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安制和合二仙端砚散记

小孤桐轩别号一十

我收藏杂项一类的东西，夫人向来是不怎么赞同的。原因是太占地方又不好打理。

但有一次例外，就是我买这方张景安刊制的和合二仙端砚。夫人不仅没反对，还很支持，并要求我将此砚送给她收藏。

我揣度夫人喜欢的原因，一是这方小砚确实作得精致，石质也好，又配有原装的红木盒，一看就不同凡品。更重要的可能是和合二仙这个题材，让夫人看到了我俩生活的状态，相依为伴，相濡以沫。或者说，她希望而今以后我们这对老夫老妻的生活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的，不离不弃，执子之手与子携老。她心中“坐在摇椅上慢慢变老”的愿景，通过这方小砚台，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出来，所以一下子抓住了她的心。

有时候，我们喜爱一件藏品，并不是单纯为了增值保值，或者赏玩，而是因为这件东西突然走进了你的生活，与你心中的某种想法或者愿望契合，产生交流共鸣，甚至影响了你的思想，所以，你会主观地特别自恋地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件东西就是为你而来的，与你有缘！我们经常所说的缘份这个神秘兮兮的东西，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

我卧室的床头上挂了一幅章可先生的画，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榕树下，画了两只清癯的仙鹤，一只低头觅食，一只昂首嘹望。我经常和夫人玩笑说，“这就是我们俩的写照”。夫人也表示同意，所以，这张画就一直挂在那里，十几年也没换过。

还有，我本人性格略偏内向，有的场合特别是与一些陌生人交往的时候心里未免有些拘束，不太能放得开，不够洒脱，因而也就不能完美地表达内心的思想情感，影响了社交的质量，很让我苦脑过。一次，我无意中见到吴玉如先生晚年写得一副书法，一下子被这张字所写的内容征服了。他写得是：“随意之所至，不必衿持也。”这幅字虽然有上款，是写给别人的，却直击我的心灵，感觉好像这话就是对我说的。于是，解囊相购，拜请回家，挂在了客厅的显眼处。说来也怪，自从挂了这张字，此后每逢有重要的社交活动，出席之前，我都要看上几遍，或者在心里默念几次，慢慢的，心中的纠结逐渐释然，底气噌噌见长，应对一些复杂的人事也轻松自然了许多，精神状态也有明显变化。这也可以看作是喜欢收藏的一个好处吧。

书回正传。还是来说这方小砚吧。她确实雕得美妙，用刀看似并不复杂，却惟妙惟肖的将两位老人的憨态刻画了出来，简繁得当，刀法娴熟，尤为奇者，无论是正面看还是背影看，都浑然天成，不见刻意雕琢的痕迹。砚堂还将砚台最美的冰纹展现无遗，取舍有度，尽善尽美。真正体现了“留将一面与桃花”的意境。没有独特的匠心和高超的技艺是万万达不到这般水平的。不仅是夫人喜欢，凡是看到这方小砚的人也都无不称妙。

这方砚的背面镌“景安制砚”阳文小印一方，大小、位置安排都很得体，毫无突兀生硬之感，看来，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大匠做工，包括真正有造诣的书画家写字作画，都讲究协调，或者说是和谐。一刀一笔，都有来历，绝不胡来，所谓添一笔则肥，减一笔则瘦，“恰到好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一件艺术品是不是真迹，是不是大匠所为，就要注意看这些细节，“细节见真伪”，“恰到好处”，这是我总结悟出的鉴赏经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试试看。

张景安这个人的资料并不多。我最初了解他是读藏砚家阎家宪老先生的文章，知道他是近代制砚大师陈端友的学生，海派砚雕的第二代传人。江苏无锡人，生于清末1905年，1975年去世。早年随砚雕艺人张太平之子张文彬学艺，后转拜陈端友门下，承袭陈氏衣钵，博采众家之长，并吸收西洋雕塑技法，创出了有别于陈端友“海派”砚刻的另一支系。上世纪五十年代，进入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后，还收了几位高徒，像陆天放、孙维秀等。对“海派”砚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作品多藏于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和上海博物馆。

此外，已故著名书法家、诗人、小说家潘伯鹰先生还写过一篇《张景安琢砚》的文章，收录在潘氏的《小沧桑记》文集中，文章写道：“在上海博物馆的现代工艺美术品的陈列室里有张玻璃柜。柜前围起许多人。这些人正在围观一个圆圆的端石砚。有些穿了花衣的农村姑娘们，指手画脚，彼此说得尤其热闹。”

“这一圆砚并不很大，不过三寸的直径而已。它雕作一个蔑筐的样子。筐里有两个蚕茧子。一个茧子已经破开，蚕蛾飞到外面了；一个茧子刚破了小口，茧里的蛾儿伸出小半截身子正挣扎着要飞起。冷冰冰的一块石头，上面却飞越着这两个活泼的小生命，因此引动了观众的注意和惊奇。”

“这块圆砚的刻手名叫张景安，他现住在上海南市的长生街上。是一个专门刻砚的特种工艺制作者。他在上海旧社会的‘海’中，一直沉浸在海底无人知道。然而他的作品在新社会的玻璃柜中与无数观众见面而出了名。”

非常难得的是，潘伯鹰在这篇不长的文字中，还专门谈到了张景安刻砚的技艺，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砚雕史料：

“笔者与张先生曾经谈过很多次，关于他的雕刻学习确有一段辛勤的过程。刻砚的方法也与其他石刻相同，分作浮雕和立体雕，（包括雕空），两种作风。一般说来，刻砚多使用浮雕法的。但这并不是说浮雕之中，完全不参用立体的雕法。总之，这两种方法无论哪一种，都必须遵循一条共同原则，那就是必须泯去雕作的痕迹，而予以浑然天成之感。说起来只是一句话，但做起来却要几十年专精的工夫。还有一点，为刻砚的人必须守住的信条，那便是‘因材下刀’。砚石中的质料优美部分，要设法使之突出，有劣点的部分，要设法掩盖。有时反而困难见巧，把劣点转变为优点。这种专门技艺的术语来说，叫做‘巧作’。但巧作切须作的自然。而这一要求，却完全要看作者的天资和艺术修养的高下深浅来决定了。像上文所说的两个蚕蛾，便是一例。他为了要刻蚕蛾，特意买了蚕子用桑叶喂起。每天观察蚕的生活变化状态。这种准备工夫，比实际下刀的工夫多了不知若干倍，因此才能刻的传神。”

文章的结尾，潘伯鹰赞美他说：“他的技艺是民族特殊形式的。”

这篇文章没有标明具体的写作时间，大概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张景安后来的境况如何？我没有看到更多的材料，不得而知。潘文的结尾也只泛泛地说了两句：“上海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已经对她加以照顾，为了可以培养他的特长。”我私心揣测，应该还是不错的吧。但他只活了七十岁，对于一位业有专攻、身怀绝技的艺术家来说，着实有些可惜！

潘先生的文章虽然不长，流传也不会太广，但却是目前笔者见到的介绍张景安其人其艺的一篇非常珍贵的文献。由于潘伯鹰与张景安是同时代人，又都住在上海，是彼此相熟的朋友，故所记的内容有较高的可信度。其中关于张氏所言砚雕需把握的一些原则和方法，在夫人收藏的这方小砚上得到了恰如其份的体现，既说明潘氏所言不虚，又是张氏砚雕理论直接的物证，因而也具有了很不一般的发现和研究意义。这样看来，这方小砚的价值又不是夫人心中的一份美好愿景所能范围和结束的了。

潘伯鹰以文学书法名世，是我国近百年来数得上的文化名人，有他妙笔传扬，份量和影响自然也大不相同。但愿张景安的琢砚艺术能够得到重视并发扬光大。我人微言轻，自知文无可传，对砚文化的传播毫无作用。但热爱生活，热爱所有的美好事物，并希望美好的事物越来越美好的美好愿望还是可贵的。这也是我不揣浅陋，敢于拉杂写此小文的信心和初衷。既是对过往岁月的念念有情，执着不舍，也权作对渐行渐远的一代大师的一点儿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