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母亲父亲

云品普洱茶馆

　　今天是2017年10月30日，是母亲周映梅离开我们十五年的日子，父亲耿文培也于今年9月1日病世了。

母亲生平

母亲周映梅1930年3月23日出生于澄江县城，解放前就读于昆华医院女子学校，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母亲不让须眉投笔从戎，1949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在国民党反动派和特务的面前积极参与学生运动。1949年9月为粉碎反动派的"整肃"运动，随地下党转移至玉溪峨山加入滇、桂、黔边区纵队滇中独立团医务组，1949年12月至1950年初上级党组织安排到边纵滇中艺工团，转战于滇中地区。

在艰苦岁月中锻炼成长出来的母亲，解放后积极参与新社会的建设工作，1952年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1954年到玉溪地委党校培训后分配到易门县委组织部当干事，负责统购统销工作。1956年在省干校统计班学习与父亲相识。后调寻甸（含嵩明）县做统计工作，寻甸嵩明分县后母亲扎根在嵩明县杨桥供销社工作几十年至病退。

母亲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她的一生是光明、磊落、仁爱的一生，解放战争中她是一位满腔热血的共产主义战士，面对强大的敌人，她是那么地从容与镇定。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中，她是一名优秀的工作者；在困难与权贵面前敢于坚持原则，恪尽职守；在家庭中她又是一个勤俭善良的妻子、仁爱宽厚的母亲和长嫂。

这是母亲18岁参加革命时，高个子、白皮肤，腰间插着五四手枪，那个英姿飒爽。

　　记得那时父母白天工作都很忙，晚上还要开会学习、斗私批修。偶尔有时间母亲补衣服、做咸菜时就和我们讲她年轻时的故事。

外婆生了三男七女，母亲在家排行老六，外公说不求子女当官发财，只求有一技之长，所以不分男女都送去读书。母亲到昆明上中学时请人带的铺盖给弄丢了，她和同学挤着睡，被子又窄又簿，晚上冷得要命。后来同学李红英（是邓小平夫人甫卓林的侄女）就建议她：我们到山的那边去吧？所以她们就离开了女子学校，参加滇中边纵队独立团医疗救助组，后来又做文艺工作，颜值爆表的母亲和战友表演的兄妹开荒、游击队之歌等节目，让当地老百姓赞不绝口。

解放后她参加澄江的土改工作，每月发两块钱也省给乡亲买食盐。听八娘（姨）和九娘说我母亲那时在澄江参加土改工作才18岁，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扎着两个大辫子，腰间插着五四手枪，那个英姿飒爽，神气十足。

母亲只与我们说那时被土匪追杀的恐惧，晚上开会回来不敢走正道，从蜿蜒曲折的小河里躺着水走，漆黑的夜晚不敢打开电筒照亮。

母亲曾建议把家里的雷响田和山地卖了，反正也没什么收成。但大姨妈说那么多弟妹都要靠这田地生活，不能卖。所以之后被划为破落地主，因为这个地主成份，之后的人生道路曲折坎坷。母亲说组织上经常叫她要跟地主家庭划清界线，还说虽然一个人的出生不可以选择，但是自己的政治生命是可以选择的。

 

这是1949年底母亲在玉溪峨山加入滇、桂、黔边区纵队滇中独立团的合影，在第二排中间穿白色衣服的是我母亲。

　　1954月5年中共玉溪地委党校党训第一期二支部合影，母亲站最后一排中间。

　　 

1956年1月父母在省干校统计培训班学习而相识，母亲在后排右一，父亲在前排右二，看上去也郎才女貌的。

　又是一年重阳节，我打开老照片，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母亲和父亲是在统计培训班上认识的，母亲家庭成分是地主，父亲是下中农。在那个年代，成分高都是受气的，家庭出身越穷越光荣。父亲是富源县营上镇大坪乡人，从山里走出来的青年才俊。母亲从易门县委组织部调入寻甸县（含嵩明）做统计工作，寻甸、嵩明两地跑。

听母亲说快要生长子时，父亲抽调去沾益炎方修铁路，奶奶从老家出来带着14岁的四叔和6岁的五叔到我们家帮带我长兄，因为父亲是老大，爷爷刚去世一年。之后他们三人的户口都农转非成为吃国家粮的，由父母供养长大。

照片中奶奶身边是四叔、五叔，抱着我长兄耿光辉。长兄两岁多发高烧时父母都出差在外地，奶奶刚来也没经验，打了两次小针看着可怜就没接着去打，可能是患了脑膜炎，不久就病世了。父亲得知消息后工程队队长不让请假回家看一眼，气得脾气都变大了。

父亲生平

父亲耿文培，生于1930年5月17日富源县营上镇大坪子村，卒于2017年9月1日，享年八十八岁。 父亲在家排行老大，幼入乡完小，聪颖好学，貌恭志强。1951年在共青团富源县委员会参加工作，先后就职于曲靖，寻甸，嵩明。在嵩明县杨桥供销社、烟站工作四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求实上进。虽为党外人士，然亲民谨信、爱众孝悌、恩泽乡里，深得乡亲称颂。在家以长兄严父之资，携幼敬母，对弟妹及子女既严且慈，言传身教，弟及儿女终为国之人才。

父亲前二十年在嵩明县杨桥供销社干统计、釆购等工作。经常挑着货篮走村串巷，把生活必须品送下乡，又把农产品收购上来，坐着马车送到火车站交国家统购，再把统销物资农具、日用品运回来。其间1958年抽调到沾益修炎方铁路两年。

后二十年分到嵩明县烟草公司杨桥烟站当站长，平时骑着自行车到各村指导烟农种植烟叶、防治病虫害、建烤房、掌握烘烤技术。到收购季节父亲早早起来放广播，打扫场地，等年轻人来上班，指导年轻人给烟叶分等级，之后称重计价、收购入库。

至1991年退休前因对滇中烟草事业的突出贡献，被省政府授予"云南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退休后也享受全工资。八十岁生病前都经常锻炼身体、上街买菜，手洗自己的衣服，有洗衣机都不用。

2009年7月12日突发脑卒中，二次手术后丧失语言能力、瘫痪、失智卧床八年，于2017年9月1日丑时悄然仙逝。

（父亲生平是根据四妹夫赵俊武于2017年10月28日重阳节起草的碑文，我补充细节而来）

父母的结婚照

　　几年后家里又添了大姐、我和三妹，生活更困难了。每月父母加起来不到一百元的工资要养活八口人，工资和各种粮、布、肉、糖票证都交给奶奶操持。

那些年全家都很勤劳，父亲在烟站仓库外墙角下开了一排小菜地，种上四季豆，厕所房顶上也爬满了羊瓜藤；奶奶躲着养了一头猪（当时可是搞资本主义）；母亲养鸡和鸽子；叔叔们经常到河里去捞小鱼，或用石灰炸死后捞回来。我们姐妹养小白兔、捡大门口铁工厂倒出来的碳渣、到田地里捡农民收漏的小土豆和掉在路上的各季粮作物。每次回来奶奶都要验收各人的战果，看够不够自己的一顿饭了。

奶奶后来很会勤俭持家，精明能干，经常到旁边的缝纫社要点碎片做针线手工活，背娃带、抱裙做得很漂亮，给每个孙儿都做了一套。上街买菜1分2分讲价，她经常省了布票带回老家给两个姑妈家。母亲说我们的衣服破得补不上补丁了，才留下我们姐妹三个的布票，其他让奶奶带回去给两姑妈家和二叔家，他们在山区，孩子多更困难。

母亲若能省下点钱就给上大学的九娘、十舅寄去，两弟妹也很可怜的，外公去世后家里很穷、外婆也生病卧床在上海二舅家受照顾。

　　汉英（二姨妈家二儿子周冽）表哥说我们有公粮吃，不应该捡农民的粮食，让我们把捡到的粮食放在田边。

听母亲说我还没出生前，表哥14岁不到就一个人从湖北来昆明，到嵩明我们家乡上初中，听二姨妈说，因他在湖北家里饭量大，让他吃饱两个妹妹就该饿肚子，到云南嵩明杨桥乡下可能会好些。二姨妈每月都寄10元生活费来。那时因母亲的出身不好，经常受父亲和奶奶的歧视，也难为了表哥，被奶奶经常骂书呆子，因煮饭时看着书，添柴火都会忘记。

表哥初中毕业后到离我家不到十公里的小代理村下乡插队，我们小时候和母亲去看表哥，他住的是一间破土基房，窗口用草席拦着，风一吹啪哒、啪哒响，一个火塘上煮着些老蚕豆就当饭吃了，盐都没有。床是用几个土基做支撑，上面一块篱巴，铺盖很单薄。菜地里全是铁线草和莲花白争高低。一心用功读书的他，从一个初中文化下乡七年后的苦学，被村里推荐考进了云南大学计算机系。之后几十年他一直是村里学生和我们姐妹学习的榜样。

 

这是我工作后汉英表哥从昆明来看望父母，在杨桥桥头和我们四姐妹合影。

　 记得在我上小学时父母经常被挂个牌子，上面写着莫须有的罪名，就站在桥头这地方被批斗，我们放学路过时头都不敢抬。后来新来的区委书记来家里看望母亲，跟我们说："你们的妈妈是我的老上级、老领导、老革命，你们要好好尊敬她。" 母亲三十多年都在供销社当统计核算员、售货员，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听说她到杨桥工作时工资比县长还高，之后一直也没涨过。每次常表哥来看她都说：“梅娘太吃亏了，年轻时就是干部了，怎么现在还没有一官半职，起码也应该是县级以上干部了，工资还这么低？”母亲总是说：“没当官也好，少挨些整，要不然可能命都没有了。”

难忘的生活小细节：

每次吃西红柿时我就想起母亲说用刀背刮一下就好撕皮了。

打完鸡蛋后用手指转一下蛋壳里，还有蛋白。

吃烧耳块时就想起父亲说，烧了吃太浪费了，如果切了煮够两个人吃。

每次回富源老家父亲都要指着对面的山和我们说，小时候从这边山背肥料到对面山种洋芋（土豆），背不动时在心里就念：一背箩肥料可以换一背箩洋芋回来，就能坚持背到山顶了。

小时候我到父亲种的地里去摘豆、摘瓜时，就会摘一大箩回来，父亲就说：现吃现摘嘛！你跳丰收舞啊？我说：是啊！越摘越想摘。

小时候家里虽然人口多，但大家都勤劳，感觉还没饿过肚子，起码能七至八分饱。

母亲说我16岁就离开家，招到沾化厂当学徒工，对我的关爱少。我那时每年回家还埋怨父母，78年底没让我在玉溪一中九娘在的名校继续补习了高考。父亲是怕快八年才招一次工，若错过了机会又考不上大学的话，在家呆着不是办法。那时家里负担也重，只是父母没对我们说。

78年底大姐当知青两年和我一起考工，进了县氮肥厂，我去了省属的沾益化肥厂，次年三妹顶职（母亲的干部算成工人才可顶职）进了杨桥烟站，四妹还在上小学。

奶奶在我上五年级时就到三叔家带孙子去了，之后回老家和二叔、四叔家生活了几年去世了。  

大姐结婚那年照的全家福。

　　母亲带大姐耿留芬、姐夫张振昆和我来看大姨妈、常表哥，在圆通寺照的。

　 83年4月在八娘的关心和帮助下，我从沾益化肥厂调入昆明五钠厂（后更名为中轻依兰集团）。

记得那次父亲到沾化厂帮我打包行李，单位派车把我们送到黑老湾火车站，行李办了托运晚几天才能到昆明东站。父亲先陪着我到小海口五钠厂报道，等分配好宿舍又返回昆明东站找车拉行李，运到市区云南饭店（当时厂办事处），再搭厂车到小海口生活区，帮我安顿好父亲当天就返回昆明，应该第二天才回得到家吧！平时有些重男轻女不太喜欢带我们的父亲，关健时候还是体现了父爱如山的。

85-88年我在厂里读了三年业余电大党政干部管理专业，圆了上大学的梦想。之后也入了党，先后在车间、分公司做统计核算、劳资、政工等工作至05年内退。可母亲没等到我回来照顾她，在02年就突发心埂去世了。

 

八娘家大女儿李海燕临时调到五钠厂给德国专家当翻译，这是母亲来厂里看我时，我们三人在厂俱乐部门口合影。

　　记得有一年母亲到市中医院住院治疗眼睛，周六下班后我从五钠厂坐车上来，再换坐5路公交车到中医院站，还没下车就看到父母穿着病号服扶着一棵大树站在那儿，我鼻子一阵发酸……真是望穿双眼盼亲人。那时又没有手机联系，又不知道我能赶上哪趟厂车，母亲就这样站在车站旁等我。她还安慰我说：在病房里也没什么事，出来透透气。

 

我在五钠厂工作时，周末经常到在省化工设计院工作的汉英表哥家。这是我和他们一家游大观楼

我不记得是那年帮父母在杨桥烟站宿舍楼照的了

在大姨妈家，常表哥周俊雄是老中医。去海埂公园，母亲、八娘、张建华表姐和我们小家

　　记得89年我生儿子前一周，母亲提着几只鸡和两大桶鸡蛋（用米填空隙很重的）转多次车才到五钠厂，不知要费多少力气。等生小孩后两周母亲建议我跟她回嵩明做月子方便，有三妹帮洗尿布衣物。母亲每天煮4-5餐侍候我，生怕补不回来。产假满后又跟我到厂里带孩子、买菜、整理缝补衣物，到儿子9个多月能送厂区婴儿室才回去。因为母亲患糖尿病多年，并发症多，也不敢让她一个人在生活区呆长时间。

海埂公园，常表哥、八娘、建华表姐、母亲把着我儿子。

海埂公园，母亲和八娘、建华表姐，左边是我，右边是四妹周惠。

　 母亲从结婚后和父亲挑起了这个大家庭的重担，勤劳善良，心态平和，成为老家长嫂为母的典范。

父母对我们的期望也是不求富贵，只求努力学习，成为有用之才。经常教导我们不要为私事影响工作，平时要注意节约，家中有粮、心里不慌。

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上床睡觉时鞋子摆在起床时脚下来就能穿到的位置，晚上起夜就不用开灯影响他人。

父亲用洗脸水冲厕所、洗菜水浇花这习惯我一直保留至今，虽然那些年烟草公司不收水电费。

父母在任何困难时候都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都说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要好好珍惜。

 

这是在杨桥烟站父亲办公室照的，印象中是第一次买蛋糕为父母过生日，因为父亲不喜欢吃奶油蛋糕，一生节俭贯了，也怕浪费钱

　　丈夫读研放假从北京回来，带我们一起旅游，从重庆坐船到九江玩庐山、再玩黄山、杭州、宁波溪口、普陀山、上海、北京。

这是黄山、重庆、长城：

重庆、宁波溪口、故宫、庐山、普陀山、长城

三峡、武汉、杭州西湖、宁波、普陀山等

北京故宫、天安门、嵩明一中外、上海普陀山、重庆朝天门码头、黄山、长江三峡等

　　游玩了近两个月，我们仨坐火车回家，丈夫继续在北京读研。母亲后来说要不是这次和我们一起出游，现在都玩不动了。虽然我们那时很穷，还让母亲自己垫钱，等有积余了才还给了她。但陪伴也算尽了点孝心。

东海、杭州西湖、北京北海、故宫、火车上、杭州灵隐寺等。

四妹毕业分配到村小当老师（后来结婚后是汉英表哥从深圳给他之前下乡村里的一小该、现任县教育局局长打电话，帮四妹调回了嵩阳镇镇中教书），回来一起到母校嵩明一中照张全家福。

四妹结婚时照的全家福，后排左起到中排右边1234四个女婿，前排左起我抱着儿子谢宇，中间四妹，右边三妹，我后面是大姐。

　　四妹结婚时，大多亲戚都到了。中间是父母，母亲后面是九娘、八娘，再后面戴眼镜的是十舅。父亲右边是小姑妈，右前面是她的大女儿、右后角是她儿子（当年奶奶最牵挂的小姑妈家），最前面穿红运动衣的是二叔家大儿媳。十舅右边是在富源老家帮儿子做公益，领着村民修路、盖学校、建寺庙的二叔、左边是当兵转业到嵩明工作的三叔，三叔左后是6岁时就和奶奶一起到我们家的五叔，很帅的吧？

父母与大舅、大舅妈等兄妹相约在翠湖

母亲与大舅和大舅妈几十年未能相见，这次与兄嫂和八娘、九娘都聚在一起了。

从玉溪一中退休后在玉溪地委离退干部老年大学讲文学课的九娘，跟我说起母亲受的冤枉（中共预备党员未转正之事）：1954年梅姐在玉溪党校学习，我周末都去找她还买米线给我解馋。她学习完就调到易门县委组织部当干事。并负责一个区的统购统销工作。后因副县长曹树新追求梅姐未遂，趁李光宗（梅姐的好朋友）到西南党校学习之机 ，打击报复，取消了梅姐的候补共产党员资格。玉溪地下党的不少老干部曾多次对我说：周映梅太亏了 ，她起码应当是正团级干部。

可在我心目中，母亲比大多数普通党员还严格要求自己及家人。追求她又坑了母亲那坏人曾是母亲的上级团长，几十年后遇到我九娘家大女儿还厚颜无耻地说：你姨妈当年是鲜花插在牛屎上，我一个团级干部追她她不干，找统计班上那个穷小子，怎么样？受苦受难一辈子吧？

后来母亲调寻甸时档案也是这坏人扣下了，多年后说丢失了，母亲的离休干部待遇也没落实，工资不够医药费，这一生就是让他坑的，还得意忘形。

父母从杨桥搬到复烤厂烟站，第一次住进单元楼。

复烤厂烟站。

　　父亲退休后家搬到嵩明县烟草公司宿舍楼住，这是父母家楼下的亭子，平时与院子里几位老同志打打麻将。

我和儿子谢宇与父母合影，母亲抱着三妹家女儿张丽。

宿舍区外面，烟草公司办公楼对面。　　

父母一生平易近人，和周围的群众相处的很好，在杨桥供销社时经常有人来找母亲借钱、借各种票证之类的，她从来不记是哪村的，人家有了就会还，没有还的，有什么好吃的都会送来，在当地威信很高，有时我们去买菜时，被本地的村民认出是老周同志家的姑娘，钱都不收。

母亲在翠湖哼着小曲，我儿子陶醉的样儿

　　97年我生女儿时，母亲身份状况更差了，仍然叫我回嵩明生，住在四妹家让三妹过去洗尿布。产假满后又跟我到昆明、到五钠厂，带了半个月小保姆，能胜任了才放心地回去。

汉英表哥的弟弟小涤表哥、常表哥、母亲抱着的是我女儿耿芸、张建华表姐，在昆明虹山我的家中照的。

老姐妹弟在八娘家住的省委1号院中合影，右起：二姨妈、母亲、八娘、九娘、十舅。

　　周家亲人在八娘家住的省委1号院相聚，后排左起是九姨爹和九娘、二姨爹和二姨妈、八娘、母亲、十舅。前排右起是常表哥、我四妹、八娘家二女儿李海英、大儿媳张吟佳、小儿子李海明在最后面，前左一是我（耿淑芬）。

　　父母去海南旅游

　　因我们夫妻分居两地，各自带一孩子还要上班，周末才有时间团聚，突击家务活。所以半年左右才回嵩明一趟看望父母。实行双休日后我和母亲说，其实我们每月回来一次也是可以的，就是觉得花一次车费回来一天不划算。母亲说：能来就来嘛！我给你们报销车费。退休工资还不够买日常用药的母亲说出这话让我心里酸酸的。有两个孩子时也是我们最困难时期，夫妻分两地生活，要养公婆并给零花钱、付医药费，还要应付乡亲们的各种人情往来的礼钱，生活上比小时候还困难、节俭。

　

汉英表哥的妹妹周洁表姐带女儿从深圳来昆明，我带儿女陪她娘俩爬西山

常表哥乔迁新居，昆明亲戚大聚会。前排左起：常表哥家儿子周东伟、张建华表姐、常表哥、老家亲戚、十舅（前面是孙女）、八姨爹（曾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监察厅厅长等职，一生清廉的老干部李运）、八娘、八娘家外孙、长子李海鸥和女儿。后排左起：常表哥家儿媳、大舅家长孙周义方、十舅家大儿媳、八娘家大儿媳和小女儿及女婿、十舅家大儿子周列、我家先生和我及儿子（女儿站我们前面）。

　　父亲60大寿，父亲开玩笑说：打着他过生日的名，买蛋糕给大家吃。

四叔上完中专分配到嵩明县医院工作，几年后奶奶帮他找了老家的媳妇又调回富源县医院工作，干到院长直至退休，帮四婶开诊所。他视长兄长嫂为母，一直对父母都很敬孝。

五叔小时候很调皮，读完初中就进入集体所有制的理发室，之后结婚生女，自己开店至退休。

三叔当兵转业后在我们家呆了半年，后来他跟我母亲说："大嫂，我看大哥压力很大，要不我把这200块钱的转业安置费拿出来用？"母亲说："这200块钱你回家是够娶媳妇还是制农具？添双碗筷就过了，再等等吧！"后来才过了几个月果然分配工作了，在嵩明县白邑供销社工作直至退休。

只有二叔在老家务农，也吃尽苦头。后来他大儿子当兵转业回家开煤矿，成为当地的煤老板和村支书。他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出钱修路、盖学校、建寺庙、种药材，带领村民致富。

二叔这位大老板的爹，一生勤俭，也没享过一天清闲日子，带着残章村民修路、盖学校，一直苦到2014年病逝。堂妹和我说过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二婶因吃素人很瘦，有一次赶集买了两斤青蚕豆，二叔听说8元一公斤，抢过来砸在地上说："这么贵的东西我让你吃？"二婶委屈地说："子女每次回来都一万一万元的给，我也没什么花处，就喜欢吃点青蚕豆。" 这就是现实板的土豪小气鬼的典故（开个玩笑）。

 

照片为父亲五兄弟和弟媳（除了二婶没来）都齐了，左起12345顺着站。

　　在我心里，母亲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她早年对革命的勇敢和执着、对工作的认真和勤奋、对人的宽容和善良、对名利的淡薄，一直保持心态平和、无怨无悔……是我们永远达不到的境界。

母亲留下的唯一遗憾是：因为病退得早，后来一直没有落实离休干部的政策，长期患糖尿病及并发症，高昂的医药费都要自费。因为从易门县委组织部调寻甸县时档案弄丢了，证人也不在世了，79年为了让三妹顶职又算成工人，多次找县委反映也没解决。

 

父母住的烟草公司办公区， 父亲不喜欢照相，好不容易说服他，结果这是我们和母亲的最后一次合影。

右边中间是在工人新村我家照的，在最后左二的是在省委组织部任职几十年的八姨爹，第一次和我们合影。

 

照片下面是二叔和四叔很早以前在老家就帮父母立的碑。

　 四十年后我带五钠厂里的人到杨桥街搞促销卖洗衣粉，街上的人都说五钠厂十几年没生产了，是假货。我让她们看车门上的公司名称和各种宣传画册都不相信。后来我说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我父母原来在供销社工作，她们问：你是哪家的？我答：老耿、老周同志家。她们中有几个问：你是老周同志的二姑娘？你是在五钠厂工作的耿淑芬？我答：对啊！这时她们才放心抢购。有的人还问候道：听说老周同志已经去世了。回到厂里同事们都开玩笑说是靠我父母的名片才卖出的洗衣粉。

　　母亲去世七年后的2009年7月，父亲突发脑溢血，两次开颅手术后丧失语言能力并瘫痪，多次住院我们四姐妹和李阿姨轮班守候，卧床了八年，平时由李阿姨和三妹照顾，我们周末才有空回去看望和待候。

还记得09年5月富源老家四代亲戚和老朋友，来给老爷子过八十大寿时，老爸红光满面，和大家开玩笑说：“现在各家条件都好了，每家的房子都比我的大，我是年龄最大，房子最小”。我接过话说：“青出于蓝，胜于蓝也是老爸的骄傲嘛！其实老爸最富有，身体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健康方面谁也比不上您啊！”可才两个月不到，没想到平时烟酒不沾、饮食清淡、生活有规律，注重锻炼，从来不打针吃药的老爸还会突发脑溢血？不会说话和左半边肢体不会动了。对家人来说太突然，对我们的精神打击也太大了，几年后连亲人也不认识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才有家，趁父母还健在，亲们争取多陪陪父母吧！别象我留下遗憾，总想着等退休把母亲接来照顾，可父母等不了，在我40岁时母亲就突发心埂离去了，我几经辗转赶回富源老家与母亲都没能见上一面。整天瞎忙，忙工作忙学习，忙孩子忙家务，把父母给忽略了。

　

  2004年我家与四妹家出资帮大姐家儿子创业，成立公司做互联网技术服务，05年我内退回到昆明家中，请侄子帮建了云品普洱茶网 www.yunpin.com 帮各大厂做普洱茶网上批发零售至今。

2008年我为母亲做了一款纪念茶起名为“慈母情”，选用母亲曾战斗过的滇中地区南糯山乔木古树春尖原料，我设计的包装，上面印有国画和游子吟。

　　2008年3月15-18日我到滇中走了一趟，南糯山-那是母亲早年参加边纵滇中独立团时留下足迹的地方，看着那些古老的大茶树，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浓缩着几代人的酸甜苦辣……就用这些古树茶来做一款生普洱茶吧！每年看着它的变化，就想起母亲那代人沧桑的面容、那越陈越香的亲情！母亲不能陪伴子女的一生，只有这普洱茶能和我们继续相伴！

茶名就叫：慈母情-南糯古乔木吧！包装的设计选用游子吟这幅国画最能表达母子之情了！生产日期定为2008年3月23日，是母亲诞辰78年周年的纪念日。委托勐养国艳茶厂加工，由掌门人董国艳女士亲自配方。

　　当做为一个母亲和董事长的董国艳问道为什么起这个名时，我说：我们都是母亲了，为了感谢我们的母亲！也祝福天下的母亲！作款纪念茶吧！

就让这款"慈母情"做为子女为母亲节献上的一份礼物吧！愿天下的母亲幸福、安康！

2009年5月父亲80大寿，五兄弟合影。

2009年5月父亲80大寿，五兄弟和弟媳（二婶没来）、前左二是之后照顾老父亲卧床八年的李娘娘一起合影。

2009年5月父亲80大寿，堂兄弟们合影。

前排左1穿桃红衬衫的是四叔家最懂事的长子耿敏，子承父业在富源县医院当骨科医生。我父亲两次病危都转到这个医院，都是他提前做好抢救、住院安排。在2017年7月（我父亲去世前两个月）因胆管癌突然离世，英年早逝太可惜了，让亲人们伤心不已！

2009年5月父亲80大寿，堂姐妹们也来一张合影。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如今我们都已退休慢慢老去，但小时候的生活和父母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昨日。去年亲人们重新为父母立了很气派的石碑，以弥补生前父母没住过新房子，也许是尽一份孝心。父母虽已离去，良好的家风家训还得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