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风采》九【庞红的故事】（原创）

晴岚

　　编辑：杨玉珍（上图），生于1960年3月，毕业于山西大学汉语言本科，1979年当兵时在28军84师宣传队，后到84师医院工作，从部队回地方后从事教育工作直到退休。

作者：庞红（上图），生于1951年2月。军二代，1968年当兵在55军141野战医院，1979年带病参加自卫反击战，荣立三等功，战后评六级伤残，在部队退休。

　　今天上午我把我写的《军人风采》八【向元兵的故事】发到了一个叫“红后韵军…享平台”的战友群里，得到了许多战友的好评。说实话，一个搞写作的人，最大的快事莫过于别人对你文章的肯定了，正在我心里暗喜时，群里突然有个叫庞红的穿军装的女兵微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写女兵的故事？我当然愿意写了，于是就加了她微信。加微信后，庞红给我发了她写的十六集她参加自卫反击战时的故事，我被庞红姐的故事感动的不能自己，便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开始编辑。庞红姐的故事很长，我挑选了一些重点在这里整理编辑呈现给大家。

　　1979年2月17日清晨，六点二十五分， 瞬间，只见天际一派闪电，照亮了整个晨空，随着闪电，巨大轰响接踵而来，开始还能分清声音，须臾之间便只听得一片厚重的轰响：轰轰隆隆……轰轰隆隆……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在三千里长的战线上同时打响！刹那之间万炮齐鸣，惊雷四起，大地一片火海，爆炸声响彻云霄，一个个灿烂的火球向敌方倾泻而去，大小山谷灌满雷鸣，和着远处的轰响混为一体滾向天际。这惊天动地的雷声把我们宿舍里几十名女兵震醒，大家顾不得梳洗，跑到外面兴奋地大喊：“打了，打了，狠狠地打这群混蛋！”那时的天空一片火光，万炮齐发， 山崩地裂，当我们还处在一场大战开始时那种极其震撼的感觉中没有完全清醒过来时，大部队攻击前的炮火准备延伸了，我们知道，对医护人员的考验马上就要来到了，这时医院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着伤员的到来……

　　我们足足等了一天，下午四点多伤员送来了。几十辆解放牌卡车排着队缓缓地开来了，将近四百名伤员一下子涌进我们这小小的野战医院中转站，原来准备的计划全打乱了！大家七手八脚都想尽快把伤员抬下车，检查分类后送往各个科室救治。几十辆卡车排在路边，只有快速分完才不耽误救治。我们分类组只有两位医生、两位护士，还有一名刚入伍的新兵杨海萍，就是每人负责一辆车人手也不够用呀！在这燃眉之急时，化验科的李秀琴、覃日哉，放射科的邓梦祥、叶少南战友都上车来帮忙了，真是雪中送炭，感谢这些好兄弟姐妹们！

　　当我们蹬上送伤员的卡车车厢时，亲眼所见那车上铺垫的带血的稻草，一车车横躺着的伤兵，血肉模糊、混身泥水……令我们揪心地疼，我一边检查伤员的情况，一边止不住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心里在暗暗的告诫自己，不许流泪！尽快的把伤员的情况摸清楚好送往各个科室急救。我战前因高烧不退导致的浑身无力荡然无存，和大家一起像打了强心剂似的抓住卡车后档板一跃就上去了，放平担架，两人一组尽量平稳地把伤员抬下来，马上分类、填伤票……想想要把将近四百名伤员抬下来，我们要蹬上跳下多少次？胳膊肿了、腿上碰得青一块紫一块的，都全然不顾，根本就感觉不到疼痛，大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些伤员尽快的对症安排到各个科室进行抢救！

　　医护人员真正的开始忙碌，应该是随着伤员搬下车送进医院才刚刚开始！手术组，在他们想尽办法开设的六个手术台上同时开始了紧张的手术。战场手术救命第一，于是伤情最危重的伤员被首先抬上手术台，我们本院的军医加上广西中医院支援前线的专家都在不停地工作，谁知道这一开始就是连续不断的三天三夜！伤员源源不断送进来，手术一刻不停的做下去。抗休克组这时也以最快速度给伤员建立了静脉通道，开始生命体征的各项观察记录，她们还抽空马不停蹄的为满身是血水和泥土的伤员做着清理工作，因为这些战士从前线送下来时已经完全成了泥人，血人，有些连容貌都看不出来了！

　　轻伤组那边的情况也及不乐观！她们的工作甚至更加忙碌。一下子送来三百多个伤员，医生可只有五、六个，每名医生要分管几十个伤员，但是大家忙而不乱，紧张有序的相互配合，飞快地开展各项工作。检查、开单、治疗，在放射科、化验科等各个科室的有力配合下，伤员们迅速得到治疗和安顿。我们分类组是最先忙碌起来的，先对伤员的伤情做一个初步的检查和判断，然后填写伤票：姓名、血型、年龄，伤情的轻、中、重，标记得清清楚楚。一个多小时分完了近四百名伤员。伤员太多住的地方不够了，把医护人员男同志的房子腾出来还是不够住，于是立即搭起了五顶野战帐篷，这才安排好第一批伤员。一阵忙乱后分类组总算是安全地渡过了还击战打响后的第一天……

　　第二天一早我继续巡视着，看到一个伤员趴在床上，屁股上的棉垫敷料被血水浸透了，揭开敷料一看，屁股上的两块肉被炮弹片削掉了，血水不停地往外流。我和医生说:“这个病人要处理一下。”当班的医生也忙晕了，开了两支止血敏注射，就没下文了……我一看这样可不行，这里都是内科医生，没有外科医生有经验。于是我找到了廖教导员，建议她让做完手术后所有休息的外科医生全部到轻伤组，检查处理所有伤员的伤情，避免不必要的伤残和死亡率。下午，我再巡视到轻伤组时，看到我们医院下了手术台的外科医生全部都在为伤员处理伤口，我感到很欣慰，我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并很快得到了实施。

　　在后来的巡视时，我又看到一个腹部贯通伤的小战士，他紧皱着眉头，死死咬住嘴唇，眼睛里含着泪水。我检查了一下，发现他肚皮是扁扁的，子弹却从左边肚皮穿过，右边肚皮出来，既没伤到内脏，也没伤到骨盆上两边的髂骨。这让我松了一口气，这颗子弹打得可真有水平，小战士没有危险，也不会致残。我笑着安慰小战士：“这点伤没问题，很快就能好的，不耽误你将来娶媳妇。”小战士感激地带着哭声说了句：“谢谢你了，护士姐姐！”

 然而接下来当我看到一个双眼包着纱布的伤员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只见他摸索着往外走，我赶紧上前扶住他，问：“是不是去厕所？”他不好意思地说：“我自己能行，慢慢摸着可以去。”我说：“不要紧，我扶你过去后就在门口等你。”他听了我的话，就让我扶着慢慢地走向厕所，随后我又再扶他回来。此后，我只要有时间就去照顾这位双目受伤的战士，直到他转往后方医院。

当时我想，没有眼睛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啊！谁能想到这样的事情竟然在一个多月后差点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在巡视中我还发现，伤员中颅脑伤占的比例很大（这种情况随着战争的发展迅速得到改善）。七十年代我国才刚刚从文革中恢复，军队多年没有打仗，加上“左”的思潮还相当盛行，所以钢盔这种防护性的单兵装备还没有发到大部分部队。由此造成许多战士在火线头部负伤，而这种致命的战伤往往夺去了战士们年轻的生命或者造成终身残疾。医院的一位老护士钟碧欢看的心惊胆战，眼里含着泪说:“我儿子大了当兵，如果上战场没有发钢盔，我一定自己给他买！”

从战场上活着走下来的战友，不是幸运者，而是幸存者……这种幸存者付出的代价就是伤残和鲜血！

　　在这里我要说说我的朋友、同学兼战友罗玮光（上图），她一个人管三台手术床的麻醉，这要是说给如今和平时期的医务人员听，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这都成超人了！但是，这的确是事实。当时广西中医院来了一个手术组帮助工作，医护人员从2月17日晚上开始，连续做了三天三夜的手术，全部人员没有出过手术室的门，战友王素芳（上图）、王爱玲都一样三个日夜没合眼，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钢是在烈火和急剧冷却里锻炼出来的，所以才能坚硬和什么都不怕。我们这一代军人也是这样在战场上和可怕的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学会了不在困难面前屈服。

（贾晓虹）

　　我们医院的“院花”贾晓虹（上图）也分在手术组，她当时负责为正在做手术的伤员“加压输血”。所谓“加压输血”就是因为伤员在手术中失血量大，失血速度快，常规输血的量和速度都无法确保伤员的安全，因此必须由一位护士用手指揑住输血管的上端，不停地往下捋，以此增加输血管压力，加快输血的速度，保证手术安全完成。人要长时间的保持一种姿势，一个动作（还不能变形）需要多大的毅力啊？何况这还是在作战时期，连续十几，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甚至连吃饭的空隙都挤不出来，晓虹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坚持了三天三夜，最后终于体力不支坐着就睡着了……负责麻醉的罗玮光见状大喝：“晓虹你干什么，不能停！”贾晓虹一个激灵醒过来，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赶紧继续手上的工作。事后晓虹委屈地对大家说：“我打小在家就没有被人呵斥过，那天玮光把我吓坏了。”

　　器材消毒供应组组长李玉珍，组员宋小挺是“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宋学义的女儿，还有一个刚入伍的新兵。那个新兵还不适应这么高强度的连续作战，一边洗刷着注射器，累的一边就睡着了。她们组里那个一米多高的高压消毒锅24小时不停地烧着，保证了大量手术包的供应，注射器的周转和棉签的使用。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来清洗、制作、消毒！还有一些常用药品的供应，让负责药品采购的战友姜萍跑遍了宁明县城的大街小巷找着买这些药。为了抢救战友，让每一位伤员尽快康复，大家真的都是在拚了命的工作！虽然我们没有到战斗的最前沿，但是，我们从事着这微不足道的工作，平凡、卑微。虽然我们的舞台很小很小，但是我们全情投入，倾情而舞，舞出了自己的境界，舞出了军人的风采，这样的事业，又何尝不是伟大的呢？

　　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天近中午时送来了一车伤员，我忙完了这一车伤员的分类后，就带着三个司机去饭堂吃饭。在吃饭时听见他们一口的山西腔说:“没有醋，不好吃。”我听后偷偷地笑了笑，没出声回到宿舍里拿了一瓶老陈醋，一瓶桂林辣椒酱。这三个战士一看有醋，眼里立即放出光来，吃得非常高兴！并说这是开战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吃完饭后问我是不是老乡？我说不是。他们说：“不是山西人为什么有老陈醋呢？你肯定是老乡！”（其实我那时是因为有病，吃不下饭，买了醋和辣椒酱，吃一点为了刺激食欲的）见瞒不住他们，我就认了这几个突然出现的老乡。我是没有老乡观念的人，部队也一贯反对大家乱拉老乡，我只是觉得在宁明这个地方，在打仗这么个特殊环境，碰到几个想吃醋的老乡，真是一种缘分！他们第二次运伤员来时，还给我拉来了三个空炮弹壳。一个是85榴弹炮壳，一个是高射机枪弹壳，还有一个矮矮粗粗的弹壳，不知是什么炮弹。我把这三个弹壳放好，算是这场战争的纪念品吧。可惜在宣布撤军后，这些战利品全部上交了，那时候我已经病重后送到了南宁303医院昏迷不醒了。但这几个有纪念意义的战利品还是被战友们上交了，这三发空弹壳却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虽然不知道这三个年轻可爱的小老乡战友叫什么名字，但我一直想念他们，你们在家乡还好吗？知道吗？在南方广州，还有一个战友老姐姐一直在牵挂着你们呢！



　　记得当年看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当那些可爱的苏联女兵一个个在战斗中牺牲，不禁感到很惋惜，也了解了战争的残酷。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然而，从国内革命战争到八年抗击日本鬼子的侵略，再到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哪一次没有女人的身影！年轻的姑娘们是战地医院里主力的主力。我们医院的女兵基本上都是军人或干部家庭的子女，这也是那个年代的特点。女兵大多是1968年-1971年入伍的，出生年月有的是1956年或1957年，打仗时也才22～23岁，多小的年龄啊，有的身高才150公分！可在残酷的战争中，救死扶伤的关键时刻，她们个个都是独挡一面的高手！

　　在我们医院的各个岗位中，抗休克组担子很重，那里都是重伤员，稍有不慎，这些从火线上抢救下来的战友就可能在野战医院失去生命！我们二所的王世保、孙宁桂、安信华和三所的蔡慧如等几位战友都是抗休克组的主力，她们每天面对大量重伤休克的伤员，紧张地工作，细致观察，不漏过一丝一毫危险的征兆，送走一批又迎来一批……没日没夜废寝忘食的工作着，两个战役下来没有牺牲一个战友。今天说起来可能只是一句话，可是经历过那些日子的军人都知道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了不起的事啊！如果没有忘我的精神，稍一放松或懈怠，受伤的战友很可能就永远不能再睁开眼睛了。感谢这些年轻的姑娘们，为了从死神手中夺回战友，她们为医院的集体三等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开战后的第三天，通知我们向后方转送一百多名伤员，要求十点以前送到车站。我们这里有四百多伤病员啊，先送哪些伤员走呢？经过研究，医院决定先把重伤员和轻伤员送走，这样决定的依据是：重伤员危险，自然要送到后方治疗；而轻伤员好得快，可以很快痊愈，这样医院可以有床位周转接收新来的伤员。我们到车站后，只见接伤员的列车也刚进站，这些都是老式的绿皮车，并非医疗专用的车厢。轻伤员可以自己上车，而重伤员的担架就上不去了，在狭窄的通道里，担架根本不能转弯，所以只能从窗口往上抬了。这个办法还行，我们把伤员一个个从窗口抬上去，车厢里再安排两个人接着，重伤员上去后都安排到中铺和上铺。（注：缺胳膊少腿的伤员安排中、上铺，危重伤员安排下铺，轻伤员安排下铺四人一床。）站台上有许多当地干活的民工，见我们这些担架员和小女兵正在非常吃力地运送伤员，他们马上自发组织起来，帮着我们往车厢里运送伤员，有了他们的帮助，伤员的搬运工作就快多了。这些民工们第一眼见到缺胳膊少腿的年轻战士们，明显被震撼了！他们一边帮我们抬伤员，一边流着眼泪痛骂越南鬼子的忘恩负义。那个场面，确实让我们这些已经对鲜血和触目惊心的伤口都有点麻木了的女战士们，也热泪盈眶了！就这样我们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伤员。

　　那次友邻医院带队的是个女干部，她们的伤员送到后，就要把氧气管输液管拔下来拿走。我一看说：“不行，不能拔，伤员出了事怎么办？”我话音未落对方马上叫喊道：“庞红，你在这里啊！”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入伍前同年级的同学黄小冰，我们竟然在前线碰上了。她告诉我：“在前方这些东西消耗太大，不拿回去就没有用的了，到时再怎么抢救伤员啊！”我见她也有难处，就说：“你别拔这个，我这就去给你拿没用过的。”我们医院的战备物资准备的较充分，所以上级指挥机关就把我们这个野战医院放在了二线医院的位置上，反而接收驻军医院的伤员。小冰她们几个接过了我给她们的氧气管和输液管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几十年一转眼过去了，如今我们同学聚会时，小冰还总是会讲起那次在战场的偶遇呢……

（文彬副院长）

记得开战几天后，传来一份通报，内容是我部有一个师医院被越南特工端掉了，医院的人全部牺牲，女兵死得很惨……不用讲明大家心里都清楚“死得很惨”是什么意思……这个消息顿时让大家都紧张起来了。此后，所有来医院的人都被我们带着怀疑地眼光死死盯住！第一次，来的是一个军区后勤部医疗器械科科长。东北人，高高的个头黑黑的脸，到了我们院里什么也不说，也不说找谁？他只是东张西望的到处看，这当然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于是几个人立即一起围了上去开始盘问他。直到这时他才开口说话了，他说：“怎么，把我当特工了？越南人有长我这样的吗？你们这些女兵就这眼力还想抓特工？！”他不但不表扬我们的警惕性高，反而把我们批了一通，真丧气！但是特工的阴影太重了，我们不管是否会再次丢脸，仍然提高着警惕。第二天又来了一个军人，个子瘦瘦小小的戴着眼镜，一来就要找院领导。关键是他背着个短把卡宾枪，这枪在外国电影里见过，国内还真没有。这让我们不得不怀疑他是人是鬼？我们警惕地盯着他，看他要干什么？他问我话，说要找院领导，我就问他有什么事？要先告诉我们。正说着，文副院长（上图）自己出来和他搭上话了！这个人走了以后，放射科的叶少南很严肃地去和文副院长谈话。叶说：以后来人你不能先见，让“军长”先见，确认没有危险你再出来见面。

（叶少南）

　　“军长”是我们院里一个男护士，个子矮胖矮胖的，头又大大的，不知何人送了他个“军长”绰号，他的真名我却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姓梁，但是这个“军长”的称谓我肯定会记一辈子。叶少南的意思我们都明白，防止特工的偷袭，首先要保护好医院的最高领导，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小叶和文副院长说着话，我们在旁边帮腔的几个快笑翻了，只见“军长”大人在一边哭笑不得地站着，任大家开他的玩笑！不过还好，我们始终没有碰到过特工的袭击。

 当天晚上，又通知我们送伤员，这次要送几百人，我很高兴，虽然一次送几百人，可想而知接下来我们的工作会有多么艰巨。但是，受伤的战友们却因此能得到更好的医疗保障，这让我们非常欣慰！所以完全忘记了随之而来的艰苦劳动。随车到了车站，只见一列新式的医疗专用列车停在铁轨上，据说是抗美援朝时期制造的卫生专用列车，我们正急着往车上抬伤员，看到了一个人上半身趴在车窗外大喊：“庞红，庞红！有庞红这个人吗？”我大声回答说：“有！你是谁？”她介绍自己是189医院的，你妹妹问你好，让你注意身体！我的妹妹庞平就在那个医院，这次也上前线参战了。我就请这位传话的战友转告庞平：“我没有时间去看她，自己保重身体！”就这样，通过别人的嘴，我们姐妹在战场上间接地讲了几句话。可是没有想到，十几天后我们姐妹再见时，我的眼睛却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

　　新列车很方便运送伤员，门开在列车的中间，上下铺在车厢的两边，中间方便医护人员巡视观察病情。条件是越来越好了，随着战争的进行，医疗器械也在更新着，不变的就是我们这些医务人员。我们日复一日地工作着，吃饭、睡觉都只能抽空，完全没有准点了。除此之外，我们的所有时间全部在病房，在伤员的身边……我在想，人生中最永恒的幸福就是平凡，这平凡的工作让我执着，也是我的一种精神寄托！

只有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才真正会明白什么叫兄弟，什么叫战友！生死一念间，值与不值在于那种血与火炼成的战友情谊。

意外总是在不规范的操作中发生的，带来的后果就是：轻则伤残，重则死亡！第四天上午，又通知我们后送一批伤员，大家把要后送的伤员送上汽车前往火车站，刚走到途中，迎面开来了一辆解放牌卡车，车上传来了一个人的惨叫声，那声音听着都瘆人！这是怎么了？我赶紧下车，到那辆车上看看是什么情况，一看我也吓了一跳，原来是一个战士汽油烧伤，身上烧得衣服只有腋下几块布，腿上的皮肤烧得如同小叶桉树脱皮一样。伤员惨叫着，这种烧伤造成的疼痛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赶紧指挥车辆让开路，让这辆送伤员的车直接开到了手术组。

（黄金强主治医生）

　　手术室的同志们正在紧张地工作着，突然送来了这个烧伤的伤员，他们马上分出人手来先处理他。在这里我必须介绍一下手术室的情况，这里除了我们本院的医生：黄金强（上图）主治医生，黄大明医生，还有罗玮光麻醉师，王素芳、贾晓虹、韩容琴、王爱玲等几个护士外，上级又给我们增配了广西中医院附属医院的一个手术组，其中有神经外科，骨科，普外的副主任医生。这个神经外科的副主任，他刚进修回来，曾在一年中就做过四百多例颅脑手术，一天常常要做两台以上的手术。这些专家级的资深医生太可贵了，他们都具备了非常专业的临床救治经验！

 说实话，部队的野战医院医务人员虽然对战友感情深，意志坚定，行动果敢，但是专业技术水平都不太高。而这批来自地方的高素质医生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尖子精英，他们不仅同样具备对军人的深厚感情，而且医术精湛。这次许多危重的颅脑伤，全身多处复合伤的伤员，都是在他们的指导协助下顺利完成救治的！手术组经常是连续手术几天几夜，没时间吃饭，就把缴获来的法国奶粉冲得浓浓的喝下充饥，站立的时间太长，脚痛的站不住了，几个女同志就跪在地上工作。

　　有一天，来了一个“气性坏疽”伤员，这种病也叫战伤传染病，死亡率极高。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只能马上给他做高位截肢手术，为了确保不会发生蔓延感染，连骨盆都切掉了一部分。这条切下来的腿包好后，拿到外面的空地上，找了几个民工挖了个坑埋葬处置了。手术室外的一条水沟，已经被每天流出的血水染成红色的小溪……开战几天后，伤员们来得比前几天少了，于是医护人员稍微闲了就可以躺在担架上，或者干脆就躺在地上睡一会儿，大家谁也不讲究了，到处的血迹和污渍战友们也无暇顾及，因为实在是太累了！铁打的汉子也经不住几天几夜的连续作战啊，何况还都是一些正值花季的小女兵呢？至今为止，我仍然忘不了那位烧伤的年轻战友，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他还能活得下来吗？可怜的年轻人！但愿你能挺过来！



（庞红的爱人阎纯，曾经也是军人，和庞红一个部队。）

　　处理完烧伤的病人，我又急忙赶到火车站检查后送伤员的工作。这毕竟是在两个医院之间交接伤员啊，千万不能出错。每到这时，我耳边就会想起曾经也是和我一个部队的老公（上图）说的那句话：“你工作一定要认真！别让这些战友没有牺牲在阵地上，却死在你们这些医护人员的手上！”所以我对工作是万分的认真！我们这是个分所制的野战医院，在医院时也分內科、外科、心内科、传染科、骨科等科室，但院领导仍要求所有的医务人员都要学会基本的外科处理方法。

在宁明，我们是中转医院，要接收前方的157，177等几个驻军医院送来的六个军的伤员，除了广州军区所属第55、41、42三个军的伤员，还要接收来自河南的第43军和来自四川的第50军，还有一个54军不知从哪里来的。这些内地省份过来的部队，战士们大多是北方人，个头高大身材魁梧。受伤后躺在担架上两只胳膊都放不下，搭拉在担架下。我搬伤员时只能让他用手钩住我的脖子，我再搬他的脖子，另外来一个人搬他的腿和臀部，可没想到，我自己的那点力气根本无法搬起这些伤员，反而往往是他们把我拉倒了。除了这些伤员身材高大的原因外，还有就是我自己在连续发烧，高强度的工作了几天之后，真的到了精疲力尽的程度了，后来完全是靠胸中的一口气在撑着！

　　下午我到抗休克组去探望那位烧伤的战友，只见他已全身缠满了绷带，陷入深深的昏迷中。我不禁十分担心：就是在烧伤专科医院这么重的烧伤病人也难以治愈，何况是在现在条件这么简陋的野战医院里？年轻的战友在与死神的搏斗中，你能闯过后面那一个个的难关吗？即使是马上就能后送，但是面对如此大面积烧伤的伤员，你又能及时得到最好的治疗吗？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部队战区的直升飞机很快就把他后送了，而在这架直升飞机上，负责后送伤员的又刚好是我的嫂子！我就问了问他烧伤的原因：他是一名司机，在保养车时，车发动不起来，他就从旁边的汽油桶里装了一碗油，往车上的一个管子里慢慢倒进去发动汽车。没想到起了火花，一碗油着火了，旁边就是油桶，他踢了一脚油桶，原本是想把油桶踢远一点，没想到桶里的油洒了自己一身，碗里的油又着了火，一下子全身燃起了熊熊大火，旁边的战友扑救也来不及了，衣服全烧光、皮肤烧得也开裂了，真是惨啊！幸亏汽车没着火，不然就火烧连营一片大火，损失就太大了！我已无法知道这位战友的后送的情况，不管如何，我都希望你早日康复！在广州，当年救护过你的老兵们祝福你！祈祷你快点好起来！

　　从二月十七日直到二月二十六日，第一战役结束了，伤员来的也少多了。部队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自然见缝插针抓紧开展起来。院里开会评功论奖，廖教导员推荐我立了三等功，提前晋升一级。说实话当时我真的没有在乎过这些，尤其是每天看着那么多年轻的战士为保卫国家流血牺牲，自己只要还有一口气都会拼着性命去工作的。我仍和原来一样，只要自己的工作一做完，有点时间就到各组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上手的。

 在前线除了分类组，手术组这些一线科组很辛苦外、器材消毒供应组的同志们也不轻松！那时还没有一次性的医疗器材，注射器、棉签、纱布、手术器械包等，每次用过以后都要清洗，重新包好，高压消毒再次使用，这些器材不同别的，工作不细致，消毒不彻底，就可能要了负伤战友们的命。一米多高的高压锅，不停地烧着，根本停不下来。棉签的用量大，我就主动和轻伤员一起帮忙做。有一位看上去年龄很小的兵，我们一边制作棉棒，一边聊天，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十七岁了。”我逗他说：“不够年龄就当兵，是不是走后门啊？”他小脖子一梗说：“我爸是干部。”我又问他：“是什么干部啊？权力这么大！”他告诉我：他爸是公社书记。我有点奇怪了，又问：“今年明知当兵是来打仗的，你爸也让你来？你自己知道吗？”他挺自豪地说：“当然知道，就是为了打仗来当兵的！”看着这个单纯稚嫩的孩子，瞬间对他肃然起敬……我接着又问：“你伤哪儿啦？”他却小脸一红转向另一边，不理我了。我把他周身一打量，发现全身都是好好的，只有左手的小手指包了一块纱布，就这点伤啊？小战士有些急了，说：“是连长逼着我下来的，我们连长说，凡是流了血见了红的都要下来，我争不过他们，就被送下来了。”接着他又马上补上了一句：“我还要上去的！”这真是我见到的最可爱的孩子兵了。知道要打仗了，还要来当兵，真应该好好表扬！如果我是他的连长也不忍心让这么小的孩子命丧战场，我对这位强迫小战士下来的连长和他的战友们心怀敬意。

　　离开了供应组，我又到了手术室，只见黄金强医生安静地坐在一边休息，可能也是累得动不了了，毕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和年轻人一样超负荷地干着，身体再棒也吃不消啊！我自己同样劳累过度，出发前就已生病，开战后精神高度紧张极度亢奋，都忘记了自己的病。但是头却照样时不时像炸裂一样疼痛，发烧照样不退，所以只要一闲下来，生病的各种感觉各种症状就提醒自己：你还在生病，并且一点没有好转！吃药已没有什么作用了，头在疼，烧照发，我往嘴里塞了两片去痛片又去看超负荷工作的战友罗玮光、王素芳她们，只见她们仍然在手术台上忙碌着。

 我进去时只见一位刚做完手术的伤员，在药品“氯胺酮”清醒恢复期，突然大喊：“同志们冲啊！杀啊！消灭敌人……”我听了心里很是敬佩他，这就是我们的军人！自己身负重伤，心里还是想着怎样能打败敌人！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军人，怎能让外来侵略者入侵呢？在轻伤组也不例外，我曾多次听郭史晞、郑稳良、高志红说也经常听到这样的呐喊声！战友们在火线拼杀，精神更是高度亢奋，许多战友在昏迷中都是这样无法平静，他们无意识中仍然在前线战斗！玮光、素芳她们和我说，广西地方来支援的这批医生真棒，抬进来的颅脑伤员都不行了，他们上来做了开颅手术，马上就清醒了，特别是那个神经外科的主任真是个神手啊！他抽空给大家解释，颅脑伤往往会造成很高的颅内压，使伤员丧失意识，并且会夺去他们的生命。此时必须马上开颅，减轻了颅内压，病人就会好一些。

　　巡视回来我抽空去做了个血相，还有一万八，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这容易引起别的重病的。但是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决定还是坚持下去，仍然没有用抗菌素，也没有休息，依仗着自己年轻一直撑着工作下去。

这时，又有人转告，廖教找我有事商量，我到了她办公室，廖教说：“要送四个伤病员去扶绥502医院，晚饭后出发，你们组去一个人，轻伤组去一个人。”这四个病人有两个是“气性坏疽”，一个是肝炎，一个是肺结核，两辆解放牌卡车送。此时组里已经无人可派了，我只能自己去。那时我的精神差到了极点，没有一点力气，但我还是强打精神坚持上路。去502医院，路不熟沿途又没有路标，半夜一点才送到医院。谁知道在这里又意外地碰上了同班同学、好朋友夏争平，真是巧，她让我睡在她们宿舍里。第二天一早吃早餐时，我仍然是什么也吃不了，她问我怎么啦？我说我是带病来参战的，到现在我都基本上坚持不下去了，和她说了几句话后就匆忙离开了，返回了宁明医院。和争平相见，既意外，又惊喜！没想到几天后我们就在南宁303医院再次相逢了……

　　作为前方野战医院，我们自然也会接受负伤的战俘，在心里大家对越南军人是充满了仇恨的，可解放军的政策从来都是宽待俘虏。这一天，前线送来了三个受伤的越军特工队战俘，两女一男。送战俘的班长对我们接收战俘的几个同志说：“留神这个女的，好厉害！我们三四个男的都拿不下她，要不是把她的腿打伤，还真抓不住她呢！”我扫了她一眼，人倒是长得不丑，身材挺高、壮实，体重约有170斤～180斤，没想到越军女战士中还有这种吨位的？难怪我们的战士几个人都干不倒她。这个女战俘伤势不重，死不了。我又去看第二个，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姑娘，也就十六、七岁，还描着细细的眉，身材瘦瘦小小，完全是个没发育好的女孩子，典型的越南人。她是腹部枪伤，我一检查，已经形成板状腹，证明已是腹膜炎了，邓军医生见了说：“这个没法救了，活不了多久了。”还有一个男战俘，直接送手术室做手术了。过了一个多小时，那个瘦小的女战俘就死了，不是我们抢救不力，确实是伤太重救不活了。后来处理尸体的两个护士对我说:“庞红，你没看到，恶心死了，从那个女战俘的嘴里爬出一条蛔虫来。”

　　这个越南当局刚刚结束对美国的战争，国家百废待兴，还在靠吃木薯饱腹，竟然又去侵略邻国柬埔寨，还敢欺负曾经全力以赴支援自己的中国，他们真的以为自己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了吗？在这次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中，越南号称是“全民皆兵，老少参战”。但是，被你们背信弃义无耻伤害的中国人民同样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

在参战部队中就有全家多人参战的，像我的战友，本医院里的护士王世保，一家人有四个上了前线；一个在医院，一个在运送伤员的列车上，姐夫所在的部队一直打到离河内不远的谅山，她的一个舅舅也上了前线。我自己家的亲属中也有四人上前线。我爱人同连队的战友罗江宁兄弟五人参战；一人牺牲，三人负伤，这样的情况，在我军那个年代数不胜数。

　　撤军已有十几天后，担架又抬来一个伤员，原来他是在前线被炮弹震得昏迷了，大部队回撤时他一个人留在原地没有被发现。当苏醒过来后向着北方----祖国的方向自己硬是爬了两天两夜，没吃没喝，就靠着吃草，喝田边路旁的脏水回到了祖国。他被抬到医院经过仔细检查，我们看到他的后背被炮弹皮削去了挺大一片皮、肉，加上两天两夜的艰苦跋涉，人已奄奄一息。好在经过精心救治，他最终慢慢痊愈并回到了部队。

一个月后又来了一个战士，身体检查都是正常，就是不停地流鼻血。邢建平医生给他反复检查，才发现鼻颊上爬着一条大蚂蝗！麻醉后夹出来装在一个小瓶子里，对他说：“保存着吧，这是你的战利品！”原来这个战士在越南时喝了一口牛蹄脚印里的脏水，因此养肥了一条手指粗的大蚂蝗。

战友们，包括我们参战的医护人员，在上战场前都要先写下遗书。由此，我也发现许多中国军人值得一提的特点。在我们医院的战友们之间，遗书的内容互相不保密，都知道个大概。受伤的战士到医院后我们要先为他清洗换衣，在战士们军装的左上口袋里都放有他们的遗书，这样我们就有机会阅读了他们所有遗书。1979年参战的中国军人的遗书内容基本分两类：一是，对亲人的歉疚，对也许从此不能再履行儿女、父母、丈夫或妻子职责的歉疚！还有一类是：将自己的经济债务对亲人做最后的交代，希望亲人为自己还债。这样的遗书看了让人悲不自胜。这些遗书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军人的淳朴善良和他（她）们重视眷恋亲人的本性。

　　回想在广州天河军运车站的告别，那就是生死的诀别！我的一位同事邢建平（上图），孩子生下刚好百天就接到参战的命令，父母和丈夫带着百天的女儿在车站匆忙见了一面。我们是野战医院的一名战士，听到命令没有后退的，全都写了请战书，有的双军人家庭丈夫已在前线，女方如我院的郭史晞、余晓光接到了上前线的命令，家里一个六岁多、一个二岁多的孩子没人管，只好把老妈妈请来帮助照看孩子，自己义无反顾地随大部队出发了。大家都觉得当兵打仗是我们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没人，也不会有人想找门路托熟人调换到后方。

在所有战友的遗书中，有一份是我必须特别提起的，他的遗书内容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有一天我们接受了一位用直升飞机后送的颅脑伤的伤员，这位受伤战友是越南华侨，在他的上衣口袋里的小本上写着：我上了战场，随时准备死在越南的山上，我要学习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保卫祖国边疆，死了也是光荣的！可以看出，这位华侨战友为祖国甘洒热血，但是对他的侨居国越南，他也怀有深厚感情，觉得死在越南的土地上也是一种满足。

啊！难忘的1979，我的1979！

作为中国军人，在祖国需要我们献身时，我们没有后退！我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

　　1979年3月5日，中央军委下达撤军命令，班师回朝的日子终于快来了。当绷紧的神经放松后，已经带病坚持高强度工作一个多月的我也终于倒下了，并且马上就处在了半昏迷状态中……战友李秀琴大姐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送我看病、检查、吃饭、去厕所，寸步不离地看护着我。可是我的病情却迅速加重，马上被送进了重伤组，和昔日被我救护的重伤员为伍了。见我的病情丝毫没有好转，医院决定将我转去南宁，战友邹波和李秋霞（上图）搀扶着我上了去南宁303医院的火车。

　　那时的我两条腿已站立不起来了，到了303医院，我已经完全昏迷，不省人事了……在南宁303医院，我让所有医生挠头，他们根本无法确诊我得的究竟是什么病，于是只能根据我的症状对症治疗。为了消炎，医生要为我注射抗生素，但我对青霉素过敏，所以只能用红霉素静脉点滴，由于红霉素对血管的伤害太大，每注射一次，血管就硬一条，每次注射护士都要反复折腾，最后只能在手指上找静脉。我的病本不需要输血，但因为不能确定病因，为了增强我身体的抵抗力，当时还给我输了血。从转入303医院我就完全昏迷不醒，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医院向我各地的亲人们发出了病危通知书。

　　我爱人接到部队病危通知的电报，当即从河北保定赶过来了，我妹妹从前线山洞医院赶来，我父母亲也从广州赶到了南宁，这是要和我做最后的告别呢！我爱人到时，医生不让他直接去病房，而是先请他去办公室谈话，让他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医生告诉他病情危重，治愈的机率很低，就是能够抢救过来，人很可能残疾。他到病房时见我瘦得不成人样，双腿肌肉全部萎缩，只剩皮包骨了！七尺高的汉子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啊……经过一段时间的输液，我虽然处于半昏迷状态，意识到他来了，但是已经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到了。

　　后来他们告诉我，当时我总是说:“广西怎么不出太阳呢？你们打针怎么不开灯呢，能看得见吗？”有时我意识模糊错乱，就会喊叫：“床底下有人……有地雷！”后来我特别理解，当时送下来的伤员在昏迷中说胡话时，为什么总是离不开战场的那些事。我自己在昏迷中也是这样，刻在我大脑中印象最深的全是战场上鲜血淋漓的场景……战时医院床位非常紧张，所以也没有那么多讲究了，男女混住着。我旁边住着一个重伤员（下面的视频是后来中央电视台倪萍在采访我和建民“切开气管的战友”两家人），因为气管切开必须同时使用吸痰器，那种老式的吸痰器一启动，动静很大总是把我吵醒，因此我记住了这段时间的经历，并且和这位同病房的战友在三十多年后，再次建立了联系，演绎了一段传奇的情谊（大家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战友睢建民的回忆文章：“36年生死奇缘”）。

（后来中央电视台倪萍在采访庞红时他爱人说的一段话我很欣赏，“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很难理解无论是现役军人还是曾经的军人，这种在人世间份量很重的战友情。”）

　　在医护人员认真的治疗和亲人们的悉心照顾下，我身体中的抵抗力不断增强，病情奇迹般地好转起来，慢慢地能看到窗外的人影了，妈妈又亲自去厨房做我最爱吃的山西剔尖，北京人叫拨鱼，我的亲人们天天陪着我、安慰我，鼓励我。当时全国和军区总医院组织了许多专家来到广西前线，巡视各个医院。经过专家们的多次会诊，最后的诊断是病毒性脑膜炎（后来确诊是葡萄膜大脑炎合并脊髓炎）。我得病的原因则是于带病上阵有关，在战场恶劣环境中连续高强度工作，面对危重伤病员，面对战伤“气性坏疽”高危性、创面传染源，精神高度紧张，忘我地工作，抵抗力低下致细菌和病毒感染加重所致。

　　我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视力也有了少许恢复，慢慢也恢复了记忆。我的一些战友路过南宁都来探望我，一天，我听到了战友夏争平的声音，也听到了战友罗玮光的哭声，我记得当时还对她说了句：“哭什么，我还没死啊！”她和我妈妈说着话，我爱人就劝玮光别哭了，他说我们的心情也是刚刚才好一些，庞红正在往好的方面发展，你一哭又会引起她父母难受的。自从听到玮光的声音后，我似乎一切都明白了，我病得很重，双下肢肌肉萎缩，双目失明，已昏迷了好长时间，我一有了意识就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相信自己，我一定能恢复，对自己说不能放弃！

医院的战友给我寄来了慰问信，爱人阎纯一封封地读给我听，战友们都在鼓励我让我重新站起来！这些亲密的战友真让我感动，让我感到幸福！我当时还曾想：我可能真的要残废了，阎纯还年轻，可以再找一个。我如果眼睛真的看不见了，我可以到荣军医院去度过余生。人到了那种特殊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奇怪的想法，我对父亲说：“爸，我就这样死了也挺好，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痛苦，这不是挺好吗。”说者无意，听者就急了，我爸就骂我：“不准胡说！养大你容易吗？你能在父母前面先离开这个世界吗？不要胡思乱想了！”

（庞红的伤残证）

　　为了让我得到更好的治疗，在303医院的帮助下我转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住在神经内科，当时全国各个地方的文艺团体和总政歌舞团分别奔赴前线部队慰问和探望医院的伤病员，刚好是上海歌舞团来总医院慰问，专程到病房给我这个重伤号表演了节目，让我感受到祖国人民对子弟兵深切的情谊和温暖。但因为视力极差，眼前隐隐约约只看到了几个影子，医院知道这个情况后，又专门请来了眼科的老主任给我会诊。他看了我的病情，提到自己曾看到国外的一篇文章报道过，在国外一个地区发生过二十多例我这种病，病名叫“葡萄膜脑脊髓膜炎”，而在总医院我是第一个病例。病因确诊后，经过治疗我恢复地更快了，视力从0、0.1到了0.4、0.5。但右眼却慢慢地什么也看不见了。战后给我评定六级伤残。

（庞红和爱人阎纯）

　　部队返回驻地路过广州时，参战人员都有了一天的休息，在广州的战友们都回家和亲人们团聚了，李秀琴大姐哪儿也没去，就先来病房陪了我整整一天，像讲故事一样，把我失忆后的事都说了一遍。我知道大家都没事，都安全返回部队了也特别高兴。我父亲到医院来看我时，见我一天天好起来，心情也好多了，就笑着对秀琴大姐和我说：“我这个瞎姑娘，等出院了没人要了，就到动物园门口去卖花生吧。那里有一个瞎姑娘卖得花生可好吃了！我来做，你去卖，好吗？”我说：“我不去卖花生，我可以去荣军医院，我可以在那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父女说着话时，李秀琴大姐听着脸上带着笑，可泪水含在眼眶里！

八月份我爱人见我一切可以自理了，就赶回单位上班了。我又巩固治疗了两个月，于当年的十月份出院回到了久别的驻地：潮州141野战医院。

战后141野战医院三所荣立集体三等功。

我们永远怀念中越自卫还击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你们与青山同在，你们与大地永存；你们注入的八一军魂永不磨灭；你们永远是我们心中一块不朽的丰碑；历史不会把你们忘记，那飘扬的五星红旗，就是你们热血浸染的。那高矗的英雄丰碑正是用你们的忠诚堆砌而成的！

我骄傲，我是中国军人！

我自豪，我参加了那场战争！

我幸福，我是战争的幸存者……

　　写到这里庞红姐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我被庞红姐的故事深深的感动着！一滴水珠，尽管体积微小，但是在阳光下也尽力折射出五彩缤纷的光彩；一名军人尽管岗位平凡，也要努力争取干出惊天动地的业绩。庞红姐，你和你的战友们做到了，你们洒热汗抛热血，不畏生死，救死扶伤，你们用实际行动履行了军人的职责，因为有了你们这些参战老兵，才有了我们幸福祥和的生活。在你们这些铮铮铁骨的军人身上背负着多么沉重的责任与无上的光荣啊！神圣的使命能强化军人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复杂的环境能熔炼军人的机智和灵敏，艰苦的磨砺能锻造军人的勇敢和无畏。庞红姐，你和你的战友们都经历过了，你们无愧于这身戎装！

一身戎装，擎起祖国初升的太阳；一腔热血，戍守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个信念，放飞传递和平的梦想，你们这些参战老兵是最可爱的人！你们是祖国的功臣！你们的人生因这场战争而更加精彩！祖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