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爸爸 妈妈 奶奶 我</h3> <h1> </h1><h1>爸爸的传奇人生</h1><h1><br /></h1><h1>作者 萨那 </h1><h3> </h3><h3> </h3><h3><br /></h3><h1> 爸爸于一九九一年66岁时突发脑动脉大出血去世，至今已二十六年。 </h1><h3> </h3><h1> 这么多年过去，我对爸爸的思念，不再是逢年过节、家人团聚时的怀旧感慨，不再是有了困难、受到委屈时的倾诉期盼，也不再是喜出望外、兴奋激动时的分享情怀。它像一缕香火清烟，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在不太经意间，飘飘渺渺、悄无声息地浸润到你的骨髄和血管里，随后向周身弥漫。此时，没有情绪上的大起大落，也没有太过眀确的指向，而是有些微醺和朦胧的感觉，象是在与老人家做无言的心灵沟通和意念的交流，似乎自身的一举一动 、心中任何一个念头都在老人家慈祥的目光之下。待清醒过来时，想不起与他做过什么事情和情感上的交流，只留下一种情绪状态，这种情态有时格外的平和，有时异常的兴奋，有时则心中隐隐做痛⋯我常常处在这种状态之中，尤其在退休之后。 </h1><h3> </h3><h1> 事后回想，这种感受有时在净心佛拜时有过。 </h1><h3> </h3><h1> 我的父亲眉眼端正，两只耳朵很大，气宇不凡。幼年时，曾有寺庙里的僧人找过家人，要爸爸去做喇嘛，好像与哪个活佛转世有点关系。可后来爸爸求学、参军，一辈子行武，解放战争打过仗杀过人，从来没信过各路佛、神、仙，还教育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要相信迷信。自从我对佛教突然有了兴趣与感觉，开始做一些浮浅的学习与了解后，我总感觉爸爸的品行很符合佛教的教旨与要求，爸爸的气质风度总能让我想起"仙风道骨"这四个字来。</h1><h3> </h3><h1> 爸爸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h1><h1> </h1><h1> 一</h1><h1> </h1><h1> 爸爸出生在原科尔沁左翼前旗、现辽宁省彰武县。爸爸出生即遭不幸，我奶奶去世。让我现在无法理解的是，我爷爷把爸爸寄养给了亲戚，自己迁到了现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h1><h1><br /></h1><h1> 那个时候年景不好，生活贫困，寄养的这家亲戚无力负担对爸爸的抚养，所以，村里的亲友们，有物出物，有力出力，大家承担对爸爸的抚养，爸爸是吃百家饭长大的。</h1><h1><br /></h1><h1> 眼看着爸爸长大起来。爸爸不仅长得眉清目秀，而且天资聪颖，深得亲友们喜爱。其间有寺庙想要爸爸去当喇嘛，寄养的家里也动过心，终因不舍而未成。</h1><h1> </h1><h1> 后来因闹灾荒，寄养的家里无法维持生活，便投奔到了爸爸的生父所在地，现科尔沁左翼中旗会田屯。那时爷爷早已在那里娶妻生子。</h1><h1><br /></h1><h1> 看到爸爸相貌出众，谈吐举止不凡，亲友们下决心要让爸爸念书，以期出人头地。有些无力出资出物的亲友，干脆承担起背着爸爸过河上下学的苦力。</h1><h1><br /></h1><h1> 爸爸始终学业优秀，自己也知道家里供养上学不易，有时私下给同学做作业而换取学习用品。最终，爸爸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时的"国高"。在那个年代，爸爸又是如此的遭遇和生活境况，不但能上学，而且还学业有成，念上了相当于现在大学等级的"国高"，实属相当不易。</h1><h1><br /></h1><h1> 后来爸爸参军，官至师级，始终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老家的亲友们往返不便，少有来往。一九七O年我们举家回到老家通辽，尽管当时爸爸还在蒙受"文革" 中的不白之冤，无职无权，但毕竟还穿着军装，拿着工资，在亲友们的眼里是个大官。整整十年，家里来自农村老家的亲友们络绎不绝，有的要钱，有的要物，有的要安排工作，有的要办事，有的来看病 ⋯经常有亲友赶着马车驴车来，家里还得想办法安置照料牲口，这在我们家那个院里成了一大景观。农村亲友们一来一大家，有时两家赶在了一起，家里睡觉打地铺，我们子妹们有时要到他人家借宿，做饭用大铁锅，每次人走后，妈妈把亲友们用过的着了虱子的被褥用大锅煮了消毒。这种如"大车店"般的盛况成了我们家在通辽十年的一块心病。我可怜的爸爸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述他从小的经历和乡亲们对爸爸的恩情，面对我们的埋怨，爸爸时不时训斥我们没有良心、六亲不认。爸爸一方面要背负着全家人的抱怨，另一方面还要笑脸相迎地接待着农村亲友，基本上是来者不拒，尽全力帮忙，同时，还要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开源节流地安排家中开支。</h1><h1><br /></h1><h1> 其实，真正的、最近的亲戚就是与爸爸同父异母的叔叔一人。</h1><h1><br /></h1><h1> 一九八O年爸爸被平反落实政策，回到了内蒙古军区，全家也于第二年迁至距老家千里之外的呼和浩特。至此，告别了家乡十一年的有"吴家特色"的通辽生活，包括爸爸在内，全家都长长的舒了一口气。</h1><h1><br /></h1><h1> 二</h1><h1><br /></h1><h1> 日本投降后，现内蒙古东部地区（原归属所谓"满州国"）暂时成为真空地带，国共两党都在暗中较劲，培养和积蓄力量。爸爸当时在国高马上毕业，正在为今后的出路与前途迷茫着。当时共产党地下组织正在重点寻找与争取有文化且思想进步的优秀蒙古族青年，爸爸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很快成为共产党科尔沁左翼中旗党支部第一批五名地下党员之一，从此，爸爸走上革命道路。不仅如此，爸爸后来还把妈妈也一同拉进队伍。</h1><h1><br /></h1><h1> 妈妈的老家也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现在的通辽市科尔沁区大林镇济民村。妈妈当时在当地是方圆百里闻名的美女。我姥爷是地主，在当时共产党发动的农村土地改革中家境可想而知。爸爸妈妈如何相识与结婚我不得而知，只是从小就听妈妈不无自豪地讲，是爸爸引领她毅然决然地投入队伍，走上革命道路。从小我们只知道妈妈的出身是"革命干部"，直到文革开始，爸妈被抓起来之前，有一天学校里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妈妈隐瞒重大历史，是地主婆，混进革命队伍。这对当时还陶醉在"红五类"的我和姐姐来说，如晴天霹雳。当时我和姐姐很严肃地要找妈妈谈一谈，并提出了这个问题。只记得妈妈当时没有准备，很慌乱，急忙喊爸爸过来。爸爸很镇定地对我们讲，你妈妈不是地主婆，只不过家庭出身是地主，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妈妈十几岁就背叛家庭，与我一起参加了革命，早已和地主家庭划清了界限，断绝了关系，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爸爸最后说，这些情况从来没有向组织上隐瞒过，只不过没向你们讲，你们认不认你这个妈妈，自己决定。我和姐姐经过一晩上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定，我们不离开妈妈！在那个年代，与出身不好的、被打倒、批判、关起来的父母划清界限、断绝关系的很多很多。</h1><h1><br /></h1><h1> 还在爸爸已成为骑兵第十一团三连指导员时，在辽沈战役围困长春的外围的一次战斗中，爸爸身负重伤，一颗子弹从后背射入，当时战友们都认为爸爸不行了。在野战医院中，由于缺医少药，按照战时的常规惯例，爸爸被送进属于暂时无力抢救的房间中自生自灭，奄奄一息。</h1><h1><br /></h1><h1> 当时妈妈也在这个野战医院当护士。瞑瞑之中，妈妈愰忽间鬼使神差地进入了这间与停尸房差不多的病房；瞑瞑之中，爸爸于昏迷中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发出了低微脆弱的呻吟⋯</h1><h1><br /></h1><h1> 爸爸被妈妈从死人堆里拉出来，终于起死回生而得救，医院认为是个奇迹。</h1><h1><br /></h1><h1> 为了不给爸爸造成政治上的影响，妈妈自参军后几乎与家里中断了一切联系，从来不敢回老家，也不敢让家里来人。我从小以来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每逢周日，爸爸拉着四胡，妈妈做着针线活儿随唱，都是科尔沁蒙古族思念故乡的民歌，如《努温吉雅》等等，曲调婉转忧伤，妈妈眼里噙满泪水。</h1><h1><br /></h1><h1> 一九七O年，爸爸妈妈历经文革中残酷的挖"内人党"运动而九死一生被放出来后，遂被"保留军籍，分散安置，遣送回原籍，带薪离职，控制使用"，我们全家回到我们五名子女从未去过的家乡哲里木盟（现通辽）。爸爸到军分区报到后，家里的住房还没落实，我们五名子女的转学问题也未确定，爸爸妈妈急切地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回妈妈的老家，全家回！</h1><h1><br /></h1><h1> 至所以说这是一个重要决定，是因为当时的爸爸妈妈还是被刚放出来的"带罪"之人，搞不好要影响今后的安排和五名子女前途的。在又一次经历了生死之后，爸爸妈妈已经顾不上这些了。</h1><h1><br /></h1><h1> 至今我印象深刻，我们全家七口人由通辽坐火车，到了大林后改乘马车前往妈妈的老家。爸爸妈妈自打参军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如今，这位昔日离家出走的地主的女儿，带着她的爱人，带着她的五名子女，带着近三十年音信全无的思念，带着满身的疾病与心灵的创伤，回家了！</h1><h1><br /></h1><h1> 在一个破败不堪的小院落里，我们见到了早已被全部戴上"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帽子尚被管制的姥姥、大舅二舅。姥姥早已双目失明，我只记得，她老人家从头到脚摸了一遍爸爸妈妈和我，老泪纵横，泣不成声⋯</h1><h1><br /></h1><h1> 那是我从小以来第一次面对面地见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非要消灭的阶级敌人一一地主分子。只觉得这个地主婆姥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非常可怜。</h1><h1><br /></h1><h1> 不久，姥姥和大舅相继去世。</h1><h1><br /></h1><h1> </h1><h1> </h1> <h3>爸爸</h3> <h3>妈妈</h3> <h3>爸爸妈妈</h3> <h3>姥姥</h3> <h3><br /></h3><h1> 三 </h1><h3><br /></h3><h1> 爸爸在辽沈战役中大难不死，经过了长时间的治疗和康复，之后，被授誉为"战斗英雄"。此时，爸爸的部队一一内蒙古骑兵被并入由林彪统帅的东北第四野战军而南下，爸爸被留在当地，参予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内蒙古军区成立的筹建工作，妈妈则在当地的陆军医院工作。</h1><h3><br /></h3><h1> 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后，爸爸工作日益繁忙，此时已经陆续有了我们五名子女，随之家务也日益繁重。爸爸的继母已经去世，限于政治原因，姥姥又不能从老家接来，妈妈遂从部队退职下来，专事照顾家庭。</h1><h3><br /></h3><h1> 这时候的我家，人丁兴旺，朝气蓬勃的。我们经常见不到爸爸，一旦爸爸回家，全家欢乐滔滔。动不动就搬着几个木头子弹箱子装东西，随着爸爸换防搬家，两三年换一个地方，我们感到很好玩，很开心，其乐融融。</h1><h3><br /></h3><h1> 一场文化大革命，把我们的家从欢乐峰谷拉入了苦难深渊，爸爸再一次九死一生。</h1><h3><br /></h3><h1> 文化大革命中，内蒙古有一个所谓的挖"内人党"运动，为此，百万人挨整，几十万人被迫害致残，数万人被打死或自杀，其中，军队内部尤为惨烈。在后来的拨乱反正中，此案被中央定为全国在文革中最大的冤假错案。</h1><h3><br /></h3><h1> 那时，动不动就听说谁谁被抓了、谁家被抄了、谁自杀了、谁被打死了。因为是蒙古族，那些日子里，家里阴云笼罩，我们虽小，但已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和即将来临的恐怖。</h1><h3><br /></h3><h1> 爸爸接到了去锡盟军分区参加团以上干部"集训"的通知，爸爸肯定地认为此行凶多吉少，开始默默地集中做一些我们母子们平日里难为的家务活，包括爸爸的强项一一为我们子女们撑鞋䃼鞋。有一次我在半夜醒来，听到爸爸妈妈还在交谈，爸爸嘱咐妈妈要相信人民相信党，任何时候也不要自杀，爸爸最牵挂的是五个孩子，尤其对我的好恶分明、锋芒毕露极为担心。</h1><h3><br /></h3><h1> 眼看着爸爸走了，妈妈搂着我们子妹五人，目送爸爸离家的身影，心情沉重。爸爸从此音信全无。</h1><h3><br /></h3><h1> 家里这边的形势很快恶化，随着对爸爸批判大会的召开，妈妈也被抓走。妈妈历经严刑拷打和残酷折磨，连续七天七夜被罚站而不让有片刻坐息。我们家被抄两次，我们子妹五人被从宽敞的营房家里赶出来，挤在一间紧邻部队马棚猪圈的小屋子里相依为命，度日如年。姐姐当时十四五岁，也被打成"小内人党"，白天在学校参加所谓的"学习班"，要求交待父母的问题，与父母划清界限，还要回来给我们四个弟弟妹妹做饭。</h1><h3><br /></h3><h1> 后来才知道，爸爸在集中营里是被折磨得最为惨重的几人之一。过去在电影里见到的国民党严刑拷打共产党人的十八般刑具爸爸几乎都偿到了，爸爸竟然被罚站十天十夜！</h1><h3><br /></h3><h1> 在锡盟军分区的集中营里开始相继死人，爸爸最终被打成脑出血，昏迷不醒多日，奄奄一息。这是爸爸有生以来第二次处在死亡的边缘，第一次是被国民党打的，第二次是被他曾为之抛洒热血的共产党自己人干的。</h1><h3><br /></h3><h1> 正在爸爸生命危在旦夕之际，锡盟军分区所在地锡林浩特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集中营里外配合"暴动"，几辆大卡车载着逃出来的囚犯，一路向北京狂奔！内蒙古打"内人党"的严重情况这才得到中央注意。</h1><h3><br /></h3><h1> 好心人偷偷送信过来，集中营里能跑的人都跑了，只剩爸爸几人 ，爸爸命悬一线。当时妈妈刚被放出来，被监督劳动，不能外出。我十四五岁的姐姐义无反顾，只身辗转躲过盘查，从几百里外最终来到了爸爸身旁。</h1><h3><br /></h3><h1> 爸爸躺在恶臭的床上，大小便失禁，无人照料，奄奄一息。他又一次在昏迷中恍惚觉得有亲人的身影在身边，这次听到的呼唤不是当年来自妈妈的"老那"（爸爸名叫那顺），而是姐姐的一声"爸爸"⋯</h1><h3><br /></h3><h1> 姐姐一位十四五岁的小女孩，举目无亲，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爸爸，在姐姐的恳求下，爸爸得到了治疗。终于，爸爸保住了性命，被抬上飞机送到内蒙古军区253医院治疗。</h1><h3><br /></h3><h1> 事后得知，我的父母至所以被折磨近死，是因为他们到最后也不屈认自己是叛党叛国的叛徒，也不揭发、乱咬任何一位他人。在当时的境况下，多少人被屈打成招，甚至编造了诸多的故事，以免遭受皮肉之苦和灭顶之灾。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挖"内人党"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直至所有的蒙古人都基本被整，就要发展成种族灭绝了，这才被中央叫停。对此，我曾在一篇纪念妈妈的文章里写到：避开死亡摧残，正如当时大多数人那样，把这件荒谬的事情儿戏般的承认下来又何妨呢，我的父母为之付出的是生死代价！</h1><h3><br /></h3><h1> 爸爸的生命保住后，留下了可怕的半身不遂的后遗症，由于是外伤所致，尚有恢复的一线希望，但需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超大强度的锻炼。我们亲眼看到爸爸为此付出了超常的努力。最终，爸爸得以全面恢复，好在爸爸当时岁数不大，算起来也就四十来岁。</h1><h3><br /></h3><h1> 不过，文革这要命的一击，还是为爸爸的身体留下了致命的后患。</h1><h3><br /></h3><h3> </h3> <h3>爸爸</h3> <h3>文革前爸爸视察部队牧场</h3> <h3>爸爸妈妈</h3> <h1> 四</h1><h3><br /></h3><h1> 在分散安置到落实政策平反这十年期间，爸爸其实过得不轻松，可能与古代封建王朝被污䧟而贬至塞外边关的将士有相同之处。虽然不再有囚犯的生活和非人的待遇，虽然获得了可以和家人们长年厮守而不再生离死别，但背负着政治上沉重的黑锅和一身的冤屈，空怀满腔的热血壮志和文武双全的过人才华而无使用之地，这可能是爸爸内心最为痛苦之处，因为这种境况是从爸爸最好年华的四十岁开始且长达十个春秋。</h1><h3> </h3><h1> 还是在文革之初，乌兰夫刚开始被批判，出于内蒙古地处"反修"前线的考虑，中央把爸爸的老部队、当时人称"乌兰夫的黑部队"、内蒙古军区独立师整编调至天津。爸爸在此前被委以重任，为加强边防建设而调到了边境小城二连浩特。从后来的结局看，被调到天津的不仅躱过了"挖内人党"的血光之灾，而且稍有才干者都得到了提拔，很多爸爸的战友甚至下级最后都官至军级。</h1><h3><br /></h3><h1> 在老家通辽的十年，爸爸被哲里木军分区安排在通辽县人民武装部，没有职务，没有权力。因为"政委"无大小，所以大家都称爸爸为"那政委"或"老那头"。</h1><h3><br /></h3><h1> 现在回想起来，爸爸毕竟是久经沙场与枪林弹雨的强者，他把所有的冤屈与不平压在心底，不计利益和得失，不讲条件与待遇，任劳任怨，默默无闻。没有分工就主动帮助别人找工作干，哪里有困难，爸爸就出现在哪里。很快，爸爸得到了全体干部战士的认可、敬佩与喜爱，领导班子有事也愿意找爸爸商量。</h1><h3><br /></h3><h1> 一九七六年，也是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后的第二年，当时姐姐和二弟还在插队下乡务农，三弟和小妹在上学。在一次部队营房改造建设中，爸爸身体力行，不幸被一根木头掉下砸到了头上，恰好是在文革被打得脑出血的患处！爸爸随即昏迷不醒。</h1><h3><br /></h3><h1> 整整七昼夜，爸爸第三次处在死亡边缘！</h1><h3><br /></h3><h1> 也许是爸爸的冤屈还沒有得到昭雪而不甘心，也许是他的五名子女还有四位没有独立工作而不放心，也许是妈妈自被放出来后一直多病缠身而不忍心，爸爸又一次起死回生。</h1><h3><br /></h3><h1> 那天凌晨爸爸突然睁开闭了七昼夜的双眼，陪床的一位部队参谋与我恰好在身边，我们惊喜不已。当时爸爸尙说不了话，只能在纸上写字做简短交流。陪床的参谋问爸爸好了以后还这样工作吗？只记得爸爸在纸上写到："为革命，不死就干"。</h1><h3><br /></h3><h1> 后来这句话被写进了爸爸的事迹中而成为吉林省军区宣传工作的一个亮点。</h1><h3><br /></h3><h1> 现在分析起来，爸爸之所以说出这句挺"豪言壮语"的话，做为比较了解他的儿子，我是这样认为的：做为那个年代为了追求理想而参加革命并曾出生入死的爸爸来说，他是具有这个情怀的；做为在文革中饱受摧残，至今未予洗去冤屈并对此抱有无限希望的爸爸来说，也许蕴含着创造政治资本以重获政治清白的成分。不论出于何种真实的想法，这句话从有些人嘴里说出来可能是虚，但是，在敢以生命做条件并且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爸爸来说，字字真情，句句实言，掷地有声，铿锵有力！</h1><h3><br /></h3><h1> 后来，爸爸被吉林省军区表彰并被授予我军"雷锋式模范干部"的称号。吉林省军区曾上报拟提任爸爸为省军区副司令员，但鉴于爸爸文革冤案在身而未获批准。</h1><h3><br /></h3><h1> 爸爸离休后，被组建为原骑兵十一团团史编撰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做为亲历者且为编委之一，爸爸为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一开始，爸爸没有承担执笔工作，主要是考虑妈妈一直身体不好需要集中精力照料，同时也想在五个子女居住的三地经常走动，以享天伦之乐。不料，前后执笔的两位老同志因文字能力有限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进展而且相继去世。这时有一种说法在老同志圈子里流传：写团史如魔咒，谁写要谁命。</h1><h3><br /></h3><h1> 爸爸不顾妈妈的强力反对，最终正式承担起执笔工作，爸爸为此付出了那两年的全部精力。鉴于爸爸的文字能力和思想水平，团史起草工作进展快速。那两年我由通辽开会去呼市回家，爸爸常跟我这位中文系毕业的儿子讨论一些写作问题。爸爸曾对我说，有一些老同志总是盯着、计较着在团史里有无自己的名字与记载。爸爸对此旗帜鲜明：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们活着人幸运多了，要多写他们。对现如今在世的人，除了因团史需要必须提到的以外，其他尽量少提。爸爸以身作则，对自己在解放战争的那次险要性命的重伤只是一句话带过："战斗中，三连指导员那顺身负重伤"。</h1><h3><br /></h3><h1>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六日，晚饭后，爸爸对已经完稿的团史最后两个细节问题与他人打了电话并作了文字上最后的修改，爸爸终于了结了一个重大的心愿。在睡前热水泡脚时，爸爸长舒一口气，对妈妈说，终于完成了，现在可以安心了。</h1><h3><br /></h3><h1> 晚十一点多钟，已经熄灯睡下，妈妈妈发现身边的爸爸喘息声不对头，急忙开灯，此时的爸爸，头歪在枕边，满嘴白沫⋯</h1><h3><br /></h3><h1>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七日十四时二十五分，爸爸因脑动脉大出血，在没有任何先兆、没有任何痛苦、没有任何抢救余地的情况下，与睡梦中离开人世，离开了无限热爱、敬仰、崇拜他的妻子与子女，离开了家境条件越来越好的生活⋯</h1><h3><br /></h3><h1> 爸爸的去世，应了那个"魔咒"，但爸爸是在完成任务之后，没留遗憾。</h1><h3><br /></h3><h1> 经医院诊断，要了爸爸性命的脑出血的点，正是爸爸在文革被打、后来又因公负伤的那个患处！</h1><h3><br /></h3><h1> 医学常识告诉我们，有过脑出血病的患者，最忌情绪上的大起大落。爸爸头部的伤处，历经两次打击已经非常脆弱。不难想象在爸爸写作团史期间，几十年的风云激荡、爱恨情仇时不时如大浪淘沙般冲刷着爸爸的大脑与神经。在最终完成这部爸爸视为生命的著作时，大悲大喜大哀大乐如最后一道巨浪撞击爸爸大脑血管的堤坝，口子从最薄弱处撕开⋯</h1><h3><br /></h3><h1> 在那烽火连天的动荡年代，爸爸迈出的人生第一步是蒙古骑兵十一团；历经一辈子的风霜雪雨，爸爸离世的最后一步，竟也踏在骑兵十一团！</h1><h3><br /></h3><h1> 我的爸爸我的爱！</h1><h3><br /></h3><h1> 爸的骑兵爸的团！</h1> <h3>爸爸离休前</h3> <h3>爸爸撰写团史的手稿</h3> <h3>出版的骑兵十一团团史</h3> <h3>一九七五年哲里木报报道爸爸的事迹</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