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林随笔

多多趣

<h3><font color="#167efb">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宁武中学在晋西北乃至全省都十分有名。据说宁武中学的前身是山西省立五中,其建校时间可上遡至民国二年。时至今日还有些上岁数的人念念不忘那个当年的“宁中”,这就象一个倒了嗓子废了功夫铅华退尽的戏曲名角,曾经的精彩、曾经的经典、曾经的辉煌,如一招一式、一笑一颦、一腔一板、一咏一叹,都刻在历史的记忆中,成为过来人无法释怀的感慨,承奉着难以企及和逾越的丰碑。 </font></h3><div><font color="#167efb"> 我是1974年初考入宁武中学的,可能算文革后的第三还是第四届高中生。说“考入"其实也很牵强,那时候很多人还不想上呢,因为读不读高中无所谓,即使上大学也是靠推荐不用考试,而不读高中早点插队或返乡,可能会很快被招工端上铁饭碗。况且当时很多人家境十分困难,还有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有麻烦,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对学有所成出人头地并不抱什么奢望。因此,我感到升高中毫无悬念,记得没有笔试,仅是面试口试了一下。轮到我应试时老师只出了一道题两个字----“突兀”,我算蒙着读对了,因为我在偷看禁书时知道有个“金兀术”的古人,为这个兀字还查过新华字典呢,还有人把兀字读成表示圆周率的那个符号的发音。其实,考试也就是做做样子,到开学的时候想上的都上了,不想上的好多也上了,大家的共识是上学总比在社会上混好!</font></div><div><font color="#167efb">要说我对宁武中学的认知,还得从童年说起。那时,我家住在旧时宁武府衙对面照壁后边的一座四合院里,正房三间住着两户人家,男主人都是县里有头有脸的官员,一家的姑娘考上宁武中学,斯斯文文,大大方方,留着长长的辫子,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反正我刚刚学会说话就懂得亲切地叫人家姐姐,但不记人家答理过我没有。另一家是个儿子,长得虎虎生气,就是读书不争气,他爸虽有职有权可也没一点脾气,只好送他回乡务农去了。当我再见到他时已是文革后期,他已变成一个粗糙木呐的中年人,他带着妻儿到城里看病就吃住在我们家里,我几次想叫他哥,可就是发不出声来,因为我看到他也不好意思叫我父亲一声叔,好象他长得比我父亲还老面,你说能好意思吗? </font></div><div><font color="#167efb"> 那时候的宁武中学面对晋西北好几个县招生,门槛很高。谁家孩子要是考上宁武中学了,那真是一人神气全家光荣呵。再看没有考上的,说不好就是灰头土脸,姥爷不亲舅舅不爱,有的上了半工半读的民办中学,有的返乡劳动,还有的早早混入社会。很显然,人们对上了宁武中学的孩子是要高看一眼的。 </font></div><h3><font color="#167efb"> 宁武中学的大门楼子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建筑物,那时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有气派最具魅力的学府门第。直到后来出去到大专院校深造,近几年又去过许多国内名校短期学习,也到过一些海外院校甚或是贵族学校、旧时书院访问参观,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我心中的宁武中学校门,还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中比较一番。我以为,即使与一些举世闻名的学府书院相比,宁武中学的老校门、老校园也足够厚重、毫不逊色。 </font></h3> <h3><font color="#167efb">  事实上,对宁武中学更感神秘的还是积淀在那大门楼子里头的文化。记得在文革破四旧以后,有一天我妈不知从哪里带回几本书刊准备打鞋样,我一看其封面有被烧过的痕迹,用手翻便一块一块往下掉,但里面目录边“宁武中学图书室“的印迹却清晰可见,便试着翻了几页,上面的图文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记着这是几本文学研究和名族艺术方面的刊物。我凭着小学一、二年级的认知,一边翻字典,一边瞎蒙,硬是读完了这几本“闲书”。我从中知道了一些很神奇的知识,如山西地方戏有四大梆子,北路梆子的唱腔因源于山西北部古战场,结合凄厉的军号声、战场的嘶杀声及将士牺牲后妻女的嚎啕声,而形成高亢、悠长、雄劲、舒情等特点……还有歌颂内蒙古民族英雄噶达梅林的长调以及可能会失传的民族技艺呼麦,云南的美丽传说阿诗玛和傣族歌王康朗甩的作品等等,我从中感受到文化的深远广博和无穷魅力。这可能是我记忆中最早的艺术启蒙,直至几十年后我去云南,席间随意说出康朗甩的名字,在座的当地朋友都感到十分吃惊。当然这是后话,我想说的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连宁武这种封闭落后的小地方也弄得鸡飞狗跳,宁武中学这点“家底”被折腾的令人心痛,而我却“因祸得福”,慢慢地悟出一个聪明人不必想就懂得的道理,这就是学校有书,有好多有意思的书,是一个能真正读书的地方。 </font></h3><h3><font color="#167efb"> 不过,从此以后因为看“闲书”惹了不少麻烦,当然与“宁武中学”又脱不了干系。 记得1970年以后,有个邻居大男孩“退班生”到了我们班,我是班长当然就得和他“一帮一、一对红”,我俩住在一个大院,上下学都相跟着,他偷偷告诉我说他姐有好多书,还要我不敢告诉别人。我早就听大人们说他姐是宁武中学高材生,如果不是“文革”肯定会考上大学的。一天中午放学后他领我到了他家,趁他姐不在,就打开一个大木箱,我爬上去一看,哇!书真多,都是当时已被“一扫光”的“牛鬼蛇神”呀!我真好奇,但有言为定,我只能看一眼却不能动手去翻书,况且箱子里还有许多他姐姐穿的用的东西。这时候我妈等我放学这么长时间还不回家,就着急的一边找、一边喊我。我当时心情怚丧极了。他看我要走,可能是动了一点测隐之心,就顺手拿了一本书塞进我的书包。下午上学第一节课是音乐课,也没什么课本,就是老师拉着风琴教我们唱歌,好象是唱“阿佤人民唱新歌”。不是吹,唱歌是我的强项,平时音乐老师对我很好。可这天上课却换了一个新老师,我听他唱的很吃力就走神了,将手伸进书包一摸,恰好摸到同学中午塞给的那本书,偷偷抽出来一看书皮上正好印着“宁武中学图书室”的印章,我眼睛为之一亮,就不管不顾地翻看起来。这是一本竖排版的《三国演义》中的《火烧赤壁》,一看便放不下来,尽管我坐在第一排,老师的风琴就在我头顶轰呜,但我还是被书中刘备、曹操、周瑜、黄盖等人物故事深深吸引去了……直到老师从手中把书夺走,我才仿佛意识到要大祸临头。要知道那是什么时候,这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铁证如山,岂可抵赖?但说心里话我并不觉得十分可怕,一是年纪虽小但从“四清”再到“文革”,亲眼见到父母受过的人身污辱,无非就是没面子、没尊严吧。况且一个小地方你整我、我整你,多少年过去还能有几个清白的呢?二来平时老师们待我不错,心想有可能会网开一面吧。但我心疼这本书,怕被当成毒草烧掉或被没收,也不知该如何面对借我书的那位同学,当然我是绝对不会说出书是从他那里借来的,尽管他在下面早被吓坏了,可当时他什么也没说。终于等来下课铃声,但教室里一改以往课间的喧闹,给人以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font></h3> <h3><font color="#167efb">  事情就是这么凑巧。第二节课正好是“政治”,只见政治老师怒气冲冲地跨上讲台,从教案夹中抽出一本书,一边喊我名字一边说着“火烧赤壁”,我立刻站起来低下头,摆出一副接受批判的样子,这时候真有一种魂飞魄散的感觉。整整一节课我都不知老师说了什么,也没敢抬头看看他的尊容,直到下课铃响了,才听到他说:“今天我们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政治教育课,大家说这本书该怎么处理?”有的同学就起哄说:“把书烧掉!”老师又问:“还有什么办法”?大家就都不作声了。这时候只听老师慢悠悠地说:“我看呀,就不要火烧赤壁啦,但要火烧思想,大家说好不好?”同学们又说:“好!”老师就指着我严肃地说:“你两天之内给我写三千字的检查!”当时我最多是上到小学四年级,让写三千字的检查不是要我的小命嘛,但不管怎样还是庆幸书被保留下来了。一连两天,一回家我就装出一副写作业的样子,写了撕,撕了又写,除了“检查”二字什么都写不出来,好在当时的家长都很少检查作业,我妈还怕我写作业累坏身体反复催促我早点休息呢。直到不知什么时候天昏地暗间突然灵光一闪才迸出一个好主意来。那时候人们爱说:遇到困难怎么办,主席著作里找答案。嗨,我还真得找到了一个好答案,弄得老师哭笑不得还暗夸我“聪明”。当政治老师看到我写的“检查”时一下就楞住了,我写自己的错误时引用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下面又大段大段地抄写语录。说到这本书是毒草时,怎么也弄不懂毒在哪里,这就想到以前老师曾讲过的罂粟花,外表花很漂亮内里毒性却很大。我就理解为好看的书就是毒草,越好看毒性越大。这时我就抄一段语录:“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写改正错误时,先表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面又抄了很多语录,最后还引用老人家的话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当然还有一句是给自己找出路的,大意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不怕犯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看着我用三百多格的稿纸满满写了十页的“检查”,开始时老师黑着脸不说话,后来终于绷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老师看看左右,拉开办公桌抽屉,从里面拿出那本书,又用手在“宁武中学图书室”那块地方轻轻地抚了一下,暖暖地告我说:“你在音乐课上看闲书是不对的。不过拿回去吧,甭惹事,再不敢往学校带啦”。此时此刻我真是泪崩了,坐了一番过山车后才真正读懂了老师的苦心。事实上老师为我担了很大风险,因为我知道他还是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不然怎么会给我们带政治课呢! </font></h3><h3><font color="#167efb"> 那时候人们能偷偷看到的书很多是从宁武中学“破四旧”弄出来的。记得上初中时我同桌女同学就经常悄悄地拿给我书看,有些破损严重的书也隐隐约约有那个十分熟悉的印迹。那时候男女同学之间是不说话的,但因为她给我书看,我们就有点交流。直到后来某一日班里重排座位,我是班长她是班委,当然不能坐在一起,老师就让她和一名比较淘气的男生同桌,她一急之下哭了,这时在同学们中间就传说我俩如何如何,这让她更生气了。但过后我的书桌里还会经常出现新书,我知道是她放下的,看完后又用同样的方式还给她。直到我们真正升入宁武中学,并都在学校宣传队活动,后来又一起上山下乡到了一个林场,但我们的友情却始终定格在少年时代这段难忘的“传书”上。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和原因,当我在宁武中学期间,总是想寻找一些与我记忆或想象相吻合的东西,当然有些似乎找到了有些却大失所望。 </font></h3> <h3><font color="#167efb">  我在宁武中学高中的两年时光,正是中国社会酝酿巨变、“十月惊雷”发生前夜最深沉的岁月。1974年1月入学,1976年在学校设的灵堂前给周总理戴完白花后毕业离校。两年间该上的数理化语文英语政治等课程基本都上了,但实际上主课只有一门,就是劳动。除了学工学农,还为学校修了操场、建了砖场、办了硫酸厂。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在砖场的土崖上挖土,刚刚离开几分钟崖头就塌了下来,吓得我出了一声冷汗,就悄悄嘀咕: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可……。还没等回过神来,就传来一个斩钉截铁的声音:“读书是学习,实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这是一幕那时候常常上演的恶作剧,现在想来真是对毛主席老人家最大的曲解和不恭。但当时就是这样,强者善辩,“真理”就低眉顺眼地站在那边,我自认倒霉,只好埋头苦干,将功赎罪。想想宁武中学几年来拆了门楼子安上铁门子,县里占了学校体育场却让学生挖山建操场,中小学生经常背城砖,把一个好端端的凤凰古城拆得破败不堪,而把学校却盖得如鸡舍一般……最可悲的是这些破坏文化的事情竟发生在此地最有文化最不该发生的地方,它给我的心理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令人担忧的是,直到如今在一些城乡的大拆大建中依然可以看到这个影子,法治的力量总是难以遏制有的人“瞎折腾”的权力冲动,那些似曾相识的“作为”总会贴上漂亮的标签,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某种恶的破坏性基因似乎还在不安地潜伏着,随时都在窥探寻找可能裂变的最佳时机……沉湎于浮华、焦躁和健忘、自慰的人们啊,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里,我们应当时刻保持警醒啊! </font></h3><h3><font color="#167efb"> 再把话题拉回来说,我对宁武中学最难忘的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那些命运多舛却不改初心的老先生们。他们每个人落难时的命运并不由自已,但身处逆境时那种“苟利国家生与死,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和担当,在今天看来却是那样的纯粹,那样的执着,那样的难得。就举几个教过我的老师的例子吧。 <br> ——解永廉老师,当年已73岁高龄,虽耳朵有点背,但口齿清楚,身板笔挺,语言生动,逻辑慎密,讲到忘情处常常手舞足蹈,引得学生们捧腹大笑。老人独自住着一间很小的房子,既当宿舍又能办公,除了上教室、上食堂、上厕所,其他时间就坐在这间堆满书籍的小屋里,一手拿着放大镜,一书握笔批改学生作文,有时坐久了,就站起来打打太极舒展一下身体。他因在旧社会上过大学又任过軍职,自然就成了历次运动跑不掉的“运动员”。但解老师那种慈爱仁厚的风范、通古知今的学养、超然谈定的神情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令人感动,令人敬佩。在那个文化沙漠化的年代,谢老师的小屋就成了我心灵的一片绿洲。 </font></h3><h3><font color="#167efb"> ——欧阳绛老师,曾经是一位大科学家的研究生,因右派身份和夫人的社会关系被“扔”到了宁武,在宁武中学给我们教数学,先生每节课写的板书都可以说是一篇完整的论文。他在教学的同时,克服困难,潜心科学研究和理论探索,却遭到有些人的冷嘲热讽,但先生并不以为然,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欧阳老师特别关心学生,在他即将调离宁武之际,还亲自找到我家里劝我要把眼光放远点,好好读书。此时我正在林校当差,心灰意冷,竟没有悟懂先生的用意。就在这一年高考开始了,我榜上无名,很是愧对先生教诲。</font></h3> <h3><font color="#167efb">  ——余敦礼老师,她与丈夫甘老师从巴山蜀水来到山西,因历史问题吃尽苦头。我以为余老师讲得生物课,如果有人敢说她是第二就没有第一。她让我担任课代表,我有机会经常进到生物标本室、实验室,使我纳闷的是,文革时期宁武中学那么乱,好些图书教具被烧毁损坏了,余老师本人也受到不公平待遇,但这些生物教学设备却为何会幸免于难呢?余老师讲课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和学生互动,生物虽然在当时叫农业课,除了根茎叶花果实没什么太多的内容,但学生们却就是喜欢上这门课,因为在和余老师交流中增长好多知识,大家感到十分快乐。 </font></h3><h3><font color="#167efb"> ——刘文兰老师,出身名门、漂亮优雅,因家庭出身和历史问题受到迫害。以前她教俄文,我们上学时改教了英语,还给我们当过一个学期班主任。那时候好多受过批斗的人都不敢说话,但刘老师照样敢说敢管。就在三十多年后的某一天,我在太原五一路的一处公交车站遇到了刘老师。老人家已背驼了,但却耳聪目明,开口就说出了我的名字,还告诉我,她早已调回太原,并且退休多年,现在要去东山给一个学校上课。当我把老人家扶上公交车时,看着她那满头华发和佝偻着的身体,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溢了出来…… <br> 屈指一算,从宁武中学毕业已整整四十年了,说实话我从来没再回校园一次。差不多在我毕业不久,教过我的老师、我熟悉的老师,或落实政策或离休退休或工作调动都相继离开了这里,我不知回去看谁?就连我入学时十分年轻优秀的班主任杨素珍老师也离校深造,后来成为享誉三晋的山大附中校长;给我们讲过语文课的曹俊老师调入太原,现在是省城教育界的顶级名师…… <br>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此时此际,我体味不到桃花的笑意、春风的柔情,真不知该为我的母校骄傲还是痛心?扪心自问,我们可曾珍惜过那曾经拥有的美好,对那些把青春和智慧无私奉献给这里的人们,可曾给予过他们应有的尊重和足够的包容?<br> 前几年听说有几位前辈校友组织了一次校庆活动,还为修复学校的古建筑文庙发起募捐,祈盼母校紫气东来、风水轮回、重续文脉、再现风采。如果可从1913年省立五中建校时算起的话,宁武中学已是百年老校,应当叶茂枝繁,硕果累累。就从1955年重新建校开始,六十年的办学也已桃李成蹊、令人称道。但看一眼外面的世界,想一想现实的差别,思之再三,总觉得似乎还缺失了点什么。有时在想,图书毁了可以重置,门楼拆了可以重建,文庙能够修旧如旧,再建一些体面的校舍也应该不成问题,但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多做一些尊重知识人才、重塑学校灵魂的事情,把当年那种兴学之道、创新基因和人文精神继承并发扬光大呢? <br>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灵山秀水孕育的宁武儿女从来不乏创造历史的梦想,也从来不失征服未来的激情,关键需要更多脚踏实地的付出,只要找准学校振兴崛起的方向,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就一定能够寻找回那曾经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并创造出新的境界、新的辉煌!<br> (2016年12月12日晨于太原 </font></h3><h3><font color="#167efb"> 2016年12月16日子夜改定)</font></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