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我的一生

遵义师院戴老师

作者：戴承斌

整理：遵义师院戴老师

封面摄影：戴祥荣

作者：

戴承斌，山东齐河人，生于1915年5月，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作战、解放大西南、贵州剿匪，历任战士、班长、筹粮工作队队长、连副指导员、连指导员、营党委委员，1952年4月在贵州转业地方工作，历任区委组织委员、县农林科副科长、科长、县水电科科长、区委副书记兼区长、县文化馆馆长、县总工会副主席，1983年2月离休。

整理：遵义师院戴老师，笔名ZYSYDXL,1947年7月生于山东齐河，66届高中生，曾上山下乡当过知青，1977年恢复高考考入贵州大学数学系，中共党员，遵义师范学院教师，副教授，曾在国内报刊和文学网站发表过小说、诗歌、散文和学术论文多篇。

《回忆录：我的一生》序 言

遵义师院戴老师

整理完父亲的回忆录，我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的父亲是一个南下干部，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作战、解放大西南、贵州剿匪，1952年4月在贵州转业地方，先后在遵义的余庆、湄潭、凤冈等地工作过，1983年2月离休。

父亲1995年10月去世后，留下一部手写的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从小时候说起，一直到68岁离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大致记述了父亲为革命奋斗的一生。父亲写这部回忆录时，已是七十九岁的高龄，但他对他一生中的许多事情，都记得非常清楚，连事情发生的年月日以及当事人的姓名，都能一一道来，这令我非常惊奇。父亲文化水平不高（只读过小学三年级），但父亲写得非常认真，写的虽然都是一些极为普通的事，他却把自己一生走过的真实历程留给了我们,也为共和国的档案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父亲一生的处世为人，和他写的回忆录一样，都是普通而又极其普通的，其间既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成就，都是一些凡人小事。然而就是这些凡人小事，却体现了父亲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难为可贵的品格和情怀。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的一生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服从组织安排，另一个是为官不谋私利。父亲到过许多地方，干过许多工作，无论是长期的岗位还是临时的任务，组织上找他谈话，他总是那句话: “党叫干啥就干啥。只要组织需要，我个人百无意见。”父亲的不谋私利在常人看来似乎有些过分，他从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就连给私人写信也从不用公家的信纸和信封。

有两件事让我一生难忘。一是我读中学时，给同学写信，用了几张父亲抽屉里单位的信笺，父亲知道后，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又耐心地给我讲了一通大道理，最后还非要我写了书面检查，而且由他亲自去学校交给我的班主任老师。另一件事是1961年父亲在凤冈琊川任区委书记时，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凭购粮证买米，一个月就那点定量，粮食不够吃。粮店负责人给母亲说，可以卖一点不算定量的碎米给我们，于是母亲买了20斤碎米回来，打算煮稀饭吃。这粮店负责人也许是看在父亲的面上，不想父亲知道后，硬逼着母亲把20斤碎米退了回去，说我们不能搞这种特殊化。这两件事，现在看起来真的算不了什么，父亲似乎有些小题大做，然而，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工作一生，也曾当过一些有职有权的官，说真的，他从未给家人和自己谋过半点私利。

父亲的回忆录中，除了工作和学习，也不乏儿女情长，字里行间也不时流露出对子女的呵护和对爱人的依恋。

父亲最关心子女政治上的进步和思想上的提高，他总是教导我们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老老实实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做事。我们八姊妹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学校是三好学生，在单位是先进模范，这些真的是和父亲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

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是他们的父母包办的，甚至在结婚以前两人连面都没见过。然而，纯朴的感情和家庭的责任，历尽人生的风风雨雨，让他们真正成为了甘苦与共相濡以沫的伴侣。母亲含辛茹苦拉扯我们八姊妹长大成人，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1976年因病过早的离开了我们，去世时还不满56岁。母亲去世以后，父亲一直把母亲的骨灰盒放在自己的卧室里，也没有再结婚。1995年父亲去世后，遵照父亲的遗嘱，我们将父亲和母亲的骨灰合葬于遵义北郊的和平村公墓。

正如父亲在他的回忆录《我的一生》中所写：“一生牢记三句话：闹人的不吃，犯法的不做，无理的不为。”父亲的的确确是这样说的，也的的确确是这样做的。

整理完父亲的回忆录，仿佛完成了一件自己应该完成的大事，稍感心安。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而又极其普通的父亲，但我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于遵义师院汇川园

开头的话
这是我七十九岁生日写的，调寄西江月：
我今七十九岁，
记事六十多年，
党的教导记心间，
不许坑蒙拐骗。
借人米的还米，
欠人钱的还钱，
损人利己终枉然，
法纪绝不容宽。
　　一生牢记三句话：
闹人的不吃，犯法的不做，无理的不为。

一、小时候的事

我于1915年5月9日（古历乙卯年三月二十六）出生在山东省齐河县赵官镇于寨子村一个贫农家庭里。9岁以前的事不大记得了，听大人说我走路很晚，3岁那年才安上腿学会走路。9岁到10岁在离家50多里路的东马庄读了两年私塾，老师叫张振乾。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后来又读了《上下论》、《大学中庸》、《上孟中孟下孟》。1926年我11岁，在本村于寨子小学念书，编在乙班，从第4册开始读。那年军阀混战，败兵不断路过我们村，老师傅玉正胆小，不敢来学校教书，9月到12月，一册书没教完，都荒误了。第二年，读完《诗经》，到了7月，刚开始读《国风》，老师家出事打官司，又上不成学了，7月到12月又都荒误了。1928年换了个老师叫戴连厚，是我的本家，我叫他二叔。那年3月，国民革命军把山东军阀张宗昌赶跑了，学校里孔子的牌位，换成了孙中山总理的遗像，两边贴的对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上面还有“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遗像下面是《孙中山先生遗嘱》，老师叫我们天天站在孙中山的遗像前念，到现在我还能背下来：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学校上午学国语、常识、三民主义，下午讲解《四书五经》。我还记得国语第一课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孙中山先生，姓孙名文字逸仙。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在广东省中山县，又名香山县翠亭村……”这一年我13岁，学问大有长进。

第二年，1929年，我14岁了，上半年跟着爷爷戴玉亭开始学做农活，下半年又回到小学继续读书。到9月的一天，父亲对我说：“小，你甭念书了，爹供不起你了。”于是，我小学都没有毕业，就告别了学堂，回到家里干活，挑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

父亲叫上我跟他一起去挑布送布，挣几个脚力钱。一块土布8寸宽，2丈5尺长，足足有2斤半重，开头是12块，后来慢慢加到16块、20块、26块，一天要走100多里地，到1931年我16岁，已经加到36块，有80多斤，顶个成年人了。就这样跟着父亲，我一直挑到1935年20岁。

二、在黄河防汛工地上

1935年我刚满20岁，古历8月初8，我和邻村的马秀英结婚。我比她大5岁，她娘家在官庄，离我们村只有5里地。那个年代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结婚之前我和她连面也没有见过。第二年，1936年古历十一月十七，大女儿祥英出世，小名富哥。

结婚以后，岳母马冉氏托人给我在黄河防汛工地上找了个事做。1936年古历9月初8，上午我离开家，先由齐河北二分段段部电信局的张汇东给我写了介绍信，然后到山东河务局洛口料厂报到，下午体检，第二天开始受训，主要是学习一些军事动作。受训结束安排我给大伙儿煮饭，全厂40多人一天三顿饭，我一个人做。烧火、拉风箱、蒸馍、熬稀饭、做菜等等，还要保证按时开饭，我从未误过事。1936年古历11月，我又被分到山东河务局二分段防三汛当汛兵，主要是在黄河坝上抢险，干土工活，如推土平车、挑土筐子等。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防三汛临时解散，只好回家务农。

1938年正月二十六，一起在防三汛当汛兵的王新声来我家，说汛长王文治要他告诉我，可以从新回工地干活了。第二天我们就回到汛上，“山东河务局”的牌子换成了“黄河工赈水利委员会”， 汛长王文治又叫我在汛部厨房煮饭，吃饭的有一个班12个人，班长姓孙。

1938年古历11月，爷爷戴玉亭去世，汛长准我的假，回家奔丧，不想从此就永远离开了防汛工地。守完爷爷的“三七”，正准备回工地，父亲对我说：“家里没劳力干活，今后你哪里也别去了，咱全家6口人，死活在一块好了。”于是我便留在家里，干起了农活，一年四季，春种秋收，耕地锄草，割麦扬场，农闲还要推小车上地里送粪、铡麦秸和稀泥抹屋顶，什麽都干。

三、不脱产的农村干部

1939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家乡建立了“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叫张耀南。我们村也成立了民兵自卫队，我当队长。当时八路军经常在我们这一带活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联络送信，盘查可疑人员，护送八路军伤病员等。我曾带着我们村民兵自卫队，配合肖华支队，从王厅出发向西北行军到边庄，打汉奸肖明文。平时具体领导我们的是一位叫艾兆亮的抗联小区党代表，经常教育我们，给我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主张，对我的帮助很大。

1941年古历十月二十六，二女儿戴祥兰出世，小名叫小改，意思是改生男孩。在前还有一个女儿，8个月大时，大人下地干活，她一个人在家被狗惊吓，不久便离开人世。我爱人连着生了三个女孩，母亲很不高兴，直到1944年古历九月二十四有了大儿戴祥荣，母亲对我爱人的态度才有了好转。为了好养活，大儿小名叫三妮。那几年我都在忙村里的事，家里的事我都没大管，里里外外都是我爱人马秀英一个人操持料理。

1945年古历10月初6，父亲戴连恭去世。就在这一年，我被选为村干部，先是当农会管帐先生，从1946年10月起担任农会宣传委员，成了村里不脱产的村干部。

四、入党参军

1947年2月3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入党介绍入是孟现金和于好奎。当时，河西县人民政府（原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号召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上前线，我和村里几个青年一起报了名。母亲知道后死活不让我走，我先说通爱人，走的那天是悄悄走的，没让母亲知道，后来听说她知道后气得不行，哭了好几天。

我是1947年3月30日正式入伍，地点在大王庄，编入新兵连，指导员冯润声，连长华希廷。（后来我在凤冈县总工会工作时，有一次在省里开会见到了他，才知道当时他在兴义地区任工会办事处主任，以后又见过几次面。）1947年4月20日，新兵连拉到赵官镇，编入正规部队“独立三团”。 “独立三团”是由齐河、禹城、龙平、博平、长清5个县的县大队升级上来的，我被分在二营六连一排三班当战士，班长耿金玉，副班长姓赵，排长马有双，连长还是华希廷，副连长孔凡明（后来在遵义任建筑联社主任，已离休），指导员李舜卿（以后又是我们的营教导员，后来在遵义任地委书记）。

不久，部队开始了长途行军，我被抽到政治工作组，主要是在部队出发时，检查各班的群众纪律执行得如何，有没有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然后向团部负责民运工作的领导汇报。当时我们团政治部民运股的股长是李希之同志，我每次检查完了就向他汇报。（后来我们在遵义又见面了，他现在是遵义地区专员，也离休了。）部队行军三天，到达阳谷县三官庙住下。这次部队行军，我立了一个营二等功，光荣榜就贴在营部门口。

到了三官庙的第二天，我们部队的番号变了，原独立三团改为九七团，兄弟部队九九团就住在我们团附近。不久，我们九七团和九九团一起出发，途经河南范县，到达河南濮阳县的大桑树，受到兄弟部队九八团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在大桑树，我们九七、九八、九九三个团组建为独立三旅。为庆祝建旅，还请了河南的一个戏班子，唱了三个晚上的河南梆子戏。

五、追击王三珠

建旅之后，我们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追击王三珠。王三珠是个河南土顽，时任“河南人民自卫纵队第四总队”司令，在当地称王称霸，为非作歹，与解放军顽抗。这次追击王三珠时间紧迫，任务艰巨，一路急行军。全部武装负重有50多斤，包括步枪、子弹袋、手榴弹兜、洋铲、水壶、饭包等，头上烈日当顶，下面沙石硌脚，遇到上坡，走一步退半步，全身大汗直流，班长一个劲在后面催：“快走！快走！跟上！跟上！不要掉队！”一直追到王三珠的老巢封丘，我们的任务是坑道作业，就是从阵地挖地道，一直挖到南门城下，准备用一口棺材装上炸药，让敌人坐土飞机上西天。后来敌人的增援部队来了，未搞得成，我们奉命转移了。第二天，长远战斗打响，我们排在木岗村一带阻击逃跑的敌人，排长马有双坐镇指挥，打得敌人屁滚尿流。但狡猾的王三珠还是跑掉了，这一次算便宜了他。不过后来在东明战斗中，王三珠最终没有跑得脱，让我们五连活捉了，这是后话。

长远战斗结束后，我们部队拉到大张庄整训，实行军政训练。开展诉苦运动，进行阶级教育，让我们搞清楚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

部队整训期间，我被抽出去在华县（现在的渭南县）搞了一个多月土改，主要是分地主的浮财，什麽粮食农具、衣物细软、桌椅橱柜、车辆牲畜，统统分给贫下中农，当地群众称之为“刮风”。搞完土改回部队，好多人大包小包带回不少东西。教导员房岳辛问我：“老戴，你拿了些嘛回来呀？”我说：“两手空空，嘛也没拿。”房教导员故意说：“你真傻！”我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是光用嘴说说就行了，还得拿出实际行动。”房教导员说：“老戴，你做得对！”

六、掩护刘邓大军过黄河

我们旅接受的第二个任务，是掩护刘邓大军过黄河，挺进中原，进军大别山。1947年6月30日晚9点，刘伯承、邓小平率领12万大军，强渡黄河天险；经过28天激战，取得了歼敌九个半旅、5·6万余人的伟大胜利；8月7日，突然甩掉死死相缠的敌人，挺进大别山。刘邓大军过黄河，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防止敌机轰炸，渡河一般在晚上进行，天亮即停。野战军主力渡河用了两个晚上，其他部队、民兵和担架队以及各种物资、车辆用了１７个晚上。在这段日子里，黄河指挥部所辖７个大队共运送战斗人员３０余万人次，武器、弹药和粮草等物资不计其数。７月４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及野战军领导机关从孙口渡河。后来，人们称这里为“将军渡”。

本来我们部队也要随刘邓大军过黄河的，最后却留在了黄河北岸，编为陈毅同志领导的华野十一纵队五十三旅九十七团。于是，我们部队的任务就改为掩护刘邓大军过黄河。后来才听说，刘伯承和陈毅两个司令员在交换意见时，刘伯承司令员说：“这个部队（指我们部队）是个新部队，没有经过大的战斗，还是块毛铁，让他们留在你这儿，再锻炼锻炼。”陈毅说：“那好哇，就留在我这里吧。”就这样我们就留下了，我在二营一排三班当战士。

部队掩护刘邓大军过黄河后，拉到田树寺住下，准备外线作战，为此，营教导员房岳辛同志专门作了政治思想动员。古历八月十九晚上，我们部队过了黄河，进驻冯家岗。在这里，和我一起参军的本村于好舜的孙子于庆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在二班，我和二班的战士尹庄的尹作东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我们部队外线作战的第一战是陇海出击，头一天晚上打杨楼东集，经过一夜激战，共歼灭敌军38人，缴获长枪38支，短枪2支，子弹4250发，还有不少饼干、罐头。我们班分了12个罐头和一些饼干，饼干当饭一直吃了一天都没吃完。第二天晚上军民大行动，全线出击，来了个铁路大翻身，一举掀掉铁路800多公里，炸掉黄口大桥，使敌人的运输补给线彻底陷入瘫痪。下来这个战斗，我们部队调转回头向东南行军，进驻瑞安集。

七、东明、太和战斗

东明县地处河南开封地界（后划归山东荷泽地区），县城里盘踞着王三珠和丁寿本两个土顽，当地人民深受其害，都盼望着早日得到解放。1947年腊月，在离东明县城100多里地的一个村庄的场院里，我们全团集中召开了动员大会，团政委张治安同志作总动员，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提出的口号是：“决心打下东明城，迎接春节过新年！”“作好充分准备，坚决拿下东明！”

晚上8点左右，动员大会结束，团长黄正洪同志下达了命令：“目标，东明县城，出发！”120多里路，走了一整夜，中间没有休息，一个劲地往前赶。快天亮时，我们部队到达东明北关城外住下后，立刻投入战斗准备。全连班长以上的干部，都找了代替人。共产党员个个挺身而出，积极报名参加战斗冲锋突击队，我也不甘落后，坚决要求参加战斗冲锋突击队，我们班的班长姜在先同志任突击队的队长。

古历腊月十六下午4点20分，总攻开始了。先是山炮、野炮、榴弹炮、八二迫击炮一起开炮，向城里猛轰。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抬不起头来，实在憋不住了，就从东门往城外逃跑。连长赵东泉一看时候到了，不等上级的指挥命令下达，果断地指挥全连出击，追击逃跑的敌人。姜班长大吼一声：“不怕死的跟我来，冲啊！”带领我们战斗冲锋突击队向逃跑的敌人穷追猛打。敌人受到前后夹击，被包围在中间，成了瓮中之鳖，只好乖乖交枪投降。这次东明战斗，共俘虏敌人一个营2000多人，缴获的枪支弹药和各种物质堆积如山，全是美式装备。上次跑掉的王三珠，这回也被我们活捉了。在这次战斗中，我荣立团二等功，被提为副班长。部队东进，拉到周楼，在这里部队高高兴兴过了个闹热年。

1948年2月4日古历正月初五，部队出发向东南方向行军，2月25日到达安徽，准备打太和。我们六连的任务是从南门打进去。2月29日战斗打响前夕，营教导员房岳辛同志作了动员：“同志们！敌人被我们包围了！兄弟部队已经开始攻城，城墙上尽是我们的人，现在，有利的时机到了！”一排长马有双一声令下：“同志们！冲啊！”我们三班班长姜在先带着全班12个战士往前冲，我在后面督阵。有个战士叫方泽清，是齐河县石家王的。思想出了问题，老是掉队，说了他几次“跟上！跟上！”他还是跟不上。我上去捣了他一手榴弹。战斗下来，开战斗检讨会，他给我提意见，说我打他。我说：“打你是轻的，你再不跟上，我就要执行战斗纪律。”大伙儿都说我做的对，这个战士也承认他错了。

太和战斗结束后，部队东进，威逼牟阳。这是1948年3月，我被抽到营筹粮工作队，暂时离开了战斗部队。这一去，一直到1949年9月，其间，我们部队先后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作战以及沪杭战役等大小战斗，我也从筹粮工作队队员被提为队长。

八、进军大西南

1949年4月15日，我们部队到达长江边，开始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当时我们部队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十七军五〇师一五〇团二营，当时我还在营筹粮工作队。

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二、三、四野，一起横渡长江，真是“百万雄师过大江”。我们部队在安庆大渡口过江。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我们就来一个穷追、猛追、狠追，打过长江后，我们七天七夜没有合眼，追得敌人连放屁的功夫都没有，跑得比我们还快。

4月28日，部队接管上饶，杨勇同志（时任五兵团司令）任军管会主任。开始部队住在城里，后来接到命令，统统拉到乡村。原来进城以后，不少干部战士思想起了变化，看到城市里面花花绿绿，小姐太太擦脂抹粉妖里妖气，弄得他们胡思乱想，意志消沉。杨勇司令员知道了说：“这还得了，赶快给我拉到乡下去。”我们二营拉到武岗村，在那里进行军政训练，排以上干部进行思想整顿。

1949年7月，我们部队接到了“进军大西南”的任务。8月1日，在庆祝建军节的大会上，团政委张治安同志作了动员讲话，讲了进军大西南的目的，还讲了西南云贵川三省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盼着我们去解放他们，还讲了进军大西南条件艰苦，任务艰巨，但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等等。晚上在庆祝建军节的晚会上，由当地京剧团演出了《法门寺》、《木虎关》、《捉放曹》、《打渔杀家》四个折子戏，我是个京剧迷，这下算过足了瘾了。

8月5日，部队开始行军到鹰潭，然后从鹰潭坐军用列车（就是闷罐车）到南昌，都没坐过，大家都坐得晕晕乎乎的，还不如走路痛快。在南昌下了火车，又开始了徒步行军，经上高、高安，9月中旬，部队到达湘潭，与兄弟部队四野战军会合。在这里，营教导员李舜清同志通知我到机炮连任副指导员，连长雷文泽，副连长郑甲申（他一直没有离开部队，现在湖北襄樊部队任副师长），指导员姓杜。

10月1日，全团集合，准备出发。团政委张治安同志向大家报告了一个特大喜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整个部队一片欢腾，群情激动，高兴万分。就在这样的热烈气氛中，部队出发，向贵州进军。部队经湖南的邵阳、芷江，进入贵州的锦平、镇远，又经炉山、贵定、龙里，于1949年11月16日进入贵阳城，受到当地人民群众夹道欢迎。

九、贵州剿匪

进入贵阳一个月以后，1949年12月18日，我们部队接受了新的任务：剿灭贵州的残余土匪。

贵州的土匪大都盘踞在深山野林，神出鬼没，十分狡猾，穿着打扮和当地老百姓一样，不好对付。我们第一次剿匪是在惠水的马三桥，得到情报，包围了当地土匪头子曹绍华，最后还是让他跑毬烟杆了。

1950年1月，部队由惠水华溪东进马场坪，途经贵定机场，团长董正洪下达了新的剿匪任务：一营炉山，二营余庆，三营施秉，团机关直属队黄平。任务下达后，各营立即分头行动。2月12日，我们二营抵达余庆。据中共余庆县委介绍，余庆的土匪主要分布在白泥、太平、龙溪、熬溪、松烟5个区，共10个土匪窝点：白泥镇的曾现芳，小腮乡的吴瞎子，太平区的陈英，龙溪镇的杨宜轩，兴隆乡的田兴云，熬溪区的钟芝达、任机芝，松烟区的毛廷燕，关兴乡的王在民，下汇坝的冯某。其中3个主要的匪首是毛廷燕、陈英和任机芝。

我们二营在余庆与土匪的第一仗，是打太平区的陈英，时间是2月20日，执行这次任务的是五连。连长和指导员有点轻敌，战线拉得过长，让土匪钻了空子，结果吃了大亏，一个排三个班就损失了两个班，牺牲了不少同志。在排以上干部会上，营长宋继森同志通报了战斗情况，并狠狠批评了五连连长和指导员。得了这次教训，我们以后对付土匪再也不敢大意了。

2月24日清晨，我们二营驻地来了一个人，光着背，只穿了条腰裤，一进营部大门就哭着说：“我可来到家了！”营长宋继森和教导员周杰一看，原来是五〇师7号首长政治处主任，在起义部队328师任党代表。一问，才知道328师下面几个团叛变了。7号首长说：“我趁他们不注意，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听说他们要到旧州抢弹药库。”营长和教导员立即向上级报告，上级命令我们马上出发，前往旧州，追击叛军。后来又从旧州追到思南、务川、凤冈、湄潭等地，追了两个多月，直到把叛军全部消灭，我们才返回。

1950年5月22日我们二营接到团部命令，土匪包围了施秉县城，要我们赶快去解围。我们连夜赶到施秉，却扑了个空。5月25日土匪又包围了旧州县城，为首的是土匪司令李根全。中午部队提前开饭，吃完饭就开始行动，当日住金坑。晚上，我们捉了个活舌头，弄清了土匪的情况，土匪打旧州的目的是抢弹药库，然后向余庆方向转移。营部命令我们连在土匪必经的路上打伏击。下半夜，我们连开始行动，来到毛牛寨后山，在面对大路的制高点上分布兵力，占领阵地，我带一排三班在阵地上架起重机枪。天刚亮，土匪从旧州方向败逃下来，见土匪进入了我们的埋伏圈，连长雷文泽喊了一声：“打！”全连战士一起开火，三班长的重机枪朝土匪猛射，打得土匪死的死，伤的伤，土匪头子李根全也死在我们枪下，土匪副司令黄侠被我们活捉。

我们在贵州的剿匪一直到1950年10月，每到一处，先作宣传工作，稳定人心，发动群众，把土匪孤立起来，再一个一个的收拾。但是由于土匪狡猾，枪法又准，加之地形不熟，部队还是受到一些伤亡，六连指导员张浩然同志就是在贵州的剿匪中牺牲的。张浩然同志牺牲后，领导上派我到六连接任指导员。

十、转业到余庆地方工作

在贵州剿匪中，实行的是军政一体化，统一领导，所以我在正式转业到地方工作以前，就已经同地方上的同志在一起工作了。1950年6月至9月，我在黄平县任平溪区委副书记，1950年9月至1951年3月，我在余庆县任龙溪区委副书记，与地方党委配合，主要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项工作。

1952年4月25日，我正式离开了部队，到一五〇团政治处组织股办理了组织关系手续，当天到镇远军分区报到。开始我被分到当地地方武装部门，一五〇团二营六连指导员提出和我换，要我到军分区教导队，我同意了。到军分区教导队才5天，又宣布我们40多个排以上干部转业地方工作。先由军分区教导队把我们的组织关系和其它手续统一介绍到中共镇远地委组织部，地委组织部根据我的情况把我安排到余庆县。5月5日，余庆县委组织部分我到松烟区，任松烟区委组织委员，主要负责党务工作。当时松烟区委书记是陈存岭同志。

1952年10月3日至1953年2月6日，我被组织上派到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习，思想上和文化上都得到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从省委党校学习回来后，继续担任松烟区委组织委员，并兼任团工委书记，主要是下乡搞建党、建政、建团三项工作，我先后走遍关兴、红崖、高卢、中心、新田、友礼、二隆、觉林等地，爬山涉水，有的地方连路都没有。有一次在司里召开新团员入团宣誓大会，司里是关兴乡最偏僻的一个村，村子坐落在一座大山顶上，为了给新团员鼓劲，我爬了30多里的山路，亲自参加了他们的新团员入团宣誓大会，大家非常感动，纷纷表示要努力为革命工作，后来这批新团员大都成了区乡工作骨干，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周开科、代连芝、余官华、宋朝娥（女）、王朝臣、徐恩前、徐恩伦、马光秀（女）、李天秀（女）、黄万珍（女）、黄万英、黄万雄、李天伦、李天德、李天仁、李天智、李天义、李天信、李天道、徐恩方、徐恩忠、徐恩厚、徐恩先、徐恩升、徐恩东，共25人，其中男21人，女4人。

工作基本安定之后，我写信给在山东老家的爱人，讲了我的情况，希望她能来贵州安家。当时，好多北方转业贵州地方工作的干部，都嫌家里的老婆土气，在当地找一个漂亮的媳妇，也有人劝我在当地找一个算了，可我自己心里有个小九九，自我参加革命以后，家里那一摊子事就丢给我爱人，上要侍奉年迈的婆婆，下要拉扯4个未成年的孩子，真是苦了她，正如一首歌里唱的，我的“军功章也有她的一半”，做人不能昧良心。就在我写信一个多月以后，我爱人带着最小的孩子小四祥岭来了。从山东老家到贵州，几千里地，当时交通又不方便，听说小四在路上还病了，一路真够辛苦的。我参军离家时，小四还没出世，这回看见他，都6岁了。

1955年12月25日至1956年7月15日，县委抽调我带领当地民工修建炉（山）雷（山）公路，我和白泥区的区长窦在武同志负责赖坡工区，工区上至李家庄龙头河，下至挂丁木工厂，全长7.89公里，地势险要，条件艰苦。窦在武同志任工区长，我任教导员，我俩党政配合，思想工作深入细致，民工热情高劲头足，提前两个月就完成了任务，还支援了付庄、李家庄、寨瓦、小排罗、古鲁河5个工区和一个大桥技术工程施工队。公路完工后，在庆功大会上，我们工区获得一面红旗，上书“思想工作第一”金光闪闪6个大字，我个人也荣立得二等功。

回到余庆向县委领导汇报工作后，县委组织部通知我到县机关农林科工作，任副科长，负责林业工作。1956年11月至1957年4月，我被抽调搞审干工作，内查外调，成天在外面跑，其间，蒙组织上照顾，两次回山东老家看望老母亲和三个孩子：大妮祥英、二妮祥兰和大儿祥荣，看到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在学校都是三好学生，心里十分宽慰。两次我都想把母亲和孩子们接到贵州，可母亲死活不愿意离开老家。

1957年4月，因为原来水利科的李科长调到白泥区当区长去了，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去负责水利工作，我说：“服从组织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我百无意见。”

十一、在省干部文化学校学习

我小时候连小学都没有念完，由于文化水平低，给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1957年10月，组织上送我到贵州省干部中等文化学校学习。

学习的内容是高小课程，主要是语文、算术、自然三门功课。教语文的老师姓张，教算术的老师姓赵，教自然的老师姓陈。我被编在8班2组，任行政组长，绥阳县城关区委书记王俊贤同志任党内组长。学校白天上课，上午4节下午2节，下午还有1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打打球什麽的，晚上自习主要是做作业。我有一定的基础，学起来还不算吃力。有的学员从来没上过学，我还要给他们补课，互相帮助嘛，应该的。

学了一年多，到1958年10月考试，我三门功课的成绩：语文85分，算术85分，自然80分。在毕业典礼上，我们领到了高小毕业证书，心满意足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以后填表就可以填高小文化程度了。

学校位于贵阳市省府路，地处闹市区，附近有京剧团、评剧团，我是个戏迷，年轻时在家里还跟人学过梆子戏，京戏评戏都能哼两句。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没事我就去看戏，戏票都攒了好厚一搭子。

1957年10月，就在我去贵阳学习的时候，我爱人带着4个孩子回到山东老家。当时小四祥岭10岁，祥珍（小名贵珍）3岁，祥菊（小名贵菊）2岁，祥俊（小名贵生）还不满1岁。山东老家我母亲还在，还有大妮祥英、二妮祥兰、大儿祥荣3个孩子都在读书。由于大跃进闹腾的，加上自然灾害，山东老家已经吃不饱饭了，小孩上学带的干粮是谷面子（小米不去皮压成面）饼子，我爱人把粮食都省给老的和小的吃，自己吃糠咽菜，连牛都不吃的桑子棵都弄回来用水漂了吃，还要下地干活。大儿祥荣写信给我，说他娘腹胀，病的不行。当时我们学习还没结束，我一看不对劲，写信寄路费，叫他们赶快回贵州来。1958年9月，我爱人带着祥岭、贵珍、贵菊、贵生，还有二妮祥兰到了贵阳我们学校，学校领导很关心，专门安排了一间房子给我们一家住，还叫来学校的医生给我爱人看病。我在学校学习结束以后，全家一块回到余庆。

1958年11月，我刚回到余庆没几天，组织上就通知我，要我带民工去修川黔铁路。我们的番号是：川黔铁路湄潭民工团二营，我任营长，付兴万同志任教导员。

十二、在湄潭下乡搞中心工作

1959年8月，带民工修川黔铁路的任务基本完成（只剩铺轨），我带民工回到余庆。当时，湄潭、凤冈、余庆三县合并为一县，称为湄潭县，县委县政府设在原来的湄潭县城。我到县委组织部报到后，分我到水电科，任水电科科长。我还没有到水电科的工作岗位，县委办公室主任钟华林同志又通知我，县委决定抽我下乡搞中心工作。

这次下乡搞中心工作，全县共派出了几十个工作队，主要是帮助当地干部催收公余粮。工作队下乡前，召开了工作队全体队员大会，县委主要领导在会上说：“今年粮食大丰收，可下面有坏人，造谣说饿饭，有的干部上了坏人的当，搞瞒产私分。工作队的任务就是要把公余粮按时按量收上来，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我们工作队一行三人，我任队长。我们先到了高台区凉井乡，到地里田间看了看，庄稼长得并不怎么好。当地老百姓说，今年天干，收成比去年还不如，哪里还有余粮卖哟。当地干部也叫苦不迭，都说要完成任务脑火得很。我说公粮是要保证的，余粮实在不行可以商量。这话不知怎么让县委领导知道了，把我叫回县里，狠狠批评了一顿，说我是右倾保守思想。然后给我换了个地方，要我到永兴区永和乡，还是催收公余粮。因为受到县委批评，这次坚持各个生产队公余粮必须完成任务，可一听当地群众和干部反映，心又软了，结果还是没有完成任务。不久，县委就把我抽调到遵义县巷口场，参加修红崖水库，一直到1960年8月。在红崖水库工地，我是工地党委委员，行政职务是安全保卫科科长。当时工地党委书记是张勇泉同志，去工地前他是遵义市城建局局长。

十三、在琊川工作的日子

1960年8月26日，我从红崖水库工地回湄潭到县委组织部报了到，县委组织部要我仍然去水电科任科长。可没几天就通知我到琊川区，协助琊川区委书记谈成荣同志工作，对外身份是县委工作组组长。当时，还是湄凤余三县合一的行政设置。

谈成荣同志原在余庆县松烟区搞青年工作，1953年我在松烟区任区委组织委员兼团工委书记时，他是团工委副书记。党领导团嘛，我们经常在一起工作。他1954年3月入党，8月转正。入党以后进步很快，几年功夫，就被提为区委书记。这次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说，他还是和过去一样叫我戴书记。谈完工作，他说：“戴书记，干脆你正式调到琊川来算了，你当区长，我当书记，我们一起工作该多好哇！我去给县委说。”我心里并不怎么乐意，可碍着面子，只好有口无心地说：“行啊！”没想到他当真了，不知什麽时候跟县委说了，不久便有人公开叫我戴区长。我说，组织上没有明确，不要乱叫，叫我也不答应。

那段时间，我基本上都在乡下跑，先到了大都乡的新华大队，石梁乡的朝阳、黔阳大队；又到了琊川镇的蒙坪、回龙大队，永和乡的沙溪、高桥、胜利大队；还到了长坪乡的新华、幸福、司里大队等地方。说老实话，当时老百姓的生活很苦，有的已经在饿饭，好多人上山挖蕨根吃。我心里很难过，我们流血牺牲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回来我和谈成荣同志交换意见，他也有同感，但又没有什麽好的办法。

1961年2月6日，刚过罢春节不几天，县委副书记袁瑞润同志正式找我谈话：“县委决定，要你到琊川区任区委副书记，兼琊川区区长。以后县委工作组撤销后，你就正式到职，不过在县委工作组撤销以前，你还要保守一段时间秘密。”1961年3月4日，县委宣布工作组撤销，我正式就任琊川区区委副书记，兼琊川区区长。在这之前，我按组织要求严守秘密，连我爱人我都没说，可区政府里甚至外面的人早都知道了。我正式就任以后，爱人带着贵珍、贵菊、贵生、贵芳四个孩子来到琊川，贵芳还不满1岁。当时二妮祥兰已经工作，在琊川小学当老师，小四祥岭在湄潭中学读初中。

我在琊川工作一直到1961年12月。除了区政府日常工作，我大部分时间坐镇红安管理区（那时叫管理区，就是现在的大乡），当时红安管理区的支书是李常清同志，他是农民出身，遇事能为老百姓着想，我们两个很合得来。到了下半年，湄潭县又分为湄潭、凤冈和余庆三县，琊川区归凤冈县。

1961年12月25日，新任琊川区委书记张丕恩同志通知我：“接县委电话，要你回凤冈，县委对你的工作另有安排，具体什麽工作我也不清楚，你去了就知道了。”

十四、四清和社教

1962年1月3日，县委正式下文，任命我为凤冈县农业局副局长，这一任职一直到1966年6月。就在我接到县委下文的当天，我接到儿子祥荣发来的电报，我母亲王传英于头一天也就是1月2日去世，我忍住悲痛，谁也没告诉，到农业局报了到。不久全家由琊川搬到凤冈，住在农业局院子的一间木房子里。1958年9月，我爱人带着5个孩子来贵州时，按当地的风俗，祖母百年归天，长孙一定要在坟前摔老盆，于是大儿子祥荣便留在了老家。现在我母亲已经去世，我和爱人商量后，便写信给大儿子祥荣叫他来贵州，并寄去了路费。1962年3月祥荣从山东老家来到凤冈，当时他已经读高中了。1964年他高中毕业以后，被选拔为空军飞行员，听说全省就选上五个，比考大学都不容易，我们全家都十分高兴。

我到了凤冈县农业局，按照领导分工，局长杨桐荣同志抓全面，我主要负责水利工作。当时水利股股长是李富汤，水利干部有：黎绍一、苏士瑞、冉国万、张富华、张显才、蔡德高、唐泽阶、汤小忠等十几个同志，具体工作由水利股股长李富汤负责。虽然我在凤冈县农业局任职4年多，但在局里工作的时间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被县委抽去搞农村的中心工作，主要是四清和社教。

从1962年2月到1963年3月，我根据县委的安排，先后到了何坝的康坝，绥阳的金鸡，花坪的石径，这一段时间主要是纠包产到户。从1963年3月到8月，在何坝的康坝大队搞四清试点工作。所谓“四清”，具体是指：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运动的开展，主要是针对困难时期及以后农村出现的复杂、混乱形势，为了刹住侵占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歪风邪气，挽救犯错误的基层干部，促使农村政权稳定，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四清的方针政策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从1963年8月开始，又到了水河的关沙大队，永河双山的和平大队，也是搞四清，一直搞到1965年5月。1965年6月到9月，我回农业局抓了一段时间的经济作物，到贵定参加了一个烤烟现场会，回来后到各区推广。

从1964年的春天开始，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展开。1965年10月，我被抽调到遵义地委工作团，到遵义县桃溪区搞社教，工作团的团长是曹继云同志（时任凤冈县委副书记），我和段州成同志一个工作组，负责新民乡的新民大队，一直到1966年6月。

十五、文化馆工作

1966年6月5日，凤冈县委组织部部长饶士林同志向我传达了县委的决定，要我到县文化馆任馆长。他担心我思想不通，对我说：“文化馆的工作很重要，过去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你喜欢文艺，党性又强，县委决定你去搞这个工作。当然，你是局一级干部，文化馆馆长是科级，但县委决定你的工资级别不变，还是19级，你有什麽意见和想法可以提出来。”我很干脆地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共产党员能官能民，能上能下，党叫干啥就干啥。只要组织需要，我个人百无意见，请县委领导放心好了。”第二天，我就正式到任。接着我们全家也从农业局搬到了文化馆。当时，小四祥岭马上就要高中毕业，祥珍、祥菊和祥俊在读小学，最小的祥芬也快6岁了。

文化馆单位不大,连我一共四个人。其他三个，郑步清负责文化宣传工作，余选华负责图书报刊工作，刘汉书是个女同志，负责财务会计工作。我们四个人分工协作，互相配合，工作搞得很出色。我现在想起来，对他们三个人都有很深的好感，令人难以忘记。

我到文化馆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到处“破四旧，立四新”， 文化馆首当其冲。我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三个一下子都成了牛鬼蛇神，每天扫大街。文化馆的图书被造反派造得乱七八糟，说是“封资修”，一把火烧了一大半，我看着真心疼。

1966年10月，我被抽到遵义负责接待串联的红卫兵，在湘山宾馆安排红卫兵的住宿。1967年3月的一天，一伙自称是凤冈农业局“革命造反战斗队”的把我从遵义揪回凤冈批斗，给我挂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牌子，游街示众。以后只要批斗县里的地区的省里的“走资派”，就叫我们站在台子上陪斗。造反派说我是“走资派”，不配住文化馆的楼房，勒令我们全家搬到一间又黑又湿的木屋里。我的工资也停了，一家7口就靠我一个月15块钱的生活费艰难度日，我爱人真是作了大难了，真不可想象那段日月是怎么熬过来的。屋漏又遭连夜雨，在凤中读书的祥岭被造反派打成“411坏头头”，被关在临时作监狱用的电影院草礼堂里。祥珍和祥菊两姊妹还小，每天要给坐牢的哥哥送饭，当娘的弄不清楚这社会怎么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从此落下了病根，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种日子一直到1969年春天我被解放出来。

1970年3月，我接受当时的县革委下达的任务，与原凤冈商业局局长余仁伙一起组建凤冈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任队长，我任政治指导员。当时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普及样板戏，人员是从各单位临时抽调的，都是平时爱好文艺的积极分子，有演出的，有伴奏的，有男有女，一共41人。一开始我们主要排练京剧样板戏折子戏，有《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智取威虎山》的“深山问苦”，《沙家浜》的“智斗”和“军民鱼水情”等，还排练了几个歌颂毛主席的小歌舞，到各单位和公社巡回演出，还参加了湄（潭）凤（冈）余（庆）务（川）四县在湄潭县人民剧场举行的汇演。1970年国庆，遵义13个县市宣传队在红花岗剧院汇演，我们得了个第5名，回来还在凤冈体育场向县革委领导和全县人民进行了汇报演出。

1970年11月，我们宣传队开始排练全本京剧样板戏《沙家浜》，到1971年3月，排练基本完成。4月1日首次内部演出，请领导审看通过。4月3日来到绥阳的新冈，第一次公开演出成功，接着辗转永安、崇新、花坪、永和、琊川、进化各区乡巡回演出，每到一处，都大受欢迎。在花坪的石径演出，当地领导和人民还送给我们一面锦旗，上书“演出逼真”四个金字。4月15日宣传队受中共凤冈县委委托，到余庆县，慰问在那里修湘黔铁路的凤冈民工团。我们一共演出了8场，观众上万人。回到县里那天，正赶上凤冈县党代会胜利闭幕，我们在电影院礼堂向全体党代表进行了汇报演出。之后，宣传队宣布解散，人员各回原单位工作，我也回到文化馆继续我的工作。

十六、工会工作

1973年5月6日上午我拿着县委组织部的调令，来到县总工会报到，任总工会副主席。总工会的工作人员申茂超同志告诉我，地区工会办事处电话通知，5月12日各县总工会负责人到遵义开会。我5月11日赶到遵义，第二天正式开会。会议开了7天，主要内容是安排部署恢复工会组织，发展工会会员。强调工会工作的宗旨就是三句话：给工人撑腰，替工人说话，为工人办事。还讲了工会要监督行政领导干部，看他们的工作作风如何？民主性强不强？是否与群众打成一片？等等。5月18日会议结束，19日赶回凤冈，当天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指示要按照地区工会的安排部署，立即开展工作，并明确由县委副书记高居忠同志分管工会工作。

文革以后，基层工会基本上都陷于瘫痪。我们首先做好基层干部的思想工作，发动群众，上下一致，统一思想。我们先到工人比较集中的纸厂、农修厂和水泥厂，深入到车间班组，和工人谈心。从三个厂迅速推广到各基层单位，以点带面，遍地开花，基层工会组织很快就恢复起来了。

1973年10月26日，经中共凤冈县委研究决定，凤冈县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工会代表265人，其中女代表35人。在10月26日上午的开幕式上，中共凤冈县委副书记白谦同志致开幕词，中共凤冈县委副书记高居忠同志作工会工作报告，中共凤冈县委书记石明清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大会开了5天，选举产生了凤冈县第五届工会委员会，由21位委员组成，其中女委员5人。

第五届工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出常务委员会委员7人，他们是：

戴承斌 （总工会） 常委 常务副主席

徐世明 （农修厂） 常委 副主席

聂世福 （农修厂） 常委

郭伯峰 （外贸站） 常委

冉永德 （农行）女 常委

洪世家 （百货公司） 常委

刘讨吃 （造纸厂） 常委

县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11月15日，贵州省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在贵阳召开。中共凤冈县委副书记高居忠同志、凤冈县第五届工会委员会常委洪世家同志和我作为凤冈县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三个先到遵义与其它12个县的代表会合，组成遵义地区工会代表团，由中共遵义地委副书记耿焕民同志和遵义地区工会办事处主任岳庚洪同志带队，于11月14日到贵阳报到，住在八角岩宾馆。11月15日上午，贵州省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开幕，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周林出席，金风同志致开幕词，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葆华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省工会主席李明远同志作工会工作报告。大会开了7天，21日上午闭幕。

从贵阳开会回来后，我们立即召开了工会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省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会工作。省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以后，县委决定由中共凤冈县委副书记白谦同志分管工会工作。在县委的领导下，在各级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凤冈县各级工会组织很快恢复建立起来，工会工作逐渐走上正轨。

1975年，农历乙卯年，是我60岁花甲之年。这一年，我身患肝炎重病，开始我还坚持工作，后来感到实在不行了，只好向组织上请假，把工作交给工会副主席徐世明，由三女儿祥珍照护着我，来到河北我大儿祥荣那里，四岁的小孙儿拥军也和我们一起来到他大伯家。当时大儿祥荣在河北元氏空军部队任飞行员教练。3月5日我们从凤冈出发，当天到遵义，住在遵义师范二女儿祥兰家，第二天到贵阳，上了贵阳到北京的火车，在河北元氏下车，儿媳吴淑芹把我们接到他们的住处扣村，这儿离祥荣部队的营房有四五里地。我们在扣村一直住到7月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有了好转。7月26日，我和三女儿祥珍，还有孙儿拥军来到山东泰安大女儿祥英家，她在泰安铁路职工子弟小学教书。她带着我到泰安市医院，找到了我们老家本村街坊于好庭的儿子于旺清，他是医院的西医大夫，叫我大叔，见了我非常热情，领着我检查化验，确诊是无黄疸型慢性肝炎，给我开了处方，中西医结合治疗。治疗了差不多一个月，我觉得身体大有好转，思想上又开始惦记工作了。由于泰安没有直达贵阳的火车，我们先回到河北元氏祥荣那里，9月13日祥荣和淑芹把我们送到石家庄火车站，9月15日上午抵达贵阳，然后经遵义回到凤冈，第二天上午一早，我就到总工会开始上班工作。

我从北方回来不久，我爱人的病就老火了。1972年查出是胃十二指肠溃疡，1974年下半年转为胃癌，发现时已是晚期，手术后一直住在遵义师范二女儿祥兰那里。1976年11月23日，我爱人马秀英病逝，她走的太早了，差两天才满56岁。我爱人辛苦操劳一生，把八个孩子拉扯长大成人，自己没有享过一天福。我爱人去世后，我一直把她的骨灰保存在我身边，并嘱咐儿女们，待我百年之后，将我和她骨灰合葬在一起。

从1977年到1979年，是工会工作最困难的一段时间。1977年8月徐世明回农机研究所，申茂超调到县政府招待所，总工会剩下我一个人唱独角戏。俗话说，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遇到事情，连个商量处都没有。尤其是财经工作，一直是白板，拖了地区工会工作的后腿。没办法，我找到分管工会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白谦同志。白谦同志说：“县委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决定把申茂超调回工会工作，同时还给你调一个女同志李维香来搞财经工作。”我一听非常高兴。李维香是松烟关兴人，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当年我在松烟工作时，去过她们家好几次，那时她还在关兴小学读书。李维香和申茂超调来不久，张永安同志又调来工会工作。人多力量大，工作很快就搞上去了。财经工作也有了起色，当年就筹集工会经费12582元，受到地区工会工作委员会好评，还奖励我们工会一个暖水瓶，一支钢笔，一张奖状。从那以后，一直到我离休，我们县的工会工作每年都是地区的先进。

结束语：离休之后

1983年2月1日，我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这一年我68岁。

离休以后，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上。说起来，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一直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在教育下一代上也做过不少的事情。1952年我在余庆县松烟区搞青年工作，经常到学校去，给少年儿童讲解放军的战斗故事，讲红领巾的来历，讲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以后虽然不搞青年工作了，但只要有机会，我都会给孩子们讲讲过去的事情，让他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远大理想。离休以后空余时间多了，也更有精力做这方面的工作。凤冈龙泉小学聘我为校外辅导员，他们搞活动都请我参加，每年清明我和孩子们一起来到烈士墓前，为烈士扫墓，给孩子们讲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讲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我还把自己讲的整理成讲稿，印发给同学和老师，很受他们欢迎。和孩子们在一起，我也感到非常高兴，好像觉得自己也年轻了不少。

关心下一代是我们这一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我还活着，我会把这个工作一直做下去。

1995年6月11日 完稿于遵义

附录：八姊妹影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