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陈广祥

听到《父亲》这首歌曲时，当我小的时候，常坐在父亲的肩头……我静静地听着，想起父亲那满头白发，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不由地思念着父亲。往事一幕幕，一桩桩，交织着我心中最痛苦的记忆。

虽然逝去的岁月，也留下那难忘的伤痕。一点一滴寻找那岁月的往事，却感觉到那是我心中一段坎坷曲折的经历。心胸开阔，母亲之前是烈属，却从来没享受烈属待遇，一九四九年初带着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嫁给了我父亲，那个孩子的父亲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父亲给起名广瑞，在一起齐乐融融。我父亲竭尽他所有的爱，不让广瑞受屈，在养家糊口的路上，殚精竭虑。在文革中受冲击，自己没饭碗时，心中还担心广瑞将来的生活，托人帮助给广瑞找回了烈属待遇。如今回顾过去，历历在目，一味的悲伤。

父亲的思想境界却是如此高尚。小时候看见父亲那潇洒身影，也听人讲他过去的经历，让人萧然起敬。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父亲为了这个家却不容易。现在想起，还不时泪湿眼底，伤心的感觉一时难已控制。不时父亲慈祥的面孔浮在我的眼前，我被父亲那种无私高尚的风格所驱动，心里慢慢对父亲的回忆。

听老人们讲：还有那尘封档案的记载，我父亲始终光明磊落，浩然正气，而且是建国前老党员。据说：那还是在民国时期，我家就住在西地那个院子里，西面三间石板房是我父亲的家，当街有一盘清末时期的石碾，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我父亲当时只有十几岁，是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在那战火硝烟动荡不堪的年代。我爷爷和我二爷兄弟俩养育着我父亲这颗“独苗”，过着平淡的生活。后来我老爷被抓劳工去了东北修工事，却不知音讯，据说死在了东北。我爷爷和我父亲俩相依为命，为生活而奔波的。在民国三十二年时，我爷爷也去了口外逃荒，不幸死在外面，连尸骨都没找到。我父亲独自一人靠卖杂货为生，每天挑着八股绳的货郎担，拿着拨浪鼓，在南山脚下走村串巷，靠卖些针线等日用品维持生活，被人们称为“货郎”。

当时的生意不好做，社会不稳定，战争的硝烟，东西也匮乏。国民党统治时期，路上关卡多，因父亲机智灵活，而又聪明智慧，遇事不慌，买卖做的还不错。一九四五年冬天，从斋堂老区来一位青年人，他身材高大，穿中式便服，头戴狗皮帽，以赶毡为由，来到前山，与我父亲相认，看上去此人不凡，此人就是党组织负责人张进儒，此人来到前山，主要是发展组织，建立敌后武装。他见到我父亲，父亲遇事坚强镇定，而且沉着机智，处理问题头脑清晰。张进儒非常欣赏，而父亲挑着“货郎担”机智勇敢，跟父亲交谈后，认为父亲也是穷苦出身，又有货郎身份做掩护，对开展党的工作极为有利。于是又见开羊肉铺的掌柜陈凤启，他跟我父亲虽然是叔侄，却是童年的伙伴。据说张进儒问我父亲“怕不怕死”，“身无亲人，有啥怕死”，父亲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当场肯定回答。没过几天，张进儒又来到口儿村，在西地父亲家，张进儒从怀里拿出党旗，旗上绣有镰刀锤子，挂在了墙上，于是父亲对旗宣誓，那是一九四六初，父亲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投身革命。上级组织让我父亲准备南下，却有特殊任务留在家乡。在成立村党支部时，陈风启做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我父亲便是支部的组织委员，那时的活动都不公开，群众也看不出谁是党员，也不知道谁是书记。每次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都是风险与智慧的挑战，那是战争年代，不能轻意冒险，组织纪律性非常强。

开会时没固定的地方，都是秘密进行，敌特武装比较猖獗。据老人们回忆，“那时正处在解放战争时期，看见你父亲和风启，还有凤友仨个人，经常在一起，你父亲把担子往边一放，仨人坐在河沟边，都拿着铜锅小烟袋，烟袋上还挂着烟盒吧，边说边聊。直到一九五零年才公开身份，才知道那河沟边三人是在开会”。父亲靠着货郎身份做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为党组织的建设呕心沥血。

开展党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壮大组织，发展党员，使之成为一支在农村，开展对敌斗争强大力量。父亲组织几名股东一起办合作社，父亲为合作社经理，还有蔡副经理。名义上是合作社，实际是开展党组织活动密密场所。为了前山沟商品的繁荣，父亲孤身一人赶着毛驴翻山越岭，从风口鞍直到羊儿峪，再到房山城关。把组织和老百姓急需的商品，从大山北面运到南面，使合作社商品能保证供应。合作社还需要一名会计，蔡副经理找他舅舅担任合作社会计。遇到灾荒时，父亲也想尽办法，让百姓能买到称心的商品，又给党组织提供经费，让党组织得到了发展壮大。直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山脚下得到了解放，人民从此当家作主，我父亲发展的党员，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

解放后，父亲的身份公开了，作为党支部组织委员兼教育委员。在做好合作社工作的同时，也投身于办学的热潮，让穷人的孩子有学可上，只有多学文化，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使命，也是责任。据福勇早年讲：“那时你父亲是教育委员，有一次在山上的小学校，我同老师顶嘴，被告到村上，你父亲去处理此事”。他说的一句话，我还清晰的记着：“这年龄不好好学习，长大不会有出息”。后来福勇因成绩优秀，走出了大山，进了城里学校。父亲做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也深知自己的身上的责任，牢记入党时的誓言，而忘我工作，同时还要提防敌特分子的破坏，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让百姓平安幸福地生活。

百姓当家作主，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但人民健康也是大事。于是父亲又带头办起诊所，当年诊所就在供销社对面，中间隔了河沟，而诊所就设在西面，三间石板房，白灰墙的房，在北面还有个耳房加个偏房，都是父亲亲手建的房。现在一想，父亲当时刚刚解放不久，供销社办的红火，又去开办诊所，没听说父亲有中医祖传，只是读过一年私塾，对于一个只读过一年私塾的人，办诊所是多么的难，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但父亲就组织附近几名大夫，他做为诊所的主任兼司药，就这样诊所开张了。那个时候都是中药，开药方，西药却很少，没想到父亲的汤头歌很熟，所有药理，药性，药效父亲都一概掌握，而且脑子里不下几百余副药方，都背得滚瓜烂熟，喜、怒、悲、伤、忧、恐、惊，父亲都有研究。也不知父亲啥时学的，后来在家里抽屉里有五本汤药书，上面都竖版，大多繁体字，让我看了都眼花僚乱，更别提坐下来学。可见父亲为了工作而顽强学习，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是不忘学习的。父亲掌握药学本领，而待人热情，救死扶伤，做为诊所的企业文化。在我小的时候，也听过“七蛋”他妈讲，“我生你二表兄时，突然大出血，接生婆无能为力，去诊所请你父亲，你父亲及时赶到处理，才使我转危为安，没有你父亲，也没有我的今天”。救死扶伤是父亲的责任，也是他的使命。

一九五五年公私合营，父亲办的诊所归了李各庄卫生院，私立诊所变成了联营。父亲又一身投入了选址建院的工作。卫生院建在大石河旁的李各庄村。都是我父亲一手操办，房的结构设计，有心人一看，口儿供销社，对面诊所，还有李各庄卫生院房子，建筑风格同样，都出自父亲之手，也是我父亲的杰作。父亲在卫生院，负责后勤保障，但是专业却仍然没有放下。

在社会主义大跃进年代，父亲居然放弃公职饭碗，自愿回到广阔的农村，担任村支部副书记兼治保主任，用他聪明的才智建设美丽的家乡。当时正赶上吃食堂，父亲又外出采购，使当时的食堂食品充足，而且花样繁多，有着共产主义大家庭感觉。隨着三年自然灾害，父亲仍然为家乡的建设奔波。

那个年代，虽然面对东矿辉煌的时刻，而村里每个晚上，还是漆黑一片，社员生活极为不便，为了尽早解决亮起来，杜绝煤油灯时代。父亲又多次与矿协商，并得到东矿的援助，提供变压器等电力设备。父亲做为村领导而又兼任专职电工，同矿援助的技术人员一起，设计路线，由矿上送电，通过村里变压器，分佈河东片，西地还有高地和黑牛沟，布局合理，规划施工，总配电室设在大队。立杆架线入户，使这项惠民工程很快完成，村民用上了电灯，晚上的活动学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队里有了电，就有了基础，也有了动力，于是父亲又在队部下面建了一个农民浴室，里面有泡池，淋浴还有洗脸盆，洗脸盆虽然不是瓷的，只是用水泥制作而成，环境干净舒适典雅，用蒸气锅炉把水喷热，功能设施不亚于现在的洗浴，让久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从此享受城里的待遇，让干了一天活的农民，在浴室里泡上热水澡，舒筋活血解疲劳，还有利于身体健康，深受社员的赞赏。

父亲一直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在努力创造，在农村虽劳累一天的村民，他们在得到温饱之时，也要有娱乐生活。为此父亲又请了音乐顾问，组建了村民银锣会，又置办各种乐器。虽是六十年代初，我还不大记事，只好问我大哥，他是银锣会成员，从银锣会成立，他就是主要成员，每件乐器他都能用，而且还识谱，在银锣会里还是少见的。据他讲：“村民热情却很高，父亲组织银锣会这个消息一宣佈，报名者都踊跃参加，不管有没有音乐细胞的人，一起而上，都想活跃一下气氛，展示一下自己才能，让自己的精神有寄托。虽然一天的劳累辛苦，但村民的热情很高。报名者踊跃，青年，中年，老年不下几十人，大家相聚在一起吹拉弹唱，自娱自乐好不热闹，大大丰富村民文化生活。

开始练习没有场地，只能在张石嘴山大核桃下，没有演唱，只有音乐。现在看音乐会，都是管弦乐队，前面有个指挥，手拿指挥棒，乐队人员按照指挥，吹奏出最美的乐章。而那时的银锣会都是民族乐器，有银锣，管子，唢呐，还有笛子，古笙，大鼓和钗，没有指挥，队员们只听着大鼓的点，演奏出那经典曲目。音乐声悦耳动听，民族音乐听起来，也是一种精神上享受，让人陶醉。锣鼓铿锵，银锣悠扬。让这一古老的民俗文化，在山沟里飘出的美丽的乡音，传到了大石河畔。

国泰民安，民族的希望，吹出动听的音乐，奏出那美丽的篇章。为此父亲也付出了许多辛苦，提供物质帮助，银锣会办得越来越好，就连中央音乐学院刘显同志看了口儿村的银锣会，也赞不绝口称：“口儿银锣会超出了村级标准，相当于县级水准”。父亲组织银锣会在前山沟巡回演出，观看者络绎不绝。交口称赞，银锣会也出村去表演，虽是草根文化却赢得专业人的好评。社员们劳动之余有了精神上的享受，让生活充满音乐旋律的色彩。而银锣会在文革初期解散，从此再也没有听到家乡让心动乡村音乐。

文革之中，一帮疯狂的造反派，却趾高气昂，好像是这个世界牛气冲天狂者，他们忘乎所以，违背历史之客观。说我父亲曾利用军统特务当合作社会计，还胡说：“父亲同富农分子坐在一条板凳上”，更无知地说：“父亲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组织银锣会”。在那个时代，虽是虚有罪名，也让你抬不起头，“污蔑父亲失去一个共产党人的品质，腐化变质”。从此父亲被迫离开了组织，离开了父亲曾工作的岗位。

这也是“文革”改变了父亲人生的轨迹，父亲沉默，孤独，仿佛变得苍老许多，不到五十的人，头发变白过早进入老年的行列。看不见人之间纯真无暇的爱，用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父亲头上，却无法辩解，也无法挣脱。虽然是这样，父亲却坚强，而乐观向上，他也深知无形的报复，他坚强地活着，没有索取，却无私奉献。那时每天晚上，我大哥给父亲写检查，一篇篇交了上去，工作队的人看大哥那龙飞凤舞的笔体，也瞧不懂是啥，只能让大哥把检查放在桌上，我大哥和父亲感情很深，从他进家门就没有受屈，虽是养父对大哥关爱无微不至，那爱超过父亲对亲生儿子的爱，那时我和大哥感情也很深厚，我还记得小时侯我在西地场院玩，到吃饭点不回来，大哥去找我，把我举过头顶回家吃饭，童年的乐趣还记忆犹新。

父亲从涉世未深的少年，青年时正是战火纷飞时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也留下不少的积怨。岁月中抹平了父亲身上的棱角，太多的心酸，太多的记忆。那个时刻我虽然还小，也记忆深刻，那是七一年我母亲去世，我只有十一岁，看见父亲却泪流满面，让我看着心酸，父亲一脸的倦容，憔悴的眼神中仍然看着这一家老小，然而父亲精神一振，对生活充满信心。

我跟嫂嫂生活，缝缝补补都是嫂嫂一手操办。父亲在精神给我很大的帮助，那个时侯我刚准备上初中，也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父亲那顽强的精神，激励着我。虽然父亲干着最苦的活，吃尽了酸甜苦辣仍然乐观向上，对生活充满阳光。一九七五年我初中毕业，准备上高中时，父亲语重心长对我说：“学要好好上，没有知识，将来不会有出息的”。这句话一直激励我用心学习，每当想起父亲的教诲。让我激情满怀不断进取，而父亲高尚的品质又让我敬佩，虽然世事无常，教育我好好学习，做一名有用之人。要懂得“行于实方乃成”这个道理。

文革结束后，一九七八年父亲又重新回到党组织怀抱，在党的阳光照耀下，父亲的政治生命翻开崭新一页，父亲不但具备共产党人的标准。这时无情的病魔降临父亲的身上，那时我刚刚高中毕业不久，父亲的病倒对我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父亲生病期间，公社领导同志关心看望，并给父亲买来“牛黄再造丸”让父亲早日康复。语重心长的话语让人感到组织温暖。父亲病经过治疗有了好转，站起来能走但离不了拐棍，村里照顾父亲让他在马路边看树，父亲也一心一意做好这项工作，并认真对待，看见栽过的小树干旱了，他手提水桶去给小树浇水，我望着父亲那颤抖的身影，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提着小水桶浇着那干旱的小树，动作不协调，而且很慢很慢，望着父亲浇树的背影，都这么大年纪还在奔波，我心里也内疚，忙着过去把余下的两棵小树浇完。而父亲在大石盖上默默地坐着，看着我浇树，心里却在想，年轻时河沟没少穿越，那时还挑着“货郎担”，也可能在想他当年结拜的伙伴，巳不是当年潇酒自如的身影，年老腿脚有些发笨，也不如当年啦，父亲却忘记自己是病人，就这样父亲心里还惦记我们哥俩，少给儿女添负担，尽一个父亲的责任。没过几天父亲又一次病倒，而且比上次要历害的多。我叫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当父亲躺在医院病床上，虽不会讲话，却泪水从眼角边淌下，生命的脆弱也无法去延长，望着父亲那苍白的险，而我却感到父亲有许多话要讲，只是流着那伤心的泪水，对家庭的眷恋，儿孙的牵挂，对生活的渴望。父亲那张苍桑流泪的面容，至今时时浮现在我的梦里，父亲离开了我，离开了子孙，离开他心爱的家庭。

每年的清明节，我同全家兄弟姐妹一起，来到美丽富饶的南山脚下，在父母的墓碑前，手捧鲜花，泪眼朦胧，怀着对父母的感恩之心，那日久的思念之情。在巍巍南山脚下，留下父亲的足迹，长长的河套沟，炼就父亲的坚毅，黑暗的白区中，彰显父亲的胆识，面对残酷的现实，父亲却乐观对待。想起那时的父亲仍对那美好生活的向往，心中悠然升起对父亲的敬仰。

每当听到《父亲》这首动人的歌曲：“小时候常坐在父亲的肩膀，父亲是蹬山的梯，父亲是拉车的牛“，我感慨万千，心潮澎湃，从而想起父亲那博大的胸怀，那炽热的工作热情，而吃尽人间的酸甜苦辣。我却没有回报于他而感到遗憾，虽然离别的时间很长，但思念之情更重，想念之心无时都有，父亲平凡伟大的精神将永存，愿父亲在天堂多加保重，愿父亲的灵魂长久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