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三國：塵封太白山下的魏蜀戰爭 作者 郭浩

云涌秦岭

　　秋风瑟瑟，秋雨绵绵。此时此刻，置身于斜谷，雨雾中时隐时现的群山好象又响起了鼓角争鸣、战马嘶杀的声音。曹操、曹丕、司马懿父子、张郃、曹真、郭淮、曹休进攻汉中、屯守关中，诸葛亮、黄忠、赵云、姜维、魏延、关兴、张苞、杨仪伐魏的一幕幕战事，好象又发生在眼前。

往事越千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多少年来，《三国演义》反写的历史使三国魏蜀战争的真相被尘封在太白山下，祁山、斜谷地名混淆引起的三国地名混乱令多少代人迷茫、不解。也给当代三国军事文化研究带来很大困惑。 让我们来到美丽的太白山下，站在新的角度，慢慢拨开历史的真相吧。

董卓倒行逆施惨绝人寰，郿坞藏污纳垢葬送大汉

董卓（？－192年5月22日），字仲颖，凉州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于桓帝末年先后担任并州刺史，利用汉末战乱和朝廷衰弱占据京城，废汉少帝拥立并挟持汉献帝，挾天子以令诸侯，大施大逆不道， 东汉政权从此名存实亡。他生性凶残，犯下诸多罪行，一时间全国掀起了一拨又一拨的讨伐董卓的战争，董卓本人则被朝内大臣王允联合其部下吕布设计诛杀，死后部下李傕和郭汜两人为了把持朝政互相火拼，皇帝与朝廷流离失所，各地州牧、刺史、太守、坐地为王完全脱离中央控制，使汉朝一步步走向覆灭。

董卓出生于殷富的地方豪强家庭。其父董君雅在担任豫州颍川郡轮氏县尉时，生下了董卓和董旻，所以分别给他们取表字：仲颖、叔颖。随着父亲任职期满回到岷县。当时岷县属于边远地区，与西北羌人的居住地相邻。董卓自小养尊处优，少年时期便形成了一种放纵任性、粗野凶狠的性格。史书载，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性粗猛有谋”。董卓年轻时就曾经到羌人居住地游历，依仗地主豪强的出身和富足的资产，多与羌族部落酋长交往。董卓不仅体魄健壮，力气过人，还通晓武艺，骑上骏马，能带着两只弓箭，左右驰射。他那野蛮凶狠的性格和粗壮强悍的体魄，使得当地人们都畏他三分。不仅乡里人不敢惹他，周边羌人也不敢有丝毫怠慢。

羌族首领们为了保全自己，极力迎合依附董卓，并且与他结好，以求暂时相安无事。地方豪强经常带着大量的牲畜和财物前来拜望，与董卓称兄道弟。董卓十分熟悉那里的情况，见羌人如此敬畏自己，便寻思如何来利用和控制他们，在羌人中培植和收罗亲信，为自己以后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于是，在野心驱使下，董卓豪爽地撒布自己的家产，每当羌人头领来家作客，他便杀牛宰羊热情款待，深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

羌人一方面畏服董卓的凶悍，一方面感激董卓的“豪爽”，所以都归附他，愿意听候他调遣。一次，一个羌人土豪来访，见董卓家的牛羊宰得所剩无几，回去便从老远的地方赶来上千头牛，送给董卓。除了结交羌人，董卓还注意保持自己在当地豪强中的地位和影响，凭着他非凡的才干，拉拢、兼并其他势力，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力量。在当地享有“健侠”的美名。同时，董卓还收罗大批失意、落魄的无赖之徒，他们为董卓的义气所感动，后来都一直死心塌地地跟随他。朝廷衰败，无耐只得任命董卓出任并州兵马掾一职，负责带兵巡守边塞，维护地方治安。这样一来，董卓通过控制更多的羌人，为他今后势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时之间，董卓成为闻名陇西的风云人物，不管是在官府，还是在民间，董卓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随着自己势力的不断膨胀和地位的相继上升，董卓已不满足于边远豪强的名分，认为自己需要更加广阔的政治空间。于是，他开始进一步蓄积力量，伺机发展。不久，东汉朝廷急于解决西羌问题。这对于董卓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契机。西羌问题一直是东汉政府最棘手的民族问题。自公元108年（永初二年）开始，羌人就不断发动反叛，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持续时间也很长久。汉桓帝年间，西羌问题不仅没有得到丝毫平息，反而声势更加浩大。羌人不堪忍受汉朝地方官吏对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断杀死汉人官吏，侵占州县。

而面对羌人的反抗，内忧外患的东汉政府根本就束手无策，只得求救于地方豪强，想借他们的力量来缓解西羌危机。当时，深知董卓底细的陇西地方官吏便极力向朝廷推荐董卓。

延熹十年、永康元年（167年），董卓担任羽林郎，统管元郡（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羽林军。不久，他升为军司马，跟从中郎将张奐征讨并州反叛的羌人。征战中，董卓极力表现自己，充分发挥他勇猛强悍的优势，纵横冲杀，左右开弓，由于战绩突出，因功迁升为郎中，后来又因功升迁为广武（今山西省代县）令、郡守北部都尉（统治四川省汶川县西南大部分地区的官名）、西域戊己校尉（掌管西部各民族事务的官名），一直征拜至并州刺史、河东太守。至此，董卓可谓平步青云。只是任中郎将后，他在一次镇压黄巾军的战争中惨遭失败，获罪革职，又被贬回陇西。

中平元年（184年）冬天，北地郡的先零羌和枹罕县的群贼反叛，拥立羌族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死护羌校尉冷征。后来，伯玉和李文侯又劫持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汉人边章和韩遂。在不断的兼并战争中，边章和韩遂势力迅猛增强，不仅杀死了金城太守陈懿，而且还于中平二年以讨伐宦官为名，率领大军，“入寇三辅，侵逼园陵”。在东汉政权面临被推翻的紧急关头，汉灵帝急忙启用和征派几乎所有强将精兵抵御边章和韩遂的进攻。于是，董卓被重迁中郎将，拜破虏将军，和司空张温、执金吾袁滂、荡寇将军周慎等率领步兵、骑兵共十余万人屯兵美阳县（雍州武功县西北），护卫园陵。当时，边章、韩遂也正好进兵美阳。两军对垒，初一交锋，由于羌兵凶悍勇猛，而且士气旺盛，董卓所率政府军队便遭遇打击，情势不利。张温等人心急如焚，生怕朝廷怪罪；而董卓却神色自如，劝慰他们说：“现在我们虽然处于不利地位，但只要我们等待时机，稳定情绪，一定能击退敌人。如果连我们当统兵将领的都惊慌失措，势必会动摇军心，给敌人创造进攻我们的机会！”果然不出董卓所料，十一月中旬某天夜晚，皓月当空，群星灿烂。由于交战双方一直处于相互对峙的紧张状态，除了各自负责戒备的哨兵外，所有士兵都被战争拖累得精疲力竭。夜半时分，静悄悄的夜空突然出现一道长达十余丈的流星，半壁天空火光如柱，惊得边章、韩遂军营中的战马狂鸣不已。熟睡中的士兵惊醒后也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奇怪现象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们以为这是战争吃败仗的不祥征兆，不愿再留在美阳打仗，都想回归旧地金城。顿时，整个军营一片骚乱，久久不能安静下来。

第二天清晨，东汉军队的探马向董卓火速报告这一紧急军情。董卓听后，欣喜若狂，心想正好可以利用这一天赐良机突袭边章、韩遂的部队，杀他个措手不及，彻底消灭敌人。

于是，董卓立即采取紧急行动，与鲍鸿等人合兵夹击。由于对方军心受到影响，组织不严，大部分士兵根本没有思想和防卫准备，顷刻之间遭受沉重创击，死伤无数。董卓大获全胜；边章、韩遂败走金城郡榆中县。

董卓见机会难得，便马上与周慎等人率领大军追剿逃军。由于金城是羌人的本势，势力无所不及，到处都驻有军队，而董卓等人盲目深入西羌，又犯了“穷寇勿追”的兵家大忌，在追赶过程中，遭到数万名羌人围击。孤军深入的东汉大军完全陷入西羌部队的分割包围之中。由于后方援军无法及时赶到，不到数日，各军粮草殆尽，而围兵不仅没有丝毫减退，反而进攻更加猛烈，情势十分危急。当时，由周慎等人率领的军队被彻底击溃，只有董卓军队设计得脱。沉着老练的董卓在如此情况下，仍不惊慌，他命令士兵在渭河中筑一高堤坝，截断上游的流水。羌人对此感到莫名其妙。这时，羌骑侦察回来传出消息说，东汉军队整天在坝中捕捉鱼虾。西羌将领以为董卓军粮已尽，只得靠捕捉鱼虾充饥。于是，便放松了警惕，只围不攻，想困死董卓的军队。可是，很久都不见动静，等羌骑探明情况时，董卓军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去向。原来，董卓筑坝的真正目的是迷惑敌人，以此作掩护，然后伺机悄悄撤退。胡兵、羌骑听闻董卓军队逃遁，前往追击，由于河水太深，无法渡河。因抗击边章、韩遂有功，表现突出，董卓不久便被封为斄乡侯，食邑千户。

汉灵帝中平三年（185年），羌胡内部发生兵变，韩遂格杀边章、北宫伯玉、李文侯，集结三人的部队共十余万人围攻陕西，太守李相如叛离朝廷，归附韩遂。不久，韩遂又联合周边的马腾、王国等人，合兵进攻三辅（左冯翊右扶风中京兆），声势浩大，势不可挡。中平五年，韩遂、马腾已攻到陈仓，危及长安和洛阳。灵帝急忙拜董卓为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共同解陈仓之围，大败韩遂、马腾。董卓因此又得到朝廷封赏。

不断升迁的董卓势力急速膨胀。东汉朝廷为了遏制董卓权势继续滋长和蔓延，于公元188年（中平五年）征董卓为不掌实权的少府。董卓明白朝廷用意，便婉言拒绝，不肯就任。灵帝病重，急忙召见董卓，拜他为并州牧，所属部队隶属皇甫嵩。野心勃勃的董卓自然对朝廷如此安排和任命不满，便回奏灵帝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拒绝交出兵权，随即率领自己所属部队进驻河东，以观时变。

董卓自领兵征讨羌胡、镇压黄巾军以来，因战功显赫，受到朝廷多次重用，不断升迁，尤其是击败韩遂等人的进攻后，他的势力日趋壮大，形成了一支以凉州人为主体、兼杂胡人和汉人的混合军队。朝廷虽然对董卓加以抑制，但羽翼日趋丰满的董卓自恃战功与威望，越来越变得野心勃勃，目中无人。 屯兵河东以后，整个陇西便成了董卓的势力范围，他不仅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不仅是地方军阀豪强，而且还是朝廷命官、边陲重臣。凭借强大的实力，极度膨胀的野心促使董卓开始着手设计问鼎中央政权的具体步骤。

太白山下的眉县

中平六年（189年）四月，汉灵帝刘宏在嘉德宫驾崩，少帝刘辩继位。由于刘辩年幼不晓事，暂时由何太后垂帘听政，大将军何进主持朝政，皇权更加衰微。宦官和外戚为了取得控制皇权的特殊权力，斗争日趋激烈。双方不惜采用一切手段，相互排挤，殊死斗争。深知朝廷派系之争的董卓得知灵帝驾崩的消息后，心中窃喜，他密切注视朝廷各派动向，随时准备相应措施，见机行事。

不久，在河东伺机而动的董卓便收到大将军何进的密令。何进是少帝的舅舅，代表外戚势力。灵帝死后，他与司隶校尉袁绍共同谋划诛杀张让，遭到何太后的反对。于是，何进便对董卓诱施以好处，以圣旨名义召他立即进京讨伐张让，并以此来胁迫何太后。董卓接到圣旨后，大喜过望，立即召集人马，连日领军进京，并按何进的意思，上书少帝，要求“逐君侧之恶”“收让军，以清奸秽”。可是，董卓却万万没有想到，在他还没来得及赶到洛阳之前，何进就在争斗中被张让等人杀死。这时，虎贲中郎将袁术也在洛阳统兵，听到何进被杀的消息后，便放火烧毁了南宫，并追杀张让等人。张让和中常侍段珪慌忙劫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半夜出逃至黄河渡口小平津（今河南省巩县西南）。行进中的董卓远远望见京城一片火海，知道情况有变，打听到少帝在北邙，董卓又急忙率兵前往。少帝被蜂拥而至的大军吓得惊慌失措，泪流满面。董卓威风凛凛，大摇大摆地走上前去参见少帝，并且向他询问事变经过。少帝颤颤兢兢、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倒是站立一旁的陈留王刘协主动上前向董卓一口气讲述了整个事变的经过，叙述毫不含糊，条理清楚。当时，刘协只有九岁，比少帝还小整整五岁。董卓大为欢喜，认为刘协要比刘辩强得多，而且又因他是董太后亲自抚养的，董太后和自己是同姓，为了争取董太后的支持，于是便有了罢黜刘辩、拥立刘协的念头。

董卓把刘辩奉迎至皇宫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开始干预整个东汉中央政权。长期统兵打仗的董卓深深体会到：要想征服百官，控制朝廷，必须先得掌握强大的军事后盾。初到洛阳时，董卓部属的兵力不超过三千人，为了一开始就给洛阳造成一种强烈的军事威慑影响，他每隔四五天就命令所部晚上悄悄溜出洛阳，第二天早上再浩浩荡荡开进洛阳，战鼓震天，旌旗招展，俨然千军万马源源不断。包括朝廷官员在内的所有洛阳人们，都被董卓如此强大的实力所吓倒，不敢有丝毫越轨行为。

虽然假象能暂时迷惑人，但终会被人识破。董卓此举当然只能是权宜之计，稍稍休整后，他便开始采取实际行动，以扩充兵力，收揽兵权。大将军何进被张让伏杀后，他的部曲将领吴匡对何进的弟弟何苗（时任车骑将军）怨恨很深，认为何苗存心不肯与何进合作，而且还怀疑他与张让勾结，共同对付何进。吴匡念何进平日对自己有恩，发誓要杀死何苗，替何进报仇。他发动手下士兵，告诉他们说：“是车骑将军何苗勾结张让杀死了大将军，我们一定要替大将军报仇！”于是，便联合董卓的弟弟董旻，共同攻杀何苗。何苗死后，董卓坐收渔翁之利，不费一兵一卒收编了何进、何苗的部队。

控制中央政权，掌握洛阳卫戍军队的兵权极为重要，董卓便具体部署，派心腹大将吕布杀掉执金吾袁滂，接收全部京城防卫部队。从此，董卓不仅控制大量常规部队，而且还掌握着洛阳的直属部队，完全具备了左右朝政的军事基础。这为他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增加了决定性的底气。 当时，鲍信就对董卓军事势力的膨胀有较清醒的觉察和认识，他曾对袁绍说：“董卓拥有强兵，素有野心，如果现在不想办法除掉他，今后必将受其牵制。如今董卓军队人员混杂，军心不稳，组织不严，正可趁早除掉。”可是袁绍因惧怕董卓，优柔寡断，未采取行动。有了强大的军事后盾，董卓便有恃无恐，为所欲为。首先他迫使朝廷免除司空刘弘的职务，自己取而代之。接着，为了进一步独揽中央政权，董卓决定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废除少帝，另立新皇帝。

在一次会议上，董卓肆无忌惮地说：“少帝愚昧懦弱，不能敬奉宗庙，没有资格担任天下的君主。为了国家和汉室江山着想，我想效法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的做法，废掉少帝，改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在场官员大多慑于董卓的淫威，对他独断专行、随心所欲的行为敢怒不敢言。只有尚书卢植当面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少帝只是年纪幼小，行为品性根本就不能与太甲和昌邑王相提并论。董卓大怒，没想到卢植如此不敬，胆敢当众反对自己，便立即命令士兵将他推出斩首，幸亏侍中蔡邕极力劝阻，卢植才免于一死。之后，董卓废掉少帝，将他贬为弘农王；另立陈留王刘协，即为汉献帝。

废立皇帝之后，董卓又对何太后看不顺眼，认为她阻碍自己在朝廷上下自由行动和树立威信。于是，董卓又大会群臣，向大臣们数落太后所谓的罪行，说她如何如何逼迫婆母永乐皇太后（灵帝刘宏的母亲），以致皇太后忧虑而死。这种违背婆媳常理、不讲孝顺礼节的做法，应当受到严厉惩处。之后，董卓便责令何太后迁居永安宫，不久，董卓又借故杀死少帝刘辩，毒死何太后。五月二十三日改立刘协为皇帝，即汉献帝。短短两个月就换了三个皇帝。 通过对中央政权最高阶层人员的更换和处理，整个东汉政府几乎完全受制于董卓，皇帝的废立、朝臣的任免、重大政策的制定，都由董卓说了算。此时，野心极度膨胀的董卓，已经目空一切。

改立献帝之后，董卓将自己升迁为太尉，成为三公之一，掌管全国军事和前将军事务，后又自封郿侯，拜国相，跃居三公之首，掌宰相权。董卓虽然名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但实际上却远远超越皇帝，享有“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等特权。自己加官进爵后，董卓还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大肆加封董氏家族成员。他首先封自己的母亲为池阳君，越礼配备家令和家臣，地位与皇家公主相当。同时，董卓又拜弟弟董旻为左将军，封雩侯，另外还封自己年幼的孙女为渭阳君。更有甚者，“卓侍妾怀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皇帝，董卓不顾朝臣反对，胁迫献帝将都城从洛阳西迁至长安。董卓还无视礼制和皇威，发卒二十五万，在自己的封地修筑了与长安城墙规模相当的郿坞城堡，高厚达七丈，明目张胆地用“万岁坞”来命名，坞中广聚珍宝，其中掠夺来的黄金就达三万多斤，白银八万余斤；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并规定，任何官员经过他的封地时，都必须下马，恭恭敬敬地对他行大礼。幷修筑了郿坞到长安的快道郿坞岭，宽八米高两米。史称“北修长城，南修坞岭”可见工程之浩大，是史上首次在关中修筑高速路。并收集八百童男童女，将全部家眷供养其中；带着貂蝉和一大群妻妾在此淫乐消遣；并在渭水之南修建避暑凉阁。

初到洛阳时，董卓手下虽然也集结了一批心腹亲信，但是，要在庞大的中央官僚体系中纵横捭阖，单靠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当时朝中许多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官僚，根本就不服董卓。对此，董卓在玩弄权术的过程中，暗中培养爪牙，广为收罗亲信，用拉拢、诱惑、排挤等手段打击和陷害一切于己不利的势力和集团。封侯后，董卓极力拉拢司徒黄琬，司空杨彪，抬举和扶植已被贬斥的陈蕃窦武等人。董卓不光全部恢复陈蕃等人以前的爵位，还擢升他们的子孙，以使他们世世代代为己所用。但实际上士人几乎没有人被董卓所收买的。

据史载，董卓利用手中特权，重新提升和任用大批党人，如吏部尚书周铋、侍中吴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颥、司空伍处士等。不仅如此，只要是与以上人员有关的党锢之徒，董卓都把他们拔为列卿，一时之间，“幽滞之士，多所显拔”。当朝大学究蔡邕也曾被董卓拉拢和征召。

当初，议郎蔡邕因直言上书皇帝而被放逐朔方，后来遇赦返回乡里。当地官吏王智原来与蔡邕有私怨，便弹劾蔡邕有诽谤政府的言论，蔡邕又被迫离家逃命，浪迹江湖，历时十二年。董卓对蔡邕的盛名和才气早有所闻，便特别征召他进京任官，蔡邕不想再涉及政治，婉言拒绝。董卓便威胁蔡邕：“如不听命，我将诛杀你们全族。”蔡邕恐惧，只好回到洛阳。董卓大喜，任命他为祭酒，十分敬重蔡邕，后来又不断升迁他的官职。史书载，蔡邕三天之内，历遍“三台”，官至宫廷随从官。

董卓除了在中央各部布置亲己势力外，还通过任命太守、刺史等手段安插地方爪牙。这样，董卓通过层层安置耳目，基本上已经控制了中央和地方的主要政治力量，只要是不满他的官员稍有动作，他便毫不留情地予以彻底铲除，杀鸡儆猴，威慑朝野。董卓观察到手握实权的袁绍和曹操对己不利，必须尽早除掉。

早在废立皇帝之前，董卓就想利用袁绍来支持他，可是遭到袁绍的极力反对。一次，袁绍说：“东西两汉王朝恩德布满四海，万民拥戴，国泰民安。今皇上年纪虽小，但并没有恶行传布天下。你如果要罢黜皇上，改立新帝，恐怕没有人赞同你的意见。”董卓听后，凶相毕露，持剑怒叱袁绍说：“我是有意看重你，没想到你如此不识抬举，今天不杀掉你，今后总是祸害！”袁绍也手按剑柄，针锋相对，董卓不敢轻举妄动。当夜，袁绍就逃奔渤海郡避难。因为袁绍是世家，董卓也不敢追究。

董卓军进驻洛阳时，曹操也在京城，而且手中掌握有一定兵权。董卓在扩充兵力、统收兵权的过程中，也曾想通过诱之以利来吃掉曹操。但曹操识破董卓的阴谋，拒绝与他合作，不辞而别，逃离洛阳。卫尉张温曾担任太尉，素来对董卓飞扬跋扈、野蛮残忍的行为极为不满。董卓也视张温为眼中钉，为了除掉这一心头大患，董卓便在朝中散布谣言，诬蔑张温与袁术长期勾结，对抗朝廷。不久，便以“莫须有”的罪名，笞杀张温。

在董卓的淫威逼迫和阴谋陷害下，他的竞争对手和朝中许多忠义之臣，不是被逼迫出逃，就是被铲除消灭。董卓恣意玩弄权术，滥杀无辜，引起广大官员和人们的强烈愤慨和反对。

​董卓“性残不仁，遂以严刑协众，睚眦之隙必扳，人不自保”。率军初次进兵洛阳时，见城中富足贵族府第连绵，家家殷实，金帛财产无数，便放纵手下士兵，实行所谓“收牢”运动。这些士兵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妇女，劫掠物资，把整个洛阳城闹得鸡犬不宁，怨声载道。

控制中央政权后，董卓残忍不仁的恶性更加膨胀，经常派遣手下士兵四处劫掠，残暴百姓。

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部属的羌兵在阳城抢劫正在乡社集会的老百姓。士兵们杀死全部男子，凶残地割下他们的头颅，血淋淋地并排挂在车辕上，令人触目惊心。此外，他们还趁机掳走大批妇女和大量财物。回到洛阳后，他的手下将领把头颅集中起来加以焚烧，而把妇女和财物赏赐给士兵，却对外人宣称是战场致胜杀敌所得战利品。

一次，朝中许多官员被董卓邀请去赴宴。官员们都莫名其妙，不知董卓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宴会上，董卓兴致高昂，招呼大家不要顾忌，畅怀痛饮。酒过三巡，董卓突然起身，神秘地对在场的人说：“为了给大家助酒兴，我将为各位献上一个精彩的节目，请欣赏！”说完，击掌示意，狂笑不已。顿时，董卓把诱降俘虏的几百名北方反叛者押到会场正中央，先命令士兵剪掉他们的舌头，然后有的人被斩断手脚，有的人被挖掉眼睛。其手段之残忍，令所有在场官员和士兵惨不忍睹，顿时，整个宴席变成了肃杀的刑场。许多宾客手中的筷子都被吓得抖落在地。董卓却若无其事，仍然狂饮自如，脸上还流露出洋洋得意的神色。

另有一次，董卓把俘虏来的数百名起义士兵先用布条缠绑全身，头朝下倒立，然后浇上油膏，点火活活将他们烧死，可谓残忍至极。

迁都长安时，为了防止官员和人民逃回故都洛阳，董卓将整个洛阳城以及附近二百里内的宫殿、宗庙、府库等大批建筑物全部纵火焚毁。昔日兴盛繁华的洛阳城，瞬时之间变成一片废墟，凄凉惨景令人顿首痛惜。

为了攫取财富，董卓还派吕布盗挖洗劫皇家陵墓和公卿坟冢，尽收珍宝。

董卓（？—192.5.22）

整个洛阳城狼藉不堪，在董卓肆意践踏破坏下，已是千疮百孔，满目疮夷。曹操对此悲愤不已，他写了一首诗《薤露行》，予以讥讽：

贼臣持国柄，杀主死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董卓掌权后，国家制度朝令夕改，反复无常，严重阻碍了整个国家政权机器的正常运转。其中，他颁布的法律刑罚尤为混乱无度，不成体统。对普通老百姓往往实施严刑酷法，而对亲信家族，则违法不究，一切都取决于董卓个人的意志。《魏书》记载：董卓专门指派司隶校尉刘器登记所谓“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为吏不清，为弟不顺”的臣民，凡是册上有名者，都应处死，财产没收。不久，整个社会便民怨沸腾，冤狱遍地。

为了自己聚敛巨额财富，董卓大量毁坏通行的五铢钱，还下令将所有的铜人、铜钟和铜马打破，重新铸成小钱。粗制滥造的小钱不仅重量比五铢钱轻，而且没有纹章，钱的边缘也没有轮廓，不耐磨损。小钱的流通直接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猛涨。据史书记载，当时买一石谷大概要花数万钱。老百姓苦不堪言，生活陷于极度痛苦之中。董卓却利用搜括来的钱财，整日歌舞升平，寻欢作乐，生活荒淫无度。

董卓的倒行逆施终于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与反抗。许多有志之士出于对国家危亡的考虑，长期与董卓进行不屈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打击和动摇了董卓的地位和基础。

起初，议郎盖勋与左将军皇甫嵩秘密商议，准备共同讨伐董卓，只是后来由于皇甫嵩被征调，盖勋势单力薄，才就此罢休。

初平元年（190年），冀州牧韩馥、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南阳太守张咨和渤海太守袁绍等10余人都纷纷起兵反对董卓，从此便开始掀起了大规模持续反抗董卓的斗争浪潮。

不久，长沙太守孙坚率领豫州各郡军队征讨董卓，在梁地（今汝州梁县西南）被董卓部将徐荣打败，联合孙坚反董卓的颍州太守李旻也被生擒。

接着，河内太守王匡又屯兵河阳津（今河南省孟县西部的黄河渡口），准备进攻董卓。不料老谋深算的董卓早有觉察，先派疑兵向王匡挑战，而暗中却派精锐部队从小平津渡河北上，绕道偷袭王匡所部。王匡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初平二年（191年）。孙坚重新收拢流散部属，进驻梁县，准备再度讨伐董卓。董卓派胡轸、吕布迎击孙坚。由于胡、吕二人心存芥蒂，不能相处，还没交战，士兵就涣散逃离。孙坚趁机出击，胡轸、吕布大败而逃。董卓见势不妙，不得不派部将李傕向孙坚求和。孙坚不理，继续进攻距洛阳只有九十里的大谷。董卓被迫率军出战，被孙坚击败，退驻渑池。孙坚乘胜追击，遇吕布，大败吕布后，出兵函谷关，分兵两路，直取新安和渑池。

此时，山东诸路豪杰也纷纷揭竿而起，共同起兵声讨董卓。被多方义军逼得无路可走的董卓决定迁都长安，以避锋芒，在与百官的会议中，董卓提出此事，司徒杨彪顾虑百姓生计，坚决反对，太尉黄琬也附议杨彪，董卓愤怒不已，经司空荀爽调解才消去怒气，董卓最终还是决定迁都。但是，征讨董卓的斗争并没因迁都长安而有丝毫松懈，而是更加风起云涌。这时，董卓已成了众矢之的。

越骑校尉伍孚对董卓的倒行逆施十分痛恨，发誓要亲手杀死董卓。一天，伍孚身藏佩刀，前来拜见董卓。交谈完毕后，伍孚便告辞离去。董卓起身出门相送，用手轻轻拍着伍孚的后背，表现出极其亲切的样子。伍孚瞅准机会，猛地抽出佩刀向董卓刺去。由于杀人心切，用力过猛，失手没刺中要害。董卓大惊，慌忙奋力反击，并急呼侍卫出手相救，这才脱离危险。伍孚在与侍卫斗争过程中，由于寡不敌众，被乱剑刺死。事后，董卓大骂伍孚包藏祸心，不讲仁义。

当时，天下老百姓为了表达对董卓的痛恨，到处传唱《千里草》歌谣:“干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希望他尽快死去。

初平三年（192年）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与董卓的亲信吕布共同密谋诛杀董卓。之前，王允先后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执金吾士孙瑞等人多次商议诛杀董卓的事情。

王允与士孙瑞、杨瓒借登台拜神为名，又一次秘密商量废除董卓的事宜。士孙瑞说：“自从去年年底以来，太阳不照，淫雨不断已达六十多天，我们应该让这种不利国家和老百姓的时期尽快结束。现在，时机大好，我们正可趁天下沸腾之际，主动采取措施，消灭罪魁祸首！”士孙瑞意在提醒王允可借天时地利人和之机除掉董卓。王允同意士孙瑞的意见，可是考虑到董卓平时戒备森严，而且他本人武力过人，如果不采取周密措施，恐怕不易得手。于是，王允便物色了董卓的亲信吕布作内应。

吕布年轻勇猛，武力超群。起初董卓对他深为喜爱和信任，收他为义子，并提拔他担任骑都蔚。后来，董卓又迁吕布为中郎将，封他为都亭侯。董卓把吕布当作自己的贴身侍卫。不管董卓走到哪里，吕布总是形影不离，负责保护董卓的生命安全。

东汉彊域图

一次，吕布不小心得罪了董卓，董卓大怒，随手抽出刀戟向吕布掷去，幸亏吕布眼疾手快，才得以幸免。当时，吕布并没直接顶撞董卓，而是立即向他谢罪道歉，董卓便不再追究，以后也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吕布却从此心怀私恨。于是王允设计将婢女貂蝉收为义女，同时许配董卓吕布两人。先将貂蝉送与董卓做婢女，然后吕布又与貂蝉私通。吕布心中十分不安。王允把诛杀董卓的计划告诉吕布，并要求他充当内应。起初，吕布不同意，他说：“奈何（我和他）如同父子一样！”王允开导说：“你姓吕，他姓董，又不是骨肉亲情。况且董卓现在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国贼，你难道还认他作父亲吗？他向你掷刀戟的时候，把你当儿子看待吗？”在王允的敦促下，吕布最终答应了。

一切准备就绪，正好逢上皇帝大病初愈，朝中文武大臣都集会于未央殿，恭贺天子龙体康复。吕布借此机会，事先安排同郡骑都尉李肃等人带领十多名亲兵，换上卫士的装束隐蔽在宫殿侧门的两边。董卓刚到侧门，便遭到李肃等人的突袭。董卓大骇，慌忙向吕布呼救。吕布正襟危坐，大声道：“我们是奉诏讨杀乱臣贼子，你死有余辜！”绝望中的董卓虽然奋力反抗，但已无济于事，当场被吕布所杀，并诛连三族。

董卓被杀后，满朝文武和所有士兵都高呼万岁！长安老百姓高兴得在大街小巷载歌载舞，共同庆祝国贼被诛。 董卓死后，被暴尸东市，守尸吏把捻子插入董卓的肚脐眼中燃起天灯。因为董卓肥胖脂厚，“光明达曙，如是积日”。大学问家蔡邕是非不分，抚尸痛哭，被当做董卓余党下狱诛杀。使得惟一爱女一代才女蔡文姬流离失所，战乱中被南匈奴掠去。真是干年遗恨，代代惋惜。吕布调转马头飞奔二百六十里外的郿坞，准备剿其老巢，收其金银财宝。熟料让郿县县令捷足先登。在坞门口正遇董卓九十岁的老母仓皇逃串，急呼“布儿救我！”却被吕布飞刀夺其头颅，乱马踩成泥浆。郿坞城堡被吕布乱军焚毁。 一个月后，李傕、郭汜等人率领凉州军余部反扑，长安被凉州军攻破。王允跳城自杀。他们把董卓尸体带回郿坞安葬，不料天降暴雨，一声惊雷将棺尸炸散，落了个人怨天谴。郿坞城堡存在了短短的一年多，却为四百年大汉画了一个沉重的句号。

三国大幕由此拉开。

汉献帝刘协（公元181年4月2日—234年4月21日），字伯和，汉灵帝刘宏次子。​

曹操刘备争夺汉中，三分天下大局初定

　 赤壁大败后曹操痛定思痛，采取得力措施稳定内部。建安15年（210）春，曹操下《求贤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ze)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提出不拘品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目的是尽量把人才收罗到自己身边。

　　建安16年三月，曹操遣司隶校尉钟繇(yao)率大将夏侯渊以讨伐汉中（治南郑，今陕西汉中东）张鲁为名进兵关中。关中马超、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十部心生疑惧，一时俱反，马超等人屯据潼关。曹操立即派大将曹仁进攻关中。 

七月，曹操率大军亲征关中。九月，大破关中诸军，杀死李堪、成宜，马超、韩遂逃至凉州，杨秋逃至安定（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南）。十月，曹操进军安定，杨秋投降，关中地区基本平定。曹操便开始运筹对汉中用兵。

汉中三国时归益州管辖。汉中盆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曹操占据汉中，会对益州形成严重威胁，使益州北方无险可守，阻止刘备向北发展；如果刘备占据汉中，进可以攻关中，退可以守益州，对关中造成严重威胁。魏蜀双方都花大气力争夺汉中。

　　曹操（155.7.18—220.3.15）

然而三国历史却证明，谁得汉中谁倒霉。

曹操夺取汉中后，很快发现汉中其实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兵马粮草供给十分困难，交通实在太难。感叹：南郑实为天狱也，褒斜道实为五百里石洞也。

刘备夺得汉中，直到诸葛亮、姜维伐魏后的公元263年，蜀汉政权实实是被长达36年的伐魏战争耗空拖垮的。

曹操消灭马超、韩遂、杨秋等大小军阀后，于建安19年（214）十二月不顾天寒地冻，亲率大军顶风冒雪，从孟津出发进军长安。建安20年三月，年已六十花甲的曹操，跨马横刀起兵征讨汉中张鲁。

张鲁，字公祺，沛国人。世奉“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和“太平教”一样都是东汉末年发展起来的原始道教。张鲁祖父张道陵是其创始人，以医传教。因信教的人每人要交五斗米作为活动经费而得名。张道陵死后，他的儿子张衡继续传教。公元184年二月，张衡在汉中率众起义，攻打郡县与黄巾军遥相呼应。张衡英年早逝，其儿子张鲁在母亲的辅佐下继续传道。张鲁打破旧的官僚体制，自号“君师”，信众称“鬼卒”，信道较深之人称“祭酒”。其统帅部众较多之人封为“治头大祭酒”。在各交通要道设立“义舍”，置有米肉炊舍，由“祭酒”负责供给过往道众免费食宿。民夷乐之。张鲁在汉中割据称雄三十年，以《道德经》为纲领，早在1800年之前在汉中就开始了原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成功实践。东汉朝廷无力征服，只能认可。封他为镇民将军，领汉宁郡太守官职。

　　公元234年太白山前魏蜀對峙圖

（这是《三国演义》描述的地理名称，眉县志上积石原为红东村至蒲家庄之塬，应该是正确的。）。

四月，曹操领兵从陈仓进军大散关。这里山势高峻，地势极险，道路陡曲，行军非常艰难。曹操坐在磐石上喘息，弹起了五弦琴，吟出了“秋胡行”曲：

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坠谷涧。坐磐石之上，弹起五弦琴。琴奏清角韵，意中迷烦。歌以言志，晨上大散关！

年已花甲的曹操，虽怀着统一大业的宏愿大志，又深感形势的艰难。稍息之后，意气风发，壮心不已，率军越过大散关，进入氐族人聚居区武都郡的河池（今甘肃徽县西）。氐王窦茂率万余人抵挡，曹操派张郃、张既领兵把他们打败，缴获氐谷十万余斛。七月，曹操大军到达阳平关。

大白山下的眉县

姜子牙钓鱼台

实际箕谷在此以西，陈仓区伐鱼河西侧之山谷清·毛凤枝《南山谷口考》。关中方言把渭、魏都作“yu”，把渭河叫禹河；把魏家堡叫“yu”家堡。“伐鱼河”当为伐魏河。

　姜子牙钓鱼台景区

张鲁自思汉中一隅之地，不足以与曹操对抗，便思投降；而他的弟弟张卫不肯，率领一万多人马到阳平关，拒关坚守。曹军久攻不下，伤亡很大，军粮运输困难，形势对劳师远征的曹军极为不利，曹操说，这是一个信奉妖术的地方，我们到这里能有多大好处呢？军粮不多了，还是不如赶快撤军！曹军正在撤退，张卫以为大功告成，防备顿时松懈下来。曹操闻讯，立即密派解慄、高祚率精兵乘险进行偷袭。率军从山上往回撤的曹将夏侯惇、许褚，因天黑迷路误入张卫军营，张卫营中以为曹军攻入而惊散。曹操闻报立即命令大举进攻。当夜数千麋鹿受惊突然闯入张卫营中，守军更是乱作一团。这时高祚率军赶到，趁机拼命击鼓鸣角。张卫乱了阵脚。曹军乘势攻杀，张卫大败逃回汉中。曹操大笑收军。此役足见曹操随机应变的高超军事才能。

阳平关失守，张鲁即想归顺曹操，但好多部下不同意。他便放弃南郑，逃到宾人居住地区的巴中，临走前将仓库完好无损地封存。曹操随后率军来到，看到张鲁留下的珍宝财物、粮食，很高兴。又得知张鲁有归顺之心，就派人前往巴中说服张鲁早日归来。

　　伐鱼河（伐魏河）

这次征战，爬山越岭行程千里历经险阻，终于取得了胜利，威震巴郡。曹操大摆宴席慰劳全军将士，上下无不兴高采烈。九月间，巴族首领朴胡、杜濩（huo）、任约共率各部前来归顺。曹操分巴郡为三郡：封朴胡为巴东首领、杜濩为巴西首领、任约为三巴首领，并封为列侯。有人劝张鲁投靠刘备，张鲁勃然大怒说：“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座上宾也。”他认为曹操懂得人民疾苦，视为知己。十一月张鲁带领全家来到南郑，向曹操表示臣服。曹操从战略上考虑，封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万户。张鲁的五个儿子也都被封为列侯。曹操还为自己的儿子曹宇娶了张鲁的女儿为妻。曹操对劝张鲁归降的部属阎圃也封为列侯。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对此大加赞赏，评论说：太祖（曹操）之此封，可谓知赏罚之本，虽汤武据之，无以复加也。一贯爱惜将才的曹操，收降了原马超的部将庞德，更使他兴奋不已。庞德字令明，是马超父子手下一员骁勇善战的武将。马超战败投降张鲁，后又投刘备。庞德因病未随。庞德对曹操很敬佩，就毫不犹豫地归服了曹操。曹操封他为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后来在保卫襄樊的战斗中，庞德表现极为出色。

曹操刚刚平定了汉中，这时益州刘备派部将黄权又开始攻打三巴。

　　斜谷关城·粮食邸阁·上方谷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攻打马超、韩遂时扬言要进攻张鲁，刘璋十分担心。张松乘机劝说刘璋请刘备入蜀攻打张鲁。说如果击破张鲁益州就会强大，那时即使曹操再来进攻也无能为力。刘璋认为有道理，于是派孟达、法正率四千兵马去迎请刘备入蜀。对此，益州有识之士极力反对。主簿黄权谏阻刘璋：刘备是有雄才大略之人，请来后，以部下待遇，他不会满意；同起同座，一国不能有二君。这就形成累卵之危。刘璋不听，帐前从事官王累跪下谏道：主公听信张松之言，将大祸临头。刘璋说：我结好刘备，实在是为了抗衡张鲁！王累说：张鲁犯界，乃疥癣之疾；刘备入川，是心腹大患！况且刘备是当今枭雄，先附曹操，便思谋害；后从吴侯，便夺荆州。心术如此，安可同处？今招之，西川休矣。刘璋叱道：不要乱讲，刘备是我宗兄，他怎会夺我的基业！

王累的眼光是很尖锐的，他把刘备看透了。为了阻止刘璋迎接刘备，他用绳子把自己倒吊在城门之上，口称如果不听劝说，他就割断绳子。刘璋还是不听。王累真的把绳子割断，撞死在城门下。

　　刘备（161―223）

当初刘璋派孟达、法正去见刘备，二人受到刘备的热情款待。回到益州后，法正对张松夸奖刘备，三人秘密商量决定一起拥戴刘备。孟达、法正到荆州见到刘备后，力劝刘备乘机占据益州。他们对刘备说：“以将军的英雄才略，乘刘璋的懦弱，再有张松这样得力的人作内应，一定能取得胜利，占据益州；然后凭借益州丰富的资源，依靠天府的险阻，完成大业，易如反掌。”刘备骨子里最想夺取益州，但担心出师无名，失去人心。他说，现在和我水火不能相容的是曹操。曹操为政以急，我就为政以宽；曹操为政以暴，我就为政以仁；曹操为政以诈，我就为政以忠。处处都同曹操反着来，才能有号召力。现在让我为这事失信于天下，我是不干的。刘备以“仁义”幌子，多年来确实也招揽了一些人才。军师中郎将庞统劝刘备说：荆州经过一场战争，人民流离失所，土地荒芜。有才能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加之东边有孙权，北边有曹操，我们是很难在这里立足的。现在益州有民户百万，土地肥沃，财富盈足。如得益州，大业指日可取矣。庞统的话说到刘备的心上了。但他表面上装得无可奈何。却很快决定由诸葛亮、关羽、张飞留守荆州，自己领兵数万，以庞统为军师，带着黄忠、魏延等武将，向益州进发。

　　郿县在关中的位置

刘备入川后，刘璋领兵迎接。两人相会于涪城。刘璋给刘备补充了许多物资，又将杨怀、高沛统领的白水军交给刘备指挥，刘备遂开始北攻张鲁。张松、孟达、法正力劝刘备乘机袭杀刘璋。刘备怕失掉人心，认为太仓促，就北上葭萌，以进攻张鲁为名，在葭萌一住就是一年多。这时关羽荆州告急，刘备要刘璋调一万士兵和粮草准备去援助关羽，刘璋只给了四千兵力和粮草。刘备蛊惑将士说道:我们为了保卫益州流血流汗，刘璋却这样吝啬，我军将士怎么为他死战呢？这时，张松不知刘备撤军的用意，急忙给法正写信说，如今大事垂首可成，为甚么要舍此而去呢？不料此事被张松的哥哥广汉太守張肃发觉告发了。刘璋始知刘备、孟达、法正、张松的密谋，收斩了张松。下令各关守将不得放过刘备、孟达、法正。刘备杀了杨怀、高沛，收编了他们的部队。挥师攻下涪城、绵竹，包围雒城。雒城守将刘璋的儿子刘循据死防守，刘备攻打一年才将其攻下。庞统在攻城时被流箭射死。诸葛亮按照刘备的指令留下关羽镇守荆州，率张飞、赵云沿江西上，攻下各县，与刘备会师成都。

建安十九年（214）夏天，刘备围攻成都数十天，刘璋被迫投降。刘备终于实现了占据益州的野心。自任益州牧，封法正为扬武将军，封孟达为上庸太守。刘备夺取益州后，很多人对他对刘璋背信弃义不服，刘备便开杀戒镇压。后来在诸葛亮的建议下，对原刘璋手下的官员和土著，只要归附，便加以笼络任用。如刘璋手下的文武重臣董和、黄权、李严等委以重任，形势才慢慢地稳定了下来。建安二十年（215），孙权见刘备夺取了益州，要刘备实现诺言，把借去的荆州还给他，刘备不肯。孙权十分气愤，派吕蒙率军攻取了荆州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怕荆州有失，率军五万沿江而下与孙权对峙。

时任丞相主簿的司马懿趁机建议曹操：刘备以诈力征服了刘璋，蜀人还没有真心归附他，他现在又同孙权争夺荆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拿下汉中后，益州震动，如果乘势进兵，益州势必瓦解。圣人不能违背时机，绝不能失去时机啊！有从蜀地投诚过来的士兵也说，蜀中一天要发生几十次暴乱，刘备虽然大开杀戒，也无力使之安定。谋士刘晔对曹操说，刘备刚刚夺得益州，蜀人难以归附，我们现在拿下汉中，蜀人震恐。再趁势发兵定能取胜。如果不能当机立断，等到刘备据守险要，蜀民安定后就不好办了。曹操回答说，人若不知足，得陇望蜀，就无止境了。拒绝了建议。其实，曹操何尝不想得到益州，只是感到自己的军队经过千里征战，人困马乏；蜀地道路极其艰险，易守难攻。况且刘备占据益州一年多，政权渐趋稳定。小的动乱不足以动摇根本。事实证明，曹操没立即进攻西蜀，是非常正确的决策。

刘备从荆州很快返回益州，对占据汉中的曹操不仅是加强防范，而是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势。偏将军黄权劝他说：如果失去汉中，三巴的地位就会动摇，就等于割去了蜀中的左臂右膀。刘备即任命黄权领兵出战，黄权将曹操所任命的三巴太守打败，占领了三巴地区。曹操派张郃南下三巴增援，结果被张飞打败，撤回南郑。曹操重新布置力量加强了防守，阻止了蜀军的进攻，两军相持不下。曹操看到一时难决胜负，估计战争将是长期的。于是，他把驻守长安的大将夏侯渊调来和张郃同守汉中，于建安二十年（215）十二月率军经褒斜道过关中回到邺城。

褒河石门岩刻，为曹操手迹

箕谷与磻溪钓鱼台在山口为两谷，上源则合二为一。清《凤翔府志》把这几个地方也搞乱了。

建安二十二年，曹军在汉中和刘备对峙一年多后，法正对刘备说：曹操一举打败张鲁，占据汉中，却不趁势直取巴蜀，只留夏侯渊和张郃屯守，自己率军北还。这不是他的智慧不够，力量不足，而是由于后方不稳定。论夏侯渊、张郃的才略，不如我们的将帅，如果聚众往讨，必能取胜。占据汉中以后，我们可以广种稻谷，多收粮食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然后一举吞食雍凉二州，随后进兵中原，消灭曹操。退一步讲，至少可以坚守要塞，同敌人长期相持。机不可失呀。刘备接受了法正的建议，公元219年（建安24年）正月，留诸葛亮在成都，亲率大军进逼定军山。

     定军山是汉中西面的门户，地势险要，如果失守汉中就难以保住。因此，夏侯渊全力迎敌。在营盘周围围起了鹿角栏栅，之后放松了警惕。刘备在谋士的建议下，烧掉了夏侯渊围寨鹿角，当夏侯渊带四百士兵去修补距大营十五里的鹿角围栏时，刘备又趁机放火烧掉了夏侯渊大营。刘备军队居高临下，在老将黄忠的率领下，发起猛攻，曹军寡不敌众，夏侯渊战死，曹军惨败。

    夏侯渊之死，使曹操非常伤心。他是曹军的有名将领，作战勇猛无畏，行军迅速，常出其不意战胜敌人。他曾打败过马超、宋健，占据陇右，战功卓著。曹操曾赞扬他：虎步关右，所向无敌。同时对他逞强恃勇，鲁莽无谋很担心。并经常告诫他说：做将领不能一味恃强蛮干，该示弱的时候就要示弱；勇固然是做将领的根本，但还必须善于用智谋计策运筹取胜。只知逞勇，不过是匹夫之敌。夏侯渊对曹操的告诫并没有引起重视，定军山一战他恃勇轻敌，终致失败身亡。夏侯渊战死以后，汉中魏军由张郃统领，退守阳平关。张郃在关上周密布防，抚慰将士，军心才慢慢稳定下来。

      曹操得知定军山失利的消息，于建安二十四年（219）三月，亲率大军从长安出发，经斜谷到达南郑，支援汉中。刘备在法正的参谋下集中兵力防守，不与曹军交战。曹操以曹真为征蜀护军，督徐晃等将领打败了刘备的部将高详，但整个战事没有进展。刘备坚守不出，曹操欲战不能双双陷入僵持状态。曹军远道征战，运输供给十分困难。刘备抓住这个弱点，派黄忠、赵云频频袭击曹军的运粮车队，使曹操陷入困境。双方相持了一个多月，曹操不能攻下对方阵地，进取不能，长期下去消耗太大，撤军放弃汉中又于心不甘。一日在吃饭时，曹操看到厨师给他端上来的鸡汤，似乎悟出了点什么。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南郑、汉中简直就在天狱之中，褒斜道真是五百里石洞！

    此时，正好有将领来问当晚的口令，曹操苦笑一声，脱口答道：鸡肋！令部下莫名其妙。主薄杨修却自行整理行装，大家惊问杨修：你为何知道丞相要走？杨修答道：鸡肋，吃它无肉，扔了可惜，丞相拿它比汉中，因此知道丞相决定撤军了。

  汉中本来是个好地方，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曹操怎能认为没用呢？原来在他上次撤军时，他就认识到与刘备的对峙将是长期的。汉中距中原路途遥远，道路崎岖，五百里秦岭实为天险。一旦战事有变，从中原支援前方非常困难。但落入刘备之手，就等于给刘备这只老虎插上了翅膀。于是，曹操采纳了张既的建议，把汉中的民户全部迁走。经杜袭等官员的努力，一部分迁到三辅地区（即关中地区）；将八万余户迁移到了洛阳、邺城一带；还有在韩遂、马超、杨秋反叛时，投靠张鲁的数万户民众也迁回了关中西部。这次共移民10万余户，大大减少了汉中人口，使汉中几乎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步。东汉桓帝时全国人口已上五千万，到汉末已降至一千余万。三国时期，军阀混战，群雄并起，使人民饱受战乱之苦。人口由汉末的一千余万下降到了不足八百万。从战略意义上讲，谁得人口，谁就会得天下。之后，曹操又想将武都郡的老百姓大量迁移。为了解除老百姓眷恋故土，曹操采纳了张既的建议：凡是先迁徙的给予照顾和奖励，这样先迁徙的得到了好处，后边的人就会跟着照办了。张既说：可以对老百姓这样说，为了躲避战乱，把你们迁到北方产粮区居住，让你们安居乐业。这一策略立见成效。很快就从武都郡迁出了五万多户百姓，其中包括不少氐羌人。他们分别被安置在京兆、扶风、天水一代落户。加上汉中移民，先后移民十六万户，八、九十万人之众。

兵民是吏治之本。有了人口，不仅可以开垦荒地，囤积粮食，增强经济实力；同时也有了兵源，使增强军事实力有了保障。曹操撤军和移民并举，虽然放弃了汉中，却得到了大量人口；而刘备得到了地盘，却没有了人口。刘备和诸葛亮在以后与曹魏的战争中，多次协裹老百姓到汉中，并不是象《三国演义》中所说的那么好听，为了体恤百姓。为汉中移民才是其本质目的。曹操从汉中撤出以后，那里一片荒凉。没了人口，这就给诸葛亮后来的伐魏战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蜀军以汉中为根据地，进行了长达36年的伐魏战争，军粮、兵源却要从蜀地经千山万水调运到前方，常常因军粮接济不上而功亏一篑，无奈撤军，劳而无功。

    曹操不愿在这样远离中原，在地势险恶的“天狱”里与敌人长期周旋下去。曹操东有孙权，南有关羽，都在虎视中原，内部又不太稳定，它的主要目标在荆州战场。公元219年5月，曹操果断放弃汉中，率主力从褒斜道回到长安。回军途中见褒河水流汹涌撞石飞花，便在褒谷岩石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笔迹“衮雪”，褒河的水作了“滚字”的偏旁。   

刘备占据汉中之后，又派刘封孟达等攻取了汉中郡东部的房陵（今湖北房县）、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陕西安康北）等地，势力不断扩大。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

     刘备占据益州夺取汉中，势力不断扩大，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的策略，命关羽进襄樊，从东面进攻。东西两地夹击曹操。一场魏、蜀、吴之间的战争较量开始了。公元234年春魏蜀吴三国鼎立图

                          

  魏蜀关中持久战，三国鼎立开新篇

 

《三国演义》从第九十二回开始，写诸葛亮挥师北伐，到第一百零四回星殒五丈原，结束了他悲壮的一生。《三国志》写史写实，但文字太少，也枯燥无味。而《三国演义》是由毛纶、毛宗岗父子对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点评整理定版的。虽然绘声绘色，脍炙人口，但却不乏虚构成分和不少地名之误。六出祁山，就有典型的笔误。从第九十七回开始就将斜谷、祁山混淆在一起，祁山大搬家，导致了许多地名的混乱。第四次伐魏就是根据太白山北麓的

远眺箕谷（伐鱼河谷）

“一边是河，一边是山，中间旷野平川，好片战场...” 如今是建设中的西（安)兰（州）高速铁路，是猕猴桃之乡，是关中名珠（2009年5月）

地形山貌虚构的。罗贯中在写二、四、六次伐魏时总要把祁山和斜谷混淆在一起，这就导致了后世有人将将北原、上方谷挪到天水渭河之南、将箕谷挪到定军山附近。更有甚者，日本人陈舜臣在他的《秘本三国志》中竟然把街亭写在了渭水边。这是千百年来三国地名混乱的根源所在。在二、四、六次伐魏中所提到的祁山应该是在斜谷才对。作者之所以出错，是有意为了六出祁山凑数而已。是为了和三气周瑜、七擒孟获、九伐中原相对应。要凑数，就应该叫五出秦岭。大部分三国地形图把郿城标在渭河南岸，武功标在现址是不对的，是想当然。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只有五次伐魏，最后于公元234年秋8月23日病殒五丈原军营。独未写建兴八年（230）《三国演义》一百回第四次伐魏。《三国志》从未有六出祁山之说，然后姜维伐魏又维持了29年到公元263年以悲剧告终。

祁山位于大秦岭西端甘肃省的礼县，有祁山堡，北（东北）出天水。《三国志》载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声东击西，扬言由斜谷北出攻取郿县（渭河北岸），使赵云、邓芝做疑兵占据箕谷（磻溪伐鱼河谷）。与魏军大将曹真（字子丹）对阵，兵弱敌强，伤亡近万人。诸葛亮亲率各军攻取祁山（礼县），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响应，关中震动。惊动朝廷，魏明帝亲临长安，派大将张郃统军与马谡在街亭（今天水秦安县陇城镇）交战，马谡违背诸葛亮的部署，行动不当，被张郃打得一败涂地，丢失街亭，伤亡2万人。

这一段是真实的，见《赵云传》。且看《赵云传》原文：“五年，随诸葛亮驻汉中。明年，亮出军，扬声由斜谷道，曹真遣大众当之。亮令云与邓芝往拒，而身攻祁山。云、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军退，贬为镇军将军。”

《三国志》在《后主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六年春（228），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复出散关，围陈仓，粮尽退。魏将王双率军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还汉中。”正因为有马谡街亭之失、赵云邓芝箕谷不戒之失，蜀军伤亡3万余人，才有“不克”之说。古代关中往来陇西，只能走平凉道，因此说街亭在秦安陇城是对的。

建兴六年（228）冬诸葛亮复出散关，围陈仓， 郝昭拒之。因粮尽而还，魏将王双穷追，被斩。这一仗，蜀军又伤亡万余人。这一仗是真实的。《水经注》卷17：“魏明帝遣将军太原郝昭筑陈仓城，成，诸葛亮围之。亮使昭乡人靳祥说之，不下，亮以数万攻昭千余人，以云梯、冲车、地道逼昭；昭以火射连石拒之，亮不利而还。”《三国演义》九十八回诸葛亮二攻陈仓城是虚构的。

建兴七年（229）诸葛亮派遣陈式进攻武都、阴平二郡（陇南），并亲自出兵到建威使郭淮退兵，从而平定了武都、阴平二郡。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太和四年）魏明帝曹睿发兵分三路进攻汉中。遣司马懿领军从上庸（今安康北）逆汉水而上直达朐腮，攻克新丰县，驻军丹江口，后遇月余连阴雨班师。遣张郃领兵从子午谷而进、遣曹真领兵出斜谷而共取汉中。诸葛亮起兵防守，都因连阴雨未克而还。这一年，230年秋，连阴雨倒是真的，使魏明帝三路攻汉中之兵无功而返。第四路由郭淮、费曜率军在上邽（天水）与魏延大战，败于魏延。《三国演义》一百回却写成了诸葛亮出斜谷四伐中原。却把赵云邓芝第一次伐魏箕谷之失写在了这里。《三国演义》第四次伐魏完全是罗贯中根据太白山斜谷至渭滨的地形地貌杜撰的。

建兴九年二月（231），诸葛亮又从汉中大营出祁山（礼县），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张郃穷追，在木门道（天水西南通向祁山之峡谷中）中伏击而遭射杀。建兴十一年（233），蜀军已占据斜谷口，修成邸阁（在今姜眉路出山坡口北粮库旧址），从汉中运米到此为伐魏作准备。修筑斜谷关城令大将孟琰驻守。同时司马懿卫臻（时任左仆射）在渭北修筑引水工程从千渭之交引水上原至郿与成国渠相接，开始在关中屯田。

建兴十二年（234）春，诸葛亮率十万大军（《三国演义》载34万人，陈舜臣《秘本三国志》载7万人）由斜谷出，用流马运粮，下五个大寨，由斜谷至剑阁下十四个大寨。从红河谷至潘家湾（绥阳溪）屯田一百多天。在潘家湾东梁上建有城池遥对北原边陈仓城,与魏军相持（《水经注》卷17）。司马懿坚守拒不应战。其中火烧葫芦峪一战，蜀军伤亡万余人；火烧司马懿渭河浮桥一战，蜀军伤亡1万5、6千人。秋8月23日，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军中，时年54岁（这是中国传统算法，应该是53岁，提到的月份都是农历）。诸葛亮伐魏七年，蜀军共伤亡7万余人。

这五次伐魏，大本营在汉中，目标是分两路，一路跨越秦岭出关中过黄河东进洛阳；另一路循汉水下宛洛两面钳击，推翻曹魏政权，光复汉室的。诸葛亮第一步是想占据陇西、关中并以此为根据地一边屯田一边进攻，节节东进。其中第一次是228年春以声东击西之计让赵云、邓芝在箕谷设疑兵，诸葛亮亲帅大军攻取祁山（礼县），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一时关中震动。随后便是街亭之战。诸葛亮起用了言过其实的马谡而致大败；而第二次是228年冬从大散关北出的，攻不下陈仓城，因粮尽原道而还。第三次是229年平定了武都、阴平二郡；第四次是231年从祁山（礼县）北出与司马懿争夺陇西熟麦；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是234年从斜谷北出。这一次倾全部军力驻扎一百多天与民屯田。驻军从眉县红河谷口一直到陈仓区的蜀仓、天王镇、磻溪、潘家湾。在司马懿的逼迫下一边屯田一边挑战，进行持久战。

那么，伐魏的大方向是出关中、跨黄河东进洛阳的，诸葛亮为什么要多走千余里路由陇南出祁山到关中呢？原因就是一个：五百里褒斜道实在太难走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从汉中至陇南祁山出天水再到关中，路途虽远，但却平坦得多。而且在天水从渭河水路乘船很快就会到达关中的。

《三国演义》写诸葛亮伐魏，发生在斜谷至渭滨的战事有：九十八回斜谷口火烧魏军获胜；一百回箕谷（红河谷）一战先败后胜（应该是第一次伐魏的事）；劫曹真营寨获胜；与司马懿斗阵获胜。一百零二回火烧司马懿渭河浮桥兵败，折了一万余人；斩秦朗获胜；司马懿兵败丢了金盔、蜀军缴获魏军万石军粮获胜；一百零三回上方谷火烧司马懿父子诸葛亮获胜。其中九十八回至一百回大部分是罗贯中虚构的。

第九十七回：“陈仓正北是街亭；必得此城，方可进兵。”与九十五回不相符，应该是：上邽（天水）正北是街亭才对。北出大散关必须先夺得陈仓城，然后才能由关中东进。第九十七回诸葛亮攻不下陈仓城，率大军沿秦岭北麓东进斜谷驻武功山（祁山）大寨，在斜谷口火烧魏军粮车得胜（实际是从陈仓道原路返回的）。一百三回：“诸葛丞相不在祁山（武功山），在上方谷西十里下营安住。今每日运粮屯于上方谷。”，应该是“令”每日运粮屯于上方谷较合适，正是在斜谷关城孟琰营下榻的。

《三国演义》第一百回所写祁山，却不是甘肃省礼县之祁山。

且看：“却说众将闻孔明不追魏兵，俱入帐告曰：‘魏兵苦雨，不能屯扎，因此回去，正好乘势追之。丞相如何不追？’孔明曰：‘司马懿善能用兵，今军退必有埋伏。如若追之，正中其计。不如纵他远去，吾却分兵径出斜谷而取祁山（武功山），使魏人不提防也。’众将曰：‘ 取长安之地，别有路途；丞相只取祁山（武功山），何也？’孔明曰：‘祁山（武功山）乃长安之首也；陇西诸郡，倘有兵来，必由此地，更兼前临渭滨，后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地。吾故欲先取此，得地利也。’众将拜服。”这里“吾却分兵径出斜谷而取祁山（武功山），...前临渭滨，后靠斜谷，左出右入”这一句话，很明显地把“祁山”定位在了现在的眉县。第一百回第二段有这么一句话“即分兵两路，真引兵屯于祁山之西斜谷口，懿引军屯于祁山之东箕谷口。”这句话很明确地说明了所谓“箕谷”就在斜谷的东侧，就是现在的红河谷，那么“祁山”就是红河谷以西，斜峪关以东之间的这座山（我们叫它武功山吧，第九十五回三处提到武功山，它和第十回盩厔山的叫法是一样的，分别是武功境内的山和盩厔境内的山。它都是指太白山北麓）。

那么，元末明初罗贯中写《三国志通俗演义》600多年以来，为什么人们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特别是历代郿县很少有人发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罗贯中为了凑数，混淆了祁山斜谷地名，祁山大搬家，把祁山强加在这里的结果。

斜谷的斜，不念xie而读ye,意思不是表示方向，一是从水中把东西往下推的意思，从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出斜谷方向正南正北，并不斜。它也从字的造义上反映了自周秦起，斜谷、渭河的水运盛况；二是负重上行的意思，关中方言：碌碡斜（曳）到半山了，上不得上下不得下，反映了褒斜道的艰难。

当时“箕谷”口是司马懿的头营(有现在的营头地名为证)，南寨至斜峪关应该是曹真驻军所在地（一百回）。在这里，当你把祁山地名换做武功山时，你就会看到，罗贯中对太白山山水是多么熟悉，描写得多么准确。可以看出罗贯中当年写《三国志通俗演义》时，不仅来过现在的眉县，肯定还亲自踏看了地形地貌。只是不该把祁山强加给斜谷。

第四段：“却说魏延、张嶷、陈式、杜琼四将引二万兵，取箕谷而进。”这句话，应该是从斜谷点兵场翻山梁从现在的红河谷大湾出营头；陈式率五千兵遭魏兵埋伏，应该是在红河谷东谷与西谷（大湾、里关）交汇处以下，营头口以上。

第六段：“孔明令邓芝再来箕谷口抚慰陈式，防其生变；一面唤马岱、王平吩咐曰：‘斜谷若有魏兵守把，汝二人引本部军越山岭夜行昼伏，速出祁山之左，举火为号’”这里应该是从斜谷翻越山梁从磨石沟（葫芦峪）而出。马忠、张翼应该是从红河谷翻越山梁从大万回沟而出的，共劫曹真营寨。曹真营寨应该是现在的南寨一带。这两段的描写是真实的，只不过是第一次伐魏的事。 大小万回，现在叫万户，实际上是百年以来的演变。它是形容红河谷到斜谷之间山势地貌万回千转曲折旖旎的意思。

廖化斩秦良距斜谷口五六十里，是在现在的青峰峡以下地段。此一劫寨恶战皆在齐镇以南曲兴、南寨一带。诸葛亮夺了祁山，蜀军“祁山”大营应该是南寨、曲兴（曲坑）一带。《三国演义》所说的赤岸坡（《水经注》谓之赤崖）就在现在的王家堎乡境内。

此次孔明与司马懿斗阵，虽然是罗贯中虚构的，但它描写的是现在的眉县城南与齐镇之间。且看原文：“次日，孔明尽起祁山（武功山）之兵前到渭滨：一边是河，一边是山，中央平川旷野，好片战场。...”《三国演义》写这一次伐魏从声势、心理上给司马懿狠狠的打击，诸葛亮酬躇满志正待东进夺取长安，孰料司马懿用苟安行计，后主刘禅听信谗言，遣使赍诏星夜宣孔明回，错失了伐魏的大好战机。这一段《诸葛亮传》、《晋书.宣帝纪》上没有记载，是虚构的。

231年伐魏之后的三年间司马懿为了防止诸葛亮伐魏东进，将石头河改道。原来石头河经现在的积谷寺、龙王庙、党西、醋家塬、新庄，从眉县大桥处入渭。现在还可以清楚的看到河床遗迹，从谷歌地球地图上看得更清楚。改道后，即现在的石头河，经安乐、华明入渭。这个事，在眉县民间有着广泛的传说。

第一百零二回至一百零四回是诸葛亮第五次伐魏，也是他最后一次伐魏，率蜀兵34万，分五路出斜谷（《三国志》描述是10万人），下五个大寨，由斜谷至剑阁下十四个大寨。大本营应该在齐镇镇区南（白杨寨），南寨应是南寨村、曲兴（曲坑）至斜谷一带，建有斜谷关城（今关城子遗址）和斜谷邸阁（现姜眉路下山坡口北粮库旧址）。建兴十一年（233），诸葛亮运米到此为伐魏作准备。

《三国演义》所描写的箕谷,上方谷,斜谷

从三国地形图上可以看出，现在的眉县南部已被蜀军长期占领。左寨是五丈原，右寨在营头一带；北寨在王长官寨以南，南寨即现在的南寨至斜谷。10万人在这里与民屯田一百多天，驻军从潘家湾、磻溪、蜀仓直到红河谷口。在司马懿的逼迫下诸葛亮无奈实施持久战战略。

诸葛亮令孟琰守斜水东斜谷关城，司马懿因斜水（今石头河）涨而攻琰营。诸葛亮从斜水西修竹桥而攻之，桥成司马懿退去。(《水经注》卷18)。好多三国研究文章都认为此次诸葛亮是在渭河上架桥与司马懿交战的，是错误的。

司马懿率军40万，皆来渭滨下寨，在渭河上建九座浮桥。是从现在的磻溪直到眉县青化渭河段。又于大营后东原筑起一城，以防不虞。此城是现在小法仪与金渠交界处的大法仪咀（马头原）所遗之城址。与五丈原遥遥相对。司马懿大营驻扎地就是现在的霸王河两岸。同时郭淮在北原建大寨率部驻扎。从地球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出，五丈原直通斜谷，像一个从斜谷抛向关中的乾坤袋，在齐镇、安乐正西很窄，号称五丈宽，五丈原因此而得名。《三国演义》把红河谷写成箕谷,《三国演义》一百回当把第二段“祁山”，纠正为武功山时，“箕谷”就是红河谷（斜谷在祁山之西，箕谷在祁山之东）;一百回描写的地形山貌与这里完全相符；而且在养马滩与黒峪相通，孙礼、辛毗出奇兵防止诸葛亮出兵箕谷，就是从黒峪进兵在养马滩驻兵埋伏的。兰州大学教授张宗琛在《诸葛亮为何不纳魏延之计》文中认为“箕谷”在今陕西太白县境内；湖北鄂州大学副教授童力群依据《水经注》卷27：“《诸葛亮与兄瑾书》云：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缘谷百里”认为“箕谷”在赤崖（今五里坡）以北。按照清毛凤枝《南山谷口考》所记,是今天的伐鱼河谷,由于距今已近1800年了,文字记载少之又少,加之《三国演义》的误导,人们已很难搞清真实的地址。笔者认为伐鱼河谷,应该是伐魏河谷,因为关中方言把魏、渭都叫“yu”。《三国演义》常常提到的渭河之西，一是指天水段(一、三、五次伐魏)渭河，在二、四、六次伐魏中是指现在眉县县城东北那一段五公里西北—东南走向的渭河，这里河东岸曾是董卓眉坞城所在地。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七载：渭水又东经积石原，即北原也。青龙二年诸葛亮出斜谷，司马懿屯渭南，雍州刺史郭淮策亮必争北原而屯，遂先据之，亮至果不得上。渭水又东经五丈原北，《魏氏春秋》曰：诸葛亮据渭水南原，司马懿谓诸将曰：亮若出武功，依山东转者，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诸君无事矣。亮果屯此原，与懿相御。渭水又东经郿县故城南，《地理志》曰右辅都尉治。《魏氏春秋》：诸葛亮寇郿，司马懿据郿拒亮，即此县也。渭水又东经郿坞南，《汉献帝传》曰：董卓发卒筑郿坞，高与长安城等，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其愚如此。

《水经注》卷十八载： 渭水 又东过武功县北。渭水于县，斜水自南来注之。水出县西南衙岭山（今青峰峡景区内），北历斜谷，经五丈原东，诸葛亮《与步骘书》曰：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馀水出武功县，故亦谓之武功水也。是以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斜谷关城），司马懿因（斜 ）水长（涨）攻琰营，臣作竹桥越水射之，桥成驰去。其水北注流于渭。

渭水又东经武功县故城（横渠古城村北）北，王莽之新光也。《地理志》曰：县有太一山，《古文》以为终南，

《三国演义》所描写的箕谷,上方谷,斜谷

杜预以为中南也。亦曰太白山，在武功县南，去长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几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军行，不得鼓角，鼓则疾风雨至。杜彦达曰：太白山南连武功山，于诸山最为秀杰，冬夏积雪，望之皓然。实际上太白山在东汉以前叫武功山,是为了纪念周文王、周武王文治武功定天下的。公元前32年汉成帝刘骜感念周太伯、仲雍让位给三弟季历而下旨将武功山前山封为太白山。这里武功山、太白山南北相连。山下可见太白山皑皑白雪，而武功山（拔仙台）山下是看不见的。

      司马懿（179—251）

司马懿卫臻镇守关中，诸葛亮姜维无望兴叹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号称“冢虎”，与诸葛亮、庞统、姜维合称“卧龙凤雏幼麒冢虎”。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为丞相以后，使用强制手段辟司马懿为文学椽。曹操对使者说，“若复盘桓，便收之”。司马懿惧之，只得就职。曹操让他与太子往来游处，历任黄门侍郎、仪郎、丞相东曹属、丞相主薄等职。曹操发现司马懿扭头时好似“狼顾”，即不动身体就可以将头扭转180°，便对司马懿起了猜忌之心。司马懿在曹操手下任职，小心谨慎，勤勤恳恳，“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征讨张鲁，司马懿随军。他对曹操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曹操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建安二十四年(219)，当孙权向曹操上表称臣、怂恿曹操自立为帝。曹操说：“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西府话：这我儿要把我放到炉子上烤呢）。侍中陈群、尚书桓阶上奏：“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魏略》)当时曹操手下的门阀官僚拥汉者尚多，为曹操所深忌，而荀彧、崔琰等著名人物都因对曹氏代汉有异议而不得善终。司马懿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早就表示支持曹操，因此曹操才对他由猜忌逐渐转为信任。

　　曹操进封魏王后，升任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佐助曹丕。时司马懿“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曹丕所信任和重用，所以关系一直很好。司马懿还与陈群、吴质、朱铄并称四友。

此后，司马懿更是常谋国事，多出奇策。不久，司马懿转为丞相军司马。他指出荆州刺史胡修粗暴，南乡(治南乡，今河南淅川东南)太守傅方骄奢，都不应驻守边防，曹操未予重视。

　　同年六月，刘备继取汉中后，派孟达、刘封攻占汉中郡东部的房陵、上庸等地，势力有所扩展。七月，孙权欲攻合肥，魏军调动淮南大部防备吴军。镇守荆州的蜀前将军关羽，乘此机会，留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自率主力北攻荆襄(魏荆州治新野，今河南新野；襄阳郡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围魏将曹仁，水淹于禁七军，斩庞德。时樊城守军仅数千人，城墙因水淹多处崩塌，曹仁曾考虑放弃樊城，被辅助曹仁的汝南太守满庞所劝止。曹仁决心奋勇抵御。胡、傅二人果然乘机降蜀。此时，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人孙狼等，亦杀官起兵，响应关羽。关羽声势一时“威震华夏”(《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

　　当时都城在许县，距樊城很近，曹操感到威胁，为避关羽锋芒，一度准备迁都河北。司马懿和曹椽蒋济及时劝阻：“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逾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曹操从其计，孙权果然派吕蒙袭取江陵，关羽被其俘杀。

　　此战的胜利，曹操利用孙、刘争夺荆州的矛盾，充分运用外交谋略，坐收渔利，不仅挫败关羽的强大攻势，解除了樊城之围，而且也使诸葛亮原定的一路向宛洛、一路出秦川的两面钳击中原的计划无法实现。更重要的是破坏孙、刘联盟，改变了当时的战略格局，掌握了主动权。

　　徐晃击退关羽后，曹操厌恶荆州及附近百姓，想把他们都迁走。司马懿认为：“荆楚轻脱，易动难安。关羽新破，诸为恶者藏窜观望。今徙其善者，既伤其意，将令去者不敢复还。”曹操从之，没有移民。藏窜逃亡者果然都复出归化。　

　延康元年(220)，曹操去世，朝野危惧，司马懿管理丧葬诸事，内外肃然。法正（176—220）也在这一年英年早逝，只有45岁。 史学界把这一年作为汉末三国的分界。

　　同年，曹丕即魏王位，司马懿受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

　　时孙权率军向西。朝臣认为樊城、襄阳缺乏粮食，不能抵御吴军，请召守将曹仁回驻宛城。司马懿则认为不该放弃二城：“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曹丕未依其言，命曹仁放火烧毁二城。后来孙权果然没有入侵。曹丕悔之不及。

　　同年，曹丕登皇帝位，史称魏文帝。由于司马懿为曹丕“篡汉”出了大力，所以登基后，曹丕任命司马懿为尚书，不久转督军、御史中丞，封安国乡侯。

　　黄初二年(221)，被免去督军官职，升任侍中、尚书右仆射。

　　黄初三年(222)，和黄初五年(224)，曹丕两次伐吴，都以司马懿镇守许昌，并改封司马懿为向乡侯。黄初六年(225)春二月，转任抚军大将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司马懿辞让，曹丕说：“吾于庶事，以夜继昼，无须臾宁息。此非以为荣，乃分忧耳。”

　　同年，曹丕又大兴水军攻吴，仍命司马懿留守，“内镇百姓，外供军资”。临行，下诏书给司马懿说：“吾深以后事为念，故以委卿。曹参虽有战功，而萧何为重。使吾无西顾之忧，不亦可乎！”后曹丕由广陵回师洛阳，又下诏对司马懿说：“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于是司马懿留镇许昌。

　　黄初七年(226)五月，曹丕驾崩，时年四十岁。临终时，令司马懿与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为辅政大臣。曹丕对太子曹睿说：“有此间诸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司马懿为舞阳侯。

   孙权得知魏文帝去世后，于八月出兵攻魏。命吴左将军诸葛瑾部兵分两路进攻襄阳(今湖北襄樊)，亲自率军进攻江夏郡(治安陆，今湖北云梦西南)。

　

孙权一路为魏军所败，遂撤兵而走。而诸葛瑾则被司马懿击败。斩杀吴将张霸，斩首千余级。十二月，升任骠骑将军。

　　太和元年(227)六月，明帝命司马懿驻扎宛城，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

　　当初蜀将孟达降魏时，魏朝待其甚厚，司马懿认为他言行倾巧，不可信任。但皇帝不听，任命孟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魏文帝死后，孟达失宠，蜀丞相诸葛亮即暗中与之通信，图谋叛魏。诸葛亮恐他言行反覆无常，想促他速叛，知魏兴太守申仪和他有矛盾，便派郭模到申仪处诈降，有意泄露其事。孟达闻此泄露，准备马上起兵。

　　申仪将此事密告司马懿后，司马懿怕他突然发难，给他去信，详为慰解，信中说：“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场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

　　孟达得信大喜，犹豫不决。司马懿则暗中率军进讨，诸将见孟达与吴蜀交接，劝司马懿先观而后动。司马懿说：“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司马懿亲自率军日夜兼程前去讨伐孟达，八天后抵达新城城下。吴、蜀派出援兵解救孟达，被司马懿部拦阻于西城的安桥、木兰塞等地。此前，诸葛亮曾告诫孟达加紧防范，不要上当，孟达写信给诸葛亮，认为：“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上表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等到兵临城下，孟达又写信给诸葛亮，惊叹：“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上庸城三面环水，孟达在城外树立木栅，加固城防。司马懿挥师渡水，毁其木栅，直逼城下。太和二年(228)正月，司马懿兵分八路攻城，攻十六天，孟达的外甥邓贤、部将李辅开城投降。魏军入城，擒斩孟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司马懿回军，仍驻宛城，奖劝农桑，禁止浮费。南方吏民心悦诚服。

　　前初，申仪久在魏兴郡，专威弄权，擅自借皇帝名义刻制印信，私相授予。孟达被杀之后，申仪自生疑虑。当时各郡郡守见司马懿克敌制胜，纷纷奉礼祝贺。司马懿听之任之，并让人向申仪暗示。申仪只好前来祝贺。司马懿乘机将他收捕，送往京师。

　　司马懿又将孟达余众七千余家迁往幽州。不久蜀将姚静、郑他等率其部属七千余人来降。

　　当时边郡新附，户口不实。朝廷想加以核实，请司马懿进京，征询他的意见。司马懿认为：“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明帝又问他吴蜀都该讨伐，应该先从何处着手?司马懿回答说：“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明帝同意他的看法，命他仍旧驻扎宛城。

　　太和二年(228)五月，吴鄱阳太守周鲂派人送亲笔信给曹休，谎称受到吴王责难，打算弃吴降魏，请求派兵接应。曹休未辨真伪，即率步、骑兵10万人，去皖城(今安徽潜山)接应。明帝命司马懿率军向江陵(今湖北江陵)，与曹休相策应。八月，曹休为吴军大败，残部幸得贾逵接应，方得生还。

　　太和三年(229)，蜀丞相诸葛亮第三次出兵攻魏，并占据武都、阴平二郡。太和四年(230)，魏明帝决定兴师伐蜀。升司马懿任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大司马曹真、大将军张郃一起伐蜀。

　　八月，魏明帝命左将军张郃率主力由长安入子午谷，曹真出斜谷，司马懿溯汉水出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将兵分三路会攻汉中。司马懿从西城开拓道路，水陆并进，沿着沔水逆流而上，直达朐腮，攻克新丰县，驻军丹口，后遇月余连阴雨班师。

　　太和五年(231)，二月，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第四次进攻伐魏，包围祁山(今甘肃东南部礼县山地)贾嗣、魏平部，并以木牛流马运输粮草。明帝对司马懿说：“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派他西驻长安，都督左将军张郃、雍州刺史郭淮等防御蜀军。司马懿留部将费曜、戴陵率4000人守上邽(今甘肃天水)，自率主力西救祁山。张郃劝司马懿分兵驻扎雍、郿两地，以作大军后镇。司马懿不同意，他说：“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擒也。”于是挺进喻麋。

　　诸葛亮闻魏大军将至，亦分兵一部继攻祁山，自率主力迎击司马懿。郭淮及费曜等部袭击蜀军，被诸葛亮击破。便亲率蜀军乘势抢先收割熟麦，获得军粮。

　　至此，史书上对此后的作战却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

　　《晋书·宣帝纪》记载如下：……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帝曰：“吾倍道疲劳，此晓兵者之所贪也。亮不敢据渭水，此易与耳。”次进汉阳，与亮相遇，帝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卤城(今甘肃天水南)，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帝攻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二》记载如下：……郭淮、费曜等征亮，亮破之，因大芟（shan)刈(yi)其麦，与懿遇于上邽之东。懿敛军依险，兵不得交，亮引还。懿等寻亮后至于卤城。张郃曰：“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不在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孤军食少，亦行去矣。”懿不从，故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诩、魏平数请战，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诸将咸请战。夏，五月，辛已，懿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逆战，魏兵大败，汉人获甲者三千，懿还保营。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郃追之。郃进至木门(今甘肃天水西南)，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郃右膝而卒。

　　可以看出，前者说司马懿大胜，后者则说司马懿也败过。而《三国志》中诸葛亮、张郃、郭淮等人的传记中，对此战都一带而过。现在的军事工具书也多以后者记载为准。两书对战争的总体趋势描述相同，都是司马懿保住陇西粮食，解了祁山之围，最终两军在相持中，蜀军粮草耗尽退兵。

蜀军退军后，军师杜袭、督军薛悌都估计诸葛亮明年麦熟时还会入侵，建议趁冬天调运粮草，解决陇右粮少问题。司马懿认为：“亮再出祁山，一攻陈仓，挫衄而反。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矣。” 。

司马懿在太和五年屯长安，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开始主持对蜀的战争。为了增强实力，他很重视对关中屯田基地的建设。青龙元年(233)，司马懿组织兴修水利，“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晋书·宣帝纪》)收到了“国以充实”(《晋书·食货志》)的效果。青龙三年，潼关以东饥馑，司马懿调运五百万斛（约8万吨）粟输京师洛阳，以资救济。可见他在关中储积有大量粮食。

青龙二年(234)二月，蜀丞相诸葛亮率军10万出斜谷攻魏，四月，进驻渭水之南。魏大将军司马懿率军渡渭水，背水筑垒阻击。诸将想在渭北与诸葛亮隔水相持，司马懿说：“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渡渭背水扎营， 在马头原上修筑城堡。司马懿分析形势后，对诸将说：“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现眉县西南)，则诸军无事矣。”

　　诸葛亮果然上五丈原。魏诸将皆喜，唯独雍州刺史郭淮深以为忧，他说：“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二》)，诸将多不以为然。郭淮说：“亮若跨渭登原，兵连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三国志·魏书·郭淮传》)司马懿这才意识到北原的重要性，命郭淮等率兵移屯北原。堑垒尚未成，蜀军果至，攻而未克，先后发生了火烧司马懿渭河浮桥，蜀军惨败折了一万余人；火烧上方谷等战事。之后两军遂成对峙状态。

五月，吴军10万三路攻魏，以配合蜀军作战。魏明帝派秦郎率2万人援司马懿，自率主力反攻吴军。七月，吴军撤走。

　　诸葛亮东进的道路受阻于司马懿，从渭水前进，又有郭淮阻挡，乃移军攻取散关，陇城等地，然后回师进攻司马懿。

　　八月，司马懿遵照明帝“坚壁拒守，以逸待劳”的诏示，与诸葛亮相持百余日。诸葛亮数次挑战，司马懿均坚壁不出，欲待蜀军粮尽，相机反攻。诸葛亮便派人给司马懿送来“巾帼妇人之饰”(《晋书·宣帝纪》)羞辱之，欲激司马懿出战，司马懿仍不出战。为平息部属不满情绪，故意装怒，上表请战。明帝不许，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来做司马懿的军师，以节制他的行动。后诸葛亮一来挑战，司马懿就要带兵出击，辛毗杖节立于军门，司马懿便不出兵。

　　辛毗到时，蜀将姜维就对诸葛亮说：“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诸葛亮则说：“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於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汉晋春秋》)诸葛亮遂分兵屯田，做长久屯驻之准备。

　　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来信问前线军情，司马懿回信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

　　不久，诸葛亮遣使求战，司马懿不谈军事，问使者：“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使者说：“三四升。”然后对问政事，使者说：“二十罚以上皆自省览。”经过一番不经意的询问，司马懿对人说：“亮将死矣。”(《三国志》裴注《汉晋春秋》)。果然，诸葛亮于当月病故于五丈原军中。蜀将秘不发丧，整军后退。当地百姓见蜀军撤走，向司马懿报告，司马懿出兵追击。蜀将杨仪返旗鸣鼓，做出回击的样子，司马懿以为中计，急忙收军退回。第二天，司马懿到诸葛亮营垒巡视，并赞诸葛亮“天下奇才也！”

　　辛毗认为诸葛亮死否尚不可知，司马懿说：“军家所重，军书密计、兵马粮谷，今皆弃之，岂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于是，率兵

急追。关中地多蒺藜，司马懿派三千士兵脚穿软材料做成的平底木屐，在大军前行走，蒺藜都刺在木屐上，然后大军军马步并而进。一直追到赤崖（今太白县衙岭山五里坡），这才得到诸葛亮的确切死讯。当时有谚语说：“死诸葛走生仲达”，司马懿笑着说：“吾便料生，不便料死也。”(《三国志》裴注《汉晋春秋》)

　　历时七年的诸葛亮伐魏之战（228-234）至此结束。诸葛亮不顾战略上的失策，以一州之地强攻中原之强国，纵使竭忠尽智，终因实力悬殊而难以实现其战略目的。而魏国则在司马懿等人的人正确指挥下，以优势兵力采取防御战略，最终不战迫退蜀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蜀将杨仪、魏延在撤军后争权，杨仪部下马岱杀死魏延于汉中。司马懿想乘机攻蜀，明帝未准，作罢。

除军事方面外，司马懿在经济上也为魏国作出了重大贡献。曹魏政权为了恢复北方经济，解决军粮问题，曾经推行包括民屯、军屯两类的屯田制度。司马懿在推广军屯事业上有很大的建树。约在建安二十三、四年，司马懿由丞相转为军司马后，向曹操建议：“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曹操行之。结果魏国一时“务农积谷，国用丰赡。”(《晋书·宣帝纪》)

　　曹操采纳这个建议仅两年就驾崩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使军屯走向正规，大规模的铺开推行，当然是困难的。管理军屯的主要官吏——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度支都尉等官员，都是在曹丕称帝后的黄初年间(220—226年)设置的。这说明军屯走上正规是在曹丕时期。

　　曹魏军屯推行很广泛，但主要基地是设置在边境驻军地区，特别是在和吴、蜀的军事对立地带。曹魏和吴、蜀对立地带的两大军屯基地的开创，都和司马懿有关系。

　　曹魏和蜀汉的邻近地区，如长安、槐里、陈仓、上邽等地，都设置有民屯和军屯组织。其中，上邽的军屯基地是在太和四年(230)由司马懿上表倡议建立的，《晋书·食货志》称：“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主持具体事宜的是那时的度支尚书、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晋书·安平献王孚传》称：“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由此可见，上邽军屯是在司马懿、司马孚兄弟的共同筹划下开创的。

　　太和五年，诸葛亮进攻天水。这时上邽军屯上的小麦已经生长出来，有人主张“自芟上邽生麦以夺贼食”，魏明帝不从，“前后遣兵增宣王军，又敕使护麦”。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持，多亏以上邽军屯的小麦作军粮，才取得胜利。直至正元二年(255)，安西将军邓艾又在上邽“为区种之法，手执耒耜，率先将士”(《晋书·段灼传》)，进行屯垦。这都说明上邽军屯的重要。

　　司马懿在太和五年屯长安，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开始主持对蜀的战争。为了增强实力，他很重视对关中屯田基地的建设，关中的军屯最著名。青龙元年(233)，司马懿组织兴修水利，“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晋书·宣帝纪》)收到了“国以充实”(《晋书·食货志》)的效果。青龙三年，关东饥馑，司马懿调运五百万斛粟输京师洛阳，以资救济。可见他在关中储积有大量粮食。

　　曹魏和东吴邻近地带的屯田，主要是在淮河南北。曹操时曾“开募屯田于淮南”(《三国志·魏书·仓慈传》)，但仅是民屯。正始二年(241)，司马懿主持对吴作战时，始与曾为屯田掌犊人、典农纲纪的尚书郎邓艾筹划在淮南淮北创建军屯。第二年，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晋书·宣帝纪》)。第三年，司马懿又在这一地区“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焉。”(《晋书·宣帝纪》)　　《晋书·食货志》记载司马懿、邓艾创建的淮南淮北屯田说：“今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土，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逆北临淮水，自锺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司马懿和邓艾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屯垦，对促进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对增加曹魏的财力，支持与东吴的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鞠躬尽瘁身先死，秋风长悲五丈原

 公元234年诸葛亮去世以后，姜维统领蜀军，又进行了九伐中原。诸葛亮伐魏从未东出武功。斜谷至渭滨是诸葛亮伐魏的主战场。而姜维伐魏29年至公元263年，不仅东出武功，而且多次从天水（祁山）、散关、斜谷、泥峪、骆峪至子午谷北出。在秦岭以北，子午谷以西有大量的驻军屯田遗迹。现在的周至县城就是当时的长城戍,还有周至的的四屯、六屯、小麦屯、骆峪水库西的沈岭，郿县的南营北营、潼关寨、馬旗寨、十里隷班、屯庄、一排至二、三排、营头、点兵场、司马城、斜谷关城、斜谷邸阁、余管营，岐山的五丈原、麦衣沟，陈仓区的蜀仓、伐鱼河谷（箕谷）、宝鸡市的陈仓城遗址等都是当年三国魏蜀两军驻军屯田的遗迹。

《三国演义》描写姜维伐魏，在一百一十二回姜维兵出骆谷渡沈岭，攻陷魏粮草基地长城戍（即现在的周至县城）。《水经注》卷18：“渭水又东，洛（骆）谷之水出其南山洛（骆）谷，北流经长城西，魏甘露三年，蜀遣姜维出洛（骆）谷，围长城，即斯地也。”

长城戍建于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止于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周至县城由今户县西北甘河乡迁到现址（《周至文史》2014第三期李瑞祺《周至县城城建考》）。据《三国志.蜀志.姜维传》:甘露二十年（257），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于淮南，分关中兵东下，蜀将姜维欲乘虚向秦川，复帅数万人出骆谷，经至沈岭。时长城戍积谷甚多而守兵乃少，闻维方到，众皆惶惧。魏大将军司马望拒之，邓艾亦自陇右，皆军于长城戍。维前往芒水（黑河)，皆以山为营，司马望邓艾傍渭坚围，维数下挑战，司马望邓艾不应。《晋书.卷一.帝纪第一.宣帝》：蜀将姜维之寇陇右也，征西将军郭淮自长安拒之。进帝（司马昭）位安西将军，持节，屯关中，为诸军节度。淮攻维别将句安于麦匊，久而不决。帝乃进据长城戍，南趣骆谷以疑之。维惧，退保南郑，安军绝援，率众来降。姜维于魏甘露三年（240）、甘露二十年（257）两次出子午谷、骆谷、斜谷。

在一百一十四回又将武功山错写为祁山。“令廖化、张翼为先锋，化取子午谷，翼取骆谷，维自取斜谷，皆要出祁山取齐。三路并起，杀奔祁山而来。”这一次终于按照魏延的意图从子午谷出兵了。好不容易三路取齐了，长安近在咫尺不去攻取，却反要向西杀奔6、7百里外的祁山，不知为何？很显然三路兵是在斜谷口相会的。

斜谷.五丈原（黄圈处为五丈原得名处号称五丈宽)

诸葛亮、姜维伐魏，从战略上讲是错误的。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伐魏36年，几乎耗空了蜀国的国库，为魏晋灭蜀提供了条件。也使关中、汉中、陇西民众以及蜀地百姓饱受战争之苦。足以说明诸葛亮不是一个战略家。正象聂绀弩先生所说的那样，诸葛亮自亦不凡，难能可贵，不过小本经营，东支西绌，勉强维持了几年，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谈不上天下英雄。只因刘备三顾茅庐高看一眼，就为一个没落的王朝死心踏地的卖命。不仅使自己英年早逝，也使儿子诸葛瞻和年仅17岁的孙子诸葛尚命丧疆场。没有诸葛亮，就不可能有吴蜀赤壁之战的胜利；没有诸葛亮，曹魏就有可能早四十年统一中国。

诸葛亮的主要历史功绩仅在于七擒孟获统一了南方。

晋时诸葛亮之孙诸葛京为郿令，始修五丈原诸葛亮庙。

没有司马懿，诸葛亮能统一中国吗？

回答是：肯定不能。

其一，三大军事惨败使蜀国大伤元气； 众所周知，在建安二十四年（219）秋七月，刘备登上汉中王的宝座时，蜀国可以说达到了鼎盛时期，“东西两川，民安国富，田禾大成”，且又拥有荆州这个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好景不长，由于镇守荆州的关羽刚愎自用，爱好虚名，目空一切，“吾于千枪万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际，匹马纵横，如入无人之境；岂忧江东群鼠乎！”完全忘记了诸葛亮要他铭刻在心的“东和东吴，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以致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无疑给蜀国一个沉重的打击。“尔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这句话虽然出自反将孟达之口，但也足以说明当时蜀国惨败之状况。可以说，荆州的失守，关羽的败北，让蜀国大伤元气，如患重病，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到当初的强盛局面。按理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一次战败，损兵折将，失地丢城，并不能直接威胁到一个国家的生存，只要不重蹈覆辙，还是完全有可能再恢复过来的。然而，对于蜀国来说，事情却偏偏不是这样！荆州失守、关羽父子被害，成了其命运恶性循环的开端。为了一雪荆州被夺之耻，一报关羽父子被害之仇，刘备拒听群臣苦谏，在“章武元年秋八月，起大军至夔关（kui），驾屯白帝城”，挑起了违反隆中决策的吴蜀夷陵之战。可是，这次大规模的战争，却又以蜀国的惨败而告终。东吴大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余里，让蜀国70多万大军灰飞烟灭，刘备也因羞愤致疾，不久病逝。不言而喻，这次军事上的惨败，大大削弱了蜀国的国力，让蜀国从此病入膏盲，为它的灭亡奠定了基础。难怪诸葛亮在得知刘备连营七百余里必将兵败时，仰天长叹：“汉朝气数休矣！”  本来就国力薄弱的蜀国，在遭受荆州、夷陵两次军事惨败之后，在诸葛亮的经心整治下，对内约束百官、修明法制、齐和人心；对外派遣使者，与东吴释怨归好，迅速瓦解魏、吴联盟，减轻了来自境外的威胁，又经“五月渡沪，深入不毛”，七擒孟获，平定南方，使蜀国又曾一度呈现出相对繁荣的景象。“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又幸连年大熟，老幼鼓腹讴歌，凡遇差徭，争先早办。因此，军需器械应用之物，无不完备；米满仓傲，财盈府库。”可是，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和托孤之重，诸葛亮开始了他的北伐之战。第一次北伐，声势十分浩大。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纷纷不战而叛魏归蜀，一时之间，关中震动，慌得魏明帝亲临长安督战。但是，在即将乘胜前进时，诸葛亮却错用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马谡。结果，被魏军杀得几乎全军覆没，并失去了北伐进军的咽喉要道——街亭，迫使蜀军不得不退回汉中。与其说，荆州失守、夷陵战败让蜀国大伤元气的话，那么，街亭之失对于国力刚有所恢复的蜀国来说则是致命的一击，它让诸葛亮苦心经营的一点成绩瞬间化为乌有。诸葛亮在得知街亭失守的消息后曾跌足长叹：“大事去矣！”因为，他知道，这对国力贫弱的蜀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可以说，街亭之战奏响了蜀国灭亡的哀乐! 

其二，穷兵犊黩武使本就弱小的蜀国国力耗尽；  失去荆州以后，蜀国的面积大大缩小，仅相当于魏国的五分之一、吴国的二分之一，人口也只有魏国人口的八分之一、吴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由于重大军事行动的惨败，人力、物力损失惨重。所以，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罢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面对这种“危急存亡”的局面，诸葛亮认为，蜀国不能像魏、吴两国那样把守关隘，固守基业，把重点放在积蓄力量上，以待天下形势改变，从中取利。因为，弱小的蜀国“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于是，哪怕是在街亭失守之后，诸葛亮仍然坚持不懈地北伐，而在其死后，继其大任的姜维依然如此。这样以来，他们就把蜀国拖入了战争的苦海。诸葛亮五次伐魏，姜维九伐中原，他们非但没有取得尺寸之功，反而让蜀国的人力和物力在战争中一点一点地消耗殆尽。“经其野，民有菜色”，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连年征战对蜀国国力的损耗。尽管在北伐的间隙，诸葛亮也曾采用兵员轮换制和屯田制，“积草屯粮，讲阵论武，整治军器，存恤将士”，但那毕竟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每次征战在人力、物力上的损耗，反过来又影响和削弱着下一次征战的战斗力，乃至战争的结果。这样，恶性循环，直至国力耗尽。

如果在街亭战败之后，诸葛亮停止北伐，按照内修政理的方针，让人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广泛屯田，发展生产，那么，蜀国或许还能够重新兴旺发达起来，至少不会那么快就走向灭亡。因为，此前刘璋掌管西川大权时就是最好的例子。虽然刘璋暗弱无能，但由于西川远离战争，再加之“路有锦江之险，地连剑阁之雄。回还二百八程，纵横三万余里……田肥地茂，岁无水旱之忧”，所以，“汉川之民户出十万作众，财富粮足，四面险固”，没有一点衰亡的迹像。若不是刘璋自引刘备入川，相信西川依然会自成一国，不为它国所灭。因此，笔者认为，蜀国灭亡的原因，与其连年征战，穷兵犊武，把国力耗尽不无关系。

其三，用人不当和谋略上的失策为蜀国的灭亡增添了变数；上面已经说过，军事上的重大惨败和穷兵黩武是蜀国灭亡的重要原因。然而，造成军事惨败和穷兵黩武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蜀国政治集团和主要将帅谋略上的失策。

这里先简要谈一下“用人”。在整个《三国演义》中，甚至可以说，在历朝历代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人才”总是起着无法形容、无法估计的作用。“伏龙、风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由此可见“用人”的重要性。而“谋略”又恰好渗透于蜀国的每一个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中，左右着它的成败，也为蜀国的灭亡增添了变数。细读《三国演义》可以看出，荆州的失守、夷陵的惨败、街亭的战败，以及此后的连年北伐、耗尽国力，无不与主帅用人不当和“谋略”的失策有着重要的关系。先说荆州失守，与关羽的无谋，至少说与用人不当不无关系。如：在关羽得了襄阳之后，随军司马王甫曾谏他，让为人忠诚廉直的前军都督粮官赵累代替平生多忌而好利的潘浚来总督荆州，可是关羽没有听劝，结果潘浚总督不力丢失荆州，以致关羽事后悔恨地对王甫说：“悔不听足下之言，今曰果有此事！”当然，荆州失守，与刘备、诸葛亮的用人不当有着直接的关系。就关羽的为人、能力、智谋来说，让他独挡一面、镇守军事重地——荆州，是不十分明智的，至少应派一位能对他施加影响的智谋之士加以辅佐。然而，刘备、诸葛亮却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太过于相信关羽的能力。直到从荆州来报说，东吴向关羽求婚被关羽拒绝时，诸葛亮才顿悟：“荆州危矣！”正要让人替回关羽时，却已传来荆州失守的消息。可以说，任用关羽镇守荆州，是刘备、诸葛亮在“用人”上的失策。  在荆州失守之后，刘备在“用人”上可以说是一错再错。当“关公夜走临沮，为吴将所获，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的噩耗传来时，“玄德听罢，大叫一声，昏绝于地”，从此便义气用事，乱了方寸，不用“谋略”了。如果，在荆州失守之后，刘备能听信诸葛亮、赵云等人“先公仇而后私仇，以天下为重”的良苦劝告，不去伐吴，或者去伐而后接受孙权“愿送归夫人，缚还降将，并将荆州仍旧交还，永结盟好，共灭曹丕”的求和条件，退兵继续坚持“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那么，蜀国也不致于遭受夷陵之惨败。  用人不当和在谋略上的失策，在刘备死后依然时常出现。蜀国初次北伐时，作为一生行事谨慎的诸葛亮，拒听大将魏延“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楙若知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走。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北出关中）。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的行军建议，从而错失良机，虽屡次北伐，皆无功而返。不仅如此，他还错用马谡而失街亭，知黄皓奸佞而留后患，明知北伐逆天时不可违而违之，等等。这些用人不当或谋略上的失策，为蜀国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其四，人才的匮乏为蜀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古往今来，无论治理国家还是战场对阵撕杀，无不需要人才。没有治国安邦、竭力相辅的良臣，国家恐难以兴旺；没有万夫不挡、能征善战的勇将，战场恐难以取胜。因此，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兴亡盛衰。基于此，笔者认为，蜀国的灭亡与其人才的匮乏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在魏、蜀、吴三国中，蜀国的人才是最少的。在刘备未死之前，武不过关、张、赵、马、黄，文不过诸葛亮、庞统和法正，而庞统和法正并没有建立什么功业就已去世。待到刘备死后，北伐中原时，“五虎上将”仅有赵云一人，且己年老。因此，诸葛亮在北伐用兵上，时常感到捉襟见肘，无人可用。正如他在《后出师表》中所表奏的那样：“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臣自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伤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散骑武骑一千余人”，而且这些仅有的一些人才“皆数十年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并己随着连年征战而死去，直至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窘况。  然而，造成蜀国人才匮乏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刘备和诸葛亮等蜀国政治集团不注重对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在整部《三国演义》中，蜀国对人才的培养几乎只字未提。尽管诸葛亮在收姜维时声称自己“自出茅庐以来，遍寻贤者”，但是，由于蜀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老百姓哪里会有休养生息的时候，政府开办学校培养人才不太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无疑就会造成人才的匮乏。另外，不敢大胆提拔使用人才，也是蜀国缺乏人才的一个原因。在街亭失守之后，由于担心其他人不像自己那样尽心尽力，所以，“事无俱细，咸决于亮”，军中凡是二十以上的处罚都由诸葛亮亲自审批。这样以来，就让那些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人不能干事，自然也就不能在干事的过程中发现人才，锻炼人才，从而提拔使用人才。魏延的怀才不遇，足以说明诸葛亮用人的狭隘胸怀。  缺乏人才，没人才可用，何谈治理国政，何谈战无不胜？假如在街亭之战

诸葛亮（181.7.28—234.8.23）

中，有庞统、法正那样的智谋之士亲临战场指挥，有关羽、张飞那样的猛将领兵拒敌，蜀国焉能战败？假如“五虎上将”不死，在北伐中诸葛亮又岂能因蜀中无人可敌魏将张郃而去设计杀之！因此，蜀国人才匮乏、后继无人是其灭亡的又一原因。   

其五，后主刘禅的昏庸无能加速了蜀国的灭亡；  刘备虽然有夷陵之败的历史，有用人上的失策，有义气用事的教训，但作为“世之枭雄”，他有恢复汉室的雄心壮志，有招揽人才的本领，有识人善任、广纳雅言的胸怀。所以，刘备在世之日，蜀国兵精粮足、国旺民富。可是，刘备死后，其子刘禅却百无能事。当得知魏国起五路大军攻打蜀国时，他惊惶失措，不知该如何是好，直到亲临相府拜见诸葛亮后，才气定神闲。虽然刘备临终遗诏与他，要他“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但他还是不如刘备那样信任诸葛亮。在诸葛亮第三次出兵伐魏时，他听信谣言，下诏招回诸葛亮，让诸葛亮功败垂成，就是最好的例子。由于他不理朝政，诸葛亮在前方打仗总有后顾之忧。既操劳军事又操劳国事，即使是铁人又岂能长久！   在诸葛亮死后，整日只“溺于酒色，信任中贵黄皓，不理国事，只图享乐。连诸葛亮尚不太信任的刘禅，又岂能信任“继武侯之事、任大职重”的姜维。姜维虽九次北伐，却无寸功，最后为避杀身之祸，又不得不到沓中（今甘南舟曲西北)屯田。在这种情况下，“贤人渐退，小人日进”，“入其朝，不闻直言”。直到魏国发兵来伐，他仍无半点忧国忧民之心。非但不急招姜维等出兵拒敌，反而听信巫师之言坐以待毙；那边姜维仍在与敌人激战，扼守要道，这边他已出城纳降。有如此昏庸无能的帝王，蜀国岂能不灭亡！正如司马昭所言：“虽使诸葛孔明在，亦不能辅之久全，何况姜维乎？”    

 其六， 蜀国灭亡的外因；   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诸因素发展变化国力削弱的结果。但是，任何事情的发展变化又无不与其外部环境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在笔者看来，蜀国灭亡的外因无非是孙、刘联盟的有名无实和魏国实力的雄厚。   孙、刘联盟的有名无实让蜀国孤立无援 ；如果说蜀国没有外援，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三国演义》中，孙、刘联盟一直维持到蜀国灭亡。那么，为什么还要说蜀国孤立无援呢?因为，孙、刘联盟是建立在以维护各自利益基础上的，一旦无损自身利益，或者与自身利益不大，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从而使这种联盟失去了它的真实性。   《三国演义》中写道，建安十三年，曹操南下荆州，想一举消灭刘备、孙权，统一江南。刘备兵败当阳，退守夏口，只仰仗刘表之子刘琦的一点兵力，可以说，形势十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就建议刘备联吴抗曹。此时的孙权，鉴于曹操势大，在鲁肃等人的劝说下，也想联合刘备，抵抗曹操。于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两家就建立了联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两家之间没有利害冲突。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就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作为立足之地，然后取西川建立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继而再统一中原。所以，刘备的第一个军事目标就是先拿下荆州。而东吴孙权也对荆襄虎视眈眈，早就想据为己有。于是，荆州就成了两家矛盾冲突的焦点。只不过，在赤壁大战前，这个矛盾冲突被与曹操的矛盾冲突所取代，暂时搁置在一边。“赤壁大战之后，北方战事趋缓，孙、刘两家开始为荆州不断扯皮。鲁肃一讨荆州，刘备推之于刘琦；二讨荆州，刘备又推之于借；三讨荆州，刘备痛哭，鲁肃又空手而回。”虽然如此，只因鲁肃和诸葛亮都清楚，荆州是孙、刘联盟的基础，失去这个基础，孙、刘联盟就会荡然无存。因此，在鲁肃和诸葛亮两人的努力下，两家并没有因此而交恶，也就是说，虽各怀戒心，孙、刘联盟并没破裂。但它的真实性己不复存在。   《中庸》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孙、刘联盟的建立主要归功于鲁肃和诸葛亮，在鲁肃病死，诸葛亮又离开荆州后，终于出现了“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局面。关羽和陆逊都不懂荆州之于孙、刘联盟的重要性，他们便以关羽被杀、荆州失守为代价，撕裂了孙、刘联盟，揭掉了孙、刘联盟虚伪的面纱。诸葛亮联吴抗曹的外交策略也被彻底破坏。   此后，尽管在诸葛亮的努力下，孙、刘联盟得以恢复，但是彼此之间的合作再也难以回到当初。诸葛亮几次出兵北伐，约吴国共同伐魏，吴国皆从自身利益来考虑不欲出兵，即使碍于两家联盟之面出兵，也不是尽力攻打，以致于蜀国北伐，基本上是单兵作战。比如：东吴黄龙元年，后主刘禅依诸葛亮之言，“令太尉陈震，将名马、玉带、金珠、宝贝，入吴作贺”，并求孙权“遣陆逊兴师伐魏”。可是，陆逊却说：“此乃孔明惧司马懿之谋也，既与同盟，不得不从。今却虚作起兵之势，遥与西蜀为应。待孔明攻魏急，吾可乘虚取中原也。”由此可见东吴结盟的真实目的，以及孙、刘之间的诚信度。正如司马懿所言：“孔明尝思报夷陵之仇，非不欲吞吴也，只恐中原乘虚攻彼，故暂与东吴结盟。陆逊亦知其意，故假作兴兵之势以应之，实是坐观成败耳。”这种联盟，有名无实，让魏国只防蜀而不防吴，从而增加了诸葛亮北伐的难度，减少了成功的几率。假如，孙、刘联盟牢不可破、固若金汤，同时出兵伐魏，并力攻曹，司马懿哪怕有天大的本领，恐怕也难以首尾相顾。所以说，孙、刘联盟的不实，成了蜀国灭亡的外部因素。  

其七， 魏国的强大也是蜀国灭亡的原因 ；  在魏、蜀、吴三国中，魏国的综合实力最为雄厚，其疆域广阔，人口众多。据史料显示，其国土面积最大，占据中原，拥有司、豫、兖、青、徐、凉、雍、翼、并、荆、扬等州。其中凉州戊己校尉守护西域；幽州的边境达到辽东；南部诸州基本上是依秦岭、淮河分别与蜀、吴相连。其人口最多，是蜀国的8倍，拥有66万余户，440余万人。在占有国土面积和人口优势的情况下，在经济上，魏国从曹操时便开始采用屯田制，大力发展经济，以充实府库，保证了战时物资的充足。在军事上，魏国拥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虽屡屡遭受蜀、吴两国的侵扰，但它的根本战略还是“分命大将据守险要，养精蓄锐”，以期吴、蜀两国自相残害，从中取利，从而在军事上保存了实力。在人才的培养、选拔、使用上，魏国先后发布“唯才是举令”，选拔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比如曹操“兴设学校，延礼文士”，重用那些骂过他的人。政治、军事、经济、人才等方面的得力措施，让魏国雄据北方，坐扼中原，幅员辽阔，民富国强，人才辈出，兴旺发达，从而为消灭蜀、吴，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充足的条件。自古以来，实力雄厚者，都是最终的赢家。魏强而蜀弱，魏国灭掉蜀国也是自然之理。因此，蜀国的灭亡很大程度上也缘于魏强而已弱。   蜀国在军事上的惨败让其大伤元气，连年穷兵黩武又使其国力耗尽，谋略的失策导致错误接二连三，影响深远，人才的匮乏使其失去了生存的根源，再加上孙、刘联盟的有名无实，魏国实力的强大，最终导致了蜀国的灭亡。

总之，还是应了孙中山先生那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关中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炎黄文化、周秦汉唐都是从这里兴盛的。甚至悬疑时代黄帝所梦寐以求的华胥国就在这里，有蓝田华胥陵为证。有史以来，关中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关中地名中带寨、堡、营、城、亭、屯、阁、关、排字的村子大都与历代屯兵有关。与周围各县相比，眉县城堡遗址特别多，现在能看得见的就有一百多，这仅是历代城堡的极少数。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北原以南潘家湾、磻溪、蜀仓以东，青化梁以西当时人口仅数万人。五、六十万人驻扎于此，这些城堡足以见证当年魏蜀两军对峙的壮观景象。

公元264年，魏灭蜀后晋王司马昭封刘禅为安乐公。眉县党家寨有晏驾坡，相传刘禅死于此，其西曾有刘禅（阿斗）墓。安乐当时为其封地住地。刘禅是成语“乐不思蜀”的创造者，人封安乐公，封地名为安乐就不足为怪了。第一百零三回：“懿曰：‘孔明若出武功，依山而东，我等皆危矣，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方无事也。’”这里所说出武功，指的是从斜谷出武功县。秦至东汉初（公元25年，时王莽改为新光县），武功县城就在横渠镇西，古城村北（西汉）。前后共375年之久（眉县志）。三国时为了据守斜谷将武功县城迁到了现在的第五村陈家庄（成山宫遗址），汉朝400年武功县城一直在渭河南岸。在汤峪留有法正所建栈道遗迹，在周眉交界之泥峪口，有姜维伐魏之栈道遗迹。周宣王在郿为申伯（周宣王的舅父）饯行，申伯就是从这里穿越秦岭赴南阳上任的（周至县志）。在周至尚村户县涝店有眉坞岭遗址，其为董卓所建连接郿

坞、长安的驰道。郿县县城当时在渭水北岸即今祁家村、车圈村所在地。辖美阳县以东渭河以北地区，东接兴平；美阳县辖美阳河两岸至渭河以北东的地区。渭河以南五丈原以东至黑河以西归武功县管辖。因此说，三国地图把郿城标在渭河南把武功标在现址是错误的。一部眉县志，半部武功史。历史的变迁使眉县成为坠落在武功这个古老玉盘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斜谷诸葛亮曾令蒲元锻造三千把宝刀。其刀能劈开装满铁珠的竹筒，削铁如泥，誉为神刀。蒲元造刀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当刀到“白亮”的程度时，需

要进行淬火处理，他没有就近使用斜谷的河水，而是专门到成都取蜀江水，许多人感到很惊讶，蒲元则解释道；“斜谷河水纯弱，不任淬；而蜀江水比较爽烈，适合淬刀。”当水从成都取回来后，蒲元用刀一试，当即说道：“此水中已掺杂了涪水，不能用。”可是取水者却想抵赖，硬说没有掺杂其它水。蒲元当即用刀在水中划了两划，然后说道：“水中掺杂了八升清水，还敢说没有。”取水者见势不妙，赶忙叩头认罪，道出实情。原来取水者从成都返回，行至清津渡口时，不小心摔倒在地，将取来的水洒掉很多，他惊恐万分，生怕回去难以交差，情急之中取了八升清水掺在其中，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可以蒙混过关，没料却被蒲元一眼识破。在场的人，无不被蒲元的奇妙技艺所折服。由此可见，蒲元对淬火工艺有着极丰富的经验，已经掌握了不同水质对淬火后钢的质量影响的规律，因而很注意对水质的选择。蒲元在中国冶炼史上有着重要位置，炒钢技术就是他发明的。见《蒲元外传》。

 秦至汉唐，斜峪关（斜谷）都是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包括兵器的锻造、船舶的制造，以及和平年间酿酒业，大米加工业，林木采伐、烧木炭等等，产品都是从这里由水路发往咸阳、长安的，直至宋元明清经久不衰。在北宋包拯（999——1062）的文案中，曾发现有包拯为斜谷造船厂减除税赋的奏折。当时朝廷的税赋不断增加，地方官吏又不好征收，就加在了斜谷造船厂，致使造船厂无法运行而瘫痪。时任转运使的包拯在郿巡视时发现了问题，经奏报宋仁宗才为斜谷造船厂减除了税赋，救活了船厂。

祁山、斜谷等地名的混淆，是千百年来三国地名混乱的根源。也给当代三国军事文化研究带来极大困惑。如果纠正了这个错误，再看斜谷渭滨等关中的三国地形、地理，就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就觉得《三国演义》的描写是相当准确的。这不言而喻，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旅游开发意义。它将对太白山、红河谷景区以及宝鸡市西安市注入深厚的三国文化内涵。可以在马头原遗址建司马懿庙（宣帝庙），与五丈原诸葛亮庙遥相呼应；开发姜眉路到红河谷一线...，斜谷、上方谷、箕谷、诸葛城、马头原宣帝庙、汉马冢、五丈原诸葛庙、蜀军五个大寨等等，那时旅游者来眉县，住一个星期也把这些山水人文资源、景点看不完。

笔者三十多年来，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其中包括周至、武功﹑扶风、眉县、岐山、太白、陈仓等县志，清凤翔府志，还有《史记》、《山海经》、《三国志》、《水经注》、《中国通史要略》、《资治通鉴》、   《周易——寻找失落的文明》，日本人陈舜臣所作《秘本三国志》等与三国、关中历史有关的书籍。曾在齐镇工作多年，经实地反复查看，踏遍了沟沟岔岔，广泛搜集民间遗存，推敲论证。因此妄投笔墨，

远眺斜谷.眉县城

一吐为快。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一场考论三国之热，希望政府邀请权威专家研讨，去伪存真，廓清史实。让三国古战场不再沉寂，更应该让厚实的文化积淀为眉县“双突破”旅游强县建设做出贡献 。

综上所述，笔者多年考证认为《三国演义》所描述以下这些地方应该是：

一、武功山

《三国演义》一百回祁山大搬家，且看：“却说众将闻孔明不追魏兵，俱入帐告曰：‘魏兵苦雨，不能屯扎，因此回去，正好乘势追之。丞相如何不追？孔明曰：‘司马懿善能用兵，今军退必有埋伏。如若追之，正中其计。不如纵他远去，吾却分兵径出斜谷而取祁山（武功山），使魏人不提防也。’众将曰：‘ 取长安之地，别有路途；丞相只取祁山（武功山），何也？’孔明曰：‘祁山（武功山）乃长安之首也；陇西诸郡，倘有兵来，必由此地，更兼前临渭滨，后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地。吾故欲先取此，得地利也。’众将拜服。”这里“吾却分兵径出斜谷而取祁山（武功山），...前临渭滨，后靠斜谷，左出右入”这一句话，很明显地把“祁山”定位在了现在的眉县。第一百回第二段有这么一句话“即分兵两路，真引兵屯于祁山之西斜谷口，懿引军屯于祁山之东箕谷口。”这句话很明确地说明了所谓“箕谷”就在斜谷的东侧，就是现在的红河谷，那么“祁山”就是红河谷以西，斜峪关以东之间的这座山了。《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三处提到武功山，它和第十回盩厔山的叫法是一样的，分别是武功境内的山和盩厔境内的山。在二、四、六次伐魏中，罗贯中却将它错写为祁山，祁山大搬家导致了许多地名的混乱。

实际上太白山在夏商时期叫大时山（《山海经》)；汉以前叫武功山,是为了纪念周文王、周武王文治武功灭商兴周定天下的丰功伟绩；公元前32年汉成帝刘骜感念周太伯、仲雍让位给三弟季历而下旨改封武功山前山峰即现在的天圆地方为太白山的。这里太白山、武功山同时存在。《水经注》：太白山南连武功山于诸山最为秀杰，冬夏积雪，望之皓然。这段文字证实了武功山命名在先，太白山命名在后。而太白山积雪在山下是看得见的，武功山是看不见的。以后国家地理将秦岭主峰统一命名为太白山了。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主席来陕提到《水经注》这段话是没错的。在眉县取代武功县之前就叫太白山，也没有必要与太白县周至县去相争。

被罗贯中写错了的“祁山”——武功山

二、上方谷

应该在斜谷东侧。笔者多年来反复多次亲自踏看了红河谷到斜谷的沟沟岔岔认为现在眉县齐镇南寨村的磨石沟就是三国上方谷（葫芦峪）。且看《三国演义》原文：“孔明自乘小车，来祁山（武功山）前，渭水东西，踏看地理。忽到一谷口，见其形如葫芦之状，内可容千余人；两山又合一谷，可容四五百人；背后两山环抱，只可通一人一骑。（第一百零二回）”,容千人之处，应该是磨石沟东西沟交汇处以北，两山又合一谷，可容四五百人，背后两山环抱，只可通一人一骑，应该是西沟。远观磨石沟，中间一座独山，四面环山，若莲花状；若从上空俯看，整个山谷呈宝葫芦状，独山在宝葫芦大腹中；东西沟交汇处为宝葫芦细径，至谷口为宝葫芦上小腹，谷口为宝葫芦口。之后这里就成了诸葛亮打造木牛流马和屯放粮草的基地。火烧司马懿应在西谷。

斜谷.五丈原卫星图（积石原箕谷为小说描写位置）

一百零三回：“懿唤至帐下问曰：‘孔明今在何处？’众告曰：‘诸葛丞相不在祁山（武功山），在上方谷西十里下营安住，令每日运粮屯于上方谷。’”斜谷关城正好在磨石沟西十里（四千多米，汉时1里为415.8米），绕山转大半圈刚到那里。诸葛亮就是在那里安营的。斜谷城是大将孟琰驻守，与之吻合。且看下面：懿备细问了，即将众人放去。乃唤诸将分付曰：“孔明今不在祁山（武功山），在上方谷安营。汝等于明日，可一起并力攻取祁山大寨（现齐镇镇区南）。吾自引兵来接应。”众将领命，各各准备出战。司马师曰：“父亲何故反欲攻其后？”懿曰：“祁山（武功山）乃蜀人之根本，若见我攻之，各营必来救；我却去上方谷烧其粮草，使彼首尾不接，必大败也。”司马师拜服。应该是：蜀军在上方谷安营后，孔明不在“祁山”，去了斜谷关城安住。这里司马懿用了调虎离山之计，把守上方谷的蜀军引向十里之外去救大寨，父子三人率一万精兵火烧了上方谷粮草兵器，使诸葛亮伐魏无望精神崩溃。《三国演义》却写成了火烧司马懿父子。这句话证明了:第一，上方谷在“祁山”，即武功山，上方谷是蜀军屯放粮草的基地；第二，蜀军大营在现在齐镇镇区南，距上方谷有近10里的距离；第三，上方谷与今日磨石沟与斜谷城地理位置相符；第四，再次说明了罗贯中对这里的地理了如指掌，罗贯中来过这里。

 诸葛亮不住上方谷大营，而去斜谷关城下榻是他的最大失误。绝不是有意引诱司马懿进攻上方谷，烧其粮草的。

 上方谷谷口易守难攻，后面可翻山梁进斜谷，进可攻，退可守，亦可迅速撤离。至今这里留有大片的石眼，据传那是蜀军打（编织）草鞋留下的遗迹。近年在山上开矿，在山梁上曾炸出了上百斤重的铁楔数个，那是当年蜀军攀山用的。山梁后边山中就有一处地名叫点兵场，曾是汉光武帝刘秀点兵之地，之后又成了诸葛亮集结军队的地方。2011年正月初六，村民在谷口西侧挖土时发现了一古墓，经文物局专家鉴定为汉末九品以上官吏之墓。自古渭水之北为阳，秦岭北麓为阴。在和平年间，官吏是不会把墓地选在秦岭北坡的。因此说，这是一座保存比较完整的三国蜀将墓。现在这里已是几十户人家的村落。几十年来，村民建房挖房基挖出来的三国文物不计其数。修建姜眉路时，在出山坡口北斜谷邸阁遗址后面挖出了一个将军墓，盔甲齐全，可惜被一哄而抢。

至于把现在渭河边的葫芦口误做葫芦峪炒作，笔者认为那是以讹传讹站不住脚的，也是经不起考证的。第一，查字典，有山有谷方为峪，谷者，一是指两山之间的水道，第二又指两山之间的空间。眉县渭河岸边山在那里？水土流失形成的小沟壑能叫谷吗?河底村西侧的沟壑更象葫芦形，能叫葫芦峪吗？将葫芦口改为葫芦峪是近年的事，以前一直叫葫芦口；第二，《三国演义》描写的葫芦谷是三重山，第一重，容千人；第二重，容四、五百人；第三重，只可过一人一骑。这些和磨石沟地形山貌百分百相符，而渭河岸边却一座山也没有；第三，渭河自

上方谷外景（今磨石沟）

周秦起一直是一条重要的运河，那时渭河的水量要大得多，葫芦峪是诸葛亮屯粮和工匠做工之地，粮食屯放在渭河岸边的壑沟，不怕水淹吗？第四，到现在雨水冲刷了一千七百八十七年了，还只有那点地方，能容下千人做工和屯放10万人吃的粮食吗？第五，驻军在山根，诸葛亮能把粮食屯放在二十多里外的渭河岸边两军对垒的前沿阵地吗？第六，从地势上讲，从山脚、北原到渭滨，山脚、北原高而渭滨低。上方谷肯定在高处，在山谷。要是在渭滨，就该叫下方沟了。

 充其量，渭河边不过是司马懿九座浮桥之一的南出口罢了。要说葫芦口应该是诸葛亮火烧浮桥遗址才对。应该叫葫芦古渡，这里自古就有渡口，是三国遗址不假。诸葛亮用计火烧司马懿渭河浮桥，被司马懿识破，然后将计就计，使诸葛亮折了1万5、6千人，是继街亭失利之后，蜀军败得较惨的一次战役。

《地理志》曰：斜水出衙岭，北至郿注渭。渭水又东经马冢北（霸王河之高冢），诸葛亮《与步骘书》曰：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这段话，不仅说明这里是司马懿大营，而且在这里诸葛亮与司马懿打了一仗的。由此反推，武功县城应在现在县城西。但民间传此冢叫蛮王冢，是元朝统治眉县的歹驴墓，可是蒙古人死后埋葬是不起冢的。成吉思汗死后都不起冢，一般人更不用说了。可见是误传而已。

上方谷卫星图

箕谷（北岀为陈仓区伐鱼河，南出为太白县蒿谷堆)

三、箕谷

清末郿县人王步瀛先生曾提出过箕谷是今潘家湾至太白县之间的山谷。但其位置在斜谷之西，与三国演义描述有异，小说所指的箕谷正是红河谷。《水经注》卷17：“渭水又东与绥阳溪水合，其水上承斜水，水自斜谷分注绥阳溪，北届陈仓入渭。故诸葛亮《与兄瑾书》曰：有绥阳小谷，虽山崖绝险，溪水纵横，难用行军，昔逻侯往来，蜀道通入，今使前军斫治此道，以向陈仓，足以扳连贼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正是王先生所指的山谷；这个山谷往东才是真正的箕谷（今伐鱼河谷，清毛凤枝《南山谷口考》）。由此可见，234年诸葛亮伐魏是以太白县盆地为前沿大本营的。斜谷和箕谷在战略上可以东西呼应。

上方谷

麦收时节上方谷外景（2006年摄），诸葛亮伐魏七年常因军粮不济撤军

前谷

东谷

西谷

2011年春节后村民在谷口挖土时发现的三国墓葬。234年最后一次伐魏，诸葛亮将粮草基地和指挥中心设在这里，并依军法将大将陈式诛杀。据此分折，此墓极有可能是陈式之墓。墓中不见骸骨，只有两个磁瓶和散落的五铢钱。传《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为陈式裔孙，很有可能遗骨被其后世子孙迁葬别处。

《三国演义》描写的箕谷应该是红河谷。赵云、邓芝箕谷设疑兵，是从斜谷经点兵场翻山到“箕谷”的。为什么说红河谷就是“箕谷”呢？第一，《三国演义》一百回写得很明确，当你把第二段“祁山”，纠正为武功山时，“箕谷”就是红河谷（斜谷在其西，箕谷在其东）;第二，一百回描写的地形山貌与这里完全相符；而且在养马滩与黒峪相通，孙礼、辛毗出奇兵防止诸葛亮出兵“箕谷”，就是从黒峪进兵在养马滩驻兵埋伏的。《三国演义》第一百回第二段有这么一句话“即分兵两路，真引兵屯于祁山之西斜谷口，懿引军屯于祁山之东箕谷口。”这句话很明确地说明了“箕谷”就在斜谷的东侧，就是现在的红河谷。

上方谷两谷交界处独山

3月21日的一场难得的春雪把红河谷(箕谷)装点得银装素裹（2011年）

四、马头原司马城

青龙二年(234)二月，蜀丞相诸葛亮率军10万出斜谷攻魏，四月，进驻渭水之南。魏大将军司马懿率军渡渭水，背水筑垒阻击。诸将想在渭北与诸葛亮隔水相持，司马懿说：“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渡渭背水扎营， 在马头原上修筑城堡。司马懿分析形势后，对诸将说：“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现眉县西南)，则诸军无事矣。”当时渭水以南为武功县，北出斜谷也可以说成出武功。

　　诸葛亮果然上五丈原。魏诸将皆喜，唯独雍州刺史郭淮深以为忧，他说：“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二》)，诸将多不以为然。郭淮说：“亮若跨渭登原，兵连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三国志·魏书·郭淮传》)司马懿这才意识到北原的重要性，命郭淮等率兵移屯北原。堑垒尚未成，蜀军果至，攻而未克，先后发生了火烧司马懿渭河浮桥，蜀军惨败折了一万余人；火烧上方谷等战事。之后两军遂成对峙状态。

日本人陈舜臣在其《秘本三国志》 中讲到，当时五丈原被西域康国人占据，冶炼玻璃并制成器皿运往长安洛阳。玻璃制品易碎，汉朝大都是西域商人用驼队沿着丝绸之路把玻璃制品由西域运到长安洛阳。运到目的地三分之二都破碎了，因此当时玻璃制品比玉器还贵重。汉末康国人发现这里的石英矿可冶炼玻璃，就在此地装鬼弄神吓走了当地人，悄悄地在此冶炼玻璃。人们以为，玻璃制品还是从西域运来的。康国人发了大财。

234年春，诸葛亮以五斗米教头领的身份，着便装仅带了两个书童来五丈原和康国人沟通，后率大军来此驻扎。

诸葛亮去逝时，五斗米教张鲁的母亲、蔡邕之女蔡文姬（蔡琰)带着她和南匈奴左贤王刘豹所生的两个儿子、月氏国一佛教传教老妇都在现场为诸葛亮作法事道场。这个月氏国的老妇，就是当年月氏人初来东汉，送给孙坚的美女，半道上被刘关张三结义兄弟给劫了。那时刘备二十三岁，关羽二十一岁，张飞十九岁。

《三国演义》上说，司马懿率军40万，皆来渭滨下寨，在渭河上建九座浮桥。是从现在的潘家湾、磻溪直到眉县青化渭河段。又于大营后东原筑起一城，以防不虞。此城是现在小法仪与金渠交界处的大法仪咀（马头原）所遗之城址。司马懿在此筑城与五丈原遥遥相对。同时郭淮在北原（岐山三道岭)率部驻扎。这些记载基本上与史实是相符的。

关中童谣：“野鸡翎，叫马城，马城高，叫谁个？叫曹子丹上前来。”马城，就是司马城。童谣是历史的密码，地名是历史的DNA。一边是赵子龙，一边是曹子丹，难道你从童谣里听不出三国的鼓角争鸣声吗？这个童谣场景曾在电影《庄稼汉》中出现过。小时候，麦收前在大人们刚碾光的麦场上，一代传一代那是我们傍晚常做的游戏。

马头原司马城遗址   仅剩东南一角

五、马冢

霸王河之马冢 顶部面积约有30亩

马冢（桥口霸王河西侧冢屹㟷)

共有三层窑洞

每层之间上下左右互相通连

马冢

《地理志》曰：斜水出衙岭，北至郿注渭。渭水又东经马冢北（霸王河之高冢），诸葛亮《与步骘书》曰：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这段话，不仅说明这里是司马懿大营，而且在这里诸葛亮与司马懿打了一仗的。由此反推，武功县城应在现在县城西。但民间传此冢叫蛮王冢，是元朝统治眉县的歹驴墓，可是蒙古人死后埋葬是不起冢的。成吉思汗死后都不起冢，一般人更不用说了。可见是误传而已。一个在汉末，一个是元朝，星转斗移，时光掩盖了历史。

六、三国武功县城

《水经注》卷十八载：  渭水   又东过武功县北。渭水于县，斜水自南来注之。水出县西南衙岭山（今青峰峡景区内），北历斜谷，经五丈原东，诸葛亮《与步骘书》曰：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馀水出武功县，故亦谓之武功水也。是以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斜谷城），司马懿因（斜 ）水长（涨）攻琰营，臣作竹桥越水射之，桥成驰去。其水北注流于渭。好多资料把武功水都理解成了渭水，以为诸葛亮在渭河上架竹桥与司马懿对射。加上“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一句，很明显把武功县城定位在了第五村成山宫遗址这个地方。这个在眉县县志里没有记载。三国时把武功县城设在这里很显然是为了对抗蜀汉伐魏战争的，这里由魏将曹真(字子丹)驻守。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武功县城三国时还在渭河南岸，后来的斜城也有可能在这个地方。成山宫不可能孤立的存在。《眉县志》上说，古郿坞在县东北十五里，指的就是从成山宫所在的武功县城到现在的白家村西郿坞遗址的距离，而不是从现在的县城往东北十五里。三国时武功县辖渭水之南五丈原至黑河以西，县城不可能设在渭水之北隔水而治。

七、斜谷到渭河的古运河

斜谷至渭河的运河.石头河古道

现在的干沟河，在古代它是斜谷通向渭河的运河。石头河坡度太大不能行船，必须有专用的运河。沿途的上河寨、中河寨、下河寨、曲坑（现在叫曲兴）、高桥等地名都是那时留下来的。从运河往下游运东西的方法和现在三峡大坝船闸往下游放船的方式差不多。公元620年县城建在现址以后，县城南直到斜谷口又开挖了一条运河，以解决县城木材、木炭、大米、石灰、石材等资源之需，这条运河遗址现在清晰可见。木牛流马连弩机等其实都是蒲元在磨石沟（葫芦峪）设计打造的。因此蒲元从未出现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假蒲元的发明于诸葛亮，目的就是用于拔高诸葛亮。日本人陈舜臣在他的《秘本三国志》记述道，汉末西域康国（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人曾在五丈原冶炼玻璃，然后由驼队把玻璃工艺品运往长安。石头河在《水经注》上叫武功水、馀水，为什么现在叫石头河呢？它是与干沟河有关系的；干沟河作为人工开凿的运河是没有石头的，对照之下，就把有石头的武功水、馀水叫成了石头河。

八、司马渠

司马懿在太和五年屯长安，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开始主持对蜀的战争。为了增强实力，他很重视对关中屯田基地的建设。青龙元年(233)，司马懿组织兴修水利，“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xi）卤之地三千余顷，”“汧”就是现在的千河，“洛”即绥阳溪，就是现在的磻溪，从这里引水，就是为了使水上北原的。(《晋书·宣帝纪》)收到了“国以充实”(《晋书·食货志》)的效果。青龙三年，潼关以东饥馑，司马懿调运五百万斛（约8万吨）粟输京师洛阳，以资救济。可见他在关中储积有大量粮食。

九、长城戍

即现在的周至县城。

长城戍建于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止于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周至县城由今户县西北甘河乡迁到现址（《周至文史》2014第三期李瑞祺《周至县城城建考》）。据西安市社科院原院长邓友民先生考证，长城戍即今周至县县城二曲街道八一村古城子。据《三国志.蜀志.姜维传》:甘露二十年（257），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于淮南，分关中兵东下，蜀将姜维欲乘虚向秦川，复帅数万人出骆谷，经至沈岭。时长城戍积谷甚多而守兵乃少，闻维方到，众皆惶惧。魏大将军司马望拒之，邓艾亦自陇右，皆军于长城戍。维前往芒水黑河，皆以山为营，司马望邓艾傍渭坚围，维数下挑战，司马望邓艾不应。《晋书.卷一.帝纪第一.宣帝》：蜀将姜维之寇陇右也，征西将军郭淮自长安拒之。进帝（司马昭）位安西将军，持节，屯关中，为诸军节度。淮攻维别将句安于麦匊，久而不决。帝乃进据长城戍，南趣骆谷以疑之。维惧，退保南郑，安军绝援，率众来降。

十、积石原

水经注:“积石原即北原也”,眉县志载积石原即今眉县大桥所对渭河南岸之原。石头河古道发大水在这里积石是必然的。北原那么高水上不去，石头更上不去。

 十一、麦衣谷.麦衣河

即现在的麦李河谷。位于五丈原西侧。相传诸葛亮兵屯五丈原，为了迷惑司马懿，让士兵不断地将麦糠倾倒到河上游，冲到渭河。使司马懿以为粮食大丰收。

积石原

司马渠

北原半腰就是司马懿卫臻233年修筑的引水工程，是从汧渭交汇处引水至郿与成国渠相接。解放后引渭渠还是在该遗址上修建的。流淌了1788年了至今还在灌溉着渭北平原。眉县槐树林水利公园唯独没有这两位石像，偏见太深了。史书都能写诸葛亮寇郿，今人何来偏见呢？

骆谷（解方后修建的谷口水库）

古骆国遗址

这是《宝鸡日报》2010年5月28日登载的《三国演义》描写街亭之战形势图。

十二、街亭

《三国演义》把街亭之战写在了陈仓道上的凤县双石铺了。实际街亭之战就发生在上邽（今天水市秦安县陇城镇)。这是陇西通往关中的平凉道上必经的隘口。

作者:郭浩

2009年9月29日一稿

2021年5月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