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了的二中院落

大理后花园

二中搬到现址不算长，可是有几个院落说着说着就没了，比如中院。可惜，我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记得到二中的时候，我宿舍安排在中院，和工会活动室垂直的那幢又深又长的老式人字屋架的旧房里。屋后几棵高过旧房的苦练子树掉完叶子后，挂着一串串苦练子。官副校门前的叶子花越长越大，几次压瘫了铁架，延伸到了隔壁三家。一有空，官师母就把散落的叶子花扫得干干净净。我们是官副校的邻居。

老式人字屋架的旧房前，是宽阔的天井。天井前有一幢坐南朝北的长长的小平房，住着十多家老师。念书时候，东一是校长马绍雄家，东二是下关纳文波老师家，东三是教导主任马绍川家……平房很小，还腰成两间，里边睡觉外边做饭。交作业的时候只能站在门外。小平房前开小窗，更多的空白做成了黑板，一个学科一块或两块。纳老师拿着毛笔，蘸点广告色，蹲着马步，娴熟的把学生优秀作文搬上去，一直写到上晚自习。

想象一下，房子本来就小，一腰二后，既要睡觉又要做饭，会有多大的空间。有了娃娃，外间常常让给孩子。为了有做饭的地方，老师们只好自己在门前屋檐下，用两片石棉瓦，几个水泥砖，搭建一个陋室，接上一个插板。我进二中的时候，张正启就住在我对面的一间平房，他家在巍山，打饭吃，三言两语，就把这套房子换给了我。他搬到深而黑的老屋，我搬到浅而亮的平房。

那时候，也没有教师食堂，各家都自己做。上午、下午放学时段，家家一起插电饭锅。炒菜的时候，用1200瓦那种半裸的凹形电炉，经常把学校的保险烧掉。这时就有人接二连三地站出来，抬高嗓门叫：“给是停电了？”有人望望自家的电表。大声回应：“我们家有呢！我们家有呢！”电工住校，听到停电的喊叫声，就往电房跑。不一会，有的老师就把饭桌摆到了树下，单身的老师则一边吃，一边串。

说来也怪，那时早上四节课，下午两节课，照样有早晚自习，竟然还有闲玩的时间。单身的爱打球，结了婚的爱打双扣。我们宿舍前面，又粗又高的槐树下就打着好几桌。两口子都闲着呢，就打家庭桩；如果娃娃醒了，或是有其他事，把牌让给别人都是那种舍不得。打牌而已，又不玩输赢，有时竟也玩得面红耳赤，一个不理一个，恨上几日。想想也是好笑。

我搬到小平房这一年，二中又从翠峰调来张继，县里分来师大毕业的郑传军。因为学校教师住宿紧，两君一间住我隔壁。那时大家还没交女朋友，又爱玩足球，茶余饭后常有同事上门吹牛。幸好他们这间宿舍没有一腰二，两张铺都坐满了人。坐不下的，脱了鞋，打盘脚坐到床上，天南海北的吹。吹到上自习。没自习的继续吹，吹到眼睛涩。那几年，二中考起大学的特别多，让一中都有压力。

说实话，我对工会活动室前，南北相对，一大一小，一老一新的两幢教师宿舍组成的中院特别有感情。讲“重力加速度”少不了比划的闫永茂老师，讲“细胞有丝分裂”操一口上海话的孙玉良老师，讲“世界是发展变化的”笑容可掬的马世昌老师，特别是讲“分区地理”画地图不看书的马绍雄校长……他们住在这个院落，并把二中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度。可惜，他们都不在了，如同昨天的这个院落，和老屋后那一棵棵高大的苦楝子树。

每当路过实验楼，我总爱站在红叶树前面，一遍又一遍地想象中院一南一北那排小平房和老屋的旧址。如果晓得有今天，我就该在他们消失之前“立此存照”，以作念想，不至于一次又一次地说“可惜”。幸好，官副校栽呢叶子花还在，枝子枝孙扭做一团，剪了又长，长了又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