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1978年9月，我来到合川七中读高中，当时的“史地教研室”汇聚了一大堆“摘帽右派”，有毕业于复旦大学的涂太平，浙江大学的明星颍，南充师院的黄万育，还有刚刚在《红岩》上发表了中篇小说《苦难》的邓新林。因为二舅施隆炳也在这个办公室，我得以天天泡在里面听他们神侃。听说二舅也是毕业于复旦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学生运动，临到大军到来前潜回家乡合川，结果50年底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从英俊少年运动变成了弯腰驼背的老运动员。二舅很少说话，而他的复旦同学涂太平老师就完全不一样，风趣幽默，性格也格外开朗。不过他们都很尊重二舅，可想象当年也是人中龙凤。黄万育是学生时就当了右派，也许是因为写诗，也许是因为凑数，他和邓新林对我最为关心，一直悉心指导我的写作。邓新林当时编《合川文艺》，发表了我的第一首诗，挣了第一笔1.2元稿费，那一年16岁。</div><div><br></div> <h3>第一次感觉真实的历史离我是那么的近，就是明星颍老师给我讲发生在我们合川的钓鱼城之战。<br></h3><div><br></div><div><br></div> <h3>初中读《曹操的故事》，还假模假样的把乌桓地图画出来研究，当明老师说钓鱼城战役是中国100个经典战役之一，我还真不相信，因为我实在没有感觉到它有多么神奇。<br></h3><div><br></div> <p class="ql-block">就在这次，明老师给我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因为蒙哥汗死于合川，造成了蒙古各路远征军迅速回撤，争夺汉位。其中，特别是西征欧洲的大军回撤，给予了欧洲各国以喘息之机，从而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因此，钓鱼城之战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战争。</p><p class="ql-block"><br></p> <h3>后来大学毕业后分到合川七中教书，因为上了学校旅游班的课，就经常到钓鱼城，也得以接触到一些相关的人员，好像大家都是持有这样的看法，这观点也一次一次的被强化。后来离开学校做生意，就再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br></h3><div>最近读了几套关于中世纪欧洲历史的大部头著作，也顺带读了几本欧洲的国别史，好像都没有关于钓鱼城战役的描述。</div><div><br></div><div><br></div> <h3>我认真思考了几天，感觉这里面很有问题。上网搜索了一下，看到现在关于钓鱼城战役的历史意义，依然还是明老师当年说的那个观点。<br></h3><div>我不知道最初提出这个观点的是谁，明老师说他的文章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被中国军事博物馆以著名战役案例收藏了，我想，他会不会就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当年太小，而当时只是感觉很振奋，很激动，没有刨根问底的询问史料依据，其实也真是不懂。</div><div>1259年蒙哥死后，实际争夺汉位的只有他的两个弟弟，一是正在进攻武汉的忽必烈，另一个是镇守和林的阿里不哥。忽必烈得知蒙哥战死，并没有马上赶回和林，而是在占领武汉，与贾似道达成协议后才回到开平上都府登汉位。成吉思汗时的第一次西征花剌子模和窝阔台汉时的第二次“长子西征”东欧及俄罗斯都早已经结束，蒙哥汉时期的第三次西征小亚细亚，领军统帅是托雷的另一个儿子旭烈兀，他并没有因为蒙哥战死而返回争夺汉位。所以，我觉得这个结论缺乏历史依据。当然，只有在充分研究1259年这个时间段各国的蒙古军队的位置，行军路线之后，才可以得出最终的有事实依据的结论。</div><div>我认为这个结论有方向性错误的理由是，它过分强调了钓鱼城战役的国际影响，过分突出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意义。而这一点事实上并不存在。</div><div>我认为钓鱼城战役对于中国内部区域的影响远远大于世界影响。原因在于，因为蒙哥汉的忽然死亡，造成了本来不会成为大汉的忽必烈成了蒙古汉，并最终建立了元。而忽必烈与蒙哥或者阿里不哥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对于汉人，汉文化的态度，如何不是忽必烈而是阿里不哥或者别的继承人，那么，中国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局面。</div><div>于是，我们必须要认真研究这样几个问题:</div><div>1、1259年，欧洲及阿拉伯半岛蒙古军队的状况。</div><div>2、蒙古汉位的继承方式。</div><div>3、蒙哥、忽必烈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div><div>4、不同统治政策对社会形态的影响。</div><div>钓鱼城之战使忽必烈成为蒙古大汉并成为元朝皇帝，使汉人及汉文化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这个意义远远大于对所谓世界格局的改变。只是我现在还没有去收集相应的历史资料，只是一种直观的判断而已，但我相信我的判断是对的。</div> <p class="ql-block">1259年蒙哥死后，实际争夺汉位的只有他的两个弟弟，一是正在进攻武汉的忽必烈，另一个是镇守和林的阿里不哥。忽必烈得知蒙哥战死，并没有马上赶回和林，而是在占领武汉，与贾似道达成协议后才回到开平上都府登汗位。成吉思汗时的第一次西征花剌子模和窝阔台汗时的第二次“长子西征”东欧及俄罗斯都早已经结束，蒙哥汗时期的第三次西征小亚细亚，领军统帅是托雷的另一个儿子旭烈兀，他并没有因为蒙哥战死而返回争夺汉位。所以，我觉得这个结论缺乏历史依据。当然，只有在充分研究1259年这个时间段各国的蒙古军队的位置，行军路线之后，才可以得出最终的有事实依据的结论。</p><p class="ql-block"><br></p> <h3>我认为这个结论有方向性错误的理由是，它过分强调了钓鱼城战役的国际影响，过分突出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意义。这一观点其实非常缺乏相应的史料支撑。钓鱼城战役对于中国内部区域的影响远远大于世界影响。原因在于，因为蒙哥汉的忽然死亡，造成了本来不会成为大汉的忽必烈成了蒙古汉，并最终建立了元。而忽必烈与蒙哥或者阿里不哥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对于汉人，汉文化的态度，如何不是忽必烈而是阿里不哥或者别的继承人，那么，中国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图景。</h3> <h3>于是，我们必须要认真研究这样几个问题:<br></h3><div>1、1259年，欧洲及阿拉伯半岛蒙古军队的状况。</div><div>2、蒙古汉位的继承方式。</div><div>3、蒙哥、忽必烈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div><div>4、不同统治政策对社会形态的影响。</div><div><br></div> <p class="ql-block">钓鱼城之战使忽必烈成为蒙古大汗并成为元朝皇帝，使汉人及汉文化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这个意义远远大于对所谓世界格局的改变。只是我现在还没有去收集相应的历史资料，只是一种直观的判断而已，但我相信我的判断是对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