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共和元勋梁启超（二） 江宝章

江宝章

世界那么大，我也去看看--广东纪行之七（二）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共和元勋梁启超

江宝章

（二）

“公车上书”之后，梁启超没有回到广东，而是随康有为参与在京创办维新派的第一张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在北京上海开办强学会等等，为变法积蓄力量。强学会初创时，甚至得到了朝中重臣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的出资赞助。康有为说，“此会（强学会）日大，朝议一变，中国变政自强，殆由于此。”

在京期间，求知欲极强的梁启超读了大量西方社会学政治学译著，渐渐有了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欲望。

1896年，声誉日隆的梁启超应清末著名思想家、诗人黄遵宪之邀，前往上海担任《时务报》撰述，由于有了之前的学习积累，在短时间里，《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古议院考》、《说群自述》、《论中国之将强》、《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文章纷纷出炉。梁启超开始独自走上政治舞台，他的变法思想、观点逐渐显山露水。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第一次全面阐述他的变法主张的文章。在《变法通议》中，他痛陈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积弊，认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就在于专制体制，“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要改变，只有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怎么变？他提出要学习西方“法度政令”，“伸民权”、“抑君权”、“设议院”，以及废科举，创办新式学校，开启民智，造就新国民等等。这些主张对于专制政体下的中国百姓来说，何啻雷霆炸裂，石破天惊？于是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也因这篇文章声名鹊起，俨然成了维新思想的代言人。

1897年11月，梁启超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即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之聘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在第一期40名学生中，就有后来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云南都督蔡锷以及著名学者杨树达等人。

在长沙时务学堂，梁启超“每日讲课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风声传出，差点给梁启超惹来杀身之祸。一些守旧的士绅官员惊恐万分，攻击梁“来湘主讲，专以民权、平等、无父无君之说为立教宗旨，论其罪状，何殊叛逆。”（《苏舆集》，177页）“王先谦（湘绅领袖，岳麓书院山长）、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请于南皮（按：张之洞）。赖陈右铭（按：陈宝箴）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杨维新《任公先生事略》)

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时间虽然只有半年，但却种下了民主、变革的种子。“自时务学堂、南学会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1897年11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国家形势愈加不堪,要求变法的呼声越发强烈，甚至连慈禧都对光绪皇帝表态说，只要不违背祖制，“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1898年1月，光绪皇帝命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康有为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及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与梁启超组织保国会。6月11日，光绪下《明定国是诏》，变法正式开始；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赏六品衔，让他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5日，“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被任为四品军机章京，在军机处“参预新政”。维新变法这部机器轰轰隆隆地转动起来。

这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全面改革，也是维新改良派们多年理论准备的实际操作。戊戌变法引发了满清皇室的猜忌：变法是不是“保中国不保大清”？会否伤害满人权势，颠覆专制道统？朝廷官员对变法可能导致权力再分配也充满恐惧与怨恨。年轻的改革家们激情澎湃，欲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自负变法大业舍我其谁？富国强兵指日可待！这些贸然闯入漩涡的政坛“小鲜肉”们，显然对改革的无比复杂与艰巨估计不足。他们既缺乏驾驭变革的官场历练，一些方案又荒诞不经（如建立中日英美“四国合邦”，聘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指导变法等）等等，改革之舟始终行驶于惊涛骇浪之中。9月21日凌晨，感到变法威胁的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囚光绪皇帝于中南海瀛台，再次临朝“训政”。在风雨中飘飘摇摇了103天的“戊戌变法”之舟终于倾覆。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仓皇逃往日本。戊戌群英风流云散，或被杀，或流亡，侥幸漏网者也噤若寒蝉。

我们无须过多地苛责年轻改革家们的幼稚、鲁莽、眼高手低，正如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利益的调整和权力再分配一样，其间的关系既微妙又复杂，千丝万缕，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便是老谋深算的政坛斫轮手，一着不慎，都可能满盘皆输，更何况这是一群初生之犊，面对的是如此庞大的千足之虫。从古至今，在专制政体下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果主导者没有绝对权力是危险的，不幸的是，年轻的改革家们所倚仗的光绪帝恰恰缺乏这种推动力，改革的共识在关键少数人那里并未取得压倒性优势，失败就变得不可避免了。但是，面对巨大风险，改革者们义无反顾，并为此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他们的改革方案也许不完美，设想也欠周密，操作上有种种缺陷，但他们满身的荆棘与鲜血都在为未来中国开辟道路。从这点上说，成败都已无损他们的荣耀，作为新中国的探路者，他们的壮举都值得后人敬仰。

避难日本的梁启超反而有了比在国内更加便捷的接触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条件，各种日译的西方政治、社会理论书籍，为他打开了琳琅满目的新世界。世纪之交的日本，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孵化器，从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林觉民、蔡锷、廖仲恺、宋教仁、鲁迅，到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郭沫若等等，大批中国早期的民主主义者，“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如过江之鲫，负笈东洋，在日本接受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洗礼。日本不但成为这些先行者们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引桥，而且是革命者推翻满清专制统治的大本营。梁启超自述：“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夏威夷游记》）又说，“畴昔所未见之书，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论学日文之有益》）思想境界与前判若两人。在日本，他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这几年，也是梁启超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用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源源不断地、系统地将近代民主政治学说介绍给国内民众，使得近代西方政治理念逐渐为国人所了解并沁入人心。

1902年2月，梁启超开始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连载他的长篇政论文《新民说》。在这篇风靡一时、影响整整一代人的宏篇巨制中，梁启超系统介绍了自由、自治、平等、权利、义务，政治能力、以及国家思想、合群、公德、私德等现代国家观念。在《新民丛报》上，国人还第一次读到了《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政治学学理摭言》、《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是梁启超撰写的。作为启蒙思想家，此时的梁启超光芒四射，论对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启蒙之功，举国何人能出其右？

晚清著名诗人、思想家黄遵宪这样评价梁启超在日时期的办报生涯：“《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致饮冰室主人书》）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也说，“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梁启超君主立宪主张在1905年遇到了强敌挑战。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主张推翻满清政权的革命派与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成为了天然政敌。1906年4月，《民报》在第三号以号外形式发布了《〈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全面燃起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在所列十二项大分歧中，虽不无强加于人或夸大其辞者，但的确击中维新派的软肋，也更易掳获人心。《民报》参与撰稿者有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廖仲恺、汪东、章太炎、刘师培等，几乎囊括了同盟会的理论精英，《新民丛报》仍主要以梁启超为主。亚洲、美洲、欧洲、澳洲等80多家华侨报刊先后卷入其中，“笔枪墨炮，硝烟弥漫”。在持续近两年的论争中，主张民主共和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上风。而当革命党重新祭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满清入关所犯下的宿罪时，梁启超的维新改良派在以汉族为主体的民众中更是立即失去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在政治鼓动中，情感有时比理性更有力量。

从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兴起，从王韬、冯桂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开始提到要把学习西方从器物层面扩展到制度、人文层面，到戊戌变法的全面变革，这些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民族精英们已经清醒意识到，旧制度的母体，孕育不出新世纪的胎儿。

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梁启超以“新思想界之陈涉”自居。正是在他不遗余力的鼓吹下，近代国家的自由、平等、民主、法制、权利、义务、民权、立宪等观念才如天风海涛般地席卷全国，专制制度下冰封数千年的土地开始融化。

在民主政治启蒙方面，梁启超要比革命党人早六、七年，在革命党机关报《苏报》、《民报》创办之前，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的任务，主要是由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承担的。历史学家张荫麟（素痴）说：“方戊戌前后，任公之在文界，何啻旭日中天？一篇之出，百数十万人争诵。”（《跋〈梁任公别录〉》）又说：“戊戌政变，在政治上为彻底失败之运动，而在‘社会思想’上实为一扫霾拨雾之飏风。其影响之显而见者，在此时前后，国民日用语中，不知增加几许新名词口号。若变法也，改制也，民权也，平等也，自由也，议会也，立宪也，废科举也，兴学校也，重女权也，戒缠足也，不可殚列，举国观听为之一新。”“国人之得闻亚理士多德、倍根、笛卡尔、斯宾挪莎、卢梭、霍布士、边沁诸家之学说，实自先生之著作始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1929年月2月11日《大公报》。引自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

辛亥革命的胜利，似乎证明了维新改良的破产，然而胡适却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之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注：黄兴），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耿云志著《胡适年谱》，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6年6月港版）从这一点说，称梁启超为民主先驱、共和元勋实不为过。

著名记者黄远庸（远生）说，“夫梁君自辛丑（注：1901年）以还，于举世醉梦之中，独为汝南晨鸡，叫唤不绝，亘十余年不休，一国迷梦，为彼扬声叫破者岂在少量……”（刘太希《记梁任公》，引自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中，梁启超的确就像一只呼唤黎明曙光的“汝南晨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