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语文老师

昆仑石

　　

在我的读书生涯中，只有初中和高中四年，才真正学到了一点书本知识。此前的小学时光几乎在玩耍中度过。那时候，有“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勇士”黄帅这些风云人物做我们的表率，除了对老师恶作剧，是不屑于听他们啰嗦的。老师也都是些农村里粗识文字的民办教师，最大的兴趣只是听他们讲些“鸡毛信”、“半夜鸡叫”之类的故事，而这类故事，我们在连环画里看了不止百遍。老师大都是“河南秀才——错字布袋”，所以，承于师传，我现在读错写错字也是家常便饭。你看我在一些文章中也间或使用些或艰涩或华丽的辞藻，那不过是卖弄罢了。以后，虽然上过军校，但学的是专业技术。在部队工作多年，接触的也都是些官场鬼混的本领。所幸的是，我遇到了一位满腹才华的语文老师，从他那里汲取了不少可资卖弄的养分，也使我不至于在今天没有饭吃。那时我偏偏学的是理科。

说了一大段，实际上是为了怀念我的一位高中语文老师。

那是个看上去土里土气的人，除了绘声绘色的讲课，几乎再没有可以拿出来炫耀的东西。他皮肤黝黑，长相一般，一年四季似乎只穿一套衣服。走下讲台，便拙于言辞，加上温良恭俭让的好脾气，给人窝囊的印象。按照后来他许多同事的说法，这似乎和他老婆的调教有关。他老婆是个农村妇女，没有文化，人高马大，粗声大气，人前人后对他呼来喝去，从不避讳，是只名副其实的“河东狮”。所以，他是个人尽皆知的重症“妻管严”患者。

有一个未曾考证的传说。一次，他忽然大气起来，邀请两位住校的老师到他家里吃饭，而他事先并没有征得老婆的同意，于是，“河东狮”发出怒吼，操起擀面杖就朝他招呼，他见状不妙，拔腿就跑，老婆挥舞着擀面杖紧追出院门——这时，两位老师恰好来到门前，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只见他略一迟疑，便冲着老婆大声“训斥”起来：“你这婆娘，活活没有成色。吃面条也好，吃面片也行，非要问我！”

还有件事据说被某个学生亲眼目睹。他不知何故又惹怒了老婆大人，被在宿舍的床上罚跪。这时，学生进来送作业，正撞上这一幕。他顾不上羞愧，连忙伸出手来，一边在床上比划，一边嘴中念念有词：“我说这床四尺五，你非要说五尺……”

就这样一个普遍被人瞧不起的人，在课堂上却是口沫飞溅，手舞足蹈，富有激情。他朗诵课文，表情丰富，抑扬顿挫，完全沉浸其中。他讲课的技巧十分娴熟，既便是枯燥的说明文，他也能声情并茂，把学生调动得兴趣盎然。他通古晓今，高谈阔论，旁征博引，整堂课被他搞得绚丽多彩，下课钟响了，他和学生一样还意犹未尽。记得他讲授《老残游记》一课，为了让我们明白前人是怎样“打千”的，他扑通一声跪倒在讲台的地面上，滑稽地做着表演。他讲《孔乙己》的时候，在我们看来，他自己无疑就是孔乙己再世——他抖抖“长衫”，作势端起酒杯，轻轻泯上一口，便沉醉地闭眼品味起来；另一只手鸡爪样撮起，伸向讲桌上虚拟的“碟子”，拈出一颗“茴香豆”，熟练地抛进嘴里，两片嘴唇不紧不慢地咂吧着。一次、两次……然而，没了！他失望地摇摇头，叹一口气，刚要发声，却被几个调皮的同学抢着喊出来：“多乎哉？不多也。”他一愣，旋即莞尔。

于是，欢快而恣肆的笑声鸽群般划过课堂。

有一次，我曾认真的问过他：“老师，茴香豆真的好吃吗？”他立时噎住——肯定没有吃过了！许多年以后，我出差到南京，在“十里秦淮”的夫子庙附近，偶然见识到茴香豆，立刻勾起了对往日课堂的回忆，特意买了几包品尝，也打算送给老师尝尝。

他不遗余力的劝导我们多读书，甚至祭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古训。他说，在人生的四大快乐中，其实“金榜题名”应该排在首位，一旦名落孙山，其它所谓的快乐都将化为乌有。他的话让我们感到了压力，似乎除了高考一途，我们就再无出路了。

他的确存在这方面的偏激认识。但是，他并不提倡我们死读书、读死书，借用古人的话说，就是“如惟书，不如无书。”他常常运用一些有趣的例子来说服我们。他说，你看那孔圣人，虽然熟知荞麦的性状，还摇头晃脑地教学生“红杆儿，绿叶儿，顶上开着白花儿”，实际上他自己仍然分不清荞麦和小麦。他的得意门生颜渊同学，被窄窄的小溪挡住去路便无计可施，别人提醒他蹦过去，他就老老实实地双腿并拢，奋力一“蹦”，结果正好掉到水里。他不检讨自己，却埋怨别人，强调什么“双腿为蹦，单腿为跃”，为什么让他“蹦”而不是让他“跃”呢？他说，你们要是都成了颜渊那样的人，那真是我们做老师的悲哀。

我自做比较，侥幸的认为自己还没有成为颜渊那样的人，但还是痛感有负于他的良苦用心。我这个愚笨的不肖弟子，没有足够的智力将他传授的知识完全消化吸收，更缺乏那种囊萤夜雪、悬梁刺股的刻苦精神，在以后的高考中，自然是名落孙山的下场。若干年后，当我体验和回味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的美好与快意时，每每为错失金榜题名而愧悔。

我们的确是被林彪、“四人帮”扎扎实实毁掉的一代。进入高中不久，由于缺乏初中甚至于小学的基础知识，学习起来就异常吃力，几乎所有人都为此苦恼、沉闷，有人甚至产生了休学的念头。我们这位可爱可敬的老师，此时似乎一点也不着急。

“知道樊迟的名字是谁取的吗？”他煞有介事地问我们。

“孔子。”我们齐声回答。

“樊哙的名字是谁取的？”

“刘邦。”

“那么，烦恼呢？”

“不知道。”

他嘿嘿一笑，扯长声到：“自取的——”。我们禁不住开怀大笑。

他于是开始开导我们。他说，渴了的人看到半杯水，会有两种态度。悲观的人会说“只有半杯水呀？”乐观的人会说“还有半杯水呢！”他提高声音到：“你们已经拥有半杯水了，为什么不乐观一些？”他还说，学习其实和生活一样，是有许多乐趣的，只有聪明和乐观的人才能发现乐趣，相反，就会自取烦恼。

这番话，像只神奇而无形的手，顷刻间拂去了笼罩我们心头的乌云，快乐的阳光一下子照射进来——我们由此恢复了乐观和自信。这时，我也忽然想起来，老师原来一直就是个积极而乐观的人啊！

他有着“一头沉”的家庭，经济负担很重，婚姻也算不上美满，农忙的时候还得回家伺弄庄稼。每个暑假后的第一节课，都见他头发里夹杂着麦草，裤管一只高一只低的挽着，仿佛刚从农田里赶来。但他一上讲台，照样激情四射，照样笑声满堂。偶有闲暇，他也会操起胡琴，在宿舍门前、在校园的树荫下，自拉自唱地来上一两段梆子戏，或《寇准背靴》，或《卷席筒》，既快乐又陶醉。

他教给我们知识的同时，也把快乐的钥匙交给了我们。

现在，这个赐予我很多的老师已经殁去有年了，许多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感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