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记忆——志愿军老兵查栋材亲临朝鲜战争口述实录

景观妙趣

阔别四十多年，我们在北京迎来了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医院老院长查栋材、宋金秋夫妇。

2017年10月1日既是国庆节，也是查院长85周岁寿辰。老院长历经烽火硝烟的洗礼，他的回忆能唤醒我们重新走进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历史，走进志愿军先烈，感受他们血与火的光照与力量，领略远在异国他乡那一座座坟茔和烈士陵园的肃穆与庄严。

永恒的记忆

——志愿军老兵查栋材亲临朝鲜战争口述实录​

口述：查栋材

整理：景观妙趣

1951年15军29师出征，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

　　1950年，祖国刚解放，全国人民正以极大热情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时朝鲜战争却爆发，全国各地青年积极报名参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这批新兵主要来自于于四川内江地区的初高中学生青年，一共招收了120名，被统一分配到10军29师卫生训练队。在内江集训三个月后，随部队从重庆坐船至武汉，之后乘火车抵达河北邯郸的内丘。部队到达内丘后被编入15军序列，在那里，我们又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军训，随后，部队乘火车到达辽宁省凤凰城集结待命。入伍后，我们听说要上前线打美国鬼子，纷纷请战，写血书、写决心书，为的是报效祖国，杀敌立功。​

出征前的29师医院在华北重新组建，医院被分为收容所和手术队，直接归属师卫生科领导。我从卫训队毕业后直接分配到手术队，专门负责战伤手术治疗工作。

　　1951年3月25日，我们随部队一起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一过鸭绿江，一切都变了，我们看到到处硝烟烈火、瓦砾遍地、房屋倒塌、田地荒芜，空中飞的是美国飞机，霸道狂妄，贴着地皮飞来飞去，不停对地面目标进行轰炸、扫射，狂妄到了极点。

部队一进入朝鲜就开始了连续18天黑夜急行军，虽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整个部队井然有序，之后投入了第五次战役。

记得在夜行军的第四天，我们路过一个小火车站，突然飞来几架敌机，撕心裂肺的呼啸而过，敌机投下的照明弹将夜空照得像白天一样，并立即对车站进行了狂轰乱炸，顿时间炸弹声、机关枪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火车站是美军飞机攻击的重点地区，我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战争就这样悄然开始了。

当时部队刚入朝，还没有太多的防空经验，因此这次空袭我方损失比较惨重。战友李世勋在空袭中被敌机炸断了胳膊，另一位战友杨长瞿和我一起隐蔽在一个灶坑内，小杨被敌机的呼啸声和机关枪疯狂的扫射声吓懵了，敌机走后，小杨怎么都站不起来，我问他：“受伤了没有？”他回答：“不知道，反正走不动了”，而这时部队必须马上离开车站，分队长张二旺看此情况，二话没说，立即跑过来，背起小杨继续行军，之后连续走了七天，一直坚持把战友背到了前线。

在夜行军路上的第七天，我们又遇到了一次敌机猛烈的袭击。这一天我们的战友廖先富同志牺牲了。

那天拂晓，我们刚到达宿营地，潜伏在当地的特务向敌机发出了暴露我军宿营位置的信号弹，以便对我军进行目标性轰炸和扫射，部队领导命令我们注意隐蔽。不一会儿，天空中出现10余架敌机对我军驻地进行轰炸。当时我和罗德义躲在一个上面压满树枝和泥土的猫耳洞里，但依然难以抵挡枪林弹雨的穿透力，猫耳洞被敌机打得四处冒火星，不久整个洞穴被炸塌，我和罗德义被压在树枝和泥土下，身体动弹不得。好在大家都没有受伤，经过我俩拼命地挣扎和努力，爬出了猫耳洞。我们刚爬出来，就听到远处有人喊救命，原来是战友罗均威受了重伤。与此同时，尚在汽车掩体内休息的6、7位战友被敌机巨大的轰炸声惊醒，战友鄢德良就躺在廖先富身旁，被轰炸声惊醒后，他大声呼喊廖先富，连叫三声无人应答，等他扭头一看，只见廖先富的脸被炸掉一半，当场牺牲。

廖先富是我们入朝后牺牲的第一位战友，见他牺牲的惨状，我们愤慨万分，誓为战友报仇雪恨！

经过18天的夜行军，我们终于达到目的地——一线地域、新兴里兵站，部队在那里补充粮食、弹药后，投入了第五次战役。

部队在开进第五次战役战区途中，突遇敌机空袭，当时130团1个营正好行进在照阳江上，由于江上毫无遮蔽，部队受损严重，伤员很多，战场上运送下来的伤员把手术队所在山洞都塞满了，但我们却只能对伤员进行简单的包扎，因为运载手术用品的马车无法跟上部队行进的速度、掉队了，很多伤员因得不到及时手术而牺牲。那天晚上，仅我一人护理的重伤员中就有4位同志牺牲了。情急之下，领导立刻命令我和卫生科通讯员小李沿路返回，去接应由王翠章同志押送的运载手术用品的马车。接到任务后，我们立刻马不停蹄返回，去接应王翠章同志。途中，敌机发现了我，紧追不放、不停地向我扫射，把我和小李打散了，小李以为我已被敌机打死，返回医院向领导汇报我已牺牲。幸运的是，敌机打烂了我的水壶、打穿了我的挎包，但却没有打中我。敌机走后，我继续执行任务，找到了王翠章同志，并以最快的速度带领车队赶上大部队，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在我执行协助王翠章同志护送手术用品马车的同时，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已经结束，我们打得比较顺利，打过了“三八”线，直插汉城。到达汉城后，发现汉城是一座完整的空城，上级立刻意识到这是空城计，命令部队马上撤离，因为敌军已经在东城外展开进攻了。

部队离开汉城后，撤离到三八线附近，上级命令部队组织开展阻击战，全面拉开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我们部队的任务是芝浦里阻击战。这场战斗打得很艰苦、很残酷、很激烈，前线有大批伤员运送下来，医院手术队在战场附近临时搭建了手术室，争取时间，为伤员做手术。

　　只要战斗打起来，前线的伤员就会源源不断地运送过来，我们的工作量很大，每天转运到后方的伤员多达数百人。我们的任务就是按伤员伤情进行分类和护理安置。之后，我又被分配到重伤组，重伤组的任务更加繁忙，没日没夜的工作，根本谈不上休息。

上甘岭战役最激烈的时候，29师医院手术队为了火线抢救伤员，手术队往阵地前沿配置，直接下到86团卫生队，在獐谷展开了战地手术救治。獐谷在五圣山的背后，离前线很近，敌人的大炮隔着五圣山就能打过来，这里的战地救护所常常会遭到敌机轰炸。为了支援前线，军师文工团员、文化教员、女同志们都积极参加了护理伤员的工作。当时的分工是男同志负责抬担架，女同志负责护理伤员。虽然战役紧张，但战地救治工作被安排的井然有序，在真菜洞的手术队的坑道里，伤员只要进入坑道，马上有专人负责分类处置，轻伤分到修养连，重伤被送到后方医院。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我们所在部队换防到后方修整，直到1952年春天开赴上甘岭地区，准备更残酷的战斗。

上甘岭战役期间，医院开展野战外科的环境和条件是极差的，当时遇到的困难也是最多的，因陋就简、将就凑和成为战争时期野战医院的工作常态。通常情况下，手术前需要备好照明、手术器械和消毒锅等医疗设备，但在那时，手术队的防空洞内根本没有照明设备，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办法，用从国内带来的汽灯照明。当时安排我来负责手术照明，因此，只要有手术，我就必须手持汽灯，为手术医生照明。当时每天伤员很多，手术一台接着一台，连续不断，碰到复杂的手术，手术时间还会延长。由于日夜劳累，加上睡眠不足，18岁的我常常因疲惫过度而犯困，有时站在手术台旁、手举汽灯、却不知不觉的睡着了，当时主要持刀医生是手术队队长李文卿，每当我犯困时，李队长都会习惯性地用脚把我踹醒，继续手术。

医务人员开展战地手术救治伤员

（上图：请注意手术室的照明灯，当时坑道内照明方式也就是借助汽灯照明。）

　　我们手术队女兵不少，她们几乎都是从四川资阳宏仁医院护士学校毕业后被招收入伍的。上甘岭战役期间，29师医院护士王兰香表现突出，在她当护士长期间，积极肯干，不怕苦不怕累，工作不分昼夜，最终荣立了一等功。

这里我要讲一讲师医院手术队队长李文卿。他是29师野战外科出名的“一把刀”，他手术手法细腻、技术高超，对医疗技术精益求精，深得指战员的爱戴。上甘岭战役期间，有一位从前线运送下来的重伤员，腹部中弹，肠子被打成了七段。李队长接收该重伤员后，立刻展开手术救治，对伤员被打坏的肠子一一进行了肠吻合手术，手术进行了十几个小时，通过他精湛的手术和后期精心护理，终于把这位重伤员从死神手中中抢救过来，恢复了健康。另一个李文卿队长救治的伤员是咱们29师的师长解立根，当年在战斗中他的面部被打成贯通伤，子弹自左面颊进入，从右面颊飞出，下颌骨粉碎性骨折。对于这样复杂的手术，所有的清创缝合、颌面修补，都是由李文卿队长完成的。还有一位李队长救治的伤员，是在搜山时颈部被毒蛇咬伤，紧急送往医院。因受伤部位是颈部，不能用止血带，李文卿队长立即采取切开伤口，清理被毒素侵蚀部位的手术方法，终于使这位伤员转危为安。

李文卿同志最早在10军卫生部工作，上过白求恩医院的野战外科训练班，后调至15军29师卫生处任医政股长，抗美援朝时期他任29师后勤卫生科医疗手术队队长。在朝鲜战场，他虽然是医疗直属所所长，但更多时候，他都是站在手术台上的持刀医生。在29师医疗系统中，他是公认的、当之无愧的野战外科“一把刀”，他为众多指战员做过手术，使他们重获新生、重返战场。他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医疗作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时的29师的医务人员，我们都很敬重和热爱他。

一九五三年三月，我们十五军已移到东海岸元山附近，医院驻扎在板登里。

有一天遭敌机空袭时，正好我值完夜班回去睡觉，正在酣睡中突然被敌机巨大的轰鸣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爬起来，拿着枪就准备跑出防空洞去打敌机，还没跑到洞口，炸弹就炸塌了洞口，出不去了。当我挣扎着扒开洞口爬出来的时候，驻地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炸碎的石块和死伤的战友。

首先看到护士黄仲和林作英，满脸尘土，手上还拿着体温计和马蹄表。我作为留守的护士班长，对她们俩进行简单的布置后，立刻分头寻找并清点伤亡情况。

第一个被我们发现的是牺牲在河边的护士廖先淑。那天天气晴朗，廖先淑刚走到河边休息，敌机就飞过来了，一阵轰炸之后，廖先淑不幸被炸死在河边，当时她的头部被炸掉一半，棉帽子还飘在河中，鲜血染红了大片河水。。。。。。

紧接着，我们发现后勤部政委张振生的夫人王作惠也被炸死在河中。 这时，我们听到远处传来战友的呼叫声，顺声音望去，发现牛伯英医生在山坡上动弹不得，我们跑过去一看，他的骨盆已被炸成重伤，我们连拖带拽把他背回了防空洞。

当初步清查伤亡情况，并清点手术队人数后，发现病号伙房的上士小何不知去向？我们立刻分头展开搜索，最后，在病号伙房的防空洞后面发现小何蹲在那儿一动不动，一摸身体，已经凉了，但初步查看他的身体各部位，并没有发现伤口和出血现象，待进一步检查时，发现他右侧耳心内似有少许血迹，原来是一块炸弹片从他的耳朵打进了头部。

这次敌机空袭，我们共伤亡10余位同志，尤其是廖先淑同志，她弟弟廖先富是师医院入朝后第一位牺牲的战士，而姐姐廖先淑又牺牲在了朝鲜战争停战前夕的1953年。廖家姐弟于1950年一同参军来到29师卫生科手术队，却再也无法随部队返回祖国，他们姐弟俩的英灵与千千万万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烈士一起，永远地留在了异国他乡的朝鲜。至今想起他们姐弟俩，依然让我们活着的人感到心痛。

到了1954年4月，15军将士圆满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任，凯旋回国。临行前两天，我接受了新的任务：为牺牲的战友做好善后工作。

当年在朝鲜寻找烈士遗骸的战友们与朝鲜人民的合影

　　15军善后工作组，由军的组织处赵干事、29师组织科陶涛干事、44师郭林祥教导员、45师谢参谋等20余人组成，集中住在上甘岭接防部队16军军部招待所。具体任务是查找烈士牺牲的地点，到现场寻找临时埋葬的坟头，确认他们牺牲的姓名，然后将遗体搬出，用白布包裹，放入统一定制的木质棺材中。同时与朝鲜当地政府协商，选择向阳、地势好、环境优美、安全的地区修建烈士陵园，集中安葬志愿军烈士。每位烈士墓前设置统一规格的水泥墓碑，刻上烈士的籍贯、姓名、牺牲时间等。每个陵园都有一座由国内制作运去的大理石碑，上面镌刻着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的“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最后向烈士家属发放烈士通知书。这一切既是对烈士英魂的慰籍，也让我们这些幸存者感到莫大的欣慰。
这项任务最大的难题是确认烈士的坟头和遗体。战友牺牲时，部队多在行军和作战中，因此对牺牲战友的掩埋安葬工作比较简单粗糙，如：掩埋的位置不当、埋得太浅、木牌上的标记记得不够清晰准确等，几年下来，由于战争和自然的破坏，变化很大，有的坟头已经找不到了，有的找到了坟头也不知道是谁，有的坟头有木牌，标记也清楚，但开挖后没有遗体等。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沿着15军各部队行军打仗所到之处认真查寻，最后绝大多数烈士的遗体得到确认和妥善安葬。

查栋材院长在烈士黄继光牺牲处的留影纪念

　　可是，卫生科廖先富烈士牺牲时被掩埋的坟头位置，我记得很清楚，但再次去寻找时，掩埋他的地方已面目全非。河沟旁的几个汽车掩蔽部和小廖的坟头都不见了。访问当地朝鲜居民，他们告诉我：1951年夏季发洪水，将这片土地全部淹没，变成了河床。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在原来掩埋烈士的地方选了几块鹅卵石，用白布包好放进棺材中，墓碑上刻上“廖先富之墓”，以此寄托我们对战友的敬重和哀思。

我们也找到了廖先淑烈士的墓地，尸体尚未腐烂，经重新装殓，移至烈士陵园。

15军留守人员在朝鲜继续沿着部队行军作战的路线寻找烈士遗骸

　　到了1954年底，我们终于用了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随后回国重返29师湖北孝感花园镇部队驻地。

1959年，组织上选送我去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医五年，让我系统的学习了医学理论，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在我的军旅生涯中，曾经历近三年战场的磨砺，和平时期也一直在师医院服役了28年，从一名普通的卫生员，干到师医院院长，还获得主任医师的职称。在部队，我先后七次立功，其中有三次是在战火硝烟的战场上荣立的。那时候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幸运的活下来。我们每一位到朝鲜战场上的军人都有思想准备，如果自己牺牲了，就将遗骸埋在那里。抗美援朝战争的记忆是我最宝贵、最难忘的记忆，也是我一生永恒的记忆。

和平年代，我依旧无时无刻地怀念那些牺牲在朝鲜战场的战友们！烈士英灵不朽！

朝鲜三八线附近的上甘岭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