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br></h1><h1> 你不能把所有的路，叫归途</h1><h1> 走在自己内心的人</h1><h1> 你也不能把回忆的脚步 叫孤独</h1><h1> </h1><h1> ――题记</h1><h1> 灯光下，母亲缝崭新的棉被，缝了一床又缝一床。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几次好奇的问过母亲，她总是自顾忙碌，什么也不肯吐露。饭后，父亲坐在炕前的小火炉旁，一支接一支闷头抽烟。炉膛中的炭火，时而发出“噼啪”的脆爆声响。母亲身子一颤，象是受了莫名惊吓，一针扎进手指肚，血珠儿渗出来，她把手指放到嘴里吮。母亲吮手指的专注模样一直不能忘。以至于落雪时，那滴血的手指，总在我眼前晃……</h1><h1> 门关上，风是否在窗外哭。</h1><h1> 教室的窗户结满了薄冰，隐约可见我母亲斑驳的脸，她紧贴玻璃往里面慌然张望。袁老师推门出去，又回来。朝我说，你妈妈找你。母亲站在风中，大风撩起衣襟和头发。她领我走到一个僻风处，无力地斜靠着墙，低声说刚刚检查出了病，是一种很严重的病，之后就哭。愣在那里，我不知自己该干些什么，简直吓傻了。母亲欲上前抱抱我，可我朝后紧退了几步，本能拒绝了搂抱。一个男孩子那时为什么会产生这么羞怯的心理？待了好一会儿，也没说多少话，母亲抹去泪水，说没事儿了，哭出来心里头感觉好受些。叫我回教室去，别耽误了听课。她走了。风中的母亲，转身的脚步不稳。雪越下越大，雪花被风卷起，纷纷扬扬散漫开来。母亲羸弱的背影，在教室的东拐角晃了一晃，便从我僵滞的目光中消失。腿软得有些站不住，我就蹲在原地，忍不住紧紧捂着自己的脸。不清楚过了多 久，袁老师从背后轻轻拍拍我的肩，他什么也没说，紧牵着我冰凉的手，默默回到了教室。</h1><h1> 直到今天，我都不敢也不愿相信这些痛苦的情节是真的。不能触及这事，一想起来，一辈子悔恨自己，在母亲最需要时候,欠了她一个拥抱。往事如果可以重来，我定要走向上前去，紧紧抱住母亲，想必她会感觉些许的暖意。尽管那时我单薄的身子骨，也抵御不了多少风寒。多年之后，等我也有了自己的女儿，常习惯性的提醒她：“抱一抱，你妈妈。”</h1><h1> 母亲常说她的乳房胀痛，夜里翻来复去。一次洗澡，她发现左边的乳头流出暗紫色浓稠的血，乳房的偏下处有一个蚕豆粒大的肿块。去烟台山医院检查，诊断为乳腺癌。父亲领着母亲到处寻访名医，只要能找到的，从不放过去叩门的机会。记得每次回家，都要提一大包中草药，天天晚上煎着喝。上学时，同学说我身上有股草药味儿。其中有一味草药，需要用山鹿角来配伍。天天下午放学，我蹲在院子里，用一把小钢锉，一点一点锉这根坚硬的鹿角，再把锉下来的粉状鹿角沫儿，小心翼翼收集起来入药。每次见母亲紧皱着眉头，喝下一大碗黑乎乎的苦汤，我就在旁边告诉她，妈，今儿你的脸色好多了。她听了，摇摇头苦笑。之后，继续低着头缝那些新棉被。母亲为什么要紧赶慢赶做这些营生，始终令我莫名其妙。不知道问过多少次，她总是遮遮掩掩的，欲说又止。一次父亲不在家，我又问，妈，你做这么多棉被干什么呀？母亲叹了一声，她说，你太小不懂。我走了以后，你爸那么年轻不可能不再找个女人来陪他。等有了后妈，你和你弟将来的大事，谁还会经心呢？我琢磨着，现在就把你俩儿结婚的新被子缝好，就是闭上眼，也能安心。听后扑嗵一声，我跪在母亲前面，紧紧抱着她的腿。</h1><h1> 那年，我十一岁，弟弟小我五岁。</h1><h1> 路在雪地消失了，我在雪地上执着地行走。雪一点都不懂得怜悯，风也攒足了劲儿拼命地刮。一夜之间，大地埋在雪的深处。一场雪一场寒，这很象母亲的病，怎么治也不见好转。医生开始劝告，看来需要手术。父亲远在文登县挂职，听说后匆忙赶了回来，可他也拿不出个合适的主意。不过，父亲打定主意，绝不能在烟台做手术。真的要动手术，也要到青岛市的山医大附院去做。当时，凡要到外地手术治疗，必需出具当地医院的转院证明。否则，所有的治疗费用，回到本单位不予报销。父亲去毓璜顶医院找熟悉人办理了转院手续，巧了，他刚刚跨进家门单位就有人来，催他赶快返回文登，需要处理一件紧急的事。没办法，只能由我拿着这一张转院手续单，去母亲单位联系审批的事。那天雪真大，风也大。路上没有一个人，没人的路上，全是没膝的雪，深一脚浅一脚，走得“吱吱咯咯”响。本来想抄个近路，走南操场那边。一呲一滑走着，突然掉进一个很深的雪窝子，扑腾了好一会儿，也没爬得出来，真是吓坏了。该办的事没办成，心里焦急。就是那样的情景，我也没忘记解开厚厚的棉袄，把转院证明仔仔细细放到贴着肉的内衣口袋。心里清楚，别看这张薄薄的纸片，可它托着我母亲的命。用手拍了拍胸前，觉得心里踏实，这才开始张嘴，朝上面拼命喊人。幸好，一个过路的男人，他寻着声音赶过来，急忙伸出有力的大手，把我给硬拖了出来。他见我浑身滚雪球儿似的，嘴里带着埋怨：“你这孩子，这么大的雪，还到处乱跑，家里人也放心！”到了母亲单位，我手脚冻得麻木，嘴唇说话都不利索。厂卫生所的夏明君阿姨见状，赶紧过来帮我把外衣脱下，再披上她宽大的棉外套，拉我凑近火炉子烤。安顿好这一切，她去了厂长办公室，跟厂长商量签字的事。一会儿回来，她有些高兴，说厂长已经同意，由她亲自陪护我母亲去青岛治病。并让我转告父亲，一切都妥当了，就放心吧。</h1><h1> 病中的母亲，执意拒绝手术。她整天整天坐在窗前发呆。那时，我哪里能懂得，失去自己的乳房，对于一个三十几岁且爱美的女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母亲的目光透明，痛苦却深藏不露。不久后，母亲终于想通了，她同意接受手术治疗，也肯去青岛。事后，母亲曾跟我说过，那时，她给自己编了一定要活下去的一百个理由。可我，从没问过母亲一句，都是一些什么理由。青岛山医附院手术室外，父亲走来走去不停抽烟，不时盯着手腕上的表，他仿佛在听秒针“嘀嘀嗒嗒”走动。这缘于手术前，主刀医生曾说过，如果瘤子是良性的，手术会很利索。是恶性的，要再做锁骨上和腋窝下淋巴结广泛清扫，手术时间大慨三个小时以上。术后，夏阿姨对我母亲讲起手术室前的父亲，深有感触地说，看起来，男人的外表比石头冷硬，其实男人的内心比水还软。事过多年，我曾把夏阿姨当年的这句话，写进了自己的一首诗里，“大海面前/硬也是男人/软也是男人”，写完这句，不由自主丢下手中的笔，一个人伏案恸哭。因为，我又记起孤独的父亲。置身于那种情景之下，一个喊天不应的男人，他内心无助的忧伤，无奈的焦虑，无限的祈求，再加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沧桑。</h1><h1> 父母在青岛的日子，我记住母亲临走前嘱咐的话，我和你爸爸不在家，你要有点男人样儿，好好带你弟。我在南山路小学读书，每次放学要转好几个弯儿，去体育巷小学门前守着，等弟弟放学从大门口出来。我拉着他的手，穿过马路，一起回家。弟弟生火拉风匣，我上锅炒菜煮饭。晚上，兄弟俩儿安静地躺在被窝儿里，相互挤靠着取暖。如果睡不着，就起身支楞着耳朵，倾听房子后面胡同的响动，稍有些动静，就猜是不是母亲回来了？当母亲被确诊为良性肿瘤，夏阿姨先从青岛赶回来告知。我和弟弟向阿姨鞠躬，她动情的哭了。她边哭边摸弟弟的头顶，面对我说，以后可要好好侍候你妈。一个家，不能没有女人。说完后，便去揭锅盖，看见锅里有热乎乎的饭菜，她又笑了。这些年，除了必要的应酬，尽量留在家里，吃自己做的饭菜。我一直坚信只要有烟火，才是一个温暖的家。</h1><h1> 四十年后，夏阿姨不幸去逝。恰好我在济南的南郊宾馆参加一个专业会议，傍晚接到母亲的电话。得知这个消息，匆忙跟会务组请了假，连夜往烟台赶。替我母亲去了殡仪馆，参加为夏阿姨举行的丧葬仪式。默默站在老人家的灵前三鞠躬，我流着泪感恩追思，人呀，为什么要活着活着就到了别处。大风掠过了雪地，不清楚，又抹去了谁的痕迹？</h1><h1><br></h1><h1> 曾经生过养过的，便是不离不弃的一切。</h1><h1> 这些年每逢冬雪，太阳出来了感觉格外的温暖，总会忆起童年院子里那些叽叽喳喳的小麻雀，大概饿了一冬飞来觅食。我和我弟朝雪地上撒一把金黄的小米，再把一个破旧草帽，用一根小木棍支起来。木棍的一端系一根细绳，然后拖到屋门后，俩人静静守候，不见鬼子不拉弦儿。先飞来一只，蹦蹦跳跳啄食，时而抬头四下张望。紧接着又飞来了几只，又飞来好几只。好家伙，一大群啊。麻雀多了，它们相互撑胆儿，放松了警惕性，有几只不知深浅的小麻雀，敢于围着草帽的边缘转悠。终于走进一只，一拉手中的绳子，草帽立马翻扣，兄弟俩一齐欢呼，紧跑过去捉住小麻雀。回家后，用一根细丝线栓住麻雀纤细的腿，喂它饭食和水，却遭到它的拒绝。母亲看它好可怜，叫我俩放飞。弟弟高低不肯。母亲劝说，小麻雀不吃你喂的食，是因为它看不见自己的妈妈。要知道，麻雀是懂得伤心的。放飞时，麻雀头也不回，直飞到胡同口老歪脖子树的枯枝上。它先叽喳叫几声，就有来接迎的一群麻雀，高兴地结伴儿欢乐而去。不得不说，麻雀是最具有感恩之心的小动物。别看它长得小模小样，可是它懂得依母恋群。严冬寒冷，大地冰封，饥饿难耐，它们会跟随着自己的母亲，坚守在生它养它的地方不走，直至一起终老。</h1><h1> 童年的冬雪啊，仿佛一部童话，可惜没来得及好好读完它，我已添了满头斑驳白发。昨日之雪，今日之雪，风重重叠叠的，时常出现在梦里，竟然如此的清晰。说起胶东半岛这儿，自古就是个雪窝子，是藏雪的地界。尤其是春节前后，总会落那么一场大雪。我母亲说，雪就是愿凑这个份子，给舒心的日子再添些热闹。奇怪的是，今年胶东雪不大。不过，我坚信春节前会有一场厚实的雪。是雪总要来的，雪要来与寻常人家一起过这个和睦红火的好年景。下吧，下吧，没有雪的冬天，还叫冬天么？</h1><h1> 发表于《邯郸文学杂志》</h1><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