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回忆》（一）

李伟

《黑 色 回 忆》（一）

时光如逝水，日月轮迴转，

历史巧安排，偶有重合点。

好象是历史的特意安排：

今天――2017年11月11日（农历丁酉年九月廿三），所谓的“阴阳历”与57年前的1960年11月11日（农历庚子年九月廿三），恰巧相同――57年前的今天，我家从城镇搬迁到了农村。

从此，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在少年时代即历尽人间辛苦，百受生活磨难。

风雨坎坷又过来几十年，总算把苦日子熬过去了。

今后，不图大富大贵，只求平安健康。

为了纪念我家下乡57周年（公历、农历均为同日），把我七年前写的《黑色回忆》从QQ空间扒出来转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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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 黑色的回忆（一） 2010-11-12 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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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11日（农历9月23日）这一天，对我来说是一个永生难忘的黑色记忆。半个世纪前的11月11日，我家从县城搬迁到了农村。

起因是：城市清理闲散人口，街道办事处为了完成上级动员城市闲散人口下放到农村的指标，硬是拿我家凑数，要求我家下放去农村。我家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父亲在我三岁时已经病故，母亲带领我们兄弟姐妹四人艰难度日，因长兄智力残疾勉强自食其力，我家一直是政府救济户；大姐刚参加工作，在学校教学；二姐在初中一年读书；我12岁，在小学四年级读书。按当时我家的条件根本不能下乡，街道工作人员整天找我母亲做工作，要注销户口和粮食关系，大姐学校的校长也顺应城镇和街道领导的意见，要求大姐做我母亲的工作“不在城里吃闲饭”，母亲实在无奈就答应了街道的要求，这样我们一家（实质只有母亲、哥哥和我三口人）就搬到我舅舅家居住的农村。

我记得那天下午四点钟左右，生产队来了三辆马车，把我家的全部家当装上车，我们顶着星光在寒夜中向第二故乡进发。正是：

庚子九月廿三夜，寒星闪烁缀苍穹，

三辆马车疾行驶，举家迁徙半途中。

在马车上，母亲告诉我：“要记住这个日子”，所以我则牢牢地把“1960年11月11日”记在心间。

 

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半夜了，我们一家及去接我们的人在舅舅家吃了点儿便饭，我们一家三口就在舅舅家住了半宿。第二天，我们租了一间半房，年租金六十元，那可是大姐近两个月的薪水。

因为当时粮食政策是统购统销，我家已领取了11月份的吃粮，生产队从当年12月份供给我们粮食。受全国自然灾害等影响，生产队的粮食要全部送交国家，人民生活要靠“瓜菜代”。我家刚去农村，没有自留地的收益，手中一点儿粮食也没有，只靠生产队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逐渐下降的——“粮食”度命，每人一天二两（后来改为一两）玉米面（后来改为高粱面、谷子面、草籽面）。我和母亲到大地里拣冻萝卜白菜、甜菜叶子等，回家用锅煮熟，剁碎后拌上咸盐再攥成团，然后在上述的“面”中滚一滚，形成一个包团再放到锅里蒸，这层皮和纸一样薄，只起到包裹菜团的作用。

住房条件很差，因为屋子太冷，早晨起床时被头上竟凝结了一层白霜，60年年底我的脚冻坏并生了冻疮，有近一个月无法去上学。

春夏季到地里挖野菜，秋冬时拣烧材，光吃野菜没有油腥浑身浮肿。冬季为了取暖把灶膛里没有燃尽的柴火掏出来装在泥盆（俗称火盆）中放到炕上，一家人围在四周烤火，我时常被火盆或灶坑里冒出的“生烟”（没有燃烧好的秸秆烟） 熏倒，直到现在我仍然对“生烟”十分敏感，只要闻到这种烟味就喘不上气，甚至休克。 

那时我时常到豆秸里拣黄豆粒，为了一个豆粒要翻动很长时间，甚至追出很远，捡到一粒黄豆就像取得很大的战利品一样十分高兴，回来以后把寥寥可数的几粒黄豆放在火盆的小铁盒里烤熟，真的就像吃了美味佳肴一样。 

现在看到有的孩子扔掉雪白的米饭、馒头，随意糟蹋粮食很是痛心。

1963年暑期，我考入重点中学——双城兆麟中学，本应在1966年参加中考，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实现考高中（中专）、升大学的心愿。

1968年初冬，我回乡接受“再教育”，在生产队干了三年农活（其中有一段脱离农村被抽调到公社搞清查）。

1973年师范毕业以后（注），我脱离了农业生产，参加了教育及机关工作。

2006年，我告别了居住四十六年的第二故乡，又搬回了县城，可惜的是把我故去的父母及哥哥安葬在那里了，只能在重要节日和纪念日回去祭奠他们。

       下乡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在县城居住我则成了“下乡知识青年”，而我学生时代结束后成为“返乡青年”。 前者可能被招工去矿山、油田、铁路或其他行业；而我的生活轨迹是从农民到师范学生、中学教师、机关干部，后来退休回家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这五十年里我饱尝了生活的辛酸、遇到过多种坎坷，靠亲友指点靠自己拼搏，没有金钱没有靠山，一步一步走到如今，真的很不容易。

       我家从五十年前租住别人房子，一直租了十二年，到了1972年才盖了属于自己的两间土草房。 后来生活逐渐改善，住房从草房到砖瓦房、楼房。  现在生活无忧，老伴贤惠儿女孝顺，可谓享受天伦之乐。

   过去梦想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已实现，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说经济不是很充足富有,但是我很满足，今后将永葆充实精神、良好心态、健康体魄、安度晚年。

下面是一位网友近日发来的一条短信：

  忘却烦恼，就是快乐；逃离繁琐，就是惬意；

  卸下欲望，就会轻松；放弃悲观，就可甜蜜；

  放飞心愿，就有收获；传递友谊，就有真诚。

  就以这条短信作为此文的结束语吧。

 

     2010年11月1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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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968年10月份，我从东官高中——当时五家公社没有高中，哈双铁道南侧的学生到东官高中上学。时值文革初期，六月初开学到十月份“回乡接受再教育”，学校不上文化课，跳“忠字舞”、批“走资派”——回农村家乡参加农业生产，接受“再教育”。当时万念俱灰，只想在农村扎根，奉养老母及智障的长兄。

      又一次改变我人生道路的是遇到一个机遇和几位好心人——何庆余校长和他的夫人郝莲芳老师；还有原来县进修学校的一位老师。

     1。 1972年春季，家姐与郝莲芳老师同在双城第一小学任教，郝老师得知我在农村务农很是惋惜和同情。此时何校长已转任呼兰师范当校长，她提供信息：呼兰师范近期要招收一批学生，必须文化考试合格。这个消息又燃起我改变人生的希望。

       过去上学、招工靠“推荐”，我是沾不上边的。我一直在外读书，家中只有老母亲和智障的哥哥，没有人脉关系，我又生性倔强、不懂“处世哲学”，这些好事根本轮不到我头上。如果看重文化水准我还是有信心的。

    

2。1972年5、6月份，参加完双城县和松花江地区两级文化考试后，自我感觉考试成绩良好，认为自己肯定能被呼兰师范录取。可是，事与愿违：

       这位老师偶然去县文教科办事，发现有一摞《招生录取表》，正巧我的表放在最上面，他随即问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说：这些人身体不合格，不能录取；他又问：这个人（指我）是什么原因？工作人员说：是血压太高。

       这位老师马上给家姐打电话，让我立即来复查。我第二天到中医院复查，医生说：这血压没问题，当兵都合格。并出具了“合格证明”。如果没有这次巧合加之他热心帮助，我就可能被“潜规则”了，我的人生可能又是另一种活法。

      大概六月中旬，我接到呼兰师范的《录取通知书》，当年八月一日开学。

       一年后毕业，参加了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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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QQ空间，本文是在这里扒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