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b> 老乡华在广州发了,当上了一媒体的副总。那年某天突然来了个电话：“你在乡下有么搞头，快到广州来，就在我传媒公司干，保证你年薪28万。”我动心了，决定偷着去试试。</b></h1> <h1><b> 我下了火车，华总的车子就把我接到市中心的一家写字楼，上到十七层就是这家传媒公司，各科室人来人往，匆匆忙忙，搞得像打仗似的。敲开总编办公室，我把自己近年来发表的一大捆报刊往总编桌上一放，总编看都没看，望了我一眼，对华总说：“先跟着你，在新闻中心政治部干。”出门后华总对我说，一般干三四年的记者都调不到“皇家卫队”，总编今天看来吃错药了。</b></h1> <h1><b> 华总分管新闻中心，市领导活动或哪里召开新闻发布会都由他派记者采访，我下午就随他出席了一个开发区招商引资方面的会议。华总把一个小录音机交给我，说：“等会你往新闻发言人桌上一摆，回去加上头，结个尾，中间从录音里找些话就行了。”这好办，我在家搞了二三十年的新闻，套路是熟的，会议还没结束，我不用听录音，就从发言人的话中东一头西一棒的摘录了些，两千字的稿子就写好了。华总看了一下标题，没等会议结束，找接待处要了两份礼品就打道回府，直接把稿子送到总编手上。总编没改一个字，对华总说：“今后他的稿子你看了就可以发。”晚宴是华总招待的,他对我说：“你暂时就住在值班室,有空调,每晚还有25元的值班费。”他还对身边的同事说,你们文艺部、经济部以后多给我老乡发点稿子。原来,这里对招聘记者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只要勤快,一天五六百块钱都有可能,拉上广告还更多。</b></h1> <h1><b> 文艺部主任是个从上海来应聘的“名记”，听说在大学还是中文系“硕士”，戴副金丝眼镜，白白净净的，大家都称他“教授”。“教授”和华总是哥们，也是酒友，加上我这个“酒鬼”，一有饭局，华总就叫上我们，那小日子过得才叫美。第二天晚上是“教授”做东，就我和华总参加，酒喝高了，“教授”传真经了：“青伢兄弟，以后有事就对华总说，切不可往总编室跑，前年我把一篇自认为写得非常好的稿子送给前任总编看，忘了敲门，推开房门正看到总编和一个女“作家”在办公桌上做那事，好在总编的眼镜上布满了水气，没看到是我，从那以后，我倒了大霉了，一年内掉了两部手机，房间被小偷光顾了三次。”华总踢了他一脚，骂他不正经。“教授”笑了：“文人嘛，眼镜一戴是教授，眼镜一摘是禽兽，金瓶梅是文人写出来的，那招式，造就了多少心脏病和高血压人。”笑着笑着，三个人把两瓶高度白酒干下去了。借着酒兴，“教授”说：“青伢兄弟，要不要找个洋货‘泡脚’？”我问：“洋货泡脚多少钱？”“教授”答：“不多，八百块！洋妞的肉比你乡下的豆腐还白。”我说：“乡下人卖一拖拉机棉花也没这么多钱。”大家一笑，散了。</b></h1> <h1><b> 有华总照应着，我在好几个栏目上发稿子，转眼十多天过去了，家里又来了电话，说母亲去世后，父亲很孤独，他时常到车站望着广州的车泪流满面。我知道，父亲想我了。我赶紧写了份书面辞呈，和华总一道送到总编手里，总编也有父亲，没说什么，摘下眼镜擦了一水气，随即打了个电话给财务部叫结帐。<br></b><b> 华总和“教授”把我送到火车站，并把一个红包交到我手里，说这是我的报酬。我打开一看，整整两万元。呵呵，难怪有人说，大城市遍地都是“票子”，就看你怎么捡。看来真有道理。</b></h1> <h1><b> 火车开动了，我在车窗口拉着“教授”的手，对他说：“下次来，泡脚。”</b></h1><div><br></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