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追忆

美友18616524

　　今年农历九月廿五是先母110岁阴寿。去年谷雨时节为先父去世50周年暨110岁阴寿写一祭文。母亲在我心中同父亲一样恩重如山情深似海，有如家乡三清山上的女神峰一样坚如磐石永远屹立。觉得也应写一篇怀念的文字。母亲去世已35周年，星转斗移这之中我搬过六次家，已很难找到可以作为“古记”的母亲的遗物了，好在我的家庭影盒里还保存着几张有母亲影像的照片，每当我看见这几张旧照片，母亲的音容笑貌便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只能从这几张旧照中去追寻渐渐淡去的母亲的遥远的记忆。

　　前几天我去了现在叫“社积坛C区”的蔡家老屋，用手机拍下这二张照片。摇摇欲墜的风化得面目全非的红石大门被二根木料支撑着，居住在院子东西二头的邻居在原屋基上因地制宜见缝插针地翻盖了小楼，中间有合墙纠葛的邻居早己他迁，留下几直柱歪梁斜瓦乱的破屋，遍地瓦砾垃圾破家什和杂草，让人难以迈步其中，成了被政府遗忘了的难以改造的真正的棚户区。这里是我出生到母亲去世的三十多年一直居住的“家”。

玉山解放前夕父亲就从新胜街搬到这个蔡家的小杂院安家。房东是一个邻居们不管老少都叫“大婶”的乡村女教师，每月1.50元房租，院里的瓦屋成“凹”形，约二百平方的平房足足住了七户人家。我家住的是凹字东南方约二十平米的一角，房门口挤着一户摆一个油桶灶和一只碗橱的四家的共用大“橱房”。而我家所谓的房间与橱房的间隔不过是一排父亲开红纸坊余下的毛竹杆编的“墙”，炊烟可以一丝不苟地从隙缝中钻进来。在这样的房子里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这个家的影像总是挥之不去，如今虽近古稀，还不时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一九六八年“文革”火红时，“大婶”迫于形势将这宗私产献了“忠”。房产公司接管后稍作改造，我和邻居都成了公产房的租户。这后我往的是一直二个有窗子却不能取光的转角处的小房间和一个六平米的橱房。1975年儿子出生，我夫妇和母亲三代人就都蛰居在这26平方的“单元”里。

　　1981年8月落实政策，献忠的私房物归原主。“大婶”不想重做房东，将小院分別优先买给在租的房客，我东拼西凑了860元买下了这处我生平第一宗私有房产。一辈子在县城租房住的母亲算是第一次住的是儿子自己的房子直到在这里去世。1986年在县城居民建私房热的驱动下，我把这直房子卖给了合墙的老邻居，另在莲塘边购地盖一棟二直二层的小楼，住房条件“今日得宽餘”，可是母亲却去了那个遥远遥远的地方，永远不能和我生活在一起了。

这是1965年夏我外公八十大寿在东津桥鱼坑照下的四世同堂的全家福。中间坐着的一排右起依次是我的姨父、父亲、舅父、外公、外婆、舅母、母亲、姨母八位已仙逝的长辈。去年我将此照片发给几位蹲在地上和抱在手上的外甥，他们已认不出当年的自己了。

当年姨母姨父在鱼坑定居后省吃俭用盖了一栋泥墙的瓦屋，在贵溪工作的舅父母每月寄来生活费，让高龄的外公外婆在姨母家养老。魚坑人少田多，在大饥荒的年代那可是我向往的“鱼米之乡”。母亲常在周末假日带我去看外公外婆，善良的吃苦耐劳的姨母总是毫不吝啬地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並不宽裕的食物来招待我。农村寻找食物的机会比城里多些，春天大田里的桑葚、夏天屋边的土枣、秋天山坡上的柿子、自留地里的甘蔗红薯毛豆等都是缺少口粮的居民的美味佳肴。母亲会和姨母一起做些农妇的活儿，表兄弟们会带我去烂冬田里翻鱼鳅，在水沟里两头筑坝再戽干水捉魚……那是我儿时的“度假村”。

外公杨其昌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城市贫民，我出生时外公已60多岁。记忆中，外公是个高高的瘦瘦的慈祥的老人，能写一手可给幼时的我和表弟作字帖的毛笔字，会给孩子们讲几句诗文古典，还记得他讲三国“魏延翻身落吗”时说书样的话音。

母亲是杨家的长女，讳兰仙，生于清未。虽只有三姐弟，外公还是将次女(我姨母)给人家做新妇妮(童养媳)，从小就受到公婆家虐待和折磨，一生坎坷。作为家中独子的舅父也是十三岁就离家送去当学徒，舅父凭着自己的天资和勤奋，后来成了贵溪药材公司小有名气的主办会计。我母亲十九岁结婚，那年代算是晚婚了。外公把女儿从城里嫁到乡下，据说是去“看东家”时认为我祖母芋头丝切得细，我听母亲为这事笑过外公。我分析以为，同样是靠做红纸手艺养家糊口的外公相中我父亲的是父亲与他同样的忠厚老实可靠能吃苦耐劳为人正派吧。

　　这是我父親五十岁生日在玉山照相馆拍的全家福。那年月照相是家庭奢侈的开支，这是我存有的唯一的父母双全的照片。那时母亲不到五十，还很健康，两鬓尚未斑白，但是头发往后拢起再用簪扎紧的打扮却俨然是老太婆的姿势了。须知那是当时中国家庭妇女婚后亘古不变的唯一发型。25岁的姐姐已经为母亲生下四个外甥，老大少时还认为大我一岁而不愿叫我“腮舅爸”。而今姐夫也去世二十年，姐姐已86岁高龄成了家族中的寿星。退休之后逢年过节或周日我都会去梅花埂看看足不出户念经不止的老姐，陪她说会话，尽管我大声讲三句她难听清一句。因为我知道，对于耄耋老人来说来日并不方长了。

　　母亲是一个高大的女人，但却是一双被缠过的小脚，虽说不上“三寸金莲”，但那是一双脚趾挤成一撮脚背弓起的畸形的脚。听母亲说，她一生生育过十来胎，当时的经济和医疗条件，只留下我与哥二个姐四人。姐姐出生时母亲已经25岁，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观下，之后出生的不是夭折就是因为女孩而被送去了育婴堂，可想作为母亲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 到我哥出生时父母已年近不惑，是家里第一个男孩。当时父亲在县城自己开起了红纸作坊，经济条件有所好转，我哥自然就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三年后我二姐出生，家里或是无力撫养或不愿要这第二个女孩，襁褓之中就送给双明窑山一村民做女儿，原本可以享商品粮待遇的城里人成了乡下农民，至今我仍为这位“沦"为农妇的同胞心存惋叹。

既然家里无力养育第三个孩子，我的出生无疑也应与二姐同样的命运，虽然家里经济每况愈下，但因为是男孩而留下了。高龄的母亲已沒有哺育婴儿的奶水，是母亲用米糊代替奶水喂养我。那是将米用磨磨成细粉，锅烧热了放几滴油，米粉调成浆倒入锅中不停地搅拌成糊状就可以了。母亲的这门手艺在她晚年当奶奶后还在施展，用这种米糊作过侄女侄儿和我儿子的辅食。

父亲是一位从农村到城里学徒的手工业工人，养家并不轻松，加上那是一个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年代，为了逃壮丁长期离家在外打工流离颠沛，母亲只能靠父亲微薄的收入生活。为了生活，母亲年轻时给人家当过奶娘，记得196o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在上饶行署工作的吃过母亲奶的周姓表姐的三个孩子暑假疏散到大茅山，母亲还带我一起去帮她照看过孩子。

父亲自开红纸坊做老板的那几年，母亲虽然“荣膺"了老板娘的称号，其实不过是父亲带几个徒弟和母亲一起沒日沒夜地赚几个辛苦钱罢了。父亲的作坊关张后，有一日没一日的做临时工养家入难敷出，母亲还尽可能地赚钱补贴家用。从我读小学到参加工作，母亲一直替隔壁淀粉厂的女工抱孩子。那时女工56天产假后就得上班，婴儿就让我母亲抱，早上送过来晚送回去，白天还得送去喂几次奶，奶水不够时，母亲还要喂我少时吃过的那种米糊。淀粉厂女工多生育多，离我家近，母亲做事干净利落，带的孩子都健健康康的，这“生意”始终顾客盈门。后来当了烟草公司经理的程小清姐弟二个都在我家呆到上幼儿园才回家。曰前在家门口听一老妪称替人抱一孩一月二千元，几乎相当于打一份工了，试想母亲当年尽家庭主妇之责外，还十来年如一日地替人带孩子是何等的辛劳。

母亲在邻里中做家务事是一把好手，谁家需帮忙的事，她却肯去相助。母亲的烹饪技术是一流的，她会用最廉价的食材给一家做出可口的饭菜来。1973年我结婚时在家里宴请亲友同事，母亲虽己有病缠身仍坚持由她一手操持了四桌“酒席”。母亲总是把有限的食物让给我兄弟俩和要卖力气的父亲，每餐总是最后上桌吃饭。物资最为匮乏的那年春节，全家只有供应的二斤猪肉，母亲留了一碗正月里待客，余下的和包菜萝卜芋头稞煮一盆大杂脍，待母亲收拾好锅灶上桌来，哥哥好不容易才从菜丛中挑出一小片猪肉来让母亲尝点过年的荤味。

　　1971年春，我大侄女朱莹出生了。虽然我出生前一年母亲就当了外婆，当奶奶却还是开始。这是母亲抱着孙女与我哥嫂、我姐和我三代人的全家照。此时母亲鬓发已渐斑白，腰杆也不再挺拨，行动也大不如前，二年的心脏病损害了她的健康，但仍能帮我们兄弟俩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照看孙女。

　　我很小时就记得母亲有头疯痛的病，痛起来总是用拳头甚至硬物敲打头部。贫穷人家有病都是拖着熬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上医院。冬天里，母亲会在“火篮”里煨只鸡蛋补补头，父亲有机会会买一二副便宜的猪脑髓浆给母亲蒸了吃补补脑，充其量的是到药房买二张“头疯膏药"贴在二边大阳穴上罢了。1969年冬，一直健康強壮的母亲病倒了，心悸气喘腹胀胸堵，整夜整夜靠在床上躺不下来。姐姐和我一起带母亲去人民医院找了后来当了院长政协副主席的上海人稽医师，稽医师亲自给母亲做了X光检查，诊断为高血压心脏病。那年月很多老人一辈子都没有测过血压，更不知高血压要终身服药。母亲服了一段时间稽医师的药，症状有所减轻，之后除了常服“双氢克尿塞”外，还不停地大量饮用利尿清凉的自采的草药小金钱和凤凰尾。1979年夏，稽医师在我贴邻蔡叔家吃饭见到他曾诊过的我母亲时很惊讶:“这老人还健在”。

1974年9月，母亲在永平铜矿我哥哥家突然中风偏瘫，送进了地区医院，兄弟倆在上饶陪母亲住院一周。记得当时用的最贵的药是1.90元一支的细胞色素c，我回玉山到药材公司找经理才批到几支。从那以后母亲行动思维都大不如前，说话不清，会把我哥叫成她的弟弟“长才”的名字。尽管如此，母亲还会尽力地帮我们做些家务和照看孙女孙儿们。1981年后母亲知道自己去日无多，不再到我哥哥家永平去住了，而我时在茶果公司当业务股长常常出差，每在外地总是挂念着病中的母亲，每到一地就拍电报回来保持联系。好在小杂院里都是三十多年的老邻居，大家如同住在一个单元里，一家有什么事各家都会主动帮衬，姐姐家又在同一条弄堂里且已退休照拂方便。1982年12月初母亲病情转重，每餐由我或姐姐给她送饭，我从单位借来一张单人床准备晚上陪母亲以防不测。那天晚上我腹痛，早起腹泻，早餐让妻给母亲送了粥。中午时姐姐让外甥到我单位叫，我赶紧回家，母亲已经不能说话了。7日下午二时半，与中风后偏瘫抗争了8年之后，母亲离开了我们，享年75岁。我和哥姐把母亲安葬在父亲墓地的附近，那是父亲老家山底呂边上一个叫木鱼山塘的小山坡。十六年前父亲的灵柩是由乡亲们走田塍路抬过去的，这时修成一条机耕道，我借用了单位的“井岡山"给母亲送行，细雨蒙蒙，一路泥泞。如今这条路早已是平坦的水泥道了。每年清明冬至给父母扫墓也由踩自行车到骑摩托车到开小汽车了。眼看路边昔日的荒山野岭渐渐楼房林立，我祈祷城镇化对山林田地鲸吞蚕食的步伐慢些再慢些，让母亲和父亲的安息之地能不受惊扰啊 !

　　这是我保存的唯一一张母亲的半身照片，也是母亲定格在我记忆中永恒的形象。

“早岁那知时世艰”，赚钱养家苦筹柴米油盐是父母的事，童年的生活总是无忧无虑的。虽然家里每每捉襟见肘，父母总是设法让我兄俩得以温饱并适时接受教育。记得我曾哭闹着要与贴邻的发小“灰鹅”一同去上幼儿园而被无力交学费的母亲拉回家，到了8岁时母亲还是及时让我去三里街小学启了蒙。因为我是母亲最小的孩子，家里只有一间房一张床一条被子，我的整个童年就都享有了在母亲怀抱里睡觉的“特权”，尽管被子薄旧，再严寒的冬季也满是暖暖的，至今难以忘怀。一直到参加工作我很少自己洗衣煮饭做家务，这一切都是母亲从早到晚亳无怨言地包办着。初中时我有一篇作文《冬天一早晨》，描写在一寒冬的凌晨我赖在被窝里听到母亲捞饭煮粥的声音，母亲让我一起床就吃上热乎乎的米粥后上学的情景。挑剔的班主任给了我难得给出的90分。平时母亲总是把全家人换下的衣服默默地洗刷干净了，再用米汤浆了后晒干，让绉巴巴的衣裤挺括不少。那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每当衣服晒干折叠前，母亲都要仔细检查，把破了的地方细细缝补好，把少了的纽扣钉上。有时看到穿在身上的衣裤破了，母亲会让我靠在她身上一边缝补一边唱着“缝你的嘴缝你的舌别赖我水水做贼”。

母亲是人生中最早的教育者，童年里我连幼儿园也上不起，目不识丁的母亲也不能教我认一个字背一句诗。充其量只能教我数数数，唱唱“月光光吵铃郎”之类的方言儿歌。但是那代人也有那代人独特的教育子女的方法，幼时母亲会给我讲一些或许是外婆外公那里一代代传下来的“古典”，有二则尤让我刻骨铭心。

一则是关于爱惜粮食的 : 说的是有一个新娘大雪天出嫁，坐在花轿里听见轿夫脚下沙沙响就问是什么声音，轿夫告诉是新娘夫家见雪大路滑难行就在地上撒一层稻谷防滑以显其富有。新娘急忙下轿来避开稻谷步行到夫家。第二天新娘起床梳洗，一只簪子掉地上，一只公鸡啄了就走，新娘去追鸡，刚刚离开家，身后的房子就“落水淹”(地陷)了。糟蹋粮食的一家人遭到报应，新娘未参与而幸免于难。这样老掉牙的故事小时候却信以为真，真的相信母亲说的人人头顶三尺有“老佛"，为善为恶各有报应。造成我对食物敬畏的“后遗症”至今难以消褪。每当看到酒宴上被糟蹋的美味总有一种负罪感，看到人们将成碗的饭菜往垃圾桶里倒时会从心里哀叹 :“造孪啊造孪 ! ”。以至我在这个把浪费作礼仪，视暴殄天物为时髦的时代，难以入乡随俗触入社会。

另一则是关于从小不能做坏事的 : 说的是一临刑死囚，临死前要求吮一口其母之奶，结果死囚却咬下了她的奶头。原来死囚小时候也曾是乖孩子，第一次赤膊拿了人家二只鸡蛋夹在腋窝里未被发现，其母夸儿子聪明。第二次赤膊偷墙鱼被人追赶，他把鱼夹在背和墙壁之间而逃脱，其母又赞儿子能干。是其母的纵容而使儿子越偷越大渐成江洋大盗。也是这样俗之又俗的故事却让我从小对于做任何一点坏事都1产生恐惧感，唯恐一次出轨就会成为那个大盗似的。记得在玉山中学读初中三年里正是北门山水蜜桃盛产期，成熟时节香味四溢令人垂涎三尺，常常半夜在山坡上看守桃林，硬是从来不敢偷吃一个。成人后在社会的大染缸中浸染，虽难保持少年时的单纯，但仍恪守为人处世的道德底线，不取擅越雷池。

“文革”如火如荼时，正是我年轻气盛容易被蛊惑的年龄。母亲总是竭力阻止我参与“革命运动”，把我从凑热闹的地方拉回家，说是“巫人杀巫人”。1968年玉山武斗时她就让我到贵溪舅父家去玩，远离那些争斗的场合，让我在十年动乱中都得以安宁无恙。

初中毕业辍学之后，我原想与许多同届的老同学老邻居一道与乐平矿机厂当学徒，可是母亲说“远处挖金不如近处挖铁”，舍不得我远离。父亲当年刚刚去世，哥哥又在赣州读大学，让母亲一人在家我又有所不忍。望着老泪盈眶的母亲，我只得在本县南货业做了临时合同工，终日与老翁老太们一起站柜台达七年之久，以致在很长时间里还后悔当初的决定。

　　上次我淘汰了一双穿坏的胶鞋，可是其中的这双手工制作细针密线纳成的鞋垫却舍不得丢弃，仍取出来冼净晒干，这是母亲生前给我做的一双鞋垫(玉山话也叫袜底)，是母亲留给我的至今仍感觉得到的最后的温暖。35年来我不知用过和丢弃过多少市购的各种各样的鞋垫，这双布鞋垫却一直珍藏着并不时使用着。

母亲那年代的家庭主妇除了三餐炊事和缝补浆洗外，还有一个繁重的任务就是全家大小的鞋子。只有雨天用的“元宝套鞋”和“力士鞋”不得不购买，全家人穿的大多是母亲一针一线纳成的布鞋。每有空余，母亲就会搬出那只伴随她一生的叫做“车空”的篾编的笸箩。那是母亲做针线的百宝箱，针头线脑锥子顶针花镜布片一应俱全，还有一本夹着全家人鞋样的书。除了在电视上，现在的青壮年欣尝不到这种家庭手工制鞋的传统工艺了。平时母亲会把所有的新布旧布破布当宝贝似的收集起来，选一晴天，母亲凌晨捞饭时会留下一钵米汤，卸下一块门板刷上一层米汤，上面贴一层旧报纸，纸上再贴二层布片，干燥后撕下来就成了有点硬度的“掰”。把“掰”剪成鞋底和鞋面的样子，在上面粘上一二层布就是袜底和鞋面的胚子，粘上十几层的就是鞋底的胚了。待干透了后就一针一针地纳(玉山人叫“尺鞋底”“尺袜底")，那是一件费时的活儿，母亲的“车空”里总是放着“尺”着或待“尺”的鞋袜底。买来的新袜子，母亲会从脚底剪开再装上“尺”好的袜底再给家人穿，这种加工后的袜子穿几年也不会破。回忆起母亲戴着花镜在灯光下纳鞋的镜头，我会油然想起孟郊那首传诵千年的古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来。现在的年轻人再也体验不到这种意境了，因为衣服太多，根本穿不到要缝要补的程度，也没有那个母亲会用一天可以赚几双鞋子的時間去为子女做几天才能做成的一双布鞋的了。

晚年的母亲不用为我缝补衣服了，她还是一有闲遐就为我和我妻儿做布鞋纳袜底不止。母亲去世后很多年里，我在家里都在穿母亲留下的布鞋和“二板夹”的棉鞋，至今箱底里还有这几双母亲来不及完成的“尺”好的鞋底和用苧麻手工搓成的鞋底绳和袜底线，可惜已沒有人会给做上鞋面了。

　　象那个年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家庭妇女一样，母亲的一生普普通通平平凡凡，没有值得炫耀的经历，也没有什么可以记载的历史。然而在儿子心中盛滿的是母亲的伟大和无私，犹如一头“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的老牛，从年轻力壮到岁月染白双鬓，为了维持家庭撫育子女无怨无悔流尽汗水透支生命，是亿万普通中国母亲的缩影。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是啊，当我有能力有时间瞻养父母的时候，父母却早已远去，只能留下深深的愧疚和遗憾。每当我耳聞目睹同辈的老同学老朋友还有爸妈叫着，心中会生出些许莫名的忌妒来，照顾年迈的父母是精力上或经济上的負担，是累赘但也是福气。亲尚在，须珍惜啊 !

　　行文至此，网络上找到德德玛的这首《远去的母亲》作为背景音乐，也正好可以作为此篇的结尾 : 遥远遥远的那个地方有我远去的母亲，曾经您用深深的爱滋润我干渴的心，母亲啊母亲，我生命的保护神，母亲呵母亲，我心中的一盏灯。

永远在我心中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