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第十二章 没有结婚照的婚礼

吴海峰

美丽清纯的妻子

岳父母的结婚照

第十二章 没有结婚照的婚礼

青涩的苹果

在溶江圆竹厂，我收获到了我爱情永恒的果实。

我的妻子叫樊梅初，小名叫苹果，早我半年时间招工到圆竹厂，那年她还未满15岁。

严格地说，未满15岁尚属童工，而妻子作为童工被招工入厂，这背后演释着一段辛酸的历程。

我的岳父叫樊瀛滨，字鼎新，湖北襄阳东津湾人，1945年他21岁时独自离家，辗转至成都，报考黄埔军校，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21期炮兵第六中队学员。1947年12月，岳父从黄埔军校毕业，进入国军系列，授中尉军衔。一年后，岳父所在部队撤入广西，岳父遂脱离国军队伍，独自到桂林谋生。

解放后，岳父在桂林参加了革命，从事经贸工作，并经人介绍，与临桂南边山的美女龙勤结婚，也就是我的岳母。岳父老家在湖北襄阳东津湾，是汉江上的一个重要的商业集散地，岳父一家多年经商，耳濡目睹的岳父自然也很有商业头脑，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很作出了一番成效。2015年10月，我们全家驱车千里，来到东津湾瞻仰岳父的故居，虽然当年繁华的东津湾现在已成废弃的码头，但还能看出当年的繁荣。

1957年，兴安县委书记王多祜慕名将岳父从桂林调来兴安，委以重任，负责县土产公司的储存、调运工作。此前一年，我的妻子出生，被岳父视为掌上明珠，几年之后，二妹樊兴林、三弟樊勇、四弟樊忠相继出生，一家六口，加上外婆，生活得安定幸福。

岳父母一家与外婆和舅舅

1968年9月，在武斗过后的混乱局势中，岳父在一天夜里被一群武装人员拉出家门，然后惨死于三支冲锋枪的扫射之下，罪名是消灭“国民党残渣余孽”。

岳母一家倾刻之间从天堂跌入到地狱，仅靠岳母微薄的工资根本无法养活一家六口。这一年才刚刚12岁的妻子，被迫去给人家当了小保姆。

1971年10月，社会秩序渐定，岳母一家的艰难境地得到一些好心人的同情，于是，商业局破例将未满15岁的妻子招工，分配到溶江圆竹厂当工人。

15岁的苹果自然还是一只青涩的小苹果，只会躲在圆竹厂制伞车间的角落里悄悄地干活，我来到圆竹厂后，很长时间没正眼看她一下。后来，她作为女伴们的陪衬，才渐渐出现在我眼前。

说来也是真有缘分，一次我洗了被套，请厂里几个常在一起玩的女孩帮钉好被子，那几个女孩大概都是家里的娇娇女，几个人折腾了半天，也没能把被子钉好，结果还是叫了樊梅初来，三下两下的钉好了。又有一次，一个女孩说要帮我织一件毛衣，织了半年，才织成半只袖子，那女孩一气之下，将织毛衣的事交给樊梅初，也是她最后完工的。

幼时的妻子是岳父的掌上明珠

男大当婚，我那时也到了22岁，于是不断有亲人朋友给我介绍女朋友。父母那时在“五七干校”劳动，看上了一女孩，我也让朋友陪着去相了一次亲，喝了那女孩亲手给我冲的白糖水，却无果而终。

还有一次，我偶遇一个富江乡村小学的女教师，一见钟情，借了一辆自行车踩了二十多里路去看她，后来才知道是自作多情。

我的妻子真正走进我的视线，是在三年之后。

那时候，圆竹厂的一些青年工人陆陆续续地调到县城的土产公司上班，我曾经喜欢过的一个女孩也调走了，而且也婉委地拒绝了我的追求。

妻子也属于调走无门的一类，这时她已经16岁，长成一位婷婷玉立的少女，岁月的流逝让她渐渐从失去父亲的阴影中走出来，她扔掉禁固自已的枷锁，与同事的交往多了起来。那时我和她比邻而居，我带来的许多禁书吸引了她。她是一个很爱阅读的女孩，她常常对我说她父亲在世时对她的宠溺，她虽然是老大，但在家里从不做家务，一天到晚只知道捧着书看。

我介绍她看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看小仲马的《茶花女》，我们有了很多聊天的话题，也有了许多接触的机会。

在圆竹厂的摆拍

父辈的苦难让我们同命相怜，而大量的中外名著的交流更让我们心意相通。渐渐地，我们的交往越来越多，我们经常一起开小伙吃饭，没有饭桌，我还用水泥倒了一张圆桌面，下面请人用钢筋焊了一个支架当饭桌。那张水泥板饭桌见证了我们初恋的岁月，我直到现在还珍藏着它。

我还从火车站上停靠着的火车皮上，偷偷搬下一大块滑石矿石，然后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做成了一盏精美的滑石台灯。我把台灯送给妻子，这盏台灯在我们结婚后还一直陪伴着我们，直到有一次搬家才用新买的台灯换下，不过记忆中我并没有丢弃，但后来怎么也找不到了。

初恋时光中最浪漫的是我和妻子一起去打鸟。通常是晚上出去，我拿着汽枪，妻子拿着手电筒，照住了躲在树上休息的小鸟，我就弹无虚发的打下来。虽然现在想起，屠杀那些无辜的小鸟太是残忍，但在那个年代，并无生态环境保护的说法，这些小鸟为了我们的爱情献身，也是死得其所了。

初恋时最让我感动的是妻子对我奶奶的真情。

那年奶奶因婆媳关系紧张回了恭城一年，大哥瞒着母亲将奶奶从恭城接回兴安，却无处安置，在征得我的同意后将奶奶送到溶江圆竹厂我的住处。妻子毅然地承担了照顾奶奶的责任，她陪奶奶聊天，做女红，俨然祖孙。应该就在这时，妻子已经在我的心里，永远地留存下来了。

至于我在妻子的心中，据妻子后来对我说，有一年国庆节我参加县土产公司篮球队提前回兴安比赛，国庆节那天，我到火车站去接从溶江回兴安的她，当她一下车，看到我熟悉而英俊的身影时，一股热流洋溢心头，真想一下子扑进我的怀中，搂着再不放手。从那天那时那刻起，她已经认定了我是她的最后归宿。

没有结婚照，用这张来冒充

裸婚

1977年，在溶江圆竹厂工作五年之后，我和妻子相继调回兴安土产公司工作，她在蔬菜门市部上班，我则担任陶瓷仓库的保管员。

这时，我和妻子的关系已如胶似漆，再也不能分开，但我们仍未向双方父母挑明我们的关系。

那个年代提倡晚婚晚育，男的26岁以上，女的22岁以上，或者两人的年龄加起来达到50岁才批准结婚。

1978年，妻子终于达到了22岁的结婚年龄，我向妻子提出了结婚的要求。妻子要我亲自去向岳母提亲。

岳母龙勤早在几年前，已与县食品公司的工人李孙畅结婚，生下了女儿李荣，家里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继岳父是复员军人，没有文化，老实耿直，一天只埋头干活。岳母听了我的要求，知道我们已是生米煮成了熟饭，便没有反对，同意下来。

那时我父亲住在兴安中学两间宿舍，连厨房都没有，通常是在走廊里煮熟饭后端进屋，一家人围坐在床前吃饭。岳母家也一样，同样是两间房，放了四张床。我在土产公司陶瓷仓库分了一间房，还有一间小厨房。

那时我们两家的经济情况都差不多，我知道父亲几乎没有一分钱存款，我自已也没有积蓄。

妻子答应和我结婚后，一切婚礼活动都由我安排，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我们的新房设在陶瓷仓库的小房里，没有新床、没有傢俱、没有电器、没有新衣，粗心大意的我，竟然连结婚照都没有想起去照一张。

当年我自已做的水泥桌，见证了我和初恋的妻子温馨的日子

1978年2月10日。

结婚那天，父亲在自己家里煮了两锅菜，我请了圆竹厂的几个朋友，一起来家里吃饭。那天妻子穿着一身旧衣，下班后自己走来在兴安中学的家，大哥见了惊讶地问:今天你们结婚，连一件新衣服都没做?

妻子很坦然地摇一摇头说没有。我也是一身旧衣，没有半点新郎的样子，当时我是觉得不用讲究那些排场，随意而为。但是我没想到，走进婚姻的殿堂是所有女孩子一生中最美好最憧憬的时刻，她虽然迫于我的淫威接受了这场白开水一样的婚礼，但一定心中充满了委屈。现在想来，是我对妻子对我们爱情的不尊重，是我欠妻子一场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婚礼，是我欠妻子一张见证爱情的结婚照!

我的应诺我必须在我的晚年变成现实，如果要加上一个时间的座标，我想应该是在我和妻子的金婚纪念日上，那时虽然我们儿孙绕膝，白鬓如霜，但我还是要亲手给妻子穿上新嫁衣，寻回遗失在50年前的美好时光。

女儿出生了，也是我们的掌上明珠

我们的婚房里，最奢侈豪华的东西是好友余庆芬和胡行怡送我的一对铁壳热水壶，还有同一个仓库的老朱和老卢送的脸盆和墙上的一张画。

晚上，在土产公司的干果仓库里，我们举行了婚礼，买了几十块钱糖果，请公司的同事们吃糖。婚礼上，我高兴地唱了在中学时父亲教唱的一首叫《宝贝》的歌:

宝贝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

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那我的宝贝。

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那我的宝贝。

宝贝别难过别伤心那亲爱的宝贝，

你妈妈和你一起等待着他的消息，

你妈妈和你一起等待着他的消息，

睡吧我的好宝贝。

我的歌把大家逗得开怀大笑。

我结婚了，我和妻子进行了一场现代人看来的不折不扣的裸婚。

我们很快乐，我和妻子从来不后悔我们那场没有结婚照的婚礼。

饱经磨难的岳母

我的岳母

一年之后我们的女儿出生，我给女儿取名吴双，寓意为天下无双!

女儿的出生和成长让一个人欣喜万分，这个人就是女儿的小姨李荣。说是小姨，其实李荣只比吴双大4岁。李荣继承了父母的基因，长成一个180厘米的姑娘，从初中开始就是兴中女篮的主力队员。每当有李荣参加的篮球赛，我们全家人都会出动为她加油，而每次李荣的兴中女篮，都把对手打得溃不成军。

女儿跟小姨很铁，几乎形影不离。李荣读高一时吴双在外读艺校学钢琴，李荣读高三时吴双也返回兴中读高四准备考大学，两人走在一起，一高一矮，成了兴中校园里一道逗人的风景线。我曾量身定做给她们写过一部相声《高子和矮子》，想让她们在学校演出，可惜最终没有上台的机会。

李荣后来考上了上海体育学院，与一个男同学好上了。据统计大学生谈恋爱的成功率只有10%，而偏偏这10%就让李荣撞上，让一个安徽淮南的小伙子拐走他乡。

岳母全家福

被拐到淮南的小妹李荣一家

女儿的出生让饱经艰难的岳母得到慰籍，她十分呵爱外孙女儿，把所有能留下来的食物都留下来给她吃，岳母没什么文化，她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她只是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张开了翅膀拼命地呵护和保卫后代。岳父被残害的时候，留给她的4个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7岁，而她每个月的收入还不到30元。我们很难体会一个母亲把12岁的女儿送出去当保姆时痛苦的心情，但她必须这样做，因为如果她不这样做，就不能保证更弱小的几个孩子活下来。

岳母在渡过艰难岁月后最高兴的日子，是她的三儿子樊勇1979年参军入伍的那一天。

岳父被害的罪名是黄埔军人，又背负着国民党军官的黑包袱。共产党和国民党是生死对立的两个集团，丈夫的死必定让她觉得她和儿女在这个世界上永无出头之日。儿子的参军入伍，才让她彻底解脱了山一样的精神枷锁，抬起头来做人!

樊勇参军后的第二年，岳母执着地要去部队看望儿子。我请了假陪岳母一起去，樊勇服役的地方在湖南省的白地市，我们乘火车前去。一路上，岳母一直跟我念叨着:你要跟部队首长讲，让他们给大弟入党，他入了党我就放心了!

三代同堂，岳母的幸福时光

岳母质朴地认为，入了党就是护身符，就能永远庇护儿子和她这个家庭。

岳母去世的时候还不到60岁，正当世道安康儿女尽孝的时候却撒手西去。

我年轻时发过誓:除了父母我不会跪拜任何人，但在岳母的灵柩前，我诚挚地跪下含泪磕头，在一个饱经磨难，忍辱负重、含辛茹苦为儿女奉献一生的母亲面前，我的誓言注定了是那么的可笑和微不足道。

岳母安祥!

高子和矮子

留下了结婚时墙上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