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与后帝国主义

陈一筠

跨国公司与“后帝国主义”

——关于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一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昔日的殖民帝国主义体系崩溃了。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在摆脱了西方大国的控制之后，如何振兴本国经济，消除贫困，走上真正自主发展的道路；如何在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政治民主与社会进步，达到社会公正与平等的理想；如何与外部世界打交道，重新确立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这一切，成为战后社会科学探讨的一个热门课题。这种探讨逐渐形成了一个跨学科的新领域，到60年代破公认为“发展学”或称“发展研究”。它以相对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问题为对象；着力探讨这些国家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发展研究”兴起以来，曾出现过不少学派。就其观点而言，可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派：一是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内因论”，二是以“依附论”为代表的“外因论”。前者强调第三世界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是内部因素制约着发展，因而要靠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伦理思想，科学技术等等来打破传统的“障碍”，走上与发达国家相似的道路．。后者则强调殖民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征服与劫夺是这些国家不发达的主要原因，认为“依附性”仍是第三世界国家在战后发展中的普遍特征，指出这些国家由于发展的起始点不同，国际环境特殊，不可能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既往的历史。

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论著中不难看出，“现代化理论”反映了西方自由派的观点，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现代化理论”所依据的“经典”，是迪尔凯姆、韦伯等人的社会、政治理论，它们几乎完全是对西欧社会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变的理论总结，并不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五、六十年代，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根据西方自由派理论设计的现代化战略，在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上都未获成功。表面的“经济增长”和消费畸型的“假繁荣”所掩盖的社会、政治矛盾，引起了第三世界本身的政界和学术界的深刻反思。

70年代初，拉丁美洲一批学者提出了“依附论”观点，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批判，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国际背景去探究“不发达”的各种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在“依附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新殖民主义论”和“后帝国主义论”，都对当代资本主义大国主宰的世界体系结构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们都针对着第三世界国家战后的发展现实，有的是在对拉丁美洲或非洲某些国家直接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因而不同于以西方发达国家进程为样板的“现代化”学说。这些理论各有千秋，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西方一部分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他们根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论述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扩张过程的解释，去探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矛盾的根源。他们对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影响所作的剖析，是令人深思的。

“依附论”（或称“不发达”理论）主要针对拉丁美洲国家非殖民化之后的发展情况。“依附论”者认为，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是后发状态，而不是原发过程。由于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使许多被征服的国家被迫参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其结果是形成了“核心——边陲”格局。“边陲”受制于“核心”，受后者剥削，资源的剩余价值源源流向“核心”，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牺牲品，陷入了难以逆转的依附状态。某些“边陲”国家虽然也曾靠出口初级产品一度获得过经济繁荣或借助引进外国资本推进了自己的工业化，获得了所谓“连带的依附发展”，但是并非所有边陲地区都有这种工业化的机遇；而且，当“核心”风云变化，经济萧条，或者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减少，“边陲”国家便倍受殃及，陷入困境。所以，“连带的依附发展”是无保障的，冒风险的，付出的社会与经济代价十分高昂。

拉丁美洲经济学家T．D．桑托斯指出，依附国的资源、劳方和生产“剩余”都通过各种形式转移到发达的“宗主国”，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依附国本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桑托斯把依附形式分为三类：一是完全殖民地型的依附，二是金融和工业的依附，三是以跨国公司为链条的依附。其中，以跨国公司为链条的依附，不仅在经济上严重限制了依附国内部市场的自主发展，而且在政治上助长了专制势力的腐败。跨国资本与依附国的专制势力在政治和经济上结盟，压得平民大众喘不过气来。他认为，不发达就是在这种依附关系中产生，并且不断地再产生着，情况越来越糟。他预言，拉丁美洲由于依附而产生的长期社会矛盾与政治冲突，要么会导致保守派去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军事独裁，要么会促使激进派去建立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大众革命政府。实际上，拉丁美洲某些国家确实出现了军人政府重新上台的例子，尽管也曾有过社会主义改革的尝试，但是，依附的格局并无根本的改变。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M．M，胡格维尔特指出，在发达与不发达的两极结构中，资本主义的隐形渗透或大举入侵，给不发达国家带来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影响。除了分配不均和失业问题外，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鼓励的个人消费意识，逐步从不发达国家的上层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由于跨国公司在输入其技术和资本的同时输入大量消费广告，使消费主义的“示范效应”加剧。这种消费意识的刺激和扩散，大大妨碍了不发达国家去实现其首要的社会目标，即消除贫困，减少失业和实现社会的公平分配。经济剩余被用于支付权势者和富豪们的过度奢侈，也就谈不上为大众谋福利的发展计划了，因为那种计划必然影响特权者们的利益。在拉美的某些国家，几乎到处可见这样的情景：一方面是平民百姓缺少住房，另一方面是豪华饭店与摩天大楼鳞次栉比；一方面是失业者在痛苦中熬煎，另一方面是“跨国行业”的雇员享有高薪酬；；；一方面是贫民窟里的婴儿营养不良，另一方面是富人享用过剩的美味佳肴和蔬菜水果被扔进垃圾堆，真可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更为可悲的是，一些贫民大众在消费浪潮的冲击和商品广告的诱惑下，也勒紧裤带去追求奢侈品。尽管穷人的基本需求尚无保障，不少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智力低下，但与此同时，却因电器，唇膏和可口可乐公司大肆推销，吸引穷人把手中仅有的那点活命钱也用去购买奢侈品。一位在墨西哥、开罗，孟买等城市考察过的学者感叹道：“第三世界醉心于西方商品的程度是如此令人费解，跨国公司又如此轻而易举操纵了人们的消费取向，其后果将是致命的。”尽管人们对“消费早熟”这个问题还争论甚多，但从社会上层到贫民大众的非理性消费，耗去了应当用于积累和投资的财力，确实是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现实。

“新殖民主义”论者与“依附论”者的观点本相似。他们指出，在新形势下，外国势力控制不发达国家已不必通过军事干预，也无须直接实行政治控制，跨国公司的经济、文化渗透就是最有效的侵略。跨国公司的繁殖是新殖民主义的主要特征。由于跨国公司从经济上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它们也就能够通过遍及各地的业务网去控制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所以，跨国公司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日益集中和生产走向一体化的标志。跨国公司之间经过食人生番式韵斗争，其结果是重新绘制了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地图，因此决不可低估跨国公司的力量。英国学者N，格尔指出，几百家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到本世纪末，大约400家跨国公司将拥有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固定资产。另一位研究拉丁美洲问题的学者P．伊文思指出，跨国公司有充分的理由去说服“边陲”地区的消费者仿效“核心”国家贵族们的生活方式，跨国公司的产品和消费观念传播越广，赚取的利润就越大。跨国公司的商品市场首先是在第三世界的上层，这部分上层“精英”们不仅追求与外国伙伴相似的生活水平，而且竭力保持与外国伙伴在文化上的亲近。他们与外国资本家，商人结成一个“跨国集团”，从经济到政治、文化，都与本国大众明显疏离。

“后帝国主义”理论是美国政治学家R。L．斯克拉尔首先提出的，这一理论与新殖民主义论并无根本的分歧，不过是更着重于阶级关系的分析罢了。斯克拉尔写过一本书，题目是《后帝国主义——对跨国公司联合扩张的阶级分析》。这是他在对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作了多年研究之后写成的。他的“后帝国主义”理论阐述了超国界的阶级分化与阶层重组现象。他指出，后帝国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演变的新阶段，这时，跨国的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统治权。跨国公司在“整合”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其活动结果之一便是造就了并还在不断地造就一个“国际资产阶级”集团。这个阶级集团的成员基于共同利益而合作。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个“跨国集团”中的高级人才。他们在公司、政府和国际性组织中任职，他们一般受过高等教育，学有专长，有些人收入极丰。他们之中有经理人员、经济学者、律师、工程师、情报专家。他们的主要特点是热心为跨国资本的全球性扩张服务，而将民族利益置于次要地位。这是一个流动方便、会多种语言的集团，能够适应压力大、高度紧张和变化不定的工作环境。由于相似的教育和经历，他们具有共同的世界观、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由于当代帝国主义已不能凭借军事力量去征服任何一个“边陲”国家，它们在“边陲”的市场和投资环境就必须靠东道国的统治者自觉地提供并且帮忙维护。因此，跨国集团必须与东道国的统治者结成特殊的友好联盟，做到“有福伺享，有难同当”。在“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进入“边陲”主要靠意识形态和政治手段保证。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竭力安抚当地的合作者，让他们相信，国际资本和本国资本并无矛盾，它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两者可以合作得很好；跨国资本家完全可以成为东道国的“良民”，他们四海为家，入乡随俗，奉公守法，等等。斯克拉尔认为，后帝国主义的统治、剥削和霸权特点只有用国际阶级分析这一方法才能揭示出来；而先前的依附理论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着力探究了“边陲”与“核心”的关系，但忽视了“跨国资产阶级”的结盟及由此而产生的阶级结构国际化现象。

用“后帝国主义”概念来分析某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上的情况，似乎比其他的理论更有说服力。

跨国公司在后帝国主义阶段已成为一种象征霸权的国际垄断势力。它们集中了越来越巨额的资本，其经济实力可与许多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匹敌：它们有能力摆脱国家控制，在局部地区发生经济危机时也全无破产之虞。由于跨国公司的活动，国际分工进一步专门化，“合理化”：处于“核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成为实验室、控制台和金融中心，而“边陲”地区则专事生产，特别是那些消耗资源、劳力密集和环境污染严重的生产行业，迅速向“边陲”国家转移。并且，“边陲”市场要“包销”大量新产品，还要负责消化在“核心”已经过时或剩余的商品。跨国公司所到之处，不仅经济秩序发生变化，而且阶级结构、政治关系、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也悄然改变。这种情况，在跨国公司集中的“边陲”大都市最为明显。在那里，除了上层统治者凭借其权力首先分享到跨国公司的“油水”之外，还有一批经济管理人才和技术“精英，也通过与跨国公司的伙伴合作或参与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而得到酬劳。他们有的直接受雇于“独资”企业，有的在“合资”公司中谋得一个职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跨国公司不仅侵蚀社会上层，同时也分化着该社会的工人阶级。由于跨国公司在部分“边陲”国家直接控制生产部门，大批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生产工人甚至毫无专长的勤杂人员，也被吸收到“合资”或“独资”企业中工作。这部分加入了“跨国社会”的劳动者，收入比其他同行者高，工作条件好，生活方式也渐渐有所不同。但能够有这种机会的人，在“边陲”地区的人口中毕竟只占少数，多数人分享不到跨国企业的利益，落入所谓“边陲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