈壁滩向拐子湖方向骑行。一路上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戈壁，偶尔也能看到一丛一丛的红柳和一颗颗的骆驼刺。

在一个大沙堆南面的一片开阔的地面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碗大的窝坑，而每个窝里都有三颗沙鸡蛋；原来这里是一大群沙鸡栖息、繁殖的地方。如此规模的沙鸡窝、沙鸡蛋，令我大开眼界，在我的一生所见中又是一次空前绝后。

我们骑行九个小时，行程近二百余里。于下午四点多赶到拐子湖与坦克团相会合。与此同时，直升飞机也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我们按照预先约定的方式，用红旗向飞机发出顺利通行的信号后，飞机腾空离去。坦克团张雷副团长说：“边防站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副连长同我们大家一齐回应道：“坦克团的领导和同志们辛苦！”陈副连长又说：“请领导给我们安排任务”，张副团长说：“你们能按时赶到这里，你们就已经完成了任务。我们的坦克在半小时前，成功翻越大沙山，因为你们是配合我们执行任务，我们的成功就是你们的成功。”当晚坦克团用他们团驻地张掖产的大米和张副团长亲手用步枪打的沙鸡为我们做大米饭、红烧沙鸡肉，我们大家美美的饱餐一顿。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和坦克团的官兵们告别后，双方各自驾车、骑驼慢慢爬上大沙山。坦克像冲浪一样从大沙山俯冲下去，我们站在大沙山头目送着坦克向张掖的方向驶去。

我们到拐子湖的当天晚上曾有当地的老百姓陆陆续续来看望我们。他们说，下午当他们听到坦克发出的轰隆隆的声音时，误以为是敌人打过来了，吓得大家慌忙藏进防空洞里，惹得人们虚惊一场。一个二十五六岁的乡邮员，听了我的说话口音，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我是涿鹿人，他说：“我是宣化人,咱们是同乡啊！”。我们随便聊了聊，看看天色已晚，老乡们相继散去。第二天一早那个乡邮员同乡又来看我，而且非要送我一包茶叶，我推辞不要，而他非送不可，放下茶叶急忙告别离去。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这荒无人烟的茫茫大漠，草草一会，匆匆告别，相互间连姓名都没来得及问，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有幸相遇，无缘再会，只是一种特殊的情感寄托。后来我一个人常想：那个乡邮员同乡怎么会只身到了那样的地方？而他以后的岁月里，又是如何在那弥天的大沙窝里默默奉献自己青春的……？

这次配合坦克团的行动是军事秘密。张副团长对我们说“这次行动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说！”事后得知，原来这次行动关连着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局，是毛泽东主席战略计划的组成部分。

事情是这样的：1969年3月，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苏方损失严重，被毁坦克、装甲车达17辆。苏军死亡58人，受伤94人。显然，苏方当局“吃了大亏”于心不甘，考虑动用核武对中国进行打击。勃列日涅夫召集格列奇科等人在苏军总部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之后,苏军大本营的首脑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活动：任命战略火箭军副司令托庐勃科上将为远东军区司令，以加强核打击的指挥力量；命令在远东的苏军战略导弹部队进行一级战备，等候发射命令。

8月28日深夜，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接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密令：“为了我国和美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我军大本营准备对中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解除中国的核武器。请你秘密地征询一下美国当政者的意见，最好能和尼克松总统或者基辛格博士个别面谈。我们只攻击军事目标，不会伤及无辜生命，而且我们释放的当量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不会造成环球大气污染，也不会对地球的生态平衡有很大的破坏。”之后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当中国获得这一情报后，中央高层在毛泽东住处开会。所有的军委领导同志都没有惧怕原子弹，没有向苏联求和的想法，而是纷纷提出：我国储备的浓缩铀绰绰有余，可以边生产原子弹边持续回击苏联。毛主席静静地听完大家的发言后，提出了惊人的战略计划：“内线防御，外线出击。不向苏联发射核弹，而是将中国的所有野战军主力集结于中苏边界，一旦苏联动用核武攻击中国大城市，我军将全部快速开进苏联境内，多批次全方位地进攻苏联。随后，地方独立武装、武装民兵机动跟进，全部武装进入苏联领土，全民移民苏联，在地广人稀的苏联安家过日子，打游击。”毛主席接着解释说：“如果苏联动用核武，中国肯定遭遇大面积核污染，这样中国的生存环境也就破坏了，日子就没法子过了，大搬家是必须的，搬到哪里去最好呢？自然是苏联最好，地广人稀，资源丰富。” 他分析说：“仗打起来就是没有边界的。越境打击要迅速推进，批亢捣虚，避实击虚。避免正面与苏军接触混战，而全面破坏苏军的军事设施与机场设施，后面的民兵组织也要源源不断地跟进，和苏联军队和居民迅速搅和在一起。”

毛主席接着分析说：“既然你苏联要我们无生存之地，那么我就将中国搬到你们苏联，反正不战也是死，现在拼死冲进你的国土和你搅在一起，看你苏联敢不敢将核武用于自己国土和人民？反正我们的军队是打游击战出身，擓个篮子打天下，走谝天下都不怕！现在民兵组织也普遍发展起来，是全民皆兵。你要我们中国活不好，我同样也要你苏联活不好，你用核武打击污染我们中国，那么我就与你们苏联合起来过日子。”稍停之后，毛主席掏出香烟点上后狠吸一口，说道：“我毛泽东就不相信你苏联能阻挡住中国八亿人！我们即便死了一半人，还有好几亿呢！还可以继续繁衍生息，还是人口众多！可你苏联人就要变成彻底的少数民族了！”

与会各领导同志都为毛主席这一奇绝大胆的想法感到震惊与兴奋，又似乎一下子回到当年长征途中他指挥四渡赤水时的场景——奇谋妙计，惊鸿一瞥，神鬼莫测，豁然开朗！ 但是大家还是有疑问：“我们的原子弹怎么办？难道一颗也不用，那也太浪费了，岂不可惜！”毛主席说：“一颗都不浪费，在进攻苏联的同时把它们通通打到包围我们的美军基地。” 屋子里一片惊呼声，“这怎么行，难道还要和美国开战？两线作战，兵家大忌啊！” 主席微微一笑，缓缓说道：“核武大战，岂能以常规思维” 他弹了一下烟灰，看着大家惊讶的表情接着说：“这些美军基地大约有美军25万人，如不消灭，他们等我们消灭完苏军，用核武再消灭我们，那美国就坐收渔利了。” 他顿了一下接着分析说“所以，苏军一旦对中国动用核武，我们就大规模高速度地冲进苏联国土和他搅在一起，同时对美军动用核武，即使美军用核武反击中国也无所谓，反正我们已大都已进入苏联，美国要打也只能打苏联才对我们有实际威胁，那样苏联和美国也就被拖入核大战了。” 最后他总结说：“谁不让我们活，我们也不让他活，看热闹的也别想有好日子过，这就叫‘牵牛入水，六脚齐湿’的‘核捆绑’战略。” 毛主席随后对大家说：“当然，刚才的设想是最坏的打算，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不希望战争，我们要为和平而斗争。” 接着他对周恩来说：“现在凌晨2点了，勃烈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让我们睡不好觉，我们也不要让他们睡好觉。你可以将我们的设想透露给苏联人，同时也想办法透漏给美国人。” 毛主席又说：“号召全国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练民兵。”

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获得消息后，大喊毛泽东疯了，竟然要用这种手段对付我们。苏联元帅、将军们也急忙聚集在一起商讨对策。随后不久，美国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也得到了有关的电文（由于当时中美处于没有外交关系，所以消息是通过安排华沙中美会谈的波兰透漏给美国）。 基辛格急忙找尼克松汇报，尼克松也惊呆了！美国也开会商讨，最后认为：

（1）毛泽东这一设想绝非儿戏；

（2）如果美军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遭中国核武饱和攻击而被彻底摧毁，美军很难对中国进行后期的核武打击，因为美军部署在欧洲的远程轰炸机一起飞就会遭到苏联军事基地的拦截；

（3）核武战争和常规战争绝不能用常规战争思维来看待；

（4）如果中国人大规模进入苏联，不但苏军很难抵挡住中国全方位的军事攻击，整个欧洲也要受到冲击，最后祸及美国本土。

因此，综合来看，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和常规的准则等等在核大战面前都显得无足轻重了，从美国损失最小化的角度考虑：美国应尽快站在中国一边，帮助中国抑制苏联核武攻击的冲动，这才有利于中国冷静下来。

尼克松要基辛格召见苏联大使，表明美国政府的态度：坚决反对苏联核武打击中国，如果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美国将对苏联进行核报复。其实苏联在接到美国的警告之前就已经作出决定，不与中国开战，并准备与中国恢复友好谈判，柯西金已致电周总理要求紧急会面。 周总理没有答应见面，直到后来柯西金去越南访问路过中国时，再次要求见面，周总理才同意在机场交谈半小时......当时有人提议新华社准备发一篇文章公布毛主席的这套战略战术，结果被毛主席否决。他说：“苏联修正主义只是极个别领导人错误，苏联人民曾经援助过我们，不能伤他们感情，我们只针对苏联领导人的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况且那也是不得已的办法，不公布为好。只是这件事可以警示后人，要有这样的决心。”

我们这次配合坦克团执行任务就是在上述的大气候下，为实施毛泽东主席全线进攻苏联的战略计划的一项准备工作；目的是印证一下中国的坦克能否穿越拐子湖大沙漠到达中蒙边界，以备开战后从此处进入苏联。

从拐子湖回来，稍事休息，我又和副班长何四儿、战士温毛六到大红山哨所执勤。山上比下面要冷得多，我们穿上了长毛皮裤，穿上了带大襟的蒙古袍式的执勤大衣，戴上了可以覆盖到肩膀的羊皮大风帽。山上没有水，也不能带水，要是带着水到了山上，那水就冻在装水的容器里取不出来了；因此我们也只能背冰上山，喝水做饭时，再用锅把冰化成水。小小的帐篷刚能容三个人休息做饭。我们三人轮换着到山顶上观察敌情 ，每人观察两小时，在哨所里我一个星期都是穿着衣服睡觉，因为山上太冷了。

从哨所回到连队，1969年的总结评比已近尾声。老班长告诉我“根据你在九连和五连的表现，你被评上了‘五好战士’，要再接再厉啊！”我听了后，心里感到很不安。因为我是年底才来的五连，而“五好战士”的指标是有限的，评上了我就等于我抢占了五连的一个指标。于是我找了指导员，我说“我刚来，没有在五连评比的资格，这个指标还是给其他同志吧。”指导员说：“这是大家评的，不是我决定的，我可没有权利改变；再说既然大家评你，就有评你的道理。这事你就什么也别说了，好好的工作吧。”……

1970年元旦后的一天，杨排长突然问起：“小王，你写过入团申请书吗？” 我答道：“ 没有”“为什么没写？” “我不够条件” “谁说的？” “我自己想的” 他用甘肃人的土语说：“我说你这娃啊，真是瓜的实腾腾的，连自己的组织问题也不知道考虑 。”老班长插话：“早就应该写了，挺聪明的人怎么在这点上犯糊涂了”。 杨排长霸气地说；“闲话少说，你现在就得给我写，这是一个政治任务！”没办法我只得应付一下，简单地写了一张16开纸的入团申请书，算是完成了排长的政治任务。二十天后，五连团支部开会宣布我为正式共青团员；把我给搞晕了，“五好战士”的事 还没说清楚，“入团”的事又来了；事情来得太快 叫人应接不暇。

二月初，老班长王振云要退伍回河套老家了，临分别时，他送给我一条一元九角钱的猪皮裤带做留念，老班长热泪盈眶，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艰苦奋斗四年的雅干边防站。老班长送我的那条皮带我一直用了十多年。

二月中旬，春节将临。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到雅干视察，五连全体集合听皮司令员训话。皮司令员说：“我担心敌人来了，会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个一个的把你们抓走，战备形势这么紧张，你们还安安逸逸的睡在营房里，我走后，你们必须把营房给我炸平；我下次来 ，你们要是还住在营房里，我要你连长、指导员的脑袋。

听了司令员的训话，指导员 、连长可不敢怠慢；下午就到野外察看地形 ，吃过晚饭后，全连离开营房向西走出两公里，来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 ，这里就是五连的临时驻地。各班摸着黑在平地上挖一个大坑，然后用篷布一盖 就是新宿舍又叫地窝子。这种地窝子还不如趴在呼站的战壕里好受 。我穿着皮大衣在地窝子里窝了两夜；第三天上午排长对我说：“团后勤要成立生产点，从五连借一个人 ；这是个机会，先到外面转转，也省得在这里睡地窝子”,说句心里话我就是不喜欢那个地窝子，正想离开它，我感激的对排长说：“好吧，我听排长的。”杨排长说：“你现在就收拾行李，下午随车到团后勤处报到” 我说了句；“谢谢排长的关怀！” 就去收拾我的行装了。

吃过午饭。我与前来送我的杨排长和战友们道别后乘坐返回团部的汽车，离开了我仅仅工作生活了两个半月的雅干，谁承想这一离开就再也没有回去。

第五节 农场——特务连——复转

边防团后勤生产点处于初建状态。前往涿鹿接兵的刘万枝排长新任生产助理员，负责生产点的组建和领导工作。我从五连来、涿鹿杏园的白全福从六连来、矾山东关的闫学贵从七连来、东北的赵风礼从九连来、陕西的胡润松、吴双俊分别从十连、十一连来、董河和陈耀武从马车班来、邢义志和李纪英从新兵连来，十名战士陆续到齐。

我们的生产点地处额济纳旗北部偏东方向距额济纳旗县城二十公里的“四一农场——团结队”的生产基地旁。这一带是额济纳旗最好的地方；这里有肥沃的土壤、有水、有红柳、有胡杨、有沙枣树，可以说这里是额济纳旗沙漠中的绿洲。更兼有四一农场那些朴实勤奋的农工和活泼可爱的天津知青。在额济纳旗这个渺无人烟，荒凉的戈壁滩上，有幸能来到此地，算是福气。

刘助理带着我们十人，由董河驾起马车一路小跑，来到我们的临时住处——团结队的一间大房子；这是一间特殊的大房子，它坐西朝东，中间开门，进门左边是做饭的锅灶、水缸和一块支好的案板，右边是粮食、蔬菜、油桶等生活用品，中间顶头是两张办公桌、四把椅子，南北两边各放五张床铺，通向门口是一块空出的地面。一切安排就绪，我们到隔壁团结队的知青食堂吃过了午饭后，刘助理用商量的口气和大家说；“毛主席说过‘吃饭问题最大’，现在我们就来商量一下吃饭问题，目前我们没有炊事员，不知道你们那一位会做饭?”看着大家都不吭声。我说“大家都不会做饭，我也不会做饭，不过我可以先来救救急，试着学着做饭，开始可能做不好，相信我以后会做好的。”刘助理高兴的说：“好吧！那就辛苦你了！你再兼管给大家发津贴，我们大家负责把生产搞好。”当天我为大家做了第一顿晚饭——面条，我和了四个大面剂，我自己擀了两剂，白全福帮我擀了两剂；我用土豆西红柿加上一铁筒（二斤）牛肉罐头做汤，没想到大家吃得很香，11个人吃了八斤面的面条。

我们隔壁的知青食堂，有一男两女，都是1968年下乡支边的天津知识青年，男的名叫王建新是食堂管理员，两个女的是炊事员，一个名叫张小曼 ，一个名叫李莆琳。在知青食堂就餐的是几十名同来的天津知识青年。大概是出于同行的缘故张小曼和李莆琳给了我不少帮助；每当她们看到我们生产点来人多时，两人就主动过来帮助做菜做饭。白全福看到他俩经常关顾我，就说李莆琳是我的大大姐、张小曼是我的二大姐。其实她们二人给我当大姐，也是当之无愧的。每当她们回天津探亲回来都要用纸袋装些糖块、果脯等小食品送给我。张小曼还主动提出给我打毛背心，当时毛线紧缺，我托军人服务社的王虎林给买了七两银灰色毛线，张小曼给我打了一件很漂亮的背心，我穿在身上一直穿了十五年。

刘助理家住在额济纳旗部队家属院。过上五六天他就要到生产点来一趟，他每次来，总要拿着我们的半自动步枪，到地里转一圈，不大一会，就见他提着一两只兔子或者野鸡回来，这样我们便可品尝一餐野味。这里的野鸡野兔很多，吴双俊用红柳杆做了个夹子，夹住过个两只野鸡；闫学贵曾用一根木棍甩出去打死一只野鸡。

我们生产点的人，主要是负责生产点的田间管理，而大量的工作诸如春季开荒，夏季收麦，都是团机关的人员，包括领导干部和团直属特务连突击完成的。在生产点我和闫学贵（矾山东关人，我的同乡。）相处很好。到了夏天我们俩穿着白衬衣扎上用红汞涂得红亮红亮的皮带骑着马到麦地田径，红柳丛旁，胡杨林间，沙枣树下穿来奔去，甚至在知青姑娘面前有意无意的炫耀一下，感觉十分惬意、潇洒、爽快！我们种的小麦绿油油的麦苗长势喜人；我们的地里还种有西瓜、哈密瓜和蔬菜。闫学贵从地里回来，常常摘回一个哈密瓜，悄悄地放在我的挎包里，这样我虽然不到地里去，但是吃的哈密瓜却比别人多。

在我们的瓜地的上空，高高的架着一条电线，当大片的沙鸡群从此飞过时经常会有一些沙鸡被电线撞晕，掉在瓜地里，少则几只，多则十几只甚至还要多，闫学贵捡回的沙鸡最多，我仿照在拐子湖时坦克团的做法，给大家做红烧沙鸡肉；捡回的沙鸡特别多时，我也曾把做好的沙鸡给隔壁知青食堂的三位送几只。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点改称为边防团农场；从呼和浩特市原内蒙古军分区“学习班”回来的原牛副营长担任场长。有一个叫严义杰的副连长，主动请求到农场食堂做饭，让人不可思议，我想他有可能是看上农场的自然环境了吧！然而领导却批准了他的请求；严副连长和陈耀武加上特务连调来的赵世平三人为食堂炊事员。我担任上士，兼管财务，团里配给我一辆老掉牙的苏联造的破嘎斯卡车，并且配了一名叫宁帮柱的年轻司机，拉着我往返于额济纳旗与农场两地，我除了卖粮买菜，领发津贴，费用报销，还负责物资采购等。买粮时认识了额济纳旗粮站的负责人老韩，我帮他在库房管理员周成那里用破旧的军衣军鞋（大头鞋）换成六七成的新品，他非常高兴。因此在我买粮时对我格外惠顾，只要在他权限范围内，他是有求必应。别人嫌我们那辆破嘎斯卡车不体面，我不嫌弃，也没有理由嫌弃，它是我的代步车，有了它我的行动就方便多了。却偏偏部队家属院的领导干部们的家属们，对我的破嘎斯车情有独钟；因为破嘎斯车常常给她们带来从知青点买的既便宜又新鲜的蔬菜瓜果。

有一天，我到团部遇见电影组长，我问他“老刘，来什么好影片了？”他说：“《英雄儿女 》”，我说：“到我们农场去放一场吧！”“我没问题，你最好给我们政治处主任说一声。”经政治处主任同意后，大家一同带着影片回到农场，到农场后已经十二点半，也没来得及卸车，就先去吃饭。正吃饭间，外面有人喊“汽车上面着火了！”我们急忙冲上汽车把火扑灭，抢出发烫的影片盒，打开一看，胶片大部分被烧焦；刘组长脸色苍白，他焦急的说到：“怎么会这样啊！是我麻痹大意，当时若及时卸车，不就没事了”看刘组长急成那样，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是我破例请人家来的，来后又没有及时帮着电影组卸车。当时正值文革时期，为了此事上级有关部门曾对可疑人员反复排查，是不是阶级敌人搞破坏？最后查明是因坐在车上的人把抽剩下的烟头丢在车厢内，引燃了草床垫，烧焦了电影胶片，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为此边防团政治处被全军通报批评，电影组组长受了记过处分。每当我想起此事，心中总感觉愧疚对不住电影组长。

七月上旬皮定均司令员到边防团视察，顺便来农场看看，当时，正值西瓜成熟，皮定均吃了我们的西瓜，大加称赞说：“边防团的西瓜是最甜的西瓜，我就最爱吃边防团的西瓜！”

自从皮定均司令员来一趟以后，团里的领导对农场似乎比以前重视多了，领导们隔三差五的到农场里转转。韩政委、高副团长来时总是那样平易近人、谦和亲切的和大家交谈，问长问短，他们来农场给我们留下很好印象；较之韩政委、高副团长的刘副参谋长和后勤处田副处长就相形见绌了；我刚到后勤时，就发现庄安甲、司云义、周成他们都很反感一个叫“田鬼”的人。以后才得知“田鬼”是后勤的人们给田副处长起的绰号；在团机关一说刘眼镜人们就知道指的是刘副参谋长。或许是皮司令员的那股风，把刘、田二位领导也吹到了农场，并且堂而皇之的住了下来，他俩并不过问农场的生产，倒像是休闲度假来的；二位也不吃早饭，睡到八九点钟，起床、洗刷后来两盘象棋、吃过午饭、午休到三点，带着枪到外面去打野鸡；下午六七点钟他们打着野鸡回来，炊事员还得帮他们褪鸡毛，做鸡做饭一忙就是两三个小时，累得叫苦不迭。听了陈耀武诉苦，我对他说“今天晚饭后，你就把食堂门锁了，到别的地方躲起来，九点半以后再回来。”下午七点半，刘田二人打了野鸡回来看到食堂锁门，又找不着陈耀武，气得大发雷霆。最后只得求知青食堂帮着做鸡。他俩也知道是我们有意驳他们的面子，第二天他俩也不去打野鸡了，却在挖空心思的找我们食堂的毛病；找来找去，终于在垃圾坑里找到了装有三四斤面粉的半截破面袋，他俩如获至宝，决意由此大做文章，声言要整顿食堂。当天下午便在我们食堂门口摆上那个破面袋，让牛厂长集合全体人员来开现场会。会上刘、田二位大讲“贪误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然后田处长话锋转向了我：“问题出在食堂，你做上士的又做何解释？”看着田处长咄咄逼人的样子，我不屑一顾，平静的说；“我们还是让事实来解释吧！”我顺手将那个破袋子打开，用双手捧到众人面前“大家请看，我们的食堂什么时候用过这样的自己缝制的破袋子？大家再看看这里面又粗又黑的面粉，请问在我们食堂，你们那位见过、还是吃过这样的面粉？”有几个人异口同声的答道：“没有，这不是我们的面粉！”我把破袋子转向刘、田“二位领导请你们仔细看看吧！”此时，来看热闹的知青食堂管理员王建新走过来，对大家说：“不必看了，这是个误会，这个袋子是我们扔的垃圾，里面装的是我们整理空面袋时抖在土地上的废面粉，由于它含土多不能用作饲料只能当垃圾扔掉，没想到却引出一场误会，呵呵！”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刘、田二位的气，没有发泄，苦于一时半会还找不出我们的把柄。多亏有人把农场的情况反映给团政委，韩政委找了个事由，将他二人召回了团部。要不这二位在农场还不知道要出多少洋相。

自从《英雄儿女》胶片被烧后，自从刘副参谋长、田副处长到农场搅和了几天后，也不知什么原因，我对农场的工作没了兴趣；我对牛场长说：“我从五连借来半年多了，也该回五连了。”牛场长说：“你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是不想在此干了，就是干也干不好了 。"牛场长说：“这不是你说走就走的事，你这一摊子工作得有合适的人来接管”我说；“那你们尽快物色人，反正我走的决心已定。”直到1970年底，我才和特务连的一名战士对换。

特务连的干部战士们常到农场劳动，所以我和他们较熟。我来特务连报到，连长对我说：“王上士，农场那么好的地方，你的工作又那么好，大家都在议论你要提司务长了，为什么要撂挑子啊？”我说：“什么也不为，我是跟着感觉走，感觉着该换换地方了，就跑到特务连给你当兵来了，呵呵，不欢迎吗！”连长赶忙说：“欢迎欢迎，只是到这里缺了你的才，如何安排你呢？”我说：“说什么缺才啊，严副连长还主动到农场食堂当炊事员呢，只要自己愿意，干什么工作都是一样的，我想我能够当好一个兵，不会拖特务连的后腿，若是你们不想要我，那我就回我原来的五连。”连长笑呵呵的说：“要，坚决要！好吧，那就屈就你暂时先到一排一班。通信员，去把一班长叫来！”

一班长魏双林一跨进门，连长就说：“你看这是谁？还用我介绍吗？”魏双林忙和我握手：“哎呀！是王上士，你好啊，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我说：“你好啊，我是来给你当兵的”他说：“你开什么玩笑。”连长说：“是真的，这个特殊的战士暂时就交给你了”到一班后，魏班长对我一直客客气气的，班里有事也常征询我的意见；好像我是班里的客人一样，大家对我友好宽容，我内心也很感激，大家把我拘得不得不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在春节期间，连里进入一级战备，规定任何人不得随意离开营房。当时额济纳旗有文艺节目，班长对我悄悄的说：“额旗在演节目，你要想看就一个人去看，回来也不要对别人说。”我说“谢谢班长”那时边防团的文化生活是那样的匮乏，文艺节目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我是真想去看，可是我又想既然班长对我关照，我也不能不为班长着想，因为我离开营房班长势必要为我担责任，因此我放弃了这次看文艺节目的机会。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又到了老兵退伍的时候。根据团里传达的《兰州军区座谈会纪要》精神：“1971年退伍的老兵，大部分可以转业到长庆油田工作，到油田后归兰州军区领导，工作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工作艰苦，能吃苦是必备条件之一”复转的工作开始有序的进行着。我知道复转的事与我无关也不去想它。

一天我看见高副连长情绪不大好，我随便搭讪一句：“副连长，几天不见，忙什么呢？”高副连长轻轻摇了摇头说：“唉！别提了，遇到麻烦了”我说：“能对我说吗？兴许我还能帮你呢。”副连长说：“一言难尽，咱们到连队办公室说吧！”在办公室坐下后，副连长对我说“正当老兵退伍之际，有人向部队反映你那个老乡王殿礼，说他亲戚有重大政治问题且社会关系复杂，政治处通知特务连让王殿礼退伍回原籍，这个事在指导员和连长没回家前就定了，谁料王殿礼得知后发急电让老家开了三级证明，澄清了事实真相。政治处又通知特务连说王殿礼不能退伍，必须留下！现在连长、指导员都不在，连里就我一个人暂时负责，我让谁去退伍？真叫人为难。”听到这里我心里一动，暗想：天助我也，我到长庆油田有希望了。想到这里，我对高副连长说：“这个难题，我就能解决。”他似信非信地说：“你真的有办法吗？”我说“嗯！办法就是让我退伍。”他连忙说:“你不要开玩笑了”，我说：“是真的，此事正合我意，但是有个附加条件：必须让我去长庆油田，不答应这个条件，咱两算白说。”他说;“你真的想要离开部队吗？我可是想也没有敢想让你转业啊”我说：“什么也别说了，就这样定了”他说；“好吧，就算你成全了我我也成全了你吧”我在走向门外时又补了一句：“不要忘了我的附加条件”他说：“你就放心吧！”

前面说到王殿礼，他是矾山大街人。王殿礼的妻子王孝凤是我们老三届14班的同学。我们在部队时，她还去额济纳旗看王殿礼。我也曾到部队家属院探望王孝凤同学，当时我穿着一身从帽子到胶鞋洗得发白的平纹服装，裤子是马裤。王孝凤说我像个可爱的小八路军，她给我倒了一杯白糖水招待我。

第二天副连长又来找我 ，一见面便对我说：“你不是想去长庆油田吗？没有你的档案，你可能走不了啦”，“那我的档呢？”，“在五连，五连指导员不但不给，还把我训了一通，你要是想转业，你就去要你的档案，五连指导员在团里开会呢”。

我找到五连的张指导员，指导员一见面就问我：“听说你在农场干得很好，怎么到特务连去了？”我说：“本来我是要回五连的，五连没人来换我，让特务连的人把我给换过去了”指导员又说：“特务连副连长让你找我的吧，我还没找他呢，他倒找我来了,那天我就没给他留情的说，我们连培养的干部苗子，到你们特务连才几天，你们就给复员了，是谁给你的权利，你又有什么资格。那个副连长被我说的理屈词穷，灰溜溜的走了。”

五连指导员是十九军的学哲学标兵，人称“张铁嘴”语言能不犀利吗！我赶忙向张指导员解释：“这件事也不能怪特务连，是我自己要求复员的，我主要是想乘此机会到长庆油田，你把人家特务连副连长给冤枉了。”张指导员说：“既然是你自己要求想走，那我就不留你了，到油田再好好发展吧，我打个电话让文书下午把档案带过来。” 我说 ：“谢谢指导员！”张指导员像是惋惜的说了句：“什么都别说了”……

1971年2月底，我摘掉了帽徽、领章向连队告别！向战友们告别！

我以我心默默地遥向呼噜赤古特、向我的无声战友八号驼告别！

向雅干告别！

向四一农场的知青们告别！

向额济纳旗告别！

向额济纳旗的胡杨、红柳、沙枣树告别！

1971年3月1日我们坐上南行的闷罐火车经清水、张掖、武威、兰州到西安；转乘解放卡车两万人的复转军人，浩浩荡荡开向陕甘宁边区的长庆油田。

边陲服役两年整，

大漠千里留脚印；

战壕地窝睡过觉，

雅干额旗留了影。

无声骆驼做战友，

有形胡杨成美景；

苁蓉吐蕊千朵秀，

红柳开花万串粉。

军营家庭趣味多，

战友兄弟友情深；

有缘边防线上来，

插曲一段于人生。

第八章 长庆石油会战

第一节 长庆工程团

1970年10月1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国发（1970）81号”文件，批转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请兰州军区组织陕甘宁地区石油勘探指挥部的请示报告”。同年11月3日 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正式成立。任命兰州军区副政委李虎为指挥，兰州军区副参谋长齐涛等为副指挥，领导油田会战。长庆会战队伍来自大庆油田和玉门、青海、新疆、四川等石油管理局。整个油田指导员以上的政治干部，都是兰州军区的现役军人干部担任。

早在1970年2月，燃化部就从玉门局机关抽调出约三分之二的干部到陇东办公，并按能独立作战的探区规模组织5台大钻、5台中钻、150台各型车辆，以及相配套的机修、油建以及水电讯等专业职工到陇东地区投入勘探会战。经过一天天地勘探、定井位，迅速部署了庆2、庆3、庆7井等又一批探井的开钻。不久，捷报频传：位于华池县城关的庆3井，于8月7日首先在侏罗系地层获得日产27．2吨的油流，成为陇东地区第一口出油井；9月2日，华池县山庄所钻的华参2井也出了油，日产油18．3吨；庆阳县马岭的庆1井延安组于9月26日喷油，日产油36．3吨。消息传开，整个陇原都为之振奋。这口在马岭地区具有工业价值的第一口出油井，被长庆人确定为马岭油田的发现井、长庆油田的功勋井。得到陇东勘探的喜讯，燃化部又从物探局、新疆石油勘探局抽调了一批地震队和钻井队参加陇东石油勘探，加上原先这一地区工作的地质部第三普查大队，到1970年9月，会战职工已达到19100人。良好的勘探前景，促使陇东地区的石油勘探迅速发展。庆2井、长7井和长10井也见到含油显示。接着，吴旗、庆阳及华池山庄也传来喜讯，由此形成了庆（阳）华（池）吴（旗）三县7000平方公里的找油有利地区。到1971年5月，陇东地区已有6口井连续出油，成了陇东油田开发的“先驱井”。由于石油会战的指挥部最初设在一个名叫长庆桥的小镇，油田因此以“长庆”得名，又暗含了对大庆油田的延续与期望。

　　

1971年根据油田的发展形势需要，兰州军区又将两万退伍军人转到长庆油田，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我们随车来到甘肃省庆阳县驿马镇的小寨村。小寨村是工程团三营十一连的临时驻地。在小寨村几乎看不到民房，只能见到一些稀稀落落的，多为坐西朝东开的门楼；走进门楼顺着门洞斜坡可下行到一个四方齐整的坑院，院壁便是当地的人们修建的祖祖辈辈赖以栖息生活的窑洞；这些窑洞大多修建在坑院的北壁和西壁。多数人家是分为住人的窑洞和做饭的窑洞；也有经济条件较差的人家在同一个窑洞既住人又做饭。

　　

当地小麦是主产，面条作为主食，因而每家都在做伙房的窑洞安上一张宽大的案板；他们用的擀面杖又细又长。一米多长的擀面杖只有拇指粗细。窑洞里收拾的干净利落，住到里面，给人一种别具一格的温馨感觉。这种住所虽好，但我总担心一旦下起特大的雨来又将如何应对？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没有对谁说起，人家祖祖辈辈就是这样生活的，也许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我们到小寨的当晚，住在了村民们为我们腾出的窑洞里；我们几个人刚踏进窑洞的门，发现里面是空空如也的黄土地面，而我们每人仅有从部队带来的一条被子；我们正在商量如何睡觉时，村里组织人员给我们送来了麦草，这真是雪中送炭，解决了我们睡觉的大问题。我们在地上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麦草，我和战友范世杰合睡，铺他的被子，盖我的被子，上面再搭上棉衣，感觉还行；加上一路乘车困乏，美美的一觉就睡到了天亮。第二天大家全跑到驿马镇买棉套，筹备救急褥子。尽管驿马供销社预先进了一大批网套，但还是供不应求，一天就买了个净光。

两天后，我被分编到十一连一排二班，我们班共十五人，有陕北的胡少林、贾继暁、魏三晓、郑锡之、王外信；有陕西关中的林佰元、汝宝印；陕南的张跃记、陈建福、赵福娃、秦桂才；甘肃的张仲友、赵发堂、程明富和河北的我。

兰州军区为我们每人发了一条黄褥子、一件土黄色的平纹布旧军大衣，有人说这是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穿过的大衣，大衣洗得到很干净。一个人穿上，显得土气，而上百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起穿上效果就不同了，显出一种独特的威武气魄。

我们十一连设三个排，十三个班（十二个生产班和一个炊事班），一个通信员，一个文书，一个卫生员，一个行政管理员，一个司务长，加上连长、指导员近二百人的队伍；除了连长曹勤，指导员韩宝森是现役军人外，全连是清一色的退伍兵；就是三千多人的工程团除了正连级以上的干部是现役军人外，全团也都是清一色的退伍兵。我们这个团是长庆石油会战的开路先锋，任务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我们连初到油田，任务还没有下达。我们住在驿马除了早晨出操、上午组织学习一个多小时，其余时间自由安排；偶尔也搞一两天支农，帮村里生产队干点农活。那时扑克、麻将都是禁止玩的；不知吴双俊从哪里找了一副旧象棋，我们几个人没事就围着那盘象棋凑趣。吴双俊见我老是在地上蹲着，就把他的马札送给我，他自己又做了个新的。这个马札对我来说可是派上了大用场，连里经常开会、学习，人们大多都没的坐，讲究的人带块纸片垫在屁股下面，而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席地而坐。可见马扎当时对我来说是再及时不过的。就是这个马扎一直陪着我度过了45个春秋；虽然我以后又买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马扎、小凳。但我至今还留用着吴双俊送我的这个和我建立了深厚感情的旧马扎。

一个多月后，我们连队在驿马小寨完成了队伍的初建， 搬迁到庆阳北面的玄马。在玄马的贾桥村当地为连部和食堂安排了一处稀有的院子，其他人仍分散住在附近老乡的窑洞里，我们班分住在侯家坪一家的两个窑洞里。

　　

我和陕北府谷县麻镇公社贾家湾村的贾继晓、府谷县黄府镇的魏三晓住在一起，三人相处很好。我们三人常拼伙做饭，且分工不同，各负其责，贾继晓负责打水，魏三晓负责烧火，我负责和面、揪面片。贾继晓是我们边防站策克分站的，在部队我们俩互不相识，他对我说：“临复员时，我曾在部队卫生队听到你说过一段很有水平的话，给我留下了好的印象”。

记得临复员前，我到卫生队遇到了三营过来的老兵，我曾到三营给他们讲过地雷爆破常识，他们不相信我的复员。我和他们聊起复转的事情，一时兴起，便把我新编一段顺口溜吟诵出来为大家助兴：

船到码头车到站，

部队不是养老院；

顺其自然随天意，

留着安心去也欢 。

两年服役期已满，

大家好聚又好散，

只要留得青山在，

用武之地大无边。

谁料“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却被来自六连的贾继晓听到，并且给他留下了印象。

六月下旬我们一排搬到了距玄马十多里的吴家岭子。胡少林、张仲友两人被调走，班里剩下十三个人。我和贾继晓、魏三晓、张跃记、赵富娃、陈建福、秦桂才七人住在赵家老三家的窑洞里；其余六人住在赵家老二家的窑洞里。我们每人发了一张床板，在地上栽上四个木桩，把床板支上，倒也稳当。贾继晓探亲回来从老家给我带了12元一条的毛毡，我自己又缝了一条褥子，和在驿马时比感觉条件优越多了。从我们住的院子向北走出二十米下了坡就是一条河，后来才知道它就是柔远河，当时河水深约二尺上下。我和贾继晓、魏三晓三人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河里洗澡。

一天，河里发洪水，房东老赵在河边捉了一只四五斤重的鳖，我看着他把鳖头杀掉，嘴对着血脖，咕噜咕噜，一口气把鳖血吸到了他的胃里；他说鳖血能治好几种病呢。当晚老赵还给我们送来一碗清炖鳖肉。

七月份我们排接到了在吴家岭子烧砖的任务，同时我们班安排我回家探亲。……探亲归队后，大家正热火朝天的托砖坯，烧砖；我便投身到和泥、托砖坯的工作中。由于刚从老家探亲回来，加上转业近半年来，还没有开始工作，前一段当地老乡给我们编了两句顺口溜“太阳出来红彤彤，石油工人不上工”。

　　说句心里话，年轻轻的，拿着工资，闲着无活干，自己心里也觉得无聊。托上砖坯虽然脏点、累点，却感觉轻松愉快。我剃了个光头，干完活到河里一洗，头上、脸上的泥沙和一天的疲劳洗得一干二净。只是刚干了几天，排里又让我接替徐毓权的管理工具的工作。一个月后，连里通知我们排停下砖瓦窑的工作，原地待命。

一天林伯元告诉我们说，他和汝宝印用五毛钱在吴家岭子河对面的栁坝沟买了一颗树的鸭梨；第二天我和贾继晓、魏三晓也到柳坝沟买了1元五角钱的一颗树的梨。梨树较大，我们先把手能够着的摘了，够不着的就用扁担打，可惜许多梨都被砸烂。我们捡了六挑好梨，三个人担了两回，在窑洞倒了一大堆，班里人谁想吃誰就吃，就这样整整的吃了一个月的鸭梨，吃得大家每天一次又一次地跑着到厕所小便。

在秋冬交替之际，我们几个人正在院子里闲聊，房东老赵从外面回来，一进院便问我们“你们买不买牛，外面有个人要卖牛。”我们几个跟着老赵到了路边，一位赶牛的老乡指着一头大黄牛说：“就是这头牛，我要20块钱，你们也别讲价，少一分钱也不卖；咱先说好，牛皮可不卖，我负责宰牛、剥皮。”我们几个合计了一下，觉得合算，就让赶牛的老乡把那头牛牵到我们的院子里，蒙上牛的眼睛，大家一齐动手用绳子把牛拽倒，赶牛人手脚很利索，宰牛、放血、剥皮，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全部搞定。当天下午大家赶忙洗牛肉、买调料准备煮肉。晚上在房东家的大锅里整整煮了一夜的牛肉，好的成块熟肉称了130斤，我们班十二个人加上老赵每人十斤。连调料算下来每斤一角七分钱，每人花了一元七角钱；从买牛到煮成熟肉的全过程，房东老赵的贡献最大，大家商定将其余的牛头、牛肚肠肝，牛骨等全部无偿赠送房东老赵。

十二月下旬我们十一连接到了环县修路的工作任务，我们在飘飞的小雪中搬家到了环县的张庄。从此离别了我们住了半年之久的、我最喜欢的、并留下美好回忆的吴家岭子。

我们到环县的张庄时，天下着小雪，一下车我们便赶忙支搭帐篷。帐篷生活就从这一天开始，一顶帐篷里面住一个班的人，最里边摆五张床板，左右两边各摆四张床板，中间留出铁炉子和过道，十三个人住在里面当时也没感觉多拥挤。下雪天，住进帐篷，生起火炉，此时此刻，人们体会到的是一种特殊的身心的享受和家一样的温暖。

三天后，我们开始了首次的筑路工程。冬季筑路必须用炸药炸开冻土和山石；打眼、放炮是首要工序，锤打钢钎声叮噹作响，炸药爆破声震撼山壑，修好的公路在一段一段的向前推进……转眼间迎来1972年的春天，春节也即将来到。大家自参军后，少则两年，多的已有四五年没回家过春节，因而休假回家过春节是大家共同心愿；只是由于工作原因，连里规定：春节探亲每个班只能走两人。我们二班有我和赵福娃、汝宝印三人提出探亲。班里决定三选二，先由本人报号，再全班评定；赵福娃是65年兵、汝宝印是68年兵，两人家里都来了电报，当时电报也是回家的优先条件之一，但是由于当时连里来的电报太多，电报的可信度在人们的心中已经贬值；尽管如此，我还是退一步报了个2号，赵福娃和汝宝印都报了1号。班长问：“2号只有一个人，没有争议，大家有没有异议？”全班表示无异议，班长说“2号就定下了，下面大家投票决定1号人选”由于赵福娃人缘较差，汝宝印以10票多数取得了1号探亲权。最后确定我和汝宝印春节回家探亲。

我和九班的赵永海、李景范结伴同行。我们从张庄步行到县城坐车到西峰，由于下雪，在西峰滞留三天后才坐公交车到西安，我们又从西安坐火车到北京；赵李二人中转了去东北的列车，我下车到旅馆介绍处排队介绍旅馆后，到旅馆登记、住宿，直到离开张庄的第八天才从北京展览路乘坐上北京——蔚县的公共汽车回到卧佛寺老家。

在这次探亲期间，美国总统尼克松曾对我国进行为期7天的历史性访问。1972年2月21日至2月28日尼克松对中国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尼克松总统，周恩来总理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着重讨论了印支问题和台湾问题。这次访问，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二十二年的敌对状态，使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联系和关系，得到加强、改善。那些天，为了保障尼克松在京时，北京地区的供电，我们卧佛寺老家可没少停电。

2月26日刘畅部长和栾永莲阿姨到我家做客，聊天时，话题转到我的对象问题上，我母亲说：“你们也知道，儿子去年探亲回来说了好几个，最后哪个也没要，媒人们都在说我们家挑三捡四的，今年儿子说了，年前不谈对象，先轻轻松松过年，几个前来说媒的人都被谢绝了”栾永莲阿姨说：“我给你们介绍两个女孩，一个是太平堡供销社上班的周翠萍，另一个是矾山的张……。”听到这里，我连忙接过话茬说：“这两个女孩我都知道，我感觉周翠萍还行”，栾永莲阿姨一提，便唤醒我一段美好的记忆：我在矾山上学时，周翠萍就在矾山干鲜门市部当售货员，当时我也曾朦朦胧胧从心里喜欢过她。母亲说:“你最好先去太平堡看看，能看上咱们就说”第二天我专程到了太平堡供销社，正好周翠萍在门市柜台，我让她给我称了些鸭梨随便聊了几句。她听说我是卧佛寺村的，还让我带一包红糖给卧佛寺供销社的李荣莲。我回到家，母亲问到：“看的怎么样？”我说：“可以，就是没有她在矾山时那么水灵了，感觉她能做我的老婆”。

在尼克松离开中国的第二天——2月29日一早刘畅部长就来到家里告诉我说：“昨天我们在矾山和小周约好今天上午你们俩人到太平堡见面，我们只是为你们牵线、搭桥，谈成谈不成就看你们俩人的缘分了。”

我赶到太平堡供销社，走进门市部宿舍兼办公室。我们见面的第一轮对话是周翠萍先问我：“尼克松走了吧!”我说：“没有吧，昨天还在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呢。”她说：“走了，我听广播里说，是昨天上午走的。”……俩人聊了一阵国际形势，终于转入正题，周翠萍说：“刘畅部长回去了吧”听她说到这里我心想：我们俩的事有门。便说：“回去了，刘部长说的那事”她接过来说：“我同意，我相信栾永莲”我说：“我也同意，我也相信刘畅”。接着双方都比较低调客观的相互介绍了自己的各种情况；她还送了我一张黑白照片。

　　

中午，我们吃了她从公社食堂给我打回的豆饭，下午我带着她坐公共汽车回卧佛寺。当母亲看到周翠萍后她喜出望外地悄悄对我说：“我看挺好！”。

晚上周翠萍和李荣莲在卧佛寺供销社住；第二天三月一日把舅舅请来，母亲做了一桌好菜，我们算是正式定婚。三月二日我和周翠萍到柳树庄见岳父、岳母，三月三日回到卧佛寺，三月四日周翠萍回太平堡上班。

三月六日周翠萍来电话约我到太平堡看电影，我一路飞跑八里路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当晚我住在供销社西北角的一个小屋里；三月七日我说通了周翠萍决定结婚登记。三月八日我们俩又回到卧佛寺，一进门母亲便说她昨天晚上梦见了毛主席；我说：“母亲做了好梦，今天好事就来了，我们决定今天去结婚登记。”母亲听了十分高兴。当下我就去大队开好证明，我们俩人到公社办手续领取了结婚证；由于我的休假已到期，我们约定只登记不过门。晚上周翠萍还要到李荣莲那里住，母亲说：“婚都结了，就在家里住吧！”周翠萍把小妹妹叫来和她睡一个被窝，我们三人睡在一条炕上；第二天（9号）晚上，小妹妹没来，我和周翠萍几乎说了一夜话，她把一件贴身背心脱给我，我也把一件印着“边防士”的半袖脱给了她。

10号上午我们离开卧佛寺，周翠萍送我到官厅上了火车；不得已告别难舍难分的闪电式的热恋，踏上返程，仅用了四天的时间，就一路顺利地回到了单位。

我又和大家一起投身热火朝天的修路工作之中。稍有闲暇我便开始梳理这次回家探亲中所经历的一幕幕的情景，同时也想起了在北京站日夜饭店用餐的事，我便给北京站日夜饭店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北京站日夜饭店负责同志：

我每次探亲都要途径我所崇敬和向往的祖国的首都——北京；在北京站我总要到你们的日夜饭店就餐。日夜饭店从洁净舒适的环境，到色香味皆优的饭菜，以及饭店人员容光焕发的精神面貌、和蔼可亲的服务态度，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只是这次到日夜饭店就餐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是3月10日下午四点半，我在日夜饭店左面售票口要了7角五分钱一份的红烧鱼，一角钱的4两大米饭，一角钱一杯的啤酒，向一位个子较矮，微胖、圆脸、面部略有几点雀斑的收钱开票姑娘交了五元钱，那个姑娘给我开了票，把票递到我的手里，我接过票就去取饭菜，我把饭菜、啤酒摆上饭桌，才想起我买票时没给我找钱；我急忙赶到售票口说：“同志刚才应该找我的4元零五分钱没有找”，那个姑娘说；“我们的规矩是当面点清，过后不补！你也不必多说我们还忙着呢。”我看那阵势多说无用，便抓紧时间吃完饭，匆匆去检票乘车。

我写这封信不是为了那区区的4元零五分钱，而是让饭店领导心中有数。如果你们账目里多出4元零五分钱，说明你们的队伍是纯洁的，多出的钱就充公吧；反之，假如你们的账面是持平的，可想而知其中必有“问题”；如果此等“问题”常此发展下去，必将有损于你们日夜饭店的形象，更有损于我们首都的美好形象。

半月后的一天，一位工友告诉我，连部有我的一封北京来的挂号信。我想：我和北京也没有什么瓜葛，谁会给我寄挂号信呢？拿到信后一看，原来是北京日夜饭店给我的回信。看到回信，我方才想起半月前曾往北京日夜饭店写信。打开信封，里面有一封信和4元零五分钱的纸币。 那封信写到：

王同志：

在您离开北京的10日那天晚上，我们结账后，确实多出了4元零五分钱。由于我们工作的粗心，给您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和不必要的麻烦，在此向您道歉！并将4元零五分钱随信寄去，让它物归原主。

——北京站日夜饭店 1972年3月26日

看完来信，我被对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严格细致的工作作风所感动，我又回信写了我对这件事的内心感慨。

随着夏天的来临，我们连在环县所负责的路段已经完成，我们又搬迁到华池县的桥河沟门，在此地我们住了半年，修筑了桥河——大板梁——郭克朗——白豹——楼坊坪——吴起的一条“吴华路”。

第二节 长庆钻井二处

1972年底，工程团除了留下一少部分人外，大部人员都被补充到油田的试油队和钻井队：我、贾继晓、张跃记和12班的三个人被分到13团（后来改为钻井二处）的1802钻井队，贾继晓又和我分到了一个钻井班。1802队队长李志昌、指导员何松（军代表，现役军人）、钻井工程技术员賈传真、地质技术员李元利；全队分七个班，即：四个钻井班、一个地质班（班内有6名女地质工）、一个泥浆班、一个炊事班。另外还有柴油机房司机一人、司助二人，发电房司机一名助手二人。我所到的钻井一班，司钻是李洪峰，副司钻是杨子军。班里的岗位除了司钻、副司钻外，还有井架工、内钳工、外钳工、场地工。正常工作时，钻井班实行八小时四班三倒大轮班制。

我们刚去时1802队住在离处机关不远的机修站的院里，当时队上在等井位，又赶上元旦春节，大家无所事事。我为班里办一个欢庆元旦春节的专栏，受到队上好评，司钻很高兴。他问我：“你想不想回家过年啊”我说：“巴不得回家过年，只是我刚来新单位，不好意思开口请假”，他说：“我和副司钻商量今年春节探亲班里的两个指标一个给老人员，一个给新来的人员，我决定新来人员的指标就给你了。”我说：“谢谢司钻！”就这样1973年我又能够回家过春节了。

腊月初六，我回到了卧佛寺，正好那天母亲给周翠萍打电话让她回家过腊八节，我到家刚坐下不大一会，周翠萍就回来了，她没想到我也回来了，因为通讯不便这次探亲事先谁也没告诉。分别一年的恋人，见面后的心情可想而知。第一夜两人整整说了一夜的话，第二夜还是没有睡意又说了一整夜的话，好像是要把攢了一年的话一下子说完。第三夜两人说了一阵话后，我说：“你到我被窝里来吧！”她不好意思说：“不！”，我又说：“那我到你被窝去了”他答道：“我不管”，我想“不管”即是同意，于是我就钻进了他的被窝，两人情不自禁的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腊月二十八岳父、妻弟和周翠萍一起来到卧佛寺，家里办了两桌席，也没举行仪式。一顿饭就算过了门举行了婚礼。过完年我们又到太平堡供销社，在会议室里用简单的菜，糖块、水果办了个结婚座谈会以答谢社直机关送贺礼的人们。

之后，我们到柳树庄岳父岳母家，算是回门。从柳树庄回到卧佛寺后我的假期也到了，我告别了母亲、告别了新婚的妻子，离乡登程。

回到1802队没几天，我们队分到了井位，我们开始到距离住处不远的井场上班，最初司钻让我和副司钻在泵房实习，兼填工程报表。后来又当外钳工。

在我当外钳工的第三天，我当班时，贾技

术员到钻台上查看后，发现我用的外钳掉了一个钳牙，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钳牙呢，经分析钳牙已经掉到井下。队长、司钻和技术员商量后决定继续钻进，希望能用钻头把钳牙挤到井壁；谁知几个小时后，不仅没有把钳牙挤走，反而被钳牙别掉了钻头上的一个牙轮和半块巴掌，以致钻头报废，成为钻井事故。后又采用钢丝打捞模、磁铁打捞模才把那些钳牙、牙轮和半块巴掌从上百米的井下打捞上来。事故处理了十多天，事后也没有追究谁的责任。 ……

我在1802队干了半年。1973年夏我们一部分人又被抽调到二线新成立的安装大队。我分到了安装一队（基础队），工作就是为井队的井架打基础，野外作业上班坐敞车，挖坑、搅拌混凝土，工作苦、赃、累。安装一队的职工文化程度普遍低，我这个老初一的老三届毕业生，平时也喜欢看一些书籍，也经常帮工友们写检查，写决心书，填写表格什么的。大家把我当“知识分子”看，常常在为队上干一些脑力劳动，比如写发言稿、写板报，还有办墙报,那时每年元旦、春节、五.一、七.一、十.一都要办大型墙报；每次办墙报都要画报头画、写刊词、审稿，排版、染纸、用毛笔书写，刷胶，直到粘贴上墙两个人需折腾十天以上。外出上班时，我也曾担任操作水平仪的工作，自然也能减少一些劳动强度， 加上自己年轻，也就不感觉太苦累了。

开始安装一队住在距华池县城两公里的苹果园的干搭垒房子里，1975年冬我们随钻井二处机关搬家到新堡的楼房居住。1976年元月我和办事员李进业提前做好了春节的墙报。就赶回老家过春节去了。2月中旬，在我休假期间单位发来了“接电速回”的电报。

我返单位才得知，华北发现新油田，钻井二处集体调往华北，加入华北油田的开发建设。我们做好了调离前所有的准备工作后，于2月下旬离开了我们工作生活了五年的陇东高原，告别了长庆油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