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任振国

　　清明是慎终追远、纪念先贤的日子。

今年秋天，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值此清明之际，写如下文字，深表对父亲的怀念和感恩之情。

　　 一

我的父亲自幼家境贫寒，幼时只上过两三年私塾。家虽在城里，却连一间自己的住房都没有，常年租住别人的房子。他是家中长子，十几岁就开始打短工干活，挣钱养家。稍大一点开始随祖父跑内蒙学做边客（边客：当地对去内蒙做小商品生意人的称谓）。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做边客去蒙地全凭两条腿徒步行走。刚开始两人各背一些日用杂品，去蒙古人聚居区，与他们交换一些皮毛和银钱。

内蒙草原辽阔无际，蒙古人依水草而居，居住分散，从这一家到下一家，经常要走上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地。有时候在天黑之前赶不到村落和人家，不管春夏秋冬，只能打开随身背着的毛毡、被褥，找一个背风的地方，露天睡觉。沙漠草原气候变化无常，有时突降大雨，衣服、被褥全部淋湿。路途中吃的都是自带的干粮，喝的水就是溪流和小河。多少年里，他们风餐露宿，历尽艰辛。夏日顶着毛乌素沙漠的烈日，冬天冒着蒙古高原的风雪，身上背着上百斤的包裹。父亲那时所吃的苦和受的累是我们现在人无法想象的。

　　直到解放初，用多年积攒的钱买下了我们现在的住房，才有了自己的固定住所。解放后，国家全面停止了个人去内蒙的边客生意。公私合营时父亲进入了工厂，成了一名工人。     

父亲虽然上学不多，工作平凡，但他为人豪爽，正直善良，加之艰难生活的磨砺和自身良好的悟性，在家族和邻里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一位深明大义、主持公正、值得信赖的主事人。

由于家境贫穷，爷爷奶奶先后将两位叔叔送人收养。三叔的养父母在他未成家之前先后去世，解放初，父亲将三叔接回，并为他安排住处，找了工作，成了家，多年一直与我们同住一个院子。四叔的养母去世较早，四叔虽然有了工作，在成家时，父亲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我的外公外婆去世后，我唯一的舅舅才十几岁，父母亲收留了他，为他找了工作，帮他成家立业。

我的两位姑姑每家都有五六个孩子，两位姑父一位是普通工人，一位是城关农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要养活这样一大家人，那日子可想而知。父亲尽其所能，给了他们两家很大的帮助和扶持。

家族中每遇到什么大事，首先想到就是要找我父亲商量。到了我们这一辈，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遇到大一点的事，找大大（大伯）、找大舅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我的几位表姐夫多年以后经常说起，当年认识表姐不久都要带他们来拜访大舅，实际上是让大舅考查审定，当时如果大舅这一关过不了，就别想娶回媳妇。院里邻居有事，大到婚丧嫁娶，小到夫妻吵架，也经常找父亲咨询和调解。

父亲是长子，爷爷奶奶一直与我家一块生活。从饭菜的口味到房间的冷暖，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父亲对两位老人关怀备至。如果哪位老人身体不适，他更是忙前忙后，寻医问药。祖母去世时，父亲已年近七十，在祖母病重期间，他依然每天在床前尽孝。在父母亲和其他长辈们的悉心照料下，虽然那时生活艰苦，但爷爷奶奶都以九十高龄辞世，寿终正寝。

　 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父亲总是谦和大度，从未与别人发生过争执。无论是邻居还是同事，只要有人叫父亲帮忙，他从不推辞。父亲会修缝纫机，左邻右舍谁家缝纫机有了毛病，都来找父亲修理，他只要在家，随叫随到，免费修理。　

父亲还有一些蒙古族朋友，大都是当年做边客时结识的。在六七十年代有好几位找到我家，他们或是路经榆林，或是来寻医问药。这些人每次到我家，父亲总是热情接待。我惊叹父亲能讲一口流利的蒙语，与那些蒙人交流没有一点障碍。来的人大都是一些穷苦牧民，父母亲总是腾出一间房供他们住。如果呆的时间短，就和我家一起吃饭；呆的时间长，他们自己开伙做饭，走时房钱分文不取，最多是留下一些他们带来的特色食品。　

大概在我八九岁的时候，父亲的蒙族朋友马什比林带着小儿子来榆林接骨。那个小孩和我年龄相当，在草原上骑马时不慎摔了下来，一条胳膊小臂骨折。父亲帮助找接骨大夫治疗，他们前后在我家住了十多天。我们两个小孩虽然有语言障碍，但是比划着仍能玩在一起。十多天的时间我们结下了纯真的友谊，至今我还记着他的名字——萨穆亚。

二

我于一九六O年农历四月出生，当时父亲已年过四十岁，母亲也年近四十。六O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农历四月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大人尚且吃不饱饭，还要养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父母经历了何等的艰辛！从我记事起，由于母亲的身体不太好，很少外出，很多最早的外出记忆都是和父亲联系在一起。

最早的印象就是随父亲看电影，地点是在大街星明楼南、路西二三十米处的工会院内，几分钱一张票，自带凳子看露天电影。电影的内容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只记得是父亲坐小凳子，我坐在父亲的腿上。由于露天电影要等天全黑下来才能开演，每次电影还未演完，我早已在父亲怀里睡着了。回家时父亲把我放在凳子上，两手扒住他的肩膀，他用手抓着凳子和我，就这样把我背回家。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街的露天电影停演了，后来就随父亲去二街电影院看电影。那年月每有新电影上映可是全城人的节日，电影院前人山人海。每次看电影进场和散场时，父亲总是紧紧抓着我的手，生怕挤丢。我八九岁前长得瘦小，每次父亲带我看电影不用另外买票。但是电影院里是对号入座，那么多场电影我都是坐在父亲腿上看的。

和父亲看的印象深刻的一场电影是由潘虹和达式常主演的《人到中年》。那是一九八二年的暑假期间，我刚工作半年，第一次拿自己的工资买电影票请父亲看电影。电影讲述的是一对知识分子夫妻，在改革开放初期，争分夺秒、辛勤工作，最后妻子积劳成疾的故事。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对我说：“你在学校工作是不是也这么辛苦，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啊。”这是一份多么深厚的父爱！

　　父亲自己虽然上学少，但是很注意对我的早期教育。我刚懂事的时候，正值“文革”开始前后，那时街道和巷子的墙上，都写着大字标语和口号。父亲领我出去转的时候，只要看到墙上有标语，他就一个字一个字教我念、教我认。从最简单的“人”“口”“大”“小”认起，用这种方法我认了不少字。后来父亲让上学的堂哥把一些稍微难认的字写在小纸片上，每张小方片纸上写一个字，类似现在的识字卡片。他教我反复认练，认识了很多字。

由于“文革”的原因，我上学晚了一年多，直到八岁多才上学。父亲这种独特的早期教育，使我在上学前已认识了好多字，比同龄的孩子占有优势，上学后学习很轻松，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父亲对我另一个早期教育的方式就是说古朝，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讲古典历史故事。他早年读过一些历史小说，特别对《三国演义》记忆深刻。我稍大一点的时候，每晚睡前都要央求父亲讲上一段。“桃园结义”“马跳潭溪”“三顾茅庐”“草船借箭”“赤壁之战”……这些桥段不止一次讲给我听，还有《岳飞传》《杨家将》《李闯王》等等。这些故事和人物我耳熟能详，后来我又把这些故事讲给同龄的甚至大一点的小朋友们听，我成了周围孩子中的小小故事王。

我稍大一点，每逢周日，父亲常领我参观城内的一些古迹，莲花池边的文庙是最常去的地方，父亲会给我讲一些孔圣人的故事。至今我还记得文庙前的琉璃山和九龙壁。还记得参观过东山的老爷庙和后街的梅花楼、普惠泉源头，父亲自是要讲关老爷的忠勇和普惠泉的传说。

三

从我上学以后，父亲就开始教导我，一定要与同学们友好相处，对待同学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以礼相待。从小学到高中，经常有同学来我家玩，父亲对待我的同学从来没有像个别家长那样居高临下，冷若冰霜。他总是对同学们客客气气，平等相待，也和大家谈一些人生的道理，要大家学好向善，友好相处。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现在还小，以后相处的日子长着了，要像亲兄弟一样，互相帮助。”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我与几位小学和中学同学至今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一九七七年冬天，我以在校高中生的身份参加了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幸运地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四年的大学学习期间，每年只有寒暑假我才能回家和父母团聚。那时普通人家还没装电话，我同家里几乎每月都要通信一次。最初的来信都是父亲亲手所写，父亲已经六十多岁，字写得很大，每次信中都要叮嘱我注意身体，吃饱吃好，好好学习，与同学友好相处。上大学时，我在学校享受助学金，生活费基本够用。但是每次有亲友来西安出差，父亲都要让人家捎钱给我。父亲已经退休，这些钱虽然不多，都是家里节衣缩食省下的，我除留作回家路费从不敢花用。

大学毕业前学校确定我留校任教，我写信回家征求父亲的意见。后来听说当时有些亲友劝过父亲，认为父亲年事已高，让父亲在信上要求我回家乡工作。但是父亲还是以我个人今后发展为重，没有在信上写这样的话，只是要求我服从分配，好好工作。父亲在当时承受了多大的痛苦!由于在学校工作，每年有两个假期，二十多年里，每个寒暑假我都回榆林看望父母。

　　我工作后，父亲来西安看望我两次。第一次是一九八六年春天，从信上知道父亲要来，我想他来之前会发电报告诉我时间。那天我正在上班，同事喊我外边有人找，我出来一看，竟是风尘仆仆的父亲站在我眼前。我怪他怎不提前来电报，他却说自己六十年代来过西安，能找到，接站怕耽误我的工作。那一年父亲年近七十，多么可敬的父亲！

在西安的十几天里，父亲还是不改勤快的习惯。那时我还没成家，住在校园内西南角的单身教工宿舍。我上班后，父亲几乎每天都要到家属区的菜市场去买菜买肉，来回要走三四站路。在我下班回来前，已用我那只煤油炉子做好了香喷喷的饭菜。我说旁边就是学校食堂，何必这样麻烦，父亲笑着说：“食堂的饭菜太单调，我也没事，给你改善改善伙食。”多么可爱的父亲！我利用工余时间和节假日，陪父亲去了兵马俑纪念馆、华清池和市内的一些名胜古迹，在西安与父亲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父亲第二次来西安是一九九O年的春天。我儿子刚半岁，这次父亲来看孙子，也要见亲家。在长途车站接站时，父亲一下车，我就觉得有点异样，仔细一看，原来是父亲穿了一身新做的深咖色中山装。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很少给自己添置新衣，几件深蓝色服装换着穿，每次要给他买衣服，总是不让买。在路上父亲告诉我，衣服是他来之前专门到服装店量身定做的。他说这次来西安，要看孙子，还要第一次见亲家，穿新衣服也是对人家的尊重。多么明理的父亲！

见到孙子，父亲从提包里拿出了一些小孩的衣物，然后从内衣口袋掏出了一个丝绸小包，一层层打开后，竟是一对闪闪发光的精致小银镯子。这是他来之前专门请榆林当地的老银匠打制的，作为给孙子的见面礼。这对镯子作为一种永久的纪念我们会一直保存下去。

四

年轻时做边客的经历，虽然让父亲吃了不少苦，但从另一方面也磨炼了意志，锻炼了身体。父亲进入老年后，除了有一点高血压之外，没有别的病，身体一向很好。我每次回家探亲，临走时他一定要把我送到车站。在去车站的路上，总是要千叮咛万嘱咐，“做人要老实，做事要踏实。”“一定要和同事们搞好关系，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从南门汽车站，到大剧院汽车站，记不清父亲送过我多少次。

　父亲八十岁生日时，给他老人家做了一个大寿。虽然父亲腿脚稍有不便，但是身体整体尚好。当时是按老榆林的习惯，在院子里生火做席。从开始筹办采购原料，到招呼宾朋入席，父亲拄着拐棍进进出出，指挥若定。大家都由衷赞叹老父亲头脑清楚，身体硬朗。

自然规律使然，八十岁以后各种老年病渐渐来找父亲的麻烦。最先是白内障，仅一两年时间父亲的视力急剧下降。当时他已经八十四岁，做手术存在一定风险，经过多方咨询，多次检查，决定还是做白内障手术。手术很顺利，也很成功，摘掉眼罩后，父亲高兴地说他的眼亮了！

出院后，我用轮椅推着父亲去了南门广场和世纪广场。由于那几年父亲腿脚不便，加之眼睛不好，两个广场修好后他还没有来过。看着宽大、美观、颇具现代气息的广场，父亲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赞叹家乡的巨变，赞叹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他说：“人老几辈子，榆林城的人都在城圈里生活。看看东沙西沙，黄沙变成了新城，再看看这广场，修得多么漂亮！”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够看到建成后的河滨公园，也没有能够看到新建的开发区……

　　八十五岁以后，父亲又轻度中风，一条腿不能活动。每天只能让人扶到院子里，在椅子上坐一坐，晒晒太阳。在他最后的几年里，亲戚朋友们给了很大的帮助和照顾。我三叔在东沙住，几乎每天都要来城里老院看望老哥哥，我舅舅和表哥表姐们也都经常来看望和照顾老父亲。这里再次表达对亲友们最诚挚的感谢！

那几年我回去看望父亲，离家时，父亲虽不能送我去车站，但每次都要让人把他扶到院子，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挥手目送我离开。每当此时，我一转身，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多少年来，父亲在家门口向我挥手的情景经常在梦中出现！

　 二OO七年农历九月十九，父亲走完了九十年的人生旅程。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是十年。

人们常说，父恩如山，母爱似海！但山有形，海有涯。父母的恩爱更像空气，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儿女们，润泽他们一生一世！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儿子虽然没有轰轰烈烈、大富大贵，但一直遵照您的教诲，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您的孙子学有所成，我们的生活平凡但很充实！

任振国

公元二O一七年清明节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