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记忆——六七十年代关中农村生活（副本）

青龙会

社员

生产队

人们

六七十年代

农村

粮食

生活

没有

毛主席

国家

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往事从我们身边淡出，直到它们的身影在岁月深处越来越模糊。几天前看到一篇文章《故乡那水》，忽然想起家乡六七十年代农村人的生活情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代，行政管理是按省，市，县，人民公社（现在的乡镇一级），大队（现在村一级），生产队（现在的村民小组）社员（现在的村民）。有一首歌《社员都是向阳花》就是那个时期的，一切实行集体管理制。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那时农村人生活的真实写照。所有的生活来源都要参加劳动记工分，再由挣的工分折算成粮食，柴草，好一点的还分红，男社员劳动一天记10分工，女社员劳动一天记8分工，即使分红也分得很少。生产队的社员听到钟声，男女社员都会集中到队里的大槐树下面，听从生产队长安排活，拉粪的、犁地的、撒种子的、打糊结的（砸土块）、溜化肥的、打农药的、积肥的、给牲口铡草的、扬粪的、犁地的，摇耧的，牵牲口的、倒地的、浇地的，割草的，套磨子的，吆车的等说不完的农活……

清早起来，女人们开始生火做饭，家家烧的主要是麦草，玉米杆，树叶，一把麦草，几个玉米芯芯，一根火柴就点着了，男人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离家较远河下的井里去担水，用一条长绳把水桶系好下到井里，用手摇几下，等桶水满了从井里把水吊上来，再用扁担挑两捅水，沿着盘旋曲折的陡坡担回家，有的回到家就剩两个半桶了。当男人们在崖下的河滩干活，午饭熟了的时候，女人们会在崖上边扯着嗓子喊一声“吃饭了——————水捎上”，就是干一晌活，回来时还要担两桶水。遇到阴雨天道路泥泞，坡陡路滑，吃水就更难了。当时流行一句话“累死累活，不给郑尚坡干活”（郑家坡，尚家坡村名），可见当年生活吃水与环境是多么的艰辛和恶劣。

人们心底善良，劳动俭朴，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一天三顿饭，三出勤，村里农忙时候晚上还要加班，劳动时间长，出工不出力，中午和下午都要在地头休息一次，收工时还要给猪拨点草，给羊捋些树叶子，队长常说“给集体干活养病，给自家做活拼命呢”。一天的生活，早上玉米珍子，大珍，玉米面馍就咸菜，中午打搅团，糊糊面，家道好的隔几天吃一顿面，油水少，晚上吃剩饭喝剩汤，稀的都能照月亮。

那时候，人们生活没有一点压力，就连吃了饭干什么活的事情都不用管，见人常说，社员不操队长的心，但要考虑如何才能吃顿饱饭。人们劳动主要是为解决吃饭问题。土地贫瘠，农作物没有优良品种亩产量低，一年辛辛苦苦三百多天，整天劳动不停也打不下多少粮食，大部分交给国家，分到每户的就没有多少了，农副产品如棉花，莱油，蔬菜，红薯，猪肉就更少，棉花每年毎人分一斤，队长给社员偷分，有人举报反映要处分队长，还要退回棉花。油一年人分一斤半棉油，几乎分不到菜籽油，因为莱籽油定的任务很高，一般都完不成任务，生产队长也不敢安排人偷着榨油。只能分些棉耔榨的棉油，棉花生长期间经常打农药1059和敌敌畏辣，六六六粉等，所以棉油不香，苦的不好吃。每年的农历二三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大部分家庭都没啥吃，下河滩挖野菜，上树采榆钱，去沟边揪苜蓿……充饥，对于每天干重体力活的农村人来说，是远远吃不饱的，一年难吃两回肉，一般过年才有机会吃上肉，艰苦的农村生活造就那一代农村人骨瘦如柴的魔鬼身材，没有或很少有现代人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没有将军肚。

尽管吃不饱穿不暖，但人人都很乐观。

我印象最深的是到晚上刚喝罢汤（就是吃晚饭），生产队队长就吆呼开了，“男女社员开会了”，父母急急忙忙都出去了，昏暗的油灯下，铺着篾席的大土炕上，一头我和弟弟，另一头我祖母正在纺线，嗡儿嗡儿的作响。那些日子，人们白天上工，晚上开会，学习背诵毛主席语录。当时实行“早请示，晚汇报”，早上出工前先在毛主席像前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给毛主席请示今天要干什么，在地里集体干活时，地头插上红旗，旗下敦放毛主席画像，晚上社员开完会后，统一要给毛主席汇报一天的工作，再齐唱《东方红》才能各自回家。墙上到处都是标语口号，我耳朵都灌满了，随便什么时候张口就能背出来，什么“*****”，“人民公社好”，“中国共产党万岁”“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独主自主，自力更生”什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绝大多数口号我都不懂，但有一个标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中的一句“广积粮”我一点都不理解，“广积粮”，我家粮食从来就没够吃过，大米什么样从来没见过，整天吃玉米面，高粱面，吃麦面的次数很少，即使吃也又黑又粗，我都怀疑是不是小麦磨的面，按说主产粮食是小麦，吃上小麦面没问题，为啥吃不上，后来问过父亲说，大部分粮食都交到公社粮站了。

那时农民没有压力并不是没有负担，我印象中主要有以下凢方面：

1.上交公购粮。有一首笛子曲《扬鞭摧马运粮忙》就是那时期的

“公购粮”其实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公粮”（相当于后来的农业税）不给农民付钱。它是按照土改时的“四固定”核算下来的。另一部分是“购粮”（国家订购粮）。它是“统购统销”政策的产物。“购粮”是国家先付一些定金给农民，秋收以后农民把国家定购的这一部分粮食上交给国家。而实际执行中，国家按政府定的收购价付给过农民钱，价格远低于当时市场价。不管丰产还是歉收粮食照样要按订购的任务交。当时口号，“支援国家建设。”　　

2、上交农副产品（包括牲猪和经济作品）。

上交农副产品（包括牲猪和经济作物产品）。

这一部分不属于无偿上交，是廉价要生产队卖给公社供销社的。我们队上那时养猪，种菜，就给武功镇蔬菜组送蔬菜，给收购组送猪，每个生产队要按规定完成国家任务。没有完成国家任务的生产队，不准分配这些国家统购物资。比如，没有完成上交牲猪任务的生产队，过年过节不准杀猪。没有完成棉花任务的，不发布票，这就是当年农民，种田的没有饭吃，养猪的没有猪肉吃，种棉花的没有衣裳穿的原因之一。

3.上交战备粮也叫储备粮（中苏关系恶化后才有的）把生产队的余粮以低于市场价的钱卖给国家，实际上大部分村都没余粮。有一段眉户戏《姐妹喜晒战备粮》描写的就是那时人们的心情。

本来地里打的粮食就不多，经过这些环节后，生产队再留一部分做种子牲畜饲料，分到农民手的粮食就没有多少了，这也是没啥吃的原因。

那个年代的人团结有凝聚力，集体观念强，普遍人为：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人们最大的愿望是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每逢天灾或粮食减产，人们没啥吃，国家也不是不管，会救济一下，叫吃“救济粮”（也叫反销粮），就是把原来从“社员”手中统一收“购粮”以很低的价格卖给“社员”。

人们穿衣很检朴，主要由家庭妇女纺线织布，计划经济，没有自由贸易市场，买布做衣服，买布要有布票才能买，不是你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买东西要在供销合作社或大队的代销店买。一件衣服大人穿了娃娃穿，娃多的哥哥姐姐穿旧了弟弟妹妹穿，几乎衣服上都有补丁，有的人还补丁摞补丁，没人笑话。当时最时兴的穿衣打扮是一身黄军装，胸前带毛主席像章，身背印有“为人民服务”红色毛体字的军绿色挎包，手里拿一本红皮毛主席语录本。

大人们在地里干活，小孩大的带碎的玩耍，捉迷藏，跳房，跳绳，踢毽子……偶尔能吃一根冰棍，一颗水果糖就相当于现在的孩子吃肯德基，麦当劳了。人们除非过年能穿上一身新衣服，所以，那时孩子们最昐过年了，有白馍吃，有新衣服穿，要是给2毛钱的追命钱（压岁钱）那就高兴地不得了。平时出门主要靠两条腿步行，到親戚家叫走亲戚，赶集上会，有5毛钱就很满足，能买个饼子，油糕，麻花，一包五香花生，再买一碗面就没有了。

轰轰烈烈的“文在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批斗会的场面，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是天方夜谭，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却真实的存在。

运动开始不久，农民也积极投身其中，破“四旧”，抄家，烧书，后来斗争对象扩大到批斗社队干部及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

在农村，自解放以来，特别是经历土改后，广大农民深感共产党的恩情，党组织在农村威信很高，党支部的负责人一般是德高望重者。记得我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叫郑鴻福，上面还有派来的驻队干部，叫赵尙义，个子不高，穿一件白色上衣，开批斗大会时，坐在主席台上，讲话嗓门很大，“郑德福搞复道，支部书记不知道，治安主任来报告”，会场下鸦雀无声，由于我们大队没有地主也没有富农，只有一个“四类分子”叫郑德福，所以，每次开批斗会时只有他一个人低着头站在前面，用细绳子吊一个大牌，挂在他的脖子上，牌上用毛笔写着几个大字“一贯道”反革命分子。有时为寻找批斗对象，扩大战果，一些平时爱说牢骚话，说过一句错话，干过件错事的贫下中农也遭过殃。我队有一个老汉郑天荣，我叫四爷，一天下午，大伙下工了从坡上往回走，他向大家说“毛主席的老婆叫江青”后来被传出去，社队干部骂他“胎里懂”，被批斗了一回。因此，那个时候，人们有说有笑，但对政治很敏感，谨言慎行。

六七十年代，农村经常停电，特别是晚上没电一片漆黑，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去供销社买点煤油，用玻璃瓶做个煤油灯，贫困的家庭，就用一个碟或小碗，里面倒些棉油，再搓一根捻子，那小灯的火焰只有豆粒大小。

由于六七十年代文化生活娱乐活动少，不象现在，有手机，电视，麻将，跳广场舞，看歌舞，那时候，有个小匣子半导体收音机己经很让人眼红，虽然只能收一两个台，但每天听听新闻也己经是很享受了。

看电影，是当时一大乐事，堪比过年。农村放电影一般在露天，一个小屏幕，一个小放影机，一两部电影，一片完了接着放下一片，放电影时，附近村庄的村民都会赶来，人比较集中。一打听晚上有电影，下午田地里干活的早早收工，家家户户晚饭比平时早，吃完饭就往放电影的地方跑，有的家庭主妇为了看电影，连碗都没来得及洗，怕电影开演了。前面大都是碎娃，在地上跑来跑去，有的电影开演时把手伸的老高在屏幕上留下他的手影。大人们带着高凳子低登子，有的用凳子占座位，夲村人占尽地利坐的多，附近邻村的人大多只有在后面站着。

有几部电影印象较深，《渡江侦察记》《智取威虎山》《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地雷战》《红灯记》《沙家浜》《卖花姑娘》……虽然不多，看过了，但只要放电影，还要看。影片的情节熟记于心，影片中的歌曲谁都能哼两句。不信你听：“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是不幸的，物质极度匮乏，生活水平极低，因为兄弟姐妹多，绝大多数都是哥哥姐姐带大的，没有感受过父母的疼爱，只有饥饿与贫穷。过的是衣不裹体，食不饱腹的生活，绝大多数人文化水平偏低，经常喊的口号“人多力量大”“人定胜天”，生病没钱去医院，靠土办法吃点草药，只有年令大的老人病重才会用床板抬几里外的医院看，若住十天八天医不见效，老人都会自觉地叫家人抬回家里听天由命，年轻人结婚提倡晚婚晚育，婚礼很简单，最奢望的就是“三转一响”《“三转”指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一响”指收音机》，二十年后，以前这一代他们长大了，也是改革开放的开始，他们凭着一身力气，一股子干劲，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从身无分文，白手起家，到衣食无忧，他们是新中国建设的主力军，也是家庭的顶梁柱，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肩负着重担，对上要赡养老人，对下要抚养子女，他们是中国最苦命的一代人，虽己年过半百，还要继续劳作，一直忙碌不曾享受的生活。

每年春分前后，苜蓿花开的田野，银色的铧犁在田间翻滚，老农，黄牛，骡马构成一幅美丽的田园耕作图。

在苦难岁月的往事中，如煤油灯，独轮车，风车，水车，马拉车，铧犁，碌碡，牛梨地，石碾子，石磨子等这些遥远记忆里的物件，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相信现在的年轻人，很少见过。

远去的记忆变成了故事，象一夲书写也写不完，那个年代没到农村的人是体会不到的，人们虽然在贫瘠的土地上奋斗，但却不卑微，很开心很乐观。正如大多数60后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童年很快乐，我们的青春很长，我们的记忆很深刻”。

回首往事，记忆并不遥远，这些记忆让人真切地感悟，这个世界曾经还有那么纯真的美好。

［图片来自网络］