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篇

国雄

建立地下联络站的艰苦过程

刘兆容

1947年春节前夕，我爱人梁冠赴澳门接受上级指示。他回到中山五桂山区后告诉我，曾谷同志指示梁冠、郑吉二人到新区开展工作，并特别指示夫妇一同前往。
抗战胜利后，原在中山一带活动的我党武装主力北撤，梁冠和我奉命留在中山坚持斗争。梁冠在五桂山区领导武工队，我则隐蔽在兰溪村的堡垒户甘华焕家里，担任交通员。当时珠江地委在澳门，地委书记黄佳，曾谷也在珠江地委工作。五桂山的经济支持，是珠江地委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我的主要任务是来往于中山、澳门之间，送报告、送情报，还有全部兑换成港币的款项。我每次到澳门，先到设在连胜马路的交通站，再由交通站负责人冯兰通知珠江地委派人来与我接头，通常是曾谷亲自来。他把情报和款项带走，第二天再来，交文件给我带回五桂山。有一次，我带去的款项较大并且及时，曾谷很高兴，拿来一条香烟和一袋苹果，要我带回去慰问在五桂山坚持斗争的同志。
我们接到通知后，马上出发。当时冯兰怀孕临产，无法即刻动身，梁冠、郑吉和我三人为避免遭遇敌人，取道银坑，从水路去澳门，从澳门过香港，再从香港乘船走江门，到江门后租小艇到顺德县容奇镇，然后搭黄包车到达坝头市陈润同志家，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方群英已经在等候我们。
陈润是中共党员，参加革命多年。他在坝头市土生土长，熟悉周围环境，住处较为隐蔽安全，因此历来是一个联络点，经常有同志来往。我们一时未找到合适的住地，遂暂住在陈润家中。
陈润夫妇对同志十分热情，但他们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仅有一亩多耕地，主要由陈润的妻子耕作，家境十分困难。陈润的妻子面对家务的繁重，生活的艰辛，表现出特别勤劳忍耐、任劳任怨的优良品质。她当时怀孕临近下产，天天还得去剥蔗荚自用或出售，劳累一天回到家里，两个孩子又哭闹，吵着肚子饿。见此情景，我们很同情她。即便如此，她仍不忘多方照顾我们。她对我们的帮助，我永远难忘。
我们在陈润家住了将近10天，在他家过了春节。方群英将我们的具体工作任务确定下来：郑吉夫妇去万顷沙，梁冠负责发动组织容奇、古镇、曹步、大坳、高沙等地武装斗争，刘兆容负责顺德坝头市联络站，以主妇身份掩护工作。郑吉随即动身前往万顷沙，两三个月后，冯兰带着刚出生的女儿赶到坝头市，郑吉将她们接到万顷沙。
建立地下联络站是方群英的长期设想，因为随着斗争发展，来往的同志越来越多。不少人从澳门香港前来，要有合适地点供他们稍事休息，接受任务，然后奔赴战斗岗位，陈润家已经不能满足需要。
陈润四处寻找，终于帮我们找到一个住地。那间屋进门一个小厅，住着一个盲公和他的妻子；通过小厅有个小天井，里面是一厅一房，由我们租下来。梁冠化名为梁宝根，我叫刘金彩，梁冠的对外身份是生意人，在石岐、小榄、顺德、澳门、香港经营进出口。方群英时常要来，便充当生意老板，是梁冠的表姐。
我们住的那条巷里，共有11户人家，其中有农民、搭棚工人、三轮车工人，还有商人和小贩，女青年和中年妇女多数在丝厂做工。巷口斜对面有一座 “进士庙”，在当地颇为有名。庙门口白天晚上坐满人，男女老少在一块闲聊。谈话的内容包罗万象，从时世艰难、物价飞涨，一直谈到他人是非等等。所以，这里是个了解情况的好地方，后来我们也在此得到一些情报。附近有个伪保长，权势财势不大，但为人十分奸猾顽固，同国民党、“大天二”勾结很紧。离我们住处不到一公里的上街市，驻有伪联防队，到处有赌场、烟馆。四公里远处的容奇镇，驻有国民党部队，“大天二”、特务、大贼小偷样样齐全。
我们初到顺德非常不习惯。梁冠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武装斗争第一线，枪不离身。到了顺德他不能佩枪，犹如失去一件宝贝，浑身不自在。我虽然多年从事地方工作，但也一直在根据地，部队就在身边，群众觉悟很高，自觉掩护我们。而乍到坝头市，环境完全陌生 ，缺乏群众基础。此外，1945年中山“九区事变”后梁冠和我在分别被敌伪挺三一支、三支逮捕过，容奇离原先挺三一支、三支的驻地中山黄圃很近，我们两人随时可能被敌人认出，环境相当危险。我们公开的身份是经商，外人以为一定有钱财，所以要提防大贼小偷来光顾，同时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联络站掩护好，避免给敌人闻到一点政治气味。总而言之，千头万绪，困难重重。
虽然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发动群众，而是站稳脚跟，建立联络站，但我们还是牢记党的宗旨，从做群众工作入手，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先与同屋居住的盲公夫妇搞好关系，恰好盲公姓刘，他的妻子姓梁，与我们夫妇互认宗亲，相处起来显得分外亲切。盲公的妻子在丝厂做工，盲公本来每天都要自己摸到河边打水、做饭。我们住进后，不用他去打水，帮他做饭、煮菜。他生病，我们主动关心他，还送药给他，他十分感激。盲公靠 “唱龙舟”维持生活，每天晚上过往客船停靠码头，他就上船唱一段。但他唱来唱去只有几支旧曲，捧场的人很少，收入微薄。我们特地讲故事给他听，他听了我们讲《三国》后，就编了一段“龙舟”上船唱，收入竟然破天荒可观，自然喜出望外。相处一段之后，盲公很信任我们，每次从船上回来，便将收得的钱交给我们，帮他点数，还到处说我们是善良可靠的老实人。随后，其他邻居也找上门来，要求我们帮忙写信、教育孩子、调解家庭纠纷等。
接着，我们向盲公打听巷内每户人家及附近居民的情况。盲公经常到进士庙门口坐，听到情况就回来告诉我们，有时在船上听到各种消息，也向我们转告。几个月下来，我们与附近群众的感情初步建立起来。遇到下雨天，他们不用开工就到我们住处坐，我们就给他们讲《三国》《水浒》等故事，也藉机谈一谈国内、国际大事，讲解一些基本的革命道理。对那个老保长，我们对付他更是胆大心细，见面主动打招呼，他上门来坐，我们热情接待他，不让他闻到一星半点的政治气味。
周围的群众对我们越来越亲切。梁冠每次生病，都有人来问候，甚至煮好凉茶、凉粥送来，有些医生主动送草药来。我1947年在顺德生下大女儿雪莹，怀孕期和产前产后得到很多妇女的关心和指导。有位叫“平姆”的亚婆，待我如同亲生母亲一样。女青年亚醒的家庭规矩很严，父母不准她到别处，但她到我们那里，父母就不管了。亚醒白天在丝厂做工，放工回来就把饭盒端来，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她知道我们喜欢吃蚕蛹，就经常拿些蚕蛹回来炒给我吃。她父亲是厨师，有人办喜事在她家订酒菜，她有时悄悄拿几块鸡肉、鱿鱼、猪肉等，还有酒席不准用因此拣出来的芥兰花等，带到我们住处，自己动手炒好与我们同吃。
有了群众基础固然是好事，但也随之产生一些特殊的干扰。方群英同志每次来要召集开会或写东西，却因白天时常有群众来访而不能进行，只能利用晚上。我们假充富裕人家，而实际上经济十分困难。吃饭时分经常邻居来聊天，我们就买几毛钱猪肉加上头菜，蒸成猪肉饼，餐餐摆在饭桌上做样。有人笑我们太悭俭，我们就搪塞说：“我们两人都不喜欢吃猪肉。”就这样，买三、四毛钱猪肉可以应付一个星期。平时，生活经费由方群英送来。有一次，她十多天没有回来，我们身无分文，不买米做饭又怕引人怀疑，迫不得已只好向盲公借钱。我们开口借钱又不能说自己没有钱，只能说我们手中的港币统统是“大张”的，没有零钱，先借他十元。盲公闻言马上借钱给我们，才使我们脱离窘境。事后有同志笑我们“向乞儿借米煮”，为了革命工作也只得从权。
我们经济上虽然很困难，但为了与群众搞好关系，更为了保持我们的对外身份以确保联络站的安全，要付出很多应酬费用。顺德一带的风俗，遇到生日、婚嫁、生孩子满月等，一定要请邻里街坊吃饭。群众办喜事，我们要送礼。我的大女儿满月时，我们准备了几席菜，请街坊来饮。1945年组织上批准我们结婚，我大哥送我一个金戒指，生孩子时卖去一半，办满月酒席又卖去另一半。周围有些同志也尽力支援我们，黄就胜、吴添带等专门送来鸡鸭等。
当时同志之间团结一致，不仅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中也互相关心。我调到顺德时，带了一套冬天穿的格布衫裤、一套夏天穿的黑纱衫裤，还有一双皮鞋，都还算时款，而方群英连一套光鲜能出“大台“的衣服鞋袜都没有。她个子与我差不多，因此，她每次出大场面或到澳门参加珠江地委召开的会议，就穿我的衣服去应付。冯兰怀孕时，一位朋友送了一件很阔大的绸衫给她，她下产后见我怀孕又转送给我。我的孩子出生后，每位来到联络站的同志都主动帮忙，或抱或背。方群英每次回来，不是带孩子就是打水做家务。我的孩子断奶时，日夜啼哭，多亏方群英、李绍英等同志帮忙，轮流带孩子。
为了入乡随俗，我们被迫迁就一些迷信习惯，有时还要学当地人拜神。我的女儿满月，梁冠也只好抱着女儿到进士庙拜神上香。年初二开牙，当地的生意人是很重视。1948年春节，我和方群英为了掩人耳目，也买了猪肉、鲤鱼、香烛、元宝等回家，但没有真正放上桌去拜。不料有人来敲门，我们连忙布置，手忙脚乱烧香、点烛、烧元宝，然后才去开门应付，弄得十分狼狈。
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从事秘密工作，我们注意随时掌握情况，主动机智、胆大心细去应付一切。无论是到容奇、上街市买菜，还是抱着小孩在进士庙门口坐，我们都随时准备好应付各种突发情况。我们这个联络站是一个重要的联络点，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来来往往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男有女，公开身份是商人、农民或知识分子，实际上大多数是地委、县、区等各级领导干部。有的前来开会或路过，停留一两天；有的等候分配工作，一住就是十多天；中山三、九区及顺德各地的同志吴添带、黄就胜等不时前来向方群英、梁冠汇报请示，郑吉、冯兰等更是经常来开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联络站不但没有暴露，而且保证同志们来往安全，我们花了不少功夫。每次有人来，我们就按照事先安排好的关系，主动向邻居介绍，来人是朋友、亲戚或伙计等。一旦其他邻居有疑问，“知情“的群众便主动代我们解释。有一次，其他地方的同志出事了，方群英回来介绍情况，大家又难过又紧张。以往方群英每次来，都跟盲公谈谈家常或生意经，这次回来却不出声。盲公虽然看不见，但觉得反常，我们就告诉盲公，有一批货被扣留了，大家不开心。联络站里，各地的同志来往不断，邻近的群众几乎天天来坐，遇到工休一坐就是大半天，但联络站的机密从未泄露。我们的工作还得到当地的群众的关心帮助。有一次，同屋盲公的一个朋友晚上在河边洗澡，听到有几个人在商量，准备来做我们“世界”（即打劫我们）。他听到后，马上跑回来告诉盲公。盲公吓得心惊胆战，立即通知我们，叫我们把钱和贵重物品转走。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什麽钱银和值钱的宝贝，但担心联络站暴露，便迅速把短枪、文件及书籍转移到安全地点。后来幸好没有出事，我们十分感谢盲公和他的朋友。
通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的努力，联络站的工作步入正轨。梁冠经过调查摸底，在几个点上发动了一些青年。但梁冠1944年初起在中山九区的梁伯雄部队担任小队长、中队长，1945年“四•一二”九区事变中部队打散后，又被敌人逮捕，当地知道他的人很多。在顺德期间，他步行前往各点检查工作时，曾几次遇上敌人，他自己机警避过。珠江地委书记黄佳了解到这一情况，马上下令调梁冠到中山特派室。于是，梁冠1947年旧历八月十五离开顺德容奇，奔赴中山五桂山根据地，我则带着女儿雪莹仍然留在联络站。

从事地下工作，纪律非常严格。我们联络站刚建立一个月左右，林宁同志调到容奇英济小学任教。梁冠和我在小学门口见到他，双方心知肚明，但不敢打招呼。后来大家在进士庙门口谈天，便当着其他人佯作初次见面。其实，梁冠和我早在抗战期间就与林宁相识，梁冠在1944年1月义勇大队成立后就认识林宁，我认识林宁则是在反“十路围攻”期间。那是1944年春节前，我参加第二期妇女干部培训班，学习将近结束时，学员得知当地妇女发起“献机枪运动”，把自己的金银珠宝捐献出来买机枪献给部队打敌人，纷纷热烈响应，我捐了一只金戒指。培训班领导决定，春节期间全体学员放假7天，回家动员家人捐献，初七返回合水口集中。初七早上我与杨芙一起在石岐搭车到南蓢下车，步行去合水口，下午三四点钟到达。当时，有关敌人次日开始扫荡的情报不断送来。晚上十时多，领导决定，学员全部撤到平原分散隐蔽。我们第一晚撤到西江里，就住在林宁家里。他家里人不多，父亲和一个弟弟在上海工作，林宁已经参加革命，负责侦察、交通等，家里只留下母亲和妹妹林平（林平1944年调到中山九区三角乡做妇女工作，教识字班，同年一个夜晚遭敌人杀害）。在林宁家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由林宁带路，郑迪伟、杨白云、我等一个小组撤到左埗欧初同志大妹妹家里，住了一晚又转到另一个村子。共同经历一场反“围攻”，我与林宁彼此也很熟。
林宁经常去学生家里家访，初时与一些当地青年结伴到联络站来玩，后来经方群英同意，林宁自己有时来找我们谈天。虽然我们公开来往不能过于密切，但林宁想方设法支持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他当老师，经济条件比我们好得多。逢年过节，他收到学生许多礼物，就悄悄转给我们。1947年农历中秋节，许多学生送月饼给林宁，他就悄悄告诉梁冠晚上到他处取月饼。1947年底，林宁同志要调走，但他没有告诉学生不再来，只说回上海探亲，学生家长给他送了很多土特产，有鱼干、头菜、白菜干等，装满一大桑箩，林宁决定全部留给我。那时梁冠已调回五桂山区了，林宁晚饭后来告诉我，晚上十点钟送东西来。当晚，盲公夫妇早已入睡，林宁把东西放在我家门口，轻轻叩了几下门就走了。我手拿煤油灯出去开门，不料盲公很警醒，大声问：“谁？”我一口气吹熄灯说：“是我，去厕所。”就这样演戏般瞒过盲公。林宁离开后，他在容奇英济小学的工作从1948年开始由李绍英接手。
我在坝头市联络站坚持到1948年10月，才奉命调回五桂山，联络站的工作由郑琼同志接手。我回到五桂山后，由中山特派室分配到长江西陂小学当教师，中山独立团成立时，调回独立团政治处任政治干事，迎来了中山解放。

后记：
我1981到广州看望方姐（方群英），谈起当年顺德联络站许多有趣往事，方姐要求我把这段斗争生活写出来，此来又多次督促我写。我1983写成初稿，交方群英、黄友权夫妇和梁冠看过，他们提出一些补充意见。当时方姐准备交顺德有关部门发表，因她身体一直不好，这件事就放了下来。
转瞬间又过了20年，当年在顺德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中，方群英、郑吉、冯兰、梁冠、陈润、林宁等先后去世。了解联络站内情者，除我外还有曾谷与李绍英两同志，李绍英离休后定居珠海市居住。兹写成本文，以实现方群英同志的遗愿，也作为我对去世同志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