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警卫员——顾玉平

乙夫闲笔

人生漫漫旅途，每个人都会结交这样或那样的许多朋友，山一程水一程地相伴而行。

我与顾老的交情，自应归于忘年之交。出生于民国元年的顾老，长我差不多五十岁，大名叫顾玉平。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之前至陕北，他先后担任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贴身警卫员，戎马倥偬，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有着传奇式的经历，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红军老战士。

我们相识相知止于五年时间，正情深意笃，顾老便遽然走了。年年复岁岁，眨眼之间顾老已离世十周年。他的音容笑貌常常在风晨月夕时浮现我的眼前，尤其是与之结下不解之缘的丝丝缕缕细节，以及他娓娓道来的不曾远去的征鼓号角，总是令我如影随行，如声在耳……

顾玉平1955年获授上校军衔

一，初识顾玉平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相识，都与彼此的人生轨迹契合，该遇见的自会等在那里，不早不晚。

春和景明的2000年4月30日上午，在瑞金市人武部营院，我初识了顾老。初次见面还有一段奇巧的故事……

那天，是我履新任职这个军营政委的第二天。按预定计划，上午我将与驻地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几套班子领导见见面、熟熟脸，下午拜访老红军、老同志。因是第一次与干部职工会面，在部作战值班室例行早班会上，我和部长都多讲了几句话，时间拉长了，及至走出办公楼已近九点。我上了小车正要出门时，见一辆脚踏三轮车摇摇晃晃地拉着一位年长老人驶进武装部大门，门卫见状并未阻拦盘问，相反还挥了挥手，似是招呼，似是放行。进了院子，三轮车‘‘嘎吱’’一声停住了，老人下车如数付了车费，颔首致谢后便缓步向办公楼走去。

从背影看，这位老人衣着简朴，中等个子和体型，在未拄拐杖的情况下仍然步履沉稳，可光亮亮的顶部和微微隆起的背部，不经意泄露了他的自然年龄。我隐约感到有点不对劲，联想门卫刚才的非正常举动，猜测老人应是部里的熟人，脑子里迅速冒出一连串的问号：这会是什么人呢？他到部里干什么来着？有什么样的要紧事非得他亲自来办呢……为消解疑惑，我让司机易成彬暂缓出发，并询问陪我出行的政工科科长曾克峰。曾科长说，他是老红军顾玉平，应该是来部里交党费的……

没等曾科长说完，我便拉开车门下了车，快步奔向政工科办公室。这时，顾老已将装在信封里的党费一张一张数着交到党小组长王志宏干事手中。王干事见我突然折返进来欲停下工作打招呼，被我以手示意制止。待办好了事，我从顾老身后趋前一步叫了一声‘‘顾老，您好！’’同时面对顾老敬了一个标准军礼，然后作自我介绍。顾老思维敏捷，顷刻就漾着欢快的笑意，伸手与我长时间握着，边握手边用夹带瑞金土音的‘‘瑞普话’’风趣地说：‘‘我说今天一大早左眼皮跳个不停，原来是有喜事呀！欢迎你，祝贺你，刘政委！’’他说‘‘政委’’时，听着像‘‘进委’’。我赶忙拉着顾老的手让他入座在一张靠背藤椅上，旋又续了茶水。

顾老不多的眉发尽是银丝，脸色红润，笑起来时，眼睛眯成一条缝，很是开朗健谈，说话声音底气足，精神矍铄，怎么看也不像年近九十的老人。一阵寒暄问候后，我便试探着建议顾老：‘‘能不能从下个月开始，改过去由您来交党费为小组长上门收党费。您看行不行？’’

顾老一听连连大幅度摆手：‘‘不行，不行！这样就坏规矩了！’’

我进而解释：‘‘这个建议，主要是考虑您年事已高，从您家里到武装部，必经的八一路、红军巷车多人多，交通拥堵，情况复杂，出行无论是走路还是坐三轮车都不安全。’’

顾老还是一脸严肃的坚持：‘‘交和收，一个主动一个被动，这可是体现着党性强与不强的大问题。年纪大表明受党的教育时间长，那更要自觉做好，绝不能搞特殊！’’

这番话，滴水不漏，掷地有声。听其音观其色，我知道再往这方向劝说肯定行不通，于是迂回了一下说道：‘‘要不这样，我每月到您家里讨杯茶喝，听听您传奇的革命故事，您呢，就把党费交给我，这是政委的份内事。如果我没来或来晚了，您再到部里交也不迟。’’

顾老思忖片刻，终于抿嘴一笑，勉强松了口：‘‘那就听政委的吧，到时还要向你汇报思想呢！’’

我说好的。这事敲定后，我又趁机邀请顾老在方便时给部里的干部职工忆忆当年、讲讲传统，他欣然应允。末了，我以顺道为由，送顾老回家，算是认了家门。

与顾老交谈，声音得提高几个分贝，他的耳朵有点背——不知是不是战争的后遗症。初次相见，我们似有相见恨晚的投缘，彼此就像是多年的老朋友，没有半丝生份的感觉。后来，顾老眯着笑眼对我说：‘‘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我们会成为好朋友，所以我答应你到家里转交党费！’’——没曾想，老红军心里还藏有小九九……哈哈！

不久，我找来了顾老一页简历，赫然入目的文字是这样排列的：

顾玉平，1912年5月出生，江西瑞金市泽覃乡林星村人。

1931年参加赤卫队，1933年7月扩红时加入红军，之后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长征出发前进入中革军委警卫队，担任周恩来同志警卫员随队长征，曾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工作两年。后进入红军无线电学校学习。平型关战斗后，调到冀南军区任八支队电台台长、七分区电台队长、八路军豫西抗日游击支队电台队长。解放战争中，在中原军区独立旅电台任队长，跟随皮定均旅长参加了中原突围。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南充军分区副司令员，1970年7月离休，享受副军职干部政治和生活待遇。

1975年11月举家回到故乡安享晚年。

简历加上标点符号也不足300字，的确是简。从瑞金出去复又回到瑞金，粗略缀连了顾老的人生足印，可前后两个瑞金和前后两个顾玉平，是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文化概念！至少我不希望自己从简历上这样无趣地认识顾老。

顾老的老家泽覃乡原为安治公社，为纪念毛泽东同志的胞弟、红军长征后留下打游击的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覃烈士牺牲于此，1969年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将安治公社改名为泽覃公社，后又撤社建乡。顾老退休回到故里，行政上归赣州军分区干休所管理，组织关系在瑞金市人武部。据部里的老同志讲，顾老每月月底都亲自到部里交下月的党费，开始步行，后来年迈改乘三轮车，风雨无阻，从未推迟，数十年如一日。

作者（左）与老红军顾玉平在其家门前合影

二，顾玉平揭密成为周恩来警卫员之谜

顾老的家，位于市内红都大道南侧，是一个早年自建的小院。院子不大，装饰简单，院内植有数株丹桂和柚树，一年四季郁郁葱葱，花开时馥馨满院。进家门，客厅墙上挂有几幅有关领导看望顾老的合影照片，桌柜上摆放的一个画着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肖像的瓷盘，格外醒目，更让人联想到他那不平凡的经历。

开头几次拜访顾老，他像招待生客一样招待我，握手——让座——招呼上茶，成了定式。熟识后，彼此的‘‘过门’’客套就渐渐省略了，我没把自己当外人，他也随和随意，有时开个玩笑，嘻嘻哈哈一阵别过。

若是时间允许，我通常会掏挖‘‘宝藏’’，央他讲战斗故事，甚至会给他出点难题求解。比如，您身不高大，貌不惊人，文不出众，周恩来曾是苏区中央局书记，长征出发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军内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后来更是‘‘三人团’’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此位高权重的领导人何以选您当警卫员？

他对我的提问，习惯地报以淡淡一笑：‘‘组织安排的呗！’’数次提问，都如是回答。他越是不讲，我越是好奇想打破砂锅——纹（问）到底。有一天，顾老终于架不住我的执意，喝了一口茶后，慢慢地把思绪拉回到那场惊心动魄的、被列为我军历史上十大惨烈战役之一的广昌战役上……

我当红军时已经21岁了，在这之前干了两年赤卫队员，执行过不少复杂的任务，军事技木和身体、心理素质得到了锻炼。村里和我一起当红军的有九个人，经过一个月的训练，我被分配到红一军团三师七团五连当战士。当了一个多月，就调到红三军团广昌警备司令部当侦察兵。其他同乡大多留在了一军团，从此失去联系，后来得知都先后牺牲了……

侦察连有八十多号人，新兵占了一大半，多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是战后补员经过挑选来的。其实，战争是最好的军校，打了几仗后，不光腿不软，心不跳，而且技战术水平会越来越好。看着身边死了那么多战友，谁还会怕死呢？我的班长兼排长是长汀人，姓陈，大家都叫他山娃，不知是真名还是外号。他比我大一岁，早我两年参军，个子高，力气大，拳脚好，惯使大刀，打过很多仗，立过大功。我跟他学了不少东西，和他在一起心里踏实。

1933年11月中旬，山娃奉命带我和另外一个好像叫大福的上杭籍战友，到南丰县南面靠近广昌的地方，执行侦察任务，了解敌人构筑碉堡情况。当时我们化装成老百姓，分散混进修建碉堡的民工队伍里头。我们三人各在不同的碉堡工地干活，碉堡之间相隔一里路。刚去时，我急于搜集情况，常借大小便之机观察地形，有一回时间久了被一名军官盘问，好在我装哑巴瞒过了。几天后正当我们完成任务准备撤回时，发生了一件事，为此山娃牺牲了。

那天，我们白天同在一个山上砍树，见面约好利用夜暗回到山上会合的，因山娃参与修的那个碉堡没按进度完工，被要求连夜加班完成。一起干活的一个民工因惦记着老婆生孩子，趁人不备逃跑回家，没想到被巡逻队发现抓了回来捆绑在碉楼底下。山娃本来可以安全撤离的，可他临走时悄悄地给民工松了绑，想带着一起走，结果没走多远就暴露了。追兵将到时，山娃将绘好的工事地形图交给民工让其与我们在约定的地点会合转交，自己断后掩护朝另一方向撤退，后被逼在悬崖边跳下……这些情况，是这个民工与我们见面后讲述的。

那个晚上星光疏淡，半轮明月高悬山崖，清辉刻意冷却大地，而人间纷扰不息。我们待周遭平静后，摸黑往崖底运动，果然在一块岩石上发现了山娃。奇怪的是，不是山娃一人，山娃还紧紧搂着一名敌军士兵，互相揪着头发，互相扭绞着双腿，嘴角还残留着怪异的惨笑，竟然像患难兄弟一样躺着。只是两人头部血肉模糊，都没了气息。显然山娃跳崖前有过搏斗并拉了一个垫背，坠落时由于头部触碰岩石致命。我们含泪掩埋了烈士遗体，便归队复命。那位民工说要代替山娃，也随我们当了红军，就分在我班里，只可惜在四个月后的广昌保卫战中牺牲了。我有点后悔把他带到队伍里来，他还没见到老婆生孩子哩……

完成任务回来，我接替山娃当了班长，随后入了党。那阵子，‘‘死守广昌、寸土必争’’的口号一级一级地往下传达。1933年底，当时广昌警备司令陈奇涵和之后的张经武，组织我们在广昌城到广昌北的甘竹一带修筑防御工事，在县城北郊修了一个大碉堡，在甘竹西北面修了两个中型碉堡。1934年2月底，鉴于国民党军南下推进广昌速度加快，红五军团第十四师到广昌接防，师长张宗逊兼任广昌警备司令，继续修筑和完善坚固工事。几个月干下来，山头要道都是碉堡，一个挨一个地以战壕连接。大的可以藏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当时，官兵们常嘀咕：这是准备与敌人打阵地战呀！守战可不是红军擅长的习惯战法！

保卫广昌的战役打响后，我们连队不知咋回事，捞了一个当预备队的任务。预备队当然不是当看客，也有事干——抢运伤员和烈士遗体，一天下来，个个满身都是血迹。有一次我抬着一个重伤员，还没走几步，一发迫击炮弹‘‘嗖’’的一声砸在我脚下。我想完蛋了，肯定是最后的壮烈，意外的是炮弹迟迟没爆炸。我居然笑了一下，心想：我是条福命。头几天，部队依托碉堡群还相持了一阵，后来敌军出动飞机和大炮，对红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阵地工事损毁严重。轰炸之后，大批敌军蜂拥地向红军阵地展开疯狂进攻。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英勇顽强，一次又一次阻击敌人，每天伤亡很大，战况惨烈。这种拚消耗的打法，红军终究敌不过国民党军队人数众多、武器精良、粮弹充足的优势，渐渐不支。眼看没部队可上了，作为最后的一点家当——侦察连，还有首长身边能动用的人员全都上场了。

我们连坚守的阵地已是最后一道防线，咬牙顶了三天，一天抗击敌人上十次的进攻。打到后来，子弹没了就用刺刀、大刀、枪托与敌人进行正面搏斗，甚至用身体与敌军展开生死肉搏，一个个杀红了眼睛，誓与阵地共存亡，负伤的都不愿离开阵地。我是看着连长、指导员牺牲的。大胡子连长在一次反冲锋战斗中，第一个跃出战壕，手舞钢刀，领着官兵一路砍杀前进，左臂中弹负伤仍冲在前头。肉搏中他手起刀落，刀过血溅，刀没了还用单臂死死扼住一敌人颈脖，随着一声吼叫，脖子顿时被拧耷，正继续前冲时不幸头部中弹倒下了，就倒在我身前。我没法停下来看连长是死是活，一股热血涌向脑门往前冲，眼睛盯着挡道的敌人，大刀都砍钝了……

任职不到两个月的指导员喊着‘‘为连长报仇’’的口号，接着冲锋，我们喊冲喊杀喊报仇的呐喊声——不，应该是咆哮声震天响，凭声音凭勇气硬是逼退了敌人。退回战壕，一场鏖战暂时平息了，静，——出奇的静。我往刚才出击的阵前一看，好家伙！地上斜躺横卧的尸体一大片，已经分不清敌我，连长还躺在那里呢——那时通常利用夜暗抢运烈士遗体，如果白天抢运会付出更大的代价。看了这一幕，我心里堵得慌，不舒服，很不舒服。指导员拉着嗓门喊清点人数，我心想——还用得着清么，往战壕一看，能站直的人凑齐了也就一个加强排了。过了半小时不到，敌人又开始炮袭，炮声越来越密集，炸得身前身后尘土飞溅，硝烟四散，头都抬不起来。老套路，敌人进攻又开始了！不知哪个惊叫一声：指导员负伤了！我转身一看，指导员果然兀自斜靠壕壁，满身是血，腹部被弹片撕开一个大口子，涌出一大堆肠子来……我和身边几个战友见状，赶忙上前救护，指导员托起肠子往肚里塞，让我们用绑腿一圈圈地缠紧开口的肚子，说什么都不让我们抬下去，还说要坐在壕沟里看着我们坚守阵地……当时我们也顾不上，敌人又摸上来了，等把敌人打退，指导员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

顾老讲到这里，声音明显变得低沉，眼眶湿润，嘴角不住地颤栗，说不下去了……此时的安慰都是多余的，我只能沉默，端了茶杯给他。过了一会，顾老长吁一气，又续讲下去：

战争就是那么残酷，刚才还与你并肩作战、说笑聊天的兄弟，转眼就阴阳相隔了。更残酷的是，开始见战友牺牲，比如山娃，我面对悠悠苍天、沉沉大地，摧心裂肝地哭，那个伤心呀……可后来见多了竟哭不出来，只有悲愤，把拳头攥得紧紧的。上阵地之前，指导员还豪情万丈地作着动员，文皱皱地说了一大堆话，我能记住的就两个字：拼命！他说历史会记住我们的！当时觉得他迂腐，死了就死了，还管它什么历史，记不记得不是我们的事。何况也不是为谁记得而战斗。

广昌战役，虽经半个多月的血战，最终红军还是撤出了阵地，广昌城失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我们无法忍受这样的失败，因为我们拚了全力，没死的不是庆幸自己活着，而是为失败感到丢脸。后来得知，整个战役打下来牺牲了6000余红军官兵。正是：谋失策，勇无益。

我们连队打到最后只剩十来个人，干部全部壮烈。这时，我和幸存的战友们一道被编入前线指挥部的警卫连，我当了不到二十天张宗逊司令的警卫员，他当时任14师师长兼广昌警备司令。张司令比我大三岁，平时话不多，人很有亲和力，非常关心部下，打仗有勇有谋。他挑我当警卫员有个小故事：夜里有几个人路过我的哨位，我下令站住，然后问答口令，当对方误答白天的口令时，我即拉了一下枪栓，以示警告。对方赶忙说是张司令，我说不管是谁，并勒令退后，这时有一人想起了当晚的回令答对了，我才允许通行。没想到第二天就到了张司令的身边。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不久，张司令被免了职务，进入红军大学学习。他与毛主席有很深的交情，井冈山时期就负责毛主席的警卫工作，也许正因这层关系被免职，因当时毛主席遭贬靠边站了。后来知道张司令与周恩来同志的关系也不一般，他在黄埔军校由团员转为党员的主持人就是周恩来。所以，没多久，张宗逊司令由普通学员出任了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我当周恩来同志警卫员，应该是这个时候张司令推荐的，周副主席在长征路上曾无意透露过张司令对我的印象不错。

顾老端起茶杯啜了一口茶水，缓缓说道：这段经历我一直不愿回忆，久久埋在心底没开放，是你把它翻出来了。我当时竟然没回神，一言未发，仍陷入深思之中……突然记起开国大典时，郭沫若在天安门城楼上吟诵的一首诗：“多少军民血，换来此殊荣，思之泪欲坠，欢笑不成声！”

周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

三，听顾玉平讲长征故事（1）

顾老的社会活动频繁，整天不是作报告，就是接受采访，这对于一个九十高龄的人来说无疑是费神耗力的。我要不是抱有抢救性挖掘的心思，绝不忍心让他再讲了。我曾试图制定几条几讲几不讲的条条框框作些规范，可还是让顾老否决了。我知道，他老人家深受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品行影响，视讲解为红色传承、余热奉献，总有讲不完的长征故事，叙不尽的首长情怀，而且越讲越有劲。在顾老家中，我的采访往往是这样开始的：

我：顾老！请您讲讲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的情景以及在他身边、印象深刻的那段经历。慢慢聊，想到哪聊到那，一天聊一段！

顾老：好的！跟你讲我就不按套路了，想一点讲一点，只要我知道的能记起的，都说给你听。

于是，顾老的思绪又回到了近70年前的那个时空……

经过政治审查，1934年8月我从前线调到中革军委警卫队，熟悉一段时间后便到周副主席身边工作了。那个时候，好像已在筹划突围，进行战略大转移，后来叫长征。没见面时，我心里七上八下的紧张，毕竟没见过大世面，从来没这么靠近过大首长，何况还是一位威望崇高的首长。可见了面之后，心里绷紧的那种感觉就消失了。初次见周副主席，是内卫队队长（名字记不起了！）领我去的，当时周副主席正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像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来着。他听了情况介绍后，很认真地跟我说：你到我身边工作我欢迎，不过丑话说在前，在这里，不许有高人一头的思想，不许有盛气凌人的态度，不许有疏于检点的行为。这三条，哦，再加一条：注意加强学习！加起来共四条，你能做到吗？我马上回答：能！接着他又像拉家常一样问我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父母亲多大了等一些情况。我告诉他说，我母亲死得早，父亲再婚了，家就在附近不远。周副主席听后竟特批我半天假回家探望一下，还让我转达对父亲和后母的问候。这是我做梦也不会想的事，更想不到的是：临走的时候，患病在身的邓颖超还将老乡送给她的几个梨子，分出一半来塞到我手里让我带着。让我心里暖暖的……

长征出发前，周副主席经常跟博古（秦邦宪）、李德（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在中国曾用名李德、华夫）碰面，碰面地点一般在李德的住处，离军委办公地很近。开完会，就联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周副主席一直称呼朱老总）和刘伯承、李富春等人，一项一项布置工作。我开始还疑惑，怎么会是副主席领导主席？后来有人告诉我红军总政委是军事的最后决定者。找这几个人，都与军事上的事有关。他就像一个大管家一样忙这忙那，总有忙不完的事，而博古、李德更像家长，李德没事就喜欢记日记。临近出发时，周副主席更忙，每天睡眠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个小时——房间的马灯总是亮着的，只要灯亮，我们谁也不会先睡。那时他要处理的事实在是多，文电飞来传去，收发的文件标注‘‘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的越来越多。有时夜深了他刚躺下，有人又说有急事要事找他，非让我们去叫。我们又不敢不叫，一是首长有交待，急事随时要叫醒他；二是真怕耽误了大事负不起责任。

长征谁留下谁走这个问题，最让首长头痛，有的临近出发还没定下来。有一次，周副主席面对一份留下打游击的高级干部人员名单发呆，有些人的名字底下还用笔划了几条道道，一只手的指头不断地敲击着桌面。我进房间敲门、报告、倒水，他像没看见一样，根本不像往常倒好水会道谢。我离开房间时还听他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但愿福星高照啊！

出发前，虽然没有明说去向，可下面的人有时也会犯点自由主义，猜测议论是到湖南与二、六军团会合，再创建一片苏区。有时，首长听到议论，也没说什么。这更加把猜测肯定化了。心想，到湘西还用多久呢？所以，啥都想带走。我除了背包、枪弹（子弹有30发、手榴弹2个）、粮食（包括食盐的两个星期的定量），还有图囊（装地图的长圆筒）和首长喜爱看的书也带上了，草鞋都备了三双，身上起码有个六、七十斤重吧。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想法，中央两个纵队尤其是后方机关这个队伍拉了十几里路长，各种“坛坛罐罐”、笨重的机械设备、印刷书报的机器，甚至七八个人抬的大炮底盘和造币用的机器、金库的银元都一起带着走，人挑骡载，光挑银元箱的就有一个队的挑夫在挑，走得很慢。

长征队伍，实际上是，7万余人护着一万多人（中央纵队）在搬家，湘江战役后就几乎是一半人护着另一半人在走。只是这个家是摇篮中的共和国。野战军的兵力，新兵占了差不多一半，都是广昌战役之后紧急扩红招进来的，像刚组建的八军团更是以新兵为主。干部从红大学校、彭杨学校补充。我们和周副主席随一纵行动，有一个干部团负责保卫工作，干部团有三个营，其中一个是特务营，纵队司令是叶剑英。到黎平后，两个纵队合并了，司令是刘伯承，那时撤销了八军团番号。中央其他首长和一些老同志，开始听说放在各军团行动，可人家军团要打仗又要招呼这些人，就没收。出发时只好分到中央纵队来了。周副主席因为要赶到于都督促渡河，比大部队提前了几天出发。走的时候，有不少人来相送，包括在红军司令部当医生的、邓颖超的60多岁老母亲（邓老太太长征后被俘押至九江，国民党法官逼其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被严辞拒绝。直到1937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周副主席握着几个老乡的手，含泪说：‘‘我们还会回来的！多保重！’’说完就默默走向马旁，再招了下手上马了。等走了一程，又勒住缰绳，回顾了一下远了的人群，最后扬鞭一甩飞奔离开了。

南渡于都贡江后，部队过第二道封锁线，吃了亏，部队损失很大。行军途中周副主席让人把何长工叫来，问他是怎么跟那边联系的，要他派人去跟广东军阀陈济棠再联系。当然，死人最多的是过湘江。此役结束，中革军委汇总过各军团的实力，参谋人员告诉我：短短十来天时间，红军损兵折将三万余人——这包括离散、逃跑的一部分人，有的师、团是整建制消失，湘江每分钟都在死人。那些日子，周副主席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急得团团转。

——顾老的回忆，让我想起在哪本书看见林彪当年着急等候中央纵队过湘江时说的一句话：我的中央纵队唉，你倒是快点呀！

是啊，战争的残酷在于它所处环境的恶劣和对生命的无情剥夺。我们无数年轻战士的生命就定格在那个时代的战场，永远留在了那里。血染的湘江！悲壮的湘江！英雄的湘江！

顾老接着回忆：我们几个警卫人员和首长是临近尾声那一批过江的，连续两天，周副主席一直在湘江东岸渡口指挥着，多次指示参谋人员通知各队伍将笨重的物资丢下，轻装快速前进。可队伍就是舍不得扔，为这事周副主席发了火，骂了人，后来过了湘江才扔掉，已经晚了。当时最揪心的是，周副主席一着急会站在高处高喊：快点！快点！敌机临空轰炸扫射也不顾，把我们警卫员吓得半死，生怕有什么闪失。过浮桥时，我牵着马跟在首长身后，桥上、江面上横七竖八叠着红军烈士遗体，浮了遗体的江水是红的，用门板铺就的桥板也随处看见殷红殷红凝固的血。我们是踏着烈士遗体和血迹前进的！

过了湘江，周副主席回头面对湘江深深鞠了一躬，面色很凝重，冷得像冰霜，鞠完躬便顾自往前走。然而他没有追赶前头的中央纵队，也没有打听邓大姐的安危，而是跑到一军团指挥部看望满身硝烟的指战员，向林彪、聂荣臻等军团首长部署阻击衔尾追来的敌军。那天，恰好老百姓杀了一头猪送到军团部，心想：离开瑞金后首长和我们战士一样就没沾过晕腥，这下倒可以打打牙祭了！谁知就要吃饭的时候，周副主席任凭哪个人劝说吃饭就是不听，匆匆又赶路了。路上，我本想问首长为什么不吃完饭走，因为首长一两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了，可我看首长心事重重的样子就没说出口。此时，我脑子里总想着要做些什么事，比如找吃的，但又不能离开首长。我忽然听见水声，眼睛一亮，就拿了茶缸在路边舀了一缸山泉水递上去，他喝了几口后用慈和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可还是没说话。我知道，他是在为长眠在湘江边的红军官兵而难过！为湘江战役付出的沉重代价而痛心！为党和红军未来的前途命运而忧心！

每当看到首长这样的神情，我们都不便多言，只是默默的在他身后，随他思考，随他工作，随他熬夜。因为劝不住，多劝反而会惹他生烦恼。翻过湖南、广西交界处的老山界，进入苗族聚居区时，部队总算摆脱了追击的敌人。周副主席在这期间，或是行军途中或是宿营地里，开始频繁接触中央、军委和部分军团级首长，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刘伯承、彭德怀等人，没黑没夜地谈，我们听到的只言片语总离不开‘‘湘江’’呀、‘‘生存’’呀。

晚上睡觉，周副主席和我们一块睡在铺着稻草的地上，常常他睡的位置空着那里。回来了还点着灯看文件，看地图，研究行军路线，基本上没什么时间休息。看着他一天天的劳累消瘦，心里特难受！吃又没什么吃的，即便有他也不会一个人吃，消耗的和补充的比例严重失调。长征中，我们吃的是“包子饭”，警卫员轮流着当炊事员，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周副主席和我们吃的都是同一种菜，一样的份量。有时菜不够分就保障他，可他还是平分给了我们工作人员。到云贵边界大山时，我们曾刮下变质的死马肉充饥。没吃的时候，大家都把裤带勒紧一点饿着，首长也不例外。首长身体越瘦，胡子就长得越快。他的胡子，从出发开始就没有剃过，一直留着，说要打跨蒋介石再剃（西安事变抓到老蒋后剃了）。那段时间，也很少看见他笑，他那开朗的笑容，真是久违了，直到通道会议后才发现脸上稍稍放松了一些。只是那一次的笑，与我的工作失职有关。

军委在通道召开的紧急会议，毛主席也参加了，他极力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提出西进路线，得到多数人认可。我们听说了也搞不懂，往西走要到哪去呢？不过大家都烦伏龙芝军校毕业的李德瞎指挥。那时，周副主席渐渐疏远了李德，很多事开始找毛主席商量，具体工作直接交给朱德去办，心情也好了一些。但由于此前连续半个多月的日夜操劳，加上进入冬天冷雨淋湿了单衣，他的身体明显虚弱了。

那天，我们从湖南西南边境往贵州黎平方向进发，之前周副主席担心山高路险骑马打盹摔跤，以步代骑。如今敌情不大，难走的路也过了，我们便再三再四地劝首长骑上马歇一歇。首长上了马，我们只顾高兴劝说成功了，首长可以省些体力了，还一起说笑了一阵，却没有留意周副主席一会儿功夫便眯着了。结果马的前蹄踩了一块有苔藓的圆石滑了一下，前腾后趵一蹶，周副主席猝不及防就从马背上掉了下来，重重地摔倒在路边上。好在路边有一丛灌木挡住了翻滚的身子，不然有可能滚落山崖。见状，我惊魂失魄，赶忙将首长扶起。周副主席起身已是一拐一拐了。

毛主席得知情况，很快赶来慰问，十分关切地说：周副主席呀，为了革命工作，还是上担架吧！同时转头嘱咐我：小顾呀，要注意照顾好周副主席！我内疚地点头称是。周副主席见我难过的样子，用手摸了摸伤脚，毫不介意地笑着安慰我说：常在马背行，哪能不摔跤嘛！说完又意味深长地对毛主席说：主席！血的教训又一次证明，走路问题很重要，稍不留神就会摔大跟斗呀！此言一落，两位首长都放怀大笑起来。这是我在长征路上见过他们俩最开心的一次笑声，可惜没有相机记录下来。不久，毛主席让人送来了一副担架，不过周副主席执意不肯上担架。

这之后不久，我离开过周副主席一段时间，但在后来的长征路上，我受小超同志的委托，曾有四、五次看望周副主席。特别是周副主席患重病期间，我陪同小超同志看他的情景，至今记忆深刻……那是1935年7月，中央红军与四军团已经合合，中央红军改一方面军，四军团改四方面军。部队到达川西毛儿盖后，周副主席终因疲劳过度、营养不足，病倒了——一直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好像得的是肝炎，后来变成了肝脓疡，要排脓，但没条件做手术，只能扛着。其实遵义会议后，我有一次去看他，就感觉他身体不好，靠精神撑着。我还跟其他几个警卫员说，要注意照顾好首长。周副主席生病，我跟小超同志正驻扎在芦花（今黑水）地区筹集粮食，根本不知道。后来通知小超同志离开休养连去陪护，我跟着去了。到那里后，周副主席还昏迷着睡在担架上，小超同志摸着首长的额头，心疼地不断掉眼泪，我也受不了流了泪（说到这里，顾老掏出手绢擦了一下眼角）。那时周副主席已经三天未进粒米，小超同志就这样一直守护在他身旁，为他掐身上的虱子，掐了170多个，虱子血把她的指甲都染红了。过了好久，首长醒了，看到邓大姐后，脸上有些笑意，没力气轻声地说：小超，你怎么来了？好久没见你了！小超同志只是握着他的手不住地点点头，又流了泪……后来我们就搬过来陪了一段时间，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样子。医生也寸步不离，天天诊断治疗。主治医生姓廖，傅连璋（红军医院院长）随朱老总南下了。医生看一次，走出来就摇一次头，冰袋一个一个地换着降热（冰块是从60里外的雪山取来的）。真急人！后来竟然自己排出了脓夜，绿色的脓液排了半盆。离开毛儿盖准备过草地时，周副主席的病情已渐渐好转，但身体还是虚弱。毛主席亲自交待三军团长彭德怀安排人抬着，抬担架的人有陈赓、杨立三等……

周恩来与邓颖超在长征时的合影

四，听顾玉平讲长征故事（2）

据顾老说，以前他从不讲与周恩来有关的故事，是周恩来同志去世后，他请示邓大姐，能不能跟别人讲周总理过去的事。邓大姐许可了，他才讲。为此，不管谁采访顾老，他只讲周恩来、邓颖超的故事，从不单独说自己，也很少说别人。我与顾老的交情发展到每次见面就自然拥抱了，也难以破例。当然，讲首长也会带出顾老的所历所闻，只需插话追问就行。

在贵州黎平，中央初步解决了长征的去向问题，离解决组织问题还差一步。因此，黎平连接着遵义，是红军命运转危为安的福地，也是顾老长征经历的一个重大转折。在这个地方，顾老转为邓颖超同志的警卫员。顾老是这样跟我讲述的……

1934年12月中旬，部队到了黎平。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还没结束，有一天，直属队指导员、朱德的妻子康克清过来找周副主席，说邓颖超的警卫员出了什么情况，让周恩来另派一名责任心强的警卫员过去。长征出发时，邓大姐因患肺病，经常咳血，曾提出留下与母亲相伴，可组织最终决定她随队长征。这一路基本上是用担架抬过来的。周副主席在路上别说照顾她，连见一次面的时间都没有。当时，我们在周副主席身边有范金标、魏国禄、吴生开和我，一共四个警卫员，而他偏挑中我去，找我谈话时我并没有理会首长对我的信任，表示了不乐意去的想法。周副主席感到意外，问我为什么？我本来想说：和女同志一起不方便、受拘束，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改口说出的话是：我不愿意和女同志打交道。首长听后耐心地对我说：选你去不光是我和小超的意思，也是直属队党组织的意见。何况小超同志有病在身，我们队伍里又缺女战士，只有委屈你去照顾了！再说，你到小超那里还更有时间学文化呀！我听首长说得那么恳切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表示愉快服从，坚决完成任务。

邓大姐编在干部休养连，全称叫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这是一个特殊连队。说它特殊，是因为有‘三多’：一是大人物多。有苏区‘‘五老’’中的三位：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有‘墨水瓶’称号的文化人陆定一、成仿吾；还有钱之光、罗明等中央部长和省级地方干部。这些人基本上属于年老体弱一类。二是女红军多。中央红军队伍里，一共有三十位巾帼女杰，这个连队就有24位。比如：贺子珍、刘群先、刘英、金维映、钱希钧、李伯钊、邓六金、谢飞……还有李德的中国妻子萧月华等。这些人多是当时的或以后的高级领导人夫人，年龄20多岁，大点的就数邓颖超，刚满30岁。三是伤员多。这里的伤员，大多是红军中的高级指挥员，或是出发前或在长征途中负的伤，比如我的老司令张宗逊，还有陈伯钧、钟赤兵……一个这样特殊的连队共有300多人，先前的连长是何长工，何被调任九军团政委兼任粮食局长后，由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政继任连长，指导员是李坚真，连队党总支书记是董必武。邓颖超同志虽然重病在身，可她仍担任了休养连党总支委员，并兼任着妇女班班长职务。

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见了这个连，都会下马。周副主席曾对前后两任连长说：要是连里这些老同志少了一个人，就砍你的脑袋。说这话的时候，还做了个砍头的手势。

到了小超同志这里，我开始有点拘紧。我只知道她得了病，但不知道是什么病，黄瘦黄瘦的。她慈爱、温和，留着齐耳短发，是那种很有母性味的女性。当时，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小超同志”，我就跟着叫她“小超同志”。小超同志跟我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跟上队伍，不要掉队。另外，这里有几个抬担架、挑担子、喂牲口的同志，你负责照管一下。再就是我这里没有炊事员，辛苦你做做饭。

　　

邓颖超的行囊不仅装有她必需的物品，还有周副主席的东西。一条毯子放在牲口背上，书、文件和一些换洗的衣服以及药品放在洋铁箱里，由一个人挑着。一个饭盒和马灯，由我负责带着。邓颖超吃饭很简单，主要吃稀饭，或吃点面糊糊。她喜欢吃面食，偶尔搞到点面粉，煮些面疙瘩，或摊个小饼子，她就高兴得很。一到宿营地，邓颖超也常常会自己动手煮饭，生怕我累倒了。

　　　

到休养连后，我注意到女红军长征的艰难程度远比我们男战士更大。妇女班的同志多半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女性，虽然出发前经过了体检，但她们毕竟文质彬彬，体质较弱。正常时一天行军二、三十公里，有情况时一天要走六、七十公里，为避免敌机侦察、轰炸，还常常选在夜间行军。这种强度，男战士都到了体力承受的极限，脚底大泡套着小泡。我曾有一次边走边睡摔到路边冷水沟里了，何况柔弱的女红军呢？尤其是遭受寒风冷雨侵袭，难免有人感冒发烧，可从没听说过一人掉队。即便有病也不吭声，说走就走了。经过金沙江和大渡河之间的山地时，有一次小超同志发现我老乡杨厚珍行军休息的时候，一个人走到不远处的树底下寻找什么东西，就让我过去问问情况。走过去她说没事，叫我走，我以为她要方便就准备离开，转身时无意看见她的身子瑟瑟发抖，面色也不好看，感觉不对劲，就再问她怎么了。她才告诉我说，可能是淋了雨加上水土不服的原因，拉了几天肚子，正找草药治一治。我听后伸手摸了她一下额头，滚烫滚烫的，就要去叫医生。可她怎么也不让我叫，担心因治病留在当地走不了，跟不上队伍。我只好替她瞒着，随后几天她一直挺着过去了。

女同志遇上生理期，那真是一件令她们烦心的事。我常看见一些人捂着肚子走路，表情很痛苦。若是遇上雨天淋湿了衣服，有的裤腿上清晰可见血水流下来，开始还以为是负伤了，闹了笑话。宿营时，很多人不是忙着找水洗漱，却是就地躺下休息。待喘了气恢复了体力，才去忙这忙那。草纸对于这些女同志来讲，实在是奢侈品，小超同志也稀缺。因此，每到一地，我会走村进寨，利用了解民情、张贴标语的机会，想办法找些回来。可这些东西，一般农家没有，再说很多村寨，一听说红军来了，听信了‘‘共匪’’的宣传，早已是十室九空。有一次我在一家象样一点的空房里，找到了一叠人家烧香祭祖用的冥纸，就写了张借条将纸带走了。为这事，小超同志批评了我，说我不该进没有人在家的房屋拿东西……

这些困难还不算什么，骨肉分离给她们带来的精神痛苦是巨大的。长征途中，有五名女同志已经有孕在身，为了照顾这些人，路上都一对一安排了年青一点的女同志进行特别护理，宿营时第一件事就是烧热水端给孕妇泡脚。最先生产的是贺子珍和邓发的妻子陈慧清。1935年2月中旬，红军渡过赤水河后的一个雨夜，小超同志得知贺子珍开始阵痛苦将要分娩，立马向侯连长和董老报告，我们一帮战士按指示迅速将产妇安置在附近的一户民房，闻讯而来的休养连医务室主任和医生，以及钱希均、钟月林（到瓦窑堡后与宋任穷结婚）等人，七手八脚地帮着贺子珍产下一女婴。刚出生的孩子没衣服，在场的人争着脱下贴身有体温的衣服包着。按规定，女同志是不允许带孩子长征的，必须将孩子留在当地农家。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正忙着呢，所以还没等他看上一眼，贺子珍就忍痛将爱女送给了一位孤寡老人寄养了。临行前，董老交给钱希钧一点钱和一封寄托信让她转交给这位老人。贺子珍不久就在空袭中为掩护伤员被炸伤，身上中了17块弹片。

陈慧清分娩的时候也是过了赤水河，当时敌人追兵就在不远的地方，可她却是难产，疼得在地上直打滚，总生不下来，急得大家直跺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小超同志组织战士就地警戒，董老则派人告诉断后的红五军团长董振堂，请求他务必顶住，确保女红军安全分娩。就这样过了二、三个小时，终于在一阵更比一阵紧的枪声中诞生了一名女婴。后来听说为此牺牲了不少战士！前后两名女婴，小超同志分别给取名大凤、小凤，以便日后寻找。

休养连妇女班部分女红军

长征路上虽然缺吃少穿，生活条件艰苦，但这里的气氛很活跃，歌声不断，个个像百灵鸟一样。小超同志在大家感到疲劳时常会带头唱歌，她唱《国际歌》，给人以力量；指导员李坚真唱歌跟她的个性一样泼辣，嗓门大，调子高；李伯钊唱的苏联歌曲充满激情，很受欢迎。1935年元旦前后，休养连准备了迎新年同乐会，同时设想与四方军会师时庆祝一下。过年前的一天，在一个大厅堂里，来了很多人观看，周副主席也到了。节目都是即兴表演的。随红军总政治部行军的蔡畅，还用法语唱了一首她常哼唱的《马赛曲》。场面热闹，笑声阵阵。在休养连，平时只要有一个歌声响起，大家都会跟着唱，一唱一乐，那些伤员脸上就堆满了笑容，情绪大不一样。有时，歌声还会引来很多群众围观，然后借机宣传革命呀，解放呀，苏维埃呀……还有红军的政策和党的主张，效果往往不错。很多时候就筹来了一担担粮食，还有不少人跑过来当了红军。

中央纵队其实也不安全，遇敌机轰炸扫射的事情时有发生。一次宿营中就有一颗炸弹在我们住的民房后面爆炸，震得房子摇摇晃晃，尘灰落满一身。在贵州境内，我们连队曾突然遭遇了一个民团的一队敌人，当时队伍拉得很长，前后队伍相距比较远。敌人发现我们是一支老弱病残的队伍，就扑过来截击。枪声一响，那些民伕顿时乱了营，拔腿想跑。侯连长一边让指导员组织伤员隐蔽，一边组织力量阻击。警卫员都忙着保护自己的领导撤离。在这关键时刻，小超同志举枪鸣空，大声命令：“所有警卫员立即集合，统一由连长指挥战斗！”说完，让我带头靠拢连长，她带着一些手持梭标、长矛和大刀的民伕，协助转移伤员。邓大姐的身体力行非常奏效，三十多名警卫员很快便集合一处投入了战斗。我们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形成交叉火力，敌人也不敢贸然突进。激战半个多小时后，军委警卫营闻声赶到，敌人见势不妙，丢下一些尸体就跑了。这一仗，我们也伤亡了几位同志。事后，大家都夸小超同志临危不惧，处置果断。

小超同志心肠好是出了名的。她曾把担架让给生了孩子的廖似光。她还苦口婆心动员钟赤兵必须做手术截腿保命，并将担架员让给钟赤兵，而自己却步行。这个独腿将军，后来跟护理他的休养连女战士、我的老乡危秀英结了婚。

我这条命，要不是小超同志的关心爱护，也早丢在长征路上了。长征途中我们过了五座雪山，在翻越第一座雪山——夹金山时，虽是6月的夏天，但灰暗的苍天下尽是白茫茫的高山。红军队伍缓慢地向前蠕动着，距离拉得很大，一个个缩着脖子冷得发颤。还没翻到一半，我就感到鼻子好像突然被堵住了，怎么也呼吸不了，脚像灌了铅一样提不起走不动，眼睛看东西是虚的。我就跟小超同志说想坐下来休息一下。可她坚决不同意，要我拉着马尾巴走，调整好呼吸的节奏，并鼓励我一定要坚持住、坚持往。我照着做了，走了一阵，脑袋像要炸开了，浑身无力，连拉马尾巴的力气都没有了，眼一花手一松，就坐在雪地上了。小超同志一看，紧勒马缰，大声呼唤：顾玉平，顾玉平！你快起来！我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说：我恐怕不行了，大姐你走吧！这时小超同志提醒我：没事的，这是高原反应缺氧，你把皮包里的药拿出来吃它几颗就好了！我只知道一路上一直缺吃缺穿，还不知道有缺氧这一说法！我也知道身上的皮包里有配给邓大姐的药，可我吃了，小超同志万一有事怎么办呢？她见我犹豫，又连声催促：你快吃啊，还等什么？不要耽搁时间！在她反复劝说下，我只好摸出两片药塞进口里。不知是药的作用，还是小超同志的深情打动了我，我居然站了起来，继续拉着马尾翻越了这座雪山。翻越雪山的一路上，我看到不少红军僵硬的遗体，有冻死的，有饿死的，有病死，有累死的，姿势有的坐着，有的躺着，左一个右一个的成了冻人。不怕冷的秃鹰在空中盘旋着……

过雪山前后一两个月，部队所到之处荒无人烟，偶然有居民点，也找不到人找不到粮，几乎断饮，把树皮磨成粉掺在麦粉里吃，甚至吃野草是常事，还没有盐。部队中得赤痢、伤寒病的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爬雪山稍有不慎就没命了……

草地给我留下的记忆也难以磨灭。草地很开阔，天边的云紧贴着地面，四周空旷旷的，连一颗树也难看到，白天有太阳，晚上就雨雪交加，有文化的人说是高原气候。看起来半干的草皮下，尽是黑色粘乎乎的淤泥，我曾看着一匹马陷入里头悲惨地死了，马的眼沟上还挂着晶莹的泪珠……根据前头部队的经验，我们租用了当地的牛马作向导，让牠们本能地寻找可以通过的道路。小超同志骑马跟在周副主席的担架走，抬担架的人真不容易，高一脚低一脚，双脚裹满烂泥。七天七夜中，周副主席又发过一次高烧，当时仅有一支退烧针，给他注射后，竟奇迹般退了烧。

　　

过草地的第一天，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小超同志的挑夫滑倒在了河里。我们把他救起来后，在树林里烧了一堆火，让他取暖，小超同志反复叫着他的名字，好不容易缓过了气。等他睁开眼，我给他喂了水，还拿出仅剩的两块牛肉干，塞了一块他的嘴里。他摇了摇头，笑了一笑，就没再说话。我呼唤他时，气息已经很弱，过了十多分钟，这位同志终因疲劳、饥饿交加，加上这次冷水一浸，还是没挺住，牺牲在了我的怀里。

　　

另一件事是，小超同志也遇了一次险。小超同志领着我们在挑夫的坟前默哀鞠躬，含泪继续赶路，周副主席的担架已经走远了。当时不知什么原因，小超同志骑的马受了惊，就掉进了沼泽地，两只脚快陷到了膝盖，她沉着地将身子平躺在泥地上不再动弹。我们想上前拉她，她命令我们在原地别动。过了一会，我们找到一根木棍伸过去，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救了出来。当时，天正下着雨，她全身连泥带水，湿透了，第二天就发高烧，拉肚子，连续五、六天没吃一粒米。

小超同志尽管生着病，但毅力超强。第三天，在过一条河时，她还坚持自己走过冰冷刺骨的河水。那条河的河面有个三、四十米宽，河水深约一米二、三左右，水流也急，下面又有淤泥，试过几次，很难徒步涉过。后来，毛主席、周副主席让大家解下绑腿，一根一根地连接起来，派人牵着先过河去，系住对岸的大石块，大家扶着绑带绳过河。可干部休养连的老同志和许多伤病员，身体虚弱，就是扶着绳子也经不起水流的冲击。这个时候，警卫营的同志们跳下水去，站在激流中筑起一道水中的人墙，让休养连的人一一从他们身边通过。小超同志的烧还没退，身体都站不稳，战士们准备把她抬过去，可她就是不肯。她把布鞋一脱，卷起裤腿就下到齐腰的水中，我赶紧跟在她身边，一起扶着战士们肩膀，淌过到对岸。

走出草地到巴西，我们终于见到了房子，大家都很兴奋。那种房子是上下两层的，上层住人，下层养牛羊。小超同志身体虚弱得连房子都上不去，躺在地上休息了两个多小时。当时，蔡畅和其他几位同志来看她，看见她形槁容枯的样子，担心她挺不过去会倒在路上，都掉了眼泪。

顾老每每讲到爬雪山过草地时，都会动情地说：多少年来，我只要想起那些在雪山、草地上坐下就再也没有起来以及长征途中牺牲的战友们，就会想到一路上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对我的关怀。为再现这段历史，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里，专门陈列着一个拉马尾的雕塑，那正是以顾玉平为原型的情景再现。虽然制作方误将雪山当成了草地，但丝毫没有影响这副画面成为经典的存在。

邓颖超同志赠给顾玉平的照片

五，顾玉平回忆陕北见闻

中央红军到吴起镇宣告长征结束花了一年时间，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晚了一年。顾老担任周恩来夫妇警卫员是两年零三个月，按这个时间推算，顾老还有一年余时间是在陕北度过的。中央机关移驻延安之前，发生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我便逐一询问顾老。那么多年过去了，顾老依然记得陪伴周恩来身边的那段艰难而又幸福的日子，以及一些事件的细枝末叶。他的回忆字字敲心震耳……

过了岷山、腊子口，中央红军改为陕甘支队，编了三个纵队，一纵、二纵分别由林彪、彭德怀领导，三纵是中央纵队（陕甘支队与徐海东部会师后，恢复一方面军番号）。那时，我们已经知道，徐海东的十五军团正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北上抗日’’的口号也在部队中叫响。翻越六盘山不久，我们眼前一亮， 又像是回到了苏区，看到了黄土窑洞墙上‘‘打土豪，分田地’’的白色标语，虽然没有老百姓出来欢迎，但我们知道胜利了。因为来到了陕北苏区的大门——吴起镇，时间是1935年10月（10月19日）。这个胜利不容易啊！

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途中还不断补充了一些兵员，坚持到吴起镇时也就7000多人。休养连妇女班差不多只剩一半人了。这支队伍，一个个像叫化子一样蓬头垢面，疲惫不堪，军装已不像军装，军人已不像军人。最早离开妇女班的是甘棠、李桂英和谢小梅三个人，她们在云贵川边时就留在当地打游击了，送她们那天，很多人都哭了。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以后，康克清又带了一些人到四方面军去，好像有七八个人。后来听邓大姐讲，王泉媛、吴富莲，还有一个不记得了，一共三人西渡黄河，参加了西路军艰苦作战，打得很惨，没死的都被俘了。王泉媛（被俘后逃脱，一路乞讨回到老家吉安）、吴富莲（被俘后吞针自尽）还是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团长和政委。这几个人，我印象很深，长征路上很能吃苦，你帮我、我帮你经常在一块。吴富莲在路上因头上长了很多虱子，剃了尼姑头。在胜利的时刻，想一想曾经风雨同舟的战友，有的长眠路上，有的生死不明，心里不是滋味……

　

遵义会议后，确切地讲是周副主席重病后，毛主席与周副主席在红军的领导地位正好调换了一下位置，毛主席虽然不是总书记，也不是红军总司令、总政委，但实际发挥着无人可替的领导作用。

到了吴起镇，部队中经常有人打听左路军的去向，关注着接任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带领的那支队伍的安危。不过这都是闲下来的事。而我，还没功夫想别的，背包刚放下，正想找时间理发、洗澡时，便接到通知要我回到周副主席身边工作。其实回不回都差不多，因为小超同志跟周副主席生活在一块，只是日常跟随的对象变了。在吴起前街的宗湾子住处，我正打扫卫生，周副主席回来了。一阵子没见，他头发和胡子又长长了，人还是清瘦，穿着一件褪色的粗布军装和旧布鞋，走路咚咚响。一见面还没等我开口，周副主席就说：小顾，你回来了呀，我看了你的日记，学习有进步！别扫了，等一下跟我出去一趟。我说好的。过一会，我们来到陕甘支队司令部，毛主席、彭德怀也在那里，他们就围着地图研究着什么问题。后来得知，当时得到消息，发现一支国民党军骑兵部队尾追红军陕甘支队到了吴起镇附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决定让彭德怀具体指挥，主动出击“砍掉这个尾巴”。第二天，红军在吴起镇依托有利地形，经过数小时激战，漂漂亮亮地打了一仗，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追击。战斗结束后，毛主席、周副主席都很兴奋，祝贺彭总司令取得胜利，毛主席还写下“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名句。彭德怀一看，脑子转得蛮快，谦虚地将后一句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

这仗结束不到十天，中央领导、中央机关和陕甘支队开拔离开了吴起镇，走了三天夜路，到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一个叫下寺湾的地方。在那里我们跟陕北红军会合了，还召开了欢迎中央红军到陕北大会。邓大姐那时当了中央机要科科长。周副主席身边的几个老警卫员从那时开始陆续上学了，老的只剩了我。

中央红军确定往陕北进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冲刘志丹的这块苏区来的，可到了这里后，并没见到刘志丹的人。有一天，周副主席问一个陕北干部，才知道刘志丹在“肃反”运动中被抓了，就在红军到吴起镇前半个月抓的。同时被关押受审的还有习仲勋、马文瑞等领导干部在内的三百多人，边审边杀，已经杀了二百多号人。得知这些情况，周副主席连夜派人前往关押地点——安定县瓦窑堡（今延安市子长县瓦窑堡镇），接管审查。没过多久，就把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人释放了。刘志丹出狱后不久，周副主席在瓦窑堡会见了他。那天外面下着很大的雪，我把炭火烧得旺旺的。刘志丹穿着一件羊皮袄，浓眉大眼，英气温雅。他进了窑洞，坐在火炉边的木墩子上，就向周副主席倾述被错杀的那些同志都是红军骨干，边说边流泪。周副主席不断安慰着他，希望他不计前嫌，振作精神，准备迎接新的更重要的任务。周副主席还留他一起吃了饭。刘志丹后来担任中革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28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1936年4月，刘志丹率部东征，在晋西北的一次战斗中不幸中弹阵亡，年仅33岁。后来，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邓颖超、贺子珍常有来往，缝补浆洗在一块，感情密切。

陕北苏区面积不大，很多县城和大点的镇被敌方所占，可以活动的也就一些穷乡僻壤。这些地方比我们老家穷，人烟稀少，一个村子有十几户人家就算是大的，农民都住在窑洞里，只有地主有房子。干燥，寒冷，特别是缺水，我们每天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水。吃的方面，主食是小米、高梁米，每个人一天三碗，早上是稀饭，副食基本上是酸菜。首长的伙食跟我们战士是一样的。周副主席好几次带着我们出去筹粮，尽管没收了不少土豪财产，可从不会拿一斤米、一件东西回家。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不光后勤保障一时跟不上，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诚的西北军都虎视眈眈控制着要地，形成了对苏区的包围，形势对红军很不利。为了破解这个局，直罗镇战役后，周副主席就着手做统战工作。在瓦窑堡，当时的组织部长李克农是周副主席家里的常客，他们见面很随便，没什么客套，一坐下来就谈事。他是周副主席的老部下，在上海一起共过事。中央建立西北联络局时，李克农又改任为局长。有时他穿军服，有时穿中山装，戴礼帽，每次都要谈很久，一壶水不够喝。谈话离不开张学良、杨虎诚，共同抗日。有一次，李克农还把一个俘虏军官带来同周副主席见面，我们一直注视着他的举动，生怕他乱来。这个人好像是东北军的一个团长，姓高（东北军67军619团团长高福原，1935年10月25日被徐海东部俘获，联络说服张学良的功臣）。这之后，东北军、西北军真就没有什么动静了，两面的防区处于休战状态，相安无事，可以来来去去，他们那边还会给红军送给养。我们从瓦窑堡搬到保安，都是事先说好的，目的是为了给他们挪地方，让他们好向蒋介石交差，‘‘剿共’’有功。周副主席有一次还赶赴延安见了张学良，这是与他同去的另一个警卫员告诉我的。

中央机关进驻保安（今志丹县），已是盛夏天了。周副主席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住在县城“将军”山下窑洞里。那里有10余孔窑洞，都是红砂石质的，坐东面西排列着。先前是当地老百姓居住的，中央机关过来后就腾了出来，供领导居住和办公。

在保安期间，我有两件事记得比较清楚。一件是美国记者斯诺（埃德加•斯诺）采访周副主席。刚到保安，周副主席就带了两个警卫员——其中一个是我，随行的还有李克农等五、六个人，到安塞东线指挥部去，协调指挥部队东进抗日的问题。有一天傍晚，我在窑洞门外站哨，有个红军战士引着两个外国人，其中有一个脖子上挂了个照相机，三十岁出头模样，身穿一件有拉链的衣服，个子高高的，鼻子也高高的，胡子拉碴像是好些天没刮过，眼睛左转右瞧，人倒挺面善。他们说是来采访周副主席的。我看条子盖了西安办事处的印章，就带条子进窑洞通报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整了整衣衫，很快便出来了。一见外国人他先敬了礼，握手动作摇晃得近似夸张，左手也搭上去了，叽哩哇啦讲着外国话，凡正我一句没听懂。我也纳闷周副主席咋会洋腔。说了一阵，周副主席让我叫李克农来安排他们的食宿。第二天上午，他们又来了，还进了周副主席的窑洞里，坐下来谈了一个多小时。我进去倒水，高鼻子说了一句什么‘‘油’’（T hank you!），我说是水不是油，引得周副主席大笑起来。采访结束，周副主席把他们送出门，让我带他们到通信保障连驻地，他们随队一同去了保安。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斯诺，另一个叫马海德。他们到保安还采访了毛主席，一年后出了书。

顾老的这段回忆，让我再次重温了《西行漫记》中，斯诺对共产党领袖周恩来初次印象的描写：

　　——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

　　——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

　　——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

　　——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顾老的记忆继续敲击心灵：

这第二件嘛，是周副主席见张国焘。1936年10月，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我跟随周副主席从保安赴洪德城迎接朱德、张国焘，那时，徐向前、陈昌浩已率四方面军大部西渡黄河，战事连连受挫，败象显露。周副主席是在一个路口见到张国焘的，见面后双方握手、问候，显得很亲热。在周副主席提议下，两人沿着一条河边蹓跶，边走边聊，我和张国焘的警卫员则在他们身后十步内的距离跟着。由于离得近，他们聊天的话语基本能听到。张国焘疲惫憔悴的神色令人望之顿生怜悯，他始终只字未提南下、另立中央和西进的话题，而是很担忧西路军可以预见的命运，一开腔就请周副主席给予指示。周副主席回答说：你还是早点回保安休整吧！哪个部队的红军都是党的红军，党中央也非常关切西路军这支队伍，并己通过张学良电告马步芳，要求其停止追击红军，维护西北联合抗日局面。张国焘听后略感欣慰，转而谈起张学良联合抗日这个话题上来，他说张学良是个小人，不可靠，想成立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可能性不大，并以谦虚的口吻向周副主席求教。周副主席对张国焘的疑虑并没从正面回答，而是具体分析了张学良为什么会选择‘‘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原因。最后周副主席说：至于结果如何，最终取决于张学良。他们就这样聊了半个来小时就分别了。

临走的时候，张国焘随口问我老家是哪里的，我回答：江西瑞金。张国焘呵呵一笑拍了下我肩膀：那我们还是老乡哩！

说句实话，我对张国焘的初次印象并不坏，没有看出人们传说他在军中的‘‘狂妄’’、‘‘霸道’’之气，对周副主席也比较尊重和友好。或许他因自己的错误和当前处境，将原有的气焰收敛了。

顾老告诉我，此行结束后不久，周副主席就将他送到无线电学校学习了。其实，周副主席、邓大姐很看重顾玉平的本份、勤快、能干和机灵，只是——再舍不得，也不能耽搁顾玉平的前程。因此不得不送他上学。顾老说：我表明了愿意跟随周恩来夫妇干一辈子的思想，不想上学，是周副主席逼我去的。同电波打交道，主要缘于李克农的建议，他也许想培养一个特务出来，因为他就是这方面的老牌特务，‘‘龙潭三杰’’之一。那时中央已开办了一些学校培养干部，名气大的要数抗日军政大学。首期入抗大读书的人，后来多为上将、大将。

周恩来夫妇赠给顾玉平的手表

六，顾玉平临终呼唤周恩来夫妇

西安事变前，顾老带着对周恩来、邓颖超的深深眷恋，带着他们的殷切希望和嘱咐，带着理想信念，为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毅然奔向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一路走来，英勇杀敌，勤勉工作，效力国家。多少年来，他从不向人夸耀自己的那段特殊经历和难忘的岁月，也从未写信向身居党和国家要职的周恩来夫妇提出个人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邓颖超同志日理万机，夙夜在公，仍然抽出时间先后四次接见顾玉平，使顾玉平感激不已，终生难忘。

——1960年4月，中央召开首届全国民兵代表会议，顾玉平作为四川的群英代表，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会议期间，顾玉平怀着敬仰之情，特地到中南海西花厅拜见朝思梦想的首长。当时在家的邓颖超大姐热情接待了他。一见面，邓颖超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顾玉平同志啊，20多年了，终于见到你了！这么多年也不知你在哪里，我和恩来同志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在没见到你之前，还以为你在战场上牺牲了呢。’’顾玉平听后哽咽着说：‘‘我一直想着您们呀……’’邓颖超热情地留顾玉平吃了饭，还带着他到长安街参观北京的夜景。遗憾的是此行没见到周总理的面，他刚好出国访问了。

——1962年春天，正在成都凤凰山机场参加军事演习的顾玉平，突然接到军区副司令员韦杰的命令，说周总理到了昆明，指名要见他，叫他立即前往迎接。当时他将信将疑——怎么可能啊？国家大事那么多，总理日夜操劳忙碌，哪有时间见我？路上，韦副司令员告诉他：总理已经到了成都，邓大姐也来了。他们向军区首长打听你，问你在不在，要你去见见面。直到见了面，顾玉平方知周总理访问亚非欧14国刚回来，特意从昆明转程成都来见他的。周总理见到顾玉平很高兴，详细问了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周总理还回顾了那段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峥嵘岁月，然后深情地对顾玉平说：‘‘我们的事业是千百万先烈的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我们活着的人要百倍珍惜，百倍努力，鞠躬尽瘁地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做好工作！’’临别时，邓颖超还给了顾玉平200块钱，说这是大姐的一番心意，你孩子多，怕应付不来。还跟顾玉平说，有时间寄张全家相来。顾玉平心头一热，上次见面邓大姐已经给自己寄过200元钱了。这次说什么也不肯要，后来周总理夫妇一定要让他收下，才接下了。回去后，顾玉平专门照了一张全家福寄给邓大姐。只是当时匆忙，忘了把孩子们的名字写上了。邓大姐又特地让秘书来了一封信，叫他把每个孩子的名字都写上。

——1969年9月，中央首长准备在北京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顾玉平也到了北京，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取消了这次接见活动。这样，顾玉平又一次进了中南海。顾玉平首先见到邓大姐，聊了一阵，邓大姐就带他到总理办公室。正在伏案工作的周总理一见顾玉平，立即起身与他握手。这是顾玉平同敬爱的周总理见的最后一面，见面的时间差不多半小时。周总理询问了他工作之地‘‘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临近尾声，周总理交待顾玉平：‘‘你回去后，一定要正确处理好抓革命与促生产、促工作的关系，多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周总理还说：我们抓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经济，让国家强大，人民幸福。他打了一个比喻，说好比庄稼地，抓革命就是清除一切杂草，我们要的是苗壮丰收。顾玉平看着周总理瘦削的脸庞，动情地说：‘‘我一定牢记您的教导！请您多保重身体！’’

——周总理去世后的1977年10月，顾玉平专程赴北京看望了邓颖超大姐。当邓大姐得知顾玉平已经离休，关切地对他说：“时间过得很快呀，长征那阵子你还是个小伙子，现在都说休息了。我们都老了，你可得注意身体呀！”分别的时候，邓颖超亲自送他到门口，一再挥手告别。想着这或许是他们最后的见面，顾玉平禁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每次见面，周总理夫妇都赠送了礼物给顾玉平留作纪念，礼物有书、有笔、有公文包、有手表，有布，还有邓大姐亲自签名的周恩来夫妇的合影照和邓大姐的个人照片……顾玉平每当想念周总理、邓大姐时，他就小心翼翼地拿出来看看，摸摸，忆忆……周总理、邓大姐逝世时，顾玉平哭得像泪人似的，在家摆设灵堂，举家焚香祭拜，以寄托无穷哀思……

周恩来同志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党员。从1927年开始，他一直身处中共党政军最高决策机构。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直至1976年去世为止。在将近六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亲身经历了无数次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亲自领导或参与了所有的这些斗争，在历次政治风浪面前信仰坚定，始终屹立不倒。他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作出了杰出贡献，享有“人民的好总理”的美誉。

顾玉平始终周恩来夫妇的教导，严以律己，塑造形象。同时，十分重视家风培养，对家属子女要求严格。他有六个儿女，始终要求他们自立自强，读书、就业从未向组织开过口，也不让儿女打着他的旗号谋取利益。六个子女都在普通岗位工作，长子顾晋生还长期下岗。顾玉平在老家离职休养，按政策规定，上级给他配了一个小车和一名司机，以保障他的出行方便。后来，他发现家人因小孩生病，悄悄让司机送了几次，便召开家庭会议提出了严厉批评，说是侵占了公家的便宜，属于公私不分。此后不久，他又发现一次小车不在，追查得知保障老伴回老家乡下探望生病的亲戚，又将老伴数落一通，后来干脆将配给他不到半年的小车，连同司机退还了干休所。由于他的严格教育，儿女们个个行端品正，工作上进，家庭和睦。他的几个儿媳待两位老人胜过亲生父母，有个头痛脑热，端茶递水，呵护备至。有一次，顾玉平生病住院，老二顾蓉生的妻子杨晓华的亲生父母恰巧也在医院治疗，杨晓华全身心照顾着她的家公，直到顾玉平出院。期间，杨晓华竟顾不上看望近在咫尺的亲生父母。她的事迹在军内外被广泛传颂，顾玉平和他儿媳妇杨晓华双双受到原南京军区的表彰，并在表彰会上介绍经验。2004年9月，顾老还被评为全军先进离休干部。

顾玉平的德望，在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教育影响了几代人。1996年江泽民同志、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瑞金考察时，先后亲切看望了顾玉平并合影留念。胡总书记称顾玉平同志，是人民的英雄，老干部的典范。

2005年春节前的一天，我与顾老见了最后一面，也是我与顾老共同吃的最后一餐饭。那天，顾老给我打电话，说要请我吃饭。我不明何意，之前我在他家吃过好几次饭，却从未事先约定，也没这样郑重其事。我便问顾老是何意，还有什么人参加。顾老说，没别的什么意思，也没别的人，就你我一起吃个饭，聊个天。我说那我请您。顾老不容我多说，就定了一个晚上时间，叫我到时参加就是。我知道顾老的脾性，不好再说什么，就顺从他的意思答应了！

吃饭的时候，我给顾老斟了小半杯红酒，然后问顾老：‘‘现在可以告诉我，您到底为什么这个时候单独请我吃饭吗？’’

顾老依然眯着笑眼说：‘‘不为什么！两位总书记看望我，都给我送了红包，这钱不花，还能活一百岁呀？’’

我哈哈一声：‘‘看您身子健朗、目光如炬的，活一百二十岁也不成问题呀！总书记给您送红包，体现的是党和国家对您的关怀和温暖！您把这钱请我吃饭，我怎能消受？您还是自己多吃点吧！’’

顾老端起酒杯往我的杯子一靠，说：‘‘那你就看我吃吧，酒，你也可以不喝！’’

‘‘这是您的待客之道吗？’’说完，我一饮而尽。顾老抿了一口，乐滋滋的。

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顾老知道我好几年没回父母身边过春节了，他得知我这个春节要回家，目的是为我饯行，只是没有明说而已。这餐饭，我们吃得特别开心，聊得特别畅快。临别，我提前给顾老拜了年，说了祝福的话，还说好返回时再听顾老讲故事。

谁知，这一别竟是永诀！2005年3月11日因感冒入院治疗，次日便溘然长逝了，享年94岁。据顾老的家人陈述，顾老弥留之际，不断呼唤着周总理、邓大姐……

顾玉平获得全军先进离休干部称号

2015.03初稿

2017.11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