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南阳武侯祠---浅谈诸葛亮躬耕地之争

贾宁

　　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实际上是一个基于有意识误记之上的假命题。只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襄阳说”首先把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中的“南阳”理解为南阳郡隆中，然后把把历史上一切记载诸葛亮与隆中关系的资料一股脑的理解为诸葛亮在隆中躬耕。即：把诸葛亮的留学之地隆中牵强附会为诸葛亮的躬耕之地。 　　

　　其实稍微注意一下即可发现，凡是涉及诸葛亮与南阳关系的史料。十有八九都有“躬耕”“草庐”这些躬耕地的关键字眼。如：首先诸葛亮自己明确的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严从在<<拟三国名臣赞序>>称：“先主之迹远播于汶隅，孔明躬耕南阳，盘桓待主。”赵均的<<金石林时地考>>称：庐“在南阳城西南七里”。刘禹锡在<<陋室铭>>曰：“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等等。

　　而凡是涉及诸葛亮与隆中的关系的基本上都没有“躬耕”，“草庐”这些关键的字眼。因为在宋代以前的古人是清楚的，诸葛亮在南阳躬耕。在隆中求学。这是两个有明显区别的客观事实。如<<魏略>>上所说：“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颖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游学。”司马光<<资治通鉴>>：“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就连襄阳方面认定的铁杆证据<<汉晋春秋>>也只是说:“〔诸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请注意：话中没有提到草庐，没有提到躬耕，只有个“家”字，而平山武侯祠，平顶山诸葛庙村，金鸡冢，西湖村诸葛庙，方城小史店石峡口诸葛遗址等均可称为诸葛亮的“家”。而众多的家与唯一的躬耕之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家与躬耕地等同起来，仍然是“襄阳说”的附会隐断而已。

　　到了宋代， 岳飞北伐中原，班师路过南阳武侯祠，曾在武侯祠内书写诸葛亮<<出事表>>以铭志。其序为：“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祠、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岳飞并识。”

　　到了元，明，清三代，又明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卧龙岗，从而否定了“襄阳说”。如<<大元一统志>>：“卧龙岗在南阳县境，诸葛孔明躬耕之地。”。<<大明一统史>>：“卧龙岗在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十里，至此截然而往，回旋如巢然，草庐在其中。时人喻孔明为卧龙，因号其岗云。其下平如掌，即孔明躬耕处。”。<<大清一统志>>、“诸葛草庐，在南阳县七里卧龙岗。”

　　而最能否定襄阳说的证据，是东汉时期隆中根本不在南阳郡内的历史事实。查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初置南阳郡”，注释引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 胡三省注也说：“秦置南阳郡，以南山之南，汉水之北也。”； 查：“汉水以北为南阳郡。”； 习凿齿亦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自汉以南，为南郡......汉因之”； 还有几条旁证： 张衡：“南阳居陪京之南，在汉之阳”； 胡三省：“凡山南水北皆为阳”； ：南阳位于“中国之南，位于阳地”。 再查，发现在当今茨河以上汉水呈南北走向时南阳郡跨越汉水东西两岸的有山都，武当，筑阳，阴县，赞县等；在当今东津以下汉水城南北走向时南郡跨越汉水东西两岸的有ji县，nuo县；而在“茨河——东津”之间呈东西走向的这一段汉水，北为南阳郡邓县，南为南郡中庐县及襄阳县。汉水为两郡的天然分界线。

　　着重分析一下： 茨河以上的汉水：1，呈南北或西北—东南走向，不符合汉之阳或汉水北的记载；2，南阳郡五县（国）在此段跨越了汉水，不符合汉水南北为界的记载。所以，这段汉水不是文献所记载的：“汉水以北（或汉之阳）为南阳郡，汉水以南为南郡”的汉水。

　　东津以下的汉水：1，呈南北走向，不符合汉之阴或汉水南的记载；南郡两国（县）在此段跨越了汉水，也不符合汉水南北为界的记载。所以，这段汉水不是文献所记载的：“汉水以北（或汉之阳）为南阳郡，汉水以南为南郡”的汉水。 　　

　　 再看“茨河—东津”这段汉水。1，呈现典型的南北走向。此段汉水为山地向平原的过度地带，水势凶猛，北为汉水冲积平原，南为著名的阿头山丘陵。这一段山脉，河流，平原依次呈现南北排列，完全符合符合汉之阳或汉之阴的记载；2，此段汉水，北为南阳郡邓县，南为南郡中庐县及襄阳县，完全符合汉水为界的记载。所以这段汉水即是文献所记载的：“汉水以北（或汉之阳）为南阳郡，汉水以南为南郡”的汉水。 　　

　　综上所述，不管茨河以上汉水南阳郡如何自东向西的跨越，也不管东津以下汉水南郡如何自西向东的跨越，它们与文献所记载的：“汉水以北（或汉之阳）为南阳郡，汉水以南为南郡”的汉水不相符合。 　　 惟独“茨河—东津”间的汉水，两郡在此是不跨越的，并且又有水之阴阳，所以这与文献所记载的：“汉水以北（或汉之阳）为南阳郡，汉水以南为南郡”互为印证，互相符合。因此，这段汉水南面的阿头山及隆中必定在南郡范围。

　　再来梳理一下诸葛亮躬耕地最初几条文献的来龙去脉。

关于诸葛亮躬耕受三顾地所在的最初记述是在蜀汉建兴五年（公元２２７年）诸葛亮在汉中出师伐魏时上给后主刘禅的奏章《出师表》中：“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这是诸葛亮第一次透露自己二十多年前躬耕受三顾处是在南阳。由于这段文字出自诸葛亮上给皇帝的奏章中，其真实性不可怀疑，因此后世研究诸葛亮躬耕受三顾处者均视为最原始、最可信的材料。

　　随后第一个全面整理研究诸葛亮者为西晋史官陈寿。陈寿是益州巴西郡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生于诸葛亮病逝前一年（公元２３３年），曾在蜀汉政权中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在平阳侯相任内完成了《诸葛亮集》的编纂工作。他是西晋著名史学专家。他在所著《三国志·诸葛亮传》中除全文收录了诸葛亮的《出师表》外，还分别写道“（亮）遭汉末扰乱，随叔父避乱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陈寿《三国志》以“简洁可信”著称，他对诸葛亮自述的躬耕受三顾事实及地点未提出任何疑义，对诸葛亮躬耕受三顾于南阳持肯定态度。

　　继陈寿之后，西晋时期涉及诸葛亮躬耕受三顾处的史料还有李兴的《祭诸葛丞相文》。李兴，又名安，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人，与陈寿是同学，因受父亲李密影响，对诸葛亮为人极为崇敬。曾任益州刺史罗尚的别驾。太安二年（公元３０３年），义阳蛮张昌在安陆一带聚众起义，北进南阳盆地，西晋朝廷命刘弘率官军前往平叛。永兴元年（公元３０４年）刘弘奉诏从幽州奔方城（今河南方城县），然后进至宛城（今南阳市中心城区）、新野（今河南新野县），经过反复较量，终于击败了张昌，以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身份驻节宛。正在此时，李兴受罗尚之遣到宛刘弘处求救，弘留其任参军。也就在这期间，李兴为刘弘撰写了《祭诸葛丞相文》。《文》中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沔”指汉水，“沔之阳”，即指汉水以北，刘弘在沔北南阳举行祭祀诸葛亮的活动。这段记载与诸葛亮本人所述的躬耕受三顾地是一致的。

　　东汉时，“南阳”是郡名，又是郡治宛城的代称。因此，诸葛亮《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的“南阳”既可理解为南阳郡，也可理解为宛城，将前面刘弘在《祭诸葛丞相文》中提到的“沔之阳”“镇宛”中的“南阳”理解为宛城也是顺理成章的。东晋时涉及到与诸葛亮躬耕受三顾处有关的文献是王隐的《蜀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诸葛亮与隆中联系在一起的记载，但该文没有说明隆中的具体方位。而李兴“文”的“隆山”与王隐所说的“隆中”是否就是同一地名？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王隐，陈郡陈（今河南淮阳）人，关于王隐著述的可信程度如何？《晋书·王隐传》是这样说的：“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这种评价是非常准确的。譬如《蜀记》中称“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而事实上李兴是从未出任过什么“太傅掾”的。在王隐撰《蜀记》后约二十余年，襄阳人习凿齿被荆州刺史桓温任为荥阳太守，他所著的《汉晋春秋》一书中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习氏的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明确了隆中的方位，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二是指明了隆中的归属，为南阳郡邓县所辖。虽然这句话只言隆中为亮“家”，未指明即亮当年躬耕受三顾处，但后世一些学者常将此话作为亮“躬耕于南阳”的注解，争论也由此而始。

　　继习凿齿之后，南北朝时期有不少记述襄阳隆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文献：刘宋元嘉十四年（公元４３７年）盛弘之《荆州记》中载：“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梁武帝普通四年至中文通二年（公元５２３年至公元５３０年）鲍至《南雍州记》中载：“隆中有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如果说以上诸史料包括习凿齿《汉晋春秋》在内只言襄阳隆中有亮“故宅”、“家”的话，而将这个“故宅”、“家”指明即孔明躬耕受三顾处者则为郦道元的《水经注》：‘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自此始，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说正式形成。然而遗憾的是，郦道元尽管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但就上述一段文字中，由于他显然是以王隐的《晋书》、《蜀记》和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等作为依据等原因，所以这则文献是漏洞百出，明显错误就有两处：一是《晋书：张昌传》等史料记载，永兴年间（公元３０４年至公元３０６年）任镇南大将军、荆州刺史都督荆州诸军事的“刘弘镇宛”，而不是“镇襄阳”。二是郦道元说：“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李兴（又名安）于永兴年间（公元３０４年至公元３０６年）作《祭诸葛丞相文》，后６０余年当为晋废帝太得年间（公元３３６年至公元３７０年），整个东晋一朝根本无“永平”之年号。

　　在这一时期，也有人为了调和隆中在东汉时究竟属南郡或是属南阳郡这一关键问题，曾绞尽脑汁进行过一些设想，如刘宋时刘敬叔在《艺苑》中说：“南阳是襄阳虚名，非南阳郡也。”由于这是一种无视史实的随意发挥，故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综上所述，诸葛亮躬耕地在隆中，可以说是一个基于有意识误记的假命题。始作俑者是王隐，而后的习凿齿，郦道元等进一步受其影响而主观臆断，最终形成了襄阳说的主要依据。但论据再充分明确，终究回避不了隆中不属于南阳郡的历史事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因此，回归本来面目，诸葛亮躬耕地只能在汉末的宛城，当今的南阳，即诸葛亮自己用郡名代指治所的“南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