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寒中盛放和凋零——《黄金时代》

诗砚

《黄金时代》以前，许多人并不十分熟悉萧红的小说，却还是热衷于她的八卦，并试图在电影里捕捉女作家的所谓轶闻或者干脆说是绯闻吧。

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非常"许鞍华"，向来佩服这位女导演讲故事的能力，平淡如《天水围的日与夜》，她有本事点石成金，传奇如《黄金时代》，她亦照样四两拨千金。在民族的大苦大难和个人的生离死别面前，没有自怜自艾的哭哭啼啼，也没有豪情万丈的大声咆哮，许导演轻吟浅诉，心平气和地便把女作家的一生如水墨画般铺展开来。

电影采用了比较先锋的实验性手法，这是许鞍华导演在表现民国历史题材人物传记的智慧之处，所有的故事情节呈现都是通过萧红自述，或是萧红的朋友们的旁白来完成的。对一些众说纷芸又模棱两可的桥段，进行了看似纪实，实则模糊的处理。只有表达，没有抨击；只有叙述，没有评价。我想，这是对早逝的萧红最好的致敬和爱护了。

关于萧红是位天才作家的文学地位，好像是毋庸置疑的，她被称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业内多数认为其才华胜过张爱玲，鲁迅先生评价其为"中国当代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如萧军所说，萧红的小说非常散文化，她的文字辽阔、壮烈，又充满情趣，仿佛都是信手拈来，又精准得无比贴切。在她的笔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严丝密缝，春夏秋冬兀自轮回，生老病死自然而然。

北方的冬天是这样的："严冬一封锁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北方的春天是这样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萧红下笔，好像每一个字都在张着嘴巴在呼吸，透着对自由的渴望，就像她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的一样。坊间议论，萧红的悲剧源于对男人的依附，从二十岁逃婚以来，她忙着从一个男人身边跑到另一个男人身边，又好像总是所托非人。电影并不单纯从女性角度出发，而是冷静、客观地呈现了萧红的几段情。

萧红一生最绕不开的男人是萧军。彼时的她还是张乃莹，受困于旅馆，负债累累，怀着她先逃婚后投靠，后又抛弃了她的未婚夫的孩子，随时都可能被卖进妓院，多么复杂的背景，多么难堪的局面，萧军还是爱上了她，干柴烈火，电光火石，成就当时文坛的"两萧佳话"。应该说，没有萧军就没有萧红，只是三郞终究"是天空的一场雨"，淋湿得了萧红，也淋湿得了别人。

萧红最终嫁给端木蕻良，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礼。有趣的是，她是怀着萧军的孩子披上了端木的嫁衣，好像每一次她在生活和精神都最苦难的时候，总有一个男人挺身而出，成为"接盘侠"。作家只想过平静的日子，有一个地方安静地写作。可惜，生不逢时，战乱纷飞，容不下一个小女子的家，也容不下一张女作家的书桌。

萧红与端木辗转来到香港，城池沦陷，疾病缠身，生命已经奄奄一息，骆宾基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在人们四处逃难着急忙慌离开香港时，他留了下来，陪伴了她最后的四十四天，与端木一起在香港永远送走了萧红。

萧红这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奔波，离开过贫穷，离开过疾病，也没有离开过男人。电影的基调是平和的，这也许正是萧红本来的意图。每一段爱，从一开始起终究是好的。萧军看到了萧红的才华，解救她于孤苦无依的困顿之中，并成为其文学路上的伴路人，纵其多情、狭隘、暴烈，但终究是爱过萧红的，甚至从电影里老年萧军的表达中，他终其一生都是爱着萧红的；

还有端木，骆宾基的《萧红小传》里将其描写得颇为不堪，然而正是他陪伴萧红完成了最重要的小说《呼兰河传》，也是他坚持照顾直至斯人去矣。端木被外界形容得十分懦弱，因其曾在萧红生前两次置她于战乱中独自逃难，而在萧红死后他坚持每年祭奠她的亡灵，从不对外界的评论作出任何辩解，此举亦不可谓无大丈夫之风。

萧红一次次地追求爱与自由，不曾瞻前顾后，不怕粉身碎骨，不自囚于俗世的框架，但也坦然地面对现实苦难，正如她在《呼兰河传》里写道"春夏秋冬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了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拖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

电影的成功之处在于，始终带着适宜的体温在推移时光，悲怆之处，心酸而不绝望，温暖之处，愉悦而不张扬。其中萧红与鲁迅先生的互动便极有分寸。

鲁迅先生对萧红在文学领域取得的成就绝对功不可没。他为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作序，称赞道"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鲜艳。"于萧红而言，他是谆谆教导的老师，也是温和可亲的长辈。电影里，鲁迅望着萧红的眼神，让人联想到萧红的祖父，正是这个老人让童年的萧红懂得"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以外，还有爱和温暖"。萧红在油尽灯枯之时，回忆起了与鲁迅先生相处的时光，她转着圈问：我穿得好看吗？一副娇俏烂漫的女儿家模样。而鲁迅先生则笑答：裙子的颜色不大配。那神情分明是一个宠爱儿辈的长者。

萧红留给世人最大的迷惑大约还有她和萧军的孩子。萧红的第一个孩子送了人，骨肉分离，虽然残忍，也算合情合理，在她的第一篇小说《弃儿》里对这个孩子有过几笔描写。而她与萧军的孩子，生下三天后就死了，据说并没有人看见过孩子的尸体，关于这个孩子的生死去向，众说纷芸，版本不一。对此，电影采用了官方的说法，但也给予了适度的空间。"孩子昨天夜里抽风死了"，听说孩子的死，白朗的表现比萧红来得更为紧张和不安，而萧红则黑着眼圈，青着脸说"我要出院"。作为一个母亲，她的疼痛也许是更为无言的，是不为旁人所知的，毕竟《生死场》里，王婆讲述的那个如幽灵般的关于"麦粒与孩子"的故事只在她的小说里存在。

萧红一生动荡、困苦，如她所说"逆来的，顺受了。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过"，这样的人生何来"黄金时代"，这很让人困惑。但她在日本期间，亲笔写给萧军的信中明明白白地说"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我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没有经济上的一点压迫，这真是我的黄金时代"。作家所求，不过就是一份自由罢了，物质的和精神的"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要的自由，我的黄金时代"。

萧红弥留之际，曾无奈地想"我写的那些东西，以后还会不会有人看，但是我知道，我的绯闻将会永远流传。"其实，不是这样的，千秋万名的还是她的文字，无论是被定义为抗战小说的的《生死场》，还是一度被认为是逆流而上的《呼兰河传》。感谢《黄金时代》，优秀的导演、编剧和演员，刻画了一众民国时期的作家群像，还原了萧红在文学上的地位，"她像一朵不死的花朵，深藏在历史深处"，于严寒中盛开，也在严寒中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