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养一颗懂得感恩的灵魂

伍旭东

心存一份善念，因为真诚；

心存一份平和，因为宽容；

心存一份温暖，因为感动；

心存一份美好，因为感恩。

学会感恩，是为了擦亮蒙尘的心灵而不致麻木；学会感恩，是为了将无以为报的点滴付出铭记于心…

—— 题记

　　记得父亲健在、身体尚好的时候，每年清明去给奶奶上坟烧纸之后，都要带我拐过一个山头，绕半里地，去给一座没有墓碑的坟头上炷香、烧点纸钱。

父亲告诉我，墓的主人是一个叫三伯娘的女人。

当年，年仅14岁的父亲因生活所迫，给本村一个大户人家打短工。小小年纪，放牛、犁田、打禾，啥活都干。

这家的女主人，就是三伯娘。

我们老家有"二月八，田坎底下冻死鸭"的民间谚语。这年初春的一个早晨，父亲冒着细雨、牵着耕牛去给东家犁田。

那正是春寒料峭的季节，水田里还浮着少许薄冰，父亲卷起裤腿，赤祼着双脚踩下去，如针扎般难受。

由于年龄小，加上又冻又饿，没犁两圈，父亲就坚持不住了，瘫倒在田坎上。

这时，正好三伯娘路过这里，见此情景，她二话没说，赶紧把父亲扶起来，搀到一个避风处，然后匆匆赶回家，从家里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米饭……

接过这香喷喷的米饭，父亲的眼泪巴嗒巴嗒往下掉。他顾不了太多，端起碗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三下两下就吃了个底朝天。

生活总是这样，哪怕这个世界再嘈杂，只要你仔细聆听，总会发现一丝爱的声音……

　　若干年后，这家男主人去世，三伯娘便因为地主婆的身份，成了批斗的主要对象。

那时，父亲已在外面工作，并当了单位的领导。村里派人找到父亲，让他写检举三伯娘当年恶行的材料，被他婉言拒绝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三伯娘去世后，父亲还专程从外地赶回来，参加了她的葬礼。

要知道，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作为一名干部，父亲竟敢去参加这样一个身份敏感人物的葬礼，那简直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

事实上也是如此。"文革"后期，父亲遭受厄运，几乎被折磨致死，其中一条主要罪状，就是说他是地主婆的"孝子贤孙"。

父亲后来告诉我："三伯娘有没有恶行，我真不知道，不能瞎说。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之所以这样做，不为别的，就为了当初那一碗救命的米饭。"

以我对父亲的了解，为了报那一碗饭的救命之恩，哪怕让他以命相抵，他也不会有丝毫犹豫的。

　　离我老家桥头水两三里地，有个叫干溪坑的小村子，住着十几户人家。六、七十年代，村里全是破旧的木板房，远看就像一坨坨酱黑色的牛屎，随意地撒在山窝窝里。

干溪坑以邹姓为主。我奶奶姓邹名水玉，干溪坑是她的娘家。

记忆中，小时候经常跟着奶奶去干溪坑，说是回娘家，其实她娘家早就没人了。

奶奶的父亲，也就是我太姥爷，喜欢抽大烟，不但把家抽败了，把身体也抽垮了。奶奶10岁那年，太姥爷去世，家里剩下的几分薄田，全靠几个伯伯、叔叔帮忙打理。

后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奶奶来到伍家当童养媳，16岁与爷爷圆房，26岁生下我父亲，30岁生下我叔叔。

1939年，爷爷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客死异乡，从此，32岁的奶奶开始守寡，靠给大户人家浆洗衣服、纳鞋补祙度日，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干溪坑娘家，就成了奶奶唯一的依靠。

小时候老听父亲提起五舅公。这个五舅公，其实是奶奶的一个堂弟。自爷爷去世后，干溪坑娘家时常派人来帮衬。其中，五舅公来得最勤，家里农活几乎让他给包了。

从干溪坑到桥头水，中间隔着一条十几米宽的河，那时河面没有桥。每天一早，哪怕是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五舅公都会打着赤脚，䠀水过河，等帮奶奶把农活干完了，才赶回干溪坑吃早饭，再打理自家农活。

这样的帮衬，一直持续了5年多，无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几乎天天如此。

用父亲的话说，那些年，五舅公把桥头水的小路都走宽了，腿差不多都跑细了。

所以，从我记事起，毎次一谈到五舅公，父亲的眼圈就红了。他常说："你们长大后，一定要记住五舅公一家的恩情。"

确实，人生最大的感动莫过于：在你最难熬、最无助的时候，本来只想有一双给你抹泪的手，结果你却得到了整个温暖的怀抱。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家老四已经出生，奶奶也一直跟着我们住。虽说父母都在单位工作，但一家七张嘴，就指望那点微薄的工资生活，日子过得确实紧紧巴巴。

记得那时，父亲的月薪是32块多，母亲的月薪是29块多。每月一发工资，除留下必需的生活费，其余的钱，都让父亲存到离单位最近的均坪信用社去了。

我们家有一口松木箱，是请一个当木匠的亲戚做的，父亲亲手刷的土漆。谁知这土漆毒性很强，母亲又是过敏性体质，结果长了一个多月的漆疮，浑身抓得血淋淋的。

每月的生活费，就锁在那口木箱里，钥匙由父亲亲自掌管，谁都不敢碰。所以说在我们家，除了这口箱子外，想从哪个犄角旮旯里找到一分钱硬币，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父母单位的老厂长，是个老红军，据说每月工资120多元，在当时绝对算高薪。

老厂长的小儿子思平，是和我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发小。后来听小伙伴说，思平家钱多，银儿毫子（硬币）都不当钱，有人曾从他家倒的垃圾里，捡到过5分的银儿毫子。

得到这个信息，我异常兴奋，每天一到倒垃圾时间，就在思平家门口守着。结果一连守了3天，连银儿毫子的影子都没见到。

大约是1972年深秋，天已经很凉了。一天下午，我刚放学回家，就见桌上放着一个小竹篮，里面摞满了红彤彤如灯笼般的小柿子，煞是诱人。

我正准备伸手去抓，被母亲用眼神制止了。母亲冲我努努嘴："还不叫姑姑？"这时我才发现，干溪坑的姑姑，也就是五舅公的女儿，正坐在墙角一张条凳上。父亲坐在母亲一旁，低着头不说话，气氛有些沉闷。

见我打过招呼，姑姑冲我笑了笑，没再吭声。

我有些纳闷，本来，因为我家和五舅公的特殊关系，两家走动很勤。每年春节，我们都要去干溪坑给五舅公拜年。五舅公也时常来我家串门，有时还会住上一两天。

后来，五舅公得了严重的肺结核，走不动路了，就让姑姑代他来拜年。以往姑姑每次来，母亲都很热情，为何这次不高兴呢？我心里虽有疑惑，但小孩子又不敢多问。

直到很多年以后，母亲才将谜底揭开。

原来，那时候，农村主要靠挣工分养家，像干溪坑这种自然条件不好的村子，一个家庭全家的收入，不过五六十块钱。

五舅公家孩子多，日子过得本来就不宽裕，自他病了之后，更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只好靠借债度日。

当然，给五舅公借钱最多的，还是我们家。因为我们家毕竟是"吃国家粮"的，在亲戚们看来，日子过得肯定要宽裕些。

说是借，其实就是变相的"要"。以五舅公家当时的条件，根本无力偿还。

前面说了，那时我们家日子也不好过，父母工资加一起，每月才60出头。

姑姑这次借30，下次借50，次数多了家里就承受不了。这使得一向温顺的母亲，在那次唱起了"黑脸"。

其实以母亲的性格，能唱一次"黑脸"并不容易。

记得有一年，一位工友向我家借了50块钱，说是月底发了工资就还，结果过了半年多时间，仍没有还钱的意思。

每次与这个工友在路上碰面，母亲很想问一下，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大概又过了一年，母亲只要在路上再见到这个工友，就远远地躲开了，好像不是别人欠她的钱，而是她欠别人钱似的。

后来我半开玩笑地问母亲，干嘛要躲呢？又不是你理亏。母亲的回答让人哭笑不得："见了面，人家还不上钱，让人家多难为情啊。"

不过，母亲那次在姑姑面前唱"黑脸"，最直接的原因是，当时我马上要过10岁生日了，母亲本想去信用社取些钱，给我做套新衣裳，结果由于姑姑的突然出现，计划泡了汤，这才把母亲惹急了。

但即便如此，父亲并不让步。他把母亲拉到里屋，压低嗓门劝道："是过生日重要还是救命重要？焕儿生日以后还可以䃼，五舅这病要不抓紧治，恐怕命就没了。"

母亲满腹委屈："外人光知道我们在单位上，得了个好名声。家里几个钱都让你借出去了，弄得我们要吃没得吃，要穿没得穿，这日子没法过了……"说完哭了起来。

父亲轻轻叹了口气，一边安慰一边开导母亲："人都是要脸皮的，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张这个嘴。再说，当年要不是五舅一家帮衬，我们娘儿几个只有喝西北风去，早就饿死了……所以，做人呐，不能忘本！"

后来，姑姑用借去的50块钱，把五舅公送到县医院治疗，五舅公又多活了十几年。

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一盏熄灭的心灯后面，都有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而点亮那盏灯，有时候只需要一句温暖的话语，一点微不足道的帮助。

　　由此，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叫恩？何为报恩？

  我们先看"恩"字的结构，它由"因"和"心"组成。这意思是说，因为有心，才懂得恩的含义。

而施恩和报恩，更像现代信贷关系。施恩是放贷，报恩是还贷。一个人人懂得感恩、个个想着报恩的社会，才是信贷关系良好的社会。

否则，如果每个人光想着索取，不知道回报，情感交流充斥着坏账、死账、烂账、呆账，毫无信用可言，这样的信贷关系无法维持下去，这样的社会也不可能良性运转。

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来说是这样，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更是如此。

有次看央视《等着我》栏目，一位85岁高龄的老兵，为了62年前的一个生死承诺，坐着轮椅来到栏目组，寻找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过命兄弟老排长。感人的故事，曲折的情节，动情的叙述，让人潸然泪下。

尤其令人动容的是节目结束前，老人说了一句话："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多想想过去，我们这个国家来得不容易啊！"

看似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语言，蕴含了老人多么深厚真挚的情感。再看今天，还有多少人在想着"我们这个国家不容易，"似乎更多的人在抱怨："这个国家欠我的。"

当一个国家报恩的越来越少，讨债的越来越多，这个国家能好吗？

　　山感地恩，方成其高峻；海感溪恩，方成其博大；天感鸟恩，方成其壮阔。

感恩，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完美；感恩，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灿烂……

感谢磨难，让我们滋养了一个懂得感恩的灵魂！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