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往事（六）巴依拉教我赶大车

和时

巴依拉教我赶大车

石 康



我插队第二年，1968年初冬的时候，生产队安排我赶大马车，并派巴依拉作我的师傅。

巴依拉比我年长一岁，但牧区的劳动和生活让他变得比我成熟稳重的多，对人非常实在，整天乐呵呵的，长得非常英俊，是赶马车的好手。

而对于我这个北京知识青年来说，来草原之前，从来没有骑过马，更没有赶过马车，学习赶马车完全是从“零基础”上开始，再加上本人比较笨，学习期间出过不少丑事、臭事。

比如，接车的第一天，巴依拉在向我简单介绍赶车基本知识后，拿起一把长把的大车鞭，轻轻一挥，“吧”、“吧”，打出几个非常清脆响鞭，那声音就象春节时燃放小鞭炮发出的声音。听到这么清脆的声音，我兴奋起来，于是拿起另一根长把大车鞭，也想学着巴依拉的样子，打几个响鞭，过过隐。我用力一挥，没有听见响鞭的声音，却听见大车鞭发出低沉的一声“咔喳”，鞭杆断了，真的很尴尬。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大鞭杆断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巴依拉见状，并没有嘲笑我，而是给我分析鞭杆折断的原因，讲解使用大车鞭的要领，以及打响鞭的技巧。接着，拿起我弄断的大车鞭，把下半部分木棍去掉，又把上半部分的底部捆扎好，作成一把短把的鞭子，笑着对我说，就当小鞭用吧。说话间，他又用小鞭打出几个响鞭，让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

巴依拉（2002年夏天）

插队时的石康

这些丑事、臭事中，现在还能比较清楚地记得的是一次陷车。可能也是我将近一年的赶车生涯中唯一的一次陷车。

记得那年秋天，队里安排我和巴依拉这挂大车与巴依拉继父张金喜老汉赶的大车一起，从打草场往储草场拉草。打草场和储草场的具体地点已经想不起来，只记得两地之间要经过一片土壤比较松软，还有些积水的山间洼地。

我们前往打草场，经过这段洼地时，看到有好多车辙，路况比较复杂，既有大马车顺利通过后留下的车辙，也有陷车后留下的痕迹。巴依拉见到这个情景，嘱咐我，回来时一定看好路，选择顺利通过的车辙走，人家能够走过，估计我们也能走过。

但是，草原上的路，有时表面看起来很好，但当你走上去，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因此，看车辙，选道路，是一个经验活。

我们到打草场后，每辆大车都装了满满的一大车牧草，足有四五米高，都装到了再也装不了上去的程度。往储草地走时，张金喜老汉的大马车走在前面，我赶着马车跟在他后面，巴依拉坐在我旁边。两辆马车间隔的距离有二三百米。

张金喜老汉是老把式，赶着满载的大马车，非常顺利地通过了这段山间洼地。我赶着车，沿着他走过的车辙走着。但其中有一段有多条车辙并行在一起，我分不清哪对车辙是张金喜大车走过的，于是随便选了一对车辙走。没有想到，走着走着，就发现这两条车辙中左边的那条，有一段有积水，并且在它左边的另一条车辙上有大马车陷车留下的痕迹。我心想，车辙里就这么一点积水，陷车又不在这条车辙上，继续走下去可能不会有什么事吧，仍然沿着这对车辙往前走。巴依拉也远远地就看到了积水和陷车痕迹，他见我仍然继续沿着这对车辙往前走，就赶快从我手中要过鞭子，指挥拉车的马往右靠，试图改变行走的车辙，离陷车的地方远一些。但是没有想到，这时的车辙已经变得比较深，辕马几经努力也改变不了大马车行走的车辙，继续沿着我选择的车辙往前走。眼看着，大马车已经接近积水路段。于是巴依拉就挥动鞭子，加快行走速度，准备冲过这段积水道路。四匹马很听话，马上加快了前行速度，但是，刚进入积水路段不久，不想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车的左轱轳突然陷进泥中，走不动了。车上的草垛明显向左歪了。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陷车，真有些不知所措。我知道这次陷车的责任在我，生怕巴依拉怪罪我。但巴依拉却笑着对我说，得，陷进去了，好象陷车是一件轻松的小问题。

我俩赶快从大马车上跳下来，观察陷车的情况。巴依拉一边观察，一边向我传授应对这种情况的办法和经验，把这次陷车的现场当作一次教学的好机会。

在向我介绍过有关经验后，他准备亲自指挥四匹马，把陷入泥淖中的大马车拉出来。只见他先整理好大车的套绳，然后走到辕马左边二米左右的地方，举起马鞭，打了几个非常清脆的响鞭。四匹马听到鞭声，耳朵一下子竖了起来，立刻来了精神，转过头看着巴依拉，仿佛知道到了该齐心出力的时候。接着，巴依拉使出全力打出一个响鞭，向四匹马发出前进的口令。四匹马一听到口令，立刻一起用力向前拉车。但是，大车只向前移动很短距离后，左轱轳陷的更深了，又走不动了，车上的草垛更歪了。

这时，张金喜老汉牵着三匹拉套的马，带着全套装备过来了。他远远看见我们陷车后，估计我们凭自己的马拉不出来，于是把自己马车上的三匹拉套马和装备一起卸下来，赶过来帮助我们。张老汉是个热心人，平常话多，如果喝点酒，话就更多。这时他仍然喋喋不休地说着，讲的全是这段路上曾经的故事，以及他曾经遇到过的陷车和应付的经验。

巴依拉很利索地把张老汉的三匹马接到我们三匹拉套马的前面。这样，我的四匹马拉的车，变成七匹马拉的车，前后距离一下子变得很长，远远超出一根大车鞭可触及的范围。

让这七匹马一起发力，需要两位赶车人非常默契的指挥。这七匹马显然都见过世面，当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后，好象就知道到了出力的时候，都扬起头、树起耳朵，等待赶车人的指令。这时，张老汉站到他的三匹马的左边，巴依拉仍然站在我们车的辕马的左边，准备一前一后共同指挥这七匹马。只见张老汉和巴依拉站好位置后，相互看了一眼，然后张老汉鞭子一抬，巴依拉紧紧跟上，两个鞭子同时挥动起来，两个人同时向马发出前进的指令。七匹拉一起用力拉着大车，大车又动了起来，但往前走了不到一米，陷的更深了，又走不动了。车上的草垛歪的更严重了，几乎快倒了。

我们蹲下身观察，发现车轴左端的一多半已经没在泥水中。看到这种状况，张老汉和巴依拉都认为，生拉硬拽肯定不能把大马车拉出泥淖了，只能卸下车上的草，再把车拉出来。这时，巴依拉告诉我，以后大车陷入泥中之后，千万不能盲目地硬往外拉。马是懂事的，拉不出的时候，硬往外拉，就会伤了马的自信心，以后再遇到类似情况，让它们拉也不拉了，而重新培养起它们的自信心，需要很长时间。

当把车上的草卸下四分之三时，巴依拉说，差不多了。只见他一声吆喝，辕马一使劲，就把大车从泥坑中拉了出来。接着，大家又七手八脚地重新把车装好，继续赶路了。

当然，巴依拉教我赶车那段时光，只是偶尔遇到事故，绝大部分日子里行车平安，精神愉快。

有时天气非常好，草原上的风景很迷人，我们赶着车，没有外人，于是就扯着嗓子唱歌，尽管唱的不好听，反正没有人听到，我们自己很开心。

记得有一次，我们俩赶车从公社回大队，出发时天气还很好，但夏天草原的天气说变就变。我们上路没走多远，天上刮来一大片云，接着就下起暴雨，雨中加着核桃大小的冰雹，迎头打来，生痛。四匹拉车马被冰霜打得沿着道路狂奔，不管我们喊什么口令，根本不听。我们俩没有地方躲藏，也不能躲藏，冒着铺天盖地的冰雹，迎着风雨，一边高度紧张地观察着马匹和前方道路状况，一边大声叫喊着。大约狂奔了十多分钟，马车冲出了雨区，马匹也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时，我们相互对看时发现，俩人都被淋成了“落汤鸡”。我大笑着说，我们通通快快地洗了个澡。巴依拉也大笑着说，还把衣服都洗了。尽管我们被淋的很狼狈，但心里非常通快。

尽管赶车的生活比较愉快，但是，我能感觉到，在愉快的外表下，巴依拉的内心还是很压抑的。有一次聊天，无意中谈到当时对所谓出身不好的人不敢使用的问题时，巴依拉告诉我，他是地主出身，亲生父亲是地主，但这个地主父亲早就死了，从小是母亲把他们兄妹三人拉扯大，对亲生父亲没有一点印象，后来又长期跟着贫农成份的继父一起生活。他问我，“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没有一点印象的地主父亲就不许我革命，就影响我的劳动和生活呢？”当时，我不知如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如何抚慰他被伤害的心，但我知道巴依拉各方面的表现非常好。文化大革命初期，我经历过“血统论”的争论，尽管那时对“血统论”的批判仅仅是“走过场”，我还是从批判中知道“血统论”是错误的。于是我告诉巴依拉，党的政策是重表现，不重出身。巴依拉听我说这句话时，眼睛呆呆地看着远方，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无奈、迷茫、不平，语气缓慢地说，“如果真能这样多好呀！”巴依拉说的这句话，以及他当时的眼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我的这个回答根本没有说服力，可是我又能用什么话安慰他呢。

尽管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巴依拉不公平，但巴依拉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他对生产队的每位牧民都非常友好。当时草原上的交通很不方便，牧民到公社买粮食和日常用品，或者到远处串亲戚，都非常不方便，因此我们赶车路过牧民住地时，总会有一些牧民委托巴依拉帮助买东西，或者给其他人捎东西。巴依拉对每个人的托付都非常热情的答应下来，并认真履行自己的承诺。因此，我感觉，生产队里所有牧民都很信任他，都对他很友好。巴依拉对工作非常积极主动，认真负责。按当时的惯例，我们两人只要把与赶车有关的事情作好了，其他事完全可以不管。但巴依拉不是这样。不论到了什么地方，只要有时间，都会参加打井、盖房、建棚圈等其他劳动。他是这些方面的行家里手，大家都非常欢迎他的参加。这个时候，他与大家一边劳动，一边说笑，非常和睦，非常开心。

每个人生活的时代是自己无法选择的，但每个人的生活态度是可以选择的。现在回想起当时巴依拉，我认为他是那种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对待他，他都能够友善地对待别人，认真负责地对待工作的善良人，是天生的好人。

正是这个阶段的共同生活，使我和巴依拉不仅成为师徒，还成了好朋友、好兄弟。

深切怀念巴依拉。

2002年石康回大队看望巴依拉，两人相拥而泣。2011年再回去时，巴依拉已经不在了。

巴依拉和母亲及全家合影

巴依拉的妻子冬叶及他的妹妹梅花（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